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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先秦诸子思想这样的大题目，本书的描述与时下学界热心提倡的“学术规范”相距甚远。可能的一个原因或许是，我本就不在学界内，无须靠论文评职称。我既没有职业，也无须为稿费奋斗，因为我妻子免费供我食宿，当然我也免费让她读我的文章，所以她认为可以算作两清。不过我虽然不为稿费奋斗，但稿费自然还会有一些，除了买书，余下的还可以跟朋友喝酒。 我只是一个任凭性之所至而穿越时空到处漫游的精神独行侠。先秦思想是最吸引我的一个精神宝库，所以浸淫近二十年从无厌倦，但我的留连忘返与其说是正儿八经的研究，不如说是不自量力的与先秦诸子喂招过招。简单地说，我无意把本书写成一部思想史，我为自己定的工作目标，是“重估一切价值”，当然这就更不自量力，权且当做先“重估一些价值”吧。来日方长，我并不着急。 毛泽东说过，任何地方都有左中右。用这种三个世界的理论来分析先秦诸子，大致说来，儒家正宗是尚中庸的，他们所主张的仁义虽然不是为人民着想，但也不过分偏袒帝王。站在民间立场上反对儒家的庄子本来是左派，站在帝王立场上反对儒家的韩非本来是右派；然而历史的巨大反讽在于，从左的立场反对儒家仁义的庄子，主张退回到仁义以前的无政府时代，有开历史倒车的嫌疑，于是真正的左派被误当成了反动的右派。而从右的立场反对儒家仁义的韩非，却主张进入仁义以后的专制极权，有推动历史进步的假象，于是真正的右派被错当成了革命的左派。用现代的别致说法，韩非的右，是左得不能再左的右；庄子的左，是右得不能再右的左。 本书的基本构架正是按左中右划分的三个部分：上编解构庄子寓言（十篇），中编解构韩非寓言（十三篇），下编解构诸子寓言（十八篇）。我尽可能以点带面地解读了先秦重要思想家的寓言，没有选录的人物，可能是因为可供选择的寓言不多，但仅此我会在他人的寓言中提及，比如老子；也可能是我认为不重要，比如阴阳家──但未必没有发生重大历史影响，只是我认为已缺乏现代意义。由于庄子和韩非居于最激烈的左右两个极端，其他人的思想就多少显得较为持平、周到和圆滑。孟子看似激烈，其实只是颇具表演性的姿态而已，因此所有其他诸子都被我笼统地归入中不溜的一群。这作为学理界定当然过于粗疏，但对于总体把握却颇为简便。当然，公孙龙完全与这些政治倾向无关。幸而，本书的任务并非专论公孙龙，只是不能不提到而已。把公孙龙排除在这种世俗政治纠纷之外，在这三种政治立场中，我与庄子是一派。所以我自认为是左的，但却容易像庄子一样被人误以为右；我自以为是革命的（正是自幼研读并至今服膺马克思使我走上了哲学道路），但却容易像庄子一样被人误以为反动。说实话，我从不在乎被人误解，误解恐怕是我辈注定的命运。 已故当代思想家顾准对韩非的总体评价与我的观点相近，他认为韩非“倡导君主乘势以术御下，无限纵欲，那些地方的文笔犀利，简直是无耻！”（《顾准文集·评韩非》，第400页）“他有歪道理，他文笔犀利，这个人有才气。仅仅才气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我是认为，他在中国史上没有起一点积极作用，而他本人在道义上也毫无可取之处。”（同上，第401页）也许本书中对韩非的剖析可供对顾准思想有兴趣的读者参考，而我则把本书的写作，当作对顾准先生的一种特殊纪念。 被我痛骂的韩非，或许会嘲笑我对包括他在内的诸子寓言的解说和解构，属于买椟还珠。我想即便果真如此，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旧瓶装新酒，未必一定要把旧瓶里的酒喝了才可以装新酒──如果旧瓶里的酒是毒酒，喝了就会中毒乃至死亡，那就装不成新酒了。由此可见，旧瓶里的酒以不喝而倒掉更为合宜。即便旧瓶中的酒没毒，也未必一定要喝。比如我昨天看到一瓶酒，酒瓶极美而酒味甚劣，我就买下来，只是摆在玻璃柜里观赏，自己并不喝其中的劣酒。今天我又看到一瓶酒，酒味极醇而酒瓶甚丑，我也买下来，回家把旧瓶中的酒倒掉，把新酒装入旧瓶，再把新瓶扔了。这样就使两瓶形质不相配的酒，合璧成一瓶形质俱佳的酒了。假如我自己造的家酿碰巧色香味俱佳，却又暂时找不到与之匹配的酒瓶，那就更要把徒有其表的旧瓶里的酒倒了，装我自己的新酒了──甚至可以不问自己的新酒，是否一定比旧瓶里的旧酒更好。 要旧瓶不要旧酒，固然是买椟还珠；但是为旧酒换上一个时髦的新瓶，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为陈腐的谬论穿上新理论的外衣，把传统的观点加以新术语的包装，难道就算是新思想吗？ 本书除了把伪《列子》将错就错地算在先秦（这是晋人仿造先秦样式做的一个假旧瓶），先秦以后的寓言只选了唐人柳宗元的《黔之驴》，这部分是为了纪念醉心于改写唐人传奇而却不幸英年早逝的王小波，因为他自称“驴子之友”。事实上，这最后的一篇倒是最先写的，写于九月九日。屈指算来，完成本书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非常凑巧的是，白天写完此文，当晚编辑就来电敲定了这部书稿。中国谚语“无巧不成书”，欧洲谚语“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此之谓也。写这篇的时候，我是想把这本书尽可能写得像王小波那样有趣的，不料书还有自己的性格脾气和成长道路，写着写着竟不有趣起来，变成了比顾准还要沉重的“痛说革命家史”。于是向前清算祖宗八代，一路追查到先秦，再也跳不出先秦的魔掌。沉重肯定不如有趣讨人喜欢，但我并不想说抱歉。我生活中的目标，是做个滑稽家；写作上的目标，是做个哲学家──这两个目标看起来势同水火，但我就这么蛮干了三十年。只是由于既欠火候又欠水准，干得还不太漂亮。看来这次哲学家赢了，滑稽家输了，以后再找机会让滑稽家找回场子吧。不过，为了怕王小波孤单，我最后再破例选一个先秦以后的寓言，拿它的旧瓶装我的新酒： 枭逢鸠，鸠曰：“子将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汉·刘向《说苑》） 这只猫头鹰因为乡人不喜欢他的刺耳调子，就想移民到别处。我想这是一只传统的中国猫头鹰，过于在乎乡人的一时好恶。他打算移民，是因为想保持自己的独特声音。但现在他要是听信了斑鸠老哥的教导而不再移民，那么这只传统的中国猫头鹰大概会改变自己擅长的美声唱法，而改学乡人喜欢的流行唱法。如果乡民不喜欢他捉老鼠，他甚至会下决心痛改前非，苦修孔雀（据说是孔子家禽）的开屏献媚之术，也未可知。但我却是一只固执的猫头鹰。我只想呆在我祖先的土地上，按我的天性捉老鼠，按我的天性作夜枭之鸣。恶我之鸣的人，不过是鼠辈而已，何足惧哉！我相信一定有喜欢我的枭鸣的乡民，他们虽然可能因为鼠辈猖獗而不敢为我喝彩，但我要为自己，也为他们，作长夜之鸣。退一万步说，即便没有任何人愿意听，就只是臊臊那些不愿听的耳朵，我也觉得不坏。 乡先贤鲁迅也有过与我类似的想法，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写道：“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欢喜；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鲁迅当然不是旧瓶，瓶中绍酒又色香味俱佳，正可以开一坛，与憎恶鼠辈的乡里乡亲同饮。 九八年十月七日于 海上三朴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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