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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楚国人叫卖他的矛和盾，他先举起盾说：“我的盾世上最坚固，没有任何东西能刺穿它。”他又举起矛说：“我的矛世上最锋利，没有任何东西是它刺不穿的。”旁边有人问：“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结果会怎样呢？”他一下子就愣住了。 这是韩非最著名的寓言之一。在这个寓言中，“矛盾”几乎就是“荒谬”的同义语。由于“矛盾”一词在西学引进之时，被用作代表西方哲学最高成就的辩证法之中心理念的中文对词，于是韩非寓言中“矛盾”一词的“荒谬”属性，就这样污染了西学中的“矛盾”观念。在希腊思想以及希腊悲剧中，矛盾从来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对与错的较量，而是对与对的冲突。也就是说，最利之矛与最坚之盾并不像语言上的不能并存那样在事实世界也不能并存。韩非的矛盾寓言，其实只是一个语言上的虚构。在事实界，楚人手中的矛与盾不论他的夸口多么荒谬，都是针锋相对的现实存在，决不会因为他的“矛盾”表述而消失。而韩非讲述这个寓言的根本目的，正是要取消和否认现实中的矛盾和斗争。因为在韩非的矛盾世界里，君王永远是矛，而臣民永远是盾。盾不仅不能反击矛的攻击，而且不能防守矛的攻击。“吾皇圣明兮，臣罪当诛”，是韩非的绝对真理。在韩非和对韩非备加赞赏的秦始皇之后，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对中国人来说就是天经地义。天下只有一种是非，人间只有一种道德，韩非正是专制暴政的最大辩护士。韩非不允许人民反抗暴君的统治，韩非更不允许人民对暴君进行斗争。 然而在事实世界中，所谓“矛盾”主要是两个矛的冲突。即便是矛与盾的冲突，事情也不像韩非说的那么简单。不仅矛可以攻击盾，盾也常常可以反击矛。并没有永远进攻的矛，也没有永远防守的盾。矛与盾的攻防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转换，而这种转换并不能简单说明谁对谁错。进攻者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防守者可能是弱的，也可能是强的。借用庄子的说法，“我的矛世上最锋利”，是“此亦一是非”；而“我的盾世上最坚固”，则是“彼亦一是非”。此是非与彼是非的共存，就成了对与对的冲突。由于在现实社会中，神正论式的思想是所有传统文化的通病（哲学正是诊治人类精神痼疾和纠正文化偏至的唯一利器），所以此对与彼对就不能各守其疆域而共存于天下。正是中国传统道德观的最大叛逆者庄子，最接近希腊思想中“对与对的永恒冲突”的观念，也因此，庄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中国饱受诟病，成为不言而喻的谬论。 语言层面的悖论，是自以为绝对正确的两个错误思想的集合。但事实层面的悖论，却是两种对与对的力量的互扭──这就是世界在其本质上的荒诞性。世界的荒诞，正是在于没有一个唯一的绝“对”真理，而只有众多的相“对”真理。大多数人都固守自己所知的相“对”真理，并把自己的相“对”真理绝“对”化，来无情地攻击他人的相“对”真理。反之，正因为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所以此时此刻的“对”，就是彼时彼刻的“错”；此时此刻的“真理”，也就是彼时彼刻的“谬误”。 如果说世界的荒诞不可避免，那是因为人们无法普遍接受真理的相对性。一旦人们普遍接受真理的相对性，世界的荒诞性就会大大减弱──但永远不会消失。正因为世界的荒诞性永远不会消失，因此世界的极大荒诞性中，就永远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但哲学的批判矛头，永远指向世界的荒诞性。对荒诞性的批判，是为了遏止人为的荒诞性努力对自然的合理性进程的过度干预。对荒诞世界的哲学批判，正是为了在不完全抹杀人类的荒诞性努力的同时，保持自然合理性与人为荒诞性的必要均衡。儒家，尤其是孔子（以及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正是在此意义上寻求其中庸之道。而道家，尤其是庄子，过多地看到了人为努力的荒诞性，所以矫枉过正地竭力反对一切人为努力而固守自然之道。而法家，尤其是韩非，过于坚信人为努力（对他来说就是暴君的独裁）的合理性，而无视其中包含的巨大荒诞性，所以他蔑视一切自然进程的合理性，蔑视帝王之外的一切民众的自然欲望和天赋人权。 坚信自然进程是绝对真理的人，都把人为世界看作是纯粹荒诞的。而坚信人为努力是绝对真理的人，则永远在加剧世界的荒诞。两者看似半斤八两，但前者永远对现存秩序持批判态度，有助于人类的反省和社会的进步；后者永远对现存秩序持谄媚态度，无益于人类的反省和社会的进步。任何相对真理的绝对化，只会使被绝对化的相对真理变得荒诞化。因此哲学的批判也不能仅仅停留于对外的批判。也就是说，任何哲学如果放弃或禁止对其自身学说进行批判，其相对真理就会僵化成教条并走向其反面，变成反批判、反真理、反哲学的官方哲学。如果说世界有任何绝对可言，就是世界的相对化。所谓世界的相对化，正是世界的多元化和万物的多样性。只要世界存在一天，就永远没有绝对真理。如果绝对真理一统天下，世界就会在一声呜咽中立刻消失。 其实对于一切绝对主义者来说，最荒诞的现象，就是世界有天和地；最荒诞的事实，就是人间有男和女。荒诞和对立，矛盾和冲突，就是世界的本质，就是世界的本身。天与地、男与女、矛与盾、对与对，是世界存在的唯一理由，也是世界存在的唯一方式。没有男，就没有女；没有女，就没有男。因此不存在男对还是女错，女对还是男错的问题──男女都是对的，男女都是错的。不过与其说男女都错，还不如说男女都对更接近世界的真相。中国人说相爱的男女是“一对”，真是万分不错。一对男女能够自愿地在一起，必须双方都承认对方是对的。于是双方相爱，相爱到热昏时，每一方都愿意放弃自己的对，而以对方的对，代替自己的对。然后，热情冷却下来，降到正常的温度，于是每一方都认为，既然你爱我，你就应该同意我是对的；如果你不同意我是对的，那就说明你已不爱我了──于是对与对开始冲突。当男女之间无法容忍对与对的并存时，两个男女就已经不是真正的“一对”。于是，不是男的说女的错了，就是女的说男的错了。最后，双方都认为对方错了。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就因为没有绝对的是非，而只有相对的情理。中国人的政治理想以齐家为始，也就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杜绝争端，以尊为对。这样齐家，家必不齐；这样治国，国必不治；这样平天下，天下必不平。因此男和女永远要冲突，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也永远要冲突。因为正如男女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那样，每个民族和每种宗教也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没有一个绝对主义者在被别人告知自己错了时，会真正认错。他会承认自己错了，但那是因为他没有你强。因此一个绝对主义者承认自己错了的时候，并不是承认错，而只是承认弱。如果他不相信自己是弱的，那么他就决不会认错。所谓认错，只是暂时服输。一旦他认为自己已经不再弱，强迫对方认错就是必演节目。所以信奉绝对主义的男女、民族、宗教只有强弱之分，却没有对错之别。因为在别人看来的“他的错”，对他而言却是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从未有任何人被所有人认为永远是“对”的，只有暴君才会愚蠢地强迫所有人承认他“永远”是对的。但这只说明暴君暂时比所有的人强，而且这暂时的强，是因为有许多韩非这样死心踏地的强悍奴才在做帮凶。 如果人们永远用强弱来判断对错，那么世界就是一个永远的悲剧。只有当人类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对与对的并存，同时忘记或至少不在乎强与弱，那时世界才会化作嫣然微笑甚至忍俊不禁的喜剧。但是，幻想着世界是个喜剧又常常过于乡愿，强与弱也许会被人暂时忘记，但却每时每刻都在发挥作用。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永恒的强与弱。比如在人与兽这一对矛盾中，人要食兽，兽要食人。人也不错，兽也很对。两个都对，但还是不得不斗；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这就是世界的荒诞本质。哲学家的最高任务，永远是锄强扶弱，其批判的矛头，永远指向最强者。真正的哲学家，就是精神上的大侠。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人类曾长期误以为哲学的任务是揭示绝对真理。然而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只有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才以揭示自然真理为最高任务。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就是各以己是、非人所是，各以己对、反人所对的历史。因此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就是一部永远在以是非开其争端、暂时以强弱解决其争端的希腊悲剧──这正是希腊悲剧对于人类不幸命运的最高揭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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