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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吉把冰袋敷在脚上，然后用纱布包裹起来，吉多一会儿就要送她去医院检查。伯瑞·洛治威走过去和莫尼卡搭话，我本想在他离开之前进行一次采访，但这时那个从“滚石”来的名叫杰克·纽克斯特的人朝我走了过来。 “我想在这段时间寸步不离地跟着你一起工作，不知你是否同意？” “只要你别跟着我回家，我就同意。”我说，“你知道我们正在拍什么吗？” “兰娜·霍华德告诉我一些情况，刚才吉多又跟我详细讲了一下。” 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看起来没什么恶意，脸上胡子拉碴，衣服似乎已经几天没换了，脚上穿一双牛仔靴——是路易斯牌的，曾经很流行。他上身穿了一件蓝色工作衫，袖子挽到胳膊肘，身后还背着个破烂的背包。当兰娜告诉我他准备来这儿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他一定很招人烦；第二个想法是：把他推给吉多。但是现在芬吉受了伤，我得考虑重新安排这个人了。今天下午，我需要完成芬吉记录“在案”的好几件事情，也就是说，我必须单枪匹马去做好些自己从没做过的事。而且更为麻烦的是，我还要到好几个繁杂的娱乐场所去，而吉多又是一个很讨女人欢心的人，所以，除非迫不得已，我是不会带吉多去的。 考虑到杰克·纽克斯特可以陪我一起去，于是，我拉开吉多的吉普车车门，并邀请杰克和我一起坐到后座上。吉多开车把我们送到我停车的杂货铺门前，然后带着芬吉向医院驶去。 从吉多的车上下来时，我心情挺不错。吉多在车上不停地抱怨布兰迪没安排好电力供应，以致错过了最佳拍摄时问。“拍摄黑白片时，一定要抓住时机，光线是至关重要的。”他说。 芬吉好像并不介意他说什么，对她来讲，吉多的话似乎总是正确的。 我请杰克上了我的车，他边系安全带边说：“芬吉的脚好像痛得不厉害。” “她去医院检查就用不着参加接下来的那个烦人的采访了，采访对象是一个名叫萨尔·伊波里托的小老板，他开了一家名叫‘热舞’的俱乐部。”我边说边发动了汽车，“你会喜欢那儿的。” “‘热舞’俱乐部？”杰克有些茫然地问。 我学着那家俱乐部广告牌上的话说：“这儿有好多一流的漂亮姑娘，她们全都是国色天香。” 杰克笑了：“恐怕这些广告词只对一部分人起作用。” “可能是吧。”我看到绿灯亮了，便开车驶过路口，“在我们采访前还有一些时间，你想四处逛逛吗？” “随你的便，我跟着你好了。”他把一盒空白磁带插入录音机。 我把车拐入曼彻斯特大街，对杰克介绍说：“如果从这个杂货店开始以半英里为半径统一圈的话，就能路过第七十七街警局和发现弗兰迪尸体，也就是共和军被消灭的那间房子，以及弗兰迪最喜欢去的酒吧。我希望我的影片能把这四个地方联系起来，这种拍摄技巧并不容易，如果想把这样的节目搬上荧屏，简直跟发现弗兰迪的死因一样难。我打算用直升飞机来试拍，看看航拍能否达到这种效果。” “你在这儿说了算，是吗？”杰克笑着问。 “当我工作时如此。” “我们现在去哪儿？” 我说：“我想看看共和军搬到郊区前借以藏身的那所房子。” 杰克拍了拍衬衣口袋说：“抽支烟可以吗？” “最好别抽，这个城市的空气已经够差了。” 杰克什么也没说，把手从口袋上放下来，看着窗外。 我从曼彻斯特大街街角驶过四个街区，来到八十四大街，在西833号门前停下车子。 在共和军搬到这里并被消灭在另一间房子后，也就是联邦调查局派人包围并袭击他们之后不久，八十四大街的这所房子就换了主人。屋子原来的木板外被涂上了白水泥，所以现在这间屋子看起来就像一个被冻坏的柠檬蛋糕——没有一个拐角是垂直的，矮小的门廊也破烂不堪，好像天一热，它就会化掉一样。 我把车门玻璃摇下来，说：“这就是共和军用来藏身的地方，弗兰迪也是在这儿被杀的。” 他仔细观察着这间屋子，然后问道：“是共和军杀了弗兰迪吗？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大吗？” “有这种可能。”我说，“从我一开始调查这件事起，共和军和弗兰迪的死因之间的联系就让我感兴趣，这很有可能是他们干的，这种可能性比其他的——比如情杀、仇杀或他妻子为了保险金而杀他等原因更让人相信。对我来讲，共和军是一个比较熟悉的话题。据我所知，芭蒂·海斯特也是在1974年1月被他们绑架的。” “我对警察被杀的事没什么兴趣。”杰克耸了耸肩，毫不在意地说，“我一般只关心比较重大的事情。” “不是我让你到这儿来的，杰克，是你来找我的，你的车在哪儿？如果你能马上下去的话，我不胜感激。需要我给你的上司写个便条吗？跟他说明是艺术观点不同才让你回去的，免得你挨上司的骂。” “哦，不，”他赶忙道歉，“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我很愿意听听这个故事。” 杰克打开他的背包，拿出一架尼康相机，说：“我想拍几张这房子的照片，我们还有时间吗？” “有。”他们会因照片而付给他更多的钱吗？我这样想，同时告诉他，“我们还有5到10分钟时间，拍吧！” 我们下了车，杰克从不同角度进行拍摄。我靠在车上，很想进去看看屋子里到底是什么样子。虽然我根本不可能进这屋子里拍摄我的剧本，但是我可以重新制造出这样一个场面：芭蒂·海斯特和另外两个生存者——威廉姆和艾米莉·海瑞斯一起走出那黄色的屋子，然后告诉我那天晚上罗伊·弗兰迪都遇到了哪些事情。 我开始觉得整个拍摄过程对我来说太个人化了，甚至有些失去了客观性。 1974年，芭蒂·海斯特还是一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我的父亲巴克利是那所大学的一名教师。那时，我经常在校园里的一片小树林里玩，那片树林是以芭蒂的曾祖母——弗比·艾伯森·海斯特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娜·罗德菲是她的女儿，也是这所大学的奠基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海斯特家，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芭蒂，直到那次她毫无防备地被共和军绑架。 那些所谓的共和军成员只不过是几个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的头儿是个十足的骗子，名叫多纳德·德夫里兹，在一次工人造反活动后，他称自己为“辛基”。他教新成员们如何宣誓，如何用枪，还带领他们从事叛乱活动。 虽然那些共和军成员都是大学毕业生，而且家庭情况都不错——他们的父母都是医生、教师、富商、经理或工程师之类的，但是他们却都一事无成，最后还被坏人所利用。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缺少家人的关心，得不到家庭温暖，甚至没人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比如说南茜·琳·帕瑞，她家境原本不错，但她自己却不争气——先是嫁给一个没什么成就的音乐家，后来两人一起染上了毒瘾。为了弄到买毒品的钱，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还学会了小偷小摸。后来共和军帮她戒除了毒瘾，但是却把她引上了另一条犯罪的道路。上高中时，南茜曾当过啦啦队的队长，此后，她又成了共和军的领导成员之一。 据说南茜在加入共和军后总是十分兴奋。在杀害奥克兰公立学校的校长马库斯·福斯特时，她竟然大笑不止；在芭蒂的绑架案中，她杀死了芭蒂·海斯特的情人，当时同样也是开怀大笑。 弗兰迪被杀那天，附近的人们曾听到六声枪响，随后看见一辆1968年或1969年生产的里维埃拉牌轿车从弗兰迪被发现的房子那儿扬长而去。有人还看见车内坐了大约三四个人，当车开走时，车内有人正开心地大笑。 芭蒂·海斯特只比我大几岁，当她被绑架时，她正跟情人住在一起。我家离他们住的地方很近，我当时很害怕，不知道她遇上了什么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无辜的女孩被恐怖分子绑架了，她的父母几乎痛不欲生。几个月后，当我听说芭蒂参与一起银行抢劫案时，我几乎难以相信这一事实。 绑架案发生的时候，我正热衷于青年人狂热的革命活动，虽然那时没有认真考虑过参加什么革命军一类的组织——当时那些异常危险的激进分子，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我姐姐当时也是一个颇有能力的激进主义领袖，他们四处进行地下活动，希望以此来改造世界。这些做法都充满了罗曼蒂克的色彩。芭蒂当时很漂亮，她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在我当时那单纯幼稚的头脑里留下的全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另外，那时我父母对我看管很严，而芭蒂的父母则对她完全放任自流。 到1974年5月为止，共和军所犯下的罪行包括：杀人放火、抢劫银行、绑架撕票以及非法持有大量武器等等。在西伯尼亚银行抢劫案发生后，警方对共和军的搜捕工作达到紧锣密鼓的白热化程度。当我的名字出现在学校优等生名单中时，芭蒂也同时上了被警方通缉的名单目录。 曾经有一段时间，共和军的九个主要成员聚集在圣弗朗西斯科的一间满是蟑螂的破屋里——那里闷热异常，住在里面让人觉得透不过气来。他们没有充足的食物，衣服又脏又破，加之周围的邻居爱多管闲事，所以他们就从那儿搬到了洛杉矶。到达洛杉矶后，“辛基”继续指挥他手下的喽罗们进行犯罪活动。 他们开着车四处招摇，后来在1974年5月9日，南茜发现了这间破屋子，不久，他们就搬了进来。屋子一共有两个房间，每月租金七十美元，而且没有电，但对于他们来说那算不上什么问题。当他们搬进去的时候，一共带了二十多支枪、六千多发子弹和几副手铐。他们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 我倚在车上，想象着这帮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刚搬进来时的样子。他们迫于压力搬出原来的住所，这还是他们一个月来第一次走出那所房子。如果是我，恐怕就做不到，我宁愿抽空逛逛超市什么的。 这时一个老妇人站在路边，盯着我和杰克，她的眼神很奇怪，好像在盯着两个垂死的人。“白人从来不到这儿来。”她说。 我抬起头向她走过去。“您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吗？”我问道。 她两手环抱在胸前反问：“你来这儿想干什么？” “只是看看那房子。”我说，“曾经有几个白人住在那里面，您还记得他们吗？” “他们都死了。”她说，“你们最好离开这儿！” “看来您还记得他们。”我接着问道，“您就住在这附近吧？您以前见过他们吗？” 她皱着眉回头瞥了一眼那所房子，然后说：“他们招来了警察，警察来到这儿，盘问了很多问题，包括一些私人问题。” “警察来这儿以前，你知道他们的身份吗？你见到过他们吗？” “你是谁，为什么问我这么多问题？” 我拿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她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手指夹过去，好像生怕名片有毒似的。她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摇头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过。”她把名片扔进手提包里，眼中又露出那种看死人般的眼神，“我说过，你们最好离开这儿！” 我谢过她后，目送着她慢慢走进一所粉红色的小房子里。这时杰克红着脸走过来，显得恼火而焦虑，他说：“我们走吧！” “她说的话算不了什么。”我说，“那只不过是她个人的看法罢了。” “我看到她脸上满是怨恨，好像我就是警察似的。” “警察？”我学着那女人的腔调说，“没有人说什么警察，杰克，你要在这条街上待很久，你要到哪儿去呀？” 这时他的脸更红了。 “我很想走上前去敲那扇门，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就像那女士说的，我们现在最好离开！”他边走边说。 从外面看，地处佛罗伦斯大街上的“热舞”俱乐部很是显眼——临街的窗户上有一幅很夸张的奶油蛋糕的广告画，画上的蛋糕被做成一个裸体女人的样子。在敞开的大门上，挂着一条褪色的红色缎子门帘，这儿的装饰带有很明显的色情味道。 我把车停在路边，然后下了车。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杰克问。 “我想跟这儿的主人谈一谈。” 他拍了拍衬衣口袋里的烟说：“我马上就来。” 我边走边想：如果四周是枪林弹雨，杰克这种人绝对不会走上前去敲屋子门的；他甚至不会跟着我到“无上装”酒吧里去——他是个废物！ 我独自一人走了进去。 在“热舞”的屋檐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有一幅经济餐的图案和女式内衣的模型。当时是中午，屋子里挤满了貌似建筑工人和售货员一类的家伙。坦率地说，他们并不粗野。他们好像十分喜欢在屋子中间凸出的舞台上跳舞，而且是互相碰撞、旋转着跳，就像他们喜欢吃鸡翅和比萨饼一样。 屋里的气氛因烟雾而显得猥亵，音乐声震耳欲聋。但总的来说，这地方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低档。台上的四个舞女穿着古怪的内衣，但是都很年轻、漂亮。 这时，一个上身穿衬衣、下身却围了一块白围裙的男人在门口挡住了我。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他上下打量着我，然后围着我绕来绕去，眼睛不怀好意地往我屁股上瞅。 “我想见一下萨尔·伊波里托。”我说。 他转过身去，冲着一个正在把比萨饼往柜台放的人喊道：“萨尔，这位女士要见你！” 萨尔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我们并不认识。” 我走过去，取出一张名片递给他说：“我是玛吉·麦戈温，好像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你可能有，但我没有。”他用刀把比萨饼切成几片，“我不想让你们这些家伙在这儿拍摄，这会影响我的生意。” 芬吉曾告诉过我：萨尔长得很丑，又矮又胖，而且秃顶，说话时有浓重的新泽西口音，嘴边还总叼着一支快吸完的雪茄烟。芬吉是个很软弱的人——萨尔骗了她，还占了她不少便宜，萨尔曾向她许诺让我们到这里来拍摄，并预收了我们的押金，而现在他却装得若无其事一般。但我必须让他明白，我并不像芬吉那么好欺负。 我说：“当我们达成协议后，我希望双方都能信守诺言。你曾答应过我的员工在开张前让我们在这儿拍摄，可现在你却打算食言了！” “食言？”他说，“你说得太严重了吧？” “你收了我们给你的钱，伊波里托先生，要么你现在好好跟我谈，要么，你就等着和电视网的律师打官司吧！” “他们和你一样漂亮吗，甜心？” “不！而且他们绝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哦，真见鬼！这条街上有很多跟‘热舞’差不多的地方，虽然都不如这儿，但我想你也同样可以利用那些地方来拍摄。我们这儿正在装修，我看你还不如到别的地方去。” “我不想到别的地方拍，我只想在‘热舞’拍！我要在这儿搞一个采访，被采访的人以前常来这儿跳舞，所以我想在这里拍——你在协约上已经签了字的！” 他把雪茄从嘴角拿下来，然后调转话题说：“米雪，她长得倒不坏，而且一直在这儿干。”说话时，他的下巴不停地抖动着，“她舞跳得不怎么样，但却给这几招来了不少的顾客。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给她拍摄，她并不是非常漂亮。” “我没见过她，而且长得是否漂亮并不重要。”我四处寻视着那个叫米雪的人，并几乎肯定地认出了她。她正坐在台边上和一个跳舞的人调情，粉红色的彩灯在她后面旋转着。我想到了拍摄：或许我可以用一下萨尔的音响设备以营造出一种低深的背景音乐来。 “我泡过这妞，”萨尔说着，耸了耸肩膀，“她是人尽可夫。” 说着他笑了。我问他：“你还记得罗伊·弗兰迪吗？” “当然，”他抽了口雪茄说，“他来过这儿，他长得很有型，他们这些人常到这儿来寻找刺激。”他用胳膊肘轻轻戳了我一下，并且淫猥地冲我眨了眨眼睛，“来寻找一种特殊的刺激。” “他经常来这儿吗？” “一星期两三次吧。我经常给他们打折扣，这对我的生意有好处——他们可以帮我维持这儿的秩序，甚至会帮我干掉那些捣蛋鬼。” “弗兰迪也曾经帮你干过吗？” “他经常这么做。”萨尔满不在乎地说，好像弗兰迪帮他杀人与他毫不相干一样，“很多警察都到这儿来，他只是其中的一个，我记住了他，是因为他出事了。”他停了一下，“而且后来总有警探来询问他的事，弄得我都想关门回家了。” “现在警察还来吗？” “我给911打电话后，他们就不来了。” 当他再次向我淫猥地眨眼时，我问道：“我们的协议怎么办？” “我想，我还是找你们的头儿谈谈吧。” “我就是头儿，伊波里托先生。” “就凭你这小妇人？” 可我身高5尺7寸，比他还要高出3英寸。“不是我，就是F·李·贝利跟你谈。” “你还想要什么？” “我想和米雪·塔贝特在她经常工作的舞台那儿谈一谈，而且还要实拍。我们打算明天早晨9点开始，那时这里还没开门营业，对吧？如果有什么异议，你可以看看协议书。”随后我又加了一句，“请想一想你的公众形象。” 他转过身面对着舞台。台上有两个女人正在跳脱衣舞，他说：“好吧！谁让我已经收下了你的钱！” “明智的决定，萨尔。”我四处看了看，然后走出了俱乐部。 从满是烟雾的屋子里走出来后，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希望烟雾能彻底从我身上除去。 杰克正坐在车里，当我打开车门时，他问道：“事情进展如何？” “还可以。”我记得我是把车门锁上了，不过也可能是我记错了。“你想在什么地方下车？”我问他。 “我想多陪你一会儿。”他说。 “可刚才你却没有陪我一起进去。”我说着把车开出弗罗伦斯街，“明天我们就要在那里进行拍摄，所以你最好去制片厂和兰娜·霍华德联系一下，在那儿你会见着吉多，他会告诉你一些独家新闻的。” 如果我是杰克，我就会死缠着别人，直到他同意让我继续跟着他，但是杰克却告诉我，他要在八十九大街下车。到了那儿后，我把车停下，让他下去，并告诉他以后我会和他联系。 5分钟后，我已经在返回高速公路的路上了，我约了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在威斯特伍德街谈论有关共和军的事。 在高速公路的北角，我给前夫斯科蒂回了个电话，他用留言告诉我，他已经到休斯顿机场去接凯茜了。 我又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她还在姐姐的病房里。 “艾米莉的病又发作了。”妈妈想显得镇静些，但我仍听得出她很紧张，“刚才已经控制住，现在她基本稳定下来了。” “需要我马上坐飞机过去吗？” 她回答之前停顿了一下：“不用了，你叔叔麦克斯今天晚上会开车过来。如果你也回来的话，会惊动你父亲的。” “我尽量在周末时赶回去。”我说。 “真的吗？不过，还是不用了，你不如和麦克多待一会儿，你来了艾米莉也不知道。”说最后一句话时，我听到她的声音有点发颤。艾米莉得这种病已经两年了，每当提起这事，母亲总是伤心不已。 我姐姐两年前在洛杉矶的一条街道上被枪打伤。在那之前，她一直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但是，在昏迷两年之后，她就像索马里忍饥挨饿的婴儿一样，成了一个仅剩血肉和骨骼的空壳，即使她偶尔睁开眼睛，眼神也十分呆滞。 自从被枪打伤之后，艾米莉的心跳、呼吸一直都很正常。直到一个月之前，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而且不时地伴有各种并发症。我们不知道这些病是怎么得的，也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更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挽救她。 在电话里，我和母亲又谈了一会儿凯茜。提起凯茜，妈妈的情绪就好多了，而我也感觉放松了一些——就好像躺在母亲的怀抱里接受她的抚爱。 我又给斯科蒂在休斯顿的家打了电话，通过留言机告诉他，让凯茜到那儿之后马上给我打电话，我真想现在就能听到她的声音。 我走入联邦调查局大楼，在这迷宫一样的大楼里，我好不容易地找到了查克·凯伦伯格的办公室，他是联邦调查局里研究共和军问题的专家。 凯伦伯格五十多岁，头发灰白，穿了一身灰色的西装。可能是因为长年坐办公室的缘故，他的“将军肚”也出来了。他的任务是收集整理信息，但若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却比登天还难。麦克·弗林特帮我疏通了一下，让我获得了这次采访的机会，但我清楚，这肯定是一次非常艰难的采访。 “我们来听听您都打算了解些什么情况。”凯伦伯格戴上眼镜盯着我说，“不过您想要知道的内容我有可能无法提供给您。” “您还记得共和军的事吗？”我问道。 他会意地笑了，多少显得有些居心叵测：“我的工作就是调查共和军，所以当然记得。” “就在袭击发生的那天早晨，共和军从八十四大街的房子里搬了出来，后来又搬进了五十四大街。他们前脚刚走，联邦调查局就袭击了八十四大街。我只想看一看关于那房子物品的清单目录。” 凯伦伯格把手放到一个文件夹上，好像生怕我把它拿走似的：“这个要求倒是不过分——如果你说的文件确实在这儿，而且可以随便让人翻阅的话，我会让你看的。” “我相信您的话。不过，不知道弗林特侦探是否跟您说过，我们的时间很紧。” “哦，是的。”他坐直了身子说。我知道我想要的文件就在他手底下压着，等他打完了官腔之后，我就可以看到那份文件了。只是现在我们必须演完这出戏。 我笑着问：“你能告诉我共和军的人穿什么样的内衣吗？” 他故意紧绷着脸，以免露出笑容，同时间我：“弗林特侦探跟我提过一部影片，那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 “纪录片。”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并把它翻开，“是关于本地一名警察的被杀案，罗伊·弗兰迪警官，你熟悉这个名字吗？” 他点了点头。 我说：“我想这凶杀案一定与共和军有关。弗兰迪是在5月10日午夜被杀的，你负责关于共和军的案子，所以你应该知道那天发生的事。”当我告诉他弗兰迪被杀的地点时，我看到他有所反应地点了点头，于是我继续说，“当罗伊·弗兰迪的尸体被发现时，他的头上裹着一条刚干洗过的36号蓝色拳王短裤，外面用他自己的法兰绒衬衣包着。” 听到这儿，他打开了文件。 我说；“根据他在七十七街警局共用一个更衣室的同事以及许多跟他有染的女人的说法，罗伊·弗兰迪从不穿蓝色拳王短裤，他只穿白色的32号短裤。” 凯伦伯格又翻了翻文件中的记录。 我接着说下去：“除了9毫米伯朗宁手枪以外，那条蓝色的拳王短裤就是惟一可以寻找的线索了，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当时那个屋里的三个人当中，有没有人穿36号拳王短裤。” 他摘掉眼镜说：“共和军本来已经惹了够多的麻烦，他们为什么还要杀警察呢？” “在一次银行抢劫案的审讯中，芭蒂·海斯特供认，当共和军搬到洛杉矶以后，‘辛基’不断地训练他们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每天晚上他们都出去偷汽车或杀警察。在对死去的同伙的悼词中，她说南茜·琳·帕瑞曾告诫她：先把猪杀掉，直到确认它死了以后再去解剖。我想这是他们对杀死弗兰迪再恰当不过的描述。” “真的吗？”他笑了一下说，“有什么证据呢？” “除了动机和机会以外，他们还进行了周密的策划。”我在他面前坐下，看着他的眼睛说，“杀人犯把弗兰迪的手枪拿走了，那支枪后来再也没有找到；他的车被扔在贝尔大街南端，车子上的痕迹被处理得干干净净。” 他从文件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我。我的手心开始出汗，心脏由于紧张而怦怦直跳。我想：这对于麦克来讲是一份多么珍贵的礼物啊！它将揭开弗兰迫凶杀案的真相，对于我要拍的片子也会大有裨益的。 那张纸是八十四大街那所房子内物品的模糊复印件，我仔细看着每一样东西：各种杂货、碗碟、褥垫、家具，还有两个纸箱，里面装着许多东西——有男女衣物；在一个手提箱里也装着男式和女式的衣服。除此之外，再看不出什么别的迹象。 我把那张纸又还给凯伦伯格，问：“这些东西现在保存在哪儿？” 他指了指那堆文件的底部，那些东西都是很久以前的了。凯伦伯格站了起来，我想这次采访可能就到此结束了，但我仍坐在椅子上没动。 “你说你负责这案子，能不能给我讲一下屋子当时是什么样子？”我问。 “我记得当时那屋里乱七八糟的。那几个人在那儿住过以后，只留下一大堆的垃圾。” “解剖报告怎么说？”我问道，“有关于衣物的报告吗？” “衣物？”他轻蔑地笑着说，“那场大火之后，连几根可以让法医鉴定的骨头都没剩下，更不用说衣服了。忘了它吧！我想除非那三个幸存者愿意和你谈，否则，你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他们恐怕不会说出什么的，我知道联邦调查局在共和军里有卧底，可我并不指望你能告诉我有关他们的情况。” 他耸了耸肩说：“你确实不应该抱什么希望。” “也许是吧。”我又翻开记录的第一页说，“在芭蒂绑架案中，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被绑架，他是芭蒂邻居家的儿子——当时，他正准备去开屋子门前的车，南茜·琳·帕瑞用枪顶住了他的脑袋，帕瑞用那男孩的衬衣包住他的头，让他躺在汽车后座上，然后用毯子盖住了他。当那些人去绑架芭蒂时，那男孩仍待在车上，他们把芭蒂和他都放在他的车里，然后开走了。 “在奥克兰大街，芭蒂被转移到另外一辆车上，那些人对男孩说感谢他对共和军的帮助，然后就走了，车里留下了那些人的指纹。” 凯伦伯格说：“你认为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新鲜材料吗？你以为我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吗？” “我知道你们做过全面调查，所以我才来找你。” 他盘起手，仔细盯了我半天，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他说：“你从哪儿得到这些消息的？” “和你一样，通过警方、证人和报纸。” “我猜也是。”他又坐直了身子，“所以你得到的消息并不全都准确。”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那支枪。”他说，“弗兰迪的枪在拉斯维加斯的旧货店出现过，你的警官朋友应当知道这一点。” “什么时候？” “凶杀案发生后的几年。” “在拉斯维加斯？”我心头一震——道格·森尼克那天早晨提到过拉斯维加斯，“那枪是怎么跑到旧货商店里去的呢？” “那枪的主人死了，所以它可能跑到任何地方。”凯伦伯格递给我一张报告的复印件，说，“他们仍在附近活动。” “谁？” “除了那次来洛杉矶的几个人之外，共和军里还有许多狂热分子。在那场大火中，他们并没有全部烧死。”他站了起来，伸出手说，“如果发现什么新情况，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我说，“希望您也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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