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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了解你的艺术，”他对她说。 ●“我一定要找个百万富翁！”这话伊莎多拉一天重复上百次。 ●在为孩子担忧的共同心情的压力下，他们之间的堤防崩溃了，两人的嘴唇第一次碰到一起。 ●他把她带到那里，放倒在一张路易十四时代的床上，吻抱爱抚，热烈得简直使她透不过气来。 ●在充满欢乐的气氛中，伊莎多拉生下了她的儿子。 ●当帕里斯·辛格知道钢琴师是何许人以后，对伊莎多拉说：“至少我是没有理由嫉妒了。” 1908年夏天，伊莎多拉带领全班人马到了伦敦。 在著名的演出经理人约瑟夫·舒曼和查尔斯·弗罗曼的主持下，他们在约克公爵剧院演出了几个星期。伦敦观众认为伊莎多拉和她的学生们的表演是颇为有趣的消遣。但是，对于将来办学校并没有丝毫实际帮助。 此番距伊莎多拉·邓肯首次在新画廊演出舞蹈，已经七年了。伊莎多拉为能和英国钢琴家、指挥家查尔斯·哈莱和诗人道格拉斯·安斯利重叙旧日友情而感到很高兴。美丽而又颇负名望的戴姆·艾琳·泰瑞常常到剧场来。她喜欢孩子们，带她们逛动物园，使她们高兴万分。亚历山德拉王后两次驾临包厢，给他们的演出增光不少。还有许多英国贵族夫人，都毫不矜待地到后台来，十分亲切地向伊莎多拉祝贺。 曼彻斯特公爵夫人建议说，伊莎多拉的理想也许可以在伦敦实现，她的学校大概能得到支持。为此，她邀请她们全体到泰晤士河畔她的乡间别墅去作客。在那儿，她们又一次在亚历山德拉王后和爱德华国王面前表演了舞蹈。 在短短的一段时期中，伊莎多拉充满了希望，满以为在英国可以办一所舞蹈学校了。可是结果呢，又是一场空！哪儿有地方，哪儿来房子，哪儿有足够的经费实现她那规模宏大的美梦呢？ 和往常一样，伊莎多拉这一小队人马的开支相当浩大。她们存款再次告罄。结果，这个学校最后又不得不返回格吕内瓦尔德。与此同时，伊莎多拉和查尔斯·弗罗曼签订了一个到美国去旅行演出的合同。 为此，伊莎多拉·邓肯付出了痛苦的代价：只好与她的学生们，与伊丽莎白和克莱格分手。而最使她痛昔的，则是跟血肉相连的小宝宝迪尔德丽分开——她快一周岁了，长得碧眼金发，红润的脸蛋儿，可爱得很。 就这样，1908年7月的一天，伊莎多拉·邓肯终于独自乘上巨轮，驶向纽约。 自从一家人搭乘牲口船离开纽约以来，已经八年过去了。伊莎多拉已经驰名欧洲。她创立了一种艺术，一个学派，还创造了一个小宝宝，成绩不坏。然而，就经济情况，她却并不比以前富裕多少。 查尔斯·弗罗曼是一位了不起的经理人，但是他没有认识到，伊莎多拉的艺术天生不适合于叫座。邓肯的表演只能打动相当有限的一部分观众。 他让她在8月的炎炎夏日里登台表演，做为百老汇的精彩节目，却是在一个又小又不顶用的乐队的伴奏下，表演格鲁克的音乐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结果不出所料——彻底失败了。 那几天酷热的晚上，气温高达华氏90多度，闲步逛人戏院的极少数观众看得莫名其妙，而大部分观众根本不喜欢邓肯的舞蹈。评论文章很少，而且写得很糟。总的来说，伊莎多拉感到回到祖国来实在是一大错误。 一天晚上，她正坐在化妆室里，心情特别沮丧，这时听到一个亲切悦耳的声音向她祝贺。伊莎多拉抬头一看，一个人正站在门口，他个子不高，一头棕色鬈发，满面笑容，和蔼可亲。 他由衷地向她伸出手，说了许多赞美她表演艺术的话，说她的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伊莎多拉顿时觉得到达纽约以来遭受的一切挫折和痛苦得到了报偿。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美国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 此后，他每天晚上都来看她演出，而且经常带来一些画家、诗人和其他朋友。其中有舞台演出人戴维·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乔治·贝洛斯、珀西·麦凯耶、马克斯·伊斯特曼，格林威治村青年革新派简直可以说全部都来了。另外，来人中还有形影不离的三位诗人：爱德温·艾灵顿·罗宾逊、里奇利·托伦斯和威廉·沃恩·穆迪。 这些诗人和画家们向伊莎多拉表示的友好祝贺和热情鼓励，大大地振奋了她的精神，抵销了纽约观众的冷淡无情。 巴纳德，这位后来创作了大型林肯塑像的雕塑家，想给伊莎多拉雕塑一个舞蹈塑像，叫做“美国在舞蹈”。 于是，10月里晴朗的一天，纽约特有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在他的华盛顿高地的工作室外面，他们一起站在一个小小的山岗上。 极目眺望，伊莎多拉伸开双臂，说道：“我看见美国在舞蹈。” 这构成了巴纳德对这个雕像的设想。 伊莎多拉总是早晨到他的工作室去，随身提着一只装有午餐的篮子。他们畅谈在美国复兴艺术的新规划，非常愉快地度过几个小时。 自然，工作室里的这些谈话，这些互相感染的、关于美的狂热入迷的谈话，产生了效果。从伊莎多拉这方面，她很想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贡献给塑造“美国在舞蹈”这个伟大的雕像任务。但是，巴纳德的道德观念达到了狂热的地步。伊莎多拉那年轻幼稚的幻想丝毫不能影响他的宗教虔诚。所以，他的大理石雕像既不算怎么冷酷，也不算怎么严峻。在她看来，自己是瞬息而逝的，而他则永世名存，这就无怪乎她渴望通过他的天才成为塑像而传之千古。 伊莎多拉和她整个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渴望着变成在他那雕塑家的手中任他摆布的柔软粘土。 “美国在舞蹈”的雕塑是一个奇妙的开端，但可惜没有发展。没过多久，巴纳德的妻子突然病了，塑像工作被迫停止。 查尔斯·弗罗曼看到在百老汇演出失败惨重，便试图到一些小城市去巡回演出。但是，这次巡回演出也安排得很不好，结果比纽约的演出失败还要惨。伊莎多拉终于失掉了耐心，去找查尔斯·弗罗曼，而他正在为赔了那么多钱而狼狈不堪。 “美国不了解你的艺术，”他对她说。“你的艺术远远超出了美国人的接受能力，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你的艺术。你最好还是回欧洲去吧。” 本来伊莎多拉·邓肯和弗罗曼订有为期六个月的巡回演出合同。合同保证，无论成功与否都要履行下去。然而，由于伊莎多拉的自尊心受到挫伤，看到他不想履行已签订的合同，对他未免轻视，于是当着他的面撕毁了合同，说道：“这样至少可以使你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了。” 巴纳德总是说他为伊莎多拉这样的美国土壤的产物感到自豪，说如果美国不欣赏她的艺术，他简直太伤心了。按照他的建议，伊莎多拉决定在纽约留下来。于是她在美术大厦租了一间工作室，挂上她的蓝色窗帘，铺上地毯，每天晚上为诗人和艺术家们表演舞蹈，继续创作一些新作品。 1908年11月15日的《太阳报》星期日增刊登有一篇文章，对伊莎多拉·邓肯在那个时期的一个夜晚做过如下描述： 她（伊莎多拉·邓肯）从腰部以下裹着一幅美妙的带有中国刺绣的纱罗。她那短短的、乌黑的头发鬈曲着，蓬蓬松松地编在脖子后面，自然地分开，披拂在两颊旁边，像圣母一般。她的鼻子微微翘起，眼睛是灰蓝色的。许多关于她的新闻报道谈到她的身材高大优美——犹如成功的艺术品，而实际上她只有五尺六寸高，体重一百二十五磅。 四周琥珀色的灯光亮了，剧场大厅顶部中央的黄色圆盘似的灯柔和地照着，使色彩效果达到了完美的程度。邓肯小姐出台表示歉意，说用钢琴配音大不协调。 “像这样的舞蹈用不着音乐，”她说，“除非是像潘神从河边砍来的芦管吹出来的那种音乐，恐怕只要一管长笛、一管牧人风笛就足够了。其他的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诗歌，都已经把舞蹈远远抛在后面，舞蹈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失传的艺术。如果试图把舞蹈与另一种远远走在前面的艺术（比如音乐）和谐配合，那是困难的、不协调的。我贡献出我的一生，就是为了使这种失传的舞蹈艺术得到新生。” 她开始讲话的时候，是站在靠近正厅那些诗人坐的地方，而当她结束讲话的时候，已经在大厅的另一头了。简直无法知道她是怎么到那里去的。但是你想想她的朋友艾琳·泰瑞就明白了——后者像她一样，对于空间是毫不介意的。 她再也不是疲惫不堪、愁容满面的女主人了，而是成了一个从一片破碎的大理石中从容自在地走过来的异教精灵，似乎那就是她在世界上要做的最明白不过的事情。也许她像希腊神话中的海中女神加拉提，因为加拉提在解放出来的最初瞬问，一定是跳着舞的；她又像是披着头发的女神达英尼，在德尔斐树林中，从阿波罗的拥抱中挣脱出来。你刚这样想，她的头发就披下来了。 无怪乎她这些年站在埃尔金大理石上供英国贵族们娱乐，而又遭到他们半信半疑的眼光，实在叫她厌倦。现在，在你眼前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塔纳格拉的塑像，是雅典神庙的队列；是骨灰瓮和墓碑上戴花冠的悲哀女神；是酒神女祭司的放浪形骸。看起来你们是在观看她，实际上你们观看的是人为技艺尚未插入之前人类天性的全部活动景象。 邓肯女士承认：她整个的一生都在努力返回到古代，发现在悠久岁月的迷宫中丢失了的淳朴自然。 “在我们偏偏称为异教的远古时代，每一种感情都有相应的表现动作，”她说。“灵魂、肉体、思想浑然一体，合作协调。瞧，雕塑家的妙手抓住和表现出来的那些古希腊男女的形象，简直不像是人工斧凿出来的倔强大理石，你几乎可以说出他们想跟你说什么话，只要他们开口；即使他们不开口，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也完全知道他们想说什么。” 然后，她停一会儿，变成了一个舞蹈的精灵、一座琥珀的雕像，时而高擎酒杯向你敬酒；时而把玫瑰花瓣撒在雅典神庙之前；时而在爱琴海紫红色的波浪顶尖上游泳。 艺术杂志编辑玛丽·罗伯茨欣喜若狂地说出了以下一段话，邓肯女士认为这是她所读过的对她全部创作的最满意的总结： “当伊莎多拉·邓肯翩翩起舞的时候，人们的精神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世界初创的时代。那时候，人们以形体之美做为自由表现伟大灵魂的手段，运动的韵律和声音的韵律融合为一，人体的动作与风和海洋的运动协调一致，女人手臂的姿势犹如玫瑰花瓣的开放，而她的脚在草地上踩踏，犹如树叶飘然落地，当宗教的、爱情的、爱国的、牺牲的或者欲望的整个热情，合着古弦琴、竖琴或者铃鼓的节奏表现出来的时候，当男男女女在他们的家庭炉旁和神的面前，或者走出家门在森林中和在海边，身上充满了生命的欢乐，以宗教式的狂热跳起舞来的时候，那就必然是：人类灵魂的每一个强烈的、巨大的或者美好的冲动，都从精神倾泻出来而化为身体，与宇宙的节奏和谐一致，完美无瑕。” 巴纳德建议她留在美国，伊莎多拉·邓肯听从了他的劝告，并为此感到庆幸。因为有一天，有个人来到她的工作室，以后由于他，伊莎多拉才获得了美国观众的热情爱戴。这人就是沃尔特·丹罗希。 丹罗希是一位侨居美国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从1891年至1928年，他一直担任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和首席指挥。他曾看过她在克莱特里昂剧院用舞蹈表现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那次的乐队又小又糟，但他却想到，如果配上他那个优秀的乐队，由他自己精心指挥，这个舞蹈的效果将会多么了不起。 丹罗希建议伊莎多拉12月在大都会歌剧院登台连续演出，她欣然同意了。 结果果然如他所料。首演时，查尔斯·弗罗曼想订一个包厢，但是他很惊异地发现剧场的座位已经被抢订一空。这次经验证明，不管那位艺术家多么伟大，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即使是最伟大的艺术也会化为泡影。埃莉诺拉·杜丝第一次到美国巡回演出就是如此，由于经理工作很糟，表演的时候剧场里几乎空空如也，于是她觉得美国人永远也不会欣赏她的艺术。但是，当她1924年重返美国的时候，从纽约到旧金山，到处受到热烈欢迎。 令伊莎多拉·邓肯感到非常自豪的，是有一个由杰出的沃尔特·丹罗希指挥的八十人大乐队伴随她去巡回演出。这次巡回演出特别成功，因为整个乐队上上下下都充满着一种友好的感情，对指挥、对伊莎多拉都是如此。伊莎多拉和丹罗希非常一致，当她站在舞台上跳舞的时候，似乎她的每一根神经都跟乐队、跟这位杰出的指挥连成一体，息息相通。 她和丹罗希之间有一种密合无间的默契。他的每一个手势，伊莎多拉都立刻感觉到一种与之呼应的颤动。只要渐强乐句上他一增加音量，她内在的生命力马上增长、洋溢，化为一个个动作——因为每一乐句都成为音乐律动，她的整个身心也跟他一起和谐震颤。 有时候，伊莎多拉从舞台上望下去，看见丹罗希的巨额俯览总谱，就觉得自己的舞蹈的确像是雅典娜的诞生。 在美国的这次巡回演出大概是伊莎多拉·邓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自然，她还是为乡愁所苦。每当表演第七交响乐的时候，伊莎多拉眼前便出现一幅图画：她的学生们成年以后，和她一起用舞蹈来表现这部音乐的时候，该是什么样子？因此，这还不是完全的快乐，而是对未来的更大快乐和希望。也许，生活中并没有完全的快乐，而只有希望。 在华盛顿，伊莎多拉·邓肯遇到了一场急风暴雨——几位部长以激烈的言辞反对她的舞蹈。 后来有一天日场，罗斯福总统出人意外亲临包厢，来看她的演出。他很喜欢伊莎多拉的演出，每一节目演完之后都带头鼓掌。后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这些部长从伊莎多拉的舞蹈中能找到什么害处呢？在我看来，她像是一个跳着舞穿过晨曦沐浴的花园采摘想象之花的天真无邪的孩子。” 报纸援引了罗斯福总统这段话，使那些说教者们大为羞愧，而大大地帮助了伊莎多拉的巡回演出。 事实上，全部巡回演出都是极为愉快的，各方面都一帆风顺。伊莎多拉觉得，再也没有比丹罗希更好心肠的经理人或者更可爱的伙伴了。 丹罗希的气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的气质。休息的时候，他总是高高兴兴地吃一顿美餐，弹弹钢琴，一弹就是几个小时，从不疲倦，而且总是和蔼可亲、轻松愉快。 回到纽约以后，银行里伊莎多拉·邓肯的名下有了相当可观的存款。如果不是总在为她的小宝宝和她的学校牵肠挂肚，她一定永远不会离开美国。但是，一天早晨，伊莎多拉·邓肯终于在码头上，向朋友们告别，回到欧洲去了。 在巴黎，伊丽莎白带着学校的二十个学生和伊莎多拉的小宝宝来迎接伊莎多拉·邓肯的归来。 伊莎多拉高兴至极——六个月没有见到她的小宝贝了！当婴孩看见她的时候，用奇怪的眼色望着她，然后哭了起来。伊莎多拉也哭了。她一下子把孩子抱在怀里。还有另一个孩子——她的学校，孩子们长高了。这是一次美妙的重逢，他们一起跳舞唱歌，玩了整整一个下午。 著名艺术家吕尼·波负责伊莎多拉·邓肯在巴黎的演出事务，他曾把埃莉诺拉·杜丝、苏珊·德勃雷和易卜生引荐给巴黎。他认为伊莎多拉的工作需要有良好的陪衬，于是订下了欢乐剧场，请了科隆乐队，由科隆指挥，结果轰动了全巴黎。一些大诗人，如亨利·拉维丹、皮埃尔·米尔、亨利·德·莱尼埃等，都热情洋溢地写了赞美她的文章。 巴黎满面春风地迎接了伊莎多拉·邓肯一行人。她的每一次演出，都坐满了艺术界、知识界的名流。那时，伊莎多拉似乎快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开办她渴望的学校看来也易如反掌。 在丹东路五号，他们租了两个大套间，伊莎多拉住在一楼，学生们和保育员住在二楼。 有一天，在日场快要开演之前，伊莎多拉饱受了一场惊吓。她的小宝宝突然噎住了，并且咳嗽不止。伊莎多拉怕孩子患了可怕的喉头炎，于是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跑遍了巴黎，终于找到了一个著名的儿科专家。他慨然应允跟她一起到她的住处，并很快就让伊莎多拉放了心，说这不是什么大病，只不过是普通的咳嗽而已。 她的演出迟了半个小时。科隆在这段时间里演奏音乐以飨观众。 整个下午，伊莎多拉跳舞的时候，总是由于忧惧而战栗。她太喜欢自己的孩子了，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伊莎多拉就活不下去了。 那个季节最盛大的事件就是布里森舞会。巴黎文学、艺术界全体名流都接到了邀请。每个人都以各种作品主人公的身份来参加舞会。伊莎多拉扮的是欧里庇得斯悲剧中的酒神女祭司。穆奈－絮利穿着希腊长袍，化妆成酒神狄俄尼索斯。伊莎多拉和他一起跳舞。跳了整个一个晚上——或者说，至少她是围着他跳了舞，因为这个了不起的穆奈看不起现代舞。 伊莎多拉和他一起跳舞的事。后来传开了，好像他们干了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其实这纯粹是冤枉，伊莎多拉不过使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理所应当地有几个小时的消遣而已。她那种美国人的单纯，在那天晚上竟然震动了巴黎！ 伊莎多拉又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了。以她的收人，已不可能支付那发展中的学校的浩大开支。她挣来的钱，一方面得用来供养和教育四十个孩子——二十个在德国，二十个在巴黎——此外还得资助别人。 有一天，她开玩笑地对姐姐伊丽莎白说：“这样下去不行！我的银行存款已经超支了。要把学校继续办下去，非得找一位百万富翁支持才行。” 她一说出这个愿望，愿望就缠住她不放。 “我一定要找个百万富翁！”这话伊莎多拉一天重复上百次。开始是玩笑，后来就真的急切希望它实现了。 在欢乐剧院特别成功的一场演出之后的第二天清晨，伊莎多拉穿着晨衣在照镜子，刚用卷发纸把头发卷上，戴着花边小帽，准备下午的日场演出。这时侍女拿来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一个显赫的名字，帕里斯·辛格。伊莎多拉脑子里突然高兴得唱起歌来：“这就是我要的百万富翁。” “请他进来！”她欣喜地说。 他进来了，身材修长，一头金色鬈发，留着胡须。伊莎多拉·邓肯一下子就猜出他是帕里斯·辛格。 “谁想当我的骑士？”他说话声音迷人，似乎有点害羞。 “他像个戴着假胡须的大孩子，”伊莎多拉心里想。 “您不认识我，可我经常为您美妙的艺术鼓掌，”他说。 伊莎多拉产生了一个奇异的感觉：这个人似曾相识。在哪儿见过呢？好像是在梦里见过。她记起了波利尼亚克亲王的葬礼；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哭得很伤心，初次参加法国丧礼，还不习惯；亲王的亲属排成长队，站在教堂旁边的过道上。有人把她向前推，“得去握手！”他们小声说。于是，为了克制失去这位亲爱的朋友的悲伤，伊莎多拉和这些王亲们—一握手。伊莎多拉记得她突然看到一个人的眼睛，那就是现在站在她面前的这位高个子。就是他！ 他们是在教堂的一个棺材旁边初次相遇的，这真不是幸福的预兆！不管怎样，从那时起，伊莎多拉就认为他就是自己的百万富翁。 “我钦佩您的艺术，钦佩您办学校的勇气。我是来帮助您的。我能做什么呢？比方说，您是不是愿意跟所有这些跳舞的孩子们一起到里维埃拉海滨的一所小别墅去，在那儿编几出新的舞蹈呢？开支您不必操心，我愿意全部负担。您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您一定很累了，现在让我来替您挑这副担子！”帕里斯·辛格发出邀请。 不到一星期，伊莎多拉的这支小队伍便坐上头等车厢，向着大海，向着阳光奔驰而去。 帕里斯·辛格满面春风，一身白衣服，来车站迎接她们，把她们带到海滨一所别墅里。 从别墅的阳台上，他指着他那白色翼舱的游艇给她们看： “这艘船名叫‘艾丽西亚夫人号’，”他说。“不过现在我们要把它改名为‘艾丽丝号’了。” 孩子们穿着轻飘飘的蓝色舞衣，双手捧着鲜花和水果，在柑子树下跳舞。 帕里斯·辛格对孩子们和蔼可亲，关心每个人，竭力使人人过得舒适。他对孩子们的这种热忱，使伊莎多拉不仅对他充满感激心情，还产生了新的信任感。以后天天接触到他，他的魁力对她愈来愈大，不久就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感情。不过，她只是把他当成自己的骑士看待，远远地对他顶礼崇敬，几乎完全是一种精神关系。 孩子们跟伊莎多拉一起住在博利欧的一所别墅里，而帕里斯·辛格则住在尼斯一家豪华的大饭店里。他不时请伊莎多拉跟他一起进餐。 当她穿着朴素的舞服，在那里发现他的旁边有一位穿着华丽长袍、满身珠光宝气的女人时，感到非常不安，立即意识到那个女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使她充满着恐惧。 后来事实证明，伊莎多拉的恐惧确有根据。 一天晚上，帕里斯·辛格在夜总会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狂欢舞会。他给每个来宾准备了一套用轻柔飘拂的缎子做的化装舞衣。 穿化装舞衣对于伊莎多拉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参加公开的假面舞会也是第一次。这真是一次狂欢节日。但对伊莎多拉有一块阴云——那满身钻石的女人也穿着一件化装舞衣来到舞会上。瞧见她，伊莎多拉心里很不是滋味，难受得很。但是后来又和她狂乱地跳起舞来。爱与恨就是如此近似，难以区分。直到舞会主持人碰碰她们的肩膀，说不允许这么做，她们才分开。 也就是在这场舞会之间，有人叫伊莎多拉去接电话。在电话里，伊莎多拉得知她的一个名叫埃里卡的学生突然得了喉炎，病得很严重，恐怕有生命危险。 伊莎多拉从电话间直奔帕里斯·辛格的餐桌，叫他快到电话间来，他们必须打电话请医生。 就在那个电话间附近，在为孩子担忧的共同心情的压力下，他们之间的堤防崩溃了，两人的嘴唇第一次碰到一起。 接下来，他们一秒钟也没有浪费，帕里斯·辛格的汽车就在门口。他们仍然穿着化装舞衣，坐上汽车，找了个医生，直驶博利欧别墅。 小埃里卡窒息着，脸憋得发紫。伊莎多拉和帕里斯·辛格吓呆了，在床边等待着诊断的结果。两小时过去了，窗户上微微出现曙光，医生宣布孩子已经脱险。他们俩籁籁流下的眼泪，把脸上的化装油彩都溶化了。 帕里斯·辛格搂着伊莎多拉说：“勇敢些，亲爱的！咱们回去陪客人吧！” 在回去的路上，他在汽车里紧紧搂着她小声说：“最亲爱的，哪怕只是为了这一个晚上，这次难忘的经历，我也要永远爱你。” 在夜总会里，时间过得非常快，绝大部分客人都没有发现伊莎多拉和帕里斯·辛格曾经离场。 不过，有一个人却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就是那个浑身都是钻石的小女人。她是以嫉妒的目光看着他们离开，当他们返回大厅的时候，她从桌上抓起一把餐刀，扑向帕里斯·辛格。幸亏帕里斯·辛格及时发现她的意图，紧紧抓住她的手腕，一转眼就把她高高举起抱了出去，送到女宾休息室。 整个事件好像是一场玩笑，是狂欢节事先安排好的一个节目。他在那儿把这女人交给仆人，简简单单地说，她有点歇斯底里，需要喝点水，然后若无其事、兴高采烈地回到舞厅。 的确，从那时起，整个晚会的欢乐气氛更为高涨。清晨五点钟，大家的情绪简直达到了顶点。伊莎多拉如痴如狂，热情奔放，和马克斯·迪尔雷跳了狂放的探戈舞。 太阳出来，狂欢舞会才告结束。那个浑身钻石的女人独自一人回到她的旅馆，帕里斯·辛格则留下来跟伊莎多拉在一起。 他对孩子们的慷慨大方，对小埃里卡病情的担忧和劳累，这一切赢得了伊莎多拉对他的爱。 第二天早晨，帕里斯·辛格向伊莎多拉建议，乘坐他重新命名的游艇去旅行。他们带着伊莎多拉的小女儿，把学校留给保育员们照看，乘船直驶意大利。 一切金钱都会带来灾祸。有钱人的快乐维持不了二十四小时。 如果伊莎多拉早知道和她共处的这个男人的心理状态跟宠坏了的孩子似的，自己一言一行都小心谨慎，顺他的心意，那就一切都会顺利。但是伊莎多拉当时太年轻幼稚，不懂得这些。她喋喋不休地给他解释自己对生活的看法，谈柏拉图的《理想国》，谈卡尔·马克思，谈世界的总改造。至于讲这些话造成多大的恶果，她却丝毫没有想到。 帕里斯·辛格这位宣称因为伊莎多拉勇敢和大方而爱的男人，发现带到自己游艇上来的竟是一个狂热革命者，就愈来愈惊慌了。他逐渐了解到，他不能使她的激进思想和他的宁静心情有协调一致。 一天晚上，当他问伊莎多拉最喜欢哪首诗的时候，这种矛盾发展到了顶点。 伊莎多拉·邓肯高高兴兴地给他朗读沃尔特·惠特曼的《大路之歌》，浸沉于狂热之中，却没有注意到对他起了什么作用。可是，当她抬头一看，却惊讶地发现他那漂亮的面孔都气得变了形。 “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大声说。“这伙穷骨头永远得饿肚子！” “你难道看不出，”伊莎多拉喊道，“他憧憬着自由美国？” “滚它的憧憬吧！”他说。 伊莎多拉突然明白，他对美国向往的只是使他大发其财的那十几爿工厂。 但是女人就是如此反复无常，她和他多次这样争吵，吵完了，还是投入他的怀抱。在一阵狂暴的爱抚下，使她忘掉了一切，还自我安慰地想，他会睁开眼睛明白过来的。那时，会帮助她为民众的孩子办伟大的舞蹈学校的。 与此同时，他们乘坐的豪华游艇在地中海碧波上荡漾，破浪前进。 伊莎多拉的确仍旧沉醉在爱情之中，心荡神怡。然而，她还时时想到那些锅炉房的火夫、船上的五十个水手、船长和大副——所有这些巨大的耗费，都仅仅是为了两个人的快乐。她想，这种日子多过一天都是工作的损失，然后就下意识地感到不安。有时候，伊莎多拉把这种豪华奢侈的舒适生活，终日宴乐、满不在乎地纵情享乐的情景，同她早年的困苦挣扎对比，真是天上地下。她顿时整个身心都感到豁然开朗，犹如黎明的曙光化为炎炎白日。 他们在庞培过了一天。帕里斯·辛格出了个浪漫的主意，想看伊莎多拉于月光下在帕斯顿神庙前跳舞。他雇了一个那不勒斯小乐队，让他们到神庙那儿去等他们。那天正好赶上一阵夏天的暴风雨，大雨倾盆，一连两天游艇出不了港。当他们最后到达帕斯顿神庙时，全体乐师淋得像落汤鸡，十分可怜地坐在神庙的台阶上，足足等了他们24个小时。 帕里斯·辛格叫来了几十瓶酒，一只烧羊羔。他们按照阿拉伯人的方式用手抓羊肉吃。饿煞了的乐师们吃喝过量，加上在神庙等得疲劳不堪，所以一个个都没法演奏了。赶巧又下起了朦朦细雨，他们都上了游艇，直开那不勒斯。乐师们还想鼓起勇气，在甲板上演奏一番，但是船开始颠簸，他们一个个脸色发青，只好回到船舱里去了。 在帕斯顿神庙月光下跳舞的浪漫主意，就这样完结了。 帕里斯·辛格还想继续在地中海航行，但伊莎多拉想起了和俄国经理人订下的演出合同。虽然自己对这次演出很勉强，但她什么恳求也不听，还是决定遵守合同。 帕里斯·辛格把她送回巴黎，他本想和伊莎多拉一起去俄国，但是怕不容易搞到护照。于是他在伊莎多拉的房间里摆满了鲜花，两人亲亲热热地告了别。 与心爱的人分手，虽然离愁别绪使人柔肠寸断，但是他们同时也体验到一种终获自由的感觉。 伊莎多拉这次到俄国巡回演出，和往常一样，极为成功。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件成为悲剧的事情，尽管后来的结果倒像是喜剧。 一天下午，克莱格来看伊莎多拉。在那一瞬间，她几乎相信，无论是学校也好，帕里斯·辛格也好，都不在话下，重要的只是与克莱格重逢的喜悦。 克莱格情绪很高，他正在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术剧院上演《哈姆雷特》。那个剧院的全体女演员都爱上了他，男演员也喜欢他的英俊洒脱、亲切和蔼和非凡精力。他总是向他们大谈戏剧艺术，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而他们也总是竭力跟上他的一切奇异想象。 当伊莎多拉看见他的时候，感到他依旧是那么迷人，那么有魅力。如果她当时不是带着一位可爱的女秘书，事情恐怕是另一种结局了。 在他们就要动身去基辅的最后一天晚上，伊莎多拉设便宴招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克莱格和她的女秘书。 吃着，克莱格问伊莎多拉是否打算留下来跟他在一起。由于她无法立刻回答，他又像过去那样大发脾气，一把把她的女秘书从椅子上抱起来，带到另一个房间，把门锁上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时吓得要死，竭力劝说克莱格把门打开。当他看到劝说无效时，他们只好赶到火车站去，但是火车已经在十分钟以前开走了。 伊莎多拉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到他的寓所，都感到沮丧，无精打采地谈了谈现代艺术，想把克莱格这桩事岔开。可是伊莎多拉看得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克莱格这种行径感到很苦恼、很震惊。 第二天，伊莎多拉·邓肯乘火车到基辅。 过了一些日子，他们回到巴黎。帕里斯·辛格迎接了伊莎多拉一行。 帕里斯·辛格在伏日广场有一套房间。他把她带到那里，放倒在一张路易十四时代的床上，吻抱爱抚，热烈得简直使她透不过气来。两人在一起疯狂地做爱。 伊莎多拉觉得他好像是众神之神宙斯，可以随意变成种种不同的化身，时而又觉得他是一头公牛，或是一只天鹅，时而又是一阵金光灿烂的阵雨。而她自己呢？被这种爱情拥托而起，漂浮在浪花之上，乘着白色双翼，心荡神漾，飘飘荡荡，以奇异的方式被诱惑，化为一朵金色云彩而成为尊神。 在巴黎城所有好的饭店里，帕里斯·辛格像一个国王似地受人侍候，人人对他弯腰屈膝，竭力奉承。所有的饭店领班、所有餐馆的厨师争先恐后向他逢迎讨好。这也难怪，因为他挥金如土，有真正的帝王气派。 伊莎多拉在这里第一次懂得了“罐焖子鸡”和“淡味子鸡”有区别，她舌头上潜在的神经和味觉觉醒了。她学会了品尝佳酿，了解它的年代，知道了哪一年的陈酿和哪一种原封最精美。此外，她还懂得了许多以前忽视了的东西。 伊莎多拉平生第一次来到最时髦的时装店，看得她目眩神迷。在此以前，她总是穿一件小小白色舞衣，冬天是毛的，夏天是亚麻的，现在却要订做华丽的衣衫，还要穿戴起来。这样的诱惑不可抗拒，伊莎多拉真是浑身酥软了。不过伊莎多拉倒有一个借口：这个裁缝与众不同，简直是个天才，他能够像创造一件艺术品那样，把一个妇女打扮得漂亮无比。 伊莎多拉·邓肯开始从神圣的艺术转人世俗的艺术。 这一切满足，也有相反的反应——伊莎多拉患上了神经衰弱。 一天早晨，她和帕里斯·辛格一起愉快地在布洛尼树林散步，他脸上掠过一丝恍惚、悲哀的表情。伊莎多拉觉察到了，不禁感到担心。当她问他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说：“总是看到我母亲躺在棺材里的面容。不论我到哪儿，都看见她那张脸。既然人最后总是要死的，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伊莎多拉意识到：富裕和豪华都不会使人满足！对于有钱的人来说，在生活中要做出有意义的事情，的确更为困难。伊莎多拉总看见那艘游艇在港湾里等着，引诱她到蔚蓝色海洋去邀游。 那个夏天，他们是坐着游艇到布列塔尼附近的海上度过的。海上时常波涛汹涌，伊莎多拉受不了，只好离船乘汽车，跟着游艇沿着海岸前行。帕里斯·辛格坚持留在船上，但是他也很不适应于航海，经常晕船，吐得脸都发绿了。在伊莎多拉看来，有钱人的享受不过如此。 9月份，伊莎多拉带着孩子和保姆去威尼斯，单独和她们一起待了几个星期。 有一天，她到圣马可大教堂去，独自坐在那儿凝视着金色和蓝色的圆屋顶。忽然，她仿佛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的脸孔——一个天使的脸蛋儿：大大的蓝眼珠，一头金发像光环似地围在头上。 然后，她到里多海滩，跟小迪尔德丽坐在那儿玩。 伊莎多拉一连数日陷入沉思。在圣马可大教堂的那种幻想，使她的心情充满着快乐与不安。她恋爱过，但是现在伊莎多拉知道，男人的所谓爱情，不过是朝三暮四和自私的任性而已，而遭殃的是她的艺术。她是用牺牲她的艺术和工作换来的。 于是，她开始缅怀她的艺术、她的工作、她的学校来了。眼前的人世生活与自己的艺术梦想相比，实在是个累赘，她想。 伊莎多拉·邓肯相信，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条上升的精神曲线，依附并加强这条线。对于她自己，这条精神线就是她的艺术。伊莎多拉的生活中只有两个契机——爱情和艺术——而爱情常常毁灭艺术；艺术的迫切要求又常常给爱情带来悲剧的结局。 两者不能协调，总是在不断地斗争着。 在这样六神无主和精神苦恼中，她到米兰去找一位当大夫的朋友，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问题。 “咳，真是荒唐！”他大声说。“你是举世无双的艺术家，竟然又要冒险使世界丧失你的艺术吗？这根本不行。请你接受我的忠告，不要干这种违反人性的罪恶行为！” 听了他的话，伊莎多拉仍然苦恼，犹豫不决，甚至一度反感透了：一方面她觉得不应该再让自己的身体变形，因为她的身体是艺术的工具；另一方面她却再次为回忆和希望所苦，为幻觉中那个小天使的脸蛋——她儿子的形象所苦。 伊莎多拉请帕里斯·辛格给她一小时做决定。 在旅馆的卧室里，她看见墙上有一幅画，上面是穿着十八世纪长袍的一个女人，那可爱然而无情的眼睛直视着她。伊莎多拉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的眼睛看起来是在嘲笑伊莎多拉，似乎在说：“不管你怎样决定，反正都是一样。我曾经有光采照人的美貌，但死亡吞没了一切——一切——你干吗要受这个罪：重新把生命带到世界上来，只是为了让它被死亡吞没？” 照片上的眼睛变得更加无情，更加胆沉，伊莎多拉更为苦恼，更为痛苦了。她双手捂住眼睛不看她，努力地思考，做出决定。她泪眼模糊地向照片上的眼光乞求，但是对方毫无怜悯的表示，仍然无情地嘲笑着她。 伊莎多拉终于站起来，对那双眼睛说：“不，你难不住我。我相信生活，相信爱情，相信神圣的自然法则。” 那双冷酷无情的眼睛突然闪现出一道可怕的嘲笑的光芒。这是幻想，还是真的？ 帕里斯·辛格重新进来，伊莎多拉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从此以后，什么也改变不了她的决定了。 伊莎多拉回到威尼斯，手里抱着迪尔德丽，轻声地对她说：“你快有一个小弟弟了。” 迪尔德丽高兴地拍手笑道：“啊，真好，真好！” “是的，是的，那太好了！”伊莎多拉说。 伊莎多拉给帕里斯·辛格发了一封电报。他立刻赶到威尼斯。他很高兴，充满着欢乐、爱情和温柔。 伊莎多拉·邓肯和沃尔特·丹罗希订了第二个演出合同，10月份乘船去美国演出。 帕里斯·辛格从来没有到过美国，因此非常高兴。他也有美国血统。他订了船上最大的一套房舱，沿途他们的享受不啻王侯。跟百万富翁一起旅行确实省事，这是伊莎多拉的新感受。他们在这艘船上有一套最豪华的大餐间，人人见了他们都得闪避左右，鞠躬行礼。 当时的美国还有一条法律和惯例，不允许一对情人一起旅行。但是当一个人非常非常有钱的时候，这些小小麻烦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次美国旅行对于伊莎多拉来讲是最愉快、成功和顺利的。因为有了钱，就能赚更多的钱。直到1月份的一天，一位太太到化妆室来，很不安地大声对伊莎多拉说：“亲爱的邓肯小姐，坐在头排的观众把你的身子瞧得一清二楚。你再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伊莎多拉回答说：“啊，亲爱的夫人，那恰恰是我的舞蹈所要表现的——爱情——妇女——孕育——春天！您知道波提切利的名画《丰收大地》、《怀孕的优美三女神的舞蹈》、《圣母玛丽亚》，还有《怀孕的和风女神》吗？万物都在闪闪而动，都在创造新生命，这就是我的舞蹈要表现的一切……” 这位太太听了这些话，显得莫名其妙。但是伊莎多拉一行还是认为旅行演出最好到此为止，回欧洲去，因为伊莎多拉当时的体态的确太明显了。 伊莎多拉·邓肯非常高兴，因为奥古斯丁和他的小女儿也和他们一起回欧洲。奥古斯丁已经同他的妻子分居。 经过途中在埃及的逗留观光之后，伊莎多拉一行回到了法国。他们在维尔弗朗什登岸。 为了度过这个季节，帕里斯·辛格租了一座宽敞壮丽的别墅。这座别墅有层层平台顺坡而下直达大海。他还是那样性急，兴冲冲地在弗拉角买下了一块地皮，打算建造一栋巨大的意大利式城堡。 帕里斯·辛格一反寻常地烦燥不安，忙忙碌碌，不是忙着去弗拉角买土地，就是星期一乘快车去巴黎，星期三回来。 伊莎多拉安静地留在蓝色的海洋之滨的花园里，沉思着把生活与艺术分开来的奇怪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她也时常思忖一个女人是否确实能当一个艺术家？因为艺术是个严厉的主人，它事事苛求，而一个热恋中的女人却是放弃一切而只要生活的。总之，伊莎多拉·邓肯已是再次和她的艺术完全隔绝了。 1910年5月1日早晨，阳光灿烂，海水碧蓝，万物欣欣向荣。在充满欢乐的气氛中，伊莎多拉生下了她的儿子。 迪尔德丽来到母亲的房里，她那可爱的小脸蛋洋溢着光辉。 “啊，多可爱的小男孩。妈妈，您别为他操心，我要天天抱他，照看他。” 伊莎多拉·邓肯又一次怀抱婴儿躺在海滨，不过这一次不是在那狂风怒号的玛丽亚别墅，而是在一所宏伟的大厦里；不是在那个阴沉不平静的北海，而是在蔚蓝色的地中海之滨。 回到巴黎后，帕里斯·辛格问伊莎多拉要不要举行一次盛大宴会。请请她所有的朋友，并且要她开一个节目单，由她全权处理节目安排。 在伊莎多拉看来，有钱人似乎从来不知道怎样娱乐，如果他们举行宴会，那也和贫穷的看门人请客吃饭一样，没有多大区别。而她早就想过，一个人要是有钱，宴会该怎么办才可以办得十分出色。于是，伊莎多拉就照这种想象去准备了。 按照伊莎多拉的想法，客人们在下午四点到达凡尔赛。在那里的一所花园里，准备了大帐篷，帐篷下面有各式各样的食品，从鱼子酱、香摈酒到茶和点心，应有尽有。然后，在一大片空地上，科隆乐队由皮埃内指挥演奏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音乐会以后，是一场丰美的正筵。一道道山珍海味、珍馐佳肴，客人们一直吃到半夜。园地里处处灯火辉煌，如同白昼，人们合着维也纳乐队的曲子跳舞，直到将近天明。 伊莎多拉认为，如果一个有钱人一定要花钱让他的朋友们高兴，就应该这么办。 所有的巴黎社会名流和艺术家都出席了这次宴会，而且的确非常欣赏。 但是这次宴会有一点奇特之处，虽然伊莎多拉安排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帕里斯·辛格高兴，并且花了五万法郎，但是帕里斯·辛格自己却没有出席。 在宴会开始前大约一小时，伊莎多拉接到一封电报，说是他突然有病不能来了，叫她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招待客人。 有钱人要找到快乐，就像西西弗斯企图从地狱里把石头推上山一样办不到。 这年夏天，帕里斯·辛格心血来潮地对伊莎多拉说，他们应当结婚，尽管伊莎多拉反对，说她一向是不赞成结婚的。 伊莎多拉说：“一个艺术家要结婚是多么愚蠢！而且，我是要环游世界过此一生的，那你怎么能够一辈子坐在特别包厢里观赏我跳舞吗？” 他回答说：“要是咱们结了婚，你就不用到处旅行了。” “那咱们干什么呢？”伊莎多拉反问道。 “咱们在伦敦我的家里，或者在乡下我的别墅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那以后咱们又该干什么呢？” “以后就坐游艇去玩。” “那以后咱们又该干什么呢？” 他建议他们试试过三个月这样的日子。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我实在太奇怪了，”他说。 于是，那个夏天他们就搬到英国德文郡去了。那儿有一座极为出色的大别墅，是帕里斯·辛格仿照凡尔赛宫和小特里安龙宫建造的。里面有很多卧室和浴室，许多套间，全归伊莎多拉支配。车库里有十四辆汽车，港口有一艘游艇。但是伊莎多拉没有考虑到天是会下雨的，而英国的夏季整天下雨。 英国人对此似乎毫不在乎。他们起床之后就用早餐，吃鸡蛋、咸肉，或者火腿、腰子、麦片粥，然后披上雨衣，在潮湿的乡下走走。到午饭时回来，吃许多道莱，最后一道是德文郡奶油。从午饭到下午五点，他们去睡觉。五点钟，他们下楼来吃茶点，有各种点心，还有面包、黄油，有茶，还有果酱。吃完茶点，他们玩桥牌，然后才进人一天中真正的重要事情——整装吃晚餐。他们都以晚礼服盛装出现在这个时刻：女士们袒胸露肩，绅士们衬衫领子硬梆梆，入席把二十道菜都吃光。酒足饭饱之后。才轻松愉快地谈点政治，或者随便聊聊哲学，一直到告退去睡觉。 这种生活使伊莎多拉非常厌倦。过了三两个星期，她实在是绝望了。 帕里斯·辛格发现伊莎多拉一天比一天情绪低落，便对她说：“你干吗不再跳舞——就在这个跳舞厅里跳呢？” 伊莎多拉看着那些壁毯和油画，说道： “在这些东西的面前，在油光光的打蜡地板上，我可一点舞姿也做不出。” 他说：“要是仅仅是这些东西妨碍你，那就把你的幕布和地毯拿来吧！” 于是伊莎多拉派人去把她的幕布拿来挂在壁毯上，把地毯铺在打蜡地板上。 “可我得有一位钢琴伴奏呀！”她又想起了此事。 “那就叫人去请一位琴师来，”帕里斯·辛格说。 于是伊莎多拉便又发一个电报给科隆：“在英度夏，需工作，速派琴师来。” 科隆的乐队里有位第一小提琴手，相貌奇特，头很大，而且还在长得难看的身躯上面来回摆动。这位第一小提琴手还擅长弹钢琴。 但是这个人十分不讨伊莎多拉喜欢，不论什么时候看到他或者碰到他的手，都使她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绝对厌恶之感。以前每次伊莎多拉都请科隆不要带他来见她，科隆却说此人很崇拜她。但伊莎多拉告诉他，她对此人的厌恶感觉是无法抑制、无法忍受的。一天晚上，科隆病了，不能指挥乐队为我的《抒情狂欢节》舞蹈伴奏，就让这个人替他指挥。伊莎多拉气极了，说：“要是他为我指挥乐队，我就不能跳舞。”＿ 他到化妆室来见伊莎多拉，泪汪汪地瞧着她说：“伊莎多拉，我很崇拜你，让我就指挥这一次吧！” “不，我必须跟你讲清楚，你的模样太使我厌恶了，”伊莎多拉不客气地说。 听了这些话，他失声痛哭起来。 观众正在等待开演，于是只好由皮埃内来暂代指挥。 在一个雨天，伊莎多拉收到科隆回电：“已派琴师，X日X时到。” 伊莎多拉到车站，看到从火车上下来的竟是那位她特别厌恶的先生，感到异常惊奇。 “科隆怎么能叫你来呢？他知道我厌恶你的，”伊莎多拉说。 琴师用法语结结巴巴地说：“小姐，请您原谅，是亲爱的大师派我来的……” 当帕里斯·辛格知道钢琴师是何许人以后，对伊莎多拉说：“至少我是没有理由嫉妒了。” 帕里斯·辛格仍然觉得自己还在遭受疾病的困扰，所以他在大别墅里安排了一位大夫和一位有经验的护士照料他。他们特别强调伊莎多拉的行动影响了他。于是她被安置在别墅里远远一头的一个房间里，并且告诉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去打扰帕里斯·辛格，让他每天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度过，吃米饭、通心粉和喝水。医生每小时来给他量一次血压。 这一切都大大地增加了伊莎多拉的焦躁不安，再加上没完没了下雨，致使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 为了解除烦闷，驱散苦恼，伊莎多拉开始和那位琴师一起工作，尽管她非常地厌恶他。当他伴奏的时候，伊莎多拉就用一道屏幕把他围起来，对他说： “我觉得你说不出的讨厌，我一看到你就受不了。” 帕里斯·辛格的一位老朋友——一位伯爵夫人——这时也住在这所别墅里。 “你怎么这样对待这位可怜的琴师呢？”她对伊莎多拉说。 每天午饭后她们都要坐着小汽车出去玩一会儿，有一天，伯爵夫人极力劝她邀请这位琴师一起出去玩玩。 于是，伊莎多拉非常勉强地邀请了他。 这辆汽车没有加座设备，所以他们只得都坐在同一条车座上。伊莎多拉在中间，伯爵夫人坐在右边，钢琴师生在左边。 和平时一样，那天也下着倾盆大雨。当他们到了离乡下不远的地方，伊莎多拉对琴师厌恶之感再也克制不住，敲了敲玻璃隔板，告诉司机掉头回家去。司机点点头，为了让她高兴，来了个急转弯。 乡村的道路到处坑坑洼洼，汽车急转弯时，伊莎多拉一下就被甩到钢琴师的怀里。他连忙伸手把她搂住。 伊莎多拉坐回去看看他，突然感到自己整个身体好像一堆着了火的稻草，猛烈地燃烧起来。她从来没有感到过有任何力量是这么猛烈的。她瞧着他，突然间惊呆了。在她的眼中，钢琴师仿佛变了一副模样，他的脸是那么完美，眼睛里隐隐燃烧着天才的火焰。 口家的路上，伊莎多拉神情恍惚地凝视着他。进人别墅大厅的时候，他拉着她的手，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的眼睛，温柔地把她拉到舞蹈室那道屏幕后面，亲热起来。 从此开始，两人都神魂颠倒，老想单独在一起——在温室，在花园，甚至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长时间散步。但是这种激烈的热情却免不了激烈的结局，终于有一天，钢琴师不得不离开别墅，且一去不复返。 这一段插曲证明了伊莎多拉确实不适合过家庭生活。于是，到了秋天，她就动身去美国履行第三个合同了。这一次伊莎多拉变得聪明了些，心情也有点儿悲哀。她又一次做出决断，从今以后，要把全部生命献给艺术。她认为艺术虽然是个严厉的老师，但是知情感思不知超过几人多少倍！ 在这次巡回演出中，伊莎多拉·邓肯坚决呼吁美国帮助她建立学校。 过了三年富人生活之后，使伊莎多拉确信这种生活是毫无前途的，是空虚无聊而自私的；同时也证明要获得真正的快乐，只有创造出一种普遍适用的艺术形式才行。那年冬天，伊莎多拉·邓肯向大都会剧院上上下下包厢里的观众大发宏论，申述她的观点。报纸做为丑闻，用大字标题登着：“伊莎多拉臭骂有钱人”。 邓肯说： 有人引述我的话，说是我说了美国的坏话。也许我是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爱美国。恐怕是因为我大爱美国了。从前，我知道有一个男人发狂地爱着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对他没话可说，对待他很不好。那个男人每天都要写一封信辱骂她。女的问男的：“为什么你要给我写那些粗野无礼的话？”男的回答说；“因为我爱你爱得发疯了。” 我当然爱美国，为什么？我的学校，这些孩子们，难道不都是沃尔特·惠特曼精神的后代吗？还有这个一直被叫做希腊式的舞蹈不也是这样吗？它出身于美国，它是未来美国的舞蹈。所有这些动作——它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它们都来自美国伟大的自然；来自内华达的山峰；来自冲洗着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太平洋；来自连绵广裹的洛基山、约瑟米山谷以及尼亚加拉大瀑布。 贝多芬和舒伯特终生都是德国人民的儿子。他们是穷人，但他们伟大作品的灵感来自全人类，并且属于全人类。人民需要伟大的戏剧、音乐、舞蹈。 我们去过纽约东区，免费举行了一次演出。一些人对我说：“如果你在东区表演舒伯特的交响乐，那些人是不会理睬的。” 不错，我们进行了免费的演出，剧场没有售票处！人们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泪珠儿顺着脸颊滚滚往下流，这就表现了他们不是不理不睬，而是十分关心演出。东区人民的生活，他们的诗歌、艺术中蕴藏的潜力都是很丰富的，时刻等待着一跃而出。为他们建造一座圆形大剧场吧，那是唯一民主的剧场形式。在那里，人人都一样地看得清楚，没有包厢和楼厢；可是——你们瞧这剧场的顶层楼座吧——你们认为把人类像苍蝇一样贴在天花板上，然后请他们欣赏艺术和音乐，这样做是合理的吗？ 建造一座朴素的、美丽的剧场，不需要给它镀金，不需要那些华而不实的装饰，一切美好的艺术都是来自人类的精神，不需要任何外表装饰。只有从灵感充溢的人类灵魂里流露出来的美，还有做为这种美的象征的身体；而且，如果我的艺术在这里对你们有所启发的话，我希望它教给你们的就是这一点。美是需要寻找的，在孩子们身上就可以找到；在他们的眼睛的光辉里；在他们伸展出来做各种可爱动作的美丽小手之中。你们已经看见，她们手拉着手走过舞台，比通常坐在这儿包厢里的任何一位老太太、小姐身上的珠宝钻翠要漂亮得多。她们就是我的珍珠和钻石。别的我什么也不需要。让孩子们美丽、自由、强壮有力吧！把艺术给人民，人民需要它。伟大的音乐再也不能只供少数有文化的人娱乐，它应该无代价的给予大众：他们需要它，就像需要水和面包，因为那是人类精神上的美酒。 结束了在美国的巡回演出之后，伊莎多拉重新回到巴黎。她把学生们留在凡尔赛，让一个保姆照管。当她打开家门的时候，她的孩子跑到跟前来。伊莎多拉离开他的时候，他还是婴儿，在摇篮里呢。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是意大利的诗人、作家和政界领袖，出生于1863年。 多年以来，伊莎多拉·邓肯对邓南遮一直抱有成见，因为她赞赏杜丝，而觉得邓南遮对杜丝很不好，所以不愿见他。 有一位朋友曾对伊莎多拉说、“我可以带邓南遮来见你吗？” 她回答说：“不行，别带来，要是我见到他，一定对他不客气。” 但不顾伊莎多拉的反对，有一天他还是把邓南遮带来了。 尽管伊莎多拉·邓肯以前从未见过邓南遮，但是当她看到这位神采奕奕有魅力的非凡人物，只能大叫起来：“欢迎您，您真可爱！” 邓南遮是个猎艳高手。他总是想把世界上一切知名的女人都搞到手，挂在自己腰间。就像印第安人把敌人带发的头皮拴在自己腰里一样。初次见到伊莎多拉，他便对她动了心，想要征服这个不那么驯服的女人。 但是，伊莎多拉出于对杜丝的赞赏而抵御他。伊莎多拉·邓肯大概是世界上唯一抵御他的女人。这是一种英雄似的冲动。 当邓南遮想把一个女人搞到手的时候，他每天早晨都给她寄去一首小诗，附带着一朵表达这首诗的涵义的小花朵。 每天早晨八时，伊莎多拉总是收到这样一朵小花，但她仍然坚持本意不为所动！ 一天晚上，邓南遮以一种特别的声调对伊莎多拉说：“我半夜到你这里来。” 伊莎多拉和朋友把工作室布置了一整天，摆满了白花——白色的百合花，那都是参加葬礼用的鲜花。她们还点燃了数不清的白蜡烛。 邓南遮一见这像哥特教堂似的工作室里点燃了那么多的蜡烛，放了那么多的白花，不禁目瞪口呆。 进来以后，她们把他带到一条堆着靠垫的长沙发上坐下。 伊莎多拉首先跳舞给他看，再在他身上洒满鲜花，在他周围放了许多蜡烛，然后合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的节拍，轻盈地起舞。 接着，她把蜡烛一个接一个地吹灭了，只剩他头上和脚下的还点着。 他躺着，好像进入了催眠状态。 然后，她仍然合着音乐翩翩起舞，把他脚下的蜡烛也吹灭了。 但是，当伊莎多拉庄严肃穆地舞向他头上那支点着的蜡烛时，他像是奋起全身的意志力量，一跃而起，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从工作室里冲了出去。 伊莎多拉和钢琴师忍不住哈哈大笑，倒成一团。 伊莎多拉·邓肯第二次抵御邓南遮是在凡尔赛。这已经是两年之后的事情。伊莎多拉请他到特里安龙宫廷饭店吃饭。他们是一起坐着伊莎多拉的汽车出去的。 “你不想在吃饭之前到森林里去散散步吗？”伊莎多拉问。 “啊！当然愿意，那简直太好了！”邓南遮回答。 汽车到了玛利森林，两人下了车，走进森林。邓南遮欣喜若狂。 溜达了一会儿，伊莎多拉提议说：“咱们回去吃饭吧！” 伊莎多拉第三次抵御邓南遮，是在多年以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她到了罗马，下榻女王饭店。正巧邓南遮就住在她的隔壁。每天晚上，他总是到卡萨蒂侯爵夫人那里去，和她共进晚餐。 一天晚上，侯爵夫人邀请伊莎多拉吃饭。她到宫里，走进接待室。这里的建筑、装饰、陈设完全是希腊风格。 当伊莎多拉坐在那里等候侯爵夫人来临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冲着她来的破口大骂，言词极为卑鄙。伊莎多拉往四周一看，只见一头绿色鹦鹉，没用链条锁着。她赶忙站起来，匆匆走进隔壁一个客厅，坐在那儿等候侯爵夫人。 突然，伊莎多拉又听到一阵声音，她看见了一只大狗，也没有锁上链子。于是她又赶快走进隔壁一间客厅。 这里地上铺着白熊皮地毯，四周墙上也挂着熊皮。伊莎多拉刚坐下，突然听到一阵咝咝的声音，往下看，只见一条眼镜蛇竖立在笼子里对着她咝咝地叫着。伊莎多拉赶忙进入旁边一间客厅，里面铺的全是虎皮。 这里有一只大猩猩，朝她嘴牙咧嘴。伊莎多拉急忙走进旁边另一个房间。 这里是餐厅，伊莎多拉见到了夫人的秘书。 侯爵夫人终于下楼来进餐。她穿着透明的金色睡衣。 “我看您很喜欢动物，”伊莎多拉说。 “啊，是的，我非常喜欢动物——特别是猴子，”她回答说。 饭后，回到那个有猩猩的客厅里，侯爵夫人叫来平素给她算命的女人。这女人头戴一顶尖尖的高帽子，披着巫婆的斗篷，手里拿着纸牌给她们算起命来。 一会儿，邓南遮进来了。邓南遮非常迷信，他相信算命占卜。 “您要飞上天空，做出一些惊人业绩。您会从天上掉下来，落在死亡的大门口。但是，您会死里逃生，只是从死亡旁边经过，然后享受富贵荣华。”算命女人对他说。 女算命的对伊莎多拉是这样说的： “您就要使世界各国惊醒而皈依一种新的宗教，在世界各地建立伟大庙宇。暗中有超凡力量护佑你，一有灾难，天使自来卫护。您将长命百岁，长生不老。”? 后来，他们一同回到旅馆。邓南遮对伊莎多拉说：“我每天晚上十二点要到你房间里来。我征服了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但是还没有征服过你伊莎多拉。” 于是，每天晚上十二点他都来了。 但是伊莎多拉对自己说：“我就是要与众不同。就是要做一个世界上唯一抵御邓南遮的女人。” 他向她讲述他生活中的奇闻异事，讲他的青年时代、他的艺术。 “伊莎多拉，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接受我吧！接受我吧！”他向伊莎多拉·邓肯哀求。 伊莎多拉对他的天才极为倾倒，所以闻听之下，简直不知所措。她彬彬有礼地把他拽出房间，送他回自己的房间里去。大约有三个星期她都是这样做的。后来伊莎多拉非常恼火，干脆奔到车站，坐头班火车离开了事。 邓南遮常常问她：“你为什么不爱我呢？” “是因为埃莉诺拉的缘故，”伊莎多拉回答。 伊莎多拉·邓肯生活中的放荡不羁终于把帕里斯·辛格激怒了。他简直无法忍受这个做为自已姘妇的女人如此随便地与别的男人亲热，不加选择地与他们发生性关系。 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和帕里斯·辛格经常大宴宾客时一样，香摈酒流成河。 凌晨两点，伊莎多拉和她的朋友亨利·巴塔伊坐在工作室的一个房间里的一张长沙发上。尽管他一向对她像兄弟一样，可那天晚上，由于被这个迷人的地方迷住了，他说话和行动与平时就不一样了。 伊莎多拉也顺应着他，两人在一起动起手脚来了。 正当此时，恰好帕里斯·辛格出现了。他一眼看见一面面镜子里反映出亨利·巴塔伊和伊莎多拉在金色长沙发上的情景，立刻飞也似地跑到工作室，对着客人把伊莎多拉大骂一通，然后宣布他要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了。 转眼间，伊莎多拉的情绪由喜剧而变为悲剧。 这个夜晚注定要以悲剧结束，帕里斯·辛格发誓永远不再见伊莎多拉。她恳求、辩解，都没有用。 亨利·巴塔伊为此非常不安，甚至向帕里斯·辛格写信解释道歉，但也无济于事。 帕里斯·辛格只肯在汽车上见伊莎多拉，把她骂了个狗血喷头。突然，他停止咒骂，打开汽车门，把伊莎多拉推下了车。 伊莎多拉孤独地一个人昏昏沉沉地在黑夜的街上走了好几个钟头。一些陌生人对她做鬼脸，嘀嘀咕咕提出一些暧昧的邀请。 世界好像突然变成了猥亵的地狱。 两天以后，帕里斯·辛格动身去了埃及。 在那些日子里，伊莎多拉最好的朋友和最大的安慰者就是音乐家亨纳·斯基恩。他崇拜伊莎多拉的艺术，为她伴奏是他唯一的快乐。他是伊莎多拉遇到的人中对她最为钦佩的一个。他是个非常出色的钢琴家，有钢铁般的神经，经常整夜为她弹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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