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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九二八年八月初在法国沙多—吉里城邮局寄出《灭亡》的原稿以后，有一个短时期我完全忘记了写小说的事情。 当时我和两个中国朋友在本地中学里过暑假。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了。那个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比我来得早。另一个朋友是山西省人，以前在这个学校里念过法文，后来在巴黎一家上等玻璃灯罩工厂里作绘图的工作，因为神经衰弱，到这里来休养几个星期。整个学校里冷清清的，人都走了，只剩下看门人老古然和他的妻子。古然夫人早已过了六十，可是身体健康。假期中她还要为我们准备每日的三餐。我们在传达室（也就是古然夫妇的小客室）里坐得舒适，吃得愉快。那一对整天劳动的夫妇是非常和善的人，他们待我们十分亲切，就像待亲人一样。从巴黎来的山西朋友不曾见到我的小说。学哲学的朋友却是《灭亡》的第一个读者。我最初在袁润身教授的故事里用了一个不适当的字眼“幽会”，还是接受了安徽朋友的意见才改成“约会”的。一年来他一直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朗读中国古诗，陆游的《剑南诗稿》经常在他的手边。我和他都住在大饭厅的楼上，我住的是一个较大的房间。山西朋友则住在学监宿舍旁边的阁楼上。学校前面有一个大院子。 后面也有一大块空地，种了不少的苦栗树，篱笆外面有一条小路通到河边。整个学校里大概只有我们五个人。校长全家到别处去了。总学监住在这个小城里，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来看看。我们对他没有好感。他就是我的短篇小说《狮子》里的总学监。那个中学便是我住了一年的沙城中学。我初期的好几个短篇像《洛贝尔先生》等等都是以这个可爱的又安静又朴素的法国小城作背景。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生活，我返国后多年回想起来，还有如在眼前的感觉。 在那三四个星期里面，我们起得早，睡得早。早晨，天刚亮，我们三个中国人先后走到学校后院空地上，在那里散步聊天。吃过早饭，我们便走出校门，有时走到古堡脚下，有时在街上逛逛，有时顺着河岸，走到田畔小路，有时便走上古堡，在那里喝瓶啤酒……我们回到学校以后，便回各人的房间，看书写信。晚饭后我们又到河边田畔，散步闲谈，常常谈到夜幕落下，星星出现的时候。路上我们又会遇到一些熟人，互相道一声“晚安”。我们走到校门，古然夫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听到她那声亲热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样。 那位好心的贫苦老太太，她今天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了。可是我写到她的姓名，还像听见她的声音，见到她的面颜，虽然有些模糊了，但是“麦歇李”这两个字（两个法国字）和满是皱纹的十分和善的瘦脸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子里。她那慈母似的声音伴着我写完《灭亡》，现在又在这清凉如水的静夜里伴着我写这篇回忆。愿她和她那位经常穿着围裙劳动的丈夫在公墓里得到安息。 桥头一家花店和正街上一家书店是我们一年来常去的地方。我和那位安徽朋友过一些时候便要去买一束花，或者买几本书。在校长夫人和小姐的生日，我们也要到花店买花束送礼。校长姓“赖威格”，他那个十二岁的女儿叫“玛丽—波尔”。我后来在短篇《老年》里借用过校长的姓，还把“玛丽—波尔”这个名字写进了另一个短篇《洛贝尔先生》。书店里有些什么人，我记不起来了。花店里有一个十七岁的金头发、苹果脸的姑娘，名叫曼丽，是我们的熟人。我们走过花店门前或者在路上遇见她，她总要含笑地轻轻招呼一声：“先生，日安”，或者“先生，晚安”。 在巴黎，我们作为中国人不止一次地遭受人们的白眼。可是在这个小城，许多朴实、善良的人把我们看作远方来的亲戚。我为了那一个时期的安静而愉快的生活，至今还感激、怀念那些姓名不曾上过报章的小人物。在那种友好的气氛中，我写完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又在正街格南书店里先后买到十本硬纸面的练习簿，用整整五本的篇幅抄录了它。《灭亡》的原稿早已毁掉，可是那样的练习簿我手边仍有两册，我偶尔翻出来，它们仿佛还在向我叙述法国小城生活的往事。 我在沙多—吉里最后两三星期安静的日子里，看了好些小说，我在这里不用“读”，却照我们的老习惯用个“看”字，因为我当时的确是匆匆地翻看，并非逐字细读。此外我和那两个中国朋友在一起聊天，虽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是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小说。那个山西朋友在法国住得久，看过不少的戏，他还向我们介绍那些戏的内容。有一次他谈起根据左拉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酒馆》，他讲到柔尔瓦丝的丈夫，那个盖屋顶的锌板匠，听见女儿在人行道上叫“爸爸”，失脚从屋顶上摔下地来，他讲得有声有色：幕怎样轻轻地落下，报告灾祸的音乐还在观众的心上回响……好像那个惨剧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一样。我以前读过两三本左拉的小说，这时又让朋友的谈话引起了兴趣。下一天我就到格南书店去买了《酒馆》。我在饭厅楼上我那个房间里看完了它。我接着还看过左拉的另外两部作品《萌芽》和《工作》（那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柔尔瓦丝的两个私生子）。因此我一连几天向朋友介绍左拉的连续性的故事。安徽朋友不久以前才读过我的小说稿本，便带笑问我，是不是也想写有连续性的小说。他也许是开玩笑，然而这对我却是一个启发。这以后我就起了写《新生》的念头。故事倒还不曾认真考虑，书名却早想好了。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死了，理想还存在，会有新的人站出来举起理想的大旗前进。那么《灭亡》之后接着出现的当然是《新生》。我在那些日子里想来想去也不出以上的范围。 《新生》里应当有些什么人物，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是少不了的，那是李静淑，我在《灭亡》的最后就预告过她的行动了。 后来我从沙多—吉里到了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时期，又看了好几本左拉的小说，都是收在《卢贡一马加尔家庭》这套书里面、讲两家子女的故事的。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多读了几本小说，我的手就痒了，我的脑子也痒了，换句话，我也想写小说了。在那个短时期里，我的确也写了一点东西，它们只是些写在一本廉价练习簿上面的不成篇的片段。我当时忽然想学左拉，扩大了我的计划，打算在《灭亡》前后各加两部，写成连续的五部小说，连书名都想出来了：《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春梦》写杜大心的父母，《一生》写李静淑的双亲。我在廉价练习簿上写的片段大都是《春梦》里的细节。我后来在马赛的旅馆里又写了一些，在海轮的四等舱中我还写了好几段。这些细节中有一部分我以后用在《死去的太阳》里面，还有一大段我在三年后加以修改，作为《家》的一部分，那就是瑞珏搬到城外生产、觉新在房门外捶门的一章。照我当时的想法，杜大心的父亲便是觉新一类的人，他带着杜大心到城外去看自己的妻子，妻子在房内喊“痛”，别人都不许他进去。 他不知道反抗，只好带着小孩在院子里徘徊；他的妻子并不曾死去，可是他不久便丢下爱妻和两个儿子离开了人世。 我在十月十八日早晨到了马赛，准备搭船回国，下了火车赶到轮船公司去买票，才知道海员罢工，往东方去的船一律停开。我只好到一家旅馆里开了房间，放下行李，安静地住了下来。这样一住，便是十二天。马赛的生活我已经老老实实地写在短篇《马赛的夜》里面了。连海滨的旅馆和关了门的中国饭馆也是真实的。我在贫民区里的中国饭馆吃饭，在风景优美的“美景旅馆”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里读其实是“看”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整套书中的二十部长篇我先后读过了一半以上，在马赛我读完了它们。我不相信左拉的遗传规律，也不喜欢他那种自然主义的写法，可是他的小说抓住了我的心，小说中那么多的人物活在我的眼前。我不仅一本接一本热心地读着那些小说，它们还常常引起我的“创作的欲望”。在等待轮船的期间，我只能写一些细节或片段，因为我每天必须把行李收拾好出去打听消息，海员罢工的问题一旦解决，我就得买票上船。否则我会在马赛老等。然而我的思想并不曾受到任何的限制。我写得少，却想得多。有时在清晨，有时太阳刚刚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马赛的海景；有时我晚饭后回到旅馆之前，在海滨散步。虽然我看到海的各样颜色，听见海的各种声音，可是我的思想却跟着我那几个小说中的人物跑来跑去。我的思想像飞鸟一样，在我那个隐在浓雾里的小说世界中盘旋。我有点像《白夜》里的“梦想家”，渐渐地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小世界。《春梦》等四本小说的内容就这样地形成了。《春梦》写一个苟安怕事的人终于接连遭逢不幸而毁灭；《一生》写一个官僚地主荒淫无耻的生活，他最后丧失人性而发狂；《新生》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黎明》写我的理想社会，写若干年以后人们怎样地过着幸福的日子。 但是我回国以后，始终没有能把《春梦》和《一生》写成。我不止一次地翻看我在法国和海轮上写的那些片段，我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完全丧失了信心。《灭亡》的发表也不能带给我多少鼓励。我写不好小说，便继续做翻译的工作。《伦理学》的后半部教我伤透了脑筋，我咬紧牙关拚命硬译，越译越糊涂，但是总算把它译完了。我还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革命者的回忆录》和斯捷普尼雅克的特写集《地下的俄罗斯》，这两本书不像《伦理学》那样难解释，书中热情的句子和流畅的文笔倒适合我的口味，我在翻译时一再揣摩、体会，无意间受了一些影响。我还从世界语翻译了意大利亚米契斯和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剧和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总之，我还不曾灰心断念，我借翻译来练习我的笔。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大哥来上海，我和他在一起过了一个月愉快的生活。他对我并没有更多的了解，却表示了更大的友爱。他常常对我谈起过去的事情，我也因他而想起许多往事。我有一次对他说，我要拿他作主人公写一部《春梦》。他大概以为我在开玩笑，不置可否。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死胡同里面看见了一线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我下了决心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过了几个月我写信给他又提起《春梦》。我手边还有他在一九三○年三月四日寄来的回信，他很坦白地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等书报读过以后，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要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罢……”他没有想到我写的小说同他想写的并不一样：他想谴责的是人；我要鞭挞的是制度。他也没有想到我会把他老老实实地写进我的小说。我更不会想到他连读这部小说一行一字的机会也没有。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起我的小说在上海《时报》上连载，我把《春梦》的名字改成了《激流》（一九三三年我把小说交给开明书店印单行本的时候，才改用《家》作书名）。第二天下午我得到了报告他去世的电报，原来他死在《激流》开始发表的那一天，当时我的小说只写到第六章。我每隔一个星期向报馆送一次稿；我还不曾想好整个的结构，脑子里更没有那许多细节。说实话，我还有一些顾虑。可是大哥意外地死了，我的主人公死了，我不用害怕我的小说会刺伤他，或者给他带来他所忍受不了的悲痛的回忆……不久我读到了成都寄来的我大哥的遗书，才知道他服毒自杀。我想起一年前他来信中那一段话：“我也是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的人，奈何。 ……此时暂不自辩，将来弟总知道兄非虚语，恐到那时你却忘记兄了，唉。……”我的悲愤更大了，我的悔恨也更大了。 我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把小说写出来，让他看清楚面前的深渊，他也许还有勒马回头的可能。我不曾好好地劝告他，帮助他。现在太迟了。我不能把他从坟墓里拉出来了。我只好把我的感情、我的爱憎、我要对他讲的话全写到我的小说里去。 《新生》的写作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过我开始写《新生》比写《激流》早几个月，大约在一九三○年年底或者一九三一年年初；我结束它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也比结束《家》早些。那时我早已抛弃了写五部连续的长篇小说的计划，而且把从法国带回的廉价练习簿中一部分可用的细节用在《死去的太阳》里面了。《新生》的内容、结构以及人物也逐渐地形成而固定了。我想写一个人的转变，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 我选择了李冷作主人公，主要的原因是，我在《灭亡》里已经预告了李静淑的道路和作用，我不便改动它们，写李静淑附带写她的哥哥，或者由李冷的眼中看出妹妹的精神面貌，用一管笔可以写出两个人的言行同他们的思想活动，对于像我这样学习写作的人，的确有不少的便利。况且我前不久有过失败的经验，我指的是《死去的太阳》，我写完它，自己不但感到疲倦，还有失望的情绪，这并非由于小说的调子低沉（我在小说初稿的结尾还说：“经过了短时间的休息以后，太阳又会以同样的活力新生于人间。”），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无力、无才来适当地表达我的思想感情。我把那个中篇小说的初稿题作《新生》，也可以说明我当时的心境。我完全失掉了写作的兴趣和信心，我连李静淑的故事也放弃了，我想拿那个失败的作品来结束我的文学生活。 不用说，这只是一时的沮丧。过了若干时候我又有了拿笔的勇气。我先写了几个短篇，后来我就用日记的形式，让自己作为李冷写起《新生》来。因为我打定了主意要写主人公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大转变，便不得不先教和平主义的李冷转变为否定一切的个人主义者。虽然杜大心的惨死让李冷受到很大的刺激，但是这个转变总有些勉强。同样，写另一个女主人公周文珠由《灭亡》里的陈太太转变而来，也显得不自然。周文珠的转变本来是多余的，倘使把她作为新出场的人来写可能更好，我还可以在她的身上加一些色彩。至于我那样写法，也不过是加强人物同前一本书的联系而已。 我写《新生》，一共写了两遍。第一稿是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写完的。我九月里把稿子送到《小说月报》社去，后来见到一九三二年一月号《小说月报》的“目录预告”，知道我的小说在这期“月报”上开始连载。我听见一位朋友说杂志已经印好，在装订中，却没有想到“一·二八”的炮声一响，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厂房全给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和炸弹毁得一干二净。当天的号外上就刊出这样的消息：纸灰飞满了闸北的天空。我看见不少人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灾祸，仍然勇敢地站起来跟侵略者作斗争，我不会为自己这本小说感到痛惜。我说，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我要把《新生》重写出来。我在一九三二年七月，花了两个多星期的工夫，第二次写完了《新生》。这一次我是一口气写完它的。我从早写到晚，什么事都不做。第一稿的内容和文字还很清楚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必须趁我不曾忘记的时候，把它们记录在纸上。我写得快，因为我的脑子里装满了东西，用不着我停笔苦思。我的确写得痛快，因为那许多东西自己要从我的脑子里跳出来。我写第一稿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我当初写得很吃力，写得很痛苦。 《新生》的第一稿和第二稿大致相同，但也不能说没有差别。我凭着记忆重写十万字的旧作，我不可能把行行字字安排得跟过去一模一样，况且时间隔了一年多，我的环境改变了，我的心境也改变了。写第一稿的时候，我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写第二稿的时候，我已经搬进当时的“法租界”，住在环龙路花园别墅我舅父家的二楼，脑子里还装了不少日本军人的暴行。第一次，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自己的心、挤自己的血一样。有些时候我仿佛在写自己的日记，虽然更多的时候我是在设身处地替李冷写他的见闻。我说过《新生》第一稿在商务印书馆的大火中全部焚毁。可是仍然有两三节给保留了下来。那两三节是在全稿完成以前由我摘出来作为随笔或者作者的日记在刊物上发表了的。那是我在北四川路和顾家宅公园里的见闻。在李冷的日记里的确有我自己的东西。他常常叫嚷：“孤寂，矛盾”，那是我自己的痛苦的呼声。我在那个时候写的《复仇·序》中第一句便是：“每夜每夜我的心痛着。”（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新生》里面，李冷在四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说：“我快要被自己毒害到不能挽救的地步了。”在十九日他又写道：“我真的被个人主义毒害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了。”文珠也批评过李冷的“空虚的个人主义”。我并不是李冷那样的个人主义者，但是我常常像他那样感到“孤寂”和“空虚”，因为我正像他那样有很多的矛盾。其实他的“否定一切”和“个人主义”也是假的。他在外表上好像很倔强，可是心里空得很。除了渺茫的理想外，他还有一种对什么都不相信的“怀疑”。这种怀疑可能影响他的行动。不过我想这样说，要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架子支持着他，他早就跟着妹妹李静淑和爱人（未婚妻）周文珠走新的路了。我也见过有人一直顽强到底，逐渐走上毁灭的路，当然不仅是由于“怀疑”和“空架子”，同时也因为替自己考虑太多。我们那一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都或多或少地跟个人主义有关系。我当然也不是例外。 我向往革命，而不能抛弃个人主义；我盼望变革早日到来，而自己又不去参加变革；我追求光明，却又常常沉溺在因怀念黑暗里冤死的熟人而感到的痛苦中；我大声嚷着要前进，过去的阴影却死死地把我拖篆…其它种种自己克服不了的内心的斗争、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等等，我也不想在这里提说了。我只想提一下，那几年中间我不但深陷在矛盾中不能自拔，我还沉溺在骨肉的感情里面，个人的悲欢离合常常搅乱了我的心。我前不久在旧书中找到了两页残信，那是我从前寄给我大哥、在他死后又回到我手里来的旧信的极小部分。我记得在一九三二年整理《海行杂记》的时候我把那些旧信全撕毁了，不知道怎样却留下了这两页。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初我刚到巴黎不久寄出的信上有这样的话：……我永远是冷冷清清，永远是孤独，这热闹的繁华世界好像与我没有丝毫的关系。……大哥。我永远这样地叫你。然而这声音能渡过大的洋、高的山而达到你的耳里么？窗外永远只有那一线的天，房间也永远只是那样的大，人生便是这样寂寞的么？没有你在，纵有千万的人，对于我也是寂寞……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的。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从上海寄出的信上，我又写了如下的话：这几年很少哭过的我今天却流了眼泪了。在暮色苍茫中我们离了你。一只小小的木船载着我们四个人向外滩码头划去。蓝空中有几颗明星，凉风吹动我的衣服。前面是万盏灯光的上海，后面是载着你们的“其平”。我离你愈远了。这时多年的旧事一齐涌上心头。……你的流着泪的脸至今还在我的眼前，上码头时，分明四个人都上了岸，我却东张西望，寻找你在哪里。“大哥，这边走。” 这句话几乎要说出口来。自己才陡然明白你不在上海了。 一种从来不曾感到过的凄凉侵袭过来，我觉得在这么大的上海市，我只是一个孤独的人。……这几年来我在表面上似乎变得不像从前那样的孤僻了，其实在心里我依然造了一个囚笼锁住了自己。……我不再抄下去了。今天我还珍惜这份感情，可是我不能不责备自己的偏执、软弱、感伤、孤僻和近视……我写《新生》第一稿的时候还没有能摆脱那种有时突然袭来的孤独、凄凉的感觉，我甚至还不曾打破那个囚笼。所以我能够那么有耐心地描写李冷的孤寂而痛苦的不正常的心境，我仿佛在受一次审问或者受一次考验，我又好像在解剖自己，看看自己身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总之我绝不是冲锋陷阵、斩将搴旗的战士，也不是对症下药、妙手回春的医生。 我写《新生》第二稿的时候，刚从南方旅行回来，发表了《春天里的秋天》，“孤寂”和“空虚”的感觉已经开始减淡，过去二十八年的阴影也逐渐消失，而且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心，我要证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不能毁灭我的创造的冲动”；帝国主义的炸弹毁灭不了我的精力和作品。 所以我当时兴奋多于痛苦，不吃力，却感到痛快。虽然前半部中仍然充满阴郁的调子，但大半是过去心境的追忆和旧日文字的默写，我脑子里常常响着一个声音，就是我在《春天里的秋天·序》中说的：“这应该终结了。”“这”字指的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在那篇序文的结尾甚至说：“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我控诉’。”我这样说，未免太狂妄。我除了一管幼稚、无力的秃笔，什么武器也没有，又不曾找到正确的革命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而且整天关在屋子里写文章，不参加实际的斗争，我怎么能够损害我的敌人呢？我当时也知道自己的弱点，我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自己的矛盾，反而放任矛盾发展下去。我不断地说，我要放弃文学生活（写作的确带给我不少的痛苦，像我在《灵魂的呼号》中所说的那样），可是我反而捏紧笔让自己越陷越深；我因为“在白纸上写黑字廉价地浪费了年轻的生命”而感到不幸，而不断地诉苦，可是我反而日也写、夜也写，愈写愈多，好像一旦放下笔我的生命就会从此完结。我写完《新生》第二稿后，两个多月便写了像《灵魂的呼号》那样的诉苦文章。《新生》的第二稿里当然也有我自己的那些矛盾。不过倘使我的记忆力不算太坏，那么《新生》第二稿中阴郁的调子比第一稿中的淡了些；第二稿的字数也稍微多了些，大约增加了万把字罢：全书一共三篇，第一篇加了些，第二篇减了些，第三篇只有一句话，还是从《约翰福音》中引来的，为此不增也不减；至于增减了些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楚，现在更说不上来了。 我再仔细一想，第二篇中减少的可能是李冷在禾山牢房里回忆往事的片段，这不是我有意删去的。我记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新生》的第二篇是根据一个朋友的日记写成的，这是真话。我写第二稿的时候，那本狱中日记还在我的手边，可是后来却找不到了。我不知它是在我几次迁居中遗失了，还是朋友把它拿了回去，因为那位朋友并不曾遭枪决，他让熟人花了点钱保释出来了。我把朋友的经历借给李冷，但是我还得把一、二两篇连接起来，把人物的性格统一起来，因此我虽借用了一些事实，却无法借用文字，我还得加上李冷自己的东西，回忆往事的片断便是这样地加上去的。 这种地方可多可少，我第一次从容地执笔，构思的工夫较多，便写得长些，第二次我一口气写下去，当然容易跳过一些不重要的细节。但是当时如果没有朋友的日记，我绝不可能想到资本家勾结军阀所干的杀害工人的勾当和在禾山进行的事情。这些事实在第二稿中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连王炳这个人也是原来有的，我不过改变了他的姓名和结局。他既不曾越狱逃走，更没有中弹身亡。原来的日记里也有那个同情“犯人”的北方看守。“用驳壳枪打死三个，得赏十元”的话也是从日记里抄下来的。我增加的只是他奉命枪毙李冷的事情。我增加的还有李冷就义前那个“把个体的生命联系在群体的生命上……在人类的向上繁荣中找到个人的新生”的信念。这个信念不仅是李冷的，它也是我的。尽管我的作品里有多少“阴郁性”，尽管我常常沉溺在个人的感情里，尽管我有时感觉到“孤寂”和“空虚”，甚至发出“灵魂的呼号”，可是我始终不曾失去这个信念。因此我才没有让“绝望”和“悲观”压倒，我才相当健康地（我指的是身体，不是思想）活到现在。我在充满矛盾的痛苦生活中不断地叫嚷：“我不怕，我有信仰。”我凭借的便是这个。 我两次写了李冷的“新生”，我自己在感情上也得到一些鼓舞。但是我既不曾走到“灭亡”的边缘，也没有得到“新生”的光明。所以我一直在无数的矛盾中间苦苦地挣扎。《新生》以后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样的挣扎中写成的。例如一九三三年写成的《萌芽》（后来改名为《雪》），这个中篇也暴露了我的思想、感情上的矛盾。我在写作的时候，宣泄了自己的感情，我当时的确有鲜明的爱憎：一方面是作威作福、荒淫无耻，另一方面是辛勤劳动、受辱受苦。我当初写了两个不同的“结尾”——一个是：工人的起义胜利了，曹科员夫妇搭火车离开了大煤山，男的说：“我不能等着看他们灭亡……所以我走了……”；另一个是：工人的起义给镇压了，曹科员夫妇离开了大煤山，在车上男的说：“倘使赵科员能够活起来……他又会责备我逃避现实了。他真倔强，临死……还说种子已经落在地下……。”在两个“结尾”中，女的都是“低声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这几个月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怕的梦。……现在落雪了。’……”调子是同样地低沉。虽然我是在批评那一对改良主义的年轻夫妇，可是我无意地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向读者宣传了，可能有一些读者会受到感染。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刚才还说过我是相信未来的光明的。 但是从当时到那未来的光明究竟要走多长的路？而且怎样才能够走到？我自己却茫然了。所以在我的作品中，黑暗给暴露了以后，未来的光明却被写成了渺茫的希望，当然不会有昂扬的调子了。在《雪》的“结尾”中只有“种子已经落在地下”这句话。在《砂斗的“结尾”里我也只写了“……到将来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到来的……”这样的希望。在《新生》第二稿之前完成的中篇小说《砂斗的调子更低沉。砂丁们的静悄悄的惨死和少女的徒然的等待……。小说带给读者的，不是哀愁大于希望么？我说过，我也想过，我要用笔做武器，控告不合理的旧社会，可是在我不少的小说中我都充当了束手无策、摇头叹息的旁观者的脚色。 《砂斗》是根据一位朋友的谈话，加上我自己大胆的想象写成的。当时我没有到过云南的个旧，也不曾看见一个砂叮我那位朋友在矿上住过一个短时期，他亲眼看见砂丁们受到的非人的待遇，他不能够在那个“人间地狱”里待下去，后来就跑到上海来了。他对我谈了不少，他谈的只是砂丁们的生活。故事是我编造的。我的同情，我的愤怒……逼着我拿起笔，替那般“现代的奴隶”喊冤。我没有实际的生活，甚至连背景也不熟习，因此我只好凭空造出一个“死城”来。小说出版后二十八年，我才到了我从前写的那个城市和矿山。去年三月在个旧迎接我的却是金湖上一片灿烂的阳光和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砂侗已经成了历史上的名词，我只能在文化馆的“矿工今昔展览室”里看到我所描写的那种生活了。 我在《雪》里写的是浙江长兴煤矿工人的生活。背景是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却是编造的。我一九三一年初冬同一位朋友坐小火车到过那个矿山，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朋友在矿局当科长，我作为他的客人在矿山得到不少的方便。我一天到处看看，还跟着一个机工下窑去待了两个多钟点。在这个窑里，一个多月前发生过一次爆炸事件，死了十五个人，要不是靠那位朋友帮忙，我一定下不去了。我并非去找小说材料，我只是想尝尝生活的各种味道，体验体验生活。过了两年我答应别人写一部连载小说，才想到了这个题材。我可以说是充分地利用了两年前的“生活体验”，我把知道的全写进小说里了。不知道的能避开就避开，没法避开的只好靠自己编造。我那个朋友早已离开长兴，我无法再到矿山去体验生活，连参观的机会也得不到，我怎么能够写得更真实呢？我平日同工人接触的机会极少，那一个星期中间虽然常同矿工们交谈，但是谈得不深，我又没有把谈话记录下来，两年后我要塑造工人的形象，当然连“貌似”也办不到了。小说最后矿工们的起义，不用说也是出自我的想象。不过当初我在矿山作客的时候，也曾听见朋友讲起两个月前（？）“土匪”打进矿局的故事。他说是“土匪”，又说里面有开除了的矿工。 他们大清早冲进了局长（或者叫“经理”）的寝室，当着妻子的面打死了丈夫。我的朋友当时听到消息，打开房门，正要出去，看见有人奔向他的房间，马上退回关上房门，又拉过方桌将门抵祝外面的人推不开房门，也就走了。所谓的“土匪”在矿山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军队开到他们就散了，又说是远走了。我在矿山的时候，人们还暗暗担心“土匪”会再来。新的局长（或经理）刚刚就职，同事们正为他举行贺宴，朋友要我参加，我推辞了。小说的那个胜利的“结尾”便是根据上面的真实的故事想出来的。矿局职员口中的“土匪”很可能是起义的工人。 《新生》发表以后，我几次想写它的续篇《黎明》，一直没有动笔。一九四七年《寒夜》出版了，我又想到预告了多年的《黎明》，我打算在那一年内完成它。可是我考虑了好久，仍然不敢写一个字。我自己的脑子里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比较具体的未来社会的轮廓，我怎么能写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呢？我找了几本西方人讲乌托邦的书，翻看了一下，觉得不对头，我不想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写乌托邦的小说。因此我终于把《黎明》搁了下来。这是十四年前的事。我现在谈《新生》，又想到了那个未了的旧债，我的思想活动了，信心也有一些了。我觉得在新社会里试一试过去干不了的那个工作，也不见得毫无成功的可能，至少方向明确了，道路清楚了。今天拿起笔写未来社会、理想社会，绝不会像在写童话；正相反，我会觉得自己在写真实的生活，在写明天便要发生的事情，多么亲切，多么新鲜，多么令人兴奋。我真想试一试，而且我相信一定会得到我写从《灭亡》到《寒夜》十四卷文集的当时所未曾有过的“写作的快乐”。 《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他（它）写成罢，怕甚么。《块肉余生述》若（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整整五十年过去了。这中间我受过多少血和火的磨练，差一点落进了万丈深渊，又仿佛喝过了“迷魂汤”，记忆力大大地衰退，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大哥的消瘦的面貌至今还没有褪色。我常常记起在成都正通顺街那个已经拆去的小房间里他含着眼泪跟我谈话的情景，我也不曾忘记一九二九年在上海霞飞路（淮海路）一家公寓里我对他谈起写《春梦》的情景。 倘使我能够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那里埋着多少大哥的诉苦埃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姐妹，我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伸冤。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回国途中，在法国邮船（可能是阿多士号，记不清楚了）四等舱里，我就有了写《春梦》的打算，我想可以把我们家的一些事情写进小说。一九二九年七、八月我大哥来上海，在闲谈中我提到写《春梦》的想法。我谈得不多，但是他极力支持我。后来他回到成都，我又在信里讲起《春梦》，第二年他寄来了上面引用的那封信。《块肉余生述》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考伯菲尔》的第一个中译本，是林琴南用文言翻译的，他爱读它，我在成都时也喜欢这部小说。他在信里提到《块肉余生述》，意思很明显，希望我没有顾忌地把自己的事情写出来。我读了信，受到鼓舞。我有了勇气和信心。我有十九年的生活，我有那么多的爱和恨，我不愁没有话说，我要写我的感情，我要把我过去咽在肚里的话全写出来，我要拨开我大哥的眼睛让他看见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那些时候我经常背诵鲁迅先生翻译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句话：“可怕的是使死骸站起来看见自己的腐烂……”我忍不住多次地想：不要等到太迟了的时候）。 过了不到一年，上海《时报》的编者委托一位学世界语的姓火的朋友来找我，约我给《时报》写一部连载小说，每天发表一千字左右。我想，我的《春梦》要成为现实了。我没有写连载小说的经验，也不去管它，我就一口答应下来。我先写了一篇《总序》，又写了小说的头两章（《两兄弟》和《琴》）交给姓火的朋友转送报纸编者研究。编者同意发表，我接着写下去。我写完《总序》，决定把《春梦》改为《激流》。 故事虽然没有想好，但是主题已经有了。我不是在写消逝了的渺茫的春梦，我写的是奔腾的生活的激流。《激流》的《总序》在上海《时报》四月十八日第一版上发表，报告大哥服毒自杀的电报十九日下午就到了。还是太迟了。不说他一个字不曾读到，他连我开始写《激流》的事情也不晓得。按照我大哥的性格和他所走的生活道路，他的自杀是可以料到的。 但是没有挽救他，我感到终生遗憾。 我当时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电报是下午到的，我刚把第六章写完，还不曾给报馆送去。报馆在山东路望平街，我写好三四章就送到报馆收发室，每次送去的原稿可以用十天到两个星期。稿子是我自己送去的，编者姓吴，我只见过他一面，交谈的时间很短，大概在这年年底前他因病回到了浙江的家乡，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激流》从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起在《时报》上连载了五个多月。九·一八沈阳事变后，报纸上发表小说的地位让给东北抗战的消息了。《激流》停刊了一个时期，报馆不曾通知我。后来在报纸上出现了别人的小说，我记得有林疑今的，还有沈从文的作品（例如《记胡也频》），不过都不长。我的小说一直没有消息，但我也不曾去报馆探问。我有空时仍然继续写下去。我当时记忆力强，虽然有一部分原稿给压在报馆里，我还不曾搞乱故事情节，还可以连贯地往下写。这一年我一直住在宝光里，那是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在这里除了写《激流》以外，我还写了中篇小说《雾》和《新生》以及十多个短篇。起初我和朋友索非夫妇住在一起，我在楼下客堂间工作，《激流》的前半部是在客堂间里写的。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索非一家搬到提篮桥去了，因为索非服务的开明书店编译所早已迁到了那个地区。宝光里十四号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那个给我做饭的老娘姨。这时我就搬到了二楼，楼上空阔，除了床，还有一张方桌，一个凳子，加上一张破旧的小沙发，是一个朋友离开上海时送给我的，这还是我头一次使用沙发。我的书和小书架都放在亭子间里面。《激流》的后半部就是在二楼方桌上写完的。这中间我去过一趟长兴煤矿，是一个姓李的朋友约我同去的，来回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向我催稿，报纸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是形势紧张，谣言时起，经常有居民搬进租界，或者迁回家乡。附近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随时都可能对闸北区来一个“奇袭”。我一方面有充分时间从事写作，另一方面又得作只身“逃难”的准备。此外我发现慢慢地写下去，小说越写越长，担心报馆会有意见，还不如趁早结束。 果然在我决定匆匆收场，已经写到瑞珏死亡的时候，报馆送来了信函，埋怨我把小说写得太长，说是超过了原先讲定的字数。信里不曾说明要“腰斩”我的作品，但是用意十分明显。我并不在乎他们肯不肯把我的小说刊载完毕，当初也并不曾规定作品应当在若干字以内结束。不过我觉得既然编者换了人，我同报馆争吵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就送去一封回信，说明我的小说已经结束，手边还有几万字的原稿，现在送给他们看看，不发表它们，我也不反对。不过为了让《时报》的读者读完我的小说，我仍希望报馆继续刊登余稿。 我声明不取稿酬。我这个建议促使报馆改变了“腰斩”的做法，《激流》刊载完毕，我总算没有辜负读者。少拿一笔稿费对我有什么损害呢？ 《激流》就这样地在《时报》上结束了。但是我只写了一年里面的事情。而我在《总序》里却说过：“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时间差了那么多。 并且我还有许多话要说，有好些故事要讲，我还可以把小说续写下去。我便写一篇后记，说已经发表的《激流》只是它的第一部《家》，另外还有第二部《群》，写社会，写主人公觉慧到上海以后的活动。我准备接下去就写《群》，可是一直拖到一九三五年八、九月我才开始写了三四张稿纸，但以后又让什么事情打岔，没有能往下写。第二年靳以到上海创办《文季月刊》，我为这个刊物写了连载小说《春》，一九三九—四○年我又在上海写了《春》的续篇《秋》。我为什么要写《春》和《秋》以及写成它们的经过，我在《谈自己的创作》里讲得很清楚，用不着在这里重复说明了。这以后《家》、《春》、《秋》就被称为《激流三部曲》。至于《群》，在新中国成立后，我还几次填表报告自己的创作计划，要写《群三部曲》。但是一则过不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关，二则应付不了一个接一个的各式各样的任务，三则不能不胆战心惊地参加没完没了的运动，我哪里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写作。到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倒真正庆幸自己不曾写成这部作品，否则张（春桥）姚（文元）的爪牙不会轻易地放过我。 我在三十年代就常说我不是艺术家，最近又几次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有人怀疑我“假意地谦虚”。我却始终认为我在讲真话。《激流》在《时报》上刊出的第一天，报纸上刊登大字标题称我为“新文坛巨子”，这明明是吹牛。我当时只出版了两本中篇小说，发表过十几个短篇。文学是什么，我也讲不出来，究竟有没有进入文坛，自己也说不清楚，哪里来的“巨子”？我一方面有反感，另一方面又感到惭愧，虽说是吹牛，他们却也是替我吹牛埃而且我写《激流总序》和第一章的时候，我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墨水。在成都十几年，在上海和南京几年，在法国不到两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文学技巧。我也不曾学过现代语法。但是我认真地生活了这许多年。我忍受，我挣扎，我反抗，我想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我想帮助别人，我在生活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我积累了那么多的爱憎。我答应报馆的约稿要求，也只是为了改变命运，帮助别人，为了挽救大哥，实践我的诺言。我只有一个主题，没有计划，也没有故事情节，但是送出第一批稿时我很有勇气，也充满信心。我知道通过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战斗。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凭借这个制度作恶的人，对他们我太熟悉了，我的仇恨太深了。我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写进去，把我自己写进去。 不是写我已经做过的事，是写我可能做的事；不是替自己吹嘘，是描写一个幼稚而大胆或者有点狂妄的青年的形象。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我熟悉我反映的那种生活，也熟悉我描写的那些人。正因为像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我除了写高老太爷和觉慧外，还应当在觉新身上花费更多的笔墨。 倘使语文老师、大学教授或者文学评论家知道我怎样写《激流》，他们一定会认为在“胡说”，因为说实话，我每隔几天奋笔写作的时候，我只知道我过去写了多少、写了些什么，却没有打算以后要写些什么。脑子里只有成堆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人们说什么现实主义，什么浪漫主义，我一点也想不到，我想到的只是按时交稿。我拿起笔从来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写得快，说我“粗制滥造”也可以，反正有作品在。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让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通过人物生活。有时，我想到了写一件事，但是写到那里，人物不同意，“他”或者“她”做了另外的事情。我的多数作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们。我以本来面目同读者见面，绝不化妆。我是在向读者交心，我并不想进入文坛。 我在前面说过，我刚写完第六章，就接到成都老家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大哥自杀。第六章的小标题是《做大哥的人》。这不是巧合，我写的正是大哥的事情，并且差不多全是真事。我当时怀着二十几年的爱和恨向旧社会提出控诉，我指出：这里是血，那里是尸首，这里是屠刀。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笔下哭诉、哀号。我感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我说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样的人看见自己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身上的疮开始溃烂；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读完电报我怀疑是在做梦，我又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我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我一个人到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住在闸北的三年中间，我吃过晚饭经常穿过横浜桥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中篇小说《新生》里我就描述过在这条所谓“秘密之街”上的见闻。 我的努力刚开始就失败了。又多了一个牺牲者。我痛苦，我愤慨，我不肯认输。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颜六色的滚滚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体健康、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我记起了法国革命者乔治·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经去世，我更没有顾虑了。回到宝光里的家，我拿起笔写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我开始在挖我们老家的坟墓。空闲的时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写给我和三哥的一部分旧信。我在《家》以及后来的《春》和《秋》中都使用了不少旧信里提供的材料。同时我还在写其他的小说，例如中篇《雾》和《新生》，大约隔一星期写一次《家》。写的时候我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我的确感觉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腾，它推着人物行动。高老太爷、觉新、觉慧，这三个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们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斗争，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气吞声，或者享乐，或者受苦，或者胜利，或者失败，或者死亡……他们要走自己的路，我却坚持进行我的斗争。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写作时始终牢牢记住我的敌人。我在十年中间（一九三一到一九四○）写完《激流三部曲》。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了头，后来在拉都路（襄阳路）敦和里二十一号三楼续写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事。《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岛”（日本军队包围中的租界）上，主要是为了写《秋》。人们说，一切为了抗战。我想得更多，抗战以后怎样？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这些年高老太爷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写《秋》的时候，感觉到我在跟那个腐烂的制度作拼死的斗争。在《家》里我的矛头针对着高老太爷和冯乐山；在《春》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冯乐山和周伯涛；在《秋》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周伯涛和高克明。 对周伯涛，我怀着强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实的人，但是我看见不少像他那样的父亲，他的手里紧紧捏着下一代人的命运，他凭个人的好恶把自己的儿女随意送别屠常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九点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两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我的三哥李尧林也在这幢房子里，住在三楼亭子间，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从天津来的。第二年七月我再去西南后，他仍然留在上海霞飞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回上海送他进医院，在医院里他没有活到两个星期。他是《秋》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共写了八百多页稿纸，每次写完一百多页，结束了若干章，就送到开明书店，由那里发给印刷所排樱原稿送前我总让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时也提出一两条意见。我五月初写完全书，七月中就带着《秋》的精装本坐海船去海防转赴昆明了。我今天向一些年轻书怎么这样快，这样容易。但事实毕竟是事实。 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从法国回到上海。当时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正要结婚，就同我一起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内租了房子，索非夫妇住在楼上，我住楼下，二房东住亭子间。过了不多久，二房东回到乡下，把亭子间也让了给我们。我在宝光里十四号一直住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像《家》、《雾》、《新生》（初稿）等等都是在这里写成的。索非比我早离开，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闸北区内几次流传日军侵犯的谣言，索非的第二个孩子快要出世，为了方便，他们全家搬到提篮桥开明书店附近去了。 我留在宝光里。整幢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便搬到楼上，把楼下当作饭厅。原来那个给我们烧饭洗衣的中年娘姨住在楼下，给我作饭、看家。她会裁剪缝补，经常在楼下替别人做衣服。 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写完了《家》，翻译了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到浙江长兴煤矿去住了一个星期。有一个姓李的朋友到上海出差，在马路上遇到我。他在长兴煤矿局作科长，他讲了些那边的情况，约我到他那里作客。他和我相当熟，我听说可以下煤坑看看，就一口答应，第二天我同他搭火车去杭州转湖州再转长兴去。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写小说，否则我就会在那里多住几个星期，记录下一些见闻。我记得有一本左拉的传记讲左拉为了写《萌芽》在矿山调查了六个月。一九三三年我答应在一份刊物上发表连载小说，我也写了《萌芽》，可是我就只有储存在脑子里的那么一点点材料。到了没有办法时，回避不行我只好动手编造了。 在长兴没有多住，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上海还有一个没有人照管的“家”。那个娘姨只知道替别人做衣服挣钱，附带给我看看门，别的事她就办不了。她不会把我的东西搬光，这个我可以相信，而且我除了书，就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部分还是索非的。但是离开“家”久了，可能会耽误事情，我总有一点不放心。 去长兴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去南京，时间晚一点，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二十四五日。这一次是友人陈范予写信约我去的。陈范予就是我在《关于〈春天里的秋天〉》里提到的朋友陈，我后来还写过《忆范兄》纪念他。那个时候他到南京工作不久，他告诉我，我们共同的朋友吴克刚（他在河南百泉教书），最近来了南京，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就是在巴黎同我住了几个月的卫惠林。我也想去看看他。我得到陈的信，立刻决定到南京去玩几天。当时我的表弟高惠生在浦东中学念书，寒假期间住在我这里，我走了，有他替我照管房子。我上了去南京的三等车厢，除了脸帕、牙刷以外，随身带了一小叠稿纸，是开明书店印的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面写了不到三页的字，第一页第一行写着一个题目：《海底梦》。第二行就是这样的一句：“我又在甲板上遇见她了，立在船边，身子靠着铁栏杆，望着那海。” 这是一篇小说的开头。是我去南京的前两天写的。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过什么题材，写怎样的故事。我应该怎样往下写，我也没有想过。我只有一个想法：写海，也写一个女人。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我后来在《序》上说我“开始写了这个中篇小说的第一节”，这是笼统的说法，其实那时我并未想到把它写成中篇，而且也不曾想过要写一篇抗日的小说，我去南京的时候不可能写完第一节，因为第一节的后半已经讲到杨的故事了，杨就是小说里那个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英雄”。 我把这一小叠稿纸塞在衣服口袋里带到南京，本来有争取时间写下去的打算。可是我在南京旅馆里住了几天，一个字也没有写，我哪里有拿笔的时间。一月二十八日的夜晚我按照预定的计划坐火车回上海。火车开到丹阳，停下来，然后开回南京。上海的炮声响了。日本军队侵入闸北，遭到我国十九路军的抵抗。不宣而战的战争开始了。 这样我被迫重到南京，在旅馆里住下来，然后想尽方法搭上长江轮船回到上海。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情况，我都写在《从南京回上海》这篇文章里面，而且很详细。 我到了上海，回不了我的“家”。宝山路成了一片火海，战争还在进行。我向北望，只见大片的浓烟。我到哪里去呢？ 我首先到当时的法租界嵩山路一个朋友开设的私人医院。意外地在那里看到了索非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是新生的婴儿），他们也“逃难”到这里来了。从索非的口里我知道了一些情况。他们的住处并未毁，只是暂时不便出入。他们住在医院的三楼，我就在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出去找朋友。两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住在步高里，他们临时从闸北搬出来，在这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客堂间”，他们邀我和他们同住，我当然答应。我每天晚上到步高里，每天早晨出去找朋友打听消息。所以一九三二年六月写的《序》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马路上到朋友家里去睡觉。”我也找到了表弟，同他一起去看过我舅父一家，他们本来住在北四川路底，这次“逃难”出来，在一家白俄开设的公寓里租了一个大房间。 记得那个时候上海文化界出了一份短期的抗日报纸，索非在编副刊，他向我组稿，我就把上海炮声响起以后我在南京的见闻写了给他，那就是《从南京回上海》。至于我带到南京旅行两次的那一小叠开明稿纸，我还没有动过它们。 只有在三月二日的夜晚，我知道日军完全占据闸北，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疲乏地走到步高里五十二号，我和朋友们谈个不停，不想睡觉。后来我找出了《海底梦》的原稿，看来看去。这一夜我不断地做梦，睡得很不好。第二天我开始了中篇小说的创作。我决定把海和那个女人保留下来，就紧接着去南京以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 我每天写几页。有时多，有时少。日本侵略者现在是“胜利者”了。不便公开地攻击他们，我就用“高国军队”来代替。在写这小说的时候，我得到索非的帮忙，打听到宝光里安全的消息。不久闸北居民可以探望旧居的时候，我和索非进入“占领区”，经过瓦砾堆，踏着烧焦的断木、破瓦，路旁有死人的头颅骨，一路上还看见侵略者耀武扬威和老百姓垂头丧气。小说中里娜在“奴隶区域”里的所见就是根据我几次进入“占领区”的亲身经历写的。《序》上说，“有一次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也是事实。那一次我一个人到旧居去拿东西，走过岗哨跟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兵忽然举起手狠狠地打了一位中年老百姓一个耳光。他不动声色，我也不动声色。这样“忍受下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都放进我的小说。小说里的感情都是真实的。最后，那两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帮助我，我们雇了一辆“搬场汽车”，去把我那些没有给烧毁的书籍家具，搬到步高里来。书并不太多，只是因为楼下客堂间地板给烧掉，挖了一个大坑，后门又给堵塞，从楼上搬书下来出前门不方便，整整花了一个上午，还有些零星书本散失在那里。以后再去什么也没有了，房子有了另外的主人。 起初我每晚写几页小说，等到书搬了出来，小说的人物、故事自己的发展，逐渐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把感情越来越多地放了进去。白天我也不出去，白天写，晚上写，越写越快。不到一个月我就把《海底梦》写完了。 不久施蛰存同志创办《现代》月刊，托索非向我组稿，我就把写好的《海底梦》交给索非转去。这个中篇在《现代》上连载了三期。这以后我写了一篇序把它交给新中国书局出版，在小说后面附加了那篇同它有关的《从南京回上海》。那个时候我已经搬出步高里，住到我舅父家中了。《海底梦》是在步高里写成的。本来我那两个朋友和我都不想再搬家，可是那里的二房东要把房子顶出去。他愿意把房子顶给我们，已经讲好了价钱，但我们筹不够这笔钱，就只好搬家。两个朋友先后离开了上海，我就搬到我舅父住的那个公寓里。我在那里不过住了一个多星期，有个朋友从晋江来约我去闽南旅行，我答应了他，就同他上了海轮，开始了《春天里的秋天》的那次旅行。这其间我舅父在附近的花园别墅租了一幢房子，把我的东西也搬了过去。我回上海住就在舅父家里，舅父在邮局工作，我一直住到第二年（一九三三）春天他给调到湖北宜昌去的时候。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向新中国书局收回《海底梦》的版板，交给开明书店“改版重颖，我抽去了《从南京回上海》，却加了一篇《改版题记》，又加了一个副标题：《给一个女孩的童话》。《改版题记》中引用了我一九三四年底在日本写的散文《海底梦》里的一段话：“最近我给一个女孩子写信说：‘可惜你从来没有见过海。 海是那么大，那么深，它包藏了那么多的没有人知道过的秘密；它可以教给你许多东西，尤其是在它起浪的时候。’”新加的副标题就是从这里来的。 我一九三一年夏天开始写《雾》，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才把《电》写完。写了《电》，我的《爱情的三部曲》算是完成了。 关于这三本小书似乎有不少的读者说过话，我也看见过一些杂志和报纸上的批评，我自己却始终沉默着。到现在我已经把别人所说过的话完全忘在脑后了。但那些被咽在肚里的自己的话却成了火种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我不能够再沉默。所以我借着这《雾》的改订本第一次问世的机会，把我的灵魂的一隅给读者打开来。 “在你的全部作品里面你自己满意的是哪几本？”我常常遇着这样的问话。朋友们当面对我这样地说过，一些不相识的读者也写了信来问，到最近还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要我拣几部自己满意的作品送给她。 对于这样的问话我的答复总是很简单的一句：“我没有写过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是真实的话。所以对于那个朋友我就连一本书也没有送去。我对于自己的作品从来就没有满意过。倘使别人一定要我拣出一两本像样的东西，那么我就只得勉强地举出一本作为“社会科学丛书之一”的《从资本主义到×××××》，这本书从写作到发行，全是我个人一手包办，这里面浸透了我个人的心血。但它并不是小说，而且现在已经绝版，甚至我自己也不曾留着一本，更无法推荐给读者了。 我不曾写过一本叫自己满意的小说。但在我的二十多本文艺作品里面却也有我个人喜欢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爱情的三部曲》。这句话我从不曾对人说过。我从不曾把我这灵魂的一隅打开给我的读者们看过，因为我觉得这完全是个人的私的事情。 我为什么在我的许多作品中单单喜欢这三本小书呢？这大概是由于个人的偏好。因为我不是一个批评家，并且我是撇开了艺术和意识来读自己的作品的。 我常常被人误解，有些朋友甚至武断地说，我的作品里面常常有我自己，他们居然在生人面前替我的作品作过了考证。也有人相信他们的话，因为他们自以为很了解我。而事实上我的写作的苦心却是他们所梦想不到的。我就这样地被人误解了这几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来叫出一声冤枉。我可以公平地说：我从没有把自己写进我的作品里面去过，虽然我的作品中也浸透了我自己的血和泪，爱和恨，悲哀和欢乐。 固然我偶尔也把个人的经历加进在我的小说里面，但这也只是为了使那小说更近于真实，而且就在这种处所，我也曾留心到全书中的统一性，我也极力保留着性格描写的一致。譬如在《雾》和《雨》里面陈真刊行了一本解释他的社会思想的书，是作为“社会科学丛书之一”而出版的，这是一本对都会的人说法的书，在这里面乡村问题却完全没有被谈到。 事实上我自己就写过这样的一本书，这我在前面已经提说过。 我知道有些神经过敏的人会根据这事实来断定陈真就是我自己。然而倘使他们读了陈真被汽车辗死的一段描写以后，他们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样的意见，也许他们会以为现在活着写文章的只是我的鬼魂罢。 或者我做着陈真做过的事，或者陈真做了我做过的事，这都是不关重要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我也是的。我的小说里的每个主人公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他或她发育，成长，活动，死亡，都构成了他或她的独立的存在。因为他或她是一个人，一个活的人，而不是一个影子。倘使我把自己当作小说的主人公来描写，那么我的主人公就会只是我的一个影子，杜大心是一个影子（我和他都写过《生之忏悔》，李冷是一个影子（我曾经用过李冷这名字发表过一些文章），高觉慧是一个影子（我和他都演过《宝岛》里面的黑狗，都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过书〉，陈真是一个影子，还有许许多多。 ……结果，我的小说就完全成了虚伪的东西，也决不会感动那成千的青年的灵魂了。这是使我最愤慨的一点，所以我决不能够承认它。 还有些人说我常常把朋友拿来做模特儿写小说，这种说法是多少有点根据的。我为了这个也受过一些朋友的责难。最近有一个朋友还说，我写《雷》，不该把那个主人公写得那么夸张，因此助长了那个被描写的朋友的骄傲。我为了这个曾经申辩了半个钟头，我的理由很充足，因为《雷》里面的德并不就是那个朋友，我写这小说时不过借用了那朋友的一件小小的事情。如果别的朋友以为《雷》是写那个人，那么这责任就不应该由我来负。我自己当然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 然而关于这种事情我也不完全否认。我在别的一些小说里面果然写过一两个朋友，但我的意思是这样：与其说我拿朋友做模特儿来写小说，不如说我为某一两个朋友写过小说。 这其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譬如说《白鸟之歌》，许多人都知道我是拿某一个上了年纪的友人做模特儿来写的；但我的本意却不是如此简单。我爱护那个朋友，我不愿意他辜负了大家对他的期望，我不愿意他牺牲了过去的一切，去走个人的路，所以我写了这小说来劝他。我给他指出了一条路，而他却不知道去走。他走了和那小说里所写的完全相反的一条路了。这事情很使我失望。我不仅写了小说，而且我还有过一点行动。但这有什么用处呢？当一个人被爱情迷住了眼睛的时候，甚至世界的毁灭，人类的灭亡也不会被他看见了。那朋友在我的过去的生涯里有过极大的影响。他答应过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人生哲学》来做我们的生活的指针。我等待着。我已经等候了七年。现在他是陪了太太到一个辽远的省份做官去了。“白鸟之歇”恐怕永远不会响了罢。但我的小说也不是白白写了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也有它的社会的意义。关于《父与子》，关于《堕落的路》……我的解释也是一样。我写《堕落的路》时，很希望那个被称为堕落的朋友去走一条新的路，然而他却是一天天地更往下沉落了。我的劝告似乎一点也不能够帮忙他。 现在再把话说回到这《爱情的三部曲》上面来。我的确喜欢这三本小书，在我的全部文艺作品中，我时时翻来阅读的也就只有它们。有些小说连里面的故事我也差不多完全忘记了。但在这三本小书中甚至一两处细小的情节，我也还记得很清楚。这三本小书，我可以说是为自己写的，写给自己读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在今天我读着《雨》和《电》，我的心还会颤动。它们使我哭，也使我笑。它们给过我勇气，也给过我慰藉。我这里不提到《雾》，因为《雾》的初印本我并不喜欢，里面有一些篇页，我自己看到总觉得有些肉麻，不敢重读。所以这次改作时，就把它们删除了，另外加了一些新的篇页进去。 《电》是应该特别提出来的。这里面有几段，我永不能够忘记。我每次读到它们，总要流出感动的眼泪来，例如：佩珠看见敏许久不说话，又知道他们快要和他分手了，就唤住敏说：“敏，你不该瞒我们，我知道你已经下了决心了。”她知道敏的心就仿佛看见了它一般。而且敏今晚上的举动并没有一件逃过了她的眼睛。 敏不说话，却只顾埋着头走，好像并没有听见她的话。仁民接着也唤他一声，他也不回答。 很快地他们走到了两条巷子的交叉处，敏应该往西去了。在这里也是很静寂的，除了他们三个，便没有别的行人。 佩珠站住了。她往四周一看，低声说：“敏，你就这样和我们分别吗？”她伸出手给他。 敏热烈地一把握住了她的手，感激似地说：“你们原谅我。……我真不愿意离开你们。”他的眼泪滴到了佩珠的手腕上。 “为什么要原谅？就说祝福罢。……你看我是了解你的。”佩珠微笑地，亲切地说着，她慢慢儿把手腕放到自己的嘴唇上去。 我读到这里我的眼泪落在书上了，但我还继续读下去：敏又和仁民握了手，口里淡淡地说：“不要紧，我们明天还可以见面。”他决然地掷了仁民的手往西边巷子里去了。 佩珠还立在路口，痴痴地望着他的逐渐消失在阴暗里的黑影。她心里苦痛地叫着：“他哭了。” 事实上我也哭了。 仁民看见她这样站着，便走近她的身边，把一只手伸过去搂住她的腰，亲密地低声在她的耳边唤道：“佩珠，我们走罢。” 她不答话，却默默地跟了他走着，把身子紧紧偎在他的怀里。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叹息地说：“敏快要离开我们了。” 仁民一手搂着佩珠，一手拿着电筒照亮那道路。他跟着她慢慢下着脚步走。他把头俯在她的肩上温柔地在她的耳边说：“佩珠，不要悲痛，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佩珠默默地走着，过了半晌，忽然自语似地说：“许多青年到我们里面来，但很快地就交出生命走了。敏说过他不是一个吝啬的人。”她的声音颤动着，那里面充满了悲痛。 我不能够再往下面读了。泪水迷糊了我的眼睛。我的心颤抖得很厉害。一种异样的感觉占有了我：是悲痛，是快乐，是感激，还是兴奋，总之，我说不出。 在《电》里面这样的处所是很多的，这些在一般的读者看来也许很平常，但对于我却有很大的吸引力，并且还是鼓舞的泉源。我想只有那些深知道现实生活而且深入到那里面去过的人方可以明了它们的意义。 我说这三本小书是为我自己写的，这不是夸张的话。我会把它们永久地放在案头，我会永久地读它们。因为在这里面我可以找着不少的朋友。我可以说在这《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活动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我读着它们，就像和许多朋友在一起生活。但这话也应该加以解释的。我说朋友，并不就指过去和现在在我周围活动的那些人。固然在这三本书里面我曾经留下了一些朋友的纪念，而且我每次读到它们，我就会想到几个久别的友人。但是我仍旧要说我写小说并不是完全给朋友们写照。我固然想把几个敬爱的朋友写下来使他们永远活在我的面前，可是我写这三本小说时却另外有我的预定的计划：我要主要地描写出几个典型，而且使这些典型普遍化，我就不得不创造了一些事实，但这并不是说我从脑里空想出了一些东西，我不过把别人做过的事加在我的朋友们的身上；这也不是说我把他们所已经做过的事如实地写了出来，我不过是写：有他们这种性格的人在某一种环境里面所能够做出来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小说中出现的已经不是我的实生活里面的一些朋友了。他们是独立的存在。他们成了我的新朋友，他们在我的眼前活动，受苦，哭，笑以至于死亡。 我和他们分享这一切的感情。我悲哭他们的死亡。 陈真仰卧在地上，微微地动着，腥血包围了他的身子。他已经不能够发声，只有那低微的喉鸣。颈项以下就不是他平日的完全的身体。只有他的头部还没有改变。 那黄瘦的脸上溅了一些血迹，微闭着的大眼睛上面失掉了那一对宽边眼镜。 亚丹静静地躺在黑暗里，半睁开眼睛，他全身染了血，但嘴唇上却留着微笑，好像他还睡在他的蜜蜂和他的小学生中间。 一些人围着尸体看。她们也挤进去。无疑地那是敏的脸，虽然是被血染污了，但脸部的轮廓却还能够被她们认出来。身上也全是血。一只脚离了腿部，飞到汽车旁边。 “敏，这就是你的轮值罢，”慧想说这样的话，没有说出口，却已经流出了眼泪，她的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厉害地痛楚过。她的眼睛模糊起来，她仿佛看见那血脸把口张开，说道：“你们会常常记念着我吗？” 这全是很简单，很平凡的描写。和这类似的处所还不少。 这种写法不会使读者感动也未可知。但是当我写这些篇页的时候，我自己的确流过眼泪。我这样地杀死我的朋友，我的苦痛是很大的，而且因为他们构成了单独的存在，和我的实生活里面的朋友并没有大的关系，那么他们以后就不会复活起来，我就会永久地失掉他们了。这损失是很大的。 没有一个读者能够想象到我写这三本小书时所经历的感情的波动。没有一个读者能够想象到我下笔时的心里的激斗。 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我是怎样深切地爱着这些小说里面的那些人物。知道这一切的只有我自己。 现在我可以把我写成这《爱情的三部曲》的经过叙说出来了。 《雾》的写作全是偶然的事情。那时是一九三一年的夏天，从这一年起我才开始正式地写起小说来。以前我只是在翻译伦理学，经济学的著作，和著述那部题作“社会科学丛书之一”的小书的余暇偷偷地写点小说。只有这一九三一年的光阴才是完全花费在创作上面的。 那时我住在闸北，地方还宽敞，常常有朋友来祝一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也常来的。有时候我们就同睡在一张大床上，谈着日本的种种事情，也谈到他过去的恋爱的经验。有一次他到别处去玩了两天，回来以后人似乎就变了样子。他和我谈到他在那地方的生活。渐渐地他变得很激动了，他那满是皱纹的黄瘦的脸也突然显得年青起来。他终于说出了在那里和一个少女的交际，那个姑娘，他和我都认识的。 第二天他又谈起这事情，并且是在一些朋友的面前说的。 他喝了一点酒，微微红着脸，说出了闻到那位姑娘的肉香的故事。这使得那个住在楼上的朋友太太感到了大的兴趣，而快活地笑了。 这天晚上他住在我家里。已经过了十点钟，他还是异常兴奋，他一定要把我和另一个朋友拉到虹口吃日本面去。他对于日本面是有着特别的嗜好的。我们从虹口一家日本馆子出来，慢慢地走回家。月亮很好，这散步是很愉快的。回到家里我们又谈了不少的事情，直谈到一点钟，我因为疲倦就上床睡了。那朋友却不让我闭眼睛，他还絮絮地和我谈女人的事情。他平时并不抽烟，这晚上却接连地抽起纸烟来。我很瞌睡，我催他睡觉，他却只顾和我谈话。我没有办法，就扭熄了电灯。但这也不能够减少他的兴致。 电灯灭了，房里却并不黑暗，月光从外面射进来，把窗门的影子洒在地板上。周围很是静寂，我借着月光和纸烟头的火光模糊地看出了他的面容。他还絮絮地对我赞美那撩人心绪的少女的肌肉的香味。我已无心听下去了。这被单恋所苦恼着的男子的心情我很能够了解，然而我的瞌睡使我忘了一切。 这晚上他似乎没有闭过眼睛。以后这事情传开出去，楼上的朋友太太就戏谑地给他起了个“肉香”的绰号。 日子平淡地过去了，我们以为他会忘却了肌肉的香味。但事实恰和我们所猜想的相反。他似乎整天就在想念那一位姑娘。于是发生了和《雾》的第四章开场时的类似的一段谈话。 参加的人除了他外有我，有那被人误看作陈真的朋友，还有自以为是吴仁民的那个朋友。我们谈得很久。这次的谈话和小说里的一样，是没有结果。那时我便起了写《雾》的念头。 我想写这小说来劝他，来给他指出一条路，把他自己的性格如实地绘出来给他看，让他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 我在忙迫中开始写了《雾》的第一章，他看见我写这小说，知道我是在写他和那个姑娘，他很高兴，他甚至催促我早早地写完它。但是《家》的写作耽误了我几天的工夫。这其间他到南翔游玩去了。等他在一个星期以后回到上海来时，我的小说已经写好了放在那里等他。 他是晚上来的。他急切地读着我的原稿。我在旁边看他，他的感情的变化很明显地摆在脸上。他愈读下去脸色变得愈可怕了。他想不到我会写出后面的那几章来。其实连我自己也想不到会写了那样的篇页。在我这也是不能自主的。我爱这个朋友，我开始写这小说时我是怀了满胸的友情，可是一写下去，那憎厌就慢慢地升了起来，写到后来，我就完全被憎恨压倒了。那样的性格我不能不憎恨。我爱这朋友，但我却不能够宽恕他那性格。我写了《雾》，我挖出了一个朋友的心，但看见这颗心连我自己也禁不住战抖起来了。 这朋友读完我的原稿，气愤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我知道他的心情，但我没法安慰他。我们苦恼地对望着，好像有道幕隔在我们中间。我们两个平时都不会抽烟，这时候我们却狂抽起来，烟雾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暂时忘了这世界。 “你不了解我。你不应该这样地写。你应该把它重写过。” 他忽然发出了苦痛的呼号。 我咬着嘴唇皮，沉思了片刻，苦痛地回答道：“我不能够重写，因为我并不是故意在挖苦你。”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努力说：“至少有几个地方非修改不可。”他于是翻开原稿，指出了几个他认为不妥当的处所给我看。 “好，我试试看。”在这时候多说一句话也是很困难的。我马上接过了原稿，就当着他的面把那几个地方删掉了。 他依旧不满意，可是他也无话可说了。第二天他对另一个朋友说，我的这小说很使他失望，他从南翔回来时，本来充满了热情和勇气，可是一读到我的小说就突然落到冰窖里面去了。他在自己的前面就只看见黑暗。他找不出一点希望和光明。他因此甚至想到自杀。 这些话很使我痛苦，我本想为了这朋友的缘故就毁了我的小说，但我再一想便又改变了主意。我仔细地把全部原稿看过一遍，我觉得在这里面我并没有犯过错误。我所描写的是一个性格，这个性格是完全地被写出来了。这描写是相当地真实的。而且这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在中国具有着这性格的人是不少的。那么我是在创造一种典型，而不在描写我的朋友了。所以我不能够为了这朋友的缘故就毁弃我的小说。不过为了使这朋友安心起见，我又把《雾》删改了一次，把我从这朋友那里借来的事实都奉还了他，并且在原稿的前面还加上一个短短的声明：在我的每本书的前面我都写了序文。 但这一次我却更愿意让我的文章自己来和读者见面，不想再写什么介绍解释的语句了。 然而有一件事应该在这里声明：我并未去过日本，本书中关于日本的话都是从一个敬爱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因此就有人疑心我是拿那朋友做模特儿。其实这是一个大错误。我错误竟使我几乎得罪一个朋友。事实上，像我写以前的几部长篇那样，我用来作本书主人翁的模特儿的并不只有一个人，那样的人我曾经接触过不少，得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写出来时不免使朋友们觉得大有人在，于是就以为我是写某人的事或拿某人做模特儿。因为从已经出版的几部小说中得到了这不快意的麻烦的经验，所以这次特别作这一个郑重的声明。 这个声明是送给这朋友看过的。他没有说什么。两三个月以后《雾》就在《东方杂志》上面陆续发表出来。那时候他早已忘却肌肉的香味，也不说什么回家的话了。他的怯懦和犹豫已经逐渐地把那单恋的痕迹磨洗净尽了。但他却受了那个被人疑作陈真的友人和一个现在被我们称作老板的友人的鼓励，开始对另一个姑娘表示了好感。我的小说固然不曾增加他的勇气，但也不曾减少他的勇气。他也似乎完全忘却了它。不过散在各地的朋友们一读到《雾》，就断定谁是周如水。他们说他的性格确实是如此。 陈真在《雾》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个自以为是吴仁民的朋友起初断定说这是我自己的写照，因为我是“周如水”的好友，我曾经认真地劝过周如水几次，而且我写过陈真写的那本书。我当时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借给陈真，原是无心，我以为他做这件事与他的性格也很相合，却不料因此被那朋友开了这样的一个玩笑。但幸而说这话的人就只有他一个。别的朋友却以为陈真就是一个姓陈的朋友，因为那人也曾起劲地劝过“周如水”，也患着肺病，而且还是我所崇敬的友人。后来又有人说陈真是一个远在四川的患着剧烈的肺病的朋友。因为那朋友信仰坚强，做事勇敢。但其实都不是的。 陈真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并不是我的实生活里面的朋友。我自己也许有一点像他，但另外的两个朋友都比我更像他，而且他的日记里的几段话还是从“李剑虹”写给一个朋友的信里抄来的。那么他应该是谁呢？事实上他谁都不是的。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弱点。我并不崇拜他，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典型人物。但我爱他，他的死很使我伤痛。所以在《雨》里面他虽然一出场就被汽车辗死，然而他的影子却笼罩了全书。 关于吴仁民的话应该留在后面说。然而那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似乎不能不在这里介绍一下。 “介绍”这两个字我用错了，我的朋友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三个女子。但我也不能够闭着门把她们从空虚里创造出来，我曾见过一些年青的女性，人数并不算少，但我和她们却完全不熟，我甚至有点怕和她们交际（和我相熟的还是《电》里面的几个女郎）。虽然不是熟识，但我却也能够把她们分作三类，塑成了三种典型。其实三种并不够，可是在这有限的篇幅里却容不了那许多。所以我就把那些更坏一点（也许更真实一点）的女性的典型略去了。在这剩下的三种典型的描写上我也许犯了错误，因为我或者不曾透彻地了解过她们。但是《雷》和《电》里面的女性我却知道得很详细。 《雾》写成以后我就有了写作《爱情的三部曲》的念头，但直到它的单行本付印时我才有了这样的决心。 为什么要称这为“爱情的三部曲”呢？因为我打算拿爱情来作这三部连续小说的主题。但这和普通的爱情小说并不相同，我所注重的乃是性格的描写。我并不是单纯地描写着爱情事件的本身；我不过借用恋爱的关系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环境里这也许是一种取巧的写法。 但这似乎是无可非难的。而且我还相信把一种典型的特征表现得最清晰的并不是他的每日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话语，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爱情事件。我见过许多人在外面做起事来很勇敢，说起话也很漂亮，而在他和女人讲恋爱的时候，或者他回到家里和妻子一道生活的时候，他的行动和语言就陈旧得十分可笑。有的人在社会思想上很解放，而在性的观念上却又是十分保守，十分顽固。一个人常常在“公”的方面作伪，而在“私”的方面却往往露出真面目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真面目，从他的爱情事件上面下手，也许更有效果。这意义是很明显的。我也很知道每日的工作比爱情更为重要，我也知道除了爱情外，更重要的题材还有很多。然而我现在写作这三本描写性格的小说时，我却毫不迟疑地选了爱情来做主题，并且称我的小说为《爱情的三部曲》。 我当时的计划是这样：在《雾》里写一个模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在《雨》里写一种粗暴的，浮躁的性格，这性格恰恰是前一种的反面，也是对于前一种的反动，但比前一种已经有了进步；在最后一部的《雪》里面，就描写一种近乎健全的性格。至于《电》的名称，那是后来才改用的。所以在《雨》的序言里我就只提到《雪》。 不仅《电》这个名称我当时并不曾想到，而且连它的内容也和我最初的计划不同。我虽然说在《电》里面我仍把爱情作了主题，但这已经是很勉强的话了。 《雨》的写作经过了八九个月的时间，但这并不是一口气写成的。我大概分了五六回执笔，每回也只有三四天，而且中间经过“一二八”，我又去过一次福建。我记得很清楚，《雨》的第五章的前面一部分还是在太古公司的太原轮船的统舱里写的，后面一部分却是在泉州一个破庙里面写成。这破庙在那时还是一个私立中学校的校址，但如今那个中学已经关门了。 我写《雨》的前三章时心情很是恶劣。那时是一九三一年年尾，我刚写完这小说的前三章。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我就怀着一种绝望的心情写了下面的一段类似日记的文章，最近我从旧书堆里发现了它，就把它照原样地录在这里：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人心的沙漠里我又过了一年了。 心呵，不要只是这样地痛罢，给我以片刻的安静，纵然是片刻的安静，也可以安舒我的疲倦的心灵。 我要力量，我要力量来继续奋斗。现在还不到撒手放弃一切的时候，我还有眼泪，还有血。让我活下去罢，不是为了生活，是为了工作。 不要让雾来迷我的眼睛，我的路是不会错误的。我为了它而生活，而且我要不顾一切的人，继续走我的路。 心呵，不要痛了。给我以力量，给我以力量来抵抗一切的困难，使我站起来，永远的站起来，一个人站在人心的沙漠里。 记着你允许过樊宰底的话，记着他所警告过你的。不要使有一天你会辜负那死了的他。 《雨》的前三章就是在这绝望的挣扎中写成的，所以那里面含着浓厚的阴郁气。它们在南京的一个文艺刊物上被发表时，从前自以为是吴仁民的那个友人（《雨》里面的吴仁民才真正是他的写照了）也在南京，他无意间读到了它们，就不要战抖，不要绝望，不要害怕孤独，把一切都放在信仰上面。我的路是不会错的。拿出更大的勇气来向着它走去。不要因为达不到那目的地而悲伤。不要把自己的命运看得太重，应该把它连系在群体的命运上面，在人类的繁荣里看出你的前途来。 我还年青，我要活下去。给我力量，给我力量来活下去，来忍受痛苦，继续挣扎。现在还不是应该放弃一切的时候。我还没有写尽我所要写的，我还要继续写下去。 要强健起来，勇敢起来，应该忍受一切苦难而存在，不要让苦痛埋葬了我。 又这里提到樊宰底，因为他曾写信鼓舞过我，使我以后可以勇敢地应付生活的斗争，而且免掉将来的受骗。见The 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p p．308—310（TheViking Press）马上写了信来说：前几天读了你的小说的前三章，写的很好，只是阴郁气过重，我很为你不安。你为什么总是想着那可怕的黑影呢？我希望你向光明方面追求罢。照你这种倾向发展，虽然文章的表现会更有力，但对于你的文学生命的durée或将有不好的影响。自然你在夜深人静时黯淡灯光下的悲苦心情，我是很能够了解的。但我总希望你向另一方面努力。 我那时刚刚从福建旅行归来，带了在那边写好的《雨》的第五章的原稿。三个星期的奔波，两天的统舱的生活使我觉得十分疲倦。我读到这样的信函，我很感激那朋友，但我却不同意他的话。我以为他还不了解我，所以我写了下面的答语寄给他：读完你的信，我很感激你的好意和关心，但我并不同意你的话。 我承认你是一个比较了解我的人，我们又曾经在一起度过一部分的生涯，我们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过。你不记得在巴黎旅舍的五星楼上我们每晚热烈地辩论到夜深，受着同居者的干涉的事情吗？在那些时候，我们的眼前现露着黎明的将来的美景，我们的胸里燃烧着说着各种语言的朋友们的友情。我常说在人的身上我看出了理想的美丽，我在写给伦敦友人的信上就常常用了embody（体现）这个动词。你还记得那些可祝福的日子吗？但是现在我们渐渐地分离了。生活改变了你的性格，你是渐渐的老了。 我没有什么改变，不过身上心上加多了一些创痛。我至今还是唯一的了解你的友人罢。然而我怕你是渐渐地不能够了解我了。你为什么还以为陈真就是我自己呢？你不能够看出来我和他中间有着很显明的大的差别吗？ 你知道，我和别的许多人不同，我生下来就带了阴郁性，这阴郁性差不多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我那追求光明的努力却没有一刻停止过。我的过去的短促的生涯就是一篇挣扎的记录。我的文学生命的开始也是在我的挣扎最绝望的时期。《灭亡》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开始写它的时候你也知道。后来我到乡下去了，在乡下续写《灭亡》时，我们中间曾经交换过许多封长信，从太阳的动或不动，谈到人类社会演进的路向，从决定论谈到你的自小哲学和我的奋斗哲学。你知道我那时的苦痛的心情，你知道我在写小说，而且你自己也受了我的影响动手写起你的自传式的小说来。你知道我从没有一个时候完全绝望过，我从没有一个时候失掉过我的对于那黎明的将来的信仰。 你不过读了《雨》的前三章。我以后将怎样写下去，你还不曾知道。你说这小说的阴郁气过重，但这阴郁气也并不曾隐蔽了那贯穿我的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我早已不去想那黑影了。事实上，我已经早把它征服了。你知道龚多塞在服毒以前曾写下他的遗言道：“科学要征服死。”另一个诗人也说：“爱要征服死。”这句话也曾被我的《死去的太阳》的女主人公重复说过。我的爱已经把那黑影征服了。我的对于人类的爱鼓舞着我，使我有力量和一切挣扎。所以在夜深人静时黯淡的灯光下鼓舞着我写作的也并不是那悲苦的心情，而是爱，对于人类的爱。这爱是不会死的。事实上只要人类不灭亡，则对于人类的爱也不会消灭，那么我的文学的生命也是不会断绝的罢。你不必为我担心。 信寄出以后又轮到我寄发《雨》的第五章的原稿的时候了。我便将这复信的大意另写在一篇短短的按语里面附了寄去，同着第五章的《雨》一起在杂志上发表了。 那朋友不久就离了南京，他也不曾来信谈《雨》的事情。 一个月以后我继续写了《雨》的第六第七两章，又过了三个星期我就一口气从第八章写到第十六章，这样算是把《雨》写完了。以后单行本付印时，在分章和内容两方面都有了一点改动。 《雨》是《雾》的续篇，不过在量上它却比《雾》多过一倍，故事发生的时间比《雾》迟两年。人物多了几个，虽然还是以爱情作主题，但比起《雾》来这小说里的爱情的氛围气却淡得多了。 我自己更爱《雨》，因为在《雨》里面我找到了几个朋友，这几个人比我的实生活里面的友人更能够系住我的心。我的预定的计划是写一个粗暴的浮躁的性格。我写活了一个吴仁民。我的描写完全是真实的。我把那个朋友的外表的和内部的生活观察得十分清楚，而且表现得十分忠实。他的长处和短处，他的渴望和挣扎，他的悲哀和欢乐，他的全面目都现在《雨》里面了。虽然他自己后来读到《雨》的单行本，曾经带笑地发过一点怨言，因为我写的有一部分并不是事实。但我知道他心里是满足的。我们不能因为吴仁民的幼稚处就否认了他的真实性，那朋友自然也不能够。其实在现今活着做一个人，谁能够没有缺点？那朋友和我一样也是充满着缺点的。要是我们不曾消灭掉这些缺点，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来掩饰它们。我们应该对别人忠实，对自己也该忠实。 那朋友至今还是我的最好的友人中间的一个，我始终爱护他，但我却不得不承认他已经不是《雨》里面的吴仁民了。 然而他并不曾改变到《电》里面的吴仁民的样子。《电》里面的吴仁民可以是他，而事实上却决不是他。不知道是生活使他变得沉静，还是他的热情有了寄托，总之我最近从日本归来在这里和他相见时，我确实觉得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一位大学教授了。我想几年以后，或者十几年以后他有一天会回忆起过去的生活，或者还会翻阅到这一本小小的书，他会在那里面认出一种始终不渝的友情来。那时候他也许会更了解我，或者还会更了解他自己。谁能够为青年时代的热情感到羞惭而后悔么？可惜的只是这热情不能够保持长久。 在《雨》里面出现了方亚丹和高志元。方亚丹可以放在后面说，因为在《电》里面他才现出了全身。高志元在《雨》里面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但他被写进《电》里面时却成了理想的人物了。不，这不能说是理想的人物，他如果处在《电》的环境里面，他的行动不会和那个高志元两样。 这个朋友像是一个大孩子，他以他的单纯和真诚获得了我们大家的友爱。他有着许多缺点，但他有着更多的热情。他的身体，就是被这热情毁坏了的。他在中学里读书的时候喝酒过多，又不知道保养身体，常常喝醉了，就躺在校园内的草地上面，在一株树下过夜，后来就得了一种病：只要天气一变他的肚皮就会发痛，要吃八卦丹才可以暂时止住他的痛楚。我们因此叫他做“活的气象表”，但我们这样叫他，并没有一点嘲笑的意思。这个绰号里面包含了我们的友爱和关切。 我们爱他，但是我们只得眼睁睁地看见他被那永不能熄灭的热情和那零碎的痛楚一天天地摧残下去。我们的痛苦是很大的。用手杖抵肚皮，固然是一个可笑的景象，然而我看见他这样做，我却忍不住要哭了。 在《雨》里面我真实地描写了这个朋友的面目。我的书使我的这友人永久地活在我的眼前。单为了这个，我也得宝爱它。 《雨》的前五章这朋友是读过的，而且写第四章时我正和他同住在法租界某处的一个客堂里。第六章写成时他已经离开了上海。第八章以后因了那刊物的脱期他便没有机会读到，因为那时他早已回到辽远的故乡去了。 他动身的前两夜来看我，我们谈了好些话。我第二天早晨就要到杭州去，不能够送他上船，但我这晚上送走了他回到自己房里，起了种种的感想，觉得很寂寞，便写了一封信寄给他，里面是些劝告的话。 从杭州回来我得到了他的信，是一封长信，但是他已经在海行中的船上了。 他在信里说： 我知道我走了以后你的生活会更加寂寞，我知道我走后我的生活也会更加寂寞。我愿意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天天见面，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工作和责任……我以后也许会找到一些勇敢的朋友，然而我恐怕再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了解我的人了。 他还说他愿意听从我的劝告，改掉一切坏习惯，试试来做点实际的事情。他甚至答应我以后不再喝酒，答应我沉默地埋头工作个五年或十年。最后他说我不送他上船很好，因为他也不愿意我看见他流眼泪。 他这人被好些人笑骂作傻瓜，被好些女性称为粗野的人，他几次徘徊在生命的涯沿上，没有动过一点心，如今却写了这样的信函。这友情给了我极大的感动。 以后他到了故乡寄过一封短短的报告平安的信。不久又寄来他以前在东京买的两本英文书，这是他早答应了送我的。 我只去过一封短信。以后我们就没有再通过信息了。 我知道他还活着，但我却不知道他现在活得怎样。 有一些人疑心张小川是我的另一个好友。那也是一个被我敬爱过的友人，我曾经与他合译过一部大书，他在我的过去生涯中曾有过大的影响。但是他从法国回来以后的行为渐渐地使我感到了失望，直到后来我就忍不住当面责骂他了，以后我还在《旅途随笔》里骂过他，因为有一次他从河南带了他自己教毕业的一班学生，来江浙一带参观，到了苏州那些学生却拿了教育厅和县里的津贴购买大批的香粉，预备回去打扮他们的妻子。不过《旅途随笔》印成单行本时，这一段却被我删去了。那是前年的事。 后来在去年正月他到北平来，我也在那里。我们常常会见，谈了不少的话。有一天我在一本他的新出版的著作的里封面上写了下面的两行字：从××处拿来，因这书我和××又恢复了巴黎时代的友情。 慧 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北平 我写一个“慧”字，因为那时候我刚刚给自己起了“王文慧”的笔名，开始在写《罗伯斯比尔的秘密》了。我还和这友人同到过政治学会图书馆里去翻阅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籍。 但我在一九三二年写《雨》的时候，对他的行为的确很不满意。听说一个粗暴的年青朋友甚至想找个机会打他一顿。 那个年青朋友就是被人误认作《雷》的主人公的人。他口里常常嚷着要打人，我却没有看见他动过一次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过打人的机会。 我写张小川时，的确打算顺便责骂那个友人，但我憎恨的只是他的行为，并不是他本人。所以结果这张小川就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写照，而不单是我的那个友人了。张小川这类的人我不知道遇见过多少，只可惜在《雨》里面我写得太简略。 张小川的好友李剑虹很像《白鸟之歌》里面的那个前辈友人，但我希望他不是。我写《雨》在我写《白鸟之歌》以前。那时候这位友人刚从欧洲回来，我对他抱着大的希望。但我已经在担心爱情会毁坏他的一切了。 郑玉雯和熊智君是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以外的两种典型，这两个女人都是有过的，但可惜我表现得不很真实，因为我根本不认识她们，而且我是根据了一部分的事实而为她们虚构了两个结局；也许破坏我的描写的真实性的就是这两个结局。所以我不妨说这两个女人是完全从想象中生出来的。 否则一些读者想到那个抛弃女学生生活，跑进工厂去做女工，把自己贡献给一个理想，而终于走到一个官僚的怀里去的女郎，不知道会起何等的痛惜的感觉。 在《雨》里面周如水投黄浦江自杀了。单是一本《雾》已经使那个被单恋苦恼着的朋友“落到冰窖里面去了”。为什么我现在还要来加上一个这样的结局？是不是一定要把他推下那黑暗的深渊里去？不。事实上我的本意恰和这相反，我想用这个来把《雾》给那个朋友留下的不快的感觉去掉。其实他早已忘掉了那回事情，而且已经和一个女人同居了。我要用《雨》来证明周如水并不是他，所以《雨》里面的周如水的事情全是虚构出来的；不过像周如水那样的性格要是继续发展下去，得着那样的结局，也是很可能的事。我亲手杀死了周如水，并没有一点留恋。然而他死了以后我却又禁不住伤心起来，我痛惜我从此失掉了一个好心的朋友了。 《雨》出版过后不到一年我写了短篇小说《雷》。这是我从广东回来寄寓在北平一个新结婚的朋友家里的几天中间匆忙地写成的。这小说似乎结束得太快，有许多地方都被省略掉了，后来才在《电》里面补写了出来。这样一来我就无意地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加进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这应该放在《雾》和《雨》的中间。 我在《旅途随笔》的第一篇《海上》的开端曾写过这样的话：是五月的天气，一个晴明的早晨我离开了上海。那只和山东省城同名的船载着我缓缓地驶出了黄浦江，向着南方流去。时候是六点钟光景。 我是在前一晚上船的，有一个朋友同路。我们搭的是统舱，在船尾舱面上安放了帆布床。那晚上落过大雨，把我们的床铺都打湿了。有几个朋友来船上送别，其中有一个就留在船上和我们整整谈了一个夜晚，一直到天明开船时，他才跨着巨步上了岸，把他的颀长的身躯消失在码头上拥挤的人群里去了。这朋友是可爱的，他平日被我们称为粗暴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憎厌女性的，但他那晚上却带了颤动的声音向我们吐露了他的心底的秘密——他的恋爱的悲剧。去年里先后有两个女性追逐过他，她们愿意毫无代价地把她们的爱情给他，却被他残酷地拒绝了。他这样做，他自己也很感到痛苦，可是他并没有一点悔恨，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一个理想，他不能够再有一点个人的感情了。 这朋友的叙述引起了我的赞美。自然在我的朋友中间像这样弃绝爱情的并不只他一个，但是也有不少的人毫不顾惜地让女人毁灭了他们自己，等到后来尝惯了生活的苦味，说出抱怨爱情的话语时，已经是太迟了。我对他说，我要写一本中篇小说，题名叫《雪》，朋友只是微微一笑，他的笑是有些苦涩的。 在同书的《朋友》一篇里还有关于这个朋友的话：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就弃绝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中间划了一个明显的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许多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曾亲眼看见过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了朋友，离开了事业，结果使得一个粗暴的年青朋友竟然发生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思想，说要杀掉一个友人的妻子以儆戒其余的女人。当他对我们发表这样的主张时，大家都取笑他。但是后来我知道了一件事实：这朋友因为这个缘故便逃避了两个女性的追逐。 因为这两段话我的小说《雷》就被人认作这个朋友的写照了。这是一个误会。 《旅途随笔》的前一部分是在广州机器工会的宿舍和中山大学的生物研究室里面写成的，那时候我白天到中山大学生物研究室去看蛙的生长或者跟着一个朋友研究罗广庭博士的“生物自然发生的发明”，晚上一个人走回河南到机器工会去睡觉。 我几次想提笔写那计划中的中篇小说《雷》，倘使我写的话，《雷》的主人公就会真是那个颀长的朋友了。但是那时我却写了替达尔文学说辩护的文章和罗广庭博士开玩笑，那笔锋也点到了《东方杂志》的编者的身上，所以我这文章便以“文笔太锐，致讥刺似不免稍甚，恐易引起误会”的理由被《东方杂志》拒绝登载了，而后来它在《中学生》月刊发表时又被《东方杂志》的编者托人去关说把那“文笔太锐”的处所删去了一两个，以后便没有引起误会。不过我的文章受凌迟之刑，以这为第一次。 后来我在北平写了《雷》，那时我的心情已有些改变，所以写出来的并不是中篇小说，而且也不是拿那颀长的朋友做模特儿了。 德这个人也许是不存在的，像他这样的性格我还没有见过。他虽然也有他的弱点，他虽然不能够固执地拒绝慧的引诱，但是他的勇气，他的热情，就像一个正在爆发的火山，没有东西能够阻止它，凡是阻拦着它的进路的都会被它毁掉。它的这种爆发的结果会带来它自己的灭亡，但是它决没有一点顾虑。这就像一些植物不得不开花一样，虽然明知花开以后，死亡就会跟着到来，但是它们仍然不得不开花。 德这个性格有时会叫人害怕，有时会叫人爱他。他的那样匆忙的死实在叫人痛惜。慧和影爱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德死了。可是他的老鹰一般的影子到现在还在我的这张原稿纸上面盘旋。我写德时虽然知道并不是在写那个粗暴的年青朋友，但我仍然不能不想到他，我不但借用了他的两件事情，而且甚至在小说后面附加了下面的一段后记：提笔时我本来想写一篇中篇小说，现在却写成了这样子。我最不安的是在一个混乱的情形下面枪毙了那个朋友。别的友人读这文章也许会生出种种误会。但那朋友，我想，是能够了解的。我希望将来能够在一部长篇小说里使那朋友复活起来。 后来《雷》被收进集子里面时这附记是被删去了。那时候我写了《电》，我说我是拿了那朋友做模特儿来写了方亚丹。 平心地说起来，德也有点像那个年青朋友。他有德的长处，也有德的弱点。他有热情，也有勇气。有人怕过他，也有人爱过他；有人责骂他，也有人恭维他。但是真正了解他的全面目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罢。所以他和许多人好过而终于决裂，但我和他却始终不曾闹一次架；我也不曾过分地赞扬过他。他不是德，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决不是一个像德那样的极端主义者。他的一切和德的比起来都只有一半。而且当我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我手边还有他的一封旧信，里面有着这样的话：××来信向我诉苦，说她这三个月来为我而肺痛（她原也吐血），苦得不堪，而且她用了使我不能完全了解的字眼警告我：“如果以后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我可没有责任了，因为我已把我的一切真情给朋友了。”朋友，竟有这样不幸的人间悲剧：我爱##，她却要弄到我吐血。××偷偷地爱我，爱到自己生病，而我竟不知道。……德决不会写出这样的信来，方亚丹也不会的。但是我们能够不为这样的信所感动吗？让我来祝福那个年青朋友早日恢复健康取得自己的幸福罢。 慧和影这两个女子一定是有的，但我一时却指不出她们的真姓名来。有人说慧是某人，影是某人，另一个人的意见又和第一个人的说法完全不同。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说我大概是把几个人融合在一起，分成两类，写成了两个女子。所以粗略地一看觉得她们像某人和某人，而仔细地一看却又觉得她们与某人和某人并不相像。 《雷》写成以后在《文学》一卷五号上面发表了。过了一个多月我开始为第二卷的《文学》写作长篇小说《电》，预备这样来结束我的《爱情的三部曲》。 起初我的这小说的题名是《雪》，写了几章以后才改用了《电》这个名称。为什么要用一个《电》字？我的解释是：“《电》里面的主人公有好几个，而且头绪很多，他很适合《电》这个题目，因为那里面恰像有几股电光接连地在漆黑的天空里闪耀。” 这小说是在一个极其安舒的环境里写成的。我开始写前面的一小部分时，住在北平那个新婚的朋友的家里，在那里我得到了一切的方便，可以安心地写文章，后来另一个朋友请我到城外去祝我去了。他在燕京大学办事，住在曾经做过王府的花园里面。那地方很大，白天众人都出去办事了，我一个人留在那样宽阔的园子里，过了三个星期的清闲生活。这其间我还游过一次长城。但我毫不费力地写完了《电》。 我说毫不费力，因为我写作时差不多就没有停笔沉思过。 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地自然，容易。但那时候我的激动却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个心灵都放在那故事上面了。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里活动起来，他们和活人没有两样。他们生活，受苦，恋爱，挣扎，笑乐，哭泣以至于死亡。为了他们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写这文章，却是他们自己借了我的笔在生活。在那三个星期里面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只看见那一群人，他们永久不息地在我的眼前活动，不让我有一刻的安息。 我的激动，我的痛苦，我的疲倦，恐怕只有那个请我来这里写文章的朋友知道。 我仿佛在参加一场大战。我好像一个将军在调动军队，把我的朋友（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兵卒）一个一个地派遣到永恒里去。我写了雄和志元的处刑，我写了亚丹和敏的奇异的死。 我写完了这小说。我差不多要哭了。隔岸观火的生活竟然是这么悲痛的。 小说写成后我先寄了前四章到文学编辑部去，后面的一部分是我自己回上海时带去的。到了上海我才知道这小说已经排好两章，但终于因了某种特别的缘故，没有能够发表。我便又把这小说带到北平去。我和两个朋友商量了一些时候，终于决定把它在《文学季刊》上面发表了。 我把《电》的内容稍微删改了一下，改动的地方很少，不过其中的人物凡是在《雨》和《雷》里面现过身的都被我改了名字，我当时曾作了一个表，现在就把它抄在这里：佩珠——慧珠仁民——仁山志元——志成剑虹——剑峰陈真——天心亚丹——继先影——小影慧——一萍敏——炳碧——碧玉德——宗熊女士——洪女士《电》在《文学季刊》，上面发表的时候分作了上下两篇。 题目改为《龙眼花开的时候》，另外加了一个小题目——一九二五年南国的春天。作者的姓名变成了欧阳镜蓉，的确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在上篇的开始我引用了《新约》《启示录》中的两段话：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彩。在云彩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彩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彩上的便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第十四章第十四至十六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地。因为以前的天和以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上帝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新妇妆饰好了等候丈夫。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中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作他的民，上帝要亲自和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上帝也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第二十一章一至五节 后面注明——“一九三二年五月于九龙寄寓。” 在下篇的开始我从《新约》《约翰福音》里引了下面的四节：光来到世间，人因为他的行为不好，不爱光，倒爱黑暗……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 第三章第十九，二十节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第八章第十二节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来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第十三章第四十六，四十七节 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第十一章第二十五，二十六节 后面加了一个小注：——“这后面本来还有一章结尾，现在被作者删去。下篇到这里便算完结。”最后也注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于九龙。” 这些都不是真话。我故意撒了谎使人不会知道这小说是我的作品。这种办法在当时似乎是需要的。至少有两三个朋友这样地主张过。至于“结尾”呢，这小说本该有一个结尾，不过我还没有机会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也不能担保就可以和读者见面，所以我率性不写了。其实这小说也可以就这样完结的。也许会有人说这不能完结。然而生命根本没有完结的时候。个人死了，人类却要长久地活下去。 我当时要使读者相信欧阳镜蓉是一个生长在闽粤一带的人，《龙眼花开的时候》是费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在九龙写成的一部小说，我甚至用了竟容这个名字写成了一篇题作《倘使龙眼花再开时》的散文，叙述他写这小说的经过。这散文我没有编进别的集子里去，但我十分爱它，而且它和《电》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也把它录在下面：从先施公司出来，伴着方上了去铜锣湾的电车。 “到上面一层去罢，今天破个例。”我微笑地对方说。 方知道我的意思，他便不说什么话，第一个登上了梯子。我跟在他的后面。 我们两个坐在一把椅子上，我把肘靠着车窗，看下面的街景。 “容，你的小说写到多少页了？”方忽然这样问我。 “这只有你看见过的那些，这几天简直没有动笔。”我不在意地回答着，我依旧看着下面的街景。 “你的小说打算发表吗？” “我不敢存这野心。”我一面说，一面掉头惊讶地看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有些异样。 “你不应该把我写成那样，你不了解我。”他辩解似地说。 “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完呢。后面的结局你是不会想到的。但你应该相信我，我不会不了解你。” “那么我等着读你的文章罢……”他微微一笑，在这笑中我看见了宽耍方先前还以为我误解了他，现在他却把我宽恕了。 在这次谈话以后两天方便走了。动身的前夜他自己送了一封信来，那里面有着这样的话：“我知道我走后你的生活会更加寂寞，我知道我走后我的生活也会更加寂寞，以后我也许会找到许多勇敢的朋友，但是恐怕再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了解我的人了。” 他甚至说他愿意听从我的劝告，改掉一切的坏习惯，试试来把一个过重的责任放在他的肩上。最后他说他不愿意我送他，因为他不肯让我看见他流眼泪。 方，那个大孩子，他曾几次徘徊在死的涯沿上，没有动过一点心，他被好些女性称为粗野的人，如今却写了这样的信。这友情给了我极大的感动。 我在孤寂里继续写我的这一部小说。我拿这来消磨我的光阴。我写得很慢，因为我的生活力就只剩了这一点。 龙眼花开的时候惠来了，她住在朋友家里，每天总要过海来看我一次。她看见我努力在写小说，就嘲笑说：“你在给我们写历史吗？” 写历史，我的这管笔不配。这倒使我觉得自己太冒昧了。我便分辩说：“为什么要写历史？我们都还没有把脚踏进过去里面呢？”这时候我已经忘却我是一个垂死的人了。 惠翻看我的小说，她看见慧珠，看见小影，看见仁山，看见所有的人，他的脸上露着温和的笑容，仿佛就和朋友们在一起生活一般，这些人都是她的好朋友。 “容，写下去罢。”惠这样鼓励我。她同时却责备说：“只是你不应该把我也写进去，一萍不像我。”她的责备没有一点怒气。我知道她喜欢这小说，因为它给她引起了不少甜蜜的回忆。 “这只是一些回忆，不是历史，我们的历史是要用血来写的。”她终于掩了我的稿本，微微叹一口气，说了上面的话。 惠在对面岛上住了不到一个月，便抛下我走了。她有她的工作，她不像我，我是一个有病疾的人。我不能够拿我的残废的身体绊住她。 “容，你多多休息，小说慢慢地写。明年龙眼花再开时，我就来接你回到我们那里去。”我送惠到船上，烟囱叫了三叫，她还叮咛地嘱咐我。她明白我的心很难把这离别忘掉。她的两道细眉也微微皱了。 应该走的人终于走了。他们用他们的血写历史去了。 我一个人孤寂的留在这租借地上，在病和小说里排遣日子。 方去后没有信来，只寄了我两本书。惠也没有信。我知道这是他们的习惯。我知道他们一定比我活得更痛快。 龙眼花开了，谢了，连果子也给人摘光了。我的身体依旧是从前那样。在这中间我缓幌地，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我终于完成了我的小说，写到雄和志成的处刑，写到继先和炳的奇异的死。我仿佛像一个官长在调动军队，把这些朋友都差到永恒里去。写完这小说我忍不住伏在案上伤心地哭起来，如今我是一个隔岸观火的旁观者了。 像一个产妇把孩子生出来，我把我的血寄托在这小说里面。虽然我已经是一个垂死的人，但我的孩子会活下去的。我把他遗留给惠，让她去好好地培养这孩子罢。 我的身体是否还能够支持到明年春天，我不知道，然而倘使龙眼花再开放时，我还能够看见惠，那么我一定要离开这寂寞的租借地。我还记得惠常常唱的那一句话：“我知道我活着的时间不会多了，我就应该活它一个痛快。” 一九三三年除夕于九龙 这文章所写的事实全是虚构。只有关于方的一段有点根据。方就是高志元，那真实的事情我已经在前面叙说过了。惠和慧是一个人，但她究竟是不是某一个朋友，我自己也说不出来。 总之这文章的写成与发表，虽有一种烟幕弹的功用，然而横贯那全文的情调却极似我写作《电》时的心情。所以它依旧是一篇真挚的作品。从它读者也可以看出我当时的苦痛的心情来。 《电》固然是《爱情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她不仅是《雨》的续篇，它还是《雷》的续篇。有了它，《雷》和《雨》才能够发生关系。《雨》和《雷》的背景是两个地方，《雨》里面所描写的是S．地的事情，《雪》的故事却是在F．地发生的。两篇小说的时代差不多，《雨》的结束时间应该比《雷》稍微迟一点。周如水在S．地投江的时候，德已经在E．地被枪杀了。 《电》和《雷》一样也是在F．地发生的事情，不过时间比《雷》迟了两年半以上。在时间上《电》和《雨》相距至多也不过两年半的光景。在《电》的开始贤对李佩珠说：“你到这里来也不过两年多。”在《雨》的末尾，高志元，方亚丹两人到E．地去时，李佩珠对他们说过，希望他们能够在那里给她找到一个位置。也许他们到了F．地后不久就把她请了去，这是很可能的。这样算起来，从《雨》到《电》中间就要不了两年半的时间。 但在这两年半中间，我们可以看见李佩珠大大地改变了，吴仁民大大地改变了，高志元也有些改变了，至少他的肚皮不痛了。方亚丹没有大的改变，慧和两年半以前的她比起来也没有什么差异，但是敏却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影也有了大的进步。 这可祝福的两年半的时间。正如仁民所说“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洪炉”呵。 关于《电》我似乎有许多话想说，但在这里却又不便把它们全说出来。这本书是我的全部作品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本，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我也最爱它。但不幸现在展现在读者眼前的《电》已经带了遍体的鳞伤，而不是它的本来面目了。并且印刷上的错误也常常是大得叫人吃惊。譬如二三三页第八行和第九行的中间，就脱落了一个万不可缺的分章的“十”字。因为这本来是两章，不应该合在一起的。 《电》不能说是以爱情做主题的，它不是一本爱情小说；它不能说是以革命做主题的，它也不是一本革命小说。同时它又不是一本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小说。它既不写恋爱妨害革命，她不写恋爱帮助革命。它只描写一群青年的性格，活动与死亡。这一群青年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一点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了这他们就牺牲了他们的个人的一切。他们也许幼稚，也许会常常犯错误，他们的努力也许不会有一点效果。然而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洁白的心却使得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流下感激的眼泪来。我称我的小说做《电》。我写这本《电》时，我的确看见黑漆的天空中有许多股电光在闪耀。 关于《电》里面的人物我不想多说话。这部小说和我的别的作品不同，这里面的人物差不多全是主人公，都占着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且大部分的人物，都并不是实生活里面的某人某人的写照，我常常把几个朋友拼合在一起造成了《电》里面的一个人物。慧是这样造成的，敏也是这样造成的。 影和碧，克和陈清，明和贤，还有德华，都是这样地造成功的。但我们似乎也不能够因此就完全否认了他们的真实性。 李佩珠这个近乎健全的性格须得在结尾的一章里面才能够把她的全部长处完全地显露出来，然而结尾的一章一时却没有机会动笔了。这个妃格念尔型的女性，完全是我创造出来的。我写她时，我并没有一个模特儿。但是我所读过的各国女革命家的传记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吴仁民做了李佩珠的爱人，这个人似乎一生就离不掉女人。在《雾》里面他有过瑶珠，在《雨》里面他有过玉雯和智君；现在他又有了佩珠。但他已经不是从前的吴仁民了。这就是说他不再是我的那个朋友的写照，他自己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人格，获得了他的独立的存在，而成为一个新人了。 高志元也许可以说是不曾改变，他不过显露了他的另一面，但是他的健康的恢复会使人不大认识他了。 我说过我是拿了那个瘦长的年青朋友做模特儿写了方亚丹的。方亚丹和德不同，方亚丹不像一个正在爆发的火山。虽然慧说他粗暴，其实他不能算是一个粗暴的人，那朋友还比他粗暴得多。那朋友对女人的态度是充满着矛盾的。我知道他的内心激斗得很厉害。他在理智上憎恨女人，感情上却喜欢女人。所以有人在背后批评他：口里骂女人，心里爱女人。 他不仅这样，他和别人争辩不胜的时候就常常拉我去做他的挡箭牌。同样他的对手也拉了我去对付他。所以有时候会有人从远的地方写信来征求我对于恋爱的意见。有一个朋友因为被那年轻朋友骂得没办法了，曾经写过一封长信来报告他的恋爱的经过，要我来下一个判断。因了那年轻朋友的行动，在外面就起了一个传说：我和他同一个广东朋友，就是在济南轮船的甲板上谈了一夜的我们三个人，组织了一个反对恋爱的三人团。我第一次听见这传说还是从他自己的嘴里听来的。那时他告诉我，他已经在秘密地讲恋爱了。所以最近还有人问我：“三人团里面已经有两人破了戒约，你现在怎样？”我只是笑笑罢了，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三人团的事情。 这些事方亚丹是不会做的。方亚丹高兴的是和小学生在一起，或者忙着去养蜂。这事情那个朋友却也高兴做。所以当我看见他和小学生在一起玩耍，或者忙着换巢础毁王台，在蜜蜂的包围中跑来跑去的时候，我也禁不住像李佩珠那样地奇怪起来：“他这个粗暴的人却怎么可以和蜜蜂和小学生做好朋友？” 那个瘦长的朋友的确和方亚丹一样是一个有孩子的心的人。我枪杀了方亚丹，我很悲惜失掉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友人。 但那瘦长的年轻朋友还活着，听说他已经渐渐地克服了肺病而好了起来。那么我祝他能够早早回到他的蜜蜂和小学生中间去。 慧这个人我自己也很喜欢。她那一头狮子的鬃毛一般的浓发还时时在我的眼前晃动。她不是一个健全的性格。她不及佩珠温柔，明白，坚定；不及碧冷静；不及影稳重；不及德华率真。但她那一泻千里般的热情却超过了她们大家。她比她们都大胆。她被人称为恋爱至上主义者，而其实她的性观念是很解放的。 “我知道我活着的时间不会多了，我就应该活它一个痛快。”她常常唱的这一句话给我们暗示了她的全部性格。 敏和慧相爱过，但自由性交主义者的慧是没有固定的爱人的。敏爱过慧，现在还在爱慧。不过现在他已经把爱情看得很轻了。他这个人在两年半中间变得最多，而且显露了一点精神异常的现象，使他带了病态地随时渴望着牺牲。他正如佩珠所说是一个太多感情的人，终于被感情毁了。他为了镇静那感情，就独断地一个人去做了那件对于大家都没有好处的事情。 陈清这个典型是有模特儿的。那是我的一个敬爱的友人，他现在还在美国作工。他的信仰的单纯与坚定，行动的勇敢与热心，只有和他认识的人才能够了解。陈清的最后的不必要的牺牲，在我那朋友的确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事情从吴仁民一直到敏，他们都不会做。但陈清做出来却没有一点不合情理的地方。这与他的性格很相合。不过这个典型的真实性恐怕不易为一般年轻读者所了解罢。 贤这个孩子也是有模特儿的，但却不只一个。我几年前在一个地方看见他常常跟着“碧”东跑西跑，脑里留了一个印象。然而我那时所看见的却只是他的外表（不是面容，贤的面容是从另一个孩子那里借来的），所以后来写贤时，我也是把几个人拼起来写的。不知道怎么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关于《电》，可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应该说的话似乎还有，但我也不想说了。我于是合了那本摊开在我手边的《电》。我这样做了以后，我的眼前就现出了李佩珠的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的鹅蛋形的脸，接着我又看见了被飘散的黑发遮了半个脸庞的慧。我的心因了感激，因了鼓舞而微微地颤动了。我的灵魂被一种崇高的感情洗浴着，我的心里充满着那献身的渴望。恰恰在这时候我的眼前显现了两张信纸，这是我想答复而终于没有答复的一封信，所以我平日就把它夹在《电》里面。 我很久就想给先生写一封信了，很久很久。先生的文章我真读过不少，那些文章给了我激动，痛苦，和希望，我老以为先生的文章是最合于我们青年人的，是写给我们青年看的，我有时候看到书里的人物活动，就常常梦幻似的想到那个人就是指我。那些人就是指我和我的朋友，我常常读到下泪，因为我太像那些角色，那些角色都英勇的寻找自己的路了，我依然天天在这里受永没有完结的苦。我愿意勇敢，我真愿意抛弃一切捆束我的东西呵。——甚至爱我的父母。我愿意真的“生活”一下，但现在我根本没有生活。 我是个大学低年级生，而且是个女生，父母管得我像铁一样，但他们却有很好的理由，——把我当儿子看，——他们并不像旁的女孩的父母，并不阻止我进学校，并不要强行替我订婚，但却一方要我规规矩矩挣好分数，毕业，得学位，留美国；不许我和一个不羁的友人交往。在学校呢，这环境是个珠香玉美的红楼，我实在看不得这些女同学的样子。我愿找一条出路，但是没有。这环境根本不给我机会，我骂自己，自己是个无用无耻的寄生虫，寄生在父母身上，我有太高太高的梦想，其实呢，自己依然天天进学校上讲堂，回家吃饭，以外没有半点事，有的男同学还说我“好”，其实我比所有的女生更矛盾。 先生。我等候你帮助我，我希望你告诉我，在我这种环境里，可有什么方法挣脱？我绝对相信自己有勇气可以脱离这家，——我家把他们未来“光耀门楣”的担子已搁了一半在我身上，我也不愿承受，——但脱离之后，我难道就回到红楼式的学校里？我真没有路可去，先生。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解除我这苦痛？我读书尽力的读，但读书只能使我更难受，因为书里讲着光明，而我只能远望着光明搓手，我相信书本子不能代替生活。 我更不信大学生们组织讨论会，每星期讨论一次书本子就算完成了青年的使命，谁知道我们这讨论又给旁人有什么补益呢？只是更深的证明了我们这群东西早就该死。 先生，帮我罢，我等待你的一篇新文章来答复我。请你发表它，它会帮助我和我以外的青年的。 你的一个青年读者 这个“青年读者”不但没有告诉我她的真实姓名，她甚至不曾写出通信地址使我没法寄信给她。她要我写一篇新文章来答复她，事实上这样的文章我已经计划过了，这是一本以一个女子做主人公的《家》，写一个女子怎样经过自杀，逃亡……种种方法，终于获得求知识与自由的权利，而离开了她的在崩颓中的大家庭。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样的一本书写出来对于一般年轻的读者也许有点用处。但是多忙的我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来写它，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我三年前就预告了要写一部《群》，直到今天才动笔写了三页。另一本《黎明》，连一个字也没有写。明天的事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 说不定我写完了这文章就永远地搁了笔。说不定我明年又会疯狂地写它一百多万字。但我不能够再给谁一个约言。那么对于那个不知道姓名的青年读者，就让我把李佩珠介绍给她做一个朋友罢。希望她能够从李佩珠那里得到一个答复。 为了这三本小小的书，我写了两万以上的字。近年来我颇爱惜自己的笔墨，不高兴再拿文章去应酬人。许多做编辑的朋友向我要文章，都被我婉辞谢绝了。这一次我却自动地写了这么多的字，这也许是近于浪费罢。然而我在这里所写的都是真实的话，都是在我的心里埋藏了许久的话。我很少把它们对别人倾吐过。它们就像火山里的喷火，但是我用雪把火山掩盖了。 我自己这个人就像一座雪下的火山。在平静的表面下，我隐藏了那么强烈的火焰。别人只看见雪，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火。那火快把我的内部烧尽了。我害怕，我怕将来有一天它会爆发。 这是我的灵魂的一隅，我以前不曾为任何人开放过，但是现在我开始慢慢地来启这门了。 那么我就率性把我两年前写的一段自剖的话引用在这里来作我这文章的收尾罢：…………一个人对自己是没有欺骗，没有宽恕的。让我再来打开我的灵魂的一隅罢。在夜里，我常常躺在床上不能够闭眼睛，没有别的声音和景象来缠绕我。一切人世的荣辱毁誉都远远地消去了。那时候我就来做我自己的裁判官，严格地批判我的过去的生活。 我的确犯过许多错误了。许久以来我就过着两重人格的生活。在白天我忙碌，我挣扎，我像一个战士那样摇着旗帜呐喊前进，我诅死敌人，我攻击敌人，我像一个武器，所以有人批评我做一副机械。在夜里我却躺下来，打开了我的灵魂的一隅，抚着我的创痕哀伤地哭了，我绝望，我就像一个弱者。我的心为了许多事情痛楚着，就因为我不是一副机械。 “为什么老是想着那憎恨呢？你应该在爱字上多用点力量。”一个熟识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在过去我曾被视为憎恶人类的人，我曾宣传过憎恨的福音，因此被一些人把种种错误的头衔加到了我的身上。为了那恨，我曾求过樊宰底的宽恕，因为他教过我爱；为了那恨，我曾侮辱了克鲁泡特金，因为我使人误解了他的学说。那憎恨所带给我的苦痛确实是太多太多了。……许多人指摘过我的错误了。有人说世界是应该用爱来拯救的。又有人说可憎的只是制度不是个人。更有些人拿了种种社会科学的术语来批评我的作品。他们说我不懂历史，不懂革命。他们说这一切只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悲哀，他们说我不能够体验实生活。 我也曾将这些批评仔细考察过。我并且早已用事实来回答了他们：我写过十三四万字的书来表示我的社会思想，来指示革命的道路，我在许多古旧的书本里同着法俄两国人民经历过那两次大革命的艰苦的斗争，我更以一颗诚实的心去体验了那种种多变化的生活。我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坚强的信仰。从十五岁起直到现在我就让那信仰指引着我。 我是浅薄的，我是率直的，我是愚蠢的，这我都承认。然而我却是忠实的，我从不曾让雾迷了我的眼睛，我从不曾让激情昏了我的头脑。在生活里我的探索是无休息的，无终结的。我不掩护我的弱点，但我不放松它，我极力和它挣扎，结果就引起了一场斗争。这斗争是激烈的，为了它我往往熬尽了我的心血，而我的矛盾就从此产生了。 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这里面，它把我抛掷在憎恨的深渊里，让狂涛不时来冲击我的身体。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始终不能够弄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缚得太紧了。……没有人能够了解我，这因为我自己就不肯让人了解……人只看见过我的笑，却没有人知道我是整天拿苦痛来养活我自己。 我的憎恨是盲目的，强烈的，普遍的。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对象描画成一个可恨的面目，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制度加以人格化，使它变成了一个极其可恨的人，我常常把我的爱极力摧残使它变成憎恨。然而我的这种努力依旧没有大的效果。 这一切在别的人看来也许全是不必需的，他们也许会以为我是被雾迷了我的眼睛。其实这全不是。我很知道我不过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者。我不能够免掉这一切，完全是由于我的生活的态度。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我生活在这黑暗的混乱时代里面。因为忠实：忠实地探索，忠实地体验，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而我又不能够消灭它们。我固然有一个坚强的信仰，但我却不是像克鲁泡特金那样纯洁完全的人，或像奈其亚叶夫那样意志坚强到了极点的人；我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青年。 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由性格上来的（我自小就带了忧郁性），我的性格就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痛苦中得到满足。有人说过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个革命者，然而我却做了一个寻求痛苦的人了。我的孤独，我的黑暗，我的恐怖都是我自己找来的。对于这个我不能有什么抱怨。 我承认我不是健全的，我不是强项的。我承认我已经犯过许多错误。但这全不是我的思想、我的信仰的罪过。那责任应该由我的性格、我的感情来负担。也许我会为这些过错而受惩罚。我也决不逃避。自己种的苦果就应该自己来吃。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运。做了过渡时代的牺牲者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我甚至在像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柏洛夫斯加亚，妃格念尔这般人中间发现和这类似的悲哀，虽然他们的成就是我万万不敢想望的。 然而不管这些错误，我依旧要活下去，我还要受苦，挣扎，以至于灭亡。那么在这新年的开始就让我借一个朋友的话来激励自己罢：“你应该把你的生命之船驶行在悲剧里（奋斗中所受的痛苦，我这样解释悲剧），在悲剧中振发你的活力，完成你的创造。只要你不为中途所遇的灾变而覆船，则尽力为光明的前途（即目的地）而以此身抵挡一切痛苦，串演无数悲剧，这才算是一个人类的战士。” 给E．g 五年很快地就过去了。这其间我没有给你写过一封信，也没有在你常常接触的那些报纸上报告过一点消息。也许你以为我已经死了。在混乱的国度里死掉一个年青人，这是很平常很容易的事情，你会这样想。不然为什么我回国以后就像石沉大海般没有一点影响呢？ E．G，我没有死，但是我违背了当初的约言，我不曾做过一件当初应允你们的事情。我一回国就给种种奇异的环境拘囚着，我没有反抗，却让一些无益的事情来消磨我的精力和生命。于是我拿沉默来惩罚了自己。在你们的milieu里我是死了，我把自己杀死了。我想你和A．B有时候在工作的余暇也许会谈到我的死，为这事情发出一两声叹息罢。 E．G，这五年是多么苦痛的长时间呵。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是怎样把它们度过的。然而那一切终于远远地退去了，就像一场噩梦。剩下的只有十几本小说，这十几本书不知道吸吮了我的若干的血和泪。 但是这情形只有你才了解。你会知道在这五年里我贡献了怎样悲惨的牺牲，这牺牲是完全不值得的。这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当我十五岁的时候你曾经把我从悬崖上的生活里唤了转来。以后在一九二七年，两个无罪的工人在波士顿被法律送上了电椅，全世界的劳动阶级的呼声被窒息了的时候，我曾经怀着那样的苦痛的，直率的心向你哀诉，向你求救，你许多次用了亲切的鼓励的话语来安慰我，用了你的宝贵的经验来教导我。你的那些美丽的信至今还是我的鼓舞的泉源，当我有机会来翻读它们的时候。E．G，我的精神上的母亲（你曾经允许过我这样称呼过你），E．G，你，梦的女儿（L．P．Abbott这样称呼过你），你应该是唯一了解我的痛苦的人。 现在人家在谈论我的教养，生活，意识了。那些人，他们不曾读懂我写的东西，他们不曾了解我的思想，他们不曾知道我的生活。他们从主观的想象中构造成了一个我，就对着这个想象的人的身上放射了明枪暗箭。虚无主义，人道主义，人家把这样的头衔加到了我的名字上面。我的小说给我招来了这许多误解。我的小说完全掩盖了我的思想，我的为人。虽然我曾经写过一本三百多页的解释我的思想的书（这书里面没有一个玄学的术语，完全是人人懂得的话句），但那些谈论我的思想断定我为某某主义者的人是不会去读的。他们根据一篇短篇小说就来断定我的思想，然后再从这里面演绎出种种奇异的结论。这几年来我就陷落在这样的泥窖里面爬不起来。 我憎恨我自己，憎恨我写的这些文章，我决定把自己来惩罚，我便用了沉默这刑罚，几年来我没有和你们通过一次信，我自己塞断了鼓舞安慰的泉源，这惩罚也使我受够苦了。 我就是这样地在痛苦中活埋了自己。 今天读着你的两厚册的自传LivingMyLife，那两本充满着生命的书把我的灵魂猛烈地震动了。你的那响彻了四十年的春雷般的吼声通过了全书来叩我的活葬墓的墓门了。 这时候沉默也失掉了它的效力。生命之火燃起来了。我要回到那活动的生活里去。我也要去历尽那生活的高峰和深渊，历尽那痛苦的悲愁和忘我的喜悦，历尽那黑暗的绝望的热烈的希望。我要以你所教给我的态度从容地去度那生活，一直到饮尽了杯中的最后的一滴。 E．G，我现在开始来打破那沉默了。同着这封信我愿意把我的最近的这本小说集献给你，它也是我的沉默时期中的产物，它也浸透着我的血和泪。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我的最近一年的苦痛生活。而且从《在门槛上》一篇里你也可以看见你自己的面影。我因了你的介绍才读到屠格涅夫的那首伟大的散文诗，才认识亡命巴黎的那些柏洛夫斯加亚型的女性，在我的脑筋里她们的形象也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我盼望着在最近的将来我和你，和她们能够在地中海畔的巴斯罗纳见面。那时候我决不会再向你絮絮地谈我的苦痛的生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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