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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是个失去正常人感情的精神上的残疾人？”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遵照医嘱认真进行步行疗法时绝望地思索着。她平生第一次住疗养院并决心把身体全面恢复调整一下，况且山谷疗养院的条件也相当阔气。 当然，如果是她自己安排假期的话，任何时候也不会进这个星级疗养院的。她，一个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工作人员，最好也只能到那种没有游泳池和定时供应热水的部门疗养院休假。 娜斯佳对大自然并不迷恋。她往往在家里，在莫斯科休假，进行英文或法文的移译工作。一方面可使她改善生活状况，而同时也可丰富她的语言知识。今年按顺序她的休假应该排在8月，但被部下亲昵地称作“小圆面包”的处长维克多·阿列克赛那维奇·戈尔杰耶夫请求娜斯佳和一位妻子猝然去世的人调换一下。 “你知道，阿娜斯塔霞，他需要马上休假，正好他女儿也放假。而对你来说无所谓，8月也好，10月也好，反正你都蹲在莫斯科。听我说，只要你想去，我把你安排到最好的疗养院。” “想啊！”娜斯佳顺口为自己说了一句话。她身上的毛病也有一堆，只是她从不认真看待罢了。 戈尔杰耶夫的岳父是领导着心脏病治疗中心的渥伦佐夫教授。通过他的帮助，戈尔杰耶夫把娜斯佳安置在山谷疗养院。这的确是所非常好的疗养院，从前直属卫生部四处管辖，而在改革年代不知为什么并没有衰败。可是，那儿的疗养费用很高，给娜斯佳造成了新问题。如果搞翻译，在休假期间认认真真干上一番，预算缺口还是可以补上。为此就要带上几部词典和手提打字机，此外还要有可能得到一个单人房间。所带的东西再少，一个旅行袋装几部词典和一部打字机的重量也让曾跌落入薄冰中的她无法提起，她更怕背部的伤痛复发。 “不用垂头丧气，阿娜斯塔霞，”当她提到自己的顾虑时，“小圆面包”使了个眼色说，“马上给那里的刑事侦查处长打电话，请他把一切都安排好。” 维克多·阿列克赛那维奇翻阅电话簿并拨动电话号码盘： “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吗？您好！戈尔杰耶夫，从莫斯科打来。还没忘记我吧？” 娜斯佳并不特别指望地方警察局的帮助，她知道求人的事过于麻烦况且这事又与工作无关。 她仔细观察处长的神情，想从语调和脸上的表情猜测遥远的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的答话。 “她到您那里的山谷疗养院医治背部的伤痛，不能提重物，需要帮助。” “何必废话呢？没问题。” “还有，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还要安排一个单人房间，我们的这位同志还想工作。” “是公务吗？” “不，不！您可以装作不知道，是创作。” “我们懂得这种工作。好的，我们想想办法。他喝酒吗？钓鱼吗？还有打猎吗？” “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这可是位年轻的姑娘……” 说到这儿，“小圆面包”的脸上泛起红晕，光秃的额头仿佛洒上了一层红色的颜料。娜斯佳明白谢尔盖这时听到的是什么话。是啊，应当理解对方的想法，他不愿意浪费自己的或下属的时间和精力去为某个人的情妇在疗养院作安排。莫斯科刑事侦查处的处长为她求人，这女人是什么人呢？当然，如果她不是他的亲戚，那么除了是他朋友的情妇，再不就是他自己的，还能是什么人呢？反正不是同事，没错。真可笑！ “您老开玩笑，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戈尔杰耶夫索然寡味地说了一句，“她就要去取票了，我会再给你打电话，说好了！” 当娜斯佳拿着票去车站，维克多·阿列克赛那维奇又给那个市打了一个电话。没找到熟人，便通过值班员转达出发的消息。娜斯佳不相信会有人接她。确实如此。 她痛得脸色苍白，迈着艰难的步子，好容易走到了疗养院的登记处。值班的管理员是个殷勤好客的女性，但一提到单人房间，她断然拒绝了。 “单人房间很少，我们只提供给残疾军人、老战士、在阿富汗作过战的军人。很抱歉，没办法帮助你。” “请问，可以在这里直接买疗养证吗？”她问道。她准备不管用什么办法，反正要住下。 “当然。”管理员瞥了一眼娜斯佳，立刻去看登记簿。 “全明白了。”娜斯佳想道，接着说，“请再卖给我一张疗养证，那就可以使用双人房间了，可以吧？” “请便吧！”管理员耸耸肩，显得有几分紧张，接着便打开保险柜。 娜斯佳取出钱来，放到打开的登记簿上。 “疗养证可以不填，”她偷偷地说，“只要在登记簿上注明‘不让人住到我那里’就行了。” 进了房间，她连衣服也不脱就扑倒在床上，暗自流起眼泪。背部痛得难以忍受，钱也剩得不多了，而且不知为什么她感到受到了侮辱。 管理员收受了贿赂，但还算有良心。她看出了娜斯佳脸色苍白的样子。半个小时后医生就来到娜斯佳的房间。他一眼就看到了扔在房中间的大旅行袋，哭红了的眼睛，还有床头柜上的止痛片。 “您这是想干什么呀？”医生摸着脉，仔细查看她手上的青紫斑，以责备的口吻说道，“如果您知道有病，为什么还拖那么重的东西？您的血管不太好，吸烟吗？” “是的。” “很久了吗？吸得多吗？” “很久了，也很多。” “喝酒吗？” “不喝。只喝苦艾酒，而且不常喝。” “您叫什么名字？” “阿娜斯塔霞，可以叫我娜斯佳。” “我叫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我们会熟悉的。那么，娜斯佳，现在您要决定，我们首先应治疗哪里：背部还是血管？” “不能一起治疗吗？” “不行。”医生摇摇头。他已头发斑白。“您的背需要进行治疗、按摩和承重训练，而主要方式是步行疗法和在游泳池中的专门训练。如果您不敷衍的话，每天应当进行5小时。我知道，您还打算工作，”他摆头示意打字机，“治疗血管疾病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您要选择。” “治疗背部。”娜斯佳肯定地说。 疗养院的护理的确是上档次的：考虑到卡敏斯卡娅的病情，所有必须做的医检程序都直接在房间进行（在山谷疗养院不知为什么不按常规把房间叫做病房）。护士来采血样，给娜斯佳做了心电图测试。约两个小时结果便出来了，一位年轻、快活、爱哈哈大笑的姑娘——神经病学医生对她的血管旧疾病被“耽误”诊治感叹一番之后开了药方。接着来了个老一点的内科医生，最后在晚饭前主治医生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写了处方和医嘱，临走时说： “今天您先休息，晚饭给您送到房间来。睡觉前护士给您打止痛针。如果明天早上能够起床，早饭后立即去游泳池，体操教练叫卡佳，您告诉她，您应该做第十套练习方案。练习时间不少于两个小时，清楚吗？我在病历中全写上了。” 于是，第二天娜斯佳按规定时间到了游泳池。她老老实实走完了医生规定的公里数，同时趁此机会梳理自己烦乱的思绪。她应该回答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母亲娜杰旧达·罗斯迪斯拉沃芙娜和丈夫，娜斯佳的继父的关系是否已彻底破裂？她自己又怎样看待？母亲在娜斯佳来疗养院之前曾从瑞典打电话来。她受聘那里的一所大学，已工作了两年，校方建议她延长一年合同，她也同意了。母亲好像并不想念丈夫和女儿。可是，继父列昂尼特·彼得罗维奇对这一信息的反应却相当平静并无反感。看来，他已习惯了这种有妻子如同没有妻子一样的生活。这个外表显得年轻、衣冠楚楚的美男子并不想念不在丈夫身边的妻子，娜斯佳了解这一点。她个人对事态的态度更使自己诧异：妈妈至少还有一年（至少或更长，如果继续聘她的话）离家在异国他乡，继父独自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而她，娜斯佳，却无所谓，似乎本应如此，似乎一切都正常。她并不想念母亲，继父没有妻子也照样自得其乐。家庭解体了，她并不难过，为什么呢？难道她心里毫无亲情？难道她是铁石心肠？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她，娜斯佳本人不出嫁。她清楚地知道她不想结婚。但为什么呢？廖什卡最迫切的就是想与她结婚。他们的关系已持续了10年之久，但他们从没有住在一起，这使她很满意。为什么呢？不是很反常吗？ 最后，第三个问题。昨天她行贿。是的，是的！要是把事情说穿了，就是她干了一件从某种程度上说要受惩罚的事。怎么，她感到羞耻吗？一点也不，只是非常反感。她，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刑事侦查一级特派员，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官，少校警官，一点都不感到羞愧。她变成什么人了！ “我——精神上的残疾人，”娜斯佳走在步行疗法规定的小路上心烦意乱地想着，“我是个怪物，我需要正常人的情感。” 山谷疗养院所在的城市祥和、宁静、秩序井然，个体商业繁荣，商店里价格适中，犯罪率从整个俄国的背景上看显得很低，让人感到奇怪。交通运转良好，道路保养得不坏。市长向市民做出的承诺得到切实兑现。保障这种安定祥和的局面的是一位非常强有力的人物——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杰尼索夫。 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早就意识到，发展商业活动需要稳定，如果不是在经济上，那么起码在政局方面。为此，他首先集中自己的精力保持市政府的稳定和不轻易更迭，其次是使刑事侦查机构统一并完全服从指挥。 杰尼索夫善于等待。他耻笑那些妄图花上一个卢布一夜之间获取千倍利润的人，因为他知道两天后的情况就变了，利润全被花掉，而新的再也得不到了。他也打算把钱投资到最初可能什么也得不到但有稳定保证的事业中去，因为他相信以后将经常地、定期地获得利益。 为帮助市政当局赢得公民的信任，杰尼索夫同时与试图分裂城市、各霸一方的犯罪集团展开尖锐、残酷的斗争。收买一些人，对一些人约法三章，把一些人送警察局，把一些人毫不留情地消灭掉，终于使他成了这座城市的全权主人。这之后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便邀请一些最精明能干和善于钻营、具有相当可观数目的黑钱的人物来市里做客。 “我的朋友们，”杰尼索夫用手掌暖着白兰地酒杯，热情而文雅地说，“如果你们没发现什么好的方面，我建议你们钻到城市里去。目前它最适宜发展商业活动。市政当局的地位相当巩固，会千方百计支持我们。居民们热爱自己的政府，因此不管发生什么动荡，重要的职务将由像现在的那些人或是和他们同样的人担任。他们会相应地保证适合的人选在其他位置上，我还要提醒你们：建议你们从事纯粹的经济活动。任何卑鄙行为、刑事犯罪、走私活动、贩卖毒品、盗卖文物都是不允许的。今天的法律保卫部门虽然也是我们的，但如果……千万不要！一旦发生什么事，明天这里就会出现俄国内务部的人。谁知道他们会在这里挖掘出什么来？如果把警察局、检察院和法院的现任领导人换掉的话，我不相信我一定能再对他们施加影响。为组建一个稳定的政权，我耗费了不少心血，因此我不允许任何人使它受到威胁。其他方面的行动完全自由，但不许相互争斗。因为争斗是暴力方式，甚至是刑事犯罪，正如我说的，是绝不允许的。只有在我允许的时候，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是为了你们的利益，才能这样做。谁准备接受我的邀请，应当首先在这里，在这张桌子上达成协议，而且诚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 “嗯……那您的作用是什么呢，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肥胖笨重的阿赫塔姆江边扶正眼镜边问道，“您为自己选定范围了吗？” “没有，”杰尼索夫呷了一口白兰地微笑着说，“我不参加瓜分，我保障你们在这里的安全，而你们为此要维护我和我的机构。” “可如果我们谁也不同意呢？”好吵闹的阿赫塔姆江追问一句，“那时你干什么呢？” 杰尼索夫明白，阿赫塔姆江想探听市里哪个领域的利润最丰厚。他笑了笑说： “我哪里也不涉足。那时我就会请另外的人来，还是那些条件。” 从那时起差不多过了三年时间。杰尼索夫超脱商业活动，正如他所说，出色地维护着生活空间的秩序。他又向被他保护的人提出一项参加慈善活动的要求，以此作为加强市民对这个城市父辈的崇敬和热爱的有效手段。起初商业家们大都反应冷淡，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都相信了他们的指挥官是正确的。 最复杂的问题莫过于防备外来人对城市的侵扰。私人企业的成功，高额的、丰厚的利润让各种集团的人，还有那些谋财害命之徒对城市垂涎欲滴。有些人试图瓜分烤好的馅饼，有些人谋划开拓自己的事业，有些人妄图敲诈勒索捞一把。杰尼索夫有自己的侦查和反间系统。侦查机构监视、维持各个机构的成员遵守确立的规则的情况，反间体系专供与外来人作斗争。 早在几个月前杰尼索夫就预感到一些不妙的情况。他也说不准问题在哪里，只是嗅到了。一天早上他醒来后对自己说：“城市里要发生什么事。”几天来，他一直分析自己的这种感觉，没得出任何结论，便召见了侦查和反间机构的负责人。 “我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也没有准确的信息，只发现有一些零碎的迹象。市里的妓女们中间有一些传言，说她们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走运，走什么运？这一年来，有好几伙人开着自己的车三次到市里来，只呆一天就走了。他们是些什么人？来找谁的？为了什么？他们并没向我们打招呼。如果他们打招呼了，那就是说不是我们忽略了，就是我们中间有人搞蒙骗。还比如说，我的孙女蔽拉。我到学校和老师们谈过话。你们知道他们对我说些什么吗？说近来薇拉学习特别好。你们听听！特别好，而不是我预料的很坏，因为她正处在青春期，而且她完全不听父母的话。特别是那位教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的女教师对她倍加赞扬。还好，对我的一点看法她也抱有同感，也认为薇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是什么样的作文题目，她必然就享乐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大发议论。她才14岁啊！” “是麻醉品？”刑侦处长，微胖的矮个子斯塔尔科夫抬头说。 “像是，很像是。但也许我所说的这一切并无相互联系。很可能市里没有什么麻醉品，不过无论如何我想知道正发生什么事。” 两周后收集到第一批情报，城市里所说的“走运”的妓女们好像是在国外找到了既舒适又赚钱的工作，她们已经走了。但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开车来的那伙人在山谷疗养院租下一幢二层小楼，洗桑拿浴、喝酒，住了一两天便销声匿迹。根据情况判断，这些人虽然同时到达，但不是同路来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而且照理说互不相识。那个服侍他们洗桑拿浴的小伙子从没有听见他们相互间以名字或以“你”相称呼。至于杰尼索夫的孙女薇拉，她只是在谈恋爱，和一个师范学院教化学和生物的在校实习大学生热恋。提供情况的人证实说，大学生很守规矩，并没有做越轨的事。 可是，这并没有使杰尼索夫放心。于是他找社会心理学家咨询。 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从不喜欢拐弯抹角，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现在的14岁的女孩是否有可能把爱情看做需要以命相抵的罪过呢？” “当然可能，如果对她的教育中有误导的话。” “什么是‘误导’呢？” 心理学家给杰尼索夫详细地解释了一番。可是说实在的，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的儿子和儿媳妇都是非常正派的人，他们对女儿的教育也很正规，家里从没发生过任何有关心理反常的事件。 “如果您保证不大喊大叫，对我说什么‘这根本不可能，您怎么敢’一类的话，我便可以给您提供一种解释。” “我保证。” “我的解释为性反常，性欲倒错。” “您说什么？！”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气愤地说，“假如您见过她……修长、纤弱的身材，一张稚气的孩子脸儿，她14岁像刚刚12岁的孩子。薇拉是个绝对天真无邪的好孩子。如果您怀疑麻醉品的话，我也许赞成。也许第一次有人诱骗她或强迫她吸食毒品，后来变成了不能自主的奴隶。这太可怕了，但总还算个解释。你说什么自觉自愿和出于善良的愿望，不，这完全是例外，这简直不可能！” “您表过态的。”心理学家责备地提醒说。 “对不起……谢谢指教。这是您的酬金。”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把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便转身走了。 杰尼索夫对这次求访极其不满。回家时他想到，应当在不久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为市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建立专项奖学金的问题。也许这可以促使他们学得好一点。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认为当前的条件与培养专家的要求是不适宜的。 很快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件。被刑侦处长斯塔尔科夫派去了解疗养院小楼晚会情况的瓦西里·格鲁申因颅骨骨折被送进市医院。他伤势很重，手术后使失去知觉。在他苏醒的几分钟里，身旁只有一个护士。 “记下……电话……”格鲁申嚅动着嘴唇说，“请告诉……名字……马卡洛夫……打……电话……” “您放心，我打电话。”小护士安慰地答应着，便跑去找医生。10分钟后格鲁申去世了。 “您看，打电话吗？”护士把记有电话号码的纸条卷成个纸筒。 “随您便，”医生耸耸肩说，“要是我一定给警察局打电话。您也清楚，他是刑事案外伤。或是报告那个侦查员，他昨天在这里坐了一整天，等着格鲁申恢复知觉。今天他肯定还会来的。” “好吧！”护士叹了口气，便伸手拿起电话。 “城市里正发生着什么事？”杰尼索夫气势汹汹地质问坐在他面前的人，“我问你，这是个什么组织，竟敢杀害我的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表明格鲁申已经找到重要的情报。这里出现这么严重的事件，我们反倒一无所知。你们怎么解释？” “我们也不是神，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他的对话者心平气和地回答说，“假如我们什么事都一清二楚，就不存在与犯罪活动进行斗争的问题了。您自己也不必太着急，您也不是第一次损失人了。” “但我总该知道，甚至在你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该知道，为什么我失掉他们以及是谁的责任。可现在我没有掌握任何情况，这使我非常担忧。以我的理解，还不具备破案条件吧？” “最起码的也没有。”对话者摊开两手遗憾地强调说。 “显然，”杰尼索夫失望地说，“马卡洛夫这个姓不是提供侦查线索的特征，它和什么伊万诺夫，还有西多洛夫没什么区别。你们也没有时间把城里所有姓马卡洛夫的人都审查一遍。况且他可能不是本地人，而是混在从其他城市来的一大批人中。你们能给我提出什么建议吗？” “只有一点建议：派人进入山谷疗养院。让他住在那里，也许会弄清这个马卡洛夫是什么人。” “你们有合适的人选吗？” “别开玩笑了！我的人屈指可数。一两周后能分出一个人来，但不能再多，本来就人手不够了。” “好吧，我派自己人去。既然我们今天碰面了，就让我们算算5个月以来的账吧！如果破案率保持在中等水平，今年内未破的案件不能超过10个。有一半要留给农村地区和不可预测的事件。您只剩5个，这是最高线，也是危险线。要是算上格鲁申遇害一案就只剩4个了。” “好吧，我们一致算3个，”杰尼索夫的对话者点头表示同意说，“现在是7月。到年底在我的管辖范围内不能超过两个。如果您没忘记的话，2月份的事件算一个。” “没忘。” 第二天文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杰尼索夫亲自拜访了山谷疗养院的主任医生。 娜斯佳·卡敏斯卡娅离开打字机，披上一件短外衣，拿着烟走到阳台上。阳台是两个房间共用的：娜斯佳的双人房和相邻的单人房。几乎同时，单人房间通向阳台的门也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个肥胖的、衰老的、拄着拐杖的女人。 “您好，”她有礼貌地微笑着打招呼说，“我和您是邻居了，我叫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 “非常高兴，阿娜斯塔霞。”娜斯佳自我介绍说，同时握了握伸过来的手。 老太婆好像怕冷一样瑟缩了一下。 “我听到您总在打字，是工作吗？” “嗯！”娜斯佳含糊地应着。 “您休息的时候，请到我这边喝茶。我有上等的英国茶叶，来吗？” “谢谢，一定。” 娜斯佳没有到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房间去喝茶，又回去干起艾德·马克布因的侦探小说的翻译。她翻译的小说篇幅不大，总共才170页，如果想在疗养期间干完，每天要完成的定额是9页。娜斯佳翻译速度很快，9页，完全可以在下午治疗之后完成。定额还可以减少些，因为从疗养院回莫斯科后，她还有13天的假期。决定不去女邻居那儿做客并不是因为不愿意脱开工作，老实说，娜斯佳担心这个老女人可能会纠缠不休，成为摆脱不掉的沉重负担。“真不像话，”她把一张纸塞入打字机，同时想着，“我对老人甚至连同情心也没有。一定是我身上藏有某种道德缺陷。” 娜斯佳埋头于翻译，忘记了吃晚饭。马可布因对侦探斯蒂夫·卡列尔和他年轻的搭档利尔特·柯林格之间的矛盾描写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到晚上10点钟她才感到饿了，于是放下手中的活，打开热水器。恰好在这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女邻居，她手里捧着一个光彩夺目的铁盒。 “您还没吃晚饭，您现在想歇一会儿，准备喝茶，或是咖啡。我猜对了吧？” “绝对正确，”娜斯佳笑着说，“和我做伴吗？” “当然，”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沉甸甸地坐到椅子上，把拐杖靠在墙边，“我还带来了饼干，我想喝一小杯咖啡。但我提醒您，亲爱的，我到您这儿来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为什么？” “因为您年轻，亲爱的娜斯佳，而且很忙。我常来造访会使您生气，而我又不喜欢人家出于礼貌忍受我的啰嗦。您明白了？这么说我说对了。今天我们认识，而以后，如果您喜欢，就自己到我那儿去吧。” 娜斯佳往杯子里斟开水，同时注视着老太婆的表情。看来与她打交道不必谦恭拘谨。 “您真敏锐，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她平和地说。 “哪里话，小丫头，我太老了。请问，您在做什么？还摆着这么多词典。您是翻译家吗？” “是的。”娜斯佳毫不含糊地顺口应着。随便就谈到刑事侦查工作无疑是愚蠢的，况且论水平她一点都不比专业翻译差。 “哪种语言？”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 “哎呀！”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大吃一惊，“那您可是真正通晓多种语言的人。您是怎么学成的？生长在国外吗？” “没有。我一直住在莫斯科。其实，这一点都不难。只需要认真把一种语言掌握好，而以后就越学越容易。真的。” 娜斯佳并没有扯谎吹牛。她的确精通五种语言。她的母亲，卡敏斯卡娅教授是位著名的应用计算机教学外语的专家。学习一门新的外语成为家里如读书、扫除、吃饭一样自然而然而每日必做的事。娜斯佳的法语是从开始会说话的时候学起的。后来，7岁时学意大利语，接着学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学起来几乎就像玩一样轻松。娜杰日达·罗斯迪斯拉沃芙娜的英语教学法作为发明专利在教学中推广运用。她认为英语最容易学（由于没有名词的性属，动词的变化形式也不多）。“最主要的，”她教女儿说，“要学会熟练地运用冠词和使用动词‘是’和‘有’。这是英语与俄语的基本区别。此外，就是技巧和熟练的问题了。” 母亲不仅成功地培养了娜斯佳学习几种外语的才能，同时也激起了她对外语最强烈的兴趣。不管怎么说，娜斯佳自己会高高兴兴地背诵语法规则和词汇，把它作为一项锻炼记忆力的方法，如她所说，这是发展“连续思维”的能力。 “您翻译什么呢？科学文献吗？”邻居感兴趣地问。 “文艺作品，侦探小说，很有趣。” “是吗？”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用几分异样的目光打量着娜斯佳说，“从没想到您喜欢侦探小说。” “为什么呢？侦探小说——很精彩。”娜斯佳反驳说。 “可能，很可能，”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若有所思地说，“我似乎感到您应该具有别的兴趣。那么说，是我错了。年轻的女性，有教养，有文化，又勤奋，而且远离性困扰……您应当喜欢萨特、汉森、卡彭特尔，还有加缪，但绝不是侦探小说。话说回来，不要生老太婆的气，很可能我对艺术的观念是错误的。我，您知道吗，一生都在音乐学校教钢琴。现在，当然，我退休了，但学生们常到我家来。有人说，我会有好报的……”她解嘲地笑了笑说，“做一个淘金者而已。有多少人不知疲倦地在艰苦的条件下淘金啊！后来外乡人来了，把沙金收购去，炼成金锭，送到首饰匠那里。首饰匠用金子做成世界出名的工艺品。工匠得到荣誉和光荣，而那些搭上生命的淘金者呢，谁也不记得他们。比如您，娜斯佳，您知道罗金娜·列文娜是谁吗？” “朱利亚尔德斯克音乐学校的教师。克里贝尔恩是在她那里受教育的。”娜斯佳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心里暗自为自己的良好记性而得意。 “啊，您看！”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激动地赞叹说，“罗金娜·列文娜的名字，全世界都知道，虽然她是位没举行过音乐会的钢琴家，而仅仅是位教师。可在我们这儿呢？您能给我说出里希特、吉列里斯、索科洛夫的老师的名字吗？不是那些指导他们获得大赛荣誉的那些人，而是那些启蒙他们识谱、练指法，每天都在沙里淘金的人们。那辉煌的彼得洛夫是得益于谁的教育呢？我们的文化中还缺少对教师的崇敬。只有那时，当一位教师自己成为著名的人物，我们才会说他是某某的……请原谅，亲爱的，我唠叨个没完。让我们换个话题吧！” “好吧！”娜斯佳表示赞同地说，“那么，让我们谈谈为什么您认定我不为性的问题困惑呢？” “噢，这简直太……”老太婆挥了一下手说，“您光临这个疗养院，使它赢得了一次接待诗圣的荣誉。这里一半房间是单人间，根本不存在和谁住的问题。按规定任何人也不能监视谁，哪怕您整夜窜来窜去。这里两个酒吧间几乎通宵达旦地开着，每天晚上都有舞会，商店随时供应酒和各种小吃。无拘无束，个性彻底解放。我嘛，最清楚这一切，要知道我住在这个城市，而且每年总有两三次在山谷这里疗养。可您到这里来带着词典和打字机，穿着也不引人注目，而且也不做美容，这样一来我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不是老太婆，简直是福尔摩斯，”娜斯佳想着，“难道真有一半房间是单人间？管理员耍了我一通，我反倒变成干私活的了。” 还有15分钟酒吧间就关门了。里边人不多。音乐声虽不震耳欲聋，但也让躲在屋角小桌旁的人听不清谈话声。 “为什么她一个人住双人间呢？” “登记簿上注有‘不再安排人’。我问过管理员，但她不清楚。昨天是叶列娜，雅可夫列芙娜当班，她接待卡敏斯卡娅的。我曾请人打电话到叶列娜家，弄清卡敏斯卡娅的事。她说，好像有个电话吩咐安排她一个人住双人间。这有什么特别的吗？反正疗养院有很多空位，现在不是旺季，况且疗养证又很贵。” “不明白为什么不给她单人间呢？她在哪里工作？” “没有单位。她是个翻译，根据合同做事。” “真奇怪，你要了解清楚那是从哪里来的电话。我不喜欢这个卡敏斯卡娅，她有些不对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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