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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帮助武王建立周朝之后，被封在齐国。姜太公到齐国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隐居在海滨，有贤人之名的狂、华士两兄弟杀了。封在邻国鲁国的周公听说后大惊，急派特使来问：“这两兄弟是有名的贤者，你为什么刚刚建国就杀贤人？”姜太公说：“这两个隐士不臣于天子，当然更不可能做我的臣子。他们又不友于诸侯，我也无法派他们用场。他们吃的是自己种的粮食，喝的是自己打的井水，完全无求于人。先王之所以能够驱使臣民，不是靠爵禄之利诱，就是靠刑罚之威逼。但现在我的赏罚对他们都毫无作用。他们不想做官，对我的统治无益；请他们做官又不肯，对我的统治有害。他们以贤人的声望蔑视我的政权，将会成为其他臣民的坏榜样。有贤人之名而不被国君所用，就是该死的罪。” 从情节内容来看，这几乎不能算寓言，而主要是说教。但这只证明韩非的寓言才能之低下，却不能因此否认这是一个寓言。至少有两点理由可以证明这是寓言而非史实。 首先，周武王姬发伐纣途中受到伯夷、叔齐两兄弟的叩马谏阻，责以君臣大义，认为武王以诸侯讨伐天子是犯上作乱和以暴易暴。武王怒而欲杀，姜太公认为他们是贤者而劝止了武王。伯夷、叔齐后来隐居首阳山，因“不食周粟”而饿死（见《史记·伯夷列传》）。而韩非在寓言中却让姜太公反过来杀了两个丝毫没有冒犯他的隐士，与太公劝阻武王杀伯夷、叔齐的史实完全无法协调。何况姜太公自己就曾是垂钓于渭水之滨的隐士，杀隐士更于理不通。根据这一分析，我认为韩非编出这个寓言，正是为了以私见己意“重写”历史。他认为周武王欲杀伯夷、叔齐是对的，太公不该劝阻。因为伯夷、叔齐两兄弟敢于直斥武王之非，已经犯了不可饶恕的轻君大罪。所以寓言中被杀的两人是亲兄弟决非巧合，恰是影射。并且寓言中特别强调不食君禄、自耕而食等与夷、齐相关的细节，其影射之意可谓昭然若揭，我相信他是故意要让读者看出他的影射。可惜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相矛盾：如果说伯夷、叔齐犯上该死，是对绝对君权的挑衅，那么他本该同意，伯夷、叔齐认为武王伐纣是以下犯上的意见也是对的，首先该死的倒应该是周武王。何况伯夷、叔齐谏阻姬发之时，姬发尚不是天子，而姬发伐纣时，纣倒是天子。两者相较，伯夷、叔齐不过是犯上，而姬发则是弑君。这正是所有维护君臣纲常的中国思想家的最大心病，为此孟子不得不用“闻诛独夫矣，未闻弑君”之类狡辩来为周武王开脱，而韩非则蛮横得连托辞都没有。对韩非这样的暴君辩护士来说，他只有绝对的势利眼，只为既成事实和现存秩序辩护，而不在乎理论的内部统一和标准的前后一致。他不在乎姜太公的前后一致，也不在乎自己的前后一致，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为暴君提供暴政的理论根据和诡辩逻辑。 其次，周公姬旦因为协助武王建国和辅佐年幼的周成王，长期在周朝首都镐京任职，所以他并没有亲赴封国，而是让儿子伯禽到鲁受封（见《史记·鲁周公世家》）。寓言中的周公姬旦却是在紧邻齐国的自己的封地鲁国听说太公杀贤而派特使质疑的。这固然是为了让周公得以方便地出场，恐怕也是韩非伪造历史时的一时疏忽。韩非确实想让周公出场发表一通在他眼里的“腐儒”之论，以便姜太公（实际上是他自己）痛痛快快地教训周公一顿。众所周知，周公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家，而孔子的道德说教是韩非深恶痛绝的，所以教训周公就是间接地教训孔子──在尊师如父的中国，韩非身为大儒荀子的弟子，毕竟不敢明目张胆地教训本门的祖师爷。姜太公则是韩非心目中的政治英雄，深于文韬武略，精通阴谋诡计。韩非多么渴望自己有姜太公般的幸运，能够得到当世暴君秦王嬴政的礼遇啊！但韩非一方面艳羡姜太公，另一方面却深怪太公过于心慈手软，没有杀了伯夷、叔齐，所以他要替古人执法，代先王改正错误──在他眼里，先王是不值得效法的。他显然不自知，像他这样天性凉薄的刻薄寡恩之徒千古罕见。姜太公虽然是阴谋家，却并非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韩非从来就不懂恩威并施、刚柔相济之道，他只知继承自己的法家先驱商鞅的一味轻用重典，一味痛下杀手。他虽然推崇阴谋家的祖师老子，却忘了老子所说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要杀得血流成河，偏不信天下人会真的不怕。这只能说明，他自己是冷血动物，同时也是卑怯之徒。 这正是人性的辩证法，宽容的仁者，除了有不忍人之心之外，同时也因为自己内心极为刚强，不可能被暴政吓倒，推己及人，就深知暴政并无真正的效果。而内心卑怯之徒，除了天性凉薄之外，也因为自己极为虚弱，推己及人，就误以为人人像他一样恐惧暴政，所以当他对他人施暴时，是以设想自己是受害者将会何等痛苦，来推测受害者的害怕的，所以他越是卑怯，就越是认定暴政是最佳的统治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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