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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凌晨5时30分。 泰伯森睁开双眼。尽管他昨天夜里睡得很晚，还是和往常一样在这个时候醒来了，如同钟表般的准确。天还没有亮，屋子里仍黑黝黝的。华盛顿冬天的黎明就像一个懒散的女人，每天总要拖到七八点才肯露面。他打开床头灯，并不急于起床，先点燃一支香烟，随后取过小桌上的一摞报纸粗粗翻阅着。多年的特工生涯使他养成了每天早晨看报的习惯。他的特殊职业要求他必须像总统一样及时掌握发生在美国乃至世界的任何重大事件。当然，他没有总统那样庞大的情报班子和任意唤使的随从，他只能靠新闻记者的报道。平常在家里，他的妻子帕蒂会在他起床前将邮差送来的报纸放在床头小桌上。现在是非常时期，即使睡觉他也不能离开安全小组指挥中心。好在值班秘书早已熟知他的习惯，每天清晨总会给他抱来一堆散发着油墨气味的纸张。报纸的种类很多，不仅国内的大报一应俱全，还有苏、中、法等国译成英文的主要报刊。他看的很快，对每份报纸通常只看头版，且浏览一下标题便扔到一旁。国内外所有的报纸登载的几乎全是中国高级领导人的消息和照片，有的还专门发了社论或特刊。他没想到这件事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富有魅力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就像一团烈火，不仅把美国朝野烧得一片沸腾，整个世界也被他烤得热浪滚滚。从各种样式的标题上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国家的首脑和民众对他的美国之行都表示赞扬和欢迎，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和谴责。苏联的《真理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一篇署名阿杜列夫的文章《中国领导人到美国究竟想干什么》。这个“阿杜列夫”谴责中国领导人“是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的伪君子”。尖刻的言词间充满了愤怒和仇恨。最后，阿杜列夫还语重心长地告诫美国人和卡特不要这位手段高明的中国人的当，“别以为你们在利用他们，当心吧，中国人可比你们狡猾。如果你们今天给他们一架飞机，明天他们就会有一座飞机厂。” 泰伯森忍不住笑了。他觉得这个苏联人气急败坏的样子很滑稽。昨天晚上，肯尼迪艺术中心的演出结束后，泰伯森和布热津斯基一同驱车护送中国领导人返回下榻的布莱尔大厦。途中，布热津斯基告诉他：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没有出席晚会。泰伯森说他已注意到了。欢迎宴会结束后，多勃雷宁便离开白宫返回使馆。 布热津斯基摇摇头：“不，他没离开白宫，而是赶到二楼紧急求见了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对卡特总统给予中国领导人如此隆重的欢迎规格表示不理解，也对这位强硬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公然在白宫发表反苏讲话提出抗议。同时，他还向助理国务卿转达了苏总理柯西金的口信：“希望美政府在处理中国领导人访美问题上采取冷静、克制的态度。” 泰伯森鄙夷地耸耸肩：“北极熊发火了。现在最需要冷静的是他们。我真不理解，这些苏联人对一位中国领导人的访问怎么会这样紧张？” 布热津斯基郑重地说：“如果真不理解，我建议你去看一下今天出版的《每日新闻》。” 泰伯森问：“谁写的文章？” 布热津斯基意味深长地望了他一眼：“一个叫詹姆斯·维格哈特的记者。” 泰伯森从床头的报纸堆中翻出《每日新闻》，果然在第二版找到了署名“詹姆斯·维格哈特”的文章，标题就叫《中国领导人的访问为什么使俄国人紧张？》 “这位深受民众拥护的中国高级领导人要在美国进行九天的访问，在那些对他的访问最关心的旁观者中，有苏联的官员，即在共产党国家和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争夺势力范围和影响的主要对手…… “尽管苏联人对于前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开始的华盛顿同北京关系正常化的趋势非常了解，但卡特总统上月突然宣布决定正常化以及具有铁腕人物之称的中国副总理访美的时机还使他们目瞪口呆。尽管卡特一再保证无意‘打中国这张牌’——同北京一起反对苏联人——和华盛顿要继续同莫斯科搞缓和，苏联人还是对正常化的公告作出了消极的反应。这里的官员证实，苏联人因此拖延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最后协议的时间，这个协议本来准备这个月卡特和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华盛顿举行最高级会谈时签署的。一位苏联官员对我说：勃列日涅夫决定等中国领导人访问以后决定是不是要来华盛顿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什么时候来。这位苏联官员说：‘我们首先要看看你们是怎么接待他的，我们要看看他得到什么，他到什么地方去，受到怎样的接待。’…在中国高级领导人访问期间，苏联人将密切注视卡特在贸易、贷款和提供美国科学技术方面准备给中国何种优惠待遇，他们认为苏联应该得到更优惠的条件。一位苏联官员私下警告说，如果中国得到以前由于防务原因不给俄国人的先进技术，‘缓和肯定会受到严重打击。’ “卡特还在周末透露，勃列日涅夫对美国可能向中国出售武器这一点感到如此不安，以致他亲自要求美国保证不这样做。卡特说，他已向勃列日涅夫作出了这样的保证。 “苏联人对中美之间的新关系非常敏感，他们将密切注意，在中国领导人这次访问中，对他的礼遇达到什么程度，他同卡特及政府其他重要领导人会谈多久，新闻界对他的访问重视到什么程度，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长期以来他们都把这位高级中国领导人和他的政府视为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认为他的访问是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和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将联合起来策划反苏阴谋——这是莫斯科最为害怕的，为了阻止这样的阴谋发生苏联人会采取各种报复手段——这也是华盛顿现在最为害怕的。……” 从这篇文章的口气和所透露的内容，泰伯森断定这非一般记者所为。这个“詹姆斯”很可能就是布热津斯基，至少是他一手操纵的。他自然明白国家安全顾问这样做的目的，也明白他让自己看这篇文章的用意：警惕俄国人，盯住俄国人。这使泰伯森不禁又想起在伊朗惨遭杀害的年轻武官阿瑟·海因霍和他美丽的妻子多丽娅；也想起了那个被中央情报局抓获的代号“卓娅”的西德杀手和缴获的“斯大林糖丸”，这一切显然都是对着中国领导人的，也显然都是俄国人干的，“卓娅”——这本身就是一个苏联人的名字。如果这真是“KGB”精心策划的一起暗杀阴谋，结局绝不会这样简单，他们也绝不会就此罢手，愤怒的北极熊会不顾一切地扑过来，将“不共戴天的敌人”撕成碎片，这才符合他们的性格和习惯。对“KGB”的能量和手段，泰伯森不仅作过长期研究，也有过多次领教。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们绝不会派一个毛头小子来自投罗网。 对中情局轻而易举抓捕的那个自称是“卓娅”的西德杀手，泰伯森始终就心存疑窦。尽管特纳讲得很自信，并让他听了审讯记录，他还是不大相信。他甚至怀疑特纳这样讲是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家伙不可能这样蠢，事情也不可能就这样结束，中央情报局长一定还掌握着别的线索，一定还有别的名堂。泰伯森总觉得如果“卓娅”真有其人，如果“卓娅”真是“KGB”派来刺杀中国领导人的杀手，那这个人绝不会像头蠢猪一样钻进特纳的口袋。不，他可能早已潜入华盛顿，随时都会给自己致命的一击。布热津斯基也一定是这样认为的，因而才一再提醒他盯往“俄国人”。 泰伯森想到此，那种不安的感觉又像一团浓厚的阴云压上心头。 他扔掉报纸，翻身下床，猛烈的动作撕扯了左臂的伤口，疼得他咧着嘴直吸冷气。 泰伯森漱洗过，离开卧室径直来到隔壁的指挥中心，见丹尼尔正坐在电子显示器前一面不停地敲打着键钮一面对着无线话机同各个值勤小组通话。由于睡眠不足，他面容憔悴，两眼泛红，显得很疲惫。 泰伯森走到近前，问道：“怎么样？” 丹尼尔关掉话机，扭头答道：“一切正常。”停了一下，他似乎又想起什么，打开面前的值班记录册：“哦，警察总署的比尔来电话通知：‘自由中国委员会’和一个自称是‘援台大同盟’的组织，今天上午11时将在国会大厦前举行万人示威游行。城市治安管理处已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他要我们多加防范。” 泰伯森知道这些“示威”都是对着来访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的。“自由中国委员会”是以参议员周以德和戈德华特为首的一个亲台组织，在美国，特别是在华盛顿有相当大的势力。“援台大同盟”过去没听说过，显然也是这伙人刚打出来的旗号，国会大厦是中国领导人今天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如果真有数万人在那示威抗议，必然给安全警卫带来极大的麻烦。想到此，泰伯森忍不住愤愤地骂道：“警察总署这群蠢猪是不是在成心和我们作对，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批准这伙狗娘养的家伙出来游行？” 丹尼尔无可奈何地笑着劝解道：“不要忘了，‘自由中国委员会’的主席是周以德，这可是连总统都得惧让三分的人物。再说，他们的申请符合美国的法律，谁敢不批准？” 泰伯森没再吭声，伏下身凝视着巨大的电子显示器似乎要在上面寻找到什么疑点。屏幕上是一幅立体的华盛顿模拟图，纵横交错的街道和星罗棋布的建筑以及公园、树木、河流，全精确清晰地标显在应有的位置上。几处闪着黄色灯光的楼便是中国领导人居住和活动的场所；闪着蓝色灯光的区域是他外出所要经过的地段；而环绕这些区域的一圈密集的红灯就是泰伯森设置的安全警戒线。那每一盏红灯都代表着一个行动小组。可以说，整个华盛顿都在他的严密监控之中。 6点30分。泰伯森从电脑中收到白宫办公厅主任乔丹发来的绝密指令，上面详细标明了中国领导人一天的活动日程：上午9时到白宫同卡特总统举行第三轮会谈；随后一同会见记者；中午12时到参议院出席外交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举行的午宴；下午2时30分，参观宇航博物馆；4时在布莱尔大厦会见尼克松；晚7时出席全美华人协会和美中友好协会在希尔顿饭店举行的招待会…… 泰帕森发现这个最新的日程比原定的安排减少了一项内容，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使他颇为不解。他将指令输入电脑安全系统，宽大的屏幕上立刻显示出他所需要和熟悉的图景：布莱尔大厦，白宫，国会山，宇航博物馆，希尔顿饭店……一道耀眼的蓝光像流动的小溪将这些华盛顿著名的建筑物连接起来，接着是无数颗闪烁的红灯如同一串珍珠镶在四周，这说明所有安全人员均已到达指定区域。 泰伯森对日程表中标明的几处重要地段的警戒又做了一番仔细的检查，并和几个主要执行小组的“头头”通了话，对个别地点的警卫力量作了稍许调整。刚忙完这一切，他便接到布热津斯基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询问这些地区的警戒情况。 泰伯森简略作了汇报。随后便提出自己的那个疑惑：“有件事我不明白，在原定的日程中中国高级领导人今天要向议会的七个团体发表演讲，现在为什么取消了？” 布热津斯基说：“没有取消，考虑到时间关系，中国领导人将在午宴上发表讲话。” 泰伯森问：“这是他本人决定的吗？” 布热津斯基语气平淡地回答：“不，是卡特总统提议的。中方表示理解和赞同。当然，总统这样做可能同昨天多勃雷宁大使的抗议有关。这只东方“迪姆虎”的来访已经在美国掀起一股强大的反苏浪潮，这使克里姆林宫非常愤怒和不安。《每日新闻》的那篇文章你看了吗？” “看过了。” “你觉得怎么样。” 泰伯森稍一思忖，直言道：“我认为这个‘詹姆斯’太过于自信了，其实，这件事真正的赢家不是美国，也不是卡特，而是中国，是东方“迪姆虎”。” 布热津斯基竟然毫不犹豫地表示赞同：“你说的很对。看来我们是有些过于自信了，同中国人打交道要比苏联人更难，更令人头疼。卡特总统不愿为这事同克里姆林宫搞得太僵，他想给美国人刮起的这场‘中国热’降降温。” 泰伯森椰偷地说：“总统是不是也给警察总署那帮老爷们降降温，别让他们再干发昏的事了。”接着他便将“自由中国委员会”要在国会大厦前举行示威的事讲了一遍。 布热津斯基听后却笑着宽慰道：“放心，总统对此事已经做了‘降温’处理，十分钟前，周以德参议员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宣布今天的示威取消了。” 泰伯森颇感意外：“哦，这是为什么？” 布热津斯基停顿片刻，压低音量说：“昨天夜里，卡特总统紧急召见了蒋经国的特别代表杨西昆，交给他一份五角大楼制定的《第九号联合指示》副本。同时告诉他，中国高级领导人今天将在国会发表讲话阐述中共对台的新政策。”国家安全顾问显得很振奋，言语间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喜悦之情。“这只好斗的‘迪姆虎’已向卡特总统承诺并将公开发表声明，中共今后将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提法，放弃对台湾的一切武力威胁，保证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泰伯森这才明白“自由中国委员会”为何会放弃示威行动，这显然是卡特和中国领导人对蒋经国安抚的结果。他想向国家安全顾问探听一下那个《第九号联合指示》是些什么内容，话到嘴边又觉不妥，便闭住了嘴巴。管他什么八号九号“指示”，只要平安无事就感谢上帝。 可没想到数天后的一个早晨，泰伯森躺在家中的床上竟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这份被布热津斯基称为“绝密文件”的《第九号联合指示》。这是一位叫詹姆斯·西布利的记者撰写的一篇报道——又是一个“詹姆斯”，这位神通广大的记者在文章中引用五角大楼高级官员提供的消息说：早在中、美建交公报达成协议之前，根据卡特总统的指示，五角大楼就指定国防部副部长拉塞尔·默里组建了一个秘密班子，并起草了一份称为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号联合指示》的绝密文件。文件长达六十多页，除呈报总统外，还成为国防部长布朗审查军事预算和向各军种发出长期指示的依据。《第九号联合指示》的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坚决主张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必须继续同台湾保持军事联系，以便使那个岛屿上的军队不致分崩离析。”文件在对台湾的军事需要作了详尽的估计后，明确提出美国继续向台湾供应防空装备，武器零件和其他物资；只要美国继续保持武器出售关系和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台湾就能够进行自卫，和北京当局分庭抗礼。这篇报道还列举了《第九号联合指示》经卡特总统批准向台湾提供的武器清单，其中包括44架F—15型战斗机；50枚响尾蛇空对空导弹，50枚小牛式地对空导弹；50枚鹰式防空导弹；500枚激光制导炸弹；500枚深水热敏制导炸弹；30个激光目标指示器，还有坦克、大炮和轻型火器，总价值约16亿5500万美元。…… 当泰伯森看到这份被公布的属于国家级绝密的《第九号联合指示》时，中国代表团已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带着十多份签定的协议和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安全返回北京。泰伯森领导的安全特别执行小组也已解散。他对这类军火交易已不感兴趣，将报道草草测览一遍就扔到一旁。倒是妻子有些震惊。 “这怎么可能？”帕蒂拍打着报纸满脸疑惑地说：“堂堂的美国总统怎么会一面同中国领导人含笑举杯，大谈友谊，一面竟毫无顾忌地向对方的敌人运送大批军火呢？这还有什么信誉和友谊可言呢？” 泰伯森习以为常地笑笑：“这有什么奇怪的，政治家就像街头的妓女，不论脸上的微笑还是嘴里的诺言，全他妈是骗人的幌子。” 当然，这是十多天以后的事了。 此刻——1月30日早晨。泰伯森站在指挥中心可没有把政治家和妓女提同并论的雅兴。他眼睛盯的，脑子里想的全是怎样应付那些不可知的杀手和不可知的突发事件，一句话，怎样保护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安全。他明白，在华盛顿迎接这只“迪姆虎”的可不仅仅是鲜花和微笑。 接到布热津斯基的电话，他紧张的心情略感轻松了一些。不管怎么样，台湾方面停止报复行动毕竟是件令人高兴的好消息。这等于给他除去了一个潜在的威胁和对手，而且是一个极难应付的对手。据他掌握的情报，台湾的“军统局”和在国外的亲台势力，至少选派了三名职业杀手潜入美国，伺机刺杀“迪姆虎”；还有那个“蒋总统的特别代表”杨西昆和参议员周以德，更是利用合法身份四下活动，不惜耗费巨资雇人进行抗议示威，蓄意制造事端，令他这个总统任命的安全小组组长既恼火又无奈。 泰伯森放下话筒，便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丹尼尔。 局长帮办听罢也轻松地吁了口气：“这下好了，只要台湾人不插手，我们就可以集中全力对付俄国人了。” 泰伯森却提醒道：“现在还不能说台湾人就不插手了。只是他们的精力暂时转移到收买国会了而已。” 丹尼尔做出一副轻松的笑容：“上帝会保佑我们的。不过，你可别忘了自己的承诺，干完这件事就在我的辞职报告上签字。” “好吧，到时候咱俩一块退休，一块到西部草原买个牧扬，过几年消遥自在的日子。” “你可不能退休，你要走了谁来当局长，谁来保护总统？” 泰伯森听出他话中有刺，笑笑没再吭声。 丹尼尔今年五十岁，比泰伯森大四岁，也比泰伯森早来联邦安全局四年，因而同泰伯森讲话便有些倚老卖老，比较随便。半年前，当卡特总统任命泰伯森升任联邦安全局副局长不久，丹尼尔便呈交了一份辞职报告，要求提前退休。理由是年纪已大，身体欠佳，不能再胜任目前的工作。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他就是因为没当上副局长而耿耿于怀，发泄不满。但这并未影响他同泰伯森的关系。俩人一同共事二十多年，出生入死，逢凶化吉，其情其义，如兄如弟。二十多年间，丹尼尔一直是泰伯森的上司，没想到快退休了，俩人的位置却颠倒过来——泰伯森福星高照，时来运转，一下子跃上了副局长的宝座。这使丹尼尔难免产生一丝妒意，至少心理上有些不平衡。可他对泰伯森仍很尊重，工作上也很支持，虽然私下里有时挖苦几句，但干起事来决不含糊。对这一点泰伯森即很理解，又很信任。 15年前，丹尼尔任安全局三处副处长，泰伯森在他手下当特工组组长。那天——1963年11月22日，泰伯森被指定在达拉斯大街上执勤。本来他应该在车队到达之前再带领特工组检查一遍马路拐角的那栋楼房。可那天他不知为什么在早餐时喝了一杯斯普利策酒——他记得很清楚，是一小杯微微带点苦味的斯普利策酒。结果，他竟然喝醉了，不，是有些头晕。检查楼房的事也就忘了。两小时后，肯尼迪就被打死了。而杀手正是躲在马路拐角那栋楼房内向总统开的枪。事后，泰伯森在述职报告中战战兢兢承认了自己因喝酒而造成的失职。但丹尼尔却毫不客气地给他撕掉了。 “笨蛋！”他生气地斥责道：“你喝的玩意叫奥瓦尔丁，那是饮料，懂吗？热饮料，不是酒。你说的那栋楼房特工组搜查了三遍。大家都这样说，你他妈怎么就忘了。” 他当时整个脑袋乱得就像一团搅拌的冰激凌，他也记不清自己喝的是斯普利策，还是奥瓦尔丁，更记不清那栋楼房是搜查了三遍还是两遍。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保持沉默，一切以丹尼尔说的为准。 后来，许多人因肯尼迪被杀事件对簿公堂，丢官弃职，连中央情报局局长小弗兰克·G·威斯纳也饮弹自杀。但泰伯森却始终安然无恙，没人问津。他明白，这完全得利于丹尼尔的庇护。可多少年来，他从未向丹尼尔露出丝毫感激之意，丹尼尔也从未同他再提及述职报告的事，就好像这事从未发生过。特别是泰伯森任安全局的首脑后，丹尼尔开始有意回避他，俩人很少有相聚交谈的机会，过去的事便真的渐渐淡忘了。在泰伯森的印象中，丹尼尔只主动找过他两次：一次是递辞职报告，请他帮忙获得批准；第二次便是这回要求参加保卫中国领导人——迪姆虎的安全特别执行小组。对第一项要求，泰伯森不置可否，久久没有表态，对第二个要求他未加思索当即就答应了。他理解丹尼尔的心情：作为一名干了几十年的老特工，他不愿意在行将退休前失去一次令自己终生荣耀的行动机会；再则，他也深知这次行动的艰难与风险，他是真心实意想帮自己一把。其实，即使丹尼尔不提出这个请求，泰伯森也会指名点将邀请他参加。第一次指挥如此重大的行动，他非常需要有经验、有胆略的老牌特工给自己充当助手，而丹尼尔是他认为最理想、最合适的助手。现在，丹尼尔毫不顾及个人得失主动请缨参战，这不能不使泰伯森深为感动。 此刻，泰伯森望着丹尼尔由于熬夜而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容，心中又涌起那种愧疚和不安的感觉。他总觉得自己挡住了丹尼尔晋升的道路，毁掉了他呕心沥血拼搏了几十年的前程。尽管他无意也没想这样做，但结局就是如此。这就像攀登一座高塔，越往上越陡峭、窄小，只有不断地挤掉对手才能在塔顶占据一锥之地。而他就是在接近塔顶时突然出其不意地将丹尼尔挤了下去。虽然是并非有意，虽然是身不由己，虽然这种荣升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可从丹尼尔的言语中，从同事们的目光中，他仍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唯利是图、无情无义的伪君子。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压在他的心头，时常折磨得他夜不能寝，食不甘味。他也明白，自己只不过是政治家们棋盘上一粒微不足道的棋子，什么“提升”“幸运”，无非是被人利用，大可不必将这些东西看得有多么重要。接到丹尼尔的辞职报告后，也勾起了他想提前退休的念头。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丹尼尔在不多的岁月中实现数十年的夙愿：真正当一名特工领袖，也才能抹平他心中欠了丹尼尔数十年的那笔“人情”。但这个念头只是想想而已，他毕竟是新上任的安全局副局长，他不能一手刚接过总统的任命书，一手又向总统递交辞职书，这样做不是拆人家的台么？可现在，丹尼尔的话又使他勾起了那个沮丧的念头：“辞职，等于完这件事就向总统辞职。”他暗自下了决心。他知道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卸掉压在心头的十字架，才能在心灵深处求得一丝慰藉和宁静。 泰伯森坐到电子显示器前，让丹尼尔稍去睡一会儿。 丹尼尔站起身，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好吧，一小时后你一定要叫醒我，咱们一同到布莱尔大厦护送‘迪姆虎’去白宫。”那口气仿佛他在给泰伯森下达指令。 泰伯森应诺一声，忽然想起什么，用征询的口吻问：“台湾方面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尽快向中国的罗先生通报一下？” 丹尼尔笑了笑：“等等吧，现在人家一定还在睡梦中呢。你知道这位罗先生昨天晚上去哪里了？”他有意压低嗓音：“到‘红色风暴俱乐部’看脱衣舞了。” 泰伯森甚觉意外：“不会吧，他怎么敢到那种下流场所？这可是严重违反共产党的纪律的。” 丹尼尔将一根手指放在嘴上“嘘”了一声：“此事莫声张了，他也是男人，男人吗，难免有点好奇心。” 泰伯森皱了皱眉头，他平素对那些形形色色的极左派组织就极其厌恶，认为这些人全是乌七八糟的社会渣滓。特别是对“美革共’更是深恶痛绝。这个自称要“彻底解放全人类’的极左恐怖组织，不仅杀人抢财，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而且还公开设立色情场所。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个满脸严肃的像个神父的中国特工，竟会在到美国的第二天就偷偷跑去看女人的脱衣舞。但他想，这事决不是这么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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