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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年代里，苏联给美国情报局留下了如丘吉尔所说的“一个内部的难题、一个谜中之谜”。战胜德国和日本之后，苏联不象英国和美国那样让大部分军队复员。 这个庞大的极权主义国家，拥有地球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狂热地在技术上追赶美国。苏联人发展了原子弹和氢弹，并在五十年代后期，致力于生产一些足以发射和打击到美国心脏地带的武器。美国因为对在珍珠港由于没有预防而受到代价很高和悲痛的创伤记忆犹新，所以决定避免自己再次遭受突然袭击。如果美国想保持了解苏联国内在干些什么和避免突然袭击，那就得想出一些办法来。美国只有用某些新的工具才能在技术发展方面保持与严格防守边境和保密的苏联齐头并进。美国人的独创性、想象力和技术，要为获得有关苏联的情报这个难题寻找答案。。 这种情报的需要导致了一种设想，并制造了一种飞机，要它能飞得很高和很远，使得苏联的地面武器和飞机都打不到。这种飞机必须具有飞越苏联辽阔疆土的航行力。 于是U－2飞机便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制造出来了（当时秘密制造武器还没有被当作一种罪行）。在一九六０年之前，这种飞机已经在苏联上空飞行了将近四年，飞机上装置的非常完善的照相机，对苏联内部活动的情况和生产武器的情况拍摄了大量照片。苏联人用雷达和肉眼观察到有飞机飞越他们的领空，但是公开抗议或承认有此事情，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于是他们默不作声地着手发展地对空导弹来射击U－2飞机。在这近四年里，许多U－2飞机在航程中没有一架受到过严重的威胁，而这种侦察飞行已成为日常工作。当然，美国总统是知道整个计划的，而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由于拿到飞行所得的高级情报而了解到一些情况。这种照片使美国人看到铁幕后面的大工厂和军事基地进行活动的第一手材料。 一九六０年五月一日，一架U－2飞机在从巴基斯坦飞向挪威的航程中，突然被深入苏联内陆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地对空导弹所击落。飞行员加里·鲍尔斯在飞机坠落时跳伞，并被苏联俘获了。他们把鲍尔斯和飞机的残骸公诸于全世界新闻界，并且对此事件极为愤怒。 早在鲍尔斯的U－2飞机被击落以前，英、法、苏、美四大国的首脑原已安排在一九六０年五月举行一次会议，这与U－2飞机事件是完全无关的。我的下一个使命便是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副官和翻译到巴黎去参加四国首脑会议。赫鲁晓夫要求美国作低声下气的道歉；当美国没有道歉时，这位苏联领导人便高视阔步地走出会场，并威胁要给以强烈的报复。美国的盟国坚决和我们站在一起。 一九六０年五月十四日，我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一起离开美国到巴黎去参加四国首脑会议。会议是否能举行，一度成为问题，因为U－2飞机在苏联被击落、鲍尔斯被俘和美国的承认，使苏联人火冒三丈，而尤其使他们冒火的是这件事是我们美国人干的。经过一段时期的犹豫和磋商，会议的东道主戴高乐（因为会议在法国举行）宣布会议将如期举行，其他国家的首脑也相继宣布准备出席会议。当赫鲁晓夫宣布他将参加会议，全世界为之宽慰地舒了口气。如果他愿意出席会议，事情不至于发展太坏吧。 五月十五日，我们到达巴黎。应戴高乐的邀请，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去会见他。象通常一样，这两个人见面是友好、热情甚至可以说是充满感情的。三十年来，我曾陪伴许多美国高级官员去会见戴高乐，而他不以轻视态度交谈的只有三个人：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总统和州长哈里曼。他对他们不仅表示敬意，并且有真实的热情，而对艾森豪威尔则格外亲热。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这两个人毕竟都是由他们的人民自由选择出来领导他们可尊敬的国家的。这不只是两国首脑的会见，他们还象两个老朋友的重逢。 戴高乐告诉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曾经来拜访过，他为U－2飞机在苏联领空飞行非常恼火。赫鲁晓夫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艾森豪威尔竟然公开承认他知道这种飞行。按赫鲁晓夫的标准看来，这不是表明美国的诚实，而是对苏联人的鄙视。他根本不懂得美国人有被迫承认错误的老习惯，这一点连戴高乐也不能理解。赫鲁晓夫曾向戴高乐念了一篇冗长的声明，宣布飞越领空事件和要求艾森豪威尔道歉。戴高乐接着对艾森豪威尔说：“显然，你不能道歉，但你得拿定主意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件事。我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你的，可是不公开显出我是你的同伙。”（当时只有他的英语和俄语高级翻译员康斯坦丁·安德罗尼科夫在场。）他还说他曾经向赫鲁晓夫探问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否能使会议进行下去。他的驻莫斯科大使曾把这个问题在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前向他提出过，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们要参加。当他到达巴黎之后，戴高乐又当面向他重提这个问题，他又说他们必须参加。戴高乐还对赫鲁晓夫指出，他不能认真地指望美国总统向他道歉。这一类的事情不能由政府领导人来处理。赫鲁晓夫表示坚决要艾森豪威尔为U－2飞机事件道歉。戴高乐觉得，赫鲁晓夫在听到不能指望艾森豪威尔道歉而仍准备参加会议，是一个有希望的兆头，但是，他加了一句话：“我们走着瞧吧。”戴高乐以超然而冷静的态度来谈论这件事。他告诉艾森豪威尔，他认为在政府首脑会议上讨论这种情报工作的小小过失是不适宜的。 戴高乐在这整个事件中异常的沉着。在我看来，他是同盟者中的领袖，他对整个事件一点也不灰心丧气。他从未显出象麦克米伦那样的张惶失措。或象艾森豪威尔总统那样的局促不安。把情报工作上的不幸事件提高到政府首脑会议这一级来，使他很生气。他安慰艾森豪威尔说，这类事是所有情报机构都是这样的，但通常必须小心从事，再则，这类事也不宜于把底兜出来给大家看的。这不能牵涉到他们的领导人。我很惊奇，他竟从不为U－2飞机事件责怪艾森豪威尔。他甚至还记得过去我曾给他看过一张文尼察（苏联）的照片，而他连问都不问这张照片是怎么弄来的。 在会议期间，还发生另一个奇怪的小插曲。一位高级美国官员问我能不能把一个藏有录音器的小提箱带进会场，我作为翻译人员之一在会场里是有座位的。我且不管他的级别有多高，我回答他我不能这样干，除非总统亲自命令我这样干。这事会使总统有进行窃听活动之嫌；只要他愿意，我就干。我还提请那位高级官员注意，法国在这个方面是非常老练的，而在爱丽舍宫可能有精良的装置，能够探测到这种窃听器的存在和操作，并且我可以肯定，戴高乐将军毕竟会大力帮忙的；如果我们不跟他打招呼而这样干，他会很生气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所以我表示，只有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我把窃听器带进会场，我才干。这位官员显然有些苦恼，但他不再强迫我了。这是我所知道的有关此事的最后的情况。当会议进行时，我对美国代表团周围观察了一下，没有发现任何类似录音小箱子那样的东西。 美国代表团显然由于U－2飞机的被击落和鲍尔斯的招供而处境尴尬，但代表团决定不允许赫鲁晓夫利用这个会场公开侮辱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明确地感觉到，为了对美国负责，他必须摸清楚美国所受到的威胁的程度，而面对苏联那样关闭的社会，除了使用U－2飞机这类工具之外，别无他法。况且苏联人的人造卫星早已飞越美国的领空，苏联曾经把装在人造卫星上的照相机拍摄到的照片公开印出来过。 首脑会议在爱丽舍宫举行，这座宫是法国总统的传统官邸。会场设在二楼一间宽敞而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它离戴高乐的办公室只隔了几个房间。窗子朝南和朝西，面向宫里的花园。房间中央的几张大桌子摆成四方形。戴高乐和法国代表团坐在东边，接近戴高乐的办公室。对面是美国代表团（我坐在最右边，挨近苏联代表团）。美国代表团的右手是苏联代表团，苏联代表团的对面是英国代表团。我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戴高乐将军进入会场，他们俩是在楼梯口相遇的。戴高乐心中非常清楚，只有他和艾森豪威尔既是代表团团长，又是国家元首，而另外两个代表团团长只是政府的首脑。苏联代表团早已在会议室了，他们站着，围在一起聊天。艾森豪威尔向法国和英国的代表们打招呼，但苏联代表们依然彼此在聊天，艾森豪威尔只得绕到自己的桌子边就坐，国务卿坐在他的旁边。几分钟之后，戴高乐宣布开会，所有站着的人都坐了下来。戴高乐向代表团长们表示欢迎，感谢他们莅临巴黎，并表示希望即将举行的会议获得丰硕的成果，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指出，全世界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们。他接着说，在座的只有艾森豪威尔是另一个既是代表团团长，又是国家元首，他要请艾森豪威尔总统首先发言。赫鲁晓夫显然激动了，他立刻站起来气呼呼地要求让他首先发言，并说作为代表团的团长，都是平等的。他要求首先宣读一篇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当这番突如其来的话翻译出来以后，戴高乐对着艾森豪威尔一扬眉毛，用询问的眼神看了看艾森豪威尔，后者点了点头。于是戴高乐让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赫鲁晓夫站起来，开始高声朗读声明。这显然就是那份他事先向戴高乐念过的东西。在他滔滔不绝地念稿时，戴高乐露出一副难堪而又忍耐的表情。赫鲁晓夫不时停顿下来让人翻译时，喝口水。 国务院一再嘱咐我不要穿军装，因为这次是“和平会议”。尽管这样，苏联国防部长罗季昂·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却是全身军装，怒目而视，他坐在苏联代表团的左端，紧挨着我。在赫鲁晓夫继续咆哮时，我数了一下马利诺夫斯基胸前的绶带。总共有五十四条，使我觉得有趣的是这里面竟包括一条美国军团奖绶。当赫鲁晓夫念到一处时（我注意到赫鲁晓夫拿讲稿的手在发抖，不知他是由于激动、焦急还是愤怒），嗓门提到异乎寻常的高度。戴高乐把脸转向苏联翻译人员（而不是向自己的翻译人员），说道：“这间屋子的音响设备是极好的。我们都可以听到（部长会议）主席的话。他没有必要把嗓门提得这么高。”苏联翻译人员的脸色唰地一下发白了，把脸转向赫鲁晓夫，正想开始翻译，戴高乐却早又转向自己的翻译人员，那位译员立即毫不踌躇地翻译了法国领导人的话。赫鲁晓夫稍微停顿一下，双眼从眼镜框上面对戴高乐将军凶狠狠地盯了一下，接着以略为低的声音继续念稿子。他更如疯若狂地念着，当他念到美国飞机飞越苏联领空时，他的手直指天花板，似乎此时此刻有一架U－2飞机在我们头顶上飞着，他说：“我被人飞越了！”戴高乐插话说，他也被人飞越了。赫鲁晓夫问道：“是你的美国盟友吗？”戴高乐回答说：“不，是你。昨天，就在你从莫斯科出发之前，你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给我们强烈的印象是它要在法国领空飞越十八次，但并没有得到我的许可。我怎么能相信你们就不会利用卫星上的照相机拍摄法国的照片呢？”戴高乐双臂往胸前一交叉，以询问的目光盯着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张口结舌。接着，他的脸上显露出非常愉快的表情。他双手高举过头，清楚地说：“天晓得。我的双手是干干净净的。你不能认为我们会干那种事吧？”戴高乐说：“那么，你们是怎么拍摄那些月球背面的照片的呢？你们还曾振振有词、引以为骄傲地给我们看哩！”赫鲁晓夫说：“噢，只有在那颗卫星上我们安装了照相机。”戴高乐说：“噢，你们只有在那颗卫星上安装了照相机。天晓得，请继续念你的稿子吧。” 这一番交锋搞得赫鲁晓夫慌了手脚，他在念那冗长的声明时，双手越发颤抖了。在他念稿时，美国国务卿和前驻苏大使奇普·波伦在轻声议论：“我们对此不能默不作声地坐着听。我们需要回答。”艾森豪威尔一声不吭地听念原稿和翻译。他不耐烦地拿铅笔在纸上乱划乱涂（后来他离开桌子后，我把那张纸收了起来，至今还保存着）。他的脸部和颈部都涨得通红；我的经验还不足以说明他是否极度地愤懑了。我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共事了好多年，可是从未见过他大发脾气。然而，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他的愤怒的心情已全部表露出来了。他间或一两次瞧瞧戴高乐；戴高乐带着略呈厌烦的表情坐在那里，似乎明白地对人说明：“我有什么必要坐在这里重听一遍呢？”他早已听过了。英国首相面有愠色地瞧着愤怒的赫鲁晓夫、脸红的艾森豪威尔和恼怒的戴高乐的时候，感到有些惴惴不安。 赫鲁晓夫念到一处叫嚷道：“是什么魔鬼驱使美国人这样干的？”戴高乐说，哪里都有魔鬼，双方都有，这种间谍活动从来就在进行着，而不值得那些世界人民对之寄予和平希望的政府首脑去过问。赫鲁晓夫摇头晃脑，象一头公牛，继续念稿子。他终于结束了那长篇的咒骂文章，并宣称，除非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道歉，他将不再参加会议。 艾森豪威尔总统接着宣读了一项温和的声明，包括若干为使用U－2飞机而公开辩护的理由，并答应美国飞机不再飞越苏联领空。赫鲁晓夫愤慨地回答说，如果艾森豪威尔不道歉，他将不再出席会议。他的话被翻译出来以后，出现持久的尴尬的冷场局面。于是戴高乐说：“赫鲁晓夫主席，你提出了艾森豪威尔将军显然不能接受的强迫条件。在你离开莫斯科之前、U－2飞机被击落之后，我指派我的大使拜访你，问你这个会议是如期召开呢还是延期举行。你过去所知道的情况与今天所知道的一样多。你告诉我的大使说，会议必须进行，并且会获得丰硕的成果。在这次会议举行之前，我又当面向你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你又再次说会议必须召开。现在，你提出美国总统显然无法接受的强迫条件，你使我们的会议进行不下去了。你使麦克米伦先生从伦敦赶来，使艾森豪威尔从美国赶来，使我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筹备和出席了会议，而你的寸步不让将使会议并不成。我们大家必须考虑这个问题，还得考虑全世界人民寄托于这个会议的希望，我们明夭此时再来会面。现在休会。” 赫鲁晓夫跳了起来，再次重申除非艾森豪威尔道歉，他将不出席会议。戴高乐用瞅淘气的孩子似的眼光瞅着赫鲁晓夫，宣布明天照常开会。赫鲁晓夫在他整个代表团的簇拥下，大踏步地走出会场，走下楼梯。其他代表团的成员都面面相觑。戴高乐说，他要与苏联人保持接触。于是全场站了起来，走出会议室。戴高乐走到艾森豪威尔跟前，挽着他的手臂。他也拉着我的胳臂，把我们引到一边去，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不知道赫鲁晓夫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不管他干什么，也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让你知道，我始终与你站在一起。”我对他这番话感到惊讶，而艾森豪威尔明显地被这个意想不到的无条件支持的表示深深地感动了。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这一情景直到今天还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犹如当时听到他讲话一样。艾森豪威尔向戴高乐表示谢忱，戴高乐从楼上直送到他上车。一进汽车，艾森豪威尔又陷在今天的插曲的困扰中了，他瞧着我说：“那位戴高乐的确是个人物。”我点点头，完全同意他的着法。我们驱车不远，便到了美国大使馆（当时在伊耶纳大街）。美国代表团举行会议，商讨明天的对策。 我是不能参与这次讨论的，也不知道有什么决定，既然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温和的声明和对U－2飞机不再人侵苏联领空的保证都不能把赫鲁晓夫带到会议桌上来，那么，艾森豪威尔即将应邀访苏一事，当然也就要撤销了。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召集了一个急风暴雨似的怒气冲天的记者招待会，进行含沙射影的威胁，”痛骂美国背信弃义的行为。在第二天指定的时间，戴高乐、麦克米伦和艾森豪威尔来到了昨天开会的房间。三个代表团的成员坐在那里，局促不安地互相瞧着。戴高乐将军说没有获得赫鲁晓夫的口音，赫鲁晓夫到“街上亲吻孩子的脸蛋，为法国共产党竞选卖力去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到凡尔登去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在那里打过仗，可是他曾企图破坏苏军与盟军的联合作战”。等了一会儿，戴高乐下命令去与赫鲁晓夫联系，问他是否出席会议。又等了一会儿，一个助手走进来说，赫鲁晓夫说他不出席会议，除非艾森豪威尔道歉。戴高乐火了，麦克米伦泄气了，而艾森豪威尔既困扰又愤懑。戴高乐转向助手说，我邀请赫鲁晓夫是有书面文字的；因此，他也得书面答复。几分钟之后，助手又来说，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不愿书面答复。戴高乐对助手说：“告诉他，对书面的通知必须作书面的答复，这是有文化教养的民族的习惯。”助手走开几分钟后回来说，赫鲁晓夫将作书面答复，但不来开会。 看来戴高乐赢得这个小面子也满意了，便宣布休会。我觉得奇怪的是，毫不动摇的戴高乐和对整个过程显得晕头转向的麦克米伦，都始终没有提出或暗示艾森豪威尔必须道歉。 当时阿登纳等候在巴黎，他看到西德至少不必为四国协议付出任何代价，如释重负。艾森豪威尔旋即访问葡萄牙，受到托马斯总统和萨拉查总理最热烈的欢迎。 在我看来，苏联人打算使艾森豪威尔屈服，而当他们达不到预期目的时，便迷失了方向。他们预料戴高乐和麦克米伦都会出面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作出某种姿态的道歉，然而，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历史地看，戴高乐控制了整个会场。他既没有象赫鲁晓夫那样暴跳如雷，也没有象麦克米伦那样惶惶不安，他利用东道主的地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一方面他没有露出他是美国公开的同伙，另一方面他又使赫鲁晓夫明白，他认为整个事件不过是茶壶里的小小风暴而已。通过高空先进技术，有照片为证，苏联首先飞越别国的领空，他们很难把自己打扮成无辜的受害者。戴高乐在真正短兵相接时，证明他是一位勇敢的、坚定不渝的同盟者和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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