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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问对》一作《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一书的简称。全书因以李世民与李靖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而得名。 自《唐李问对》一书行世以来，历代学者就普遍认为此书是北宋仁宗时（1023—1063年）人阮逸的依托之作。如陈师道（1052—1101年）的《后山谈丛》、何薳（1077—1145年）的《春渚纪闻》认为此书是阮逸所著。邵博（？—1158年）的《邵氏闻见后录》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认为此书是阮逸拟作和假托。后人因《唐李问对》一书不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太平御览》、《武经总要》等书没有引用该书，其内容文字又浅陋不文，也都认为此书是赝作，成书于北宋中叶。 不过，也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的。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就认为此书并非出自阮逸的假托。 值得注意的是，从《唐李问对》曾论述到上古阵法等宋人已不甚了了的问题来看，此书恐怕不是阮逸所能凭空臆造，而是应另有所本。公元1042年成书的《崇文总目》著录有《李靖行述》1卷、《韬钤秘录》5卷和《卫国公手记》1卷。南宋人王应麟所撰《玉海》卷141《兵制·兵法·〈李卫公问对〉》条引《书目》说：“李靖《兵钤新书》1卷，载靖与秦王论兵，如《问对》书。”据此，可知《唐李问对》一书很可能是阮逸根据《李靖行述》、《韬钤秘录》和《卫国公手记》诸书编撰附益而成。 《唐李问对》共分3卷。卷上主要论述奇正、阵法、兵法和军队编制等问题。 奇正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中常用的一对概念。自黄帝以来的兵法都主张先正后奇，先仁义后权谲。曹操解释奇正说，先投入战斗的是正兵，后投入战斗的是奇兵；正面作战的是正兵，从侧翼发动攻击的是奇兵。此书作者认为投入战斗的主力部队是正兵，主将自己统率的出击部队是奇兵。奇正之分不在于投入战斗的先后，以及是正面作战还是迂回侧击。它指出，奇正之分完全是人为的，奇正可以互相转化。训练部队时，可按奇正来划分，但在作战时，却不能有奇正有别，固定不变的观念，而应随机应变，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无穷，使敌人捉摸不透，将我军的正兵误认作奇兵，奇兵误认作正兵。它对奇正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发展了《孙子兵法》有关“奇正相生”的思想。它又对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的名称提出了新的解释。作者认为，八阵本是一阵，临阵对敌时，出于变化制敌的需要，才散成八阵，战斗结束后，又复归为一阵。其中天阵、地阵的名称来源于旗号；风阵、云阵的名称来自旛名；龙、虎、鸟、蛇四阵的名称则本自队伍的分别。后人出于误解和以讹传讹，才将其误认为8种事物。其实在实际战斗中，阵势的变化远远不止这8种。它还对楚国和中原各国车兵编制的差异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它指出，按周朝兵制，每车一乘由步兵72人，甲士3人组成，分为3甲，每甲25人。楚国每车一乘由150人组成。这是因为楚国地处丘陵和江河湖泽地带，车少而人多。 卷中主要论述如何戍守北边、训练军队、择人任势、避实击虚、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和排列营阵诸问题。 它认为，在平定突厥和薛延陀后，戍守北边的汉兵和蕃落应采取不同的教习方法。一旦战争爆发，就临时变易两者的旗号服色，使敌人难以捉摸，产生误解，然后出奇制胜。它又认为，君主良将应善于选择将士，利用其优势。蕃兵的长处在于骑兵，汉兵的长处在于强弩。善于用兵的人应分别利用和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以战胜敌人。它还发展了《孙子兵法》中关于虚实的思想。虚通常指劣势和弱点，实则指优势和强点。要识别虚实，必须先懂得奇正相生的方法。不懂得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就不会了解虚是实，实又是虚。懂得了奇正相生，就可以采取主动，用这一方法来调动敌军，从而摸透敌军的虚实，然后用正兵对抗敌军的坚实之处，出奇兵攻击敌军的虚弱之处。敌人以为我是正兵，我就出奇兵攻击它，反之，就用正兵攻击它。这样，就可以达到掌握主动，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的目的，并最终战胜敌人。作者在这里全面而又深刻地论述了虚实与奇正、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对如何争取用兵的主动权问题作了精彩的阐述。它又指出，为保持和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削弱敌军的战斗力，可以采用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和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的方法，来取得作战的胜利。它还对李靖创制的六花阵作了详细、朴实的阐述，指出该阵来源于诸葛亮的八阵法，并介绍了方、圆、曲、直、锐等阵形和阵名。这在阵法研究中阴阳五行八卦之说和穿凿附会之风盛行的时代，是十分难得的。唐宋时的军事著作往往将古代军队宿营部署的营，和作为战斗队形的阵这二个概念混为一谈。作者在这里虽没有犯同样的错误，但也没有将这二者的区别和联系论述清楚。 卷下主要论述重刑峻法与胜负的关系，以及义利、主客、步兵对抗车骑、分合、攻守、御将、阴阳术数、临阵交战和对兵法的理解等问题。 它认为，用兵应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要铲除大患，就不能顾虑小义。主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因时制宜，善于反客为主，变主为客，才能屡战屡胜。它又对《孙子兵法》“形”篇所说的“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它认为，“不足”不是指弱，“有余”也不指强，而是指有胜算或胜利的条件。“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指的是当战胜敌人的条件不足时，我就防守；当取胜的条件有余时，我就进攻。这种解释是颇有道理的。它虽遭到一部分学者的反对，但又为另外一部分学者所接受。它对攻守的论述是相当精辟的。它指出，进攻是防守的枢纽，防守是进攻的策略。 进攻不仅仅是进攻敌城、敌阵，还必须攻敌之心。防守不只是守卫营阵壁垒，还必须保持我军的士气，等待战胜敌人时机的到来。它认为，攻敌之心的人就是所谓的知彼者，保持我军士气的人就是所谓的知己者。使自己不被敌人战胜，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先使自己不可战胜的人，就是知己者。我军可以战胜敌军，在于敌军有可乘之机；等待并寻求可以战胜敌人之时机的人，就是知彼者。这是用兵作战要点。 不过，它在论及攻守时犯有将攻守和好战、忘战这二个概念混为一谈的错误。它一方面引述《司马法》说：国家虽大，好战必定自取灭亡；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争势必危及稳定。另一方面又承认好战、忘战和攻守的道理是一样的，将进攻等同于好战，将防守等同于忘战。其结果就是将攻守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态势和作战形式，与好战、忘战这两种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相提并论，混而为一。 它还指出，阴阳术数不可信，功成业就，事在人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它又认为阴阳术数是不可废除的。其理由是用兵作战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善于用兵的人自己不能相信阴阳术数，但可以假托和利用这些东西，以驱使和命令那些相信阴阳术数的贪欲、愚昧之辈。 总之，《唐李问对》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兵书。它提出了一些新的创见，发展了前人的一些光辉思想。毋庸置疑，它也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但这些错误和不足并没有构成这部著作的主要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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