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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曾以河岸为家的惟一证据是一小圈被熏黑了的岩石，那是他曾经生火的地方。我在这地方转了好几圈，想找到点什么能为他的去向提供线索的东西。但是，放眼望去，除了一滩碎石岩屑以外，什么也没有剩下。 “再见了，神秘先生。开始我们的A计划吧！”吉多有点趾高气扬，仿佛他已经胜了一局，“《孩子杀手》，由玛吉·麦戈温导演。” 我举手示意这轮我认了，其实心里头压根没认输。我朝站在河岸上头的吉多走去，心里想的是：对我而言，包贡才是A计划，不管有没有米丹。我会追查下去的，我会拍出一部更精彩的纪录片。这部片子，以在美国的越南人为主角。 米丹告诉我们的故事并不完整，有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漏掉了；但实际上，这些部分我已经略有所知。我没把这些告诉吉多，而且不到时机成熟时也不打算告诉我的上司兰娜·霍华德。 没有哪个导演在选材时是完全客观的。但是，不管怎样，这与单纯的个人兴趣之间还是应该有界限的。为了寻找包贡，我已经有些超越界线了。所以，我必须想方设法保证这一切在既不丢面子、又不失职业信誉的前提下进行。我必须尽快弄清楚阮凯到底要干什么。 我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手：“我们和兰娜有个会，最好马上返回电视台去。” 吉多开车，沿着渐渐进入车流高峰的405号公路——常常拥挤不堪的圣地亚哥高速公路行进。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车流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都在为生活而奔忙，要想生活在好环境中得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我想。 在洛杉矾警署干了25年的麦克·弗林特急切地想离开这座城市，甚至于离开任何城市。而我只是受不了洛杉矶和它的高速公路罢了。 我们到达位于伯班克的电视台时已经迟到了。我之所以安排这次会面是想介绍兰娜和阿洛·德尔加多认识。阿洛是一个擅长找人和搜集秘密信息的私家侦探，而且有执照。 我们匆匆忙忙地上楼，路过办公室前厅时顺便取了电影图书馆为我们剪辑好的一盘盒带。这里面的东西统统是从去年一年的头条电视新闻中剪辑出来的。我要这些是想把它作为影片某些部分的背景材料，并想让吉多和兰娜抽时间看看。 “你会讨厌这些东西的。”我一边说，一边把盒带递给吉多。他只是哼了一声。 我还从芬吉——我的红头发的助手那儿拿到了一堆留言，其中大多数与工作有关但并不紧急，可以留着过后再处理。还有五个备忘录，我得看看：女儿要钱买新舞鞋；麦克·弗林特要工作到很晚；妈妈——永远充满精力的人，与一位老校友去了植物园，两个人还要共进午餐；我的前夫斯科蒂留下一个呼机号；最后一个是父亲的。 爸爸从来不会仅仅为了问候我一声而在工作时间打电话来的。而且，那天早上他已经打过电话了。我拨通了他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电话，想知道他目前情况如何。 今年五月份，我们就将为爸爸庆祝他的72岁生日了。妈妈年轻他几岁，两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伯克利那所又大又老的房子里——我就是在那儿长大的。总的来说他们都很健康，身体还算硬朗。即便这样，突如其来的电话还是令我有点紧张。而且，我也很想念他们。我怀念生活在旧金山的那段日子，在那儿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我都可以乘地铁很快赶回家。 电话铃响了三声，爸爸的电话留言机讲话了。还是没弄清他为什么打电话来，我只好留了言，挂断了电话。要是有什么紧急情况，爸爸会先打电话找妈妈的；找不到她，他会再打给他的弟弟——我的叔叔麦克斯，接下来才是我。想到这些，我觉得心里稍稍好受了一点。 出门的时候，我告诉芬吉继续和爸爸联系，一旦联系上了就把电话打到兰娜的办公室。 我和吉多到达兰娜的办公室时，阿洛·德尔加多已经把他的电脑摆在了兰娜的大会议桌上，电解调制器也已接上了电话插头。而兰娜显然已经被这一切弄晕了。我们要他帮忙去找一些我们正在采访的孩子们的父母和其他家人，并想对这些少年犯的成长历程有所了解。此外，我们最起码要了解这些孩子的家族中是否有过吸毒或酗酒的历史，而阿洛现在摆弄的这一套却把我们弄糊涂了。其实，帮我忙只是阿洛来这儿的部分原因。 阿洛年近50岁，秃顶，有点大腹便便，颇有些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兰娜面临着第三次离婚，正是孤独无助的时候。他们是很好的一对儿。看着我们的制片人在阿洛面前那温柔淑女的派头，我就知道：这次我可是找准了对象。 我很早就明白，在电视网络这个反复无常的世界里，即使一个项目主管早就不管什么事了，但是你还得不断地向他通报情况。如果他们认为该项目尚有一些创造性贡献的话，便很少随随便便把它取消，也不会用令人讨厌的方式强加干涉。这次与阿洛的会面其实是无足轻重的，但这已经足以吸引兰娜的注意力了。 我知道阿洛想成为这里的中心人物，而我和吉多请他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获取信息。 “我们在车上给你打过电话。”我边说边握住了阿洛伸过来的大手，“你已经离开办公室了。” “我和菲力·PD在街上巡逻的时候学到了一个道理。”他吻了一下我的手背，“永远别做晚会上最后到的一个。有什么事情要通知我吗？” “只是想告诉你别着急，我们遇到堵车了。我知道你的时间很宝贵，很抱歉让你久等了。” 他冲兰娜眨了眨眼：“我没关系。” 吉多没有过来与他寒暄，而是径直走到对面的墙壁前，那里安装了一套电视系统。吉多把我们刚刚取来的盒带放入了影碟机中，调低了声音开始播放。扬声器里传出画外音：“女孩分别为11岁和14岁，因杀害一位老邻居而被捕。”“男孩6岁，因虐待婴儿被拘留。”“家庭保安，被控强奸。11岁的女孩过于早熟了……”胶片还在依次播放，快镜头闪过：两个面带笑容的女孩，露着不洁的牙齿；一位警官的副手带着一个在押的弱小的身影走出一座破旧的公寓楼；一个衣冠不整、头发蓬松的女人，手指间夹了一支无过滤嘴的香烟，在咒骂着那些带走她儿子的人和好不容易出了这口恶气的邻居们…… 会议桌上，阿洛把他的椅子稍稍退后，好让我和吉多看看他带来的一些设备。他身上散发出咖啡、威士忌和汗的味道。 “知道社会保障号码吧？把它敲进去。”电脑屏幕一页一页闪过，阿洛不停地敲着旁边的桌面。“罗纳德·科菲先生的生活和境况。太简单了，我亲爱的玛吉，这些我在哪儿都能做。我需要的只是一个电源插座和电话插座。我并不需要一间办公室。” “看见了吗？”阿洛厚实的拇指敲着屏幕，“罗纳德·科菲先生在俄勒冈比瓦图市斯布鲁斯大街3号有一座用于抵押借款的房子，他订的《汽车司机》和《花花公子》杂志就寄到这个地址。他从俄勒冈汽车租赁公司租用的一辆旧切诺基的租用凭证上也填了这个地址。” “大有趣了。”兰娜纤细的手指从椅背上移到了阿洛的背上。 “有趣？”吉多反问道，“简直太可怕了。” 罗纳德·科菲的私生活——包括他那不光彩的历史——一一从屏幕上显示出来。吉多一边看一边拉紧了自己的衣领，仿佛怕有人把他剥光了似的。我也深有同感。 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梦见自己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或者只穿着睡衣站在办公室所有正在工作的人面前。看着科菲先生的私生活一览无余地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我觉得好像那个噩梦已经成为现实了。我们好像真的在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因为我们再也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了。 我两手交叉在胸前，读着科菲的个人档案：他的军人生涯；他因不付费停车而遭罚款；作为债务人部分工资停发；以及一张病理化验单：患的是前列腺肿大而非恶性肿瘤。如果我在这计算机时代制作一部反映私人生活的影片，题目定为《剥光》，肯定再合适不过了。 我把鼠标指向他的病历记录：“这是违法的。” “合法与不合法，那是专为纳税人服务的警察们考虑的问题，不用我去想。我只是个私家侦探。”阿洛不屑一顾他说。他从未提过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费城警署的；可我有种感觉，那可能多少与他不守规矩有关。 他接着说：“对我来说，合法与否的关键在于我以什么方式工作。多数情况下，我总是为那些有理由又有钱请我帮助的人去寻找一些不愿被人发现的人。我怎么工作是我的事，而我保证不会给我的当事人任何多余的信息。我可不想有一天让人带着一张起诉书或一支装了子弹的枪来找我麻烦。” “债务报告是一回事，而病历报告是另一回事！”我的声音中充满了火药味，“你要了解这些信息，必须经过许可。这样的信息是受保护的。” “我是经过许可的。我在这儿拿了执照，又在那儿注了册。虽然这一切都来得那么容易可能会让你吃惊，但我做到了。我能得到医务信息是因为我从事收集工作，收集最原始最详细的账目。可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不需要什么特别帮助。看见这个了吗？”阿洛举起一张光盘，“这里包括了全国的电话号码簿上出现的所有号码，你在任何一家计算机商店都能买得到。” 阿洛把光盘放入驱动器，屏幕上随即出现了罗纳德·科菲在比瓦图的电话和地址。“我敢说这一定特刺激。你一定想找他，玛吉，而且我想你也一定能找到他。你甚至可以打个电话通知他你要来了。” “被他遗弃的女儿正需要帮助。女儿想杀死她的母亲。”我说，“我怀疑科菲是想躲开她。但是如果他真想逃避，对他来说那也太容易了。” “那可说不准。”阿洛明目张胆地把兰娜的手从他的肩上移到了他的脖子上。“如果科菲是一个假名，他从不与朋友和家人联系，只使用现金；他不拥有任何东西：租金、工作、电话、邮件、纳税单，甚至不生病，那样就比较困难了。但如果真是那样，恐怕就要诉诸法律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把所知的任何线索都提供给官方，让他们去工作。” “与司法部门合作是个好主意。”吉多越过阿洛的肩头敲击键盘，屏幕上出现了包贡和一堆电话号码及地址。“要得到电话号码不成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公开的信息。而真正困难的是其他东西。警察若不经许可也不得查看。” “记录。还有其他诸如有关经济方面的记录，也是需要传票才能搞到手的。至于医务方面的资料，根本就不能查。” “所以大家愿意雇我嘛！”阿洛摊开两手，“除了那些有点儿歇斯底里的家伙，没人会找我的麻烦的。” “如果要你调查的人是一个名字极普通，而且只有一张他21岁时签发的侨民身份证的家伙，你怎么办？”我问道。 “没有社会保障号码吗？” “没有。” “那就难办了，亲爱的。” 吉多敲了几下键盘，包贡的地址和电话便被打印机打印出来。 阿洛接过来说：“你们要找这个家伙？” “是。”我回答。 全美国居住着好些个包贡，但没有一个符合我们的条件，如年龄和进入美国的时间。 我问阿洛：“你能查到侨民身份证吗？” 他摇摇头：“除非有社会保障号码或国家税收档案作参照，可是他没有。移民来的人不好办，我调不到有关他们的资料。最有效的办法是到他们的聚居地去打听，用越南语写一张广告。你们只知道一个名字就想办成事，那可没门。” “只有名字，那怎么找呢？”兰娜第一次张口说话了。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找！”阿洛咯咯地笑了。“必须有人真正认出这个包贡。很多人移民后改了名字，也许他现在的名字叫贝基·萨切尔呢。” “可问题是怎么去找他。”我说。 吉多盯着对面墙上的电视屏幕：一个优秀的女高中生因杀害了她酗酒的母亲而被定罪，因此被剥夺了上哈佛大学的机会。这种故事太悲惨了——她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没日没夜地学习——但它一样被当做一个电视话题公布于众。整个一盘盒带里全是这些令人痛心的故事。少年犯罪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吉多转向我，我问：“我说对了吧？” “是，我的确讨厌这些东西。”吉多把列满了包贡的那张纸折起来，塞进牛仔裤的口袋里。 “玛吉。”兰娜不理会吉多说什么，也不理会其他任何东西，除了她眼前的这个阿洛。“阿洛的这些资料怎么办？” “让他上电影可不行。”我说，“我们最多只能给他一个坐在计算机前的镜头，不能拍摄屏幕上的东西。那都是些私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 我应该在这个时候向兰娜挑明，其实我根本无意把阿洛拍入影片中。很显然，兰娜的兴趣在于阿洛，而不在于影片的形式和结构本身。为了照顾兰娜的面子而影响我们保质保量地完成影片，真让我感到无可奈何。 兰娜对阿洛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她退后了几步，开始亲手给阿洛设计造形——像一个导演为将要上镜的演员那样。“我要给阿洛一个正面镜头。我们越过计算机的顶部，把镜头向这张漂亮的脸推进。”阿洛的眼睛朝我们骨碌碌地转了几下。 “把该写的标语都写在计算机后面吧，兰娜。”吉多说着用手轻轻捅了我一下，放低声音，“这样我们还能省点钱省得再拍一遍。” “也许你应该在我脸上贴一些蓝点儿呢。”阿洛突然显得有点不安，“像被肯尼迪诱好的那个女孩一样。” “是强奸。”吉多纠正道。 “随便什么吧。”阿洛冲我眨眨眼。“我可不想让哪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在电视上认出我来给找麻烦。” “别担心，阿洛。”兰娜温柔地说，“我相信你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我当然知道。”阿洛有种被驾驭的感觉。我觉得他希望这样。 兰娜伸手揽住他的肩膀：“那我们成交了？” “成交了。” 兰娜转向我，直截了当他说：“阿洛多先生从哪儿插进去合适？” 我们和阿洛之间已有了一笔交易，兰娜知道这一点。现在，她和他又达成了一笔交易。 在兰娜迷上了这位阿洛之前，拍谁、拍什么、什么时候都是由我决定的，只要我保证不延期、不透支，兰娜是从来不加干涉的。她也从不屈尊来参与制定计划。我觉得她的动机很明显：把这个可怜的家伙“捧”成所谓的三流电视明星，然后让他陪她上床。我心里感到有点别扭，好像是我给她牵了这根线。 我说：“阿洛，我和吉多从蒙特利尔回来后再打电话给你。” 吉多惊讶得差点跳起来，一副被我愚弄了的样子，但最终没有吱声。 “蒙特利尔？”兰娜应声道，“去那儿干吗？” “去一个拍卖会。有几件在最近一起家庭抢劫案中丢失的东西出现在他们的存货清单中。物主和我都想弄清那些东西怎么会到那儿去的。”我说，“我们需要协助人员和设备，可我们怎么能只通过一个便条就说服加拿大与我们联合并在那建立一个分支机构呢？”我捅了捅吉多，“你知道带全体人员出动很困难，而且，如果我们在那附近买不到所需设备，我们还得把所有东西都带上。” “不可能有分支机构。”兰娜也显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那是加拿大，加拿大广播法不会允许我们联合。而且我在那儿也没有熟人。” “那我们只有大动干戈，自带所有的东西了。吉多，你看我们带谁去，带什么去？” “越省力越好。”他咬了咬牙齿，“能行吗？” “不一定。”我扭头问阿洛，“你能查到船只的物品清单吗？” “我以前从没干过这事，你想查什么？” “我想要1975年包贡到达美国时乘坐船只的名字、船员和其他旅客的名字，以及船上的货物清单。能找到船长的航海日志更好，你觉得行吗？” 他挺起胸脯，以一种骄做自负的口吻问：“什么时候要？”好像任何困难对他来说都不成问题。 “我现在就要。那样就不必到蒙特利尔去了。” “好吧，就现在，先得打几个电话。”他关上计算机——会议算是结束了，“回头跟你联系，亲爱的。” 兰娜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气愤，懊恼？也许都有。阿洛显然准备出发了，因为他现在有任务在身。 阿洛是情场老手，但我知道他现在并不轻松。从兰娜明显的表现来看，阿洛被体面地“放走”是完全可能的。那天下午，可怜的兰娜将不会得到她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有种预感：她会从严格控制经费方面来报复我的。 阿洛在收拾他的设备，我拿起桌上的电话打给芬吉，要她查一查航班，并为我想出一支可以跟我去蒙特利尔的主力军来。她有点为难，但还是答应马上去办。 我挂断电话，发现兰娜正盯着我。她冷冷地问：“这次出去要花多少钱？” “我会与当地的审计人员好好合作。保证想方设法给你省钱。” 她支吾了两声，没说出什么来，然后把注意力又放回到阿洛身上。放他走之前，兰娜又给他拍了一个镜头。我和吉多离开的时候，兰娜和阿洛还在会议室里。 吉多按了电梯按钮：“当真要去蒙特利尔？” “我们先看看阿洛能搞出点什么名堂来吧。如果我们要从包贡这事儿入手，我倒是真想见见蒙特利尔那个画廊老板。他接受了几件珍贵的亚洲雕刻，出处不明，我想知道他和谁谈过话；那几件东西全是阮凯家的。他从国际刑警组织的赃物清单上发现了它们，而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找到了阮凯。” “现在是二月份。”吉多为我开着电梯门，“你知道蒙特利尔的二月是什么天气吗？” “很冷，吉多，”我说，“蒙特利尔非常冷。” 当我坐在办公桌前准备回一些电话的时候，已经差不多5点钟了。 孩子们——女儿凯茜、21岁的儿子迈克尔——告诉我他们先出去吃比萨饼，然后迈克尔带凯茜去学校的图书馆帮她完成一个课题。他们说大概10点钟才回家。而且他们谁也没和麦克通过信儿。 我给警署打电话，他们告诉我麦克到现场去了。 于是我呼了麦克，留下的信息是4—4——我们互相问候的密码。大约半小时后我的事差不多处理了一半了，麦克打来了电话。 “你还好吗？”他问道。不是平时那种几乎格式化的问候，倒是一个充满了关心与焦虑的语气。 “该下班了。”我说，“我很好。” “要我来接你吗？” “不用。我有点累，但还过得去。孩子们出去了，妈妈今天一整天也和朋友出去了，所以，如果家里没人的话，我想在这儿再多待会儿，等到不堵车了，我再回去。” “你妈妈出去了？那你的鸡汤怎么办？” “妈妈不是个小题大作的人，我自己也不希望人家那样对我，她已经给我做了足可以喝两天的鸡汤。做完今早的燕麦粥她也该去休息休息了。现在她在植物园，和朋友在一起，看看花草，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我可以从佩德罗的案子里抽出点时间来陪陪你。我正在等一个证人的母亲，她不来的话，我们不能询问那孩子。她的孩子因涉嫌谋杀被关在警察局。这案子着实令我头疼，玛吉。”麦克语调沉重，因为他马上就要退休了。“我的最后一个案子竟然是这样的，这可不是我所希望的。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问自己，这年头儿到底是怎么了？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街上抓坏蛋以保证孩子们安全成长，结果呢？结果是我们自己倒不安全了，而危险的源头正是现在的孩子们！” “你太累了，麦克。让那个母亲明早再来，我们俩回家安安静静地过一晚上，好不好？” “我倒希望这样。”他清了清嗓子，“我不该听你的话打消了这个星期申请度假的念头。如果我去度假了，就会有别人来接这件案子，而我还是继续办那件掘墓案。知道吗？墓地的主人把旧坟挖掉再把地卖出去。这案子的确有点古怪，但它不涉及杀人。我们要做的只是在他挖出一堆堆的白骨时，把他当场抓住，公布于众，然后结案。” “你要度假并不需要我批准。”我说。 “可如果我留在家里，而你在上班，那又有什么意思？” 我打断他：“不久前我打电话给你，你还在话筒里为我唱歌来着。” “我现在可没那心情了。如果那个母亲出现，我可能会大半夜都待在这儿，审问那个14岁的女孩为什么要参与佩德罗一案，那家伙只不过是想去找个小婊子消遣一下而已。” “麦克！” “别企图阻止我，我们并不是在污辱一个纯洁的小姑娘。她已经有两次卖淫记录在案了，并且有了孩子。” “可她也是个孩子，麦克。” “她是个小妓女！我一点都不因为她只有14岁而心软。她14岁的生命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做坏事。佩德罗根本不是她的第一个牺牲品。我只是希望法官好好看看她的档案，让我们把她当做一个成人来对待。” 这下我无话可说了。 “你不了解现在外面的世界，玛吉。” “我当然了解。” 这次轮到他沉默了。 “今晚整晚上都没有人在家，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说。 “对不起，可我实在走不开。如果你不想一个人待着，也许吉多……” “你搞错了！我说的是家里没人，麦克。多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在房子附近散散步、练练拳击、打打台球什么的。” “打台球，嗯？” “是啊，消遣一下。” 我听见他用铅笔敲桌面的声音，这表明他正在思考。我给他时间去想。他终于说话了：“你能开车到这儿来吗？我们可以去吃晚饭，直到人家关门。我带了呼机。” “我这就去。” 芬吉把头伸进来：“你爸爸的电话，在二线。” 我告诉麦克我一小时内到，然后去接二线电话。 “爸爸？”我问，“你没事吧？” “我很好。”他的声音听起来也的确如此。 “那您有什么事儿？”我问。 “很糟糕，亲爱的。”他说，“我今天下午接到了你旧金山的邻居杰理的电话，说那个房地产商……” “他好吗？” “他很好，他说他又被委托了一项任务。”爸爸说到这儿打住了，故意引我发问。 “什么？” “玛吉，有人想买你在旧金山的房子……” 在电视台，我整天就是这样忙碌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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