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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才得到了大约10万马克，但我还有希望搞到40万马克。” ●美国所有的报刊都报道了这位舞蹈家与其新婚的诗人丈夫到达美国并被移民局扣留的消息。 ●“我宁愿全裸体地跳舞，也不愿像当今的美国妇女那样，半裸体地、带有挑逗性、装模作样地在大街上行走。” ●一天夜晚，他像个疯子一样打碎所有的镜子，并损坏了房间内的木器。 1922年5月11日，伊莎多拉同诗人叶赛宁一起离开柏林坦普尔霍夫机场直奔阿德隆旅馆。在那里他们举行了庆祝活动，庆祝伊莎多拉重归旧地，庆祝叶赛宁过上豪华、高雅、舒适的文明生活。英美各家报纸的记者纷纷云集旅馆，采访这对新婚夫妇，新房随着镁光灯的不停的闪亮很快便变得空气污浊了。 早在俄国革命初期，柏林便已成为从混乱不堪的俄国逃出的斯拉夫人的一大欧洲聚集地。这座城市拥有一批名副其实的俄国贵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此——被剥夺了财产的商人，满腔怨恨、无所事事的白军官兵，冒险家，知识分子，作家，画家，音乐家以及演员等。在这些四处游荡、神情恍惚的人们中，只有一些人从事低贱然而诚实的劳动，其他人则夸夸其谈，自命不凡地打发着日子，并不是都反对在他们的祖国所建立的新政权。 在该城附近的一座别墅里，居住着伟大的俄国作家、列宁的挚友马克西姆·高尔基。叶赛宁的老朋友、诗人科乌西科夫仍旧背着那把他只能弹出几个基本音的吉他与这些流亡在外的同胞们来来往往。小说家伊利亚·爱伦堡和诗人比耶利也是这个俄罗斯人聚集地的名声显赫的文人。 这里还居住着许多年轻的艺术家，他们后来都蜚声巴黎艺坛。这批身处逆境的演员和音乐家组织了一个蓝鸟剧团，模仿巴利耶夫的蝙蝠剧团，举办了一系列晚场演出。这里还设有专门出版俄罗斯文学和俄语报纸的出版社和报社。 叶赛宁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与同胞们来往密切。他到达这座城市不久，不仅与伟大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以及地位稍低的科乌西科夫建立了联系，并且举办了诗歌朗诵晚会。他极为成功地朗读了自己的作品，使碰巧到会的白军官兵都为之激动不已。他的诗作引起了轰动，柏林准备出版一本他的诗集。后来，叶赛宁借助伊莎多拉的力量，与一位比利时诗人进行了谈判，内容涉及将叶赛宁的一本抒情诗选集译成法语，由一位在巴黎开业的俄国出版商出版，费用则由伊莎多拉担负。诗集的题名十分恰当，叫《一个粗鲁的人的自由》。 一天，当叶赛宁回到柏林的那家旅馆时，发现妻子正手捧藏有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照片的像册失声痛哭。他粗暴地一把抢过像册，扔进火里，带着醉意怒吼：“你用去太多时间想这些——孩子了！”并拦住正要从火中抢救出自己的珍贵回忆的妻子。 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一本专门描写几位俄国作家的文集里记载了柏林的这些日日夜夜。在关于叶赛宁的那篇文章里，高尔基描写了他与叶赛宁的会晤，并评论了叶赛宁的作品。他认为叶赛宁是新一代最伟大的诗人，但他与蜚声世界艺坛的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的结合并不明智。据高尔基所见，伊莎多拉纵使竭尽全力也无法理解她的丈夫——一位杰出的斯拉夫天才的充满浓郁俄罗斯气息的诗作！高尔基并不十分欣赏伊莎多拉的艺术，并未领略到她的艺术美的真谛。他评论说，在和朋友一起观看了伊莎多拉特地为他们举行的舞蹈晚会后，她留给他的印象不过是一个拚命取暖的妇女…… 叶赛宁夫妇对在德国生活感到无比厌倦，使南下来到著名的水滨胜地威斯巴登。在这里，叶赛宁给莫斯科邓肯学校的秘书施奈德写了一封信： 问候你并吻你。请原谅我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柏林的气氛已经弄得我六神无主。我的精神垮了，现在几乎无法移动双腿。目前我正在威斯巴登治疗。我己戒酒并着手工作。如果伊莎多拉不这么反复无常，能让我安静地坐下来工作，我就可以赚许多钱。迄今为止，我才得到了大约10万马克！但我还有希望搞到40万马克。 伊莎多拉处境窘迫。在柏林，律师卖掉了她的房产后仅付给她9万马克。这种情况也可能在马黎重演。她的财产——藏书和家具——已被挪用，流失在四面八方。她的银行存款已经告罄。现在她已派出一位密友急奔那里。赫赫有名的保罗－邦库尔不仅没有给她提供任何帮助，而且拒绝为她赴巴黎的签证签字。她的处境就是如此。但她却若无其事，一会儿跳上汽车前往卢贝斯克，一会儿又驶向莱比锡、法兰克福或者魏玛。我只好服从她的决定，默默地跟着她四处奔波。只要我一反对，她就歇斯底里大发作。 这对夫妇从威斯巴登启程，前往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前往布鲁塞尔，随后将飞往巴黎。 接着，伊莎多拉偕同丈夫离开巴黎，南下来到威尼斯。他们在极为时髦的游乐地丽都的一家最高级的旅馆居住了一段时间。 旅游盛季结束后，他们回到巴黎，准备赴美巡回演出。尽管伊莎多拉曾计划将莫斯科学校的一批学生带到美国登台演出，但学校已在夏天来信说，这一计划没有得到苏联政府的许可，因而他们只好独自进行这次巡回演出。 返回巴黎后，伊莎多拉马上来到她的位于豪华大街的住宅。她发现她的俄国房客已逃之夭夭。他未付房租，将钥匙放在了前门擦鞋的棕垫底下。 然而，他们总算在启程前有了安身之处。况且，伊莎多拉很喜欢住在这里，因为她可以在位于这座房子后部的宽敞的大厅里排练节目。她正急需这种排练。伊莎多拉在列宁格勒举行的演出之后还从未登台跳过舞，并且一直找不到场地为即将举行的举足轻重的美国巡回演出排练。 诗人弗朗斯此时正与他的俄国夫人一起致力于叶赛宁诗集的翻译，他记叙了他在豪华大街度过的一晚。 我几乎天天见到他们，有时在豪华大街上伊莎多拉的那座小房子里，有时则在克里永旅馆，以躲避琐碎的家务。如果说叶赛宁在克里永旅馆的举止宛如一个饱经沧桑的人，没有任何与那里的气氛格格不入的感觉，那么在那座小房子里的融洽、亲密的气氛中，他则更是如鱼得水，举止出众，富于同情心…… 当伊莎多拉为了向叶赛宁求婚，将他从俄国带到欧洲时，我坚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充满母爱地扮演引人向上的角色。这是一个崇高的举动，因为这意味着她将做出牺牲，并注定要陷入悲伤。她从未对此抱有幻想，深知这段带有痛苦的幸福时光是短暂的，她会陷入于一种富于戏剧性的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中；这个她极望培养长大的粗犷的男孩子迟早会振奋起来，甩掉她情不自禁地赋予他的多情的保护，他的方法也许会是残酷的。伊莎多拉热烈地爱着诗人叶赛宁。我发现这种爱即便在开始时也已埋下了绝望的种子。 记得一天晚上，我见到了这两种情感——爱恋和绝望——的同时存在。叶赛宁也显露了他的内心世界。 我到那里时他们都还未离开饭桌，两人的情绪既古怪又严肃。他们几乎都没有和我说话，宛如年轻的情侣一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没有任何争吵过的迹象。片刻，伊莎多拉告诉我，她的那些仆人破坏了他们的生活。那晚发生了令人厌恶的事情，使她心烦意乱。她似乎一反常态，有些神经过敏。她的举止失去了那种令人佩服的稳重沉着、适度的分寸感和韵律感，而这些特色正是她的艺术的基础，是她的天性，平日对叶赛宁产生了极好的影响。诗人见到伊莎多拉有些失态，便决定将她灌醉。他并无恶意，而是出于一片好心。他本人就是这样镇定自己虚弱的神经的。他将酒杯端到夫人唇边，温柔地哄骗她喝下去。当酒力渐渐发作时，我发现在舞蹈家脸上明显地流露出绝望的神色，而平日她很善于用一种沉静、乐观的风度掩饰这种情绪。 突然，伊莎多拉振作起来，邀请我们到工作室走走——在这间宽敞的大厅里，舞台设在房间的一端，一排排软沙发倚墙而放。在这里，伊莎多拉恳请我朗诵刚刚完稿的《波乌加物斯切夫》这首诗。我在这首诗里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风儿，土地和树木。我担心自己有缺陷的发音和怯懦会破坏这个抑扬顿挫的作品的美感，但仍违心地朗诵了这首诗。我的朗诵不十分使她满意，因为等我朗诵完毕，她立即请叶赛宁用俄文朗诵一首。此时此刻，让人感到多么羞愧！我的拙作怎能和叶赛宁相提并论？叶赛宁倏地诗情勃发，低吟慢咏了起来。它像是晨风吹过嫩绿的叶丛沙沙作响，是一种发乎天性的诗人气质的曲折变化的表现，我从未见到过诗歌能被这位诗人提到这样的高度。朗诵诗歌是他对自己感受的出色的总结。他歌唱它们、赞扬它们，他使它们像雨点般落下，他尖声抒发它们，他以动物般的温顺和力量表示这些感受，使听众和他同样感受，同样如醉似狂。 我在那天晚上感悟到，这两个存在物，尽管各不相同，不可能不带悲剧性地分离…… 日子就这样在朗读诗歌、排练节目和社交应酬中一天夭地过去。 9月底，伊莎多拉通过她的老朋友、法兰西喜剧院的塞西尔·索雷尔的强有力的社会影响，获得一个法文证件。带着这个证件以及必要的由领事馆签发的护照，她和她的丈夫放心大胆地登上了“巴黎号”航轮，驶往纽约。 1922年10月1日，当“巴黎号”航轮驶过自由女神铜像，缓慢地向纽约湾行进的时候，伊莎多拉·邓肯接到移民局一位官员的通知，说她没有获准登陆。她的丈夫叶赛宁和秘书弗拉基米尔·韦特卢金也同样未得到准许踏上伊莎多拉曾向他们详细介绍过的国土。那位官员讲话十分客气，但无实质内容。 船停靠在码头，伊莎多拉可以会见她的亲属和经纪人，并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困难处境。“巴黎号”的莫拉斯船长向移民局官员为他们做了担保，并邀请他们做为他的贵宾留在船上，这样才使他们免于蒙受在埃利斯岛移民区过夜的羞辱。 在来访者离船之后，在码头的大门口迎接他们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侦探。他轻轻拍了一下经纪人的肩膀说道：“嗨，你得跟我走一趟。如果你不老实跟我走，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在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这位不服气的经纪人的衣服全被剥光。他们将他衣服上所有的口袋和缝合处彻底检查了一遍。 对于伊莎多拉，当时没有任何扣留她的理由。前来采访她的一大群记者中，有一位暗示说，当局认为伊莎多拉和她的丈夫是专门到美国宣传可怕的“赤色”瘟疫的。 伊莎多拉驳斥道： “荒唐透顶！我们是想告诉美国人民，可怜的俄国儿童正在挨饿，决不是来宣传俄国的政治。谢尔盖不是政治家，他是位天才，一位伟大的诗人。我们来到美国的唯一愿望，就是告诉人们俄国人的诚意，并为恢复两个伟大国家的友好关系而工作。既非政治，亦非宣传，我们仅仅是为艺术界工作的。我们相信，俄国和美国的首脑正准备相互理解。” 然后，她面带甜蜜的微笑对记者们说：“有一件事实在使我吃惊，那就是听说美国政府不同情革命。我曾经常受到这样的教育：我们伟大的祖国是经过一场革命才建立起来的，我的曾祖父威廉·邓肯上将在那次革命中曾尽了他崇高的职责。” 美国所有的报刊都报道了这位舞蹈家与其新婚的诗人丈夫到达美国并被移民局扣留的消息。一些新闻记者甚至指责伊莎多拉挑起此事以使她的美国之行起到广泛宣传的效果。然而伊莎多拉并不缺少辩护者。这座大都市的报刊上多次发表抗议社论，并在专栏上刊登了许多来信。 10月2日早晨，被扣留在“巴黎号”上的伊莎多拉一行，由两名卫兵押送，来到海关办公室。 那里的主要负责人将他们的行李全部打开进行彻底检查。所有穿戴的服饰都被翻过来检查，所有的衣兜都摸过一遍，就连用脏的亚麻布制品也未能幸免；全部书写材料都用显微镜仔细看过，所有只要看来是俄文的印刷品全部没收，以做进一步的详细检查；所有的交响曲与钢琴乐谱逐页翻看，伊莎多拉还得不时地做些解释，诸如她写在音谱上的旁注是什么意思等。 这种不慌不忙的。没有找出任何罪证的检查结果是，当事人依然由卫兵押送，重返法航码头。 秘书在那里迎候他们。然后，一辆出租汽车将他们带到驳船办公室，又从那儿赴埃利斯岛。等了一会儿之后，他们终于被带到审查局门前。在问讯室里，由移民局长和助手出面与他们进行了谈话之后，伊莎多拉和她的同伴们面带微笑，走出审查局。 伊莎多拉冲着在外面等候的经纪人和律师大声喊道：“宣布无罪！我们是无辜的！” 坐在返回纽约的小汽艇上，伊莎多拉对随同她前往的记者们说： 我有仿佛被宣告未犯杀人罪一样的感觉。他们似乎认为，在莫斯科居住一年足以使我变成动不动就准备扔炸弹的凶恶的罪犯。然后他们向我提出一些无聊的问题，例如，“你是古典舞蹈家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舞蹈具有自己的特点。他们还想知道我跳舞时的形象如何！我怎么知道？我从不看自己跳舞。 审查局还问我，当我从俄国飞抵柏林时，是否与在那里的奥地利官员谈过话。我不得不讲出令他们失望的真话。我在离开俄国归来的途中，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从未与任何一位奥地利官员交谈过。其他的问题更是荒唐可笑。如，他们竟然想了解我和谢尔盖是如何看待法国革命的！ 在我踏上埃利斯岛之前，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人的大脑怎么会挖空心思想出如此之多的、向我快速袭来的问题。我从不关心政治。在俄国居住的那段时间，我全都用来照顾年幼的孤儿，并将我的艺术传授给他们。说我是，甚至暗示我是布尔什维克，纯粹是胡说八道！废话！蠢话！ 船在巴特里靠岸时，许多朋友来迎接他们，并陪同他们前往下榻的旅馆。伊莎多拉离别近五年后在美国公众中初次露面前，虽然在那种令人厌烦的气氛中仅生活了四天，但她早就需要这家著名的旅馆所能给予她的照顾以及安静、舒适的环境了。 10月7日，星期六，伊莎多拉·邓肯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首场演出。3000名慕名而来的崇拜者不时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外面还站着数百名观众，他们企盼着能等到哪怕是一张站席票。 演出的剧目是大家熟悉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第六交响曲》和《斯拉夫进行曲》。交响乐队在内森·弗兰科的得力指挥下，演奏了几首柴可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做为两个剧目的序曲。这位俄罗斯作曲家曾于1891年在那里指挥过这些作品，奉献给卡内基音乐厅。当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起立，长时间为伊莎多拉鼓掌和喝彩，并久久不肯离去。伊莎多拉走到台前讲了话。她向友好的观众说道： 当你们的孩子在美国同样也需要舞蹈的时候，当经历了并不存在的幻想之后，我为什么必须去莫斯科呢？我了解有勇气的美国儿童们，因为我本人曾是其中的一员。 我希望不久就让你们看到由50名俄国儿童表演的舞蹈，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我可以让那样一支舞蹈队在纽约出现，能使它比百老汇的舞蹈队更加名副其实。 为什么美国不给我一所舞蹈学校呢？由于此事一直没有答复，我才不得不接受了莫斯科的邀请。 美国拥有俄国所没有的一切！但俄国也拥有美国所不具备的东西。美国为什么不能和我一样向俄国伸出援助之手呢？ 几天以后，10月11日，伊莎多拉在一个与首场演出一样观众爆满、气氛热烈的剧院里又一次演出。这次，伊莎多拉演的是几部瓦格纳的作品。为了回报终场时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喝彩声，她跳了一曲自己最为欣赏的勃拉姆斯的华尔兹。结果，观众仍然不断地欢呼、鼓掌。 伊莎多拉到波士顿交响乐厅演出了两场舞蹈。正是这两次演出，说得更恰当一点，是歪曲了有关演出情况的新闻报道，破坏了伊莎多拉·邓肯在美国的巡回演出。 她向自己的观众讲话已经成为惯例。她认为，如果演出结束时不对在场的朋友和崇拜者讲上哪怕几句话，就不是一场完整的演出。伊莎多拉确实具有惊人的演讲天赋。她非常善于讲故事，表达方式巧妙得当，语言优美简练。 然而在波士顿，伊莎多拉却没有以往说得多。她被自己的讲话内容所感染，被观众的麻木不仁和音乐厅冷峻的灰暗所激怒，演出结束时，她在头顶挥动着红丝绸围巾，大声说道： 这是红色！我也是红色的！这是生命与活力的颜色。你们过去曾经是不受文明社会的约束的，现在也仍然带着发乎天性的感情来欣赏我的艺术吧！ 此刻，一些老年人从座位上站起匆匆离去。哈佛大学的青年学生，以及来自波士顿音乐美术学校的青年男女，留在那里欢呼喝彩。 感谢上帝，波士顿的评论家们不喜欢我。假如他们喜欢我，我反而会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他们喜欢我的材料。我要给你们一些发自内心的东西，我给你们带来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你们应该读一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作品。他说，世上有三种人：黑色的，灰色的和红色的。黑色的人如同从前的独裁者和沙皇一样，是一些制造恐怖，喜欢发号施令的人。红色的人则在没有任何束缚的精神进步过程中享受着自由。 灰色的人就好像这里的墙壁，好像这个音乐厅。你们看看头顶上的雕像，那不是真正的雕塑，将它们推倒吧！它们不是真正的希腊众神的雕像。在这里，我几乎不能跳舞；在这里，没有真正的生活；在这里，弗兰科先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几乎无法演奏。弗兰科先生和我，我们都是红色的人。 随着帷幕的降落，伊莎多拉再次挥舞红围巾，与此同时，大多数观众在喝彩欢呼。 翌日，美国全国所有的报纸上出现的大标题耸人听闻： 红色舞蹈家震惊波士顿 伊莎多拉的演讲使许多人退出波士顿交响乐厅 头戴火红围巾的邓肯说她是红色的人 在某些不择手段的好撰写奇闻轶事的作者的笔下，伊莎多拉的红围巾变成了全红束腰外衣。她被详尽生动地描绘成扯掉薄纱的红色衣裙在头上挥舞，浑身裸露着发表讲话。 波士顿市市长向新闻界发布声明说，他已给执照颁发部门写去通知，如再发给邓肯小姐执照在波士顿演出，是不恰当的，“鉴于责任，市政当局应对社会道德负责。继伊莎多拉最近的一次不愉快的演出后发布的这一禁演决定，只要在我的市长任期内，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为此，伊莎多拉决定作最后一次讲话。在准备离开波士顿去芝加哥之前，伊莎多拉对那些兴高采烈来看望她的记者们说： 如果说我的艺术是某一事物的象征的话，那就是妇女自由和妇女从墨守成规的习俗中，即从新英格兰清教的侄梏下解放出来的象征。 暴露一个人的身体是艺术，隐蔽它才是庸俗。每当我跳舞的时候，我的宗旨是唤起人们的尊重，而不是提倡任何庸俗的东西。我不会像你们的歌唱团中半裸体的女演员那样，我并不以人类的低级本能来吸引观众。 我宁愿全裸体地跳舞，也不愿像当今的美国妇女那样，半裸体地、带有挑逗性、装模作样地在大街上行走。 裸体是真实，是美，是艺术。因此它绝非庸俗的，也绝不可能是不道德的。假如衣服没有保暖性能，我决不会穿它。我的身体就是我的艺术神殿，我之所以将它暴露，是因为我把它当作崇拜美的神龛。 我曾想把波士顿观众从束缚他们的锁链下解放出来。他们被套上近千条习俗与环境的锁链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看到他们受着清教的束缚，受着波士顿的名门贵族的限制，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都是呆板的、受奴役的。他们早就想获得自由，他们曾高喊着要他人来为他们解下锁链。 有人说我的衣着不妥。仅一件服装有些不妥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为什么要关心我露出了身体的哪个部位？为什么人体的一个部位比另一个部位更邪恶呢？难说整个肉体与灵魂不是艺术家表现其美的内在信息的工具吗？人体本身就是一种美，因为这是现实的、真实的、自由的。它应该唤起人们的崇敬，而不是恐惧。这正是庸俗与艺术之间存在的差异，因为艺术家会把他的全部生命，包括肉体、灵魂及思想毫无保留地展现在神圣的艺术宝座上。 我跳舞时运用自己的身躯，就如同音乐家使用自己的乐器；如同画家使用调色板和画笔；如同诗人发挥大脑的想象力。我从不穿着累赘的服装来束缚自己，也从不让衣服遮住我的四肢及颈部。难道我不是正在力争把精神和肉体融为一个统一的美的形象吗？ 今天舞台上的许多演员是庸俗的，因为他们隐藏而不显示自己。如果他们赤身裸体的话，反而会更少具挑逗性。然而当局却允许他们演出，因为他们满足了清教徒隐藏肉欲的本能。 这是波士顿清教徒感染上的一种疾病。他们想要满足自己的卑鄙粗俗而又无须公开承认。他们惧怕真理。一个裸露的躯体使他们反感，而一个挑逗性地穿着衣服的躯体却令他们愉快。他们惧怕用正确的名称来说出他们道德上的缺点。 我不明白，清教徒的这种庸俗作风为什么一定要制约着整个波士顿，但看来事实的确如比。其他城市则不同，那里既不存在怕美恐惧症，也无人假笑着欣赏滑稽的半裸体。 以上的讲话内容，被或多或少地断章取义，从波士顿电发或邮发到其他各州的所有报社。“红色的伊莎多拉与清教徒的波士顿”成为许多社论的标题，无数以“大众精神”、“美国人”、“抵抗红色”、“热爱真理的人”等名义书写的信件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刊载。 伊莎多拉从波士顿来到芝加哥时，波士顿小题大作的这一爆炸性的新闻报道达到了顶峰。她的房间里挤满了采访记者，他们高兴地期待着采访到更加生动的内容。与他们一同到来的新闻摄影师们则希望伊莎多拉为他们和他们的报纸摆好姿势，并手举据说她在受惊的波士顿人面前挥舞的舞蹈束腰外衣。 然而，伊莎多拉早已被此事搞得厌烦了，她对记者们说： “我没有扯掉衣服并且在喊：‘我是红色的！我是红色的！我是红色的！’我也根本不可能把衣服撕掉，因为它是用松紧带固定在我的双肩、臀部及腰部周围的。我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像评论家们讲的那样。” 然而，事态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人们要求立即驱逐“红色舞蹈家”。这些人的喊叫被传教士比利·森迪接了过去，当时，他正在华盛顿向那些政客宣讲福音。 “那个轻佻的布尔什维克女人，她的衣服短得不足以盖住胯部。我愿意担任15分钟的劳工部长，但愿我能把她打发回俄国，以便……”一时的感情冲动，或者说是口中吐出的唾沫阻止了一连串的脏话从这位基督徒口中脱出。 这次巡回演出的经纪人，对伊莎多拉一系列演出计划的被取消感到十分不安。他给伊莎多拉打电报说，再也不要做落幕前的讲话了。但伊莎多拉是不会轻易听从他人劝告，放弃自己喜欢享受的社交生活的。加演两个节目之后，在芝加哥观众的热情鼓励下，她再次走到台上，面带非常天真的微笑，向他们讲话： “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假如我再发表讲话，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终了。那也很好，我的演出是要结束了。我就要返回莫斯科，那里有伏特加酒、有音乐、有诗歌、有舞蹈。”她稍停片刻后接着说，“哦，对啦，还有自由！”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伊莎多拉深受鼓舞，继续说道： “我为什么不能发表讲话？我听说你们的歌星阿尔·乔尔森比我的讲话要长得多，比我的反政府情绪要强烈得多。这或许是因为他生有一张黑色面孔。只要让我讲话，我也可以带上黑色面具嘛！” 台下又一次传来笑声与喝彩声。 结束了芝加哥的演出，伊莎多拉又回到纽约的旅馆。那群经常出现的记者又来采访。 伊莎多拉对他们说：“我是来这里休息的，我需要从我整个旅行期间所遭受的、来自美国新闻界的迫害中恢复过来。我每次来到美国，他们都如同一群狼一样围着我嗥叫。他们就像对待罪犯一样对待我。他们说我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者，这不符合事实。我现在跳的舞蹈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尚未形成以前跳的毫无两样。波士顿的报纸编造说，我将衣服扯掉，并且挥舞着高喊‘我是红色的！’这完全是谎言。我的舞蹈被全美国的舞蹈学校模仿，而当我亲自登台演出时却遭到诽谤，这是为什么？他们乐意仿效我的舞蹈构思，却又不去帮助它的创作者。我的舞蹈，一直在激励着全世界的艺术家对美的追求与热爱，然而在波士顿，只因一位爱尔兰政治家说我的舞蹈不规矩，就被禁止上演。这里包含着你们美国清教徒气质的习俗和教义。” 在纽约做了短暂休息之后，伊莎多拉再次西下践约。她一系列需要完成的预约演出首先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开始。 她抵达那里后发现，她的经纪人已完全摆脱了上个月在波士顿发生的事件所带来的干扰。而那里的市长却极度兴奋地警惕着，他大叫说，决不允许伊莎多拉在他的市民面前扯掉红色衣裙，并带有煽动性的挥舞。他告诉人们，他已经吩咐在演出之夜的舞台上及剧场内安置四名警察。他们打算设法使这位舞蹈家不能做出任何伤风败俗的举动，既不要摘下红围巾，也不要剥掉太多的衣服。但他们却允许她不穿鞋袜赤脚跳舞，真是令人不解。 这位市长在一次对新闻界的讲话中说：“伊莎多拉根本骗不了我。她也配谈论艺术？哼！这种不正派的人，我见过何止她一个。我就像了解美国所有的男人一样了解艺术，但我却从不为了欣赏艺术去看这样的舞蹈。不，先生，我敢断定，去看这种所谓的古典舞的男人大都认为那是只能愚弄他们的妻子的艺术。 “关于一个女性的艺术问题，关系到她的自尊问题。脱掉那么多衣服，她的自尊也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粗俗下流，这就是男人们在那里所能看到的。 “不，先生，这种裸体舞蹈演员在我这儿是通不过的。如果她要脱掉衣服在空中挥舞，像传说的她在波士顿的所作所为一样，将会有巡逻警车出动。如果她在这里干些不文明的勾当，我们将随时干预。” “讨厌透顶！”当伊莎多拉听到这位市长的声明时，气愤地说道。“粗俗下流得令人作呕！简直不是人话！感谢上帝，这个人仅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市长。在我看来，甚至连非洲人大概都会比美国中西部的一些本地人珍惜我的劳动！” 但是，剧院里的印第安纳波利斯观众确实非常欣赏她的舞蹈艺术，因此，那四名警察也就失去了任何作用。这场具有待殊意义的演出结束时，观众为杰出的艺术家伊莎多拉鼓掌喝彩，而她却十分严肃，不露声色。 11月22日，伊莎多拉来到路易斯维尔，举行了一场演出。继而她又由那里出发，开始奔赴预约过的若干大城市，做短暂的巡回演出。这些始终没有取消演出计划的城市有：堪萨斯城、圣路易斯、孟菲斯、底特律、克利夫兰、巴尔的摩和费城等。她的演出预计在布鲁克林结束，因为那里的音乐学校为她在圣诞节之夜安排了一场演出。 圣诞节前夜，伊莎多拉打算应思想开明的教区长威廉·诺曼·格思斯博士的邀请，在圣马可教堂演出，同时准备就“舞蹈对人的精神及道德的影响”问题讲几句话。然而伊莎多拉想就这一题目讲些什么已永远不会有人知晓，因为纽约的主教以写给新闻界的如下声明插手进行了干涉： 许多家报纸刊登了一则为一位其演出在我国大多数城市引起强烈反对的舞蹈演员将在纽约圣马可教堂演出并发表讲话的消息后，纽约的主教已经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极为严肃的抗议书。 曼宁主教希望声明，上述的这位舞蹈演员将不会在圣马可教堂讲话，也不会在与教会组织及其宗教仪式有关的场合举行专业性演出，主教愿以此做为对那些抗议书的答复。 1923年1月23日星期六晚上，以及随之而来的星期一晚上，伊莎多拉·邓肯在纽约进行了她的最后两场演出。由于报纸上攻击性的宣传把她搞得精疲力竭，于是，她在叶赛宁和忠实的女仆让娜的陪伴下，于月底乘船启程了。在即将离开码头之际，伊莎多拉再次向前来采访的记者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的确不该对你们这些记者再说一句话。你们破坏我这次巡回演出的愿望得逞了，而我对此行却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希望赚得足够的钱送给我那些在莫斯科处于饥饿中的孩子们。我非但没有带钱回去，反而被迫向朋友们举债。 在我演出期间，你们的报纸不惜整版刊登有关我私生活的详情细节。我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同谁交往等诸如此类的事，但只字未提我的艺术活动。实用主义是美国的一大祸害。这将是你们在美国见到我的最后一次，我宁愿在俄国生活，啃黑面包，喝伏特加，也不愿住在这里最豪华的旅馆里。你们对爱情、食品，甚至艺术一无所知。 在俄国有自由，这儿的人们根本不懂得自由为何物。这里有自由吗？哼！因为我来这里教导人们懂得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你们的报刊就毁了我的巡回演出。你们这些人不需要艺术。当我抵达这里、将真正的艺术奉献给人们时，他们将我拘留在埃利斯岛上。在这个国家，如果有谁说出他的真心话，政府就会对他依法处理！ 假如我是做为一个筹借款项的外国金融家前来，我将会受到隆重的欢迎。由于我仅仅做为一位世界公认的艺术家前来这里，反而将我看作一名危险分子被送到埃利斯岛上。我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布尔什维克。我的丈夫和我都是革命者。所有的天才人物都配得上这一称号，每一位艺术家如今必须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所创举的人。 那么，再见了，美国！我将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伊莎多拉带着剩余的贷款抵达巴黎后，她和叶赛宁径直到了克里永旅馆。豪华大街上的那所房子已租给一位美国妇女，租期六个月。至少得等一个月以后才有可能再住进去。 重新回到巴黎，回到欧洲，叶赛宁简直有些受不了。他恨不得立即将对美国的全部记忆都淹没在酒中，或确切地说，淹没在伏特加中。一天夜晚，他像个疯子一样冲进他在克里永旅馆的房间，打碎所有的镜子，并损坏了房间内的木器。警察好不容易把他制服，送到附近的警察局。 美国驻巴黎的报界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消息。但是，伊莎多拉忠诚地站出来保护她的丈夫。 但是，克里永旅馆的管理者态度冷淡而又不失礼貌地对她说，他们不愿接待她这位名声远扬的住客。 于是，伊莎多拉和她的朋友佩克夫人又搬到了莱茵旅馆。在那里，靠几位有影响的朋友们的帮助，他们设法从警察的手里接回了这位狂暴雨不幸的诗人。 叶赛宁一出警察局，伊莎多拉便设法避开那些纠缠不休的新闻记者，和丈夫一起到了凡尔赛，住在特里亚农旅馆。 然而，嗅觉灵敏的美国新闻记者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被甩掉的，他们的报纸仍在继续不失时机地报道伊莎多拉和她丈夫的活动。 最终决定，叶赛宁最好返回俄国，而不要再去冒险遭到法国警方纠缠的危险。不管他做为一位诗人，还是做为一位公民，警察似乎都不愿为这个狂暴的俄国人多加考虑。讲一口勉强称得上是俄语的女仆让娜被派去陪送这位诗人的前一段旅程。伊莎多拉的那些友好而有影响的朋友替他们把证件办妥后，他们便从法国进入德国。将诗人留给柏林他的同胞们以后，让娜便回到她的女主人身边。 伊莎多拉回到豪华大街后，又开始展望未来。她想要演出，可是难以找到一位经纪人。她的秘书乔·米尔沃德和她的兄弟雷蒙德决定带上乐队在特罗卡德罗剧场为她安排两场演出。由于没有精心组织好，甚至伊莎多拉·邓肯这一富有魅力的芳名也不足以使那个遐迩闻名的剧场满座。而经伊莎多拉的请求，为在俄国挨饿的孩子们，他们提前支付了演出所应得的收入。所以，这两场演出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余款，能使她再继续演出。 这期间的伊莎多拉，还有另一个故事。它撩开了帷幕的一角，展示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和她的性格的一个侧面。 一天傍晚，她的一位老朋友杜吉到豪华大街拜访了她。他在那儿见到伊莎多拉同从柏林回来的叶赛宁在一起。这位诗人看上去情绪极佳，每天坐在那里让他的朋友、著名的俄国画家鲍里斯·格里戈里耶夫给他画像。当画家在聚会后准备离去时，伊莎多拉邀请他留下来共进晚餐。 “你也不要走，杜吉。我不知道拿什么来招待你们，可能什么也没有。知道吗，我欠了厨师600法郎。一周来，一直在由她提供我们的膳食，”伊莎多拉对他说。 过了一会儿，女仆拿着一块桌市走进来摆餐桌。若是在过去，哪怕是在她的仆人们的餐桌上看到那么皱、那么脏的桌布，伊莎多拉也会觉得丢人的。 此时，门铃响了。在连着餐室的小客厅里，伊莎多拉与来人匆忙商量了一下之后，站在门口朝里看了看，接着便请客人们原谅她出去一刻钟。 半小时以后，她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了。秘书跟在她身后，也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还有酒和鲜花。那块肮脏的桌布、发皱的餐巾和半瓶已走了味儿的啤酒通通从餐桌上拿走。重新铺上了一块刚从商店里买来的漂亮的格子花布，与之配套的餐巾放在各自的席位前。麝香石竹花插进花瓶里，摆在餐桌中央。这时，从厨房里端出了晚餐开始的头一道菜——牛肉清汤。 接着，其他的包被打开，放在盘子上。是一只特大龙虾、两只大烤蟹、色拉和刚上市的草莓。还有配了一些蔬菜的淡而无味的白煮牛肉。这些东西与牛肉清汤加在一块儿，就是这顿晚餐的全部莱肴了。为了吃掉这么多美味，还买了四瓶散装香槟酒。伊莎多拉说，这种散装香槟酒往往喝起来味道也很好，尽管它的价格只是名牌香槟酒价格的十分之一。 在晚餐进行过程中，伊莎多拉做了解释。那天整个一下午，秘书都在外面弄钱，并设法从她的一个债务人那里提取了约300法郎，这仅为所欠金额的一个微薄数目。当伊莎多拉恰好在晚餐前接到这笔钱时，又想起她已邀请了格里戈里耶夫和杜吉两位客人留下来用晚餐，可是，那时根本没有条件达到她以往请客的标准。于是她马上出去叫了一辆出租车，用秘书刚交给她的这点钱去购买了一块新桌布、半打餐巾、麝香石竹花、龙虾与蟹，草莓和酒等。若不是她身上只剩下几个法郎要付回家的出租车费，她还要去买一只烤全鸭或斯特拉斯堡的油煎鹅肝馅饼。 正当用餐期间，她的兄弟雷蒙德进来了。他以一种近乎清教徒似的不满情绪注视着面带笑容的就餐者。伊莎多拉拿起龙虾爪递给他。 “我不吃肉，”他简慢地说。 “可这不是肉啊，雷蒙德。这是水果。泥塘里的水果！泥塘里的水果！”她一边重复这句话。一边笑着观察她兄弟脸上呈现出的那不可思议的神情。 5月27日，在特罗卡德罗剧场举行了首场演出之后，伊莎多拉接待了几位挚友——一小批艺术家和诗人。 叶赛宁发现这些客人不合他的心意，便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后来，当有人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时，他怒容满面，满头金发蓬乱着奔了进来，用俄语吼道：“一帮得意忘形的家伙，行尸走肉，一群懒汉邋遢鬼，你们把我吵醒了！” 他抓起一个蜡烛台，朝一面镜子砸去。顿时，碎玻璃落了一地。有几个人试图阻止这个拳打脚踢、难以驾驭的俄国佬，一个仆人给附近的警察分局打了电话。四名警察很快骑车来到，把叶赛宁带走。他还轻声地说：“好警察，我跟你们一起走！” 第二天早上，伊莎多拉在朋友们的劝告下，设法将丈夫从警察局转送到疗养院。据说，通过叶赛宁的几位朋友的努力劝说，伊莎多拉·邓肯才允许她那可怜的丈夫被送进一家普通的精神病院。因为疗养院的收费之高，令人咂舌。伊莎多拉在她因同叶赛宁的关系所造成的种种困难的情况下，她的行为所表现出的是忠诚、克制和博大的爱。 好奇的记者们仍然在刺探着她的私生活，并利用以较大篇幅登载社会丑闻和杂谈的报刊进行宣扬。换了别人，也许会不事声张，但伊莎多拉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予以驳斥。 在6月3日举行的第二场演出——不像第一场那么成功——结束后不久，伊莎多拉决定，除了卖掉她在豪华大街的家具，将房子长期租出去，与此时已出院的叶赛宁一起返回俄国，别无其他办法。 家具一件一件地被卖掉了，用这笔钱支付一位每天拿出那张3000法郎的帐单来催着要帐的裁缝。房子腾空了以后，租给了一个身分不明的俄国人。而伊莎多拉和她的丈夫则途经柏林回莫斯科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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