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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实物是古已有之，名称却是近几十年来才流行的。两个名称相互依存，互为对立面：因为提倡照口语写，所以以传统为对立面，并称作文言；因为一贯用脱离口语的书面语写，所以以革新为对立面，并称作白话。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白话，白是说，话是所说，总的意思是口说的语言。两者的内涵和关系相当复杂，以下分章节解说。 我们现在用的是现代汉语。可是现代汉语旁边坐着一位“文言”。它声名和势力相当大，就是不同它交往的人也知道有它。这有很多原因。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文献库藏，时间超过三千年，绝大部分是用它记录下来的。你要开库探宝，它是钥匙，你不用它就进不去。其次，文言和现代汉语虽然差别很大，却又有拉不断扯不断的关系。一方面，两者同源异流，现代汉语，不管怎样发展变化，总不能不保留一些幼儿时期的面貌，因而同文言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相似之点（表现在词汇和句法方面）。另一方面，两千年来，能写作的人表情达意，惯于用文言，这表达习惯的水流总不能不渗入当时通用的口语中，因而历代相传，到现代汉语，仍不能不掺杂相当数量的文言成分。此外，还有不少的人认为，专从表达方面着眼，文言的财富比现代汉语雄厚，现代汉语想增加表达能力，应该到文言那里吸收营养；少数人甚至认为，如果不能吸收，现代汉语就写不到上好的程度。总之，因为有以上的情况和想法，所以大家都承认，我们应该重视文言，通过它来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于用什么办法重视，那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主张应该学会它。就目前说，这种主张势力不小，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小学照规定在学，许多出版社在大量印文言典籍，以供有兴趣的人读。但是，又有些人，也许数目更多，其中不少还是通文言的，对文言的态度就不是全力支持，而是，或者承认有价值而不赞成人人学，或者认为学它会得不偿失，或者干脆反对钻故纸堆，如鲁迅先生有个时期就是这样。对同样的事物看法不同，这反映有关文言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如何解决？还有，假定如有些人所想，有用，如何利用？显然，解决和利用之前，先要对文言的各个方面有个清楚的认识。 在历史上，文言有个对立面，是“白话”。两者通常是和平共处，少数时候也曾或明或暗地表现为冲突。白话比现代汉语的年岁大多了，自然同文言更会有拉不断扯不断的关系。关系深，研讨文言就不能不看看白话；或者说，要多看看白话，文言的面貌才可以更清楚。此外，与文言相比，白话和现代汉语是同族近亲，为了更清楚地认识现代汉语，我们也不能不了解白话。白话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怎样出生和发荣滋长？同文言和现代汉语是怎样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想解决，也要对白话的各个方面有个清楚的认识。这本书的用意，正如书名所示，就是介绍同文言和白话有关的一些知识，研讨同文言和白话有关的一些问题。 文言，早期的，也许离口语很近，或相当近。白话，如上文所说，就是口语。这样，所谓文言和白话，就牵涉到与有声语言的关系问题。我们都承认，文言和白话同样是语言。语言是交流（书面语言有时只是记录，如不准备给别人看的日记就是）情意的工具。工具要通过物质形式起作用，如桌椅是通过木材之类起作用，刀斧是通过钢铁之类起作用。语言的物质形式有两种：诉诸听觉的是声音，我们称为有声语言；诉诸视觉的是文字，我们称为书面语言。两者相比，有声语言是基本，因为从出生的早晚方面说，它是老大哥，文字是弟弟；还有，更重要的，文字近于复制品，就是说，它是用形状表现“声音”，所以书面语言是可以甚至应该念出来听的（说应该，因为有时候事实并不如此，如靠后的文言就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未尝不可以说，书面语言是有声语言的补救力量，因为，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有声语言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想保存，就不能不靠长寿的书面语言（时间过长就只能保存意义，难于原样保存声音）。两者的关系就是这样难解难分。但是既然各立门户，它们的内容就必致有所不同。不同程度的深浅主要决定于文字的性质，如英语是拼音的，不同的程度浅；汉字不是拼音的，不同的程度深（更多地表现在文言方面）。就汉语说，重要的不同是，有声语言缺少凝固性，它既随着不同的时间变（如韩愈学司马迁，却一定不全懂司马迁的口语），又随着不同的空间变（如河北人一定不全懂江南人的口语）；书面语言就不然，而是有相当的凝固性，就是说，可以不很受时间空间的影响，因而十九世纪生在广东的康有为，同样可以看懂纪元前陕西人写的《史记》。凝固性是不是优越性？很难说，如不很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好，但它同口语脱节，于是就必致脱离群众，这就不能不说是缺点了。此外，两种语言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这里只举一种，是关于各用其所长的。有声语言用声音表意，它就可以借声音的高低、长短、韵味等来表现不同的意义和情调。举个突出的例，看演出，台下喊“好”，声音短促是正面的，拉长就会成为反面的，所谓“倒好”，这用文字就不容易表现出来。又如说“他行，不用找我”，如果“他”字说得特别重，意思就和字面相反，这用文字也难于表现出来。但书面语言也有它自己的优越性，是可以利用形状数量的大大超过音节数量，做到分工较细。如“越剧”和“粤剧”，“有益”和“友谊”，文字分得清清楚楚，有声语言就合二为一，不靠上下文来帮忙就分不清。我们研究语言，因为目的不同，范围不同，对于声音和文字，有时要兼顾，而常常是有所偏重。这本书研讨文言和白话，是不得不更退一步，撇开有声语言不管，只对付书面的。 这样限定范围，有几种理由。其一，最明显的，简直像是不成理由的理由，是标题的意义。文言不用说，早的从甲骨文、金文起，晚的到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笔下止，都是书面上的；而且，至少从秦汉起，所有写出来的都是同口语分道扬镳的。白话呢，顾名思义，应该同于有声语言，可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写下来的文字，如宋朝称为“话本”的，是“写在本子上”的口说的故事；称为“语录”的，是“录下来”的口语；总之都成了书面语言。这种书面语言是否可以看作有声语言的写照？也许可以，或者大致可以，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由它推知有声语言的确切情况，就是说，难于知道说话人的话，比如赵州和尚、朱文公等的话，究竟是什么韵味。有声语言鞭长莫及，我们只好安于在“书面”上作文章。白话不能离开书面的情况，到近年就更为明显。“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举出白话以反对文言，用意是不再用文言写，而改用白话“写”，写出来的称为“白话文”，后来有些人称为“语体文”，总之都是“文”，所以也是指书面上的。其二，这本书想研讨的事物是“文献”，无论文言还是白话，都是图书馆里能够找到的，所以不能不是书面上的。其三，有声语言的演变史客观存在，其情况，由书面语言可以推知一点点，如古无轻唇音，就是有学术价值的发现。可是把这类发现加在一起，我们终于不能推知，读《诗经》第一篇《关雎》，孔子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样子；到不同的地域，如吴越，不同的时间，如汉初，究竟有什么变化。这方面的问题太复杂，太专门，不是研究古音的人不容易入手；还有，即使有所得，一般人也苦于没有兴趣，用不上。其四，还有近于实用主义的理由是，有声语言的演变如水之就下，非人力所能左右；书面语言就不然，而是人多多少少可以有点自主性。这样，了解了书面语言的情况，我们就容易以过往为鉴，发扬其所长而放弃其所短，就是说，可以学以致用。总之，根据以上种种想法，从下一章起，文言用不着说，就是白话，不管是古的还是今的，本书都是指文人笔下写出、印在纸面上的，也就是所谓书面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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