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为什么在我二十岁、姿色尚未失去的时候，在我正是为了让人爱的时侯，没有遇见今日的于勒？” ●她不仅在拉夏特尔与情人相会，甚至在诺昂自己的房间里与他纵情享乐，行鱼水之欢。 ●《印第安娜》的出版，作者署名为乔治·桑。 ●她反对情夫干涉自己的自由，就和先前反对丈夫干涉自己的自由一样。 1831年4月，奥洛尔遵守与卡西米尔订下的协约，与于勒·桑多吻别，回到了诺昂。她回家后受到的接待十分平常，就好像她从最普通的旅行中归来一样。她的女儿如花似月般漂亮。儿子拼命吻她，差点叫她透不过气来。她丈夫大声叫嚷，吃饭津津有味。重见她贝里的孩子，她非常高兴，不过她的心留在塞纳街的那套房子里了。 诺昂的一切如她记忆中的一样，白天，田野的风光如画，晚上，一阵一阵的丁香、铃兰花香袭进她的房间。可是，她老是发觉自己在想念着巴黎，想念它那雾气朦胧的黄昏，想念它那屋顶上的红云，想念簇拥着老亨利铜像的翠绿的柳树，还想念那些深灰色的可怜鸽子，它们在新桥古旧的怪面饰上营巢做窝。巴黎，那里有恋爱的自由、感觉的自由，有她所钟爱的于勒，有朝向滨河街的那间小房。在那里，于勒穿着肮脏不堪、破破烂烂的礼服，领带系在背后，邋遢的衬衣摊在三张椅子上；在激烈的争辩中，他跺脚，折断了小火钳…… 她写信委托勒尼奥照料桑多，并禁止他照自己的习惯，不吃不喝，让自己饿死。 她急于赶回巴黎。 有生活的必需品，与情人厮守在一起，这就是奥洛尔的全部要求。别的她都顾不上了。在她的意识中，这就是幸福两块排骨，一点干酪；一间屋顶小室，可以眺望圣母院和塞纳河；一份工作，以支付房租和粗茶淡饭。让她牺牲自己的爱情去迎合公众不可靠的偏好，除非她变成了疯子。她觉得以于勒·桑多的才能，完全可以挣钱养活他俩。 巴尔扎克和他们一样，也是被拉杜什保护的人。他和两位年轻情人有来往，他们使他感到亲切友好。于是他不时地以他快活的、热闹的激情，给他们的屋顶小室带来生气。 由于她即将回巴黎，便希望勒尼奥帮忙找一处住所，因为伊包利特要求她把他的套房还给他。 “于勒无能力做这事，而您就不同了，”她在给勒尼奥写的信中说。 勒尼奥起初提供了圣路易岛一间六楼的房子。 奥洛尔觉得六楼高了一点，圣路易岛又远了一点，而且一间房。未免不够。她考虑到母亲、姨妈、姐姐和哥哥肯定要来打扰她。如果只有一间房，那于勒·桑多就有被困住不能脱身和当场被逮住的危险。她希望有个出口，好让于勒在任何时候都可走脱。因为丈夫可能突然降临，由于到了巴黎没有住处，他便来她那里。 “要是我听见他拉门铃，并感觉到他静静地站在门外边，我会慌成什么样儿。您想想看！不等我开门，他可能就会破门而入，不过这也许是完美的戏剧性情节……”她的担心是实际的。 由此可见，杜德望先生的通融是有限度的。此外通融的程度也难以确定。于是爱弥尔又提出一套三间房子的寓所，在圣米歇尔滨河街二十五号。 奥洛尔同意去圣米歇尔滨河街的房子住。她喜欢那个位置。她计划将那所房子整理一番，腾出一屋来做她和于勒桑多的欢乐窝，而看上去那里只有两个房间。这样，任何时候他们都不会被捉奷在床。 她要求一份寓所的平面图，并附带所有的尺寸，以便能从诺昂带些家具去。因为即便在诺昂，她也只想到她和于勒一起的生活。她去小树林里遐想，从前，在这里，她那么经常地与他相会。偶尔她思量，于勒·桑多“以他二十岁的年华，白里透红的脸蛋”，何以会爱上她这一个年老色衰、体弱多病的于瘪女人呢？ 事实上，她是个风姿绰约的少妇。不过由于她比情人年龄大，而有了一些多虑。 我正在对过去生气。我问我的命运：为什么在我二十岁，姿色尚未失去的时候，在我正是为了让人爱的时候，没有遇见今日的于勒？而我现在年老体衰，红颜消逝，精疲力竭，却又在这感情热烈的年轻人身边…… 每个情妇都惋惜未能将自己的童贞献给情夫。不过奥洛尔很清楚，她仍取悦于年轻的男子。她生性难以满足，喜欢感觉到勒尼奥与弗勒里两人都爱她。她梦想建立一个四人共同生活的团体：“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友谊，这一切相互依存，如此紧密，以致靠拢一个，并不就疏远另一个。我们四人之间，难道有什么思想是不一致的？” 其实，她并未“衰老”。她只有二十六岁，而且，除了有些不适，她的身体健康得很。不过由于她的年龄比情人大，而产生了一丝多虑。 卡西米尔在诺昂为所欲为。找情妇或不找情妇，全凭他的口味；喝葡萄酒还是喝清水，全看他是否口渴；是攒钱还是挥霍，全由他的兴趣；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奥洛尔认为丈夫享有的这种极大自由是互惠的，这样才公正。要不然，对她来说，他就是变得可鄙、可恨。而这正是他所不希望的。因此，她也完全会独立自主：去拉夏特尔还是上罗马，是半夜归家还是六点归家，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事。 因此，当她决定7月份回巴黎定居时，并未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她的母亲、姨妈和哥哥都指责她。她则反驳，让他们住口。 劝说妹妹无效，伊包利特便反过来安慰妹夫卡西米尔：“你妻子希望得到她的自由。她希望无拘无束地自由活动。对于她，你不是个坏丈夫。在这里与在家乡的人们正确地评价你。让她这样做吧。如果她因此倒霉，那她别来怪你，也别来怪我以及她的亲戚。既然她一意孤行，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可以干的，就是打定主意，不要烦恼，保持沉默，管理家产，照料孩子……” 重新回到巴黎后，奥洛尔住进了圣米歇尔滨河街的住所。那是广场弯角上一座大房子的屋顶室，三间房朝向阳台，看得见天空、流水。空气流通，燕子飞翔。远处矗立着圣母院。 为了购买一些家具，她不得不向拉杜什和杜利—杜弗莱斯纳各借五百法郎。而怎样偿还这笔巨款，却让奥洛尔犯难。 于是，她不得不给丈夫写信求援： 我确实十分朴素地生活，没有半点奢华。我的家具是胡桃木和甜樱桃木的。我的住室在六楼，我必须继续这样过下去。如果你让我掌握我每月的生活费外，另外给我几千法郎，那就让我方便了。我觉得，你通过向拉夏特尔的人借，可以弄到钱。对我来说，此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买了些住家必需的东西，没打算哥哥和丈夫会让我除了向陌生人伸手借钱还急债。我本应更好地了解我该指望的东西！我给我的地毯商签了一份票据，二百五十法郎，八月十五日付清。我母亲借给我二百法郎。现在必须生活下去。我还需要一些物品，一顶帽子，几双鞋子。另外，还得给一个木匠三百法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尽可能节省，除了乞讨与还债以外，我别无他路可走。我知道只有一条路，就是尸体认领处。它就在我的窗户对面。每天，我都看到一些人，就因为缺少二十法郎而寻死。我总不能喝西北风过日子吧。我等你的答复，以便向一些外人交涉。祝你吃得香。 八月初，她哥哥伊包利特来看望她。她对他大诉其苦，并指责娘家人对她怎么、冷漠。 伊包利特不愿独自承担责任，他给卡西米尔写信： 我看望了好几次奥洛尔。她对我表现得大不公道了。她尽可能让亲人们远离她，然后指责我对她自私，冷漠。她对我说，她有三天饥饿难当。我妻子和我邀请她二十次，可她连一次也没接受。怎么办？我不知道。她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贫困，可对此又惊愕。她原以为能在文学上挣钱。在这方面，看来她已幡然醒悟。她最近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如果我与你串通一气，让她既远离孩子，又处于经常不断的拮据之中，她就要投水！她叫我将此事告诉你，以免出现她死亡，令你自责的事情。我自己提前给她五百法郎，可以支持到十月。她开了一张凭证。我相信你将偿还，因为说到底，尽管她的行为荒谬，但不能让她处于困境，陷于忧伤的想法之中，从而可能走入绝境，使我们永远也不能良心轻松。我告诉她，你大概不会拒绝支付她的家具款，并会继续供给她生活费。我对她说，如果她不让第三者涉足于她和你的协商，而是对你表现出友好和信任，那么她从丈夫那儿得到的，就会比该得到的更多。这些话说得她哭了，我也落了泪。因为尽管她头脑古怪，我们终究还是不能阻止自己爱她。她答应我九月份回诺昂。 奥洛尔确实回了诺昂，不过于勒同时也在拉夏特尔住下。而且两个情人的生活，几乎和在巴黎毫无二致。 他们在一起写长篇小说《玫瑰红与雪白》。有个名叫雷诺的出版商同他们签订了合同，答应每卷交稿后，支付一百二十五法郎，三个月后再付五百法郎。 对桑多的爱情，奥洛尔·杜德望一点也不掩藏。每当人们把她视为要求“人家尊重其秘密”、并“爱护其名誉”的女人，她就大为气恼。 她不仅在拉夏特尔与情人相会，甚至在诺昂自己的房间里与他纵情享乐，行鱼水之欢。当然，这时候有忠厚的古斯塔夫·帕佩替他们放哨。 古斯塔夫没有抱怨；他忠心耿耿地参与这对情人疯狂的行动。于勒在她房间的时候，古斯塔夫便在她的帐篷里过夜。 于勒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她的房间的，冒着卡西米尔、她哥哥、孩子和保姆等人都可能发现他的危险。奥洛尔什么都算计好了，都预料到了。他来到她的房间之后，便被她搂在怀里，愉快地捶打，亲吻。他们又是叫，又是哭，又是笑。两人狂欢极乐，在一起做爱。 于勒的身体从不曾强健过，狂欢纵欲的生活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他身体瘦弱，面色苍白，拉夏特尔的人都把他视为肺病患者。奥洛尔也清楚，他的身体确实变得很糟。这是一对矛盾：看到他她是那么高兴，拥抱她是那么快乐，可是这消耗精力的爱情在慢慢地杀死他；她知道这幸福的快乐在燃烧他的血，耗费他的生命！ 在诺昂，写作与纵情齐头并进。五卷《玫瑰红与雪白》完成了。这是一个女伶和一个修女的故事，但拉杜什从里面看到的，只是对浪漫派和感伤派作家的模仿。书中不过也有引人入胜的方面：比利牛斯山的风光，粗犷的人物，有韵味的语言，最优美的部分出自奥洛尔的手笔。她把修道院的回忆、母亲的隐情话，旅行的印象都写了进去。桑多则增添了相当粗俗的放荡语言。 该书出版后，激起了奥洛尔的母亲索菲的反感。做为生活的讽刺，许多作风放荡的女人，也爱读贞洁的小说。 奥洛尔开始写另一部书，不过这一回是一个人写。桑多去了巴黎，她没有马上跟随他去。一段时间以来，她觉得丈夫“非常好”。况且还有莫里斯，越来越可爱。她正在教他历史。 然而，到了十一月，勒尼奥写来信说于勒病倒了。于是她急忙赶去。拉夏特尔的人说他有肺病并没错。他经常发烧。她心中内疚不已：难道这是过度耽于肉体享乐的结果？ 在写给勒尼奥的信中，奥洛尔做了一番反省： 我是多么不安和内疚。那是因为看到别人或许可以救活的人在我怀里死去，感到他日渐消瘦、衰竭、虚弱，意识到这是叫他死，因为抚爱是毒药，爱情是火，只消耗精力而不能使生命复苏，吞噬并且烧毁人，只留下一堆灰烬。想起来是多么可怕……我给他的只是损害。三个月里，我让他在我的怀抱里遭受着痛苦的折磨。我有一百次看见他几乎昏厥，我还继续坚持。最后，我终于让步，害怕把他弄死。为了治好他，我牺牲了我的意志。我的意志，总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吧！可是，今天，我因我的忠诚比我的坚持给他造成更大的损害而颤抖，是我毁了他。我给他的肉体快乐是用他的寿命换来的…… 十二月，《玫瑰红与雪白》出版了。公众和批评界的反映不错，这部现实主义小说十分畅销。卡西米尔来到巴黎。在圣米歇尔滨河街的住所里，那几天他们过得相当愉快。 奥洛尔已习惯过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所以卡西米尔在这里的几天对她来说，简直是大吃大喝、奢侈享受。 卡西米尔离去不久，她也回到诺昂。老家需要她去料理。而且家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伊包利特夫人的侍女怀了孕，莫里斯的家庭教师布古瓦朗被人指控。但奥洛尔并不把事情看得严重。 她只想安静地写作，而诺昂乡间的夜晚无比宁谧。 1832年春天，当她重新在圣米歇尔滨河街出现时，带来了她的女儿索朗芝和一部长篇小说：《印第安娜》。 索朗芝的到来叫母亲年轻的贝里籍伙伴大吃一惊。让一个三岁半的小孩与姘居的男女一起生活，这合适吗？ 奥洛尔并不担心有女儿在身边生活有什么不便。索朗芝只有三岁半，她既不会有所注意，也不会发议论，更不会提问题，多嘴多舌。 于勒爱上了“他的女儿”，带她上飘溢着刺槐清香的植物园，指给她看长颈鹿。他还牵着她的手，在圣米歇尔滨河街的阳台上浇花。一次，索朗芝折断了几枝花茎，怕挨母亲骂，便试图用封信用的小面团将它们粘接好。 桑多钦佩地读了情妇的《印第安娜》手稿，既觉得惊讶，又有一定的难堪。在他看来，这部小说写得太好了。 但是，在作者署名上出现了问题。对于一部他未付出劳动的作品，于勒·桑多拒绝署名。于是，她应该用个什么笔名呢？由于《玫瑰红与雪白》，他们共用的笔名J·桑已经小有名气。署“杜德望”是不可能的，婆婆和丈夫都反对；要是署上“杜邦”，母亲本人大概也会感到不便。 最后，他们决定用乔治·桑这个名字。她保留姓氏“桑”，改换名字。由此诞生了乔治·桑，因为她一心想要人家把她看成男人。她念念不忘妇女受支配的状况，希望通过姓名和衣着来摆脱。 五月底，出版商刚把印刷出来的第一册样书寄到圣米歇尔滨河街，拉杜什来到了屋顶小室。 他拿起长篇小说，嗅着，既好奇又不安，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他翻着书页：“这是部模仿之作；学了巴尔扎克的！你要我说什么？我说模仿之作。你要我说什么？我说学了巴尔扎克的。”奥洛尔在阳台上。他拿了书，走过去，一清二楚地向她指出，她仿效了巴尔扎克的手法。她明白自己不应该遭受这种指责，但她没有为自己辩护。 拉杜什带走了她签名送给他的这册书。 次日，一醒来，她就收到了这张便函： 乔治，我来当众认罪，我跪倒在您膝下。忘记我昨晚说的无情话；忘记六个月来我对您说的无情话。我昨夜未睡，拜读大作。啊，我的孩子，我真对您满意！ 快乐！奥洛尔快乐极了！由于是来自这位严肃的、好挖苦人的评论家，这种激动的钦佩便叫人极度兴奋。 很快各家报刊都做出反应。 巴尔扎克在《漫画》上撰文，写道：“此书是真实对幻想的反抗，是现代对世纪的反抗，是内心的悲剧对历史上体裁的束缚的反抗……我未见过笔法更简朴，构思更精妙的作品。事件自然而然地接踵而来，纠合一起，宛如在生活中。生活中，万物互相触碰，偶然常常聚集着连莎士比亚都写不了的悲剧，总之，此书的成功是确实的……” 为作家们所惧怕的、瞧不起雨果和巴尔扎克的古斯塔夫·普朗什在《两世界评论》上，把乔治·桑捧上了天。他认为她在法国著名女作家德·斯达埃尔夫人之上。他赞扬她心灵的说服力和表述的简朴：“无疑，《印第安娜》的作者有朝一日会变得更为灵巧。” 奥洛尔向古斯塔夫·普朗什表示感谢。他则代表《两世界评论》的新主编布洛兹来看望她，并提议她与杂志合作。 乔治·桑喜欢这个独立、骄做、贫穷的怪人。他们结下了友谊，于是她与布洛兹达成了交易。她保证每星期交给《两世界评论》三十二页稿子，布洛兹则每年给她四千法郎，由于同一时期，《印第安娜》的出版商为另一部长篇，即她向他们谈过的《瓦朗蒂娜》预支给她一千五百法郎，所以她突然发现自己名声大振，发财变富了。 《印第安娜》写的是什么呢？乔治·桑本人在序言里谈到了这点： 如果您硬要希望在这部书里解释一切，那么，印第安娜就是一种典型：这是柔弱的妇女，她的职责是代表被压抑的——或者，如果您更愿意这么说——被法律剥夺的激情；这是与贫困搏斗的意志；这是用额头盲目地撞击一切文明阻碍的爱情…… 用这种方式，小说把作者强烈的情感表达出来了。有些性格特征是女主人公和女作者所共有的：“由于人家把爱丈夫定作她的义务，由于默默地抵抗所有的道德约束成了她的第二天性，成了她作人行事的准则，成了她良心的法则，所以，她不爱丈夫……”印第安娜对情人雷蒙·德·拉米埃，对丈夫戴尔马上校都感到失望。。她丈夫是个莽夫粗汉，俗里俗气，却没有邪心恶意。主题是妻子与丈夫的不合。妻子寻求一种纯粹的感情，而丈夫却总是喜好虚荣，贪图肉欲，缺乏爱情。最后，一位高贵的、沉着的英国表亲拉尔夫·布朗爵士，人为地拯救了印第安娜。爵士把她带回她童年时期田园诗般的河谷。 第二部长篇小说《瓦朗蒂娜》的女主人公瓦朗蒂娜，也是一个婚姻不理想的女人。做为一个贵族小姐，她嫁给了本阶层的一个凡庸人物。佃户的儿子贝内蒂克对她的爱慕使她不安。这本书是成功的。一方面是因为回到人民中间，一如回到往昔，引来的生活环境令人愉快的改变是美好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奥洛尔在其中描写了她的贝里地区的一隅，诗情画意缓缓渗人心灵与文笔之中。二十四年以来，她生活在这些小溪边，在修剪过的树木中间，在绿树成荫的“围栅”里；她对此一一作了描述。 若干年来，在法国，圣西门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大受欢迎，此时因为信徒们在婚姻问题上存在分歧而遭到损害。昂方丹神甫是这个教派的大教士，他教导说：只要妇女继续服从忠贞不渝的法则，其解放便是不可能的；基督教对于肉体的爱恋的处罚大概撤销了。信奉这些理论的人读了《印第安娜》和《瓦朗蒂娜》以后，都转向了乔治·桑。这个大胆的、突然成名的少妇，打开了婚姻的缺口。对于新的教派，她会是众所期待的女首领吗？圣西门主义者希望如此，并企图吸收她入会。但她并没有任人摆布。 她有农妇的谨慎，女人的明智。然而这种传闻还是改变了她的生活。她不再去报社，可是为数大多的来访客一直到她家里来找她。晚间，她把自己和笔、墨、钢琴、火一起关在房里。她异常勤奋，喜欢这些温暖的写作的夜晚。一些较长的中篇小说在她笔下诞生：《梅泰拉》、《侯爵夫人》，桑多虽有点不好意思，却是这种多产的见证人。她鼓励他仿效自己，却是徒劳无功。 “你希望我写，”他写信给她道，“我也希望如此，可我无能为力！我不像你，天生脑子里就有盘小的钢发条，只须按下按钮，就可使意愿运转……” 情妇不可改变的职业使他暗自担心，怕失去她。 她反对情夫干涉自己的自由，就和先前反对丈夫干涉自己的自由一样。“我觉得哪里好，就去哪里，”她相当生硬地对他说，“无须向任何人报告。” 拉杜什由于总是闷闷不乐，心怀嫉妒，慢慢染上了被迫害狂想症，于1832年离开巴黎，去夏多勃里昂地区一个叫欧内的村镇居住。 临走前，他将马拉盖滨河街的寓室赠送给乔治·桑。他曾在此接待她的初次访问。现在，白色的大地毯和侵入窗户的刺槐都属于她了。 1932年夏天，她常去欧内看望拉杜什。坐公共马车，然后走小路，便到了愤世嫉俗的诗人僻静的乡间住所。这些探访亲切、愉快，宾主交谈直到深夜。乔治·桑去鸡舍摸鸡蛋，去果园摘果子，并且准备晚餐。 “有人说他爱上了我，他大生醋意，却不承认……”奥洛尔说。 巴尔扎克相信他们有关系。不过拉杜什回忆的是友情，充满爱恋、遗憾与幻梦破灭。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