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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它的作者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病逝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 他20岁左右步入仕途，40岁以后任中央高级官员和岭南、淮南等地的长官，近70岁时任宰相，78岁因病退休，不久去世。 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处理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又以政治家的见识撰写历史著作，这使他在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通典》开始写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左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于淮南节度使任上，全书的修撰用了整整35年的时间。杜佑对史学的社会功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通典·自序》）他要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导。这个著述旨趣，决定了《通典》基本价值。 《通典》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它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 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 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是相当丰富的。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等等。《通典》为人们研究、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 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治、经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 他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虚设。 他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对于古代思想观念的发展进步有一定影响。他在书中把食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在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当时的中华与少数民族落后状况的对比，正生动反映了中华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这个论证已有一定的科学因素，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 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他强调“随时立制，遇弊则变”（《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郡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对于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之说而获取胜利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说，他根据史籍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在《通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内容，使《通典》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 杜佑还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着不少杰出的见解，对于社会建设是很有补益的。 《通典》礼的部分占去了过多篇幅，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没有记载军事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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