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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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H·列昂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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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日，星期五，客人们在戈尔斯特科夫家的住宅中聚会，这是一桩使女主人既感到高兴，同时又感到头痛的事情。尼娜·季美特里耶芙娜出生于世居本土的俄国家庭，俄国家庭中人人都十分慷慨地款待客人。摆满各种小菜的餐桌上传来一道道肉片稠辣汤、羊腿和火鸡，或则是鹅肉炒苹果，一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女儿对此的各种规劝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尼娜决不能只吃夹心面包和果子蛋糕，也不想听见人家说，客人登门不吃东西，只是谈谈话而已，当餐桌上仍然放着许多原封未动的菜食的时候，她真会感到扫兴。而今天女儿不在她身边——尤里雅明天才回家，因此正好依照最高等级的宴会规格摆桌开饭。 关于巴黎发生的事情，尤里·卡尔洛维奇一无所知，他仍旧保持着最佳情绪。正如一个人既是有经验的、谨慎的、机灵的金融家，同时又是殷勤的有几分幼稚的主人，兼而备之，但是这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来宾和睦友好，男女主人都想共同庆祝的银婚之喜成为他们团聚的托词。一清早祝贺的电话铃声就响了，晚上八点钟九位客人和被庆贺的人都聚集起来，而不得不挪开那张偌大的，还是祖先留下来的桌子。 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聚会的人们是形形色色的，他们属于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对政权机关的上层来说，这种聚会是一件不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总统助理日丹和副总理巴尔丘克，具有无限权力的将军科尔夏诺夫的助理谢沃斯齐扬诺夫上校和反间谍机关的副局长沃洛金还在某种程度上勉强可以并存的话，那么总统候选人和民主同盟领袖的密友阿连托夫和某一共产主义同盟主席叶尔金（昨天还是其他政党党员）和鲜为人知的商人尤丁同坐在一张会议桌上似乎极不相称。人们都已经开始计算总统选举之前的日子，尽管总统和共产党人的领袖十二月份在戈斯东举行的选举中业已获胜，他们还没有正式提出候选人，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问题仅在于拟定一份正式声明。三十七岁的民主党人的领袖，总统候选人和阿连托夫的朋友也还没有最后发表政见，但是民主党人并没有其他领袖，因此在会议桌上集会的实际上只有三个主要党派的代表，他们在六月不得不为俄国君主的王位而开展斗争。 男女主人的银婚并没有使在座的任何人感到过于激动。尤里·卡尔洛维奇·戈尔斯特科夫不仅是百万富翁，而且是俄国主要金融结构的无冕领袖，在西方国家的心目中，他是最有权威的俄国金融家。因此，尽管报纸和电视节目不停地重述，只有主人们自己才能恢复已经崩溃的国家经济，从旁指望援助是很幼稚的，而西方承诺的几十亿美元并不能使政治家们睡得安稳。 谁应该睡得安稳，人人都十分清楚，戈尔斯特科夫极不愿意参与政治赌博，即使他走来，也不谈什么事情，对问题避而不答。今天来出席这次平淡的纪念会的每个人都认为，他本人必将成为筵席上的唯一佳宾，如若他知道这家人的殷勤好客，他即使在宴饮之时未事先获得主人的支持，那也能够琢磨透他的情绪。 当大家聚到一起入席就座的时候，开始了一阵短暂的休息，大家都觉得绝望，在这样一些人中竟连所谓非正式谈话也无法进行。尤丁不追求任何目的，只是同情一位更年轻的幸运的同事，自然有点妒忌他，他照例举杯，说了几句该说的应酬话，迫使“几个青年人”互相亲吻，亲热一番。 主人很晚才明白，入席就座的宾客尽是形形色色的，所以他怀着真实的同情看看鲍里斯·尤丁，知道这个人极其诚挚，没有求情的任何意图，因为他牢牢地站稳了脚跟，所以不会去倾向任何一边，他本人是不重视政治的。 受庆贺的夫妻接了一阵响吻，女主人满面通红，甚是殷勤地款待客人，好像他们是在清晨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逃了出来。 反间谍工作人员沃洛金和总统警卫处副主任都没有偕同妻子前来出席纪念会，他们并排地坐着，在俗世生活里他们暗地里互相仇视，而今日虽未达成协议，却宣布暂时停战。 “啊，既然有这样的场合，就让我们以‘你’相称，痛饮一杯，不去谈论政治问题。”沃洛金以上级身份说话，饮了一杯酒。 “在政治方面我也是一窍不通的，”谢沃斯奇扬诺夫也喝了一杯。“我的事儿是看小牛，把它送来送去，不准哞哞叫。” “你干嘛来了？”沃洛金知道，邻座的人在撒谎，他根本没有看起来那样憨厚。 “上级开了口，我就出发了，”上校又斟了一杯酒。“谁在六月份能出任国王？没有人知道，而卡尔洛维奇，”他向主人点点头，“在任何一次摊牌的时候，他决不会变成挨打的王牌。” “甭说吧，尤里，甭说吧！”将军内行地倒转了酒杯。“有人开始转舵，一切都会发生的。” “我和你是在真正的主人部下服务的，我们知道，眼前的人不是那些伙伴们。他们有武器，但没有子弹。主人的工作他们力不能及，而那些大人物站在高处，就像站在他背后一样，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与你也是与我同样有关联的事实。” 奥列格·叶尔金是个身材矮小的青筋赤露的男人，他不知通过什么方法从边远地区爬进了国家杜马，及时地投靠某一政党，并且保住了第二期的代表当选证书。主人们首次和他见面。谁请他出席午宴，是不是有人邀请他，根本不知道，他曾与民主党人的主要领袖之一，科学博士阿连托夫热烈地进行论战。辩论逐渐变成叶尔金的激烈的独白。阿连托夫惊讶地望着，赞同地点头。是的，这样的交际未必可以称为论战。叶尔金的发言包括几个不同政党的某些互相毫无联系的号召和口号。 “一切都很简单啊！私有财产当然要保留下去。衣服对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至于床位、汽车，那只要出示证明，证明他在什么地方挣到这笔钱。人们都应该很好地生活，学习、就诊或者住医院，都应该免费。我们不向任何人夺去任何东西，但是要让人们在合理范围内占有自己的财产，一个人应该把多余的东西送给他人。您赞成吗？” “是的，是的，那自然，多余的东西必须交出去。”阿连托夫一面点头，一面想到，鬼才使他出席了这次宴会。 尼古拉想看见尤里雅，不知道这个姑娘不在莫斯科。他和戈尔斯特科夫的女儿会过两次面，他们在某次人声嘈杂的，颇能令人陶醉的晚会上跳舞，之后很久地进行谈话。青年政治家不知道，这个姑娘是金融寡头的女儿，把她看成是一名女新闻记者。他喜欢尤里雅这个女人：强健的柔软的身段，开朗的令人倾倒的微笑和惊人的自由不拘。她不向他询问政治问题，不对经济改革一事发表空洞抽象的议论，这两点很合他的心意。他们二人都喜欢而且善于跳舞，并在舞步中感觉到身体和精神的和谐。 尤里雅知道，她的舞伴是某一政党的著名人物，并想起了她在电视中见过他，不过他们只是互通姓名作了一次自我介绍而已，在那天晚上这个姑娘还不知道尼古拉的赫赫大名。在类似的晚会上跳舞的人并不多，一对年轻的伴侣往往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出席晚会的人们之中传来了一阵耳语声，尼古拉漫不经心地听见： “阿连托夫真识货……祖祖辈辈掌权的人就这样诞生了。” 阿连托夫有几分醉意，他有所爱，认为他所听见的话毫无意义。临别时他提出那个正常的男子汉向他喜欢的女人提出的问题： “我们是还要会面的，允许我给您挂个电话吗？” “您是个男人，要敢作敢为！”尤里雅笑嘻嘻地回答。 “可我不晓得您的电话号吗。” “您试一下，把它查出来！”她又哈哈大笑，急急忙忙向出口走去。 “尼古拉，你想说，你和一个姑娘度过了整个夜晚，并不晓得她是俄国最富有的及笄姑娘吗？”第二天他的秘书和朋友问阿连托夫。 “不知道，”尼古拉答道。“你不相信我？我说的话还不够么？” “问题不在于我所相信的事，”秘书回答。“如果你是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国家杜马的代表，你要和金融寡头戈尔斯特科夫的女儿相会，这就会浮现出来，而且人们会给予片面的评价。” “我不是自由人么？” “自然，大政治家是个不自由的人。” 阿连托夫思索了一会，表示同意，便不给尤里雅挂电话了。过了一个月。尼古拉开始忘记那个令人陶醉的晚会，身段柔软的少女，她的逗弄人的微笑，那时尤里雅自己给他营业所打了个电话，嘲笑地问道： “您总是不履行诺言吗？” 阿连托夫立刻听出是她的声音，十分冷淡地打了个招呼，并以记性差作为借口，说他好像没有作过任何承诺。 “不信守诺言还是记忆力很坏？我甚至不知道，对一个职业政治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吗？” 他们又互相说了几句尖刻的话，尼古拉然后说道： “尤里雅，饶了我吧，我从早到晚精神上感到压抑，很想见见您。” “我考虑考虑您的建议，”姑娘回答。“在稠人广众面前不能和您一块儿露面，您太出名了。请您到我那里来做客吧。不是到实业家戈尔斯特科夫的女儿那里来做客，而是到喜欢跳舞的姑娘那里来做客。请您来吧，我得决定我以后对您采取怎样的态度。” 阿连托夫在尤里雅的套间里度过了一个美妙的黄昏。他们一同跳着舞，饮了一点酒，他们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来，只是更加给弄糊涂了。他接连工作二十四小时，其中包括必需的短暂的睡眠时间，但是他心中老是丢不开尤里雅，这种思想使他激动不安，有时候简直使他发疯了。他正在解决自己生活上的主要问题，一个平常的姑娘，算不得一回事，居然妨碍他，使他不能把精力完全倾注于工作。昨天秘书把戈尔斯特科夫夫妇银婚纪念的请帖转交给他了，说尤里·卡尔洛维奇亲自打来电话，事先通知一下：只有几个人出席纪念会，据说实业家想和阿连托夫私下讨论几个业务上的问题。 “我希望你明白，由于你曾经同他女儿跳过舞，所以谢绝这种建议是不明智的，对吗？”秘书嘲笑地问道。他不知道，尼古拉和尤里雅还会过一次面，这两个年轻人的相互关系已经超过了平常的舞伴关系。 你瞧，尼古拉来了，他摸清了情况，来宾中包括副总理和总统助理，阿连托夫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绝不是普通关系，在正式宣布候选人选举之前真的只剩下几天了，因此今天他们之间的关系简直是太紧张了。反间谍机关的副主任，与科尔夏诺夫将军接近的人物的入席就座绝不会使气氛趋于缓和。主要是阿连托夫想和尤里雅见面，谈谈话，但她不在家，明天她才能从巴黎回来。 尼古拉喝得很少，只是随心所欲地喝点香槟酒和纯葡萄酒，可是情势使人觉得很不自在：自称共产党员的叶尔金常在邻居中尽自胡扯，引起人们的注意，终于使得阿连托夫心绪不宁，于是他喝了三杯伏特加。其实不应该这样做。 自然，总统的助理日丹和副总理巴尔丘克正在谈论即将举行的选举问题。 “从第一次尝试起，总统是赢不了的，”日丹说。“车臣像一颗卡在肋骨之间的子弹，不让人家正常地呼吸。” “谁也不会向他射击，男人应当会使用武器，不允许故意枪伤自己的士兵。”巴尔丘克回答，同时向妻子的酒杯中斟上淡淡的葡萄酒。 “男人们，你们即使停止一小时不论争，行吗？”日丹的夫人用任性的声调发问。 “维罗尼卡，我请你，”丈夫阻止她，向巴尔丘克转过身去。“安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谁开枪射击，今天没法查明。我们大家都面临着选举。我不是说总统是神圣的，但若他败北，以前的政党就会来执政……” “我们是在他们手下，而不是在当代人手下生活过，那些年老人有点儿专横，”巴尔丘克打断他的话。“我自己反正一样。以前的政党来执政，政府就要垮台啦，如总统留任，他也会把人人出卖的。六月份以前我能够过着安定的生活，此后不得不忙得团团转了。” “你干嘛老讲自己啊！而俄罗斯，人民呢？”日丹气愤极了。 巴尔丘克从桌旁稍稍移开了脚步，他打量一下邻座的人，冷冷一笑，摇摇头。 “你甭装蒜吧！俄罗斯啊！人民啊！你想着自己，我也想着自己，所以不值得扭扭捏捏。我和你都是有一门职业的人，任何政权都用得着。形式主义的官吏更加前途莫测哩，”他朝坐在对面的将军和上校点点头。 反间谍工作人员抓住了副总理的目光，微微一笑，高声问道： “让我们讨论对收成的展望，好吗？” 巴尔丘克假装出没有听清的样子，那个和沃洛金并排坐着的谢沃斯奇扬诺夫说道： “斯捷潘·亚多罗维奇，只在我们之间说说，今天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尤里·伊万诺维奇，说什么呢？”反间谍工作人员装出一副惊奇的样子。 “不要假装成那副样子，既然我们知道情况，那么你们就更不消说了。”谢沃斯奇扬诺夫看了看主人和他的夫人。“够镇静的人们——他们的女儿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要知道，用某种办法什么都应付过去了。”沃洛金轻声地回答。“我的确什么都不知道。旅馆附近发生了一场殴斗。尤里雅觉得不舒服，明天她会坐飞机回来的。至于说有人想用暴力劫持这个少女，我不会相信。如果他们想劫持，那么就已经把她抢走了，要不然，您要明白，是两个俄国旅行者拦阻了他们。” “我们的灌木林中偶尔出现了一架大钢琴！”谢沃斯奇扬诺夫说了一句挖苦人的话。“不要愚弄人，这是你们的鬼把戏。可是你不想说，就甭说吧。想知道有人在散布流言，还是主人的女儿真想嫁给那个能说善道的人呢？”几乎看不出，他朝阿连托夫点点头。 “你在开玩笑？我没有听见。” “从前您的工作不是散播谣言，您想什么话我都听得见。”谢沃斯奇扬诺夫责备地摇摇头。“你心里明了，将军，假如阿连托夫有了这样一个岳丈，势必会造成一股潜势力。” “那时候他本人也会提名为候选人。” “我不喜欢他，但是他却是个聪明小伙子，他心里明白，今天只适合当一匹拉近套的马。他还年轻，有朝一日会时来运转的。” “如果前执政党获胜了，时代会停滞，”沃洛丁冷笑一阵。“我们的时代要来临，反间谍机关总得开办的。我们一定要痛斥那些饶舌的人。” “我在总统警卫处工作，”谢沃斯奇扬诺夫冷漠地说。“他将在第二期竞选中获胜。前执政党和你们领袖的号召和口号中并没有采取各种镇压手段的暗示。” “你是聪明人，尤里·伊万诺维奇，发明手枪，制造手枪不是为了拿着它晃来晃去，它不是一面旗子。制造武器的目的是屠杀人类，如果有人手里拿着武器，那准是射击。这就是生活！如果我们的领袖作出了决定，可以用手枪钉钉子，那么就有人把铁锤送到他手上，哪里有人在钉钉子，就把他送到那里去。但是你本人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需要大批这样的人。” 上校谢沃斯奇扬诺夫对反间谍工作人员的自信和冒失的坦率觉得有几分惊奇，想了想，他这个警卫上校是不是过分相信了自己的上级的威力，于是忽然想起了一句谚语，对“痴人说梦，危如累卵”的危险发出警告。 而主人安逸清闲，处于最佳情绪之中，他主动找女士攀谈，幽默地叙述他怎样揭示人生的奥秘，因为他提前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和业余活动，所以在那个年代他的行为遵守刑法条款各项规定并长期受到奖励。尤里·卡尔洛维奇吃得很香，喝得有味。戈尔斯特科夫身材魁梧，嗓音洪亮，它能够掩盖客人们的低沉的谈话声，他像加尔甘秋阿，陪伴他的是那些讨论自己的小问题的小人物。戈尔斯特科夫不是高傲地，而是深受感动地看待自己的客人。他已经喝了许多酒，像个成年人那样怜惜地望着那些因玩具被破坏而感到扫兴的孩子们，他们不能预见到这一辈子还会损坏哪些物体。 代表们，代理人和助理们既愚蠢而又不懂事，他们有许多感受，不知道明天给他们筹备的是什么。昨天举行过一次选举，今天举行另一次选举，工资由国库支付，但是必须把钱存入国库，否则就会领不到分文。为此不得不挣钱，而不是高谈阔论。 戈尔斯特科夫从小时就开始赚钱，我们不知为什么老是指着德国人和美国人，硬说他们擅长于工作和积攒资金，仿佛自古以来勤快人就不在俄国居住似的，有的人成立家族，修建工厂和建立金融王国。我们活着，眼睑缝起来，仿佛莫斯科没有特列季雅科夫画廊、没有巴什科夫之家和由“窃贼与醉汉”所创建的其他许多美丽而悠久的文物。圣瓦西里教堂兀自屹立着，外国大使馆分别设在波瓦尔大街和毗连的一些里弄的别墅中，冠以“外国的”名称：“面包”、“桌布”、“刀”及其他。 尤里·卡尔洛维奇没有儿子心里觉得很难受。尤里雅诞生之后大夫们绝对禁止他妻子再生孩子。尤里·卡尔洛维奇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孙子，当他精力还旺盛，神志还清醒，能够站稳脚跟的时候，他希望快点抚育自己的孙子。他莫如把个小伙子培养成人，他晓得他的劳动不会白费，什么人在俄国定居，他们就要为人们服务。戈尔斯特科夫抓住了阿连托夫的目光，朝门边点点头，用餐巾抹抹嘴巴，轻松地站立起来，张开勇士般的肩膀。 “尼娜·季美特里耶芙娜，你要留心，让客人们吃得香，喝得有味，不觉得苦闷。我和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走开一下子，要抽个空说一两句话。” 主人在书斋里挥一挥手，说道： “哪里舒适就坐在哪里吧，”打开酒吧间，把餐具弄得丁当响。“你想喝伏特加酒，白兰地酒，还是更想喝洋酒？” 阿连托夫喜欢主人，他的外貌、某种不是今日的而是壮士歌中歌颂的信心和开朗令人敬仰，它不是来自魁梧的身材和挺直的双肩，而是来自这个人的内心。尼古拉天生是个领袖，可是他们不是把他请来参与地位相同的人们的谈话，而好像是把一个小孩领到这里来了。 “谢谢，尤里·卡尔洛维奇，可是我本来不喝酒。” “啊，随你的便……”主人斟了两大杯伏特加酒，把一杯摆在客人面前。“我想和你商谈一下。” 尼古拉觉得自己不自在，他推测，谈话涉及尤里雅，他准备给予反击，因此主人说的让人出主意的话使他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了。 “我不重视也不喜欢政治，但是我女儿不知为什么无意中说出，你是一个聪明的正派人。我明了，大买卖和富有影响力的政治就像人的右手和左手一样。我宛如一只鸵鸟，藏起头来，简直无地自容。待在我的住宅里犹如置身于中立地区，可以短期地逗留，不能长期地定居。你来开导我，老头儿，应该沿着哪条河岸前进，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还能够期待什么。” “您不读报，又不看信箱，”阿连托夫肯定地说。“尽管原则上还没有正式提出候选人，但是什么都摆在架上子，安排就绪了。共产党员和执政党差不多百分之百地要进入决赛。我们的党要提出候选人，但按照皮埃尔·德·库别尔膝的原则，这主要不是胜利，而是参赛。” “可贵的参赛。”戈尔斯特科夫插上一句话。 “可贵的参赛，可是他们不爱惜他人的金钱。但是在头一阶段苹果组织的成员和日里诺夫斯基分子们未必能参与巨人的斗殴。如果他们获得成功，那么以后的情况就无法预测了。我认为这种情形足以说明斯特鲁加茨基之家的特权。” 众所周知，主人没有进修过密探这门业务，但是他很健谈，以致任何一个职业侦查员都会妒嫉他。尤里·卡尔洛维奇善于分析政治，而使他发生兴趣的不是小伙子的回答，而是他的行为，正如有人向他汇报的那样，这个小伙子曾一度追求尤里雅。 他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因为年轻的缘故这种情况偶尔会发生的。他不想猜测，我想听他说什么话，可是，意志力坚强。他聪明、沉着，身体很健康，不好酒贪杯，有时候发点脾气，但不露声色。小伙子不错，挺不错，那么，女儿并不是我所臆想的那种轻佻的女人。但他为什么要搞政治呢？他在这样肮脏的水洼中找到了什么？或是在寻找什么？做生意是纯洁的事业吗？谁的母牛会哞哞叫呢？ “你没有说，我得向哪个岸边划？”戈尔斯特科夫饮了一杯酒。 “共产党不能交出钱来。叶利钦不需要金钱，他的钱绰绰有余，而从战术的观点出发，这种事情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他输了，您这个仇前执政党是要记住的。如果他赢了，那又要遭受到良心谴责，因为叶利钦记性很差，是带有代表性的。往事不计较，只要考虑眼前的利益。您不肯把钱交给日里诺夫斯基，愿上帝保佑，苹果组织打赢了，那么今日也好，明日也好，他们总是需要金钱的。” “我看，你聪明透顶。” “对不起，尤里·卡尔洛维奇，可是聪明透顶的人是不会有的，形形色色的蠢人碰到一起来了。而智慧如同金钱一般，是或有或无的，它永远是缺乏的。” 戈尔斯特科夫哈哈大笑，向阿连托夫伸出一只手，把他从安乐椅中拉出来了： “谢谢，你开导我了，咱们走吧，在这些人面前很不方便。”忽然有个人在门口问道：“不会把您的伙伴偷偷地扔掉吧？” “好事情永远不会起妨碍作用，不过莫如给孤儿院捐款。再说，不用作基金，不作分户账，而是给儿童购买必需品，使人手一份。” 主人握住了客人的肩膀，使它挺直，看看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好像抑扬顿挫地说话： “我喜欢你，小伙子。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告诉我好了。”他想了一下，补充说：“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当斯坦尼斯拉夫遵照朋友和上司的要求找来的几个离职的侦察员来到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的办公室的时候，受庆贺的戈尔斯特科夫之家的客人们刚刚准备在节日的餐桌旁就座。 这时候侦察员们总共有四人。一个老同志曾经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古罗夫的小组中工作多年，一个离职的少校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斯维特洛夫正在内务部的汽车库里当司机。老兵的孙子病得很厉害，治病正需要用钱，少校把自己的忧虑告诉斯坦尼斯拉夫，于是斯坦尼斯拉夫劝他请假去加入古罗夫建立的小组。对做侦查工作来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年纪大了一些，但是一个有经验的司机而且在侦查机关供职三十年，对这个案件来说，他是一个有用的人。老兵的来临使古罗夫感到十分高兴，预付给他一千美元和斯坦尼斯拉夫在某一侦探局租用的“日古力”牌小轿车的第六号样品。 维特金·根纳季·美特罗范诺维奇是个具有二十年工龄的密探，外表很像克里亚奇科，中等身材，长得结实，一副假装呆气的普普通通的面孔。这个间谍很平凡，但会进行观察，很仔细地有耐性地执行各项指示。 柯托夫·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年老的侦察员，像他自己的犹太籍父亲——三等乐队的小提琴手，蓄着小胡子，戴一副眼镜，无论说他像谁都行，只是不像有经验的机灵的侦察员，他个子高大，病态般的消瘦，给人留下一个体弱者的印象，这完全不符合现实情况。柯托夫能用两手出色地射击，在街头斗殴中甚至可与古罗夫相匹敌。朋友们时常开玩笑，说他格里沙是个紧紧地绷着牛筋的骨架子。 加弗里洛夫·鲍里斯·叶菲莫维奇也是个因循守旧的侦察员，他有一副很严肃的外貌，如果柯托夫四十岁的时候看起来像个五十多岁的人，那么加弗里洛夫已有三十五岁了，看上去像个无赖的小伙子，准备在任何时刻把手伸进疏忽大意的女士的口袋或者夺去她的手提包。他穿着适宜：牛仔裤、越野赛服装、好像是在伊斯坦布尔旧货商场买来的皮绒大衣。在售货亭里，没有人会把一瓶伏特加送到他手上去，如果他要仔细地瞧瞧商标，人家便要他先付现金。他的上嘴唇上面有一道伤疤，而在上颚中的一颗金牙时时闪现出微光。鲍里斯卡——同志们这样称呼他——与任何人结伴或者一人在门口，一个人能顶三个人喝酒，他不引人注目地洒掉了半瓶酒，过了半小时又和街头的小无赖，所谓自己人混在一起了。 使所有出席的人联合起来的正是侦察工作的经验、对那些不珍惜他们的职业技能、不珍惜他们对侦探事业忠诚的上司的厌恶、对“能干的人们”暗含的仇恨，他们亲身忍受着这班人的诡诈和残酷。他们珍惜金钱，但不把它置于首要地位，他们希望赚钱，但不出卖自己，也不耍两面手腕。 在征集一小分队侦察人员的时候，斯坦尼斯拉夫把某人的正派作风摆在第一位，伙伴们的所有其他品质或者更优，或者更劣，而诚实则是必须具备的品格。 当大家聚集起来，抽抽烟，回忆往事，互通消息的时候，古罗夫向每个人发放一千美元并且说： “小伙子们，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不是人人很乐意去做的工作，”之后他给每个人送上一张尤里雅的相片、她的地址，并说明她出生于什么家庭以及有关书面警告的情况。 此后他叙述有关某人企图在巴黎劫持女郎的案子以及劫持者的特征。他们回想几个老“朋友”时，花费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讨论过各种特征，但是具体的情形一点也想不起来。 “安全部门……” “反间谍机关，”柯托夫反驳，一面弄正那经常滑落的眼镜。在青年时代他患近视眼，随着岁月的推移近视的毛病好了，但是他还有戴副眼镜的习惯，只是不得不把近视镜片换成平光镜片罢了。 “不要赶忙作结论，”古罗夫说。“我把发生过的事情讲给您听，要您把真相弄明白：威胁是不平常的，既然作案的人们走到了巴黎，可见他们伸出的手很长。根纳季，”上校把脸转向维特金，把一张纸条递给他。“这就是交给你的一份有关女性追求者的资料，尤里雅和他在巴黎会过面，请你尽可能查明小伙子的一切情况。” “没法查明的事情，你也要查明，”克里亚奇科不能长时间地保持沉默。“客房里有人使他大为震惊，但是他们也许都是同一个分队的人。” “是，遵命，上校先生。”维特金点点头。 “现在谈您的情况，您的任务和可能采取的办法。”古罗夫继续讲下去。“华连廷·聂斯捷伦科和伊里亚·卡尔采夫明天回来，即是说，你们共计六个人，必要时斯坦尼斯拉夫和我也参加你们的活动。我们有三辆汽车，但是我的‘雷诺’牌小汽车，特别是克里亚奇科的‘梅尔谢杰斯’牌小汽车在某些地方要亮灯，在另一种情势下就非亮彩灯不可。不要舍不得花钱，必要时可以开支，不需要任何汇报。只要能写出重要的侦察材料。” “完了吗？”鲍里斯问道，他的金牙齿闪现出一道微光。 “你们都有证件，”古罗夫回答。“你们有武器执照，而怎样使用手枪，怎样才不会陷入囹圄，生活教会了你们。如果当局把你们抓起来，你们可以出示我的电话号码，如果情况很不妙，就给奥尔洛夫将军打电话。但是，伙伴们，”他叹一口气，并且摇摇头，“你们自己要明白。你们可能会撞上反间谍机关，也会撞上警卫部门的。” “请您省略‘可能’这几个字，”斯坦尼斯拉夫插上一句话。“列夫·伊凡诺维奇，哄骗伙伴们是心眼不好，品德不端的。他们必将直接或间接撞上各个部门，一定会撞上的。” 古罗夫不去打量自己的朋友，忍住气不作停顿，继续说下去，仿佛没有人打断他的话： “给特工机关查明情况，密探的首长们在工作中使用外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事。侦探长。”他用指头戳了一下自己的胸膛。“这是一回事，总局局长、副部长，完全是另一回事，您想想看，他们并不是小人物。” “既然房门夹不住鸟蛋，我们就不作声吧。”加弗里洛夫说。 “鲍里斯卡，你可以双分身，要爱护，你才会活得更久，”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说道，大伙儿齐声大笑。 “还有什么问题吗？”古罗夫问道。 “我明白，我们明天要从谢列梅季耶沃机场得到这个小姑娘，还要追逐她一昼夜，”柯托夫轻轻地搔着胡髭说。“我们要怎样换班，工作几个钟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如果我们做出观察她的标志，就会告诉您，可是在哪种场合下我们才有译出密码的权利呢？” “你提出一些太简单的问题，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古罗夫冷笑了一阵。“你是个医生，就是要决定在什么场合下才要动手术，也可能在这个时候只要摆上热水袋就行了。我们知道，他们想把她偷走，究竟是谁准备在哪里搞这种勾当，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动机。显然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她父亲。如果这个女郎是普通工程师的女儿，那她就不会受到什么威胁了。他们的卑鄙企图也许是想拿到一笔钱。不过我觉得好像这一事件和竞选运动有关。他们企图借助于女儿对戈尔斯特科夫施加压力，使他和他的同事们，即是使那大笔大笔的资本朝某一方向转移。” “那么还有另一个敌人，我们的人不会走钢丝。您，列夫·伊凡诺维奇，要量力而为。要知道我们只是退休的普通密探。在政治论争中人家要把我们压倒，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你压死一只臭虫，发出难闻的臭气，我们身上决不会有什么遗臭的。”维特金说，古罗夫委托他去调查维克多尔。 “你害怕了吗？”克里亚奇科从座椅上欠了欠身。“大家都害怕，这是正常的情况。只不要预先在自己身上画十字，也许是不会打雷的。” “斯坦尼斯拉夫，”古罗夫阻止自己的朋友，“维特金考虑得周到，但是他往脚下看。我不愿意提到这个问题，不愿意扯些题外的话。侦探机关联合会这个组织很强大，我们反对它是不明智的。我们抓住另一个最差的组织：反间谍机关或是总统保安机构对这个案件很感兴趣。但是要知道他们都不会在这里使用自己人，使用自己的实力。而在那里工作的并不是傻瓜，他们很了解，如果国家机构在这种案件上捅漏子了，那么总统就要完蛋了。他是一具政治死尸，他不得不赶快取消自己的候选资格。这是意味着什么？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直接地采取行动。因此巴黎发生的事件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德国法西斯分子窃取了墨索里尼。他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旅行的少女抢去成亲。他们自然不知道我们这些伙伴的情况，但反正一样，这是略识门径者的工作。为什么他们在客房里，而不是在街头或是胡同中的某个地方劫持她呢？因为他们语言不通，万一发生什么事，他们没法向警察表达意思。这是特工机关吗？已经找到了两个小伙子，他们能够用法语讲它一通。 “在这个案件中，各个特工机关也像虾那样站着，束手无策。又想做，又怕出问题，所以妈妈不叮咛。他们只能借助于经理人，而且是非高级经理人来进行活动。他们用绳索缚住刑法专家们，征募入伍，准许他们去散步。你看，他们都变成了你们的真正的敌人。要是出了什么事，将军们就在楼上狂叫起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第一次听见！’否则主人要亲自砍下他们的脑袋，柯特·别格莫特砍掉了康费兰谢·本加尔斯基的头颅，主人的动作之敏捷，较之柯特·别格莫特更胜一筹。但是我已经应用过这个比喻了。” “一般地说，你正在重弹旧调，列夫·伊凡诺维奇。”克里亚奇科说。“伙伴们，你们之中谁站在前面，谁站在后面，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和谁一道沿着柏油马路驶行。而观众正如牙痛似的，都是熟悉的，招人喜欢的人们。 “斯坦尼斯拉夫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如果他开始采取压制手段，我们就聚集起来，讨论一番。你们明天在谢列梅季耶沃会遇上从巴黎起飞的航班……” “对不起，列夫·伊凡诺维奇，这样行不通，”柯托夫打断他的话。“我想知道在哪种情况下我才能译出密码。”达维德的这个儿子是最谨慎、最仔细的人。“这是说给乳臭小儿听的关于医生和诊断的闲话。有人在我眼面前抓住了这个姑娘，用汽车把她送走了。还有什么诊断呢？” “你甭佯装成比傻瓜更蠢的样子！”克里亚奇科提高了嗓音。“他们把她抓住，把她送走，并不是从人行道上捡到一袋马铃薯。因此你这个密探要会当机立断，有个男孩把小女孩送上了大车，或者这是另一种情状。你要做的事情是，悬在车身后面，不让它把你甩掉，你还要保持联系。” “就是这些，密探先生们，明天见，”古罗夫从桌后走出来，握握每个人的手，暂时留住柯托夫，“如果工作不称心，你有什么犹豫的地方，就说吧，都是自己人，咱们一块儿走吧。” “小孩和傻瓜们都不会缺乏信心，”柯托夫点点头，从办么室里走出去。 “我不喜欢他，”侦察员们走了以后斯坦尼斯拉夫说，“他已经习惯了，要人家向他深深地鞠躬。” “别说了，斯坦尼斯拉夫，伙伴们都是好人，格里沙简直是个最优秀的人。他会提问题，你竖起耳朵听。当他用鼻孔轻轻地发出喘息声时，当他胡乱地射击时，你以为他不懂行，可是当他对着脑门射得很准时，那又怎样呢？什么他都知道，他很想知道我们能够走多远的路。” “你选上司，你从高处看得更清楚，”克里亚奇科回答，“我本人很不喜欢这个小伙子，他在巴黎死乞白赖地追求少女。他比那些蹩脚的拐子更危险。” “我们有可能搞出头绪来。在他们改组并兜第二个圈子以前，你的意思还能在我们这儿保留多少天呢？” “我认为他们应该暂时保持沉默，等待时机，检验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观察尤里雅。我认为，这两三天我们不去打扰她为好，弄清楚她常到哪里去，不外乎如此，不要在城里追逐她，否则我们会把自己的相貌亮出来。” “有道理，”古罗夫打开通风小窗和房门，拿定主意让办公室透透风。 “我要走了，应该在家里待一待，以后的情形怎样，就不知道了。”克里亚奇科从立柜中取出一件男式上衣。“你没给玛丽亚挂电话吗？” “何必？”古罗夫想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她拍摄影片去了，回来了，好像要给我打个电话。” “傻瓜，玛丽亚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女演员，可你在某种逻辑范围内衡量她。她那个小组拍完电影以后从意大利回来了，玛丽亚忙于演戏，这个女人相信，不仅是热恋的男人，而且整个莫斯科都知道这种事件。你从高处降下来吧，就在陆地上定居，”克里亚奇科挥挥手，走出去了。 古罗夫在朋友身后关上了房门，在桌旁坐下，抽起烟来。密探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女人们经常在他生活中出现，又相继不知去向。他只是和他妻子共同生活了八年。里塔不能忍受她和男人在一起生活的痛苦，他经常离开家庭，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她不能和朋友们约定相会的时间，因为她丈夫的“星期一是从星期六开始的”。也许不是他妻子离开他了，而是爱情离开他了。物各有其极，罗密欧与朱丽叶并不知道这一层，因为爱情在成长时就已经一命呜呼。 女人们都很喜欢古罗夫，这一点他心中有数，他很镇静地领会这一富有哲理的事实——这既非他的功劳，亦非他的过失，他生来如此。古罗夫身材魁梧，具有大力士的体格，长着一对蓝眼睛，但决不是他的身体素质吸引住女人，身体只是一种形式，它会引人注目，然而仅止于此。他是个领袖，今天有人把这种素质称为生物特异功能，古罗夫全部付清了获得领袖地位的费用。甚至连他的最亲密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也在一击中便击中了他的要害，他说道：“你从自己的高位爬下来吧。”一个正常的男人不管他有无野心，他这一生总在顺梯上升，猎取知识、职位，获得周围同事的推崇。运动员力图在赛事中获胜，他才克制自己，以求登上光荣的宝座。他不仅在体育运动中生存，在任何职业中企图身居首位即是男人的本性，男人自己来确定宝座的高度，有的人差不多能够登上那个宝座，而另一人却一辈子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每个人都用自己的主观标准去衡量一切，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多极了。金钱、荣誉和权力，据说最富有吸引力，既甜蜜，又迷人，而权力则是最难达到的，滑得站不住的顶峰。 古罗夫从来不去竭力追求权力，虽然他今日比钻营之初无疑地拥有大得多的权力，那个时候他只是侦察员和中尉军官。但是古罗夫对通向权力的阶梯不感兴趣。有人不止一次地推荐他提升职位，授予他将军之衔，但是他总在各种借口下拒绝了。他是一个正常的人，想当一名将军，拥有单独的办公室和个人专用的汽车。使他感到不满意的只是他如果拥有这一切必须付出的代价。姑无论古罗夫是否有这种认识，但他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他这种品质表现得独特，他并不贪求职位、军衔和勋章。古罗夫真正重视的唯有自由。在任何一天都可以替代厂长，而具有最高技能的车工却不能代替，没有这样的本行的能手，不论愿意不愿意，工厂都毫无办法，如果你的集体中有一个这样的能手，就要容忍他，容忍他这个人的爱打爱闹的怪脾气。 古罗夫不是经常处于特别受优待的地位，但他充分意识到，他可以享受这种特权。 古罗夫在与女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或是大致这样的局面。他遵守游戏规则，追求女性，吻他心爱的人们的手足。他做着他能做的一切，做饭、洗衣裳、洗碗碟，与女人处于平等地位，他赠送鲜花，爱说恭维话，而且女人们应该明确地知道，他自由自在，工作在他生活中占有首要的地位。女人们都很高兴地对待和他的职责有关的一切，在意外地碰见他提到个人的自由以及工作时，妇女们开始困惑不解，发出一片埋怨声。古罗夫根本不去证明自己行为的正确，也不去追究别人的态度，悄悄地离开她们。 因此他不结第二次婚了，现在他独自一人生活，他的豪华住宅空空如也。斯坦尼斯拉夫快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想知道古罗夫是不是给玛丽亚这个美丽而驰名的女演员挂过电话，去年秋天密探和她有过一段多么强烈多么短暂的爱情关系。他们好像情投意合，两个人都是领袖，自给自足，热情奋发，珍惜自己的伴侣，谁也不愿爱一个陌生人，他们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正常的。玛丽亚开始走运了，杰出的导演邀请她到意大利去拍摄电影。这时候一桩十分紧要的工作的浪潮汹涌澎湃地向古罗夫袭来，玛丽亚暂时离开他甚至使他很高兴。嗣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了。密探结束了自己的工作，他在戏剧海报上看见了玛丽亚的名字，于是在演出结束后拿着鲜花来看她，他弄明白了，他的意中人不是昨天，而是两周之前就回来了。 他从不觊觎于标新立异，因此在那天夜晚他和斯坦尼斯拉夫一起喝得酩酊大醉后便说，有人说玛丽亚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她如果想来会面，就会挂电话。 从那天起过了两个半月了。斯坦尼斯拉夫模糊地暗示，说在这种情势下女人会有自己的观点。 古罗夫坐在桌旁，在一张纸上画着几何图形，很不想走进空空的住宅中去，但他也没有兴致去给玛丽亚挂电话。问题不在于高傲和被刺痛的自尊心以及其他区区小事。一个很有条理、头脑清醒的人，他竟不明了，玛丽亚乘机抵达后为啥不给他挂个电话。意大利，阳光，海洋，浪漫情调，新近的相会，突然出现的激情。这一点密探是很明白的。但他和玛丽亚不仅仅是情人，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人和朋友。那么为什么不打个电话，不说一两句简短的话呢？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男人无益地企图了解他们自己所喜爱的女人的逻辑，因此，古罗夫也不为例外。噫，不允许男人去了解女人，不允许，你容忍吧！上帝使人不得不这样做啊！ 具体情势的离奇就在于，密探古罗夫熟谙工作中的这种规律，他一面思考，一面交谈，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详细询问男人和女人。但在个人生活上他连最简单的乘法表也忘记得一干二净。 于是他在画自己的小三角形，然后他强迫自己给玛丽亚家里打电话。他听到汽笛声，感到困惑不安，当玛丽亚回答的时候，他该说些什么话。她没有取下听筒，所以古罗夫给戏院打个电话，弄明白了，女演员忙于今日的演出，晚上十点钟左右才有工夫。 对密探来说，这样等待是一桩匀以为常的事，正如一位外科医师要握手术刀，一位足球运动员要练习踢球那样。古罗夫在去年秋天停放过汽车的地方停放汽车，开初想到如果玛丽亚一个人出来，他应该对她说些什么话，如果女演员在某人伴随下出现，他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没有想出什么独特的见解，他把思想转移到即将举行的选举，转移到戈尔斯特科夫之家方面来，明天着手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什么事。 一当玛丽亚从戏院门口走出来，他立即看见她，正要走出汽车，他看见女演员朝他这边走来，想起了十月间她对他讲过，不应该出来打开汽车门，不应该引人注目。去年也有过同样的情况，玛丽亚知道，他正在等候，而今天……但是古罗夫像从前一样，将身子探过座椅去，稍微打开一点右边的小门。玛丽亚走到他跟前，在他身旁轻松地坐下来，不经心地说： “你好！请我吃饭吗？我像平常一样，饿得很厉害。” “你好！”古罗夫回答，他感到惊讶，他的嗓音并没有颤动，像平常一样响亮，“演出正常吗？” “谢谢，”玛丽亚转过身来，把鲜花抛在后座上，“请我抽根香烟吧？” 古罗夫从荷包中掏出表面抛光的驰名的烟盒，他曾经暗中用它来取得指纹，他请玛丽亚抽烟，把那个嵌在烟盒里面的打火机弄得咔嚓作响。 “我没有钱上馆子，咱们在家里吃顿饭吧。” 玛丽亚十分淡漠地耸耸肩，她的态度犹如他们是昨天才分手的。 他们做好了晚饭，都吃得津津有味，之后玛丽亚洗餐具，古罗夫擦拭餐具，整个晚上像两个多月以前那样很平淡地过去了。 有一阵响声把他惊醒了，他很习惯地聚精会神，心里明了，玛丽亚在低声地哭泣，于是他摸摸她的头。 “有人对你讲，你是个可怕的人吗？”玛丽亚用被套揩揩脸。 “有人对我讲了各种各样的话。” “正像你所知道的，应当今天来吗？不是昨天，不是明天，正是今天吗？” “不知道。” “我觉得你还爱我……你没有提出一个问题。” “职业问题。你的事业即是上台演出，我的事业即是提出问题，所以他们使我累死了。” “你决没有好奇心，无论什么你都不害怕。” “不可能的事。我有好奇心，我害怕许多事情，我有人所固有的一大堆缺点。我和多数人不同的地方只是因为我受过更好的训练，在我身上看不出来，但是为了这件事我要付出自己的代价。你睡吧，什么都会好起来。” “是圣经上的吗？” “有可能，但是我知道，所罗门皇帝是这样说的。你睡吧。” 相对地说，在不久以前，当人们刚刚开辟谢列梅季耶沃航空站的时候，那里还是一座以其整齐清洁而令人产生深刻印象的建筑物。一些年轻的，住在不远的莫斯科人甚至会时常到这里来稍事休息，在酒吧间里喝杯咖啡，喝杯白兰地，吃些可口的夹心面包佐饮，和干干净净的，彬彬有礼的，甚至是优美的酒吧间女老板们彼此匆匆地说几句笑话，总而言之是闲看一阵这非本地的生活景象，从而觉得自己是外国人。 当所罗门在金环上书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字样赠送给儿子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是对的。今天谢列梅季耶沃也许有别于喀山火车站，光顾航空站的女占卦者和酩酊大醉的男人少一些了，但是人们在地板上睡觉，以致无法走到酒吧间和小吃部跟前去。即令你挤过去了，你马上就会明白，宁可不要这样做。俄罗斯甚至没有动一动颌骨就把谢列梅季耶沃吞下去了，把一个外国佬变成了常见的食品。在谢列梅季耶沃，像在莫斯科的任何一个火车站上那样，安装着照明盘，把各路航班抵达和飞离此地的信息通知那些信任他人的人们。一个具有起码的生活经验的人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不能相信照明盘上显示的通告，谁也不对电子谎言承担责任。几个少女坐在问事处，因为粗鲁行为有人把她们从另一些问事处驱逐出来，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问事处依然设立于莫斯科。 几个密探在迎接来自巴黎的航班，他们知道航班应该在几点钟到达，于是淡漠地向照明盘瞥了一眼，他们遵守科济马·普鲁特科夫的不容违背的行为准则：写出来的东西我们不信。侦探员们询问那些聚集在门口的神经质的迎接来客的人之后弄明白了，来自巴黎的大型客机已经平安着陆，他们正是要从这道玻璃门让乘飞机来的人们走出飞机场。 古罗夫认为迎接班机是一种正常的保险措施，但是他吩咐，要按照最高规格来办理一切事宜，甚至还请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契科来领队。 尤里雅乘坐头等舱飞行，她随身带着一只不大的箱子上飞机，省得在航空站上一直等到行李运来，省得在传送带旁边互相推挤。 早上宾馆里一位关心备至的大夫顺便去她客房里看看，医生在前天来看过她的病，彬彬有礼地说了几句笑话，说什么漂亮的女人在任何环境下都很漂亮。但是昨天她的神经有一点紧张，所以医生应该前来探视她，老板因此而对宾馆的名声表示不安。 早上尤里雅真的感到不舒适，有点儿抑郁，头部不时地作痛。医生量了一下她的血压，不知怎的很仔细地检查了眼球，皱皱眉头，不满意地摇摇头。 “小姐，您是想在今天起飞吗？”他打开自己的小提箱时间道。 “我非常健康，医生，”尤里娅回答，“请您随便给我一点头痛药片。我那位熟人的自我感觉怎样？” “那位先生住在宾馆里吗？” “不，”尤里娅发窘了，她不晓得维克多尔在哪个宾馆歇宿，也不晓得他姓什么，“这无关紧要，请您把药片给我吧，多谢您的关怀。” “药片……”医生从小提箱中取出注射器，拆开盒子，“整个世界都在药片上入迷了。我给您注射一点点药剂，您会觉得自己舒适极了。” “医生，”尤里雅躲开了，“打针嘛，我真忍受不了啊。” “您甭淘气吧，小姐，您看看窗子，您不会感到什么疼痛的。” 她顺从地望望窗户，感觉到医生在给她打针，但是打针的地方不痛，而药剂顿时生效了，她好像喝了相当多的威士忌酒，只是她嘴里没有什么很坏的味道，刹那间觉得全身轻快，头不痛了，情绪又饱满起来。 两个身穿便服的年轻又讨人喜欢的警察把她送到航空站。其中一个试图再向她打听昨天发生的事件，但是第二个，看来是上级，改变了话题，只开两句玩笑。 “美妙的巴黎金发女郎，向来是极端危险事故的根源。这些精神失常的人想必把您和某人纠缠在一起了，小姐。我们能够弄清事情的真相，找出那个坏蛋，大概要加以惩罚。” 尤里雅觉得非常舒畅，她很喜欢这几个小伙子，她勉强忍住了，在临别时没有热烈地吻他们几下。 她在飞机上碰到几个迷人的具有职业技能的女服务员。乘坐头等舱的只有四个中等身材的严肃的男人，他们一登上飞机就着手研究文体。两地间的飞行几乎持续了三个多钟头。尤里雅处于半睡状态，或者在作梦，心里想到尼古拉·阿连托夫，她在巴黎逗留时，实际上没有想过他。她也许喜欢他，尤里雅甚至爱上他了。阿连托夫在某一点上像她父亲，同样地可以信赖，强壮有力而且诚恳，但是缺乏独自培养和改造她的毅力和坚定不移的意志。除此之外，父亲对尼古拉似乎不感兴趣，而且青年政治家过分强调和金融寡头保持距离，毫不含糊地让尤里雅明白，假如她想和他维持现有关系，那么尤里·卡尔洛维奇就必须尽量少地知道他们之间的这种来往。 尤里雅明白，尼古拉贪慕虚荣，沽名钓誉，想独立门户，不仅是只作丈夫与女婿。最近一次晚会上，尼古拉喝了一点酒，他自己承认，下次选举中不想再去带领总统的警卫小队，而要推荐自己的候选人，甚至还诙谐地说： “尤里雅，如果你精神失常，要冒险嫁给我，那么你可以成为可爱的俄罗斯的第一位勋爵夫人。” 飞机降落以前尤里雅喝了一杯香槟酒，很快就站在一位年轻的过分严肃的近防军人对面了。她常到外国去，老早就注意到，俄国边防军人们都是世界上最严肃，很难流露笑容的小伙子，至于对俄国边境的捍卫者开开玩笑的事，那就更谈不上了。 尤里雅已经领到了护照，拿起手提箱，当她听见头顶上方传来的欢呼声时，她已经穿过敞开的旋转栅门： “尤里雅·尤里耶芙娜，多么高兴啊！”一个约莫四十岁的男人，身材魁梧，温文尔雅，长着一双含有笑意的眼睛，他拿走她的手提箱。“我看，您不记得我了。我有一次到过你们家里，认识令尊和令堂。” 开初尤里雅不信任地朝这个男人瞟了一眼，但是他那诚挚的微笑，尤其是他很守旧地、恭敬地喊出她父母的名字，使这个少女产生了一种信任感，于是她微微一笑。 “老实说，我记不得，”尤里雅承认，“您也是从巴黎来的吗？” “不，我送几个朋友。您有行李还是轻装上路呢？”他稍微晃晃小提箱。 “东西全在这里，我不是摆阔气的女郎，我不会携带太多的衣裳。” “妙极了，那么我们来享用代表的特权，绕过任何可爱的排队的人群。”他把尤里雅领到侧门门口，“我把您送到您的汽车上去。” 华连廷·聂斯捷伦科和伊里亚·卡尔采夫同机旅行，他们乘坐的绝非头等舱，因此在边境检查时遇到了排得不长的队列。他们在下飞机时没有看见尤里雅。从前的侦察员们没有行李，他们沿着绿色的走廊立即向出口奔去。 “等一等，先生们！”年轻的海关人员拦住了他们。“你们都是坐飞机来的，你们都不必急急忙忙地赶到什么地方去。这都是你们的东西吗？”他凝视他们，朝着运动员用的小提包点点头。 “您看得见嘛！”伊里亚晃晃自己的提包，“您想仔细瞧瞧吗？” 海关人员警觉地望着，伊里亚对他的微笑，没有作出反应。 “你们到过巴黎，没有携带什么礼品、纪念品吗？” “年轻人，”聂斯捷伦科插上一句话，“我们出差回来，现在要赶路。” “华连廷，有黄金、贵重物品吗？”海关人员仔细地看着报单。 “那上面写得明明白白。”伊里亚激动地回答。 “我是识字的，”海关人员一直折腾着，几个人从后面走到他跟前，一大群人慢慢聚集起来了。 克里亚奇科从大厅那边飞快地走到他们跟前来，他把证件搁在海关人员的鼻子底下。 “对不起，小伙子，他们要赶路呀！”聂斯捷伦科抓住他的袖口，拽着他走，“她有行李还是没有呢？” “行李随身带着。”伊里亚回答。 “他妈的！”克里亚奇科环顾四周，寻找他自己的人。 “都在场了，斯坦尼斯拉夫。”走到跟前来的维特金低声地说。 “到街上去，检查快要开走的汽车。我去工作地点的出口处跑一趟，马上就来。” 寻找自己人这件事没有得到结果。尤里雅已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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