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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围巾，伊莎多拉，捡起你的围巾。” ●“我杀死了圣母！我杀死了圣母！” 1925年底，从苏联传来了叶赛宁的死讯。 他是在列宁格勒的一所旅馆里自杀身亡的，几年前，正是在这间客房中，他与伊莎多拉度过了他们的第一夜。诗人割开左腕的静脉，用鲜血写了一首《致友人》。为那个未指明的朋友写完此诗后，诗人自缢身亡。转天早晨，旅馆的服务人员发现了他的遗体。 巴黎的各家报纸都报道了此事，并利用叶赛宁在巴黎克里永旅馆的经历以及有关他与伊莎多拉·邓肯在俄国和美国时的一些传闻大做文章，渲染此事。 伊莎多拉向巴黎的新闻社去电，提出了下列抗议： 叶赛宁不幸的去世使我悲痛欲绝。他拥有青春、美貌和超人的天赋。然而他不满足于这些，他那富于冒险精神的心灵向往着无法达到的目标，他希望压倒那些市侩们。 他毁灭了自己年轻美丽的身体，然而他的灵魂将永远活在俄国人民以及所有热爱诗人的人们的心中。对于在巴黎出版的美国报纸上所刊登的一切无聊的不实之词，我提出强烈的抗议。我与叶赛宁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或离异。我万分悲痛地哀悼他的去世。 伊莎多拉·邓肯 艾尔玛从莫斯科来信，将叶赛宁的去世和下葬的情况通知了伊莎多拉。伊莎多拉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中说： 谢尔盖的去世使我大为震惊，我痛哭了好几个小时。他似乎经历了人世间的一切痛苦。我自己也遭受了一系列的灾难，以致时常想到随他而去，不过我要走进大海而死。目前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还有一个对未来的计划需要完成。 伊莎多拉租到工作室和一个小房间并布置一新以后，偶然结识了一位贫困潦倒的俄国人。他同意担任她的秘书。伊莎多拉还找到了一位钢琴师——一位身处窘境的高加索人——并开始在工作室中安排一系列演出。这些演出售票有限，仅以每张100法郎的价格卖出100张票。 伊莎多拉在工作室举办演出之后不久，里维埃拉的演出旺季就过去了。伊莎多拉对尼斯的生活也产生了厌倦之感。她将演出所得全部付给了钢琴师、花商以及租给她雪花石膏制灯的人。她打算去巴黎，却又无钱买火车票。一天清晨，她来到车库租了一辆汽车。两天后，她已抵达巴黎吕特蒂阿旅馆，并将汽车停在门外，准备随时奔赴市中心或布瓦地区。 如同在尼斯的内格雷斯科旅馆一样，伊莎多拉在吕特蒂阿旅馆也时常请来一位速记员，写下她的自传的部分章节。她的客人还包括各位朋友以及急于得到此书的经纪人和出版商。然而，大家似乎一致认为这本书“艺术味太浓了”。人们期待从舞蹈家这里得到一些秘闻，读到她的爱情经历的详情细节以及她的全部情书。 然而对于伊莎多拉来说，将孩子们从莫斯科接到巴黎的计划比出版自传更具吸引力。她曾两三次前往俄国使馆拜访拉科夫斯基。 伊莎多拉在尼斯租下的那辆小汽车每天都停在吕特蒂阿旅馆的大门口，随时供他派遣。而汽车的租金和司机的工资也在逐日加大伊莎多拉帐单上的数额。终于，当她发现她的自传的撰写以及将孩子们从莫斯科接到巴黎的工作都一筹莫展时，便决定返回尼斯的工作室。 陪伴她乘坐汽车的有两位朋友：年轻的记者沃尔特·肖和他的朋友马塞尔·埃朗德。贫穷并未影响伊莎多拉的极度慷慨的举止，而这恰恰构成了她为人的特点之一。她在吕特蒂阿居住时，为了经济起见在旅馆包饭。当她发现每顿饭菜的份量都相当充裕后，便轮流邀请贫困潦倒的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与她共享午餐和晚餐。每到此时，她总是加要一瓶好酒和一盘菜。这两项的开支往往就大大高于客饭的价钱。 瑞昂莱潘的日光浴和英格兰大街公寓内的简朴生活消磨了伊莎多拉愉快的夏日，然而伊莎多拉现在又已囊空如洗——为数不多的钱已被用来支付汽车的租金和司机的工资——她又想到了在工作室再次举行演出。 伊莎多拉再次聘请了那位高加索钢琴师，于9月10日举行了一场十分成功的李斯特作品专场。四天后另一场演出如期举行。 演出的帷幕垂落后，随之而来的是里维埃拉冷冷清清的演出淡季，此时夏季游客已纷纷离去，冬季客人则尚未来到。伊莎多拉苦于无所事事，变得愈来愈烦躁不安。她再次奔赴巴黎的吕特蒂阿旅馆。 伊莎多拉回到吕特蒂阿旅馆以后，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突然出现，给她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她的一笔欠款在1922年还是3000法郎，然而由于不计其数的追加费用，到1927年时已超过1万法郎，她只好卖掉位于纳伊的住宅还债。前一段时间，她曾千方百计地出售这座房屋，但当时它已被抵押，并为一家香料和肥皂商租用，租约几年后才能到期。 纳伊住宅总是唤起伊莎多拉痛楚万分的回忆。她深爱的两个孩子就是从这里跑出去被塞纳河混浊的河水夺去生命的。她还在这里经历了一场令人不悦的冗长的诉讼——她的弟弟雷蒙德和学徒们从这里取走了一个澡盆和一些管子，而此时这所房子已由一位著名的法国艺术家租住，他随后提出了诉讼。 这所住宅位于美国医院附近，地皮归房主所有，因而价值连城。伊莎多拉和朋友们试图将房屋以其实际价值的几分之一的价格出售，却仍无法脱手。可是法院判决的销售日期日益临近，于是，在1926年11月25日，这所住宅由法院以31万法郎的价格卖掉了。 出售的前一天，伊莎多拉得知莫斯科法院鉴于她是叶赛宁的遗孀，确定由她来继承叶赛宁的财产。 叶赛宁去世后，皇家贵族在全国出售他的诗作，赚到了这笔约40万法郎的财产。 伊莎多拉虽然身无分文，却仍起草了一份电文。在这份电报中，她放弃了对叶赛宁全部遗产的继承权，并建议将其分赠给他的妹妹和在农村的母亲，因为她们比她更需要这笔钱。 伊莎多拉认为她回到尼斯可以更好地工作，因为她在那里请有一位值得信赖的速记员尼克森小姐，所以她很希望离开吕特蒂阿旅馆南下度过余下的冬日。然而旅馆帐单上那日渐增长的数字妨碍了她实现这一计划。她既不可能去尼斯，也不可能还帐。 幸好，名媛伊奥尔斯卡女士向伊莎多拉伸出了援助之手。伊奥尔斯卡女士虽然并没有万贯家产，却设法筹集现金付清了吕特蒂阿旅馆的费用。 伊莎多拉在年轻的俄国钢琴师的陪伴下，轻松愉快地启程前往尼斯。 与此同时，伊莎多拉一直致力于自传的撰写工作，并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重新富裕起来。她的住在纽约的一些朋友联系的一家公司终于同意让该公司驻巴黎代理人布拉德利先生起草一份关于此书的合同。公司同意预付2000美元，如果原槁在1927年5月底前完成，还可另加500美元奖金。这笔钱由布拉德利先生掌握，根据交稿情况分批付给伊莎多拉。 1927年初，布拉德利先生带着合同由美国返回巴黎，南下来到尼斯请伊莎多拉签了字。 然而，当尼克森小姐终于赶到内格雷斯科时，伊莎多拉十分疲惫，不愿着手工作。旅馆里已聚集着不少来客，其中有翩翩年少的富于魅力的英国艺术家加布里埃尔·阿特金和他的朋友英国记者斯托克斯。当这位年轻人围在伊莎多拉左右，正努力劝说倔强的伊莎多拉至少口述几页她的自传时，服务员送进来一个信封。 伊莎多拉从信封中取出一张记载详尽的帐单。9000法郎！信封内还有一张由办公室印发的便条，写明如果这张帐单不能在当晚付讫，邓肯女士就必须搬出此室。 伊莎多拉不禁勃然大怒。这是她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被勒令离开旅馆。 大家焦急地研究对策。显然，伊莎多拉无力支付欠款，然而旅馆方面宣布这一决定的粗鲁无礼的方式也同样清楚地表明他们会说到做到，毫不顾及私人情面。 尼克森小姐被派出与经理商量能否改变立即付款的要求。她回来告诉大家，她只设法见到了经理助理，他表示了极大的歉意，但同时也说明这是一项新规定，必须遵守。 伊莎多拉思忖了片刻，随即给楼下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这位经理能否上来见她。 几分钟后，他来到了伊莎多拉的房间，向靠在床上的舞蹈家毕恭毕敬地鞠躬。她优雅地抬起头，注视着他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用这张微不足道的9000法郎的帐单来打扰我。你们毕竟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曾是这里最声名显赫的常客。我在这里度夜时曾付过这个数字的两倍或三倍的价钱。我现在手里没有钱。我在等待出售纳伊房产的钱款。” 她漫不经心地将一把有些揉皱了的法国报纸的剪报扔给这位经理，这些剪报刊登了关于纳伊房产的情况以及有关的诉讼。几小时以前，她曾把这些剪报塞进一位商人的手里，他为了催促伊莎多拉支付装饰工作室的雪花石膏制灯的租金而与她纠缠不休。 经理彬彬有礼地看了看剪报。 伊莎多拉继续说：“我所有的钱都在巴黎，冻结在这场房产诉讼中，如果我要提取这笔钱就必须赶回巴黎。我计划明天就回那里。” 屋里其他的人都吃了一惊。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伊莎多拉这个打算。 “如果你担心这张荒唐的帐单得不到付讫的保证，我可以将我那辆轿车押在你这里，这辆车现在就停在车库里。” 经理边鞠躬边退了出去，希望自己没有给邓肯女士添加任何不便，并盼望她的事情会在巴黎理出头绪。 “这真令人恼火，”当房门轻轻关上时，伊莎多拉泰然自若地说。“太烦人了！现在我不能让他们兑现这张支票了。好吧，我们都去巴黎咖啡馆，那里的店主同我很熟，他会兑给我现金的。” 在巴黎咖啡馆，店主迎出来向这位大名鼎鼎的来宾问好。她就座后，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皱巴巴的美国支票，说：“请将这张支票兑成50美元好吗？” 店主小心翼翼地接过支票打量着。 这是伊莎多拉的一位默默无闻的美国崇拜者的私人支票。 “在美国，这个名字如同洛克菲勒和阿斯特一样响亮。签发这张支票的人拥有百万家财，”伊莎多拉对似乎在犹豫不决的大班说。 “并不是这个原因，夫人。这张支票自去年9月生效，今年年底就作废了。” “这种美国支票永远有效！”伊莎多拉既温柔又果断地说。“请兑换这张支票。” 当他返回来告知为了特殊照顾“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尊贵的客人”，这张支票将被兑换时，伊莎多拉早已要侍者端来了鸡尾酒和葡萄酒，正在与朋友商量什么样的饭菜合乎他们的口味。 夜深人静，朋友们陆续离开了这家避难所。伊莎多拉手里尚存1000法郎，便决定租用一辆马车将杜吉送回土伦。然而所有的马车夫都至少要价2000法郎才肯从尼斯赶到土伦。于是，这班人马谈笑风声地步行在英格兰大街通向内格雷斯科的路上。 转天早晨，伊莎多拉将为数不多的几件东西装在手提箱里，在关于那辆轿车的合同上签了字，乘车离开了旅馆。她将其他行李以及装有写自传的重要书信和文件的柳条筐都留在了旅馆里，尽管这些信件对于她撰写自传十分重要。 第二天，伊莎多拉抵达了巴黎。 伊莎多拉于1927年2月6日到达巴黎后，一些朋友们劝她在位于德朗布勒大街的新落成的工作室旅馆投宿。她看了看那里的房间，选中了一间宽敞的工作室。这个房间设有壁炉、卧室、阳台和浴室，价格只相当于正规旅馆一个中等房间的租金。伊莎多拉和她的俄国伴奏者在这里住了下来。 此时，伊莎多拉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纳伊房产之争。一些尊贵的名人已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开始筹集资金，以便在房产第二次被拍卖时将其买回。 与此同时，伊莎多拉一直致力于口授自传的工作，她在三、四、五这几个月份内一直忙于此事。她决心要按合同规定如期完成这项工作。 如同纽约一样，巴黎也有许多万事通传言伊莎多拉也和其他名人一样让“代笔人”为她写书。然而，伊莎多拉的作法与平时一样，与众不同，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她坚持采用布拉斯科·伊瓦涅斯建议的口授方法著书，并早已亲自执笔写出了描述早年生活的前几个章节。她还眼含热泪、默默无语地亲笔完成了描述帕特里克和迪尔德丽的惨死的章节。她不忍将这不幸的情景讲给一个陌生人。 1927年的夏天来临了，许多朋友也随之从美国来到伊莎多拉身边，其中包括她自1923年以来从未见过的玛丽。艾尔玛·邓肯也从莫斯科赶来看望伊莎多拉，并向她汇报了学校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举行巡回演出的情况。 艾尔玛原准备于6月底在莫加多尔剧院举行由塞西尔·萨尔托里夫人为伊莎多拉组织的演出。演出被推迟至7月8日举行。尽管巴黎在夏季的这段时间总是处于演出淡季，剧院里却仍旧座无虚席，云集了法国和美国的观众。 莫加多尔晚会结束之后，伊莎多拉等待着出售自传连载版权的结果。这本书此时正在英美编辑们的手上传阅。8月中旬，伊莎多拉获得了第一批经济成果：英国支付300英镑购买连载权。这笔钱换成法郎仅够支付工作室旅馆的帐目。此时，伊莎多拉的一位朋友艾丽斯正准备南下前往尼斯的住所，她建议伊莎多拉和玛丽与她乘汽车同去。她还邀请了一位急于为伊莎多拉拍照的年轻的俄国电影摄影师与她们同行。 8月8日，他们启程了。途中，摄影师设法拍摄了一组伊莎多拉端坐在汽车后部的镜头。此后，出于一些人际原因，这班朋友分手了。伊莎多拉和玛丽只好在里昂换乘另一辆汽车独自上路，而艾丽斯和摄影师则继续坐在那辆车中颠簸。 伊莎多拉和玛丽抵达尼斯后，钢琴师也前来与她们聚会。他们住在一所廉价旅馆里，在沙滩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温暖愉快的日子。 时光在平静中飞快地流逝，伊莎多拉急切地盼望着在美国出售自传连载版权的消息，然而却杳无音信。他们仅有的为数不多的法郎也很快在海滩上花掉了。钢琴师借了一些钱后便赶回巴黎想办法。于是，在9月初，两位女子被孤零零地留在了那里。 11日，星期天，伊莎多拉一反常态地坐下来，写出了四封长信。她这种突然爆发的写信热情使朋友们大吃一惊。她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被她称为“精神孩子”的俄国钢琴师的。 由于身边无钱，也没有希望搞到钱，玛丽勇敢地前往圣吉恩－卡普－费拉特的一座别墅拜访了正在避暑的帕里斯·辛格。 他尽管已不再是昔日那个百万富翁——佛罗里达的经济危机吞噬了他大笔的现金和债券——却仍怀念旧情，同意资助他依然倾慕的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这一段时期内，她将编排出一组新的节目，其中包括根据李斯特的《但丁奏鸣曲》改编的舞蹈。 形势似乎有所好转。12日，星期一，伊莎多拉和玛丽愉快地去赴由美国艺术家罗伯特·钱德勒和克莱门斯·伦道夫小姐主持的午宴。 席间不乏揶揄和笑语，午餐即将结束时，有人提出这两位同坐一桌的伟大的美国艺术家——钱德勒和伊莎多拉——应当结婚。 当天这个玩笑不胫而走，甚至到了向纽约各报发电宣布他们订婚的消息。 伊莎多拉对一辆小巧玲珑的赛车以及它的英俊潇洒的意大利司机深感兴趣，这成了人们打趣的另一个中心内容。 几天前，伊莎多拉在一家旅馆门前见过这辆小型赛车。在餐厅的一张饭桌旁，伊莎多拉还见到一位相貌出众的年轻人——他无疑就是汽车的主人。从此，汽车和司机的影子时常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她甚至与一位朋友商量了购买这辆赛车的事宜。于是经过联系，这位还拥有一个车库的年轻的意大利人法尔凯托准备于9月14日星期三晚前来接伊莎多拉乘车兜风，让她看看汽车的运行情况。 13日，星期二，伊莎多拉应邀到朋友和经纪人奥托伊斯先生家中用餐。他们研究了在里维埃拉和法国其他地区举行冬季巡回演出的可能性。饭后，奥托伊斯夫妇将他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的孩子带进屋里，介绍给这位大名鼎鼎的客人。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似一把利刃深深刺痛了伊莎多拉·邓肯心中的旧伤。她宛如被致命地刺伤一般惨叫了一声，冲出屋外。她的朋友马上追了出去，见她在静谧的大街上跄跄踉踉地走着，身体随着一阵阵令人心碎的抽搐而痉挛着。 转天一清早，伊莎多拉就来到了玛丽的房间里。因为哭了一夜，她的眼睛红肿着。她说：“玛丽，我不能这样下去了。14年来，我心里一直带着这种痛楚。我无法这样生活下去了。你必须帮我找到一种解脱的办法。在一个蓝眼金发的漂亮孩子随时可见的世上，我不能活下去了，我不能、我不能。” 当晚，她们在一家位于英格兰大街附近的饭馆里静静地用餐。她的同伴的思绪则正在为一种不可言状的东西困扰着。空气中有一种令人压抑的东西。她吐露了自己的想法：“伊莎多拉，我预感到一件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 “今晚我只乘车出去转转，很快就回来。玛丽，你有些迷信了。抽支烟吧，心情会好些。” 她们离开餐馆，回到了工作室。伊莎多拉边等法尔凯托和赛车，边打开唱机随着歌声跳起舞来。 听到敲门声，肩披红色羊毛围巾的伊莎多拉一把抓起色彩斑斓的丝围巾，在脖颈上绕了两圈，舞向房门去迎接法尔凯托。 当她站在门厅里准备出发时，玛丽注视着她单薄的衣着说：“亲爱的，你最好穿上我的外套，不然你会着凉的。” “不，不用。我戴着红围巾就挺暖和了，玛丽。” 法尔凯托说：“我的汽车不太干净，您披上我的皮外衣好吗？” 伊莎多拉摇了摇头。司机沿着小径向汽车走去，伊莎多拉则在他身后翩翩起舞。当她准备在司机身旁落座时，她转过身来向玛丽以及站在工作室门厅里的一位朋友挥手喊道：“再见，我的朋友们，我就要踏上通向光荣的道路！” 汽车启动时，人们见到伊莎多拉将长围巾的流苏甩到了左肩上。汽车全速向前冲去，围巾似乎垂落在车轮旁边的地上。玛丽尖叫起来：“你的围巾，伊莎多拉，捡起你的围巾。” 汽车嘎然而止。旁观者以为这是为了让莎多拉提起拖在地面上的围巾的一角。他们走上前去，却发现伊莎多拉的头部已经向前倒了下去。他们急忙冲了上去。 司机正在边做手势边用意大利语哀号：“我杀死了圣母！我杀死了圣母！” 丝围巾的一部分和流苏被紧紧地缠在车轴上。当疾驶的汽车在距离工作室20米处突然颠簸时，围巾裹紧了伊莎多拉的颈部。伊莎多拉自1913年4月便多次呼唤过的死神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只用一个突如其来的动作便迅速挤碎了她的喉部，折断了她的脖颈，压裂了她的颈动脉。 朋友们啜泣着拼命剪断厚厚的丝围巾，从车轮里把它抽了出来，火速把伊莎多拉送往圣罗克医院。 然而她的呼吸已经完全停止，生命已离她而去。那里的医生们当时就宣布了她的死亡。权威们希望将遗体运往停尸所做进一步的检查，然而悲痛欲绝的朋友们却将遗体送回了位于英格兰大街的工作室，为她殡殓后任人瞻仰。 帕里斯·辛格来了，罗伯特·钱德勒来了，所有的艺术家、诗人以及穷朋友和富朋友都鱼贯走进这间撒满鲜花的烛光摇曳的静静的工作室。人们商定将遗体用火车运往巴黎，火化后将骨灰埋在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遗骸附近。 悲痛万分的辛格出面解决了一切具体问题。 9月16日，星期五。在雷蒙德·邓肯、玛丽和钢琴师的护送下，安放伊莎多拉遗体的灵枢被抬上火车，运往巴黎。灵柩上覆盖着一件富丽堂皇的紫色天鹅绒斗篷，伊莎多拉生前表演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和李斯特的《葬礼》时，总是穿着它。 丧车于星期六下午到达里昂车站。当覆盖着紫绒斗篷的灵柩徐徐抬出摆满鲜花的车厢时，朋友们不禁放声痛哭。 人们将灵柩从车站运往雷蒙德·邓肯的那间小工作室。伊莎多拉曾在这里挂起陈旧的蓝色帷幕，遮盖油漆斑点和其他杂物，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便于休息的优美的环境。星期六一夜和星期日全天，朋友们携带着鲜花络绎不绝地赶来。 9月19日上午10点30分，伊莎多拉的朋友们聚集在工作室中，准备护送她的遗体去佩尔·拉雪兹火葬场。贝多芬和肖邦的乐曲透过薄薄的墙壁和蓝色的帷慢，宛如天堂的和声传入了致哀者的耳中。 11点钟，殡仪馆的人员将灵柩抬上了停在那里的灵车。他们将紫天鹅绒斗篷覆盖在灵柩上，并在斗篷上面放好了鲜花。接着，雷蒙德·邓肯走上前去，拿出一面他事先藏在希腊式外衣皱褶中的美国国旗，铺在棺木的末端。当人们重新摆放鲜花时，有人大概记起伊莎多拉去世时已是一位俄国公民，手提包里还带着苏维埃护照，便献上了一大束鲜红的唐菖蒲，并别上一条宽宽的红缎带，以便让所有经过这里的人都能读到拓金的悼词： 俄罗斯人民深切悼念伊莎多拉 送葬者穿过巴士底广场，通过罗居厄特大街，途经关押着不幸的处境悲惨的年轻人的残酷野蛮的监狱，抵达佩尔·拉雪兹墓地的主门。这时，空中飘起了蒙蒙细雨，然而门外成千上万的人仍守候在那里，等候随同送葬队伍通过长长的弯弯曲曲的通道前往火葬场。 人们从灵车上抬下棺材，放入一个巨大的盒子里，由工作人员运往火化炉。此时，音乐响了起来。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为伊莎多拉伴奏的拉尔夫·劳顿演奏了李斯特的《葬礼》，随即卡尔韦四重奏小组奏起了贝多芬的《行板》。此后，加西亚·马尔瑟拉演唱了舒伯特的《万福马利亚》…… 天才的艺术女神伊莎多拉·邓肯告别了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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