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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昨天一天留下了难以忍受的沉重感觉，米隆仍和平常一样睡得踏实，醒来时疲劳得到恢复，心情极佳。喀尔巴阡山清新的空气弥漫着森林的芬芳，让他陶醉。冲完澡刮好脸，他向走廊里一望，突然意外发现了一个行进的士兵，听到门的吱嘎声。卫兵陡然向米隆转过身来，但是没有说一句话，只是询问地看着。 “这里怎么要早餐？”米隆快活地问。 卫兵默默地走向挂在墙上的电话摘下话筒。过了几分钟有人敲门，还是那位卫兵，把一张轮式餐桌推进了房间。餐桌上有一把咖啡壶、一只装着新烤的白面包的柳条筐、黄油、果酱、奶酪和火腿。此外，米隆在餐桌的下层还看到几只盖着程亮的盖子的半大的盘子，其中一只是黑鱼子酱，另一只是红鱼子酱，第三只是高温熏制的薄鱼片。他不习惯这种早餐。母亲早晨一般端上来足够吃饱的热餐，她以为，只要有可能让男人吃好，就应该尽力而为。要不你不知道他们白天会到哪里去，能不能吃好午饭。白面包味道很好，黄油新鲜柔软，吃了两片抹鱼子酱的面包和两片抹果酱的面包之后，米隆对生活环境十分满意，这顿早餐的量不比母亲在家里准备的少。 米隆再次打开门，把餐车推到走廊上，大声叫道： “我什么时候开始上课？” 卫兵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把米隆带到了娜塔莎的房门外，她被安排住在上一层。米隆礼貌地敲敲门，同时发现，站在旁边的卫兵正用明显不以为然的眼光看着他。当然，既然这是父亲一伙的，他们会认为：女人不是人，而是一件用具，完全没有必要敲女人的门。竟有这样的事情，真笨！ “早晨好，”走进娜塔莎的房间，米隆愉快地问道，“睡得怎么样？” “好极了，”娜塔莎微笑着说，“你呢？” “我也是。怎么样，我们开始吗？” “开始吧。”她有准备地回答。 米隆翻开带来的习题集，给娜塔莎出题。姑娘很快在一张纸上写下公式，而他则在她的身后仔细观看。昨天他竟然没有看出来，她真美。真怪，命运是多么不公平！这么美丽的姑娘却终生残废。不过，真愚蠢！不应该这样想，每个人都有资格过健全的生活，不取决于脸蛋漂亮与否。 “你有什么病？”他突然问。 “什么病都有，”娜塔莎一面回答一面不停地做题，“你自己看不见吗？” “我指的是你怎么会病得这么严重？” “都是妈妈做的好事。把我从九楼的窗户里扔了出去。” “你说笑话？” 她抬起头，把写着答案的纸递给他。 “我不是说笑话，确实如此。跟我一块儿被扔出去的还有妹妹和弟弟。当时我11岁，妹妹7岁，弟弟只有半岁。真的，妈妈自己接着也跟在我们后头跳了下去。因此大家都成了残废。而妈妈还完全丧失了记忆。所以谁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一点也不记得了。” “可昨天瓦西里说到你还有一个姐姐供养你们……” “最啊，是伊拉，是我们的姐姐。当时她14岁，她有力气，挣脱后跑掉了。她躲进了邻居的家里。你看看答案，对吗？” “你等一等。”米隆懊丧地说，“我有时间看答案。让我们好好谈一谈。” 他看见姑娘高兴起来。正准备提出下一个问题，门被“嗵”地推开，瓦西里走进了房间。 “暂停！”他大声宣布，“娜达申卡，你休息一会儿，我请米隆离开两分钟。” 他抓住米隆的胳膊，用力把他拽到走廊上。 “我们到外面去。”他一面走，一面以不容反驳的口气说。 他们一言不发地下到一层，走出大楼。 “就是说，这样，亲爱的，”瓦西里干巴巴地说，“你要永远忘掉这些蠢话。雇你来是让你开发她的大脑，而不是她的履历。她的房间被监听了，我只是感到惊奇，你怎么就想不到这些。我们是严肃认真的人，不是在这里玩洋娃娃。你的父亲推荐了你，这对我本人意味着，你也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你还很年轻，亲爱的，我也不想让你因为一生中知道得太多、见识得太多而死去。所以请你检点自己的言行，不要逼我采取极端措施。而一旦发现你是个不严肃认真的人，我们会采取极端措施的。有问题吗？” 米隆想说“有”，但是咬住了舌头。对于一个严肃认真的人来说，一切应该都明白了。 “没有，没有问题。”他坚定地说。 “没有就好，”瓦西里的声调变软了，也温和多了，“我们姑且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是一次轻微的犯规，因为你不懂。下不为例，下不为例，是吗？” “是的。” “很好。回姑娘的房间去，继续上课吧。也不要忘了我昨天交代你的事情，看看她对其他的学科是否也有才能。” 米隆回到娜塔莎的房间，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愤恨。父亲把他送进了一个什么样的臭狗屎堆啊！为什么对他就像对一件东西一样呼来喝去？他建议他，您看见吗？严肃认真的人，伊斯兰的伟大事业，去他的吧！现在他为自己的想法而羞耻，不能这样看父亲，这是罪过。父亲最清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和需要的，而他米隆的责任是做个孝顺儿子。 娜塔莎好像没有发现他的情绪变化，当他再次走进房间时，她对米隆亲切地微笑了一下。米隆拿起另一本习题翻了翻，找到一道较为复杂的练习题。 “给，你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把这道题解出来。” “你刚才还想谈一谈的。”姑娘羞涩地说。 “我改主意了，”他断然回绝，“我们应该上课，而不应该聊天。” 她那大大的、扁桃形的眼眶里涌上了泪水，嘴唇颤抖，但是娜塔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拿过翻开的书本开始做题。米隆感到自己是个小人。他为什么要欺负她？生活已经够让她委屈的了。不信你瞧，她马上就会嚎啕大哭一场。但是又不能向她解释，瓦西里对他说了些什么话。房间被监听着。要是用手写呢？他拿起了笔和纸，但随即又停住了。房间被监听着，那么完全可能也被监视着。甚至可以肯定。瓦西里有言在先，他们是严肃认真的人。况且，管他呢。他将做一切，按照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的愿望和父亲对他的期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姑娘跟他有什么关系？她是他的什么人？亲妹妹？至于她的童年发生过什么事情，没有任何区别。不至于为了自己的好奇和怜悯去吃一颗子弹。 他们一直学到开午饭，在这段时间内，米隆小声地同娜塔莎说话，尽量不看她的眼睛。刚才，她解题的独到与机敏曾让他大为惊讶，而后来的情况则越来越差，简直是眼看着她换了一个人。 “你累了吗？”米隆冷冷地问。 她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咬着嘴唇。 “那为什么题做得这么差？你的解法经不起任何推敲，绝对笨拙。你答题时选择了最远的路，完全可以找到简捷、漂亮三倍的解法。” 娜塔莎低下了头，米隆看见放在她膝盖上的习题集上有滴下的泪水。这让他有点不知所措。 “你放松放松，控制住自己，”他说话的口气稍微缓和了一些，但是仍然相当严厉，“吃过午饭以后再接着做。” 同吃早饭一样，米隆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午饭，尽管现在他已经不喜欢这样。要知道，肯定有一个地方，譬如食堂、厨房，所有这些警卫和服务人员都在那里吃饭，为什么不让他同他们在一起呢？那么气氛要愉快得多。一有机会，要同瓦西里说说这件事。情绪被彻底破坏了。娜塔莎的房间被监听的事实本身就说明：这里不相信任何人，总而言之他们是在做违法勾当。父亲怎么同这伙人搅在一起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一名军人，一名军官同一伙身份可疑、企图出卖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姑娘的智力的活动家。荒诞之极。可怜这姑娘真叫人心疼。但是，生命更可贵，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不必怀疑，瓦西里要杀死他米隆就像杀死一条小狗一样容易。看看他说所谓极端措施之类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时那种眼神就够了。看来，既然瓦西里自己敢对米隆施以威胁，那么父亲在他这个瓦西里的眼里只不过是个走卒而已。 午饭后，他再到娜塔莎的房间去，现在已经没有陪伴了。卫兵看见了他，也只是目送着他进去。这一次，姑娘做题的结果仍然不见好转，于是米隆甚至开始怀疑，昨天和今天早上那些让他大为惊讶的精彩的解题方法，是不是他的眼睛看错了？ “你怎么了？”他关切地问，“你不舒服吗？要不，我们今天到此为止？” 他看见，姑娘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没有哭出来。 “让他们所有的人都见鬼去吧！”米隆想道，心中突然爆发出一阵狂怒，“我不能折磨这个姑娘。她有什么过错？” 他走近她，亲切地抚摸着她的头。娜塔莎的头发又干又硬，很久没有洗了。 “瞧你这么难过，”米隆说，声音不大，“用不着，娜达申卡，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你什么题都会做，只是你的注意力不能集中。你是个令人吃惊的姑娘，我从来不相信，可以只凭几本教科书，又没有老师指点，学习高等数学，而且还学得这么棒，就像你这样。你是个真正的神童，我之所以责骂你，并不是因为你笨，而是因为你没有尽力。好了，抬起头来，看着我。” 娜塔莎听话地抬起头，米隆就融进了她那又大又亮的眼睛中。 “你不仅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他继续说，“而且还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而美女不应该哭泣，因为眼泪会损伤眼睛和皮肤。你不会再哭了吧？” 一丝微笑使她的嘴唇动了一下。 “你真的认为我很漂亮？” “真的。你非常漂亮。” “那你后来为什么不愿意同我聊天了？” 米隆尴尬了。他能回答她什么呢？说瓦西里早晨偷听了他们的交谈，禁止他同她谈与数学无关的话？ “我非常愿意同你说话，但是我们应该学习，要学很多东西，很多很多。你也听见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说的话了，是不是？如果你给人留下好的印象，你就会得到优越的高薪工作，你就能帮助自己的姐姐抚养弟弟妹妹和母亲了。因此，学习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也应该留待以后去做。你同意吗？” “那把题做完之后，你会同我聊天吗？” “当然。” “米隆……” “啊？” “可要是他们不喜欢我，如果他们不给我工作，那怎么办？” “我不知道。大概会送你回去吧。” “你相信吗？” “当然相信。别的还能怎么样？一定会送你回去的。” 他根本不相信有这种可能。而是相信适得其反。对于一个多年脱离现实世界而生活，其轻信和单纯程度跟一个十来岁的儿童差不多的17岁少女来说，有关希望天才的数学家为他工作的雇主的神话是美好的，但是对于米隆来说，这种谎言骗不了他。这里另有隐情。但是是什么？他们在搞什么名堂？为什么要绑架这么一个不幸的少女？最重要的是，一旦她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会怎么样？等待她的将是什么遭遇？ 沉溺于自己的思绪之中，他没有听见身后的开门声，直到耳边响起瓦西里的说话声，他毫无准备地颤抖了一下。 “暂停，我的孩子们。娜塔莎，拿着这张纸，写上我口述的话。” 米隆看见瓦西里递给她一张标准电报稿纸。 “在上面填上自己的家庭地址，详细填写，开始是邮政编码，然后是城市、街道等等。捷列辛娜·伊利娜·列昂尼多芙娜。下面是电文。不打标点符号，什么地方需要打上句号，我会说。伊罗奇卜亲爱的请原谅我我非常爱你。我同他走时，想告诉你，但是没有来得及。别担心我，他关心我，吻你们奥莉娅、巴甫利克。在下一行签上名——娜塔莎。现在在下面写上回电地址：摩尔曼斯克，波利亚尔纳亚街门牌号二十，三号楼九单元。捷列辛娜·娜·列。” 娜塔莎惊讶地抬起眼睛看着瓦西里。 “什么？我们是在摩尔曼斯克呀？” “当然不是，”他兴奋地回答，“不要提愚蠢的问题，你会安然无事。你的姐姐收到这份电报就可以不用再为你担心了。她会以为你是跟情人私奔了。但是往后，当你开始给她寄钱的时候，她就不会再为你事先不通知任何人而离开生你的气了。于是一切都会自然平息。” 米隆忧郁地看着娜塔莎相信了瓦西里。他厚颜无耻地对她当面撒谎，可是她却相信他。天哪，她还完全是个孩子！一个幼稚的书本——电视人，她只靠读爱情小说来了解生活，她相信一切，如果这不违背艺术构思的话。而瓦西里这个卑鄙小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以售其奸。但是什么都不能告诉她——隔墙有耳。终究还必须弄清楚一个问题，房间里有没有暗藏的摄像镜头。也许可以给娜塔莎写张纸条？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冒发生不测的风险？究竟为什么？自己的性命要紧。 伊拉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会这样心痛，她习惯地做着近些年来每天都做的事情：打扫、擦洗、收拾、在市场上挤来挤去分送食品饮料、刮洗煎锅和烤盘，一边做着事还一边时时牵挂着娜塔莎。她在哪里？她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把她弄走？什么时候把她送回来？还会送回来吗？…… 科罗特科夫恳求她不要同任何无关的人讨论妹妹被绑架的事。无关的人包括除民警分局负责这一案子的工作人员之外的所有人。因此，对于所有发觉伊拉可能有什么事情的人，她都不得不尽量轻描淡写地回答： “一切正常，只是自己感觉不大舒服，有点小毛病。” 房客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一点也没有想到，他同妻子之间有了一个新的话题——更换他们共同的宿舍。每天，伊拉都听见他同妻子打电话，听声音他既痛苦又生气。为个人的问题所困扰，他似乎没有发觉自己的女房主焦急失落和情绪败坏的神态。而这个伊里亚斯则恰恰相反，表现得细心同情，不时讨好地悄悄放上一点从市场上带回来的食品，没话找话地询问怎么了，为什么神情如此疲惫，以及她哪儿不舒服等等，颇有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有时候她有一种想一吐苦衷的强烈愿望。譬如说说奥列格的牺牲和妹妹被绑架，可还是不得不将这些心事深深藏在心底，守口如瓶。既然不让说，那就是不能说。她从来没有想过可以不服从。科罗特科夫懂得怎么做对娜达申卡更好。但愿不要因为她伊拉言行不慎而毁掉妹妹。否则，她今后一生都不能原谅自己。 今天又到了去看母亲的时间。伊拉本来一直在拖延这一时刻，每次到残疾人疗养院去都让她感到心情沉重。她不明白，她的母亲为什么做出如此荒唐绝情的行为。伊拉不能原谅她，因为按照她的看法，母亲现在生活在极乐世界，那里没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回忆，也没有她20岁的女儿起早贪黑已经苦挣苦熬了四年的难题，但是必须去。于是伊拉跟平常一样买了一些简单的礼物，办好了变化无常的母亲交代的事情，出发去看她，加利娜不在房间里。伊拉沉思地站在上了锁的门边，一个住在隔壁的老头拖着脚步沙沙地走过她的身边。 “你的妈妈在花园里。”他一边走一边费劲地克制着哮喘，断断续续地说。 母亲真的坐着自己的轮椅在一棵枝叶繁茂树阴浓密的橡树下面。令伊拉惊奇的是，总是陪着加利娜散步的那位修女马尔法小姐不在她的身边。 “马尔法小姐在哪儿呢？”伊拉边走边问。如果是跟母亲打招呼，她向来都省却问候客套。 加利娜的反应让她大为吃惊。母亲的脸抽搐起来，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她开始嘟哝着听不明白的话。 “吐出……怪物……丑八怪……” 其他的伊拉什么也分辨不清。 “你怎么了？”她平静地问，“谁是怪物？是马尔法小姐吗？” 母亲的反应是念出一串根本听不懂的单词。她用发抖的手捂住脸，开始两边来回晃动身子。这一来真把伊拉吓坏了。自从六年前发生不幸之后，她一次也没有见过母亲歇斯底里大发作。相反，彻底忘却自己过去的生活之后，母亲变得对一切都令人吃惊地平静冷漠，总之再也不像伊拉从小就熟悉深爱的那个妈妈了。那个妈妈是位有爱心、体贴人的母亲，对孩子们亲切细心，从来不提高嗓门说话。现在的这个加利娜恶毒刻薄，喜怒无常，挑剔苛刻。当然，当着伊拉的面她经常哭泣，但是这始终都是嫌女儿粗鲁作出的反应，根本不是对她及其余的孩子们表示爱怜。但愿这一次也是…… “出什么事了，妈妈？” 然而母亲没有回答，两边晃动得更厉害了，她全身都在发抖。伊拉害怕了，她快步向大楼跑去，眼光搜寻着医生，哪怕护士也行。她看见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人。 “快来帮帮忙！”她用力喊道。 穿白大褂的男子转过身急忙向她跑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姑娘？” “我妈妈在那边……”伊拉手指着妈妈所在的方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她的情况不好，请帮帮忙。” 医生赶忙跟在她后面走。一看到是加利娜，他松了一口气。 “是捷列辛娜呀……您是她的女儿，是吗？没什么可怕的。最近一段时间她经常这样，过一会儿她自己就会好的。” “可是她是怎么了，大夫？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她得了什么病吗？” “别着急，她什么病也没有。这是神经性的。” “她因为什么会神经不安呢？”伊拉问，她稍稍冷静了一些。 “难道您不知道吗？”医生吃惊了，“您没有听说过我们的马尔法小姐出事的那个吓人场面吗？” “没有。出什么事了？” “马尔法小姐被杀害了，就在您妈妈的房间里。您的妈妈是第一个发现她遇害的人。当然，这对于她是一个巨大的刺激。直到现在她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会哭。您不必害怕。” “也许，需要给她打一针？” “我说过了，她自己会平静下来。您马上就会看见，这种现象很快就会过去的。至于打针，她不需要，不用针剂，她服的药够多的了。” “可是她抖得这么厉害……”伊拉朝母亲投过去满含爱怜又混杂着厌恶的目光。 “有什么办法，亲爱的，”医生耸了耸肩膀，“对此您必须习惯。您的母亲是个重病人。现在她还比较年轻，随着年龄的增长，病症会越来越让人反感，这是事物的自然进程，对此必须有所准备。疾病，尤其是这种病，不是美好的。不过，所有的疾病都不是美好的。” “我该怎么办？等待她停止哭泣吗？” “好了，如果您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在公园里散散步。不过，我建议您还是回家去。这包里是什么？是您的吗？” “是的，我带来了食品，还有母亲需要的一些东西。” “把东西挂到挂钩上，在轮椅后面。不用担心，没有人会拿的。您知道吗，我们这里没有小偷。走吧，我送您到门口。” 伊拉把包挂到挂钩上面，向母亲看了最后一眼，发觉自己体验到了一种意外的轻松，是探视时间很短，她没有来得及又一次同她争吵，也没有破坏自己的情绪。上一次她从这里离开时是哭着走的。讨人喜欢、脸色红润的大夫同她一起从环绕着残疾人疗养院的公园走向出口。 “修女出了什么事？”伊拉问，“是谁杀了她？” “噢，亲爱的，这谁知道？”大夫两手一摊说，“民警分局在寻找凶手，但是暂时没有结果。” “真想不到，”她叹了口气说，“她是个多么招人喜欢的人啊。我看她是我母亲惟一能够和睦相处的人。说得更确切些，是能够同我妈妈和睦相处的人。那么亲切，那么有耐心。我曾经听母亲大声呵斥，而马尔法小姐全都忍着，还陪着笑脸。您说，人们生病的时候，都是这样让人难以忍受的任性吗？” “差不多都是，”医生点点头，“病得越重，性格就变得越叫人难堪。对待这种变化，应该像对待不可避免的事情一样，不去计较就完了。您好像不经常来看妈妈？” “差不多一个月来一次。您是怎么猜到的？” “如果您来得勤一些，我们一定早就认识了。您的妈妈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年了……” “六年。”伊拉更确切地说，不由得突然为自己很少来看妈妈而感到羞愧。 “对，是六年，”他附和道，“但是我是第一次同您说话。一般常住这里的病人亲属，我都很熟悉。他们都来找我。可您不知为什么不大赏识我。” “可是您是谁？”伊拉坦率地问。 “我是主治医生。谢尔盖·里沃维奇·古拉诺夫。”大夫自我介绍道，“您好像是叫伊拉？” “是的。您怎么知道的？” “哦，亲爱的，”谢尔盖·里沃维奇笑起来，“您忘了，我们住在这里。对于您来说整个世界都是开放的。而在这里我们的小天地是封闭的，我们的病人脱离了外面的大生活，与世隔绝，当然，大家都认识所有的人。诚然，由于您的妈妈失去了记忆，恰恰关于您的家庭我们知道得不太多。但是我们知道，您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们也住在医院里面。非常遗憾，您的妈妈碰上了什么事情以及她为什么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举动，对我们仍然是个谜。如果医生知道这些，也许，我们能够让她恢复记忆。” “我也不知道。”伊拉坦白地承认。 “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吗？也许，总有个人可以问问？” “没有，”她直摇头，“没有这么个人。谁都不知道是什么邪恶缠上了她。我爸爸大概知道，可是他在出事的第二天就去世了。” “这么说您是孤身一人了？”古拉诺夫同情地问。 “彻头彻尾是一个人。不过我能够过下去，您别担心。” “我不怀疑，”他微笑一下，“我提这个问题是出于另外的考虑。您大概知道，我们的资金来源是国家预算，简单地说是掏国家的腰包。但是这个腰包近年来窟窿越来越多，变成了无底洞，鬼知道钱都漏到哪里去了。您亲眼看见了，我们都给我们的残疾人吃些什么东西，实在是不得已。钱拨得很少，而药品却不可或缺，所以我们要筹款，首先只能指望亲属给我们的残疾人增加点营养。但是，我们院被迫收取住院费的那一天已经迫在眉睫了。您对此有所准备吗？” “我？”伊拉惊惧地问，“很贵吗？” 真是雪上加霜。难道为巴甫利克一点一点节省下来的钱却还要用来支付母亲的费用吗？ “我也还不清楚。我想一想，一个月不少于五千吧。” “多少？”她吓了一跳，“五千？天哪，我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 “请等一等，亲爱的，不必过早地张皇失措。第一，这还没有实行。第二，完全有可能，交款数目不至于这么高。第三，对生活没有保障的人还有种种优惠。考虑到您的经济状况，对您的妈妈的收费将会低得多。也许，甚至会被列入免费住院的范围。瞧，我们到了。您紧跑几步，公共汽车来了。” 古拉诺夫赞许地对伊拉微笑着，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肩膀，似乎是把她推向正在驶近的公共汽车方向。她默默地点点头，向车站跑过去，又同平时一样忘记了礼节性的告别。 这几次谈判进行得异乎寻常地艰难。阿亚克斯知道，他出了纰漏，他的部属办事不得力，不过他认为，为了过去的多数干得无懈可击的行动，他们能够饶恕他，不会提出索赔。 都怪伊里亚斯。阿亚克斯对自己说过多少次，不能用训练无素、未经全面考验的人。考验方式一般是把一个人派往中亚沙漠中的随便什么地方，看他能否从容地忍受炎热、饥饿、干渴、长时间孤独沉默的期待。如果第一阶段的考验结果不甚理想，但是候选人本人仍然坚持想要工作，就给他机会训练，直到他感到在沙漠中如同在自己的家中一样为止。伊里亚斯的沙漠考验不及格，但是非常想为阿亚克斯工作，于是未经补充训练就录用了他，况且小伙子保证过提高自己，使自己在第一次执行任务之前具备应有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相信了他，可结果却…… 行动的第一部分干得非常出色，花高价顺利买到了核工艺秘密图纸，而伊里亚斯的任务是把图纸送到利比亚去。他同阿亚克斯手下执行类似任务的其他人一样，买了一张单独周游埃及的票，到埃及后租了一辆小汽车。对旅游代理说，他想一个人呆一呆，转一转，晒晒太阳，游游泳，三四天后才需要导游。然后他向埃及同利比亚的边界开去。那里横穿沙漠的边界线有名无实，根本没有人守卫。伊里亚斯在约定地点同向导兼中间人接上头，就同他一起进入沙漠到达指定的绿洲，他要在那里同利比亚方面会面，尽管事先警告过伊里亚斯，沙漠可不像特维尔斯卡娅和奥加列夫的栖身之地，人们会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到中心电报局见面，在沙漠中，商定好的约会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几夜，总之对于等待他缺少定力和耐力。他很快失去了精神平衡，开始焦躁发火，冲中间人大喊大叫，中间人既不能向他解释，也不能让他消除烦躁，更不能让他振作精神。那个阿拉伯中间人只会说当地土话，而且是古老的阿拉伯语，对英语总共只会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几个短语：“请跟我走”、“请在这里等着”。 利比亚人到达的时候，伊里亚斯已经到了神经崩溃的边缘，可能更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他愤怒地冲着他叫喊起来。这个英语说得同样糟糕的利比亚人几乎什么也没有听懂，接过图纸就走了。但是他向自己的上司汇报说，受托转交如此重要的机密图纸的人，是个缺乏自制力的人，看来不甚可靠。为此，现在阿亚克斯得到了他应得的报应。同他谈判的人，是接近上层受卡扎菲信赖的人物。他的文化程度相当高，能流利地说好几种欧洲语言，是保障“穆斯林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潜力小组的成员。阿亚克斯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的化名是卡斯托尔。 “你们的国家背叛了我们。”卡斯托尔厌恶地撇撇嘴说，“你们对社会主义失望，而置当时受这一思想感染的人的命运于不顾。你们曾经向我们承诺，用分享核武器的前景引诱我们，可是现在却一头扎进了灌木丛。不过，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依然生机勃勃，每个利比亚人的桌子上都放着领袖卡扎菲的《绿书》。我们要使不赞同我们信仰的全世界屈服。我们思想的伟大是无限的。而您，阿亚克斯，竟敢让我们的行动受到威胁，派一个意志薄弱、败事有余的草包饭桶传送文件。” “我承认您的正确。”阿亚克斯顺从地低下头说，“我可以向您保证，不会再有这种事了。我将会加倍关注手下人的训练。我建议讨论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条件。” 计划的下一个行动已经不是保密工艺，而是为在利比亚的各个营地训练的恐怖分子制作证件和假履历。在这些营地训练的人是从黎巴嫩的各个难民区挑选来的，经过强化训练后“分散”到世界各地。新训练的恐怖分子需要证件，最好还要有假履历，以帮助他们避免检查时的难堪。阿亚克斯和自己的团伙在这方面也给予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在沙漠会晤中，他们把即将从训练班毕业的人的照片交给阿亚克斯的人。这些照片被以普通商贸生意旅行作掩护的人分别送往土耳其、意大利或者塞浦路斯，交给证件制作人，他们在短时间内制作相应的证件。然后沿原路线返回。阿亚克斯的人拿到证件后，先到埃及，再去沙漠，在绿洲等候利比亚人的代表，将这些证件交给他。就这样，在营地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揣着完全合格的能够证明自己的姓名和职业的证件，走向广阔的世界。况且，一般给同一个人备有好几份证件。当然，证件上的姓名各不相同。实践证明，这类事先伪造好的证件大大提高了机动性和安全性，使得小组的行动不仅更为顺当，而且也更加长久。 这种事已经找阿亚克斯干过四次。现在要谈条件的是第五次。然而卡斯托尔并不着急，所有的时间里他始终围绕着一个话题，即能否无条件地信任阿亚克斯和他手下的人，他们还会不会出伊里亚斯这样的纰漏。阿亚克斯明白，卡斯托尔别无办法，反正这次行动只能由阿亚克斯去完成，即便去找另一个人干，过上一段时间，就算是不短的时间，他还是会收到定单。但是卡斯托尔生拉硬扯地责备阿亚克斯及其同伙冒完全失败的风险，惟一的目的就是杀价。既然你们不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可靠，那么对你们的效力所给的价钱就应该低一些。阿亚克斯明白，很难同他争辩，可靠性和安全性从来受到高度重视，既然可靠性和安全性有了问题，那么钱也要少给一些。 最终，他们到底谈妥了条件，于是阿亚克斯提出了下一个问题，也是他今天最为关心的问题。 “我们准备为你们开始进行优生法培训工作，这种方法将使您的国家不仅能提高科学潜力，而且能造就一批完美的士兵也是完美的执行者。在此之前我已经同您的同事波卢克斯谈过这件事情，他对我们的建议很感兴趣。他准备为这件事提供资金。” 卡斯托尔静静地等着他继续往下说，既不开口提问也不插话打断。阿亚克斯猜到，拥有伊朗国籍、化名波卢克斯的大富翁如果不是卡斯托尔的兄弟，也是他的亲戚。他们为自己取希腊神话中一对孪生兄弟的名字做化名不是没有缘故的。卡斯托尔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自己的亿万富翁兄弟，显然，他在欧洲或者美国留过学，在那里受到了古希腊文化的熏陶。“阿亚克斯”这个化名也是他建议的。自由往来于世界各地的波卢克斯，在任何一家银行都有户头，阿亚克斯为他的兄弟所做的事情，都是由他付钱。大概他也是为伊斯兰社会主义而奋斗。阿亚克斯怀疑，他实际上不仅为利比亚而且也为伊朗效力。至少涉及核工艺、核武器的部分是如此。伊朗也在恐吓世界舆论，声称他们很快就要拥有核武器，但是毕竟还有一条核查通道通往这个国家。而利比亚，无论谁都没有进入通道。周围是茫茫的沙漠，随你核查去吧。然而举世皆知，沙漠中什么都可以隐藏，不管是恐怖分子训练营地，还是核中心，谁也找不到。因此，如果国际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对伊朗的核恐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么对利比亚的话就不可掉以轻心了。一方面，似乎他们什么也没有。另一方面是怎么知道。完全有可能，阿亚克斯弄到的那些图纸不仅会落到卡扎菲的手里，而且也会被转交给伊朗。当然，会得到很多钱。须知伊朗这个国家很富有，不像利比亚。大家都有利可图。 同波卢克斯会面要简单一些，因此大量实质性的问题，阿亚克斯都是同他而不是同利比亚人卡斯托尔谈定的。关于沃洛霍夫博士的方法他事先也是同波卢克斯谈的，波卢克斯一点就着，当场就答应为这一方法付一大笔钱，钱的数目非常可观。甚至还派来了自己的医生，让他看“货”。 “波卢克斯先生往我们那里派了一位鉴定专家。他看到实验样品后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您的国家对这种方法是否感兴趣。因为从试验样品到总结性文件的路不近。唉，走完这段路需要大量开销。我需要知道，是我应该继续投入呢，还是你们不需要这种方法。” “我信任波卢克斯先生。”卡斯托尔鼓凸闪光的眼睛定定地盯着阿亚克斯，不动声色地说，“如果他认为这件事情值他准备支付的那么多钱，就是值那么多钱。当然，您应该明白，如果您提供的方法在我们的条件下不见效，您必须退还一部分钱。” 这一条十分苛刻，出乎阿亚克斯的意料之外。在得到任何商品之前，买主从来都要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从来没有提过这种条件，让卖主为顾客的风险和疏忽付出一定的代价。买到手的商品不得调换或者退回，在这个世界上法律无情。因为受骗，可以杀死不诚实的卖主，或者随意施以其他的惩罚，这个受禁止，但是买主无权索回自己的钱。当然，就是有权也行不通。卡斯托尔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阿亚克斯给他传递过多少花大钱、行贿讹诈弄到手的机密文件，他从来没有提出过退钱的问题，如果利比亚的专家不能在这些图纸的基础上造出导弹或者做成什么装置的话。他们没能造出或者做成——这是他们的问题，就是说，物理学得不好，基本常识少了点儿。不过，卡斯托尔从来没有说过怀疑阿亚克斯的清白，也没有怀疑他使绊子。或许他起了疑心，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不说？而现在闹成这种局面…… “您说在你们的条件下可能不见效，是什么意思？您想说在没本事的人手里？”阿亚克斯尖刻地问。 “我想说的是，我国的气候、基因储备与研究你们方法的条件有重大差异。当然，如果这种方法真的研究成功了的话，”卡斯托尔说，他忍受不了讽刺挖苦，“因此，这种方法对于我们可能没有益处。难道您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差异吗？” “这种方法是以在母腹中经受过放射性照射的胎儿为基础的，”阿亚克斯解释道，“据我所知，放射性的作用在各种气候带没有大的差异，也与被照射对象的人种尤其是民族属性无关。” “好吧，我们看看。”卡斯托尔淡漠地说，“我们等着，看波卢克斯怎么说。” 从他不置可否的脸上，阿亚克斯看不出，利比亚人对这个建议是否动心。其实，卡斯托尔从来就是这副脸孔，喜怒不形于色，沉稳平静，有点挑剔，仿佛接受阿亚克斯的效劳反倒是格外抬举了他似的。阿亚克斯认可了他的骄傲，既不气恼，也不委屈。他很早就同各种穆斯林组织合作。说实在的，这种合作在他是子承父业。父亲身为俄罗斯人，信奉伊斯兰教仅仅是为了向他所憎恨的苏联现实表示抗议。他在中亚工作过多年，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他大肆向近东国家走私武器。他的关系又多又广，他把这一切都传给了他钟爱的独生子，对他说：“记住，儿子，只要存在着伊斯兰恐怖活动，就有挣大钱的机会。不抓住机会就太愚蠢了。” 六月底的罗马，酷暑难当。他们坐在皮亚察·拿波那“科伦坡”露天酒吧，这是个旅游胜地，游人如织，四时不断，在这里会晤可以避人耳目，省却担心。阿亚克斯坐飞机到罗马呆了两天，仅仅为了会晤卡斯托尔。今天晚上应该飞回家去。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愿意在这个城市逗留。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不喜欢罗马，一次也没有产生过到市里观光的兴致。阿亚克斯总的说来不是旅游爱好者。谈判结束，就该走了。阿亚克斯不慌不忙地取出钱夹，抽出几张纸币，塞到服务生送咖啡和账单的纸盘下面。各人自己付账，这是旅游圈中通行的规矩，在这种场合不可以标新立异。 民警机关的侦查员越是审查沃洛霍夫博士，他的形象就变得越发不可理解。如果从他的工作日志来看，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修女马尔法小姐和儿科护士阿列夫金娜·梅利科娃被害的时刻，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都在忙自己该忙的事情，除了杀人。前歌唱家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不合时宜地从楼梯上摔下来的那一天，沃洛霍夫正在卡卢日斯卡亚州奥勃宁斯克一个俄罗斯知名的最大的医疗放射研究所参加学术会议，并且还在这个会议上作了报告。把所有的登记都仔细地查了又查，结果是，这四次谋杀发生时，沃洛霍夫博士不在现场是不容争议、确凿无疑的。 “这么说，他有一批帮凶，就像我们曾经估计到的那样，”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断定，“我们只好跟踪他，等待他同手下的人会面。” 但是戈尔杰耶夫上校不赞成这个建议。在莫斯科地铁发生爆炸之后，几个人群密集的场所又分别发现了爆炸装置。大部分人员都加强上去了。民警全部出动大张旗鼓地检查了地铁车厢、无轨电车、公共汽车以及郊区电气列车，而便衣警察则暗中查访，注意观察旅客、行人和间谍活动，试图防患于未然，及早发现“爆破手”。要找到从外部监视沃洛霍夫的人极为复杂，在外部监视的条件下有可能放过那个非常危险的犯罪分子，恐怖分子，或者，比如脸谱化的狂热分子，无论如何注意不到一个衣冠楚楚的医学博士。假如说是在第二阶段选举的前夜，他准备谋杀总统候选人，那另当别论。可这样…… “我的孩子们，让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吧，”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 “可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呢？”谢卢亚诺夫激动地叫道，“科罗特科夫到他们的研究所去过，就是说，一个人失效了，博士认识他的相貌了。我们的阿西卡不能动，她的责任是动脑子不是跑腿。只剩下我和米沙尼亚。如果我们昼夜跟着他转悠，过上两天，我们就在他的面前‘曝光’了。接下去我们怎么办？” “就是说，不用昼夜二十四小时，”戈尔杰耶夫回答，“你们可是密探，应该本能地感觉到，什么时候监视他有意义，什么时候多半不会发生有意思的事情。你们应该有辨别力再加上经验，是不是？顺便说一句，你们要查清他带太太们去的那套宿舍的确切地址。不能排除他就是在那里同帮凶们会面的。要是过两天不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请奥里山斯基同博士谈一谈，让他说出，使他对捷列辛一家感兴趣的是什么。” “您认为时机成熟了吗？”娜斯佳怀疑地问。 “我不这样认为。”“小圆面包”——戈尔杰耶夫断然回答。“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小姑娘被绑架了，到现在没有她的音讯，也没有绑架者的动静，必须加紧工作，要不我们要错过时机了。”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娜斯佳还没有来得及把一大堆当天的情报摆上架进行分析，头发蓬乱的科罗特科夫就闯了进来。 “伊拉·捷列辛娜收到了妹妹的电报！” “什么？” “电报。她在电话上念给我听了。电报说，请原谅，我爱，他带着我走了关心我。我想事先通知，但是没来得及。” “胡说八道！”娜斯佳怒气冲冲地脱口而出。 “当然，”科罗特科夫附和道，他已经平和了一些，“绝对不可信。事实本身如何呢？电报好像是发自摩尔曼斯克。我已经往那边打过电话了，那边答应找到电报局，拿出原稿核对地址。不过这纯粹是一派胡言。” “可能是胡扯。好吧，尤利克，让我们有点远见，着手准备鉴定材料。如果找到原稿，奥里山斯基一定会要，我们也需要样本进行比较。医院里大概留有娜塔莎的练习本，必须把它们暂时收起来。” “我的理解是你想让我去做这件事情，”科罗特科夫把话挑明，“你自己当然脱不开身。” “我是脱不开身，”娜斯佳老实承认，“请原谅，亲爱的。” 尤拉去了。娜斯佳开始琢磨那份莫名其妙的电报。为什么要发电报呢？要知道，很明显，谁也不会相信这种蠢话。不过，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有。莫非是要通过这种方法传递姑娘还健在，尚未发生不测的信息？即是说，停止寻找她吧，谁也不会动她一个手指头。不，不对。想出这份电报的人，不会指望靠这些蠢话让民警轻信。那么他又是何用意呢？ 现在一切多少有点明白了。机智的电报作者很可能就是绑架者，他对实际情况知道得比较准确，民警分局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特别是现在，正在进行选举，发生了暗杀政治家和行政领导人，以及在交通工具上制造爆炸等事件。为了寻找一个失踪的姑娘，谁也不会竭尽全力。最初的措施没有结果，就会悄悄忘却这个案子。最重要的是让失踪者的亲属不要去麻烦警察，暂时不会死人，谁也不会行动起来。这份电报完全不是为了让民警机关或者法院的侦查员相信它，它是为了使侦查员们不去寻找她，如果他们不想寻找的话。按照那位绑架者的看法，他们不应该想这件事情。他们干嘛，是不是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干了？ 大概，绑架者的用意有以下几点。收到妹妹的电报，伊拉就会明白，这样分开后少了一张嘴，已经不错了。如果伊拉因为要养活四个残疾人而受够了苦，她一定会对妹妹的消息信以为真，因为这会让她稍稍松一口气。在这种情况下她说什么也不会去麻烦警察了。一切都顺利解决了，解释清楚了，娜塔莎得到了妥善安置——谢天谢地。就算会有一点令人不安的疑虑折磨她，那么很大的可能是，多年的身心疲劳、毫无出路、经常缺钱，很快将使这种恼人的心烦即使不是永远也会长久地消失一段时间。 还有另一方面。完全可能，电报不仅是给伊拉·捷列辛娜，也是给她被绑架的妹妹看的。这件事情完全同那个事实一样，即绑架本身组织得小心仔细，当着17岁姑娘的面没有使用暴力强制。这种爱护娜塔莎的态度立即会引起娜斯佳，也会引起科罗特科夫的注意。而现在，他们又想安慰娜塔莎了，即给她机会通知姐姐，一切正常，不必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电报底稿肯定是娜塔莎亲手所写。既然可以给她亲手写电文的机会，为什么要答应姑娘，说我们一定会把电报发往莫斯科给你的姐姐。这样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安慰娜塔莎，又可以在那些爱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搜寻者们开始审查时，给他们一个额外的不必寻找姑娘的证明，因为她自己亲手写了一切正常。至于地址对不对，这也可以理解。要知道她不希望姐姐来把她带出她与心爱的人一起同住的房子。 所以，技术鉴定可以不用特别着急，反正能够肯定，电报的确是娜塔莎·捷列辛娜写的。在这种情况下惟一有意义的是想办法查明，是什么人把电报送到摩尔曼斯克邮局去的。说这个人是娜塔莎自己最不可信。绑架者未必肯冒险把她弄出屋子推到邮局去，毕竟是一个坐着残疾人轮椅的姑娘，这样过于招摇，太引人注目，何况还是个那样漂亮的姑娘，从她的身边走过不可能不注意到她。但是，一天之中，从邮局服务人员眼前经过的人何其多啊…… 嗨，还是让米沙·多岑科到那里去走一趟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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