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雍正上谕

上谕：我朝肇造区夏，天锡人归，列祖相承，中外从乂。逮我圣祖仁皇帝，继天立极，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施德教，超越百王，亘古罕有，此普天率土，心悦诚服。虽深山穷谷，庸夫儒子，以及凡有血气之伦，亦莫不尊亲者。

讵意逆贼吕留良者，悍戾凶顽，好乱乐祸，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追思旧国愤懑诋讥。夫仪宾之后裔，于戚属至为疏贱，何足比数？且生之末季，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书。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校失利，妄为大言，弃去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宏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荐，则薙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书，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骂诅，以毫无影响之事，凭空撰造，所著诗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板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

朕审阅之余，不胜惶骇震悼，盖其悖逆狂噬之词，非惟不可枚举，抑且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今姑就其中数条略为宣示内外诸臣，庶天下后世共知其诪，张感愤之荒唐，犬吠狼嗥之忿唳。

自生民以来，乱臣贼子，罪恶滔天，奸诈凶顽，匪类盗名，理学大儒者，未有如吕留良之可恨人也。其文集有云：「德祐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又其形状云有：「故人死于西湖，为位以哭，坏墙裂竹，拟于西台之恸。」又云：「将以小庄为桃花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人。」又云：「遂削发僧，敬延性命。」又辞山林隐逸之荐，答友人书云：「有人行于途卖饧者，唱曰：『破帽换糖』，其人急除匿己，而唱曰：『破网子换糖』，复匿之又唱曰：『乱头发换糖』，乃惶遽无措，曰：『何太相逼』。」留良之薙顶，亦正怕换糖者相逼耳。又示诸子戒生辰云：「如其有重于生也，则偷息一日一日之耻也。」世有君子曰：「夫夫也，何为至今不死也。则其僇严于𫓧钺，又何庆之有？使以辱身苟活者为庆，将置夫年不满三十，义顾门户，断脰飞首，以遂其志义者于何地也？」

又曰记内诗句云：「若论五百年间事，紫色鼃声总正传。」又云：「麻剌吉出城，送者填塞饥渴，易为饮食。」如此观我民狼狈不知所归，可怜可痛也。

又云：「李雯，华亭人，甲申后入北幕，与史道邻书及下江南诏皆其笔也。中有『六合一而泰阶平，礼乐兴而干戈息』之句，人传嗤之。」

又云：「沈天彝为其妹求旌贞节，且云其尊公弃车先生遗命，不请有司之旌，予曰：『尊公之职高，其命正当尊也。』弃车先生遭变后，十余年闭门不见宾客，颠毛全好，天彝忽以酒灌醉，尽髠之，醒为号痛而已。所著述将及栋，天彝尽取焚之，恐有刺触累己也。嘻，亦异矣！」

又祭友人云：「斯文将丧，逆天者亡；顾我逆天，死反得后」等语，此即其梗化不臣，明目张胆，指我朝为闰统托吠，尧以自文者，皆此类也。

夫吕留良食本朝之粟，履本朝之土，且身列胶庠，深被本朝之恩，何得视如仇敌而毫无顾忌？曾蜂蚁之不若乎？

又文集有云：「人心恶薄日甚，即杀运所开，聊避睹闻，窃恐不免。」

又日记云：「吴三桂乞撤之语，甚有愤懑不平之气。三桂老，不足虑，其下恐未必安。」又云：「滇中于甲寅元日寅时即王位，取四寅也。今按其时，正彼中日食云」

又云：「董允瑫出其新作，乃平平凉颂也。予不看曰先须改题目，去首字，改颂作叹」

又云：「闻吴三桂死，有吴国贵者立清，遣人往讲，割云贵罢兵。」

又云：「闻闽乱为范承谟激成，承谟亦死于闽。」

又其形状内云：「夙兴夜寐，终日干干……」等语。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平日谓我朝皆任意指名，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至于与逆藩吴三桂连书之处亦曰清、曰往讲，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何其悖乱之甚乎？！且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人人得而诛之，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宇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于忠臣之殉难则污其过失，且闻其死而快意，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为心，不顾生民之涂炭，惟以兵连祸结为幸，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之至此极也？

且干干夕惕，《易经》传注皆以为人君之事，而其子孙公然以加吕留良之身，不更肆且妄乎？

又云：「永历帝被执时，满汉皆倾心东宫。勒马前行，以鞭稍东指则东边满汉兵皆跪，西指则西跪。弑之日，天地晦霾，日月失光，百里之内凡关壮缪庙皆被雷击……」等语，查伪！永历朱由榔本窃立于流寇之中，在云贵、广西等处，其众自相攻剽刧夺，贻祸民生，后兵败逃窜缅甸。顺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等领兵追至缅城，先遣人传谕缅酋，令执送朱由榔，否则军临城下，后悔无及。大军随至城下，缅人震惧，遂执朱由榔献军前，杀伪侯五维恭等一百镠人，于是全获朱由榔眷属以归，此伪永历之实迹，乃中外之人所共知者。朱由榔穷蹙无归，为我朝满汉大兵所共擒获，岂有擒获贼寇之人转于伊马前行跪之理乎？其时之汉人兵丁亦耻而不为之事，况于满人乎？此等瞽说荒唐鄙谬，无中生有，不知何自而来也。

至云关壮缪侯庙皆被雷击，尤为荒诞之甚。朱由榔之死，实系上天诛殛，而人力岂能强为耶！

关圣帝君与雷神皆为奉天司令之正神，何以有凡关庙者皆被雷击之事？于理亦甚为不顺。且本朝用兵以来，事事皆仰荷上天眷佑之恩，百神呵护之德，即如我兵之守永兴也，士卒不过千人，贼以重兵相攻，势甚危急，蒙真武之神显化，神兵布满岩谷，狂寇寒心裭魄，众遂溃逃而散，此有御制碑文详纪其事者。其克复云南城也，则有金马飞腾之兆，而逆寇即日荡平，此皆见之志，乘万目共覩之事，天下所共知者。然此不过举一二事而言，其他不可枚举。吕留良独不闻之乎？总之，逆贼吕留良于本朝应有征应之事迹则㮣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造作妖诬，欲快其私愤，伊之妄诞伎俩，能逆天乎？！

又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等语。夫明末之时，朝廷失政，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日蹙，每岁糜饷数成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我朝扫靖寇氛，与民休养，于是明代之穷民咸有更生之庆。吕留良岂毫无耳目，乃丧心昧理，颠倒其说，转言今日之民穷乎？况逮我圣祖皇帝爱育黎元，海内殷庶，黄童白叟，不见兵革，蠲租减赋之政，史不胜书，何由而穷至为羲皇以来仅见之穷乎？试问之吕留良如我圣祖皇帝六十余年，久道化成，休养生息，物阜民安，内外升平，兆民乐业，即自羲皇以来，史册所纪，曲指而数，蒙上天眷佑，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果可多得乎？而乃云羲皇以来未有之穷，不太甚乎？

即如吕留良还不逞之心，动云万金结客，而其刊刻我朝时文，货卖谋利，富仍不赀。观其日记所载米盐琐碎，算及粪坏，营营求财之心，惟日不足，尚得谓之穷乎？

又日记内云：『四月末，京中起怪风三日，其色大红，著人面皆红。』又云：『石门镇堰桥水忽立二丈许，舟中芦席有飞至南高桥复还原舟者。』又云：『有大星如碗，后有细星随之如彗。』又云：『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雨甚大，㸌然大电随发，震雷甚响而长，不知明年作何运数耳。』又云：『初五日午后，日光磨荡有黑，日如鬭状。』又云：『日有三枚，日旁有一差，小者色白，不甚动。白日旁又一小者，色赤而动甚。』又云：『河南郏县有凤至，百鸟朝会数日。有二赤鸟，长丈许，以身蔽。凤凰身五色陆离，鸣如萧韶，邑人怪之。驱牛厌胜，牛俱股栗不前。路上死鸟甚众，又有死金色鲤，狼藉地上。时予作凤砚铭云：「德未尝衰，尔或不来。善以道鸣，必圣人生。而忽闻此，又一异也。」』等语。凡此毫无影响、妄揑怪诞之记载甚多，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但以揑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其荒诞不经皆不顾也。

夫灾异亦古所时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进德，未有事不实而可以为鉴者也。若如吕留良之记载，一一皆虚，天地间未有之事何以示儆于将来？假使传诸后世，以揑影捕风之语，或信为实有之事，必以从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倘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必轻忽为无关于治乱而漫不经心。其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不可胜数矣。

又日记云：『康熙甚吝吴中，顾云珵者写直甚精，供奉内廷，不许其遍游公侯之门。一日入朝，仓遽用旧服，康熙曰：「此要银子也！」荐之一王子，王子送元宝二百两及縀，康熙收之。临行辞康熙，止予二十四两而已。』等语。不但岂有此事，而怪诞悖乱何至于此极也！

吕留良以此诬诋圣德。夫韩昭侯藏蔽袴曰：『欲待有功者，史册相传。』以为美谈。今一写真之人，即圣祖仁皇帝不轻加厚赐，亦圣主慎重赏赉之盛德耳。而吕留良揑此浮言，讥为吝惜财物乎？

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水旱赈恤外，特恩蠲钱粮不下数百万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岂吝主所能为者？吕留良独无耳目乎？忍心害理，可谓极矣！且吕留良谊属臣民而谩称康熙，其悖逆无状，何太甚矣！即此数条，猖狂悖乱已极放言横逆之罪，况其他太甚之词尤足令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

夫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祇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况曾静谬执中国夷狄之见，胸中妄起疑团，若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更为倍甚者也。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人坏不逞。如汪景祺、嗣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辜，皆吕留良之遗害也。

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比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导于前，是以举乡从风靡也。盖浙江士人等习见吕留良之恣为狂吠，坐致盛名兼拥厚赀。曾无织芥之患，得婴其身，是以转相推服、转相慕效，多被愚迷而不知也。

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势之嚣凌、党徒之众盛，皆须加意周旋，优礼矜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亦于至任之时循沿往例，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浊乱世俗，害已不可胜言矣。

数年以来，朕因浙省风俗之害，可忧者甚大，早夜筹划、仁育义正、备极化导整顿之。苦心近始渐为转移，日归于正。若使少为悠忽，不亟加整顿，则吕贸良之邪说诬民者，必致充塞胶固于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经地义之大闲泯没伦弃，几使人人为无父无君之人矣。

吕留良之为祸浙省者不知何所底止耶。今日天道昭然，逆贼恶贯时至，令其奸诈阴险心情败露，则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维持世教、彰明国法者也。

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谓己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夫周程张朱，世之大儒，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此其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大罪魁也！而庸流下愚，不能灼知其心迹行藏，乃以一不解天经地义之匪类，犹且群然以道学推之，则斯文扫地矣。

即吕留良自撰之文亦云逆天者亡，又曰：『顾我逆天，死反得后。』明知逆天之罪大，而欲悍然蹈之，死而不悔，不知古今以来天地间乖戾悍暴之气何独钟于吕留良也！

朕即位以来，实不知吕留良有何著述之事。而其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不容，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祺之举，曲折发露，以著吕留良之凶顽。而吕留良之子如吕葆中者，曾应举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华。其余子孙多游庠序，乃不即毁板焚书，以灭其迹。且吕葆中既以身叨仕籍，犹世恶相承，并未洗心涤虑。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党羽连及吕葆中，其时逆迹早已彰著。蒙圣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问，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就常情而论，吕葆中之兄子孙，遇如此之惊危险祸，且荷蒙圣祖皇帝如此之高厚洪恩，自当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以为幸逃诛殛之计。岂料冥顽悍鸷，习与性成，复抱守遗编，深藏笥箧，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故吕葆中等逆竖昏愚罔知警惕，而实乃天道昭然，不容少昧。如有鬼神驱遣，使逆贼之阴谋彻底呈现于今日，逆贼之遗毒不致漏网于天诛也。

前此曾静逆书，朕所以一一剖白者，缘朕即位以来深知外间逆党甚众，自然散布讹言惑乱人之心志。其所诋，惟朕之一身者。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线良心之人，知此亦无不切齿竖法，不欲与之戴履天地，此亦朕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兹特降谕旨，将诸条略为宣示，其逆贼吕留良及其子孙、嫡亲弟兄、子姪应照何定律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直省督抚、提督、两司秉公，各抒己见，详核定议俱奏

曾静等供词二条

杭奕禄等将吕留良一案上谕发与曾静、张熙、刘之珩等看，曾静等供词二条：

一

曾静供：弥天重犯生于楚边，身未到过大都，目未接见文人，见闻固陋，胸次尤狭，只有一点迂腐。好古好义之心时存于中而不可泯，加以吕留良之文评盛行于世，文章举子家多以伊所论之文为程法，所说之义为定议，而其所讥诋本朝处又假托春秋之义，以寄其说于孔子口中，所以不得不令愚人信其实。弥天重犯心下虽不知本朝得统来历与列圣相承功德，然生圣祖皇帝之朝，赖圣祖皇帝之恩，自祖父以来，无干戈之扰，无苛政之苦，休养生息，以乐以利，大是安业顺化，胸中原无此说。无奈吕贸良将此义发得惊异，且以为说出于孔子。弥天重犯虽不识吕留良何如人焉，有不信孔子且浅陋无知，胸中实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因妄自揣量，以为士人读书，无事不当以孔子为法，岂有当前一个这样大的名义全不照管，竟孔子一部《春秋》囫囵吞下去，如何使得？所以抱此疑团，陷身大逆而莫救。直到今日，想来当时之所以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者，只为心中不知本朝龙兴之原与列圣递承之绩，所以为一部《春秋》束缚。若晓得这两个缘固，本朝名正言顺，大义亭亭，关春秋所摈甚事，与管仲所攘何涉，又何至为彼说所拘局？

弥天重犯今日之所以切齿痛恨于吕留良者，为伊生于明末之季，身处江浙人文之区，于本朝功绩岂有不知？以伊之聪明才性，本朝如此亭亭大义，岂看不出既托身于儒林，合该早将斯义表白于天下，使天下读书士子晓然知本朝大功大德、名正言顺，尊之亲之而勿至疑孔子《春秋》之说。此方是吕留良当身之正义，如何反将此正大义理隐蔽，不见宣发，竟支吾旁引《春秋》之义以抵挡本朝既背经文之旨，复乖当身之义且流说于士林，遗累于国家。今日士子之从事举业文字，晓得他的说话者胸中未尝不染其恶，但所知有浅深，是以受病有轻重，求其能卓然自信，知吕留良之说为非，而复解脱得一部《春秋》之义与本朝丝毫无碍者实少，盖人纵晓得本朝功德之隆，治业之盛，远驾汉唐而直接三代，与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然不能去吕留良之说而紧抱一部《春秋》，义旨在言下不是说坏，本朝不是圣人，定会诽谤孔子，错作《春秋》。此弥天重犯前在长沙两次亲供，解说此义。

到今日思来实是皇天眷佑我朝，知得我朝正义正名。久为逆说，掩蔽于士庶人之胸，所以假弥天重犯之口，曲折阐发此义，使天下万世共尊共亲，无毫发遗玷于我朝之圣德神功，故必如狝天重犯之身亲经历方晓得此义。从前错误实由于无知而过信吕留良之说所致，今得圣谕开示，复就伊荒唐鄙谬、无中生有的说话，思之并考吕留良的实地与其学问心术，知得彼非不知而看错，实出于有意以诋诬也！所以，终本朝一切实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揑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全不知食本朝之粟、覆本朝之土，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皇恩之当报，而竟无顾忌，相视如仇。今观其说话全是诪张佞利之口，逞其忿戾凶顽之习而复巧为藏奸隐诈，假托圣贤之说，盗名理学大儒以欺世而惑人。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包藏祸心，诱变士子、陷害良民者未有如吕留良可痛可恨之甚也。

然在重犯因过信吕留良逆说，与误听谣言，而身陷极恶大罪以来，每清夜自思，心虽无恶，罪实难解。即令自家判断，亦寻出路不著。况圣天子一日万机，焉能烛照心肝，洞悉民隐，知得无知误听，本心无恶而钦恤之？是以屡蒙皇上如天之仁，颁旨宽宥，自家心正觉得皇恩虽然好生，当身罪过重大，恐难得其生路解脱也。今蒙圣谕剖判吕留良罪案，复取弥天重犯罪案比较，此时在弥天重犯只有惶恐战栗，死生待命之下而已。又焉敢摇唇张口，指他人所犯之大小，诉自己罪恶之轻重！特以尧舜在上，无不达之民隐，圣谕所颁，原得许直供陈奏，而今日所供者，又皆在谕旨包涵遍覆之内，是以敢于冒死直供。且以弥天重犯如此极恶重罪，尚得容许自供自解，可以知我皇上宸衷虚明广大，直同天体，不惟为亘古首出之圣君，然即此一事，亦属亘古未有之奇典。弥天重犯当此盛会，又何敢隐忍回曲，而不直供其所以然。

因是思得吕留良之著说纪载，是有心为恶，而假托于善，以掩其恶。弥天重犯之狂举上书，本不知是恶，乃用意为善，而自陷于恶。盖吕留良生明末之季，处江浙之省，读书学问，何事不晓，何义不讲，本朝功德，宜耳闻目见而身被熟矣。岂若弥天重犯之生晚而居处穷僻，心暗质鲁，不惟别事不知，即流贼李自成名姓亦不晓。若使早似吕留良之有知，不但不肯为此狂悖之举，且久已将我朝功德阐发，见之于言，论传之于士林，使天下共晓君亲之义矣。又何至有弥天重犯狂悖之举。盖生本朝而搜纪本朝之功绩，阐明本朝之道德仁义，正学士分内事，自古儒者所必先之举。吕留良何计不出此，而反以讥诋为事？今蒙圣谕开示：「吕留良生于浙处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此诚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论也。

且吕留良本心，不欲圣祖之圣，而伪捏不圣之说，以诬其圣。弥天重犯本心不知皇上之圣，忽听不圣之说，遂误信以为果是不圣。其实谤诬圣祖，罪固不容于死，而讥诋皇上，法又岂容独生乎？所不同者，只为山野愚民，不知圣德高厚，遂为奸党布散流言，惑乱民间听闻。岂若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沦肌浃髓，虽黄童白叟，皆所深知，况身列胶庠十余年之吕留良乎？皇上天视圣祖，浑忘己德。今蒙圣谕开示：「曾静诋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此又不惟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而并且流露我皇上平昔至仁至孝之渊衷矣。

又弥天重犯之狂举，心中本无成见，因闻吕留良逆说，复闻谣言，而弥天重犯附近之地，又偶尔歉收，且平昔并未晓得我皇上圣德万分之一。此时觉得当身道义既催，目前时势又迫，俨若有个鬼神在此驱逐之使动，容人安息不得。所以不计利害，不审成败，妄萌此狂悖逆乱之举，若吕留良，则明知有道，而若不知其道；明闻有德，而若不闻其德。观其立说，多幸灾乐祸之心，毫无忧民爱国之念。是吕留良之诋诬，独出己意，而弥天重犯之狂悖，全凭人使。今蒙圣谕开示：「曾静之讪谤，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此诚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论也。

至若中外之分，弥天重犯虽曾闻其说，其实亦心知其不然，苦奈学浅无知，见闻未广，思想义理不出，分解不来，无可如何。且一面反复细观吕留良议论，直指此为今日等一大义，读书人所必守。岂知本朝得统之正，列圣救济之功，皆千古所罕见，与春秋之所摈管仲之所攘义例，不惟不同；且以今较古，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今蒙圣谕开示：「曾静胶执中国夷狄之见，胸中妄起疑团，若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此诚洞见肺肝，民情丝毫不能隐处。

凡此干断，固非具大舜之智，不能明察到此。抑非裕帝尧之仁，不能钦恤如是。仁智交融，圣神并至，焉得不令闻者拍案惊倒，以为千古圣明之君所不到。弥天重犯到此生固有荣，死亦何恨？况昨又蒙降旨，九分不杀，是即感明睿之德，照烛隐情；复荷高厚之恩，宽宥重典，恭逢这样神圣天子在上，竟无说可以颂扬比拟得，只有尊之敬之如天地，亲之如父母而已，更有什么话说得。

二

刘之珩、车鼎丰、车鼎贲、谯中翼、孙用克即孙学颜、陈立安、曹玨、廖易即景叔、张孝先、张勘即实安、张新华、张照、张熙同供：

伏惟本朝圣圣相承，积厚流光，太祖高皇帝神武奋兴，肇基东北。太宗文皇帝举义师以除寇乱，为亡明雪耻，救生灵于水火，天下筐篚争迎，同登衽席。世祖章皇帝应天顺人，入登大宝，大一统之盛，虽殷周有未及者。迨我圣祖仁

皇帝继统承干，化神德盛。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乃不意浙省有吕留良者，恃彼小才，欺世盗名，假评选以驰声，藉刊刻而射利。适值昭代右文之隆会，得以风行宇内，一时传习举业者，悉为其所惑，遂多奉为八股之金科，讲章之宗匠。

之珩等庸陋迂愚，素未谙其为人底里，但见其现行选刻本头，论文说书，笔尖舌快，因随众而推服者有之。今得见留良和抄藏残稿，种种悖谬，率皆大逆不道之语，甚至轻肆诋讥，上及圣祖，诚有臣子所不敢入于目，不忍述诸口者。乃始惊其平日凶悍性成，乖戾无比，逞臆妄言，私心梗化，正是乱臣贼子之尤，罪大恶极，为王法所断不容。夫以留良身为圣代之诸生，谬附前朝之余烬，践土食毛者业经数十年，直视如蔑有，顾以绝我影响之事，毫无顾忌之谈，公然形诸笔墨。观其言殆桀犬以自居，究其实曾蠭蚁之不若，一何其悖逆之至于斯极也。

且其身后，长子葆中即成进士，缀清班，其余子孙亦复多列胶序，则由今曰而论，国家之恩泽涵濡煦育于吕氏者甚深且厚，而回思留良之狂肆背负，愈觉可恨，而其罪益彰明较著，历劫难逃矣。此在忠臣义士，固欲请上方以正显戮，而庸夫孺子，稍有一线之良者，亦莫不痛恨而发指。即彼诗文中亦尝自谓逆天，宜乎其享年不永，而旋已早伏冥诛也。

窃思留良既死，凡秘笥所留，其子若孙即当速为毁弃，而乃应毁不毁。片纸只字，卒致莫能遁匿者，岂非上天之笃爱圣祖，而又欲有以显佑我皇上之纯孝，所以默使之败露而表暴其罪状哉？从此宇内士民，幸得悟其背伦逆天，以共晓然于邪正之判，如大寐之忽醒焉。昭昭天理，盖非狂悖者之所能久诬，恢恢天网，亦非叛逆者之所能终漏也。之珩等共沐皇仁，粗知大义，睹此奸回，不胜不共戴天之愤，谨供。

雍正上谕一

上谕：浙江逆贼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乃其逆徒严鸿逵者，狂暴狠戾，气类相同。意见吻合，实为吕留良之羽翼，推尊诵法，备述其遗言绪论，又从而恢张扬厉，以附益之，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夫吕留良以本朝之诸生，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无端反噬，愤懑倡狂，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所罕见；至若严鸿逵，则生今之世，为今之人，自其祖父，已为本朝之编氓，践土食毛，戴高履厚。严鸿逵之于明代，岂有故君旧国之思，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何所庸其感忿，何所庸其追忆，而亦敢效颦狂吠乎？兹择其悖逆之语、彰明较著者，一并宣示，庶使中外臣民知严鸿逵背理逆天，无父无君之罪，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其日记有云：「索伦地方，正月初三地裂，横五里，纵三里，初飞起石块，后出火，迫三十里内，居人悉迁避。」旨云：此等异事，古来甚多，况在口外，何足为奇。

又云：「徐姓在燕，有仆妇发狂，一夕见贵者三人坐堂上，忽报朱三太子来，三人下阶迎之。见一人浑身血痕，怒向三人索黑水三道，三人初不允，固索，乃允。约以某日发水始去。醒而言之。后几日，热河水大发，淹死满洲人二万余。计其日，则此妇所梦之日也。」

又云：「江都邵穆布将死，如有所见，口呼『惕斋先生，与我无预』者，月余而死。盖当时此事发于此人，有人在彼署中，见其死时如此。」

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时见众星摇动，星星如欲坠状，又或飞或走，群向东行。」

又云：「旧年七月初四日星变，一钦天监云：此星出天沛垣，入天市垣，分野属吴越，应在数年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其色白，应主国丧，在本年内其后说已验。」

又云：「予所戴六合一统帽，以拟四方平定巾，今士人仿效渐多，因阅《日知录》，乃知先朝已有是名，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

又云：「燕中人家门首悉土朱画圈，方圆点叉不一，或圈中有字。」

又云：「徐孝先终身衣直领，戴孝头巾，言与先皇帝戴孝。」

又云：「近日有雄鸡生卵，雌化为雄；又有犬产蛇鳖，胎生。」

又云：「练市有沈开生名伦，不去发，白衣冠终其身。」又云：「河南有虾蟆食人之异。奇哉！」

凡此荒唐叛逆之语，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内所记载者，已不胜枚举，其中惟索伦地方，拥石出火，实有之事，此盖彼地气脉使然，前此已经屡见，现今有相同九山为证。本地相传，皆言自土中拥出者，历年已久，无从考索。是以其地名九墩，与新出之石，凡十矣。其傍远迫山顶，亦有烈焰者，此圣祖皇帝深知之事，是以有「从前甚多」之谕旨。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

至热河水发一事，口外重山叠嶂，五六月间大雨时行，凡涧溪悉成巨浸，行旅时为阻滞，然雨止，则一二时即退。热河山回峦抱，中惟一道河流，每雨水稍大，众山之水皆从此出，是以往往有冲决堤岸之事。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连昼夜，其时附近行宫一带，地处高阜，惟隔岸山根之下为水所漫溢。本地久居之民，实所习见，不以为异。而扈从之官兵，亦皆知雨止水即减退，皆安重不迁。惟寄居之匠人等，以生平所未见，惊惶迷惑。或有愚人编木为筏，谓可以乘流而渡，遂有木筏触石而解，以至沉溺者数人。又圣祖仁皇帝御用水井，在隔河山麓，有守水官兵，凛尊法度，水至不敢移徙跬步，亦至沉溺二三人。是时，朕以轮班，恭请圣安，随从官兵二三百人驻扎即在水发之地，因约束严整，无一妄动之人。及至水退，皆安然无恙，无一人被水者。乃严鸿逵谓淹死满人二万余，何其妄诞至于此极！江浙等处时有山水骤发，及起蛟之事。动辄冲没村落数百家，严鸿逵岂不闻之乎？何独以热河水发为异也。且热河之地，五方贸易之人毕集，而佣工力作者，多系山东山西之民。而严鸿逵谓独淹死满人，有此理乎？乃托之梦幻，造为朱三太子索黑水等语，不知严鸿逵是何肺肠也。

夫从来讪骂诽怨之词，多言桀犬吠尧，吠非其主，以自卸其罪。然以严鸿逵生之今世，为今之民，明代沦亡已久，而我朝定鼎，经百年有余，按之天时，稽之人事，则明之太祖与崇祯帝，以及伪朱三太子，非严鸿逵之主也，明矣。若之何托心于遥遥不相关涉之非其主，而转吠及于神尧之主乎？且臆造讹言，好乱乐祸，于升平宁谧之时，作干戈扰攘之望；以圣祖之德盛化神，而公然诬蔑；以今日之民安物阜，而朝夕咒诅。种种丧心病狂，皆拾吕留良之唾余，而尤加幻妄，岂非凶虐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乎！

且伊既私自著述，造为妖罔，而又貌作迂腐曲谨之态，以掩其奸顽。浙俗浮薄之士，簧鼓其虚誉，致有廷臣以纂修《明史》荐举及伊者，伊乃自鸣得意，抗慢诡激，其日记有云：「传之得炳仪字，仍嘱劝驾。有『尧舜在上，不可徒事高隐』之语。予笑谓尧舜在上，独不可下放巢由耶。」又云：「总宪又有面奏，语嘱易斋令惟怀驰信劝驾，势不得辞云云。然予意自定，当以死拒之耳。」其大言藐抗，即已若此。乃日记又云：「有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言其师曾静，永兴县人，在彼中讲学，学者称蒲潭先生。从前因读讲义，始弃诸生。」又云：「敬卿欲往江宁，作致双亭字，又寄冬之字。」

夫以朕特旨诏修《明史》，旁求山林隐逸之士，而廷臣荐举及伊，则妄附巢由之洗耳，至欲以死力拒、视朝廷如儿戏，待征召于弁髦。而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尺书驰问，一介相通，则数千里之外，呼吸相应，亲如同气，辗转游扬，招纳党类，天地间，显图不轨，恣意横行，扰乱纲常，震世骇俗，未有凶狡至于此极者也。似此悖逆叛乱之人，煽惑民心，贻祸后世，王法所不容，神人所共嫉，且获罪于圣祖皇帝，与吕留良党恶共济，其罪不容于死。严鸿逵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同速议具奏。

二

上谕：曾静悖乱凶顽，诪张为幻，从来狡恶狂肆之徒，未有其比。宜若性与人殊，不可化诲。乃今悔悟，从前为邪说流言所蛊惑，痛心疾首，历历吐供，自称「向为禽兽，今转人胎」等语。可见天地之大，无所不有，亦无物不可化诲。圣人有言，「信及豚鱼」。今以曾静豚鱼不如之物，亦能悔罪悛改如此。伊著《归仁说》一篇，奏云：「此身若在，愿现身说法，化导愚顽。倘不能生，则留此一篇，或使凶恶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可见人无智愚贤不肖，无不可感格之人。是以将曾静《归仁说》附于各供词之后，非以其称功颂德、谄谀而存之也。

曾静著述

曾静《归仁说》

圣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无常地，亦无常格。而其德业光辉之周于上下四方，心思运量之通于四海万世也。乃一皆超于前古，而并非数百年数千年之所尝有。昔人云：「非常者，常人之所异。」窃以为非独常人，即世俗所震聪明绝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压服众论，逞其著述，且可流及远境。而不足以知圣人之生，与对人之德业光辉，心思运量之迥出前古，则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

盖天之生圣人也，其积气也极厚，故其备德也极盛。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积之之久，蕴蓄至数百年，而始生一圣人。又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不常有也。以一家而言，祖宗功德积之之久，至数十年，又至数百年，而始生圣子圣孙，并为大圣之子，大圣之孙。此则又圣祖、圣宗分所宜有。而自下而仰观，亦世所不常有者也。譬之未耕种之土，生气郁积既久，而一加耕种，收必数倍，嘉谷岂择地而生，天地于嘉谷亦岂择地而使之生者，而迥异他植。夫麒麟、凤凰不必尽出中土，奇珍大贝何尝不产海滨。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岐而二之，然则中国之生圣人，固已气竭力倦，而循环以出于远地也，抑何疑哉。况道之在天下无穷尽，无方体。今日与明日不同，此地与彼地各别，本极活脱变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执持捉摸。

所贵乎读书知道者，因时制宜，随地取中，即其活变之妙，以竭吾权度裁制之精，取吾与古人之同处勘出异，复使吾所处之异者归乎同，而后与古人五经垂训之旨合，而后人穷经明理，以定义之大用，斯无穷矣。然而斯义也，昔日扣盘扪龠，以瞽语瞽；桃源醉乡，由妄踵妄。若不经风霆鼓动，大冶镕铸，亦无由转头开盲，拨云雾而观天瞻日。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抑厚幸矣。

恭惟我朝，当明末之乱，明位之移，由东土而来，扫除寇乱，抚临诸夏，一统无外。至德深仁，沦洽四海，鸿功骏烈，焜燿两仪。自有生民以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对人之生，与天地之生圣人，往往非常。误以东土为非中华文明之会，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为圣人。于是妄引《春秋》之义，与孔子所许管仲之仁诸说，以比例自矢，甚有惑于近世吕留良之逆说悖论，忘其当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讥诋诬谤，私形于论说文词者，亦或有之。其名欲正大义，而不知实反拂乎生人之大义；谓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当然之常道。既昏迷错乱，枉误乎当身，复陷身悖逆，以取罪于当时，而贻讥于后世。此曾经身历者，不得不为天下之有志于学，而不知变易之道，徒为吕说所陷溺者，变色告之也。

夫天地间二气，五行之精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广，且变动不拘，循环无常。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狭、五服之地，荆、楚、吴、越已算要荒蛮服，其余粤、闽、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贡赋所通，尚未属于中国。然计世运之升降，必以治统为转移。而稽治统之转移，又必以道统为依归。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颂至德者终惟文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西夷之人也。」是唐、虞、三代时之圣人，已有不尽生于中土者矣。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余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

至宋而天运始旋，其道虽仍不行于上，而实明于下。然开其统者，始于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于紫阳朱子。周子生于湖南永州，而迁于江西；朱子生于江南徽州，而学于福建。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两广之界，江南即吴江，而徽州实于东闽相接。江西则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属八闽之区。由是观之，则知圣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且《春秋》之摈吴楚为夷狄者，因时审地。按其事迹，与今日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盖风气之开，由渐而著，自有天地以来，文运到周为极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笃生之圣，制作礼乐，又鉴古为极精。故一时明备灿然，声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后代汉、唐所能及，实非前代唐、虞所得并。所以圣人赞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春秋》之书，虽因平王迁以后，政教不行，王者之迹熄而作，然当时鲁、卫、齐、晋诸国，去文武之世未远，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蔼然是成周之旧。而吴、楚、山戎以侏𠌯不通诗书，不知礼义之习，逞其僭王猾夏之恶，冒于中华文明之治，此圣人所以深恶而摈斥之。其实圣人之心即天心，因其当绝者而绝之，初未尝有意以吴、楚为处地，亦未尝立念以高置诸夏，而重内轻外也；使诸夏而不谨其常度，则其贬而抑之也，又甚于吴、楚矣。故先儒撮其旨曰：「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是《春秋》之书，分华夷者，在礼义之有无，不在地之远近。心实至公至平，原视乎人之自处何如耳。

况今日则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来治统道统之合一，而从天定者，自暴秦变乱以后，虽历汉、唐、宋之盛，犹不免架阁漏空，无当于圣人之万一。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废弛。内则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外则藩封放恣，暴殄天物。官吏贪污，横征暴敛，所在皆然。荒淫骄奢，世家大族，习为高致。加以文德尽废，远人不服，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边警时闻，应接不暇，元气尽丧。即极之前后五代之衰，亦不过是。卒之流贼四起，惨杀屠掠，毒逾汤火。凡贼所经过府郡州县，以及市井村落，类皆片瓦不保，目惨心伤，自有生以来，其离乱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论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此例，何其悖谬甚乎？

况本朝太祖创业东海，以德行仁，本无取明天下之心。至太宗皇帝，政举教修，仁声仁闻，四讫海内。当是时，曾勒兵入关，徇地直至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讐释怨，熄兵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明不能以一矢加遗。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除寇乱而后兴师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大会孟津，观政于商，以冀纣恶之悛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如摧枯拉朽，望风逃窜，席卷长驱，廓清海宇，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当时天下之众之依我朝也，如出深渊，如覩父母。由是世祖章皇帝发政施仁，抚临天下。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耻复讐，衔结莫报；且大者为我亿万生灵拔死育生，大德深恩，直与天地同流。

由此观之，在昔汤、武为夏、商诸侯，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畔。岂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于流贼李自成之手，视商、周之得统更名正而言顺。明臣、汉人，当时皆乐为效力致死乎。是春秋之吴、楚以夷狄之心，肆夷狄之行，蔑视诸夏礼乐文明之治，而来僭乱之。我朝以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不忍中国之生灵涂炭，而来抚绥之。一是为乱于至治之世，一是敷治于极乱之时，所谓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者此也。使圣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于我朝者，当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

盖圣人与天合德，天大无外，圣人之心亦无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为圣人。所以圣人判事，至虚至平，胸无一毫成见定义。原视天视民以定义。而天之于民，实无常亲，惟德是亲。今我朝不折一矢，不伤一众，不待年而成帝业。到今幅员之广，与天同大，享年之永，与天同久。承承继继，笃生圣人，愈远愈大，弥久弥光，四海升平，万国咸宁，此岂人力所能与？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之眷顾者深，所以至是。圣人又何事违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间哉！故谓《春秋》大旨在谨华夷之辨则可。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当我朝之盛，则罔诬圣人作经之旨，为大不可。谓圣人许管仲之仁，其功在于摈吴、楚则可，若妄以吴、楚例今日，则是非颠倒，害道害义，为大不可。是《春秋》不惟无碍于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于圣人之心，大有光于《春秋》之义旨也。审矣。

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帝基；太宗文皇帝弘继体之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遍及薄海内外，久道化成，沦肌浃髓，更为超越前古，业隆万世。可见皇天笃爱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即极之虞、夏、商、周，天运初开，太和极隆之会，亦罕有此圣圣相承，绵绵无间之盛。况我当今皇帝，尤圣神文武，时中变化，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恢弘前烈，更有光于圣祖仁皇帝者哉。故其治效化功之显烁于两间者，已极礼明乐备之盛，而其验亦已至于海晏而河清。特以治德渊微，圣学高深，山陬海澨之间，间有不能与闻其大者。实因初潜藩邸，韬光养晦，无求无欲，研经味道，以尽己性分之固有，职分之当，为未尝稍露一声光于人间，所以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

惟我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人品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以是存之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而大渐，委以南郊大礼，众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圣学性安，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而于此尤可以见圣祖皇帝之揆道精义，传子即以传贤，并二帝，兼三王，而适于中者，迈百王而首出矣。

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测高厚之所由出。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外，以致盛德至善，不能骤得遍闻于穷乡远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岂知我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已至敬；而造德之纯熟，学问之渊深，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浑然，泛应曲当。举凡施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既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复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智，化裁尽变，推行尽通，深仁大德，际天蟠地。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于未事之先。是以身虽至劳至苦，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事。凡可以利济斯民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自朝至暮，一日万机，目不停视，手不停批，不遑宁处，而心实至安至逸。常如明鉴、如止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媸自然必露而不容掩。今试于荡荡难名中，而以管窥及者略举其万一。如明王奉若天道，大义本于天经，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后，后世人主皆以国家行政出治，生杀予夺，权由己制，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违也。

我皇上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凡天所好者，体天之心好之；天所恶者，体天之心恶之；天所欲行欲止者，体天之心行之止之。由是体天之心以养民，知食为民天，农乃食本，务使各务本业，尽力南亩，不得贪利而废农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穑之艰。每岁躬耕耤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朴无过者，令各州县岁举一人，荣给品秩，以示鼓励。而先啬神农，亦开千古未开之典，设坛崇祀，以报其功。偶间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减膳之下，殚精竭诚，为民祈祷，专务修少人事，以格天心。

卒至祷雨雨通，祈晴晴应，犹不以此为足。蠲减赋之典，无年不颁，赈灾救患之泽，无地不遍。甚者如江南、江西、浙江，正供六十余万两，皆沛恩永免，深仁厚泽，与天罔极不朽。采运积贮，禁屠崇俭，以预防其不足。与夫疏浚河流，开导积淤，相地开垦，以奠民居。通民行而济民食者，可谓无处不到，无法不备参。推其极抚绥尽六合之广，虽穷幽极僻之区，亦不至一夫失所，如西陲安插之众，不惜厚赐，使之衣食有赖。云贵等省，边塞土民，素受土司之害者，禁其鱼肉，革其科派，老有沿乡给发之养，孤贫有动用钱粮，务令得沾实惠之谕。存恤悯念，痌瘝恻怛，恩膏直下及于行人乞人之微贱，以期尽天子惠元元，包涵并育，大小高低遐迩，一体之本，量而后快也。

体天之心以爱民，则察吏不得不极其明，惩贪不得不用其法。谓贪赃犯法之官，蠹国殃民，罪大恶极，即立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偶行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盖所以昭国法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婪賍之物不能入己，无益有害，自不肯复蹈故辙，以罹法耳。更或即其所有之资，填补亏空之数，因得豁免其罪，此皆以罚恶之内，隐寓宽仁之意，原非过刻也。至于人之心术，隐微之中，疑似之间，最为难测。睿照则辨析精微，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如丝过扣，毫发清楚。然犹不以此自用，必广行采访，以收好问好察之益，而为执两用中之资，抑兼欲得人擢用，为生民思久安长治之计，故一切政令所敷，治益求治，安愈图安，务求适中得当，立千百年不坏之良谟，以期移风易俗，潜移默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爱民者，又何无己也。

体天之心以钦恤民命，谓明刑原以弼教君德，期于好生，法虽一定，心本宽仁。《书》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所以斟酌权衡，广好生之德也，有不得已用刑者，不过欲国法申行，刑期无刑耳。故每有改定条例，必期三令五申，惟恐小民无知陷罪，不教而杀。时深恻隐之念，承审官司，滥刑有夹讯之戒；秋审应决，具奏有三复之谕。稍有一线可生，因事原情，宁过乎仁，毋过乎义。不惜反复批阅，至再至三，每年沛几多格外生全之恩。其实皆准乎天理之至公，即乎人情之至安，宽而得中，非废法也，然亦间有应严者，则又用严，以顺适夫至正至平之则。

如阿其那、塞思黑蓄奸树党，贪图不轨，已经圣祖皇帝贬而绝之，乃不知仰体君父之心，痛自改悔，竟怙终不悛，按其罪过实同周之管蔡。我皇上本大公无我之心，揆道执中，以事关国社生民之重，不惜数其罪，以大义灭之。此亦如四凶之在尧世，必有可容者，而后尧容之；其在舜世，必有不可留者，而后舜去之。尧舜何容心哉？皆因其人之自取何如耳。故皇上今日之义，即圣祖皇帝当年之仁，皇上今日之仁即圣祖皇帝当年之义，道无二致，同归一中，因时制宜便得其平而已。天语煌煌，反复剖析此理，已到至处尽处，而心事亦直与日月并明于千古矣。盖虚明应物之天，本无一毫成见己意稍杂于其中，所以用宽用严，无往而非道之至当，不易有如此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取士则于三年科举之外，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而于各省州县，文明极盛之学，又有升改增额，录取之谕。乡试中式各数，亦随著加增。广求博访，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而犹忧人才难得，务在矜全器使，幽隐必录，所以于湖南等省，又特降分闱之旨，悯念士子之贫寒有志者。嗣后不为远险所隔，皆得以遂其观光之愿焉。

体天之心以为民，尊师重道，则至圣先师追封一代。敬圣人如君亲，易讳为「邱」；重临雍之大典，改「幸」为「诣」；而诞降之期，斋戒禁屠，著为定例。且旌表节义，崇建祠宇，奖劝善行，虚公核实，军民一体，直及于匹夫匹妇之贫且贱焉，风声之树更何远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优礼大臣，则赐坐赐茶；体恤群臣，有赏有赉。上下虽分，君臣一体，极至饮食之轻微，情至亦所必赐；器用、服物之小者，虽远亦所常颁。君臣之际，相期以诚，臣下隐微，无不洞烛，训诫开导。隆恩同于天地之钧陶万物，胜于父母之教育婴孺。至中至正，总以吏治戎政，物情民隐，各得其所为念。

体天之心以为民，存亡修废，则合天下为一家，视异代而无外，大廓成例，封明祖之后以侯爵。考古仁恕之君，隆名之主，从未有如此之洪施公普者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励精图治，则天德之刚，纯乎一敬，干干终日。法天行健，无时不极其精，无处不尽其详，广览博访，随机应变，无一不中节合宜。神聚到至处，心细到极处，即至群臣奏章，偶有一义未安，一字错落，几经廷臣历阅不到者，一经睿照，必为摘出。反复告诫，不以为倦。自朝至暮，凝坐殿室，扩然大公，物来顺应，非帝尧之钦明，大舜之恭己。殆未易臻此笃恭之境矣。

体天之心以为民，垂训立教，则皇极之敷言，尤长江大河，浑浑灏灏，盘折自如，愈析愈精，实无一不行所无事，与天理之大中至正者相准。诚以宸衷虚明广大，昭融洞彻，海涵天覆，内外无间，浑乎天理之公，无一毫人欲之私，故发于文辞，理实气足，巍然经天纬地之作，与《二典》、《三谟》并垂不朽。

自古圣明之君见之典谟，载之史册，所传诏诰，其精思神力，未有天纵之深厚且极如是也。极而至于体天之心，为民之深，直至作述之间，心融神契，道统、治统、心法、圣学，一气相承。诚以圣祖皇帝德合乾坤，功弘位育，开生民未开之大业，深仁厚泽，迈百王而独隆，为皇天笃爱之肖子。是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故一切政治，祖述宪章，多以圣祖皇帝为准。然亦只学其道，而不拘泥其法，其中有时地异宜，损益殊方，所当更定者，则又未尝不推圣祖之心，以承天之心，为民而更定之。其实继志述事，适与圣祖无违也。所以大孝纯笃，无处不到。当圣祖皇帝宾天，哀号恸慕，尽礼尽制，历三年如一日；继以孝恭仁皇后升遐，兼服不懈，悲思历久弥深。当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孝治所颁，徽号之议，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晨昏瞻拜，朔望祭享，望山陵而致敬，瞻庙寝以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制尽心。此虽一时发于至情，由于至性，为所当为，不知其然而然。本无意于民，不求鉴于天，然天人一理，家国相通，此感而彼自应，上行而下自效，实无往而非继天立极，为民作则之大者。岂但区区致我仁孝诚敬之至于圣祖而已哉。

凡此皆亲被德化之后，身近天日之光，管见所及，百千万分中之一耳。至于广大精神，浩浩肫肫，可以意想而不可以言尽者，不惟今日浅陋不得而知，抑人所不得而传。盖圣本不可知，而至德尤未易名言故也。此所以天人交孚。数年以来，休征并著，嘉瑞屡见，太和翔洽，民康物阜，四海同登乐利之域，万姓共用升平之福者，诚以我皇上道德既早与二帝三王合辙，而治效自当与虞、夏、商、周并隆无疑也。

静生长楚边，山野穷僻，足迹未到通都大邑，生平未接见一名人达士，加以稍长失怙，身处露孤，形单影只，胸次极狭，见闻极陋。不惟列祖相承之圣德神功，有所不知，并我朝得统之大者，亦所未闻，徒以迂固执方之见，而痼其好古不化之癖。早年从事举业，翻阅八股时文，读吕留良文评，妄喜其议论之爽快，而不察其气象之粗暴；贪其意见之间与己合，而不知其发言立论之甚者，实多与道义大相悖也。且平昔徒知其刊刻之多为有功，而不知其实欲多刻以为阴图射利之计。知其立言之高为有德，而不知其故为高论，以逞其欺世盗名之术。由不知而错好，由错好而误信。日甚一日，不觉为其说所浸淫者实深。

至近年以来，兼读其杂文残诗，甚有谓《春秋》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而今日有人实若无人，有世实若无世。以此为《纲目》凡例未发之蕴。始闻未尝不疑，迨久而不得不信。盖以其意借口于孔子之《春秋》，而例又窃附于朱子之《纲目》故也。因妄思君臣为人伦之首，本于天降，由于性生。人之思君如子之思父，天下未闻有父既失处，而子能晏然独安者。读书以明理为大，身忝士林，所干何事？又焉敢重计一己之死生利害，而委弃当身大义于不顾乎！加以我皇上圣德高远，初年洋溢未遍海内，即早为奸党布散流言，传闻满耳。此时不觉狂悖蛊心，顿忘天地之大，恍若当身道义之迫，甚于水火。乃敢定志，遍导域中，冀得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以为生民之依。遂即其谣传诋谤之词，大肆悖妄，冒昧上书于陕西总督岳公。直至事发之会，执讯庭阶，犹坚持吕留良悖论在心，以为道理当然，死何足惜。且妄谓纲常名教，而得其正，尤读书为士者之所乐，就而不避者也。

殊意承问大人仰遵谕旨，早知穷陋无知，为谣言邪说所蛊惑，乃将逐条所诬一一剖示；及我朝得统事迹，反复详告；并宣皇上文德之大，励精图治，孜孜为民，忧勤不倦之苦心。伏听之下，恍然自失，如梦初醒。本若可信而无疑，然反复细玩，所宣扬处实无往而非三王之极诣、二帝之盛德。数千年梦想不到之境，岂意今日而恭逢有此盛会，似又可疑而难信。未几，蒙恩特发圣谕一章，颁到长沙，剖析宣示，极尽详明，觉大德粹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而不容掩。较前所闻于大人者，蓄德蕴道，深弘广备，玩味更无穷尽焉。

复自湖南以抵京城，一路所见，风清景和，文明灿烂，民康物阜，雍睦熙皞，不觉心醉神移，穆然远思三代，而旷怀唐虞矣。直至抵京，更伏读近年以来所颁示内外臣工圣谕若干卷，广大深渊，纯粹至精，盖自殷盘周诰以后，久矣未闻有此盛德至善，发挥透辟到此极处也。由是回思我皇上德量同天，以蝼蚁之微，冒犯九五之尊，自料万死不足以蔽辜。而我皇上竟坦然于衷，丝毫不怒。到京即超禁释囚，被以广厦，给以丰食，叠赐厚衣，暑悯其热，寒恤其冻。沛几多殊恩厚泽于千古仁惠之主，常法所不到之处。及至谳狱讯供，则又刑措不用，纯以至诚至德，感孚默化，使民不期格而格，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于是实信圣德光明浑全，毫无瑕累遗漏，前谣传所闻，不惟无其事，无其影，且不啻如天渊之悬隔，南北之反向也。加以一面翻阅吕留良家藏日记诸篇，其所以讥诋我朝者，皆是无端妄捏，立意毁诋，实非虚心讲论道理，见之言词也。乃知其立心既险，为术复巧，平日所说《春秋》诸义，关通于我朝者，不过借圣贤言语，以为题目，肆逞其无忌惮之私见耳。

况《春秋》正义与今日不相干涉者，有寒暑昼夜三反哉。静思量到此，如坠渊深，觉天壤虽大，无处可容，抢地号呼，痛悔何及。自咎数十年读书辛苦，修身砥行，无非欲敦伦笃义，俾或出或处，随在有以尽己性分之常，期无忝于名教，以仰副朝廷作养之意，并得有以报我父母鞠育之恩耳。今一旦身陷巨恶，罪犯弥天，生圣人之世，竟不得为圣人顺则之民，何颜立于世，何面见乎人？此种罪孽，从何处造作，从何处收赎填补？以是不得不切齿忍恨于奸党之造谤，与逆说悖论之陷害生民者，非小小事也。于是回审当身之义，前之所以孟浪上书者，为心中无知，惑于流言悖论，为当世求君起见。今我朝既如此得统之正，溯其功德，揆之道义，驾过商、周、汉、唐有不屑道。而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以孔孟之圣，处春秋战国之时，其所以汲汲皇皇，奔走不暇，欲引君当道，致之尧舜者，亦只为不忍生民之苦，求明圣之君以主治耳。而今日现有尧舜之主在上，实亘古未有之隆会，生民无疆之福庆。当其时者，即草木无知，犹被荣而向化，况身带血气者乎。所虑在静者，罪大恶极，虽有自悔自咎之诚，自怨自艾之行，剖心沥肝，亦惟恐后时不足补既往之阙，而仰希对鉴于万一。斯为可痛可悲耳，岂尚有旁说剩义，可以假借乎。

是今日之心悦诚服者，正如赤子无知，被人欺隐其父；而寻父，寻父未几，而适遇父，遇父而相喜以从父。虽缘幸出于意外，梦想所不到，实乃当身之正义。与从前误听误信，冒昧遍寻域中，冀德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之圣人，以为生民主之心，名违而实相合，原出一辙。特先迷而后得，昨非而今是耳。天经地义，本不容泯。而德盛物化，尤不期然而然，至性至情所发，夫岂有所为而为之哉。

盖以我皇上道如此之全，德如此之备，不惟居中定治，处一统无外之下者所当服，即龙潜东海，未飞未跃，闻其声教，亦所当归当服。不惟今日宽仁不杀所当服；即按律治罪，置罪于极刑重典，亦所当悦当服。盖生死事轻，道义事重，若审之于义有所不可，静虽极愚不肖，又岂敢前既无知而犯莫大之罪，后复隐忍苟活以坏生民之大义，罪上加罪乎！故今日之倾心顺服，非是贪生，当身本无可据之义；皇上之宽仁不杀，实非废法，按罪实有可原之情。特以德非尧舜，则不能明照得情及此，即能明照得情及此，亦必不能大公无我至是。明照得情，圣也；大公无我，仁也。一举而仁圣并尽，此汉唐以后之贤君英主所万不能到，而必独让于唐虞三代之圣君哲后者也。况尚有几多盛世未开之令典，生民未有之殊恩，令民感戴无穷者乎！此静今日所以不徒于语言传闻间，信我皇上之大德同天，乃于当身经历中，亲见我皇上之圣，与尧与舜并参也。

夫为国以正名为先，名不正其弊至于礼乐不兴；为学以定义为大，义不定其弊至于进退无据。今我朝得统如此堂堂正正，历三千余年而莫有能媲，而列祖列圣之功德，并非汉唐以来之贤君所能拟。而读书向道之士，未闻有能出分毫气力，阐发其正大之名义，申明其广远之功德，使天下后世共见共闻，以报食德被功之大，而尽己当身之职分，斯己不能无愧于衷矣。而反含愤嫉忌，诋德若讐，造为悖论，诪张妄说，呶号以掩盖其实，而又甚焉。徒使穷乡晚进之士，胸无定见，但喜其议论之高险而不审，夫神圣之生，总无常域，遂将身为其说所眩迷而不知返。而山林清谨之士，无从考其底里，尤见道不真，择义不精，不知道之变易无方，义例所值，各有不同，一闻当前有此名义，则恐得罪于当时，进又虑见恶于圣贤，徘徊歧路，进退两碍；久之不得不托为高蹈远引之行，以自放其轻世肆志之习，其害理悖义而得罪于天也，可胜道乎。

夫人同此耳目心思，非甚无良，断无有食德而不见为德，被功而竟忘其功，生于圣世而不愿为圣人之氓者。今种种悖谬若此，盖为名义莫明于心，趋向莫知所定之所致，推其极皆由吕留良之悖论在前，错认题目，有以起之也。静至愚不肖，信其说最深，受其祸极大，以是犯罪弥天。幸蒙天子仁圣，体恤民隐，曲谅无知，得留残喘，以苟延岁月。然惟其信之深，是以于此中曲折知之甚悉；抑惟其受祸大，故于此中利害，言之稍切。乃敢忘其固陋，详述夫本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当今皇帝之德，上参尧、舜者，以遍告焉。

伏望沉潜向学之士，去井蛙习见，相观于昭旷之途。知覆载之大，原无畛域，神圣之钟，气流愈远。天亲民怀，亦只以其德其仁，而初无额定九州之例，则中外之咨释然矣。放勋重华，绍庥尚分二代；文谟武烈，盛德仅推二君。

而我朝极帝王之隆，兼积累作述之全，则治统道统之归，晓然矣。尧舜生安而在上，孔子以生安而益加好古敏求于下，功在一世，万世不相兼也。而皇上以尧舜之君道，复备孔子之师道，而天纵神奇，丝纶直匹二典，则心悦诚服之戴，沛然矣。猗欤盛哉！麒鳞凤凰，犹欲先观为快，奇珍大贝，尚冀一见为荣。今圣仁天子在上，应非常之运，具非常之才德，成非常之勋华。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而犹以中外为疑，是天地本至大无外，而人自以为有外。正如尧舜之治，不过九州，则人遂以为九州之外，不复有九州，而并疑邹衍所论为荒唐也，岂不悖哉。

昔益之赞尧也，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说者以为惟其广运，是以变化莫测，而形容之不尽。窃尝谓皇上之圣神文武，由于仁孝诚敬之至，而仁与孝敬之至，又本于一诚之至，是以克合天地之量，克符天地之运，而无有远迩内外之间，为一元以内，圣神文武之极谊也。孟子曰：「至诚不动者，未之有。」《书》曰：「百兽率舞」。《易》曰「信及豚鱼」。今上有至诚，而下不以诚应，是殆鸟兽昆虫之不若也。乌乎忍，乌乎敢！

今而后凡为臣民者，益悟覆载之无有限隔，圣人之诞生，无有中外。君臣之大伦，必不可逃，毛土之深恩，决不可背。《春秋》义例，因时审地，天悬地隔。而吕留良之逆说，必当芟除。今日之正义，永有攸归矣。人人惇悦服爱戴之忱，在在守孝子忠臣之分，各自重夫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公，复我所性之固有。常以静之至愚不肖，误听误惑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道之天，长享无疆之福，斯不枉为圣世之民，而为生人之大幸耳。是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