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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园工作的天文站离她的住地，有一个半小时的汽车路程。即使在北京这样一个似乎是专门为“有车阶级”建造的大城市里，也不能算是近距离了。 这一个半小时，她当然不会浪费。上车之后，她和熟悉的但不知姓名的售票员点点头，然后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因为这是早班车，人总是那些人，座位也总是有空。 坐下之后，她就从碎皮做成的包中取出一本已经数据化了的天文图表，认真地看了起来。 天空在普通人看来，不过是若干星星的组合而已。它们美丽、安详、遥远、亲切、神秘、引人遐想……但在天文学家看来，它们却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体：有生、有死，有青壮年、有老年，有吸引、也有排斥。总之，它们是动荡的、变化的。接收它们发生的信息，研究它们的规律，就是天文学家的使命、责任和职业。 还是在上中学时，陆园养成了进入情况快的功夫。大概只有一分钟左右，她就把今天的思路和昨天的思路从中断处对接起来。 车走了两站后，她发现那个男人又坐到了她的身旁。这不是从视觉，而是从嗅觉得来的：这个男人身上有一股特殊的味道，像是太阳、牛奶、椰子的混合体，很好闻。 她一动不动，仍然看她的数据图。这个男人这样做已经有三个月之久了。而她是半年前搬了家后，才乘坐这条路线的。一开始她不习惯，每次他坐过来，总是往旁边侧侧，保持一段距离。 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她非常害怕“性骚扰”。她属于那种性格并不刚强的女子。在上大学时，她的班主任是一个留校的工农兵学员，来自著名的大寨公社。这个人有着强烈的并且显然是后天培养起来的优越感。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新生一入学起，就看上了她，并每每非常露骨地表示。 这使她非常苦恼，就写信给陈今生。但千里迢迢，她又不便说得太明白，只能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来讲：这个班上有不少比我年轻许多岁、美丽许多倍的女生，可班主任偏偏选中了我。我真的不明白，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对付他。 陈今生的回答令她非常气愤：我相信有许多女孩比你年轻，也有许多女孩比你美丽，但我肯定她们当中任何一个也没你那么有女人味儿。我都看中了你，他一个三代都为娶妻愁的老贫农凭什么看不上你？！以后这类问题不要向我透露，否则我会以为是一种暗示。至于该如何去对付他，那完全是你个人的事。要记住：现在从法律角度说，你已经是个自由人了。 既然从丈夫处没有得到帮助，她只好自力更好。她显然不便得罪班主任——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哲学问题：班主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长哪个大？答案是：如果这个班主任是你的班主任，而那个部长是和你完全不相关的部的部长，那么就是班主任大。因为他负责你的补助款的多少、学习成绩的好坏，更重要的是，他有权决定你分配的去向——只好采用应付战略。 德国的军事专家毛奇说过：一个在战斗展开阶段发生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她越委婉，班主任就越猖狂。他经常代表组织约她这个希望入党的普通群众谈话——当年这种相对的关系，是现在人无法体会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初出茅庐、渴望上银幕的女孩子遇到一个名导演一样——谈话的时间，一般都在晚自习之后，地点越来越向外移。但当移到校园外的时候，她断然拒绝了。凡事都有一个限度，超出就叫“置之度外”，也即人常说“豁出去了”。 但班主任并不灰心，照样利用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向她进攻。一次她病了，班主任在别人都去上课时，来宿舍看了她三次。头一次用手在她的头上试试体温，第二次给她往里掖掖被子。第三次要给她刮痧。她就像一头遇到狼的鹿一样，沉默但有力地反抗。 班主任没有成功。“你等着！”他在气喘吁吁地离开前，恶狠狠地说。 到了这个时候，她反倒平静下来了。 大概一个月后，班主任拿来一张证明，“你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怎么报未婚？”“我确实结过婚，但后来离了。所以也可以说是未婚。”这话是陈今生教她说的，“而你是至今仍然处在婚姻状态中的人，却对组织说你根本没有结过婚。”这一个月她也没闲着，委托陈今生一个在昔阳插队的同学去调查了一下。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陈今生提供的，“依我看你们那个狗班主任的骚劲，是绝对熬不过二十岁去的。”一查果然如此。 这一击根据陈今生后来的补充形容，就像踢在那狗东西的睾丸上一样。在当时没有什么事情比欺骗组织更可怕了：轻则受个处分，调离工作岗位；重则“双开”——开除党籍、公职——班主任从此“阳萎”不说，在毕业时顺水推舟把她分配到北京。 至于其他轻微的骚扰，她也遇到过许多次。在陈今生没有调回来之前，单位里管房子的行政处长，就有企图和行动——一个已婚的女人，如果丈夫不在身边的话，就成了一种类似公共财产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也属于任何人——当然，处长这次行动没有成功。 她希望这个人不是骚扰者，因为他无论从造型还是气味上，都很讨人喜欢。但这时如果有一个微精神分析专家对潺潺的潜意识流进行一番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她还是希望接受一定程度范围内的轻微骚扰的：她今年已经四十岁，过多的动荡、过大的负荷，使她起码认为自己在外表上显得未老先衰。这时如果有一个够资格的人来骚扰一下，很能恢复她的自信。 可这个人什么也没说。 但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传递，语言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是身体语言。渐渐的，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人坐过来时，她就不住里挪了。有一个星期，这个人没有在预定的时间、预定的地点上车，她甚至觉得有些不习惯。当然这些微妙的变化无人记录，也无人分析。 陈今生供职的光大旅行社，在北京只能算是一个中型的旅行社。社虽不大，效益却很不错。他在里面的职务是：陪同。他很不喜欢这个名词。“陪同有着随从的意思。”他对马小彭说。“我认为它更像陪酒女郎、应招女郎。”马小彭却有一个更恶毒的说法。 名字虽然不好听，收入还是相当丰裕的。这收入通常分成两种：一种是正当收入，比如工资、奖金等；一种是灰色收入，也就是指那些不纳税、不显示在账面上的收入，比方小费，在陪团的过程中从各个旅馆、旅游商店拿的“回扣”。陈今生的灰色收入大概和正常收入差不多。 他刚一到位，电话就响了。他们的办公室只有二十平方，却坐了十个人。每个人一部电话，桌子和桌子之间，都像国外的办公室一样，用有机玻璃隔开了。 他根本就没伸手。他非常讨厌电话。早在六十年代初，他家就装备了电话，当时电话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记得刚装上时，一有电话来，他就跑着过去接。如果轮到小组在他家学习，他就会让每个同学过过瘾：打一次电话问问时间或天气预报。有一次马小彭用这个电话乱打，被学院人工交换台的女兵给教训了一顿，在父亲回来时，她们还告了他一状。父亲抽了他十几皮带，让他交代骂人的是谁。他不肯说。父亲继续抽。他熬不过，就说了出来。父亲听说是马院长的儿子，把皮带叠成三折，用手推拉得“啪、啪”作响，但最后什么也没说。 就这一下，大大地降低了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这以前父亲在他的眼睛里是相当威风的：呢子制服笔挺，靴子雪亮，肩上的两条杠中的四颗银星闪闪发光。虽然他每次见了个子很矮小但制服扣子是国徽、肩膀上有两颗金星的马父时，总是立正敬礼，但那是军队的规矩。可当院长的儿子犯了错之后，他不该连一个电话也不敢打。 这种来自早年的厌恶，一直保留了下来。虽然他明白信息就是金钱这个道理，但他在能不接时，还是不接——这里面虽然流动着金钱，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我的——因为屋子里的电话多，所以每部电话的声音不大，他不接也没人发现。 电话顽固地响着，他只好把它拿起来。 授话人是日本园村旅行社的王陪同。“你们公司的效率怎么这么低？一个电话要五分钟才有人接？”他一连串地质问。 “这不是中国嘛。”陈今生冷冷地回答。这个王陪同是五年前从中国去日本的，去年刚到厨村旅行社工作。今年初，厨村旅行社和光大旅行社签订了一个关于日本电子厂商旅游团来华旅游的协议。这个协议就是王陪同代表谈的。 “协议的各个环节都落实得如何？”王陪同说话很有气势。现在旅行社就和广告公司一样多，一有生意就有许多家包围上去，每当狼多肉少时，买方就真的成了上帝。 “正在落实中。”陈今生用一句日本式的话回答。他没有见过这个王陪同，都是通过电话和电传联系的，王的门槛非常精，这笔买卖谈下来，光大方面的利润很薄。为此他还被部门的头头苏大姐给训了一顿。 “要抓紧。”王陪同说，“这些都是日本电子行业的大亨，弄不好会引起国际纠纷的。” 这小子在出去之前，一定是某个单位的小头头，要不然说话不会有这股味儿，陈今生想。 “记住，七天后，我们就到北京。到时候一切就拜托哥儿们了。”王陪同又换了副腔调。 陈今生简单地“哦”了一声。在应付一些他不想应付的人时，他总是用这个词。连陆园都认为“哦”得挺有派，并说：“你也不是官，怎么会有这个派？”他告诉她：“官有派不是真派，官一没，派也就跟着没了。但咱是人在派在。” “拜托了。”王陪同重复了一遍。 “没什么拜托不拜托，都是各自为各自的饭碗。”陈今生心想：这小子的“椽”还挺亮的，知道一到北京，就是咱们的管区。 他刚刚放下了话机，它又响了。 这次是马小彭。“你刚才是不是在‘泡妞’？” “那是你的专业。”他立刻反击。 马小彭邀请他去吃午饭。 “我去请个假试试。” “你那个破工作，辞了算了。” “辞了上哪里去？” “上我这来啊！我这庙虽然不大，但安置你还是有富余的。” 陈今生笑了一声，就挂上机。他和马小彭虽然算是“哥儿们”，但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义气”更不可靠的：如果你有资本、有用，那么你一定哥儿们如云。一旦没了用，“义气”虽然不会像权力那样马上消失，但也维持不了多久。 他走到标有“部门经理”字样的隔门前，礼貌地敲敲。得到同意后，就推门进去说：“苏经理，厨村旅行村来了个人，让我去谈谈具体的细节。”在光大旅行社里，包括总经理在内的所有人，都称呼苏为苏大姐，只有他叫她经理。 “去吧。”苏大姐头也没有往起抬。 他正准备往出走，她又把他叫住：“如果需要应酬，你就请他一客。” “规模呢？”陈今生知道她手里掌握着很大一笔钱。 “你自己掌握。”苏大姐这次抬起了头。 他这才发现她有一双相当美丽的眼睛。 “当心不要喝多了。”她又嘱咐道。 他点头表示领情后，就转身走了。他之所以不愿意管她叫大姐，是因为她和他同岁，而且还有一个管理方面的学位。两项相加，他就绝不肯甘居她之下。 陆园总是第一个到单位。她先把办公室地扫了，把三同事的桌子擦了，然后再灌上两暖壶的水。一开始同事们还表扬两句，慢慢的，大家都把这事划归她名下，到后来她自己也这么认为了。 当然是人就有不满的时候，一次她向丈夫倾诉，“你不干就是了。”陈今生认为这非常简单。“我不干，他们也不干。那就让它脏着去。”“可我看着地上脏，心里就不舒服。”“这用相书上的话说，叫命贱，但你千万别和命争，你争不过它去。”陈今生笑着说。 打开计算机后，她熟练地调出资料，启动程序，开始计算。 她这台286个人微机是整个天文站中最老的，经常出毛病。有一次故障把她辛辛苦苦算了一个礼拜的资料全给丢了。她哭得丈夫都心疼起来，“你是我在当代看到的唯一一个为工作而哭的人。”陈今生第二天就把计算机拿到他的一个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开店的朋友那里去修。朋友打开机盖一看就说：“这机器还修什么修！机型被淘汰不说，里面的印刷电路焊得一条一条和拉稀似的。问都甭问，准是沿海地区里的老娘们干的。”但陈今生还是坚持让修，“您就当‘救死扶伤’成不成？”朋友碍不过面子，就把机器里能换的都换了。她拿回去一用，就觉出不一样来，“你那个朋友真是妙手回春，速度快了不说，容量好像也大了。这其中的道理是不是和自行车擦了回油泥一样？”她是使用者，对机器的内部结构并不了解。“可能吧。”陈今生含糊地回答。他并没有告诉她朋友把机内的硬盘给换成IBM的了，因为她一旦知道一块IBM硬盘比她的破机器还要值钱，起码两个晚上睡不着觉。 她工作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同事们才陆续来上班。天文一点实用价值也没有，无法创收，甚至还不如数学。所以难怪所里最好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许先生，在他的辛辛苦苦从国内各个大学里选出再精心加以栽培的“尖子”生出国的出国。改行的改行后，感慨地写了一幅字：百无一用是天文。 她把《课题计划》的磁盘拿到老林的电脑上去打。老林的电脑配置一台激光喷黑打印机，这种机器的打印速度几乎是普通打印机的两倍，而且字体漂亮，工作时没有声音。这机器组里只有一台。当时来的时候，配给谁，很费了一些脑筋：她是助理研究员，职称最低根本不在考虑之列。组长老金、副组长老黄的职称都是研究员，虽然心里都想要，但表面上还互相谦让，当时副研究员老林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抑扬顿挫地朗诵毛主席语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们就立刻同意给他了。 这样做当然有它的原因：老林是清华大学67届的毕业生。在“文革”中，他是“井冈山”派的作战部长。更早一些，他是北京高校运动会铁饼纪录的保持者。据说武斗中，他一下子把一枚手榴弹扔到五层楼上。“文革”结束后，他被“监管”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被下放到河南的一个水库。再后来他不知通过谁的关系调到天文站。开始时，大家谁也没有把他当成一回事。用老黄的话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但有一次长工资时，只给了他们组一个指标。本来老金想自己上，老黄因为自己作为一个五八年毕业的专科生，评上了正高，所以就让了一马。老林、陆园根本就没在考虑范围里。老林在站领导研究时，破门而入。进门之后，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用冷冷的眼光把委员们扫射一番，然后很坚定地说：“我希望你们全面考虑一下。” 全面考虑时，站党委书记说了一句话：“据说他被监管的原因是怀疑他手里有两条人命。”这一下大家就决定让他上。 从这以后，老林朦胧的背景、沉默寡言的性格，使他在组里占了首席。每有什么好处，总要首先考虑他。 老林对陆园很不错，每次她想干什么时，他总是尽力帮助。陆园曾经问他：“他们为什么那么怕你？”“我根本不是学你们天文的，在大学里我学的是冶金。虽然我只上了两年的课，但知道有一种金属有记忆功能：你第一次把它变成什么样，以后它一旦受压就会立刻变成那个样子。”老林笑着说，“你也应该学学我。” 陆园也笑笑，她当然明白有些事情是学不来的，如果非要学，就会闹成东施效颦。 两分钟后，《课题计划》就打完了。她把计划拿到老金面前，“您给看看。” 老金很快就把计划看完了，“技术上我看没有问题。” 陆园非常佩服老金的新闻记者速度：他不是没看，就是有特异功能。 “关键是经费站长能不能批。” “我一共才两千块钱啊！”陆园知道天文站是个穷单位，作计划时省了又省，没有像一般单位的计划编制人员，总是把项目作得很大，留有余地让领导去砍。 “两千块钱对咱们单位也不是小数目。”老金侧过身，“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争取。这项目你一个人搞得过来？” 陆园虽不敢说世事洞明，但这点道理还是明白的，“我主要是请您看看，如果没什么意见，就咱们合作。” “点子是你出的，我只是配合你而已。”老金也感觉到老林“鼻子语言”的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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