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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是万虫之王，当它温柔可爱的时候，人可以跟它亲昵游戏，甚至可以骑到他的背上去。但是龙的咽喉下面有尺把长的两条逆鳞，如果有人在与龙嬉戏的时候不小心触碰到了这两条逆鳞，那么刚才还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龙，立刻就会翻脸杀人。 韩非接着说：“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撄人主之逆鳞，则几矣。”实际上整个寓言完全是韩非编出来的鬼话。他的目的，无非是为喜怒无常、动辄杀人的暴君提供貌似合理的辩护。从此，“逆鳞”一词就成了帝王专用，正如龙是帝王的专用图腾一样。“逆鳞”之说问世之后，暴君不论有无理由，都无须为自己的暴虐残忍作任何辩解，因为韩非早就“有言在先”了。逆鳞之用大矣哉！我愿意退一万步来假设，即便以暴君的逻辑确有杀人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否有必要“扩大化”到杀那么多人：诛三族、夷九族、连坐无辜；屠人城、灭人国、血流飘杵？是否有必要“无情打击”到用这些残酷手段：砍脚、挖眼、断舌、剜心、宫刑、抽筋、剥皮、炮烙、大辟、腰斩、车裂、凌迟？──姑列一打，恕不尽举。我相信，如果没有韩非的逆鳞之说，暴君决不至于杀得那么理直气壮，而暴君的刀下鬼也决不会自认命该如此！ 我们现在看到的龙的形象，确有两条长长的龙须，逆向朝前伸出──大概这就是韩非说的逆鳞吧。不过并非韩非说的那样在咽喉之下，而是在龙鼻两旁，这更说明韩非是在胡诌。但即便是这两条逆向的龙须，我也从未在韩非之前的龙图腾上看见过。所以我疑心中国人心目中的龙原本并没有什么逆鳞，是韩非在这个用心险恶的寓言中杜撰之后，御用画师才添上了这个令人憎恶的细节。我从来就不喜欢龙，而龙身上最令我反感的，就是这两条逆鳞。 即便逆向的龙须与韩非想象的逆鳞不同，但龙的形象的描绘者深知，自从韩非之后，任何忠告都会触犯帝王的逆鳞。哪怕并非逆耳的忠言，而是溜须的谗言谀词，但只要马屁拍得不完全到位，就算拍在马脚上；只要顺毛捋得不够舒服，就算抹到逆鳞上了。 有了“逆鳞”一说，被无辜残杀的中国人民历经两千年之久，从未想过暴君是否有权生杀予夺。在韩非之前，中国人的思想勇气并不亚于任何民族。但韩非的“天才创造”窒息了中国人的头脑，使他们的大好头颅除了供暴君随意砍杀之外别无他用。任何忠臣顺民无辜被杀，甚至因其无限愚忠和无限恭顺而被杀，也无怨无悔。所谓无怨无悔，本身就是一句奴才表忠心的话。也就是说，本该怨恨暴君对自己的暴虐，本该悔恨自己对暴君的愚忠，但现在暴君的刀下鬼们竟丝毫无怨无悔。如果说他们确有所怨，确有所悔，怨的只是自己为何如此不小心，竟触了逆鳞；悔的只是自己为何如此坏记性，竟忘了韩非的“忠告”。 韩非的忠告，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丑话说在前头”。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只有对他人的人性之善毫无信心，又对自己的人性之恶不思改进，才会丑话说在前头。丑话说在前头，对于听者是侮辱，对于言者是无耻。中国人第一次坐车，如果听别人说过是五元，于是不问价，到了地方车夫就收你十元，因为你没把丑话说在前头，所以心中窃喜的车夫把你当成了冤大头。要想不做冤大头，你就不得不学会丑话说在前头。习惯了丑话说在前头的民族，久而久之就不知其丑。中国人买一件自己想要的东西，必须装做不太想要，才能得到比较公道的价钱。装出不想要，是丑话说在前头的一种变体。反过来，如果车夫是老实人，说丑话的角色就颠倒了，他为了生计，不得不主动对坐车人把丑话说在前头，免得遇到流氓，到了地方你要价五元，他把眼一瞪说，大爷我坐这车从来只给三元，要五元你何不早说？所以丑话说在前头的都是弱者，像帝王这样的强梁者，无须自己把丑话说在前头，自有韩非这样的丑类代替他说。强梁者自己无须出丑，却能尽享丑类代说丑话之后的所有好处。久而久之，只要勇于无耻，任何丑话都敢说。而只要说过，丑话就变成了真理。“我早就说过……”是中国一切强词夺理者的开场白。没有人问问：即便说过，但此说是否有理，是否胡说？没有人想想：早就说过，是否即便无理也得照办？当然，作为变体，“别人早就说过”也成了有理的一种，“古人云”、“圣人曰”就是不独立思考的强词夺理者的口头禅。现在，“洋人说过”也有了同样的作用。古人之糟粕、洋人之滥调都一概照单全收。中国人读书大抵不是作为自己独立思考的辅助、参照和砥砺，而是为了收藏各种“别人说过”的护短武器备用。今天的护短需要“古人说过”的矛，就大舞其丈八蛇矛；明天的护短需要“洋人说过”的盾，就猛挥其方圆之盾。只求一时胜人之口，而从不在乎自相矛盾──连发明这一词语的韩非在内。 上文所说想买东西装出不想买，是丑话说在前头的一种，中国古人想当官而大张旗鼓地做隐士，也是一种对付有逆鳞的帝王的狡智。你丑话说在前头：要想食我之禄，就得小心逆鳞；我也丑话说在前头：并非我想做官，是你硬要请我出来做官的。到时候万一我不小心触犯了逆鳞，你大概不好意思翻脸吧！既然丑话都已说过，于是可以心照不宣。一旦达到心照不宣的程度，丑话也可以不必再说，而可以改说漂亮话，甚至打打哑谜，也可以起到丑话说在前头的作用。中国语言的奥妙就在此，有时候丑话可以说得比漂亮话还要动听。真正的好话，中国人是不肯说出来的，比如大多数中国人都羞于说“我爱你”──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比要他们的命还难。说丑话时，他们面不改色心不跳；表达善意时，他们却会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怯于表达善意，护短者谓之“含蓄”；勇于说出丑话，护短者不谓之“不含蓄”，却谓之“谦虚”。所以到任之始把丑话说在前头：“学生不才”、“兄弟没什么学问”，于是丑话倒成了佳话，而丑话的好处却分毫不少。做官一任，为害一方，拍拍屁股换个地方高升之时，内疚都没有，认错都不必。因为丑话早已说在了前头，后头只剩下一片肉麻的歌功颂德之声了──因此丑剧就永难断绝。 最后言归正传。龙有逆鳞，人主有逆鳞，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有的。只要是人，都有喜怒。但任何人都应该控制喜怒，而不该被喜怒所控制。权力越大的人，越有控制喜怒的必要，因为他们的喜怒一旦失控，其破坏性远远大于常人。韩非的罪孽，在于纵容帝王之恶。他的逆鳞之说，是鼓励帝王喜怒无常，鼓励帝王被喜怒所控制，鼓励帝王忽而狂喜忽而暴怒。他甚至提醒每一个原本天性不暴虐的帝王：为了坐稳你的龙椅，即便你不喜欢施暴，也必须下狠心施暴，因为暴政是维持统治的最佳手段。事实上，被韩非所痛恨的儒家正是竭力规劝帝王要控制自己的喜怒。虽然儒家一厢情愿的规劝作用不大，但用意毕竟是好的。而最重要的是，韩非只允许帝王喜怒无常，却不允许普通人有正常的喜怒。由于长期被剥夺了在合理范围内的喜怒权力，中华民族终于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民族，沉默的民族，阴郁的民族，心如止水的民族，情感枯竭的民族，缺乏正义感的民族，终于集体患上了精神溃疡。 在帝制已灭的现代社会，韩非的思想毒素依然在败坏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所有对上诚惶诚恐、汗不敢出的顺民，对于在下者和更弱者，尤其是对于女性，却常常是喜怒无常的小暴君──他们也有逆鳞，但他们的逆鳞永远是对下的。因为有对下的逆鳞，所以末代皇帝死后，他们竟开始自称起“龙的传人”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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