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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尼克松当选为总统。我当时还在巴黎任驻法武官。他当选后不久，我奉命在他出国访问时给他当翻译，因为我曾在前几任总统出访时担任过翻译。 一九六九年二月初，一个由罗伯特·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以及其他一些人组成的白宫先遣小组抵达巴黎，为总统来访进行安排。我被指定参与他们的工作，并得知我将在总统出访期间担任总统的翻译。我对此决定感到奇怪，因为我那时的军衔已经是少将了，作为翻译，我的身份是稍高了一点儿。 这是我第一次同这些人见面，我同他们一起与法国当局有关人士共同商议安排总统访法期间的日程和安全事务。由于我陪同过前几任总统访法，他们当中不少人我都认识。肯尼迪总统的妹夫施赖弗大使和他们密切配合。这位大使是林顿·约翰逊任命的，但尼克松把他留任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很感兴趣地注意到在霍尔德曼与埃利希曼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什么个人之间的竞争。一般说来，据我过去多年的观察，在其他类似的白宫小组里都有这种竞争。这个小组在与法国人打交道时，态度坚决，但不盛气凌人，特别是埃利希曼看起来态度相当从容。我们在巴黎完成任务后，又到布鲁塞尔和伦敦去作同样的安排，然后再乘、机去波恩、柏林和罗马。先遣小组回到巴黎后就飞回美国。 罗马这一站使我们感到有些棘手，因为这里是将要访问的两个政府的所在地，即意大利和梵蒂冈。美国与梵蒂冈教廷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事情会复杂些。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约翰逊总统过去都曾访问过梵蒂冈，有前例可循。 欧洲很急于见见这位新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要打量打量他，因而在安排日程时没有碰到真正的困难或复杂的情况。当时决定分两个阶段访问罗马。首先访问意大利政府，到法国去后再回来访问梵蒂冈。当时讲得很清楚，这次访问结束后，我将返回我的任所，继续当驻法武官。我曾在前几届政府中同先遣小组打过一些交道，虽然人员有所变动，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想方设法限制别人接近总统，并使尽可能少的外界人士见到总统。他们似乎都认为白宫的权利和权威只有那么多的量，如果别人插进来，他们的一份就要分掉一些。为了这个缘故，我总是向当地政府声明，我不是该组的正式成员，总统访问结束后，我就要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我这样一说总是使与我一起工作的先遣小组明显地松一口气。我常常精心地指出，“他们”是从白宫来的，而我是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设小组、从驻巴黎使馆或是从我当时工作的什么单位来的。事实上，在我整个的经历中，我只在白宫里工作过一次，那是同哈里曼先生一起在杜鲁门总统手下工作。我这个策略很成功，使我避免了许多摩擦。但有一次没有起作用，那是在塞林杰和奥唐奈到巴黎来为肯尼迪总统安排访问事宜那一次。他们所看到的是我曾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工作过，却忘记了我也曾为杜鲁门总统和哈里曼先生工作过。 和往常一样，一个首要的问题是特工人员出入当地国家元首的住宅问题。由于关系友好，这个问题也好解决。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五日，我飞回华盛顿去与总统一行会合。二月十七日我到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去看望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还是那样热情和精神愉快，尽管他的身上已插上一架控制心脏跳动的起搏器。二月二十日，我到白宫去见尼克松先生时，谈论到他即将会见的某些人物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对这些人的印象，以及他们可能会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对于他任职期间的工作，有许多计划，如：创造一种有可能同苏联人对话的气氛，采取某些主动措施，松动一下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寻求一个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而又不抛弃我们盟国的办法。我后来参加了后面两项工作。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我乘直升飞机从白宫草坪起飞，到离华盛顿不远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再从那里乘“空军一号”飞机到布鲁塞尔。我们这次航行很平稳，顺利地到达了比利时首都。我曾对尼克松先生说过，博杜安国王讲一口非常漂亮的英语，他在与这位比利时国王交谈时，不需要我作翻译。我们到达布鲁塞尔时，博杜安国王用英语致欢迎词，这样他就不必同时用法语和荷兰语这两种比利时官方语言来致词了。 尼克松先生及其一行在希尔顿旅馆下榻。这种做法，显然是违反由东道国提供的住所下榻的惯例。尼克松先生与加斯东·伊斯更斯首相进行了会谈。伊斯更斯首相曾上过美国大学，英语讲得很流利。然而我还是在场，事后还写了与比利时首相会谈的备忘录。在与皮埃尔·阿麦尔外交大臣会见时，我担任翻译。博杜安国王和法比拉王后在王宫为总统举办了国宴。我当时知道这位王后是西班牙血统，会讲法语和荷兰语，但完全没有料到她还精通英语。她非常迷人，很有风度，她的一言一行都很得体，恰到好处，完全符合一个王后的身份。宴会前，我们站在一个大接待厅里谈话。国王问我在哪里学的法语，我告诉他我小时候从十岁到十六岁，曾在法国居住过十年。这时，从大门口到宴会厅站了一排人迎接来宾，所有来宾都正式被介绍给比利时国王夫妇和美国总统。由于比利时有使用两种语言的特点，所以介绍每个客人时都使用他（或她）自己的语言。例如，有人用法语介绍外交大臣时，我即向总统耳语翻译，因为我就站在总统身后。而介绍外交部秘书长时用的是荷兰语，我也小声地翻译给尼克松先生听。博杜安国王以惊奇的目光看着我，并用荷兰语对我说：“将军，你还能用荷兰语翻译吗？”我用荷兰语回答说，我的荷兰语不如法语好，但是在这种场合还能对付。他对总统说，他过去还没有遇见过会讲荷兰语的美国将级军官。这是一次盛大的宴会，气氛也非常活跃。我们同比利时人之间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纠纷。尼克松先生对国王说，这是他第一次访问比利时。在过去，他总是被派到要解决问题的地方去，因为我们同比利时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所以他以前从未到过比利时。 总统在比利时无名烈士墓前献了花圈，并访问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两个组织的总部都设在布鲁塞尔。总统在这两个组织都发表了演说，阐明美国政府对它们的政策。后来，我们离开布鲁塞尔到英国。飞往伦敦的途中很顺利，英国人在伦敦的欢迎很热烈。在英国的正式日程中，我没有什么任务，也就是说我可以抽出些时间去看看朋友，或买些东西。第二天我们乘飞机到德国，总统又受到德国人的热烈欢迎。德国一直非常关注美国对德国以及对保卫德国故都柏林所承担的义务是否有所削弱的迹象。总统的日程包括访问柏林，所以他们大为放心。 在这以前，我一直尽量避免担任高级谈判的德文翻译。我德语说得相当流利，但是我认为我不能象讲其它我谙熟的语言那样理解和转达德文语意上的各种细微的差异。我从来没有在德国生活过或任过职。因此，如果要我为一位非常高级的官员当翻译，我自己也不能完全放心；因为我对这一语言不能运用自如，很可能引起误解。我从来没有拒绝为一般性谈话当翻译，在这次访问中，情况迫使我撇开了这条原则。 德国当时是由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基督教民主党人库尔特·基辛格博士任总理，社会民主党人维利·勃兰特任副总理。总统拜会了德国总统和外长，并举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记者招待会，这次招待会不是我当翻译。会见后，总理在他莱茵河畔的官邸举行午宴。我注意到亨利·基辛格在尼克松总统这次访问期间，尽量避免讲德语，只有两次主要的会谈场合是例外。午宴后，总理用德语向总统进行了一次长篇的、很幽默的、有时又很动感情的讲话。他讲话一结束，大家都四处观望，寻找译员把这篇讲话译成英语，但译员不在场，因此，德国驻美大使罗尔夫·保尔斯说他愿意试试用英语重复总理刚才的讲话。他刚译了几句，那位能讲一点英语的总理就打断他说：“不对，不对，我刚才没这么说。”当时引起了一些混乱。我问总理他是否允许我试一试。他同意了，我就开始把他的话译成英语。我一边译，一边注意观察总理的表情，我看到他连连点头表示赞许，我想我译的大概没有问题。他讲话中说尼克松先生的职务由第二号人物一跃而成为头号人物，这使他有些担心。他生怕这种情况也在德国发生。他说这话的时候对副总理看了一眼。大家都笑了，勃兰特也笑了，勃兰特后来也确实当了总理。宴会后，尼克松先生问我为什么总是说不愿翻译德文，我解释说在这样高级的谈话中，一个小错误，或者一句话说走了嘴都会引起严重的问题。再没有比看一个议员试图做他实际能力达不到的事情更痛苦的了，我不希望我处于那种境地。 在赴柏林的途中，有人告诉尼克松先生说前方天气不好，驻柏林的美国陆军卫戍部队将在滕珀尔霍夫机场集合接受检阅，总统可以坐着吉普车通过队列。尼克松先生说他宁愿步行，人们又告诉他可能有雨。他说，“如果下雨的话，我愿和士兵一样淋湿。”后来雨没有下，他步行走过了整个队列。经常受到威胁的柏林人对能见到美国总统，并听他重申美国对该城市所承担的义务，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在夏洛滕堡宫与市长共进午餐，总统还参观了那堵将该城分成东西两边的臭名昭著的柏林墙。那天下午我们离开了人数众多的、心情愉快的柏林人，然后启程飞往意大利。 在飞往罗马途中，一路都很平安。瑞士人和奥地利人都为载有总统的美国空军飞机发了特别飞行许可证，准许该机飞越他们的中立地区。到罗马机场后，我翻译了欢迎词和总统的答词。然后我们乘车通过人数不多、但态度友好的人群进入罗马市。离高里塞①不远的地方，我们碰到了共产党搞的小型示威。我们驱车到宽广的奎里纳尔宫，准备在此下榻。这幢楼一度是教皇、后来又是意大利历代国王的住所，现在是共和国总统的官邸。这个建筑产分宏伟，我站在里面感到不知往哪里走是好。总统与意大利政府领导人和非官方人士会面时，我都在场，而且担任了翻译。有一次，萨拉盖特总统在回答尼克松先生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到底真正忠于谁的问题时，阐明了这样一个看法，即共产党人忠于莫斯科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的程度，超过他们对纯属意大利人利益的忠诚。萨拉盖特总统竭力宣扬欧洲的统一，并且希望欧洲人在这一方面能得到友好的美国的支持。总统向他保证，他一定会支持他们。接着，萨拉盖特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他曾在德国访问一个当时的工会领袖。那时，萨拉盖特是在墨索里尼统治下被意大利放逐的一个流亡者。这个德国人训斥萨拉盖特说，意大利人没有起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反对独裁，而这种情况在德国是决不会发生的。接着萨拉盖特说：“很多年以后，我前往巴黎访问，那时我已是意大利总统。我在拉雪兹公墓那位德国工会领袖的墓前献了花圈，这个工会领袖是从希特勒德国逃亡出来后在巴黎去世的。”尼克松总统对萨拉盖特谈到了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的重要性，并且要求意大利对美国为确保和平，可能在必要时进行一些双边会谈予以谅解。他向意大利领导人保证，他将定期与他们协商，并随时向他们通报情况。 -------- ①高里塞（Coloseum），是公元一世纪蒂都斯皇帝修建的大斗兽场。 随后我们飞往巴黎去访问戴高乐将军。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已经向报界分发了尼克松先生准备在奥利机场发表的讲话稿。我们的飞机着陆时，戴高乐将军前来迎接，他和往常一样，神态严肃，器宇轩昂。可是在他对总统致的欢迎词中谈到尼克松先生的时候，却异乎寻常地非常热情和友好。他说：“我们对阁下来访感到高兴和荣幸，因为我国人民对美国人民刚刚选出来管理他们事务的政治家十分尊敬，除了这种尊敬之外，还有我与阁下的长远和久经考验的友谊。”尼克松总统听了戴高乐的发言，非常激动，小声对我说，不要管那篇已向报界散发的发言稿，他要说些另外的话。他然后就以他个人对戴高乐将军的高度热情和崇敬心情发表讲话。后来，一个事先拿到散发的发言稿的人说我篡改了总统的发言。我说不论他拿到的发言稿上写了些什么，我翻译的就是总统实际上讲的话。尽管与戴高乐将军和他的部长们的会谈没有什么惊人的突破，但是会谈进行得很好，法美关系中增添了新的热烈气氛。戴高乐在凡尔赛的特里亚农宫接待了尼克松先生。他在评论特里亚农的庭园时说：“如果我们从前没有那些国王；共和国又如何能接待它的客人呢？” 在美国使馆为戴高乐将军举行的招待会上，尼克松先生热情地谈到，上一次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盛会，当时年轻而孚众望的约翰·肯尼迪总统曾为法国总统举行了一次类似的招待会。施赖弗大使夫人是肯尼迪的妹妹，她听到这话后很激动。尼克松先生在巴黎期间还会见了许多法国政界人士和商界领袖。他在凯旋门无名烈士墓前献了花圈，在回爱丽舍宫的途中，还多次停车与聚集在那里欢迎他的群众握手。他回到住所后，发现丢失了一个袖扣，这副袖扣是尼克松夫人在他就职前夕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因而这一丢失似乎使他感到难过。袖扣后来是找到了，并且还给了他。在巴黎时，总统会见了南越的副总统阮高其，那时他正率领代表团在巴黎进行和平谈判。我们准备离巴黎回罗马去见教皇时，戴高乐前来为尼克松先生送行，并说这次访问无论对两国关系，还是对总统本人都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我们飞越风景幽美的阿尔卑斯山，来到罗马。我们到达罗马机场后立刻换乘美国直升飞机到梵蒂冈，并在圣彼得广场着陆。直升飞机着陆的地点差不多恰好是我在一九四四年罗马解放那天停放吉普车的地方。总统在机场受到梵蒂冈高级主教们的欢迎，还检阅了瑞士仪仗队，仪仗队身穿的制服是画家米开朗琪罗设计的。然后，我们被引进教皇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教皇保罗第六，他的身材比他的几位前任都小得多。天主教徒接近教皇时，都会产生一种敬畏的心理，我这时也不例外。两位领导人在凭临大广场的教皇办公室里会谈。加拿大主教卡罗阁下把教皇的话译成英语，而我则把尼克松先生的话译成意大利语。 会谈涉及许多内容，有东西方的紧张局势，中东的敌对行动，以及有必要保证三个大的一神论宗教圣地不受侵犯等问题。他们也谈到了欧洲统一的问题，以及远东，特别是越南问题。教皇热情支持美国努力拯救南越人民，使之不受共产主义的控制。他对总统说，“你们做得对。你们不能放弃那些基督教徒，否则他们就会被消灭。”后来我经常纳闷，为什么在公开场合他不讲这类似的话呢。教皇接着又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局势表示关切，并指出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会对欧洲产生怎样巨大的影响。他也以关切的心情谈到智利的局势，以及智利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力量，这种力量已经渗透到基督教民主运动，甚至渗透到圣地亚哥的天主教大学。他说他有时觉得那里的天主教大学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他要尼克松先生密切注意那里的形势。双方互赠了礼品，教皇授与我一枚小小的银质奖章。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总统向罗马的北美学院学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那是一批在神学院学习、准备担任神职的研究生。学生向他热烈欢呼，他说这个学校可能是他可以在学生面前讲话而不致发生问题的唯一的一所学校。当然他指的是那些综合性大学校园里举行的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活动。 尼克松总统从北美学院乘直升飞机到机场，然后启程回美国。我没有随行，而是回我原来在巴黎的工作岗位。哥伦比亚广播系统委派我的弟弟文森特来罗马采访总统访问的消息，因而我有机会同他一起进行访问，并到阿弗莱多饭馆去吃意大利细面条。我们一起飞巴黎，我弟弟再从那里回纽约。 在离开罗马之前，我要拜会三位意大利的高级官员，一九六０年至一九六二年我在那里当武官时同他们有过接触。一个是当时的国防部长G·安德雷奥蒂，另一个是乔瓦尼·德·罗伦佐将军。我访问罗马时，他是情报机关的头子，我访意后不久，德·罗伦佐当上了参谋长，但因与各种各样的争论和纠纷有所牵连被撤职了，后来又被选为国会议员。我问使馆是否可以去拜会他们，使馆没有表示异议。我和德·罗伦佐将军通了电话，他派车接我。我们谈了些往事，也谈了一些现实的问题。我在罗马任武官期间，他给予我优厚的礼遇，我向他表示了感谢。他看上去还和过去一样精力充沛。我从他那里回到旅馆时遇到了阿罗依亚将军，我在意大利任职时他是参谋长，那时已退休，是德·罗伦佐的死敌，我对他们两人不偏不倚。在我访问意大利期间，这些人对我都非常礼貌和友好，据我看来，我去拜会他们是应该的。可是我离开意大利不久，意大利的左翼报纸就大肆渲染我去看望德·罗伦佐的消息，并且把这事说成是某种阴谋，也有的说我是在为尼克松传递消息，还散布了不少类似谬论。甚至在国会中也有人提出质问，我对提问的人谈了有关我在意大利逗留的情况，说明没有任何阴谋。但是由于这些报纸有意不提我也见过国防部长安德雷奥蒂和阿罗依亚，我的这次访问被说成是阴谋活动。美国大使馆不能抱怨，因为我去拜会这些人，他们都是同意的。 我飞回巴黎，又走上我原来的工作岗位。回去不久，就接到一位旅法的葡萄牙工人的电话。他在爱丽舍宫的地上拣到了尼克松先生的袖扣。因为袖扣上刻有总统的印玺，同时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关于遗失袖扣的报道，所以他找了美国大使馆。他只会讲葡萄牙语，因此，使馆人员叫他来找我。我和他见了面，拿回了袖扣，并且造了他一些东西表示谢意。他的名字叫诺夫雷，葡语的意思是“高尚”。我对他说他把袖扣送回来的行动用事实说明了他的为人同他名字一样高尚。 一年半之后，到一九七０年九、十月间，我又一次为尼克松总统当翻译。那次我从巴黎到远东，参观大阪世界博览会后前往西贡，在美军司令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的家里住了几天。在那里我接到通知，要我务必于九月二十七日到巴黎会见基辛格博士，因为他要在那天与北越人会谈。会谈后我和他一起前往罗马与总统一行会合，准备在访问意大利和西班牙期间当总统的翻译，但我不陪同他去南斯拉夫和访问地中海第六舰队。 我于九月二十六日抵达巴黎，第二天和基辛格博士一起去会见北越人。会谈和过去一样毫无成果，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对我们进行宣传性的指责。当天下午，我同基辛格博士一起飞罗马。和往常一样，我翻译了总统到达罗马时的讲话。然后我们驱车往奎里纳尔宫会见萨拉盖特总统。看得出来，他不太高兴见我，因为我十八个月前拜访德·罗伦佐曾引起过一场风波。有一次他曾企图不让我参加他和总统的一次会见。他做得很隐蔽，但是我注意到了，他没有达到目的。萨拉盖特总统在奎里纳尔宫为尼克松总统举行了一次丰盛的午宴。两国首脑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在宴会上，尼克松先生一口气发表了一段非常长的祝酒词。当中没有为翻译间断。这段话讲了大约七八分钟，我还是把它翻译下来了，尽管我没有做笔记。饭后总统问我那段话是否太长了，我回答说：“不长，先生，但是再长就不行了。” 正当总统驱车在罗马大街上行驶时，有一个人突然冲过摩托车警卫队，一手抓住汽车门，一手摇晃一张纸，跟着汽车跑，显然想把那张纸交给总统。他绊了一下，摔倒了，我以为他会被压在车轮下边，但他爬了起来，继续跟着汽车跑，那时骑摩托车的警察极力想把他撵走。开始时，总统曾想摇下车窗玻璃，把那张纸接下来，但是窗子打不开。后来他又想打开车门，但车门也锁上了。他随即说：“谁去把那张纸接过来，不然那个人要摔到汽车底下去了。”那些特工人员不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是刺客。总统随后大声说：“见鬼！我是美国的总统，把车停下，打开车门。”汽车停了，总统打开车门，接受了那个人的申诉书。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在他们看来，尼克松先生并不害怕这个有可能是刺客的人。尼克松先生随即把那份申诉书交给了我，并问：“这上面说些什么？”这份申诉书是一位退伍军人写的，声称他没有得到全部应该得到的待遇。当时国防部长也在我们的车上。我把申诉书内容报告总统之后，总统把申诉书给了他，并且说：“这实际上是要交给你的。”申诉人确实是个意大利的退伍军人，他要尼克松总统向意大利国防部施加压力，满足他的要求。 我们然后驱车去梵蒂冈拜会教皇保罗第六。总统被引进教皇的私人办公室，仍然是卡罗大主教阁下担任教皇的译员，而由我将总统的话译成意大利语。这次，教皇又表示关心中东的局势，并表示希望能够做出某种安排，使各种宗教信徒都能到他们的圣地去。在讨论了一些其它的国际问题之后，我们就告辞，总统前往那不勒斯视察第六舰队。我在罗马又呆了两天。这次我比较谨慎，没有再去拜访老朋友。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我乘一架班机到马德里去等候总统来临。佛朗哥将军到机场迎接他，照例有欢迎仪式和致词。我把佛朗哥将军的话小声向总统翻译，在扩音器前将总统的话翻译成西班牙文。 总统和佛朗哥将军乘车经过马德里繁华地区，沿途聚集了大批热情的群众。欢迎的规模没有欢迎艾森豪威尔将军时那么盛大，但却是尼克松总统两次访问欧洲时，欢迎人群最多的一次。＿我们驱车到总统下榻的蒙克洛亚宾馆。抵达那里时，由一名年轻西班牙上尉指挥的仪仗队列队欢迎。这位上尉手执指挥刀。总统检阅完仪仗队后，把手伸向这位年轻的上尉，他显然很尴尬。随之他对总统说，他能够和总统握手是莫大的荣幸，但根据西班牙军队的规定，手持指挥刀时，是不准握手的。总统对于他敢于这样讲出来，对于仪仗队的雄姿都大加称赞。进入宾馆后，总统说，他在马德里受到如此盛大和热情的欢迎，感到非常高兴。他说：“西班牙人确实是我们的朋友。”稍后，西班牙的年轻王子唐胡安·卡洛斯来访，并同尼克松先生谈话。王子的英语讲得很好，所以他们谈话时我没有参加，只是在他来的时候出去迎接，走的时候送他上汽车。后来又有政府首脑卡雷罗·布兰科海军上将来访，他同总统长谈时我当翻译。这位海军上将后来遭巴斯克恐怖主义分子暗杀。卡雷罗·布兰科认为共产党人正在有步骤地通过宣传破坏西方进行抵抗的意志，并在散布色情的东西和毒品，以破坏西方的传统道德。他把当代的道德败坏情况与罗马帝国衰亡时的情况相提并论。他说：“那些野蛮人正在城墙外等待着呢。”有多次社交活动，西班牙人都安排得非常好，其中有一场音乐会，演奏用的提琴全都是斯特拉迪瓦里当年制作的。 第二天早晨我同总统和总统夫人一道乘车去机场。途中，夫人问我是否有去巴黎和谈的任务。我曾经得到指示，要对此事严格保密，总统抢在我答话之前换了话题，因此我就没有必要回答尼克松夫人的问题了。我们先飞伦敦。我乘坐的是后备飞机，非常舒适。总统回美国，我就飞回巴黎，重新当我的驻法武官。 我另一次陪同尼克松先生出国是去参加戴高乐将军的葬礼。我们抵达巴黎时发现该市异乎寻常的寂静和沉默。只听到电台和电视台播放的哀乐。总统住在大使馆，我住在克里荣饭店。当总统被引进蓬皮杜总统在爱丽舍宫的办公室时，这位法国总统赞颂了戴高乐将军，但同时也对他做了一番有趣的分析。蓬皮杜说，戴高乐将军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任何人，正因为如此，他最后下了台。蓬皮杜自己就是这种不信任的受害者。 蓬皮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未见他对别人作出轻率的回答，他总给人以非常自信的感觉。据我看来，他自己的为人似乎就象他说戴高乐那样，对别人缺乏信任。他实际上并不真正喜欢美国人，但是他懂得我们在世界上所代表的力量。他访问美国时遇到的敌对性示威，曾使他大为震动。他一直没法理解，如果美国政府真想制止这种示威活动的话，为什么不加以制止。但是他非常善于利用他曾经受过委曲的地位。他反复向尼克松总统表示，任何社会，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就不能生存，也不配生存。 总统同世界各国的领袖们一起在巴黎圣母院参加了悼念戴高乐将军的弥撒。这是一次给人留下极深印象的仪式。当晚，蓬皮杜举行小型招待会，宴请参加葬礼的各国代表团。我遇见了英国的查尔斯亲王，不同时期的四位首相围坐在他的四周，他显得十分从容。葬礼结束后，总统飞回美国，我则留在巴黎继续履行职务。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我前往大西洋中部参加蓬皮杜、尼克松两总统在亚速尔群岛举行的会谈。我曾多次陪同总统参加与蓬皮杜的会晤，并陪同基辛格博士拜会法国总统。这几次会谈，谈的都是非常棘手的财政问题。在法国人看来，这些财政问题似乎往往比政治问题更重要。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同后来继蓬皮杜任总统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之间交锋十分激烈，最后美国终于同意美元贬值。尼克松在与蓬皮杜交谈中，非常感兴趣地听着这位法国总统对苏联的观点和人物的评价。蓬皮杜认为，波德戈尔内虽然从理论上说是苏联的国家元首，但没有实权。柯西金很会说话，具有特别强的反德情绪。无疑勃列日涅夫是真正的首领。他曾向蓬皮杜夸耀过他的SS9型导弹，自吹说这种导弹是世界上最大、威力最强的导弹。他认为苏联现在同美国谈判处于有利地位。蓬皮杜说他不一定同意这些看法，但勃列日涅夫是这样认为的。这位苏联领导人还反复向法国总统炫耀苏联的力量，他说苏联要和平，但永远不会“后退”。蓬皮杜不太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苏联确实十分关切中国问题。波德戈尔内说过，他认为毛的去世不会改变中苏之间的关系，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敌对不会消除。俄国不仅要对付西方，而且还要对付怀有敌意的中国。 同我过去看到蓬皮杜参加会谈时的情况相比，他在亚速尔群岛会晤尼克松时，似乎显得比较紧张。这或许应归诸于最后致他于死命的疾病已经开始对他袭击。尼克松对蓬皮杜说了不少恭维话，还说他非常重视法国总统的意见。我不记得蓬皮杜是否曾经也恭维了尼克松。经常跟随蓬皮杜的是他的一位很出色的能够讲三国语言的翻译安德罗尼科夫亲王。这位亲王除法语外，还能完全掌握英俄两种语言，而且对于所谈的问题十分熟悉，并具有惊人的记忆力。 我还两次陪同基辛格去见蓬皮杜。我必须承认，亨利对于复杂的经济事务几乎同政治问题一样熟悉和在行。会晤前他总是把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十二月十三日晚，葡萄牙总理马尔塞洛·卡埃塔诺在安格拉杜伊鲁伊兹穆请吃了一顿十分丰盛的晚餐。蓬皮杜发现我还能讲葡萄牙语，能把祝酒词译成葡文、法文和英文三种文字，表示十分惊讶。他事先一定忘了看关干我的材料，法国情报当局肯定给过他这种材料。十四日会议结束后，我飞回华盛顿去整理我参加过的历次谈话的备忘录。在华盛顿期间，总统接见巴西总统埃米略·梅迪西时，我曾为他翻译。就是在这次接见时，我知道我将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因此我就回巴黎去办理我调回华盛顿工作之前的未了事宜。我在国外已呆了十二年，虽然曾多次返回美国，但实际上我从一九六０年起一直派驻国外工作。 我再次陪同尼克松总统出国访问，那是去参加蓬皮杜总统的葬礼。这一次葬礼在许多方面几乎是戴高乐葬礼的重演。蓬皮杜非常英勇，直到他临去世那天早晨还在办公室工作。 当时水门事件正达到高潮，总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紧张。他这次仍住在巴黎大使馆官邸，并步行一百五十码到爱丽舍宫去拜会法国代总统阿兰·波埃。他走过圣奥诺雷区时，那里站满了群众，他们都对他十分友好，这显然使他精神为之一振。后来他出席了波埃为前来参加葬礼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招待会。他同许多国家的元首进行了长谈。·当他见到摩洛哥王储时，他赞扬说王储是一位伟大国王的儿子，将来王储本人也要成为伟大的国玉。如果说摩洛哥人听了很高兴，那并非言过其实。他还同墨西哥外长拉瓦萨谈了一会儿，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插进来说：“他是你南面的邻居。”后来瑞典的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也向总统的跟前挤。他过去曾把尼克松先生在越南问题上的作为和阿道夫·希特勒当年的作为相比。当我告诉尼克松先生说这位首相正在向他走过来时，他在嗓子里做出一种狺狺的声音作为对我的回答。接着瑞典大使对我说，瑞典首相想见总统。瑞典大使是我在巴黎工作时认识的。使我大为诧异的是尼克松先生对瑞典首相居然十分亲切。次日，一九七四年四月七日，尼克松先生飞返华盛顿，这是他辞职之前的最后一次出国旅行。 尼克松总统很喜欢这几次出访，以及与外国领导人的接触。他认为这种接触有很多好处，如果领导人之间建立了个人关系，那么当一方采取了某种行动，另一方不大可能作出鲁莽的反应。他觉得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干得最漂亮。而他的这种感觉是对的。如果他在国内事务上也能做出同样好的判断，那么国家就不会发生水门事件这种悲剧了。 一九七０年六月发生了一件很怪的事情，当时我已回华盛顿。我去见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人通知我说总统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先生要见我。我真想不出他究竟要同我谈什么问题。我到他的办公室之后，他告诉我说，尼克松对于我有本事不记任何笔记而整理出详尽的备忘录，印象根深刻。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回白宫，而且出席总统参加的各种会议，不仅为了陪同接见外宾，还要记录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把本届政府的历史写下来。我口答说，给我提供这样一个职务我很感激，但我对于这一项工作实在不感兴趣。如果真要命令我去于，那我就请求退休。他对于我没有欣然接受这职务，似乎很惊奇。后来我把这次谈话情况报告了基辛格，他只是摇摇头，没有发表意见。 我相信在我同霍尔德曼进行那次谈话之后不久，白宫开始安置了录音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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