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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翻看大型的四部目录或者大图书馆的古籍卡片，也许会有这样的印象：书名浩如烟海，想来必是历代典籍的总汇。如果这总汇的意思是，战国的著作加两汉的著作加魏晋南北朝的著作……，那就错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全数古籍（公的、私的以及流到国外的），并不等于历代有过的典籍相加的总和。不只不相等，而且差得非常多。所谓差，不只是量，还有质。以下分项说说这种情况。 古物保存不容易，因为有多种原因使它毁坏以至消亡。以建筑为例，阿房宫、铜雀台等不用说了，近的如畅春园，已经没有痕迹，圆明园有痕迹，但少得可怜。与这类建筑相比，书籍还是幸运的，经过历代的天灾人祸，就总的说，只是减少而没有消亡。不过就个别的说，消亡的就太多了。过去人常说，十不存一，这像是夸大，其实，如果这是指中古（开始有刻本）以前，那就不是夸大，而是缩小了。中古以前，记录我国书籍情况的最重要的书是《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我们看看就可以知道，前者记录的，两汉之际还有，后者记录的，唐朝初年大部分还有（因为兼记录梁、陈、齐、周四朝），可是现在怎么样？尤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绝大部分没有了。中古以前，书籍更难于保存，有多种原因。一是都要手抄，种数不多，尤其声名差的，抄的人很少，常常成为孤本，很容易灭绝。二是时间长了，存储的条件差，会渐渐由损伤残缺而灭绝。三是经过多次天灾和战乱，每次都闯过，成为幸存者，很不容易。四是统治者有计划地大批焚毁，如秦始皇焚书，梁元帝江陵失陷烧图书十四万卷，隋朝烧谶纬书，都是。五是存储的人不能代代是读书种子，有些很有价值的书不受重视，糊里糊涂地扔掉了。中古以后，有了刻本，因为数量多了，情况好一些。可是又有了新的难于流传的因素，是刻书容易，难免收不胜收，有些书未必没有可取之点，只是因为得不到重视，日久天长，甚至时间不长，也就销声匿迹了。如郑振铎是用力搜集清人文集的，他在所著《劫中得书记》中说曾得八百多种，但有不少汉学家的文集还是找不到。清代尚且这样，上推到宋元明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们谈到文言典籍，就所能有的全数说，如果用加法表示，应该是：战国著作的残余加两汉著作的残余加魏晋南北朝著作的残余……总之，与曾经存世的相比，只是星星点点罢了。 上面第9.1节曾说，现存文言典籍的情况，还有质的问题。所谓质有问题，是现在有的，其中一些不是原装，甚至是冒牌，因而不能有一个算一个。简单说是有些书不真或不全真。《孟子·尽心下》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这是说，武王伐纣，他以为殷人应该不抵抗，《武成》篇说战争很激烈，所记不实。王充《论衡》有《书虚篇》，说“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所以不可信。所记不实，不可信，是所写与事实有出入，几乎可以说一切著作都难免。这里说的不真是另外一回事，是张三作的硬说是李四作的。这绝大多数是后代人的作品冒充前代人的作品，通称为作伪，所作为伪书。书的真伪问题，尤其古代的，很复杂，因为年代远，本身模糊，文献不足，参与争论的人见仁见智，常常是难于取得定论。最典型的例是《尚书》，由汉朝起就有今古文之争，一直争到清朝，阎若璩作了《尚书古文疏证》，辨析细，证据多，古文部分不真才像是成为定论，可是其后，《尚书》还是整体地被人奉为经典。还不只《尚书》，唐宋以来，辨伪风气越来越盛，由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到近人顾颉刚等编的《古史辨》，等等，提疑点，找矛盾，几乎一切早期的典籍都入了网罗，出现了漏洞。漏洞有大的，是全不真，如《竹书纪年》（原为战国时魏国史书，晋初出土，佚，宋以后人伪作）和《杂事秘辛》（明杨慎假托汉人作）；有小的，是部分不真，如《庄子》杂篇《让王》《盗跖》等四篇，一般承认是伪作，《韩非子》前两篇《初见秦》和《存韩》也是这样，一般认为不是韩非所作。还有一种情况，是书的内容颇有可取，只是究竟为何人所伪托，却不能十分清楚，如《列子》（旧题列御寇撰）和《西京杂记》（一说刘歆作）就是这样。此外，还有阴错阳差的情况，如郦道元为《水经》作注，引书很多，有时述明出处，也常常不提出处，后代人读《水经注》，碰到是引文而不述明出处的，如大家都熟悉的《三峡》（引自盛弘之《荆州记》），就以为一定是作者的手笔，其实不是，这不是作者有意作伪，而是疏忽。另一种阴错阳差是张冠李戴，如欧阳修的词集（书名不一）里收了一些冯延巳《阳春集》里的作品，这不是盗窃，是后代编书人疏忽。作伪，一般是在先秦、两汉下功夫，因为书以古为贵。但也有较晚的，如《南渡录》假托南宋初年的辛弃疾，《心史》假托南宋末年的郑思肖就是。读文言典籍，真伪问题非常复杂，确定真伪不容易，确定为伪作以后，评定其史料价值也不很容易，这牵涉到辨伪的专业知识，不宜于多说。这里只是想说明，就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文言典籍的一点点残余，由货真价实方面要求，还不能不打些折扣。 正，指著作的本来面目；变，指著作或多或少有了改动，不是本来面目。以《论语》为例，战国时期曾经定稿，其后历代受到尊重，抄，刻，读，研究，应该说是受到稀有的爱护，可是汉人传授，不同的家数，字句不尽相同，可证是有了改动；并且，如《乡党》篇的“色斯举矣”，意义不明，有人推断“色”是错字，更可证今传本已经不是本来面目。保存最完好的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几乎可以说，时间不很近的著作，世间流通的，没有一种是定稿时的本来面目。其实，就是相当近的，如《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曾有定稿的手写本（只发现半部），与青柯亭刻本对勘，文字不尽同，这显然是刻书人作了改动。能够维持本来面目的大概只有稿本（现在有影印办法，不难看到）和作者自刻本，可惜为数不多。传世本不能维持本来面目，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残缺，二是改动。原因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两类。残缺是来自各种变故，上面第9.1.1节曾经谈到。改动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是想恢复本来面目的改，就是校勘。因校勘而改，有可能改对了，但也有可能改错了。一种是传抄的改。有刻本以前的著作，靠抄写流传。抄，低手可能略识之无，最容易认亥为豕，因而不能不错；高手有高手的毛病，有时会随己意修改，甚至化繁为简。其结果是传抄次数越多，距离本来面目越远。有了刻印办法，情况会好一些，但一再翻刻，也会出现校勘和传抄那样的问题（明朝人刻书常常任意删改），因而也就难于保存本来面目。 变动大小，一般说是由时间和书的性质决定。就时间说，是越古越厉害，有了刻本以后，尤其到明清，情况就好多了。就书的性质说，是声名小的比较厉害，地位高的，如正史、大名家的文集之类，情况就好得多。至于变动的情况，那是五花八门，一言难尽（详见有些目录的解题）。这里想由重到轻，举一点点例。一种是“辑佚”。原书早已散失，可是其他书，如《文选》注和《太平御览》之类，常常引用它的语句，于是可以把这些都搜集来，编在一起，成为同名的一本书。清朝人喜欢做这个工作，如马国翰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收书六七百种之多，都是这样拼凑的。当然，这样辑成的书只是名同，与原书的实况是距离很远的。一种是“残缺”。这是原书还有，只是不全了。先秦两汉著作，这种情况很多，如《管子》原为八十六篇，今传本缺十篇；应劭《风俗通义》原为三十篇，今传本只剩十篇。再一种为“错乱”。如《老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的帛书本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今传本却颠倒过来；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原来有正文有子注，后人连写，把两者混在一起，累得不少人在分辨，上费力量。还有一种是“改字”。改的幅度有大有小，这里只说小的，如《论语·学而》“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旧抄卷子本有“道”字，今传本没有，可见是经过改动（多半是漏抄）；陶渊明《桃花源记》“欣然规往”，有的本子“规”作“亲”，意思不对，显然也是改动过的。还有一种特殊的改字是避讳，如唐高宗名李治，“治乱”要改为“理乱”，清康熙皇帝名玄烨，“玄鸟”要改为“元鸟”。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两歧”。如王之涣《出塞》，通行本作“黄河远上白云间”，《乐府诗集》本作“黄沙直上白云间”，南唐中主《摊破浣溪沙》中名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马令《南唐书》上句作“细雨梦回清漏永”，都是可此可彼；但原作只能是一种，可见也是有了改动。这种种情况都表示，我们读的文言典籍，虽然一般都标明作者，可是与作者原作总不能不有或大或小的差异。 书籍版本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只有多看（看讲目录的书，看实物）多记才能了解个大概。这里只是想回答一个小问题：所谓文言典籍，都有什么样式的？可以由粗到细谈三个方面。先谈外形。外形也相当复杂，但可以按照时间的顺序，概括为三类：最早是“册”，中间是“卷”，靠后是“本”（用常识一本书的“本”的意义）。 秦以前，文字大多是写在细长的竹片或木片上，称为简或策。把简竖着像横放的竹帘那样排在一起（右在前，左在后），靠上、靠下（或兼中间）用丝绳或皮条横着编起来或穿起来，展开可以读，读完可以由左向右卷起来，是册。表示册的单位是编或篇，后来也称为卷。如《孟子》七篇，每篇分上下，总数应该是十四卷。这样的书，我们想找来看看当然做不到了。但可以根据文献资料考见个大概。一种是远的，西晋初年汲郡人不（姓，音fōu）准盗战国魏王（一说襄王，一说安厘王）墓，发现竹书几十车，虽然已经散乱，推想都是这样编连的。一种是很近的，1975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战国到秦的墓葬十二座，在十一号墓里发现秦代竹简一千多支，合成《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等十种法律书，竹简上中下有丝绳编系的痕迹，可证也是这样编连的。 册很笨重，《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而且容易散乱，《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读（易经》，曾经“韦编三绝”。所以在先秦时期就有用丝织品（帛书）写文字的办法。帛是横向很长的一幅。文字写在上面，不必再编连，可以径直卷起来，成为一卷。这样的卷，只有很少的见于出土文物，想看看实物是不容易了。但是可以大量地看到写在纸上的，那是清朝末年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唐朝及其前后写的卷子（内容主要是佛经）。卷子一般是很长的，要把许多张不很长的纸粘连起来。写是由右端开始；左端连在一个细圆木轴上，以轴为中心，向右卷成一卷（或一轴），这样，开卷就可以按文章的顺序读下去。到现在，书大多还称为若干卷，就是实际已变而用的仍是旧名。 卷轴也有不方便的地方，是想看一卷的尾部，必须把前面一长幅都展开。于是有人（可能是和尚）想出折叠的办法，就是不再卷，而是横着以四五寸为一段，左折右折地使长的纸成为长方形的一叠（像现在的书本），名为经折装或梵夹装。现在装裱碑帖拓片，大多还用这种形式。这样一改，想读一卷的末尾，就可以只展开尾部而前部不动。经折装有字的一面各页不连，纸背各页也不连，因而还可以展成有折的长幅。也许是为了加强整体性，有时用一幅整纸，左半粘在书本的上面，右半粘在书本的下面，形成完全同于现在的平装，就成为旋风装（意思是一页一页翻检很方便，像刮旋风一样）。此外还有蝴蝶装，形式同于现在的有些地图集，展开，左右两半连为一幅。以上这些属于“本”装的前期。其后到了过渡型，是包背装，一页分为前后两版，折叠，书背用纸或绫包裹，形式同于现在的精装。明朝是包背装和线装交替的明期，前期，尤其比较贵重的书仍旧用包背装，如《永乐大典》（这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如《四库全书》还是用包背装）。但是线装优点多，简便，坚固，因而木刻本的形式，明清时期，演变到最后，由线装独霸了。也就因此，我们提到古籍，想到的形象总是木刻、纸印、线订的长方形的本子。 这里想谈的是“多种”刻本都有什么样的版本。限定刻本，是因为：一是册和卷没有版本问题；二是稿本、抄本的影印本数量很少；三是石印、铅印时代很近，关系不大。刻本（或称刊本），作为版本，由于刻印方面的各类特点，名称很多。例如着眼于时代的不同，有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宋元刻本名贵，难得，有人照原本再刻，于是又分为原刻本和翻刻本。刻书有公私。公的，如明有南北监本，清有内府（主要是武英殿）本；各官署刻书也属于此类。公家财力雄厚，人才多，一般说，所刻质量比较高。与公刻相对，有私家刻的，称家刻本或家塾本，一般说也是好的；坊刻本也属于此类。专着眼于质量高低，有精刻本、坊刻本（或称通行本）的分别。精刻本不只刻得好、印得好，有的还经过有名学者校勘；坊指一般书铺，质量当然就差了。讲版本，有时还着眼于开本的大小，开本小得多的称巾箱本（也称袖珍本）。着眼于字形的大小，分为大字本和小字本。着眼于字的颜色（绝大多数是黑色），还有少数朱印本、蓝印本和三四种颜色的套印本。字一般是刻在木板上，武英殿有一些书是用木活字印的，称聚珍本。刻板印书，有的印数多，分先印后印，先印的清楚，称初印本，后印的模糊，称后印本。此外，还有少数，字由作者自写（如郑燮《板桥集》）或由名书家写（如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是林佶写的），然后刻印，称写刻本，性质同于精刻本。时代早的刻本和精刻本等比较难得的，统称善本，其他是通行本。版本还有更细的分别，如汲古阁本（毛晋所刻）、湖北局本、《古逸丛书》本（黎庶昌所刻）等，那已经超出样式的范围，可以不谈。 这里想谈的是“一种”书都有什么样的版本。有很多书是只刻一次的，那大多是因为作者声名不很大，所作不怎么受人重视。相反，作者（有些早期的著作不知作者）和所作都显赫，就几乎都刻过很多次。刻印次数多，不同的版本可能有高下的分别；想分辨高下，就不能不先弄清楚有什么版本。这当然是很难的，因为人的见闻有限，就算各种目录记载得相当丰富，遍看各种目录总是很费力的，何况丰富并不等于没有遗漏。还有，即使能够知道都有哪些版本，其中多数可能已经散失，或者是收藏在某处的善本，看到也很不容易。因此，所谓一种书的各种版本，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要求的只是了解一些既能看到又比较流行的，以及哪一种好些，哪一种差些。这也有范围大小的分别。范围大的是一种“著作”的不同版本。如陶渊明的诗文，通行的版本有影宋刊苏（轼）写大字本、影刊南宋汤汉注本、影刊曾集编本、焦竑刊本、李公焕笺注本、何孟春集注本、吴瞻泰汇注本、陶澍注本等，其中陶澍注本时代靠后，内容当然较为丰富。又如杜甫诗，历代各种刻本几乎多到数不清，通行的有《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贵池刘氏覆宋本、钱谦益注本、玉勾草堂刻巾箱本、杨伦《杜诗镜铨》本、浦起龙《读杜心解》本、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本等，其中仇兆鳌详注本内容最丰富。范围小的是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如刘向《新序》，有铁华馆仿宋本、明经厂刻本、何良俊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汉魏丛书》本等，其中《四部丛刊》本和《汉魏丛书》本都可用。又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有原刻本、粤雅堂刻本、长沙坊刻本、成都志古堂刻本、余氏宝墨斋刻本、刘氏《章氏遗书》本等，其中原刻本和《章氏遗书》本都可用。此外，为了利于阅读和研讨，也要注意近年经过整理的新印本。新印本后出，是现代人所编，常常材料丰富，条理清楚，通俗易解，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编《李清照集》之类就是这样。 目录一名现在常用，人们多见的是指书之内的篇章节的名称；有时在书之外，指若干种书的各自的名称。这和古代的用法差不多，但有个小而相当重要的区别。例如西汉刘向校中秘书（皇家所藏）的时候，目是指书名，兼把书名和书的各种情况的说明写下来叫录，总称为目录。这书的说明，后代称为解题或提要，目录就只是书篇的名称了。名称很重要，比如到商店买物，如果没有名称，买卖双方就都没有办法，除非用手指指点点。书籍多到数不清，读书的人想知道都有什么书，自己需要的是哪些，以及怎么能找到，如果没有目录，那就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此，就像到某地旅游必须有个游览图一样，想了解文言典籍的情况，就必须先具有一些旧典籍目录的知识。 书籍分类编目，有文献可考的，是从西汉后期刘向校中秘书开始。目录完成，汇为一编，就成为我国第一部目录书《别录》。《别录》把当时皇家藏书一万多卷分为六部三十八类：第一部“六艺”，包括《易》《诗》《书》等九类；第二部“诸子”，包括儒、道、阴阳等十类；第三部“诗赋”，包括赋、屈原等赋、陆贾等赋等五类；第四部“兵书”，包括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等四美；第五部“数术”，包括天文、历数、五行等六类；第六部“方技”，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等四类；六部前有总序，合为七部。我国古今书籍编目分类，都是以书内容的性质为标准。但古籍所谓内容，与我们现在的看法不尽同，如第一部六艺，或说经书，是因为出自圣王，身分与众不同，才自成一部的。这个传统一直维持了两千多年，直到近年改用新的西化分类法才被打破。刘向死后，他儿子刘歆继承父业，把“别录”简化，编为《七略》，意思是存《别录》七部之略，分部是：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别录》和《七略》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是抄《七略》的，所以就成为现存的我国第一部最有系统的目录。这七部（书目只是六部）分类法对后来影响很大，如宋王俭撰《七志》，梁阮孝绪撰《七录》，隋许善心撰《七林》，都是以七为部的总数。唐朝以前，也有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的，如西晋荀勖、东晋李充、宋殷淳等就是这样。不过这四部分类法与后期不尽同，因为甲乙丙丁并不表示书的性质。总之，前期分部是以七为主，或者向下游移，变为五或四，但没有定局。 后期由唐初修史，编《隋书·经籍志》开始，改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一是经部，包括《易》《书》《诗》等十类，二是史部，包括正史、古史、旧事等十三类，三是子部，包括儒、道、法等十四类，四是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共四十类；四部之外附有道经和佛经。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这种四部分类法成为后期的标准，此后公的，如各正史艺文志等，私的，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大多是照用。后期目录书，内容最多、分类最细、势力最大的是清乾隆年间官修的（由纪昀整理定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四部分类的情况是：一为经部，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共十类；二为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共十五类；三为子部，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数术、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共十四类；四为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共四类。四部相加，共为四十四类。有的类内容复杂，再分为小类，如经部礼类再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通义、通礼、杂礼书，共六小类；史部地理类再分为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共九小类。大类小类相加，分类超过一百。我们想了解旧时代典籍的情况，翻阅目录，可以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当作架子，然后对照着看其他各时代各种类型的目录，就可以事半功倍。 目录，已经散失的，如刘向《别录》、荀勖《晋中经簿》之类不算，存世的仍是数量很大，想了解个大概也不很容易。这里只能分类举一点点例。目录，尤其前期，绝大部分是公家的。这也难怪，因为书的绝大多数是在公家手里。公家目录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记皇家秘府所藏，《别录》、李充《晋元帝四部目录》、刘孝标《梁文德殿正御四部目录》、唐元行冲《群书四部录》、宋王尧臣《崇文总目》等都是；一类是史书艺文志，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都是。私家的目录，现存的由宋朝开始，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是很有名的。宋以后，刻书盛行，私人藏书的越来越多，收藏量越来越大，私家目录如雨后春笋，简直数不胜数，如明范邦甸《天一阁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等都是很有名的。以上是一般的。还有各种性质的书目，如《出三藏集记》和《开元释教录》是佛经目录，《金石录》和《宝刻丛编》是金石目录，《宣和画谱》和《秘殿珠林》是艺术目录，《天禄琳琅书目》和《百宋一廛书目》是善本目录，等等。初学，想了解文言典籍的概况，能够找一两种讲目录的书看看，大有好处。 有关目录的知识，以博为好；至于利用，那就可以择要。所谓要，是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能够为现代的读者引路。比如各史艺文志，尤其早期的，其中的许多书没有传下来，我们看它就用处不大。又如各种善本书目，其中的书即使没有散失，我们也难于找到，因而看它也用处不大。还有，有很多目录只列书名、版本等而没有解题，就不能起引路的作用。各种条件都计算在内，最合用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因为一，它时代近，所收的书，绝大多数还能找到；二，收书多，正式抄存和存目相加，超过一万种；三，每一种都有相当详的提要，介绍版本、作者、内容、流传等情况，并评论其得失；四，书有多种版本，中华书局影印本并有书名和作者的索引，便于检查。这部书介绍古籍，无论评论还是考证，都有精到之处（当然也难免失误，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曾指出一些），所以学文言，探索文言典籍，我们可以把这部书当作书名辞典使用。 如果目的不是往深广方面探索，而只是想知道比较重要、比较通行的古籍都有哪些，以及某一种都有什么版本，那就可以参考张之洞（有人说是缪荃孙）编、范希曾补的《书目答问补正》。这部书收书两千多种，体例依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略有变更，并收丛书和初学读本。优点是能够告诉读者，想读某一种书，可以找到什么版本，宜于用什么版本。 所举版本都是通行的，容易找到的，所以实用。 明清以来，有集多种书刻成丛书的风气，有些书，单行的难找，常常可以在丛书中找到。所以读古籍，最好能够熟悉丛书的情况。近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丛书综录》三册，内容丰富，条理清楚，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一，现存的还有哪些丛书，每一种都收了哪些书；二，某一书是否收入丛书，如果收了，收入哪些丛书；三，某一作者有什么著作收入丛书，以及收入哪些丛书。现存丛书几千种，所收之书若干万种，因而读古籍，有这部书作向导就方便多了。 文言典籍，特别是早期的，文字简古，有的还有残缺、错乱的情况，因而不容易读。为了化难为易，历代都有人做整理的工作。整理过的比未经整理的易读，所以读古籍，最好能够知道整理的情况。这情况，有具体的，就是某一种书，都有什么人整理过，怎么整理的，现在想读，以哪一种本子为最好。显然，这样的具体情况是说不尽的。所以这里只想说说概括的，就是常用的整理方式。这有三种，是章句、校勘和注解。 有新式标点符号以前，我国所有著作的文字都是连写。这读起来当然费力，有少数地方还会断不清。汉朝的经师用立于学官的各种经典作教材，为了弟子能够读得正确，就把文字分章断句，于是有了章句之学。例如《诗经》，今本《周南·关雎》后面写“关雎五章，章四句”，《召南·草虫》后面写“草虫三章，章七句”；《孟子》，今本第一篇标题是“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第二篇标题是“公孙丑章句上（凡九章）”：这都是章句之学的痕迹。章句，看起来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分章断句之前，必须能够正确理解。以断句为例，《论语·子罕》“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是传统的读法，近人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举出许多证据，说“夫”字应该属上；《孟子·告子下》“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传统的读法，近来有人怀疑，由句法方面看，“行”也许应该属上。 断句有时不易，可见章句之学是不可轻视的。 校勘一般是与注解同时进行，这里分开说是为了方便。这是随着文字传抄有误产生的。《吕氏春秋·察传》记载，卫国有人读史记（古史书名），说“晋师三豕涉河”，子夏听见，说“三豕”是“己亥”之误，这已经是校勘。到汉朝经师，校勘也成为专业。这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像卢文弨、王念孙、俞樾等还写了专书（《群书拾补》《读书杂志》《古书疑义举例》等）。对某一种书进行校勘，一方面要有广泛的材料，如不同版本，其他书的引文，本书上下文，有关的知识，等等，另一方面要有评判的能力；否则就很可能错。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多举证，提看法，而不径自改动。不管怎样，我们总要承认，经过校勘的书，一般是比较容易读的。 整理古籍，注解是最难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它牵涉的面最广，没有渊博的学识难于胜任。由汉代起，历朝都有这方面的专家以及这方面的名作，如郑玄的多种经书注，《史记》的三家注，《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文选》的李善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注，以至《说文解字》的段玉裁注，等等。注解有各种名称，如注经名“传”，兼注经传名“疏”；此外还有“笺”“注”“解”“索隐”“正义”等。就来路说，注解有出于一人之手的，如《庄子》郭象注；出于一人之手而吸收前人注解的，是集解或集注，如朱熹《四书集注》。注有出于多人之手的，如《文选》有五臣注和六臣注。还有的书，前人注过后人再注的，如《楚辞》先有王逸注，后有洪兴祖补注。有的重要典籍，注本不只一种，如杜甫诗和韩愈文，注本都很多。由内容方面看，注解通常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训诂，就是用浅易的词句解释古奥词句的意义，如果词句牵涉到古名物或古事古语，也要指明形制和出处；二是正音，就是用直音、反切等办法注明生僻字和变读字的读音；三是明义，就是阐明词句的微言大义；四是证事，就是引用其他史料来更详细地说明情况；五是校勘。古人作注解，常常因原书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偏重，如《老子》王弼注着重明义，《三国志》裴松之注着重证事，《文选》李善注着重词句的来历。旧注当然都是用文言，而且，常常是现代读者会感到难解的，它却未必注。但从积极一面看，它总是给我们解决了大部分疑难，所以读文言典籍，一定要学会利用旧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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