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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啦。到啦。” 接连的敲门声把我惊醒了。那个招待我们的波兰朋友阿来克斯在廊上大声叫着：“到啦。到啦。”我推开房门到廊上去，才看见火车停在一个冷清清的小站上。有两个铁路工人模样的中年人在月台上谈话。此外便是一片静寂。没有什么异常的景象。 “这就是奥斯威辛么？”我看见阿来克斯还站在走廊的另一头，便提高声音向他问道。 “奥斯威辛。”他短短地回答，一面在点头。他不会错。这个地方他太熟悉了。他在这里住了五年。他的父母都死在这里。他的左膀上还留着一个永远洗不掉的蓝色号码。 我忽然打了一个冷噤，好像有一股寒风迎面吹来似的。 “这个荒凉的欧洲小镇，就是德国纳粹屠杀过五百万人的地方吗？”我惊疑地问我自己。 没有人下车。也不见有什么动静。阿来克斯的声音传过来：“先去餐厅吃早饭。八点钟下车。”我看表，刚刚过七点钟。从华沙到这里，我们只坐了七个钟头的火车。 到八点钟，我们全下车了：除了中国代表团以外，还有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阿根廷的代表们。苏联代表团中的尼古拉大主教也在这里，他的高帽，他的长须，他的黑袍，他的手杖在我们的眼里显得十分亲切，这几天来连他的声音我们也听惯了。 空气寒冷，我们的头上盖着一个阴沉的灰天，当地的居民到车站来欢迎我们，讲了话。好几部大汽车把我们送到集中营去。在路的两旁我们看见不少的红旗，旗上现着白色的大字：和平。每一面旗有一种文字，我看到了用八国文字写出的和平。 车子停在集中营的大门前。我远远地就看见了作为门方高高地横挂在门口的那一行德国字：“劳动使人自由”。怎么。 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我要笑了。但是在这时候我觉得脸上的肌肉在搐动。我笑不出来。 我们下了车，脱了帽，在纪念碑前献了花。然后大家默默地走进集中营去了。我们都不想说话，好像在殡仪馆中哀悼死去的朋友一样。阿来克斯给我们带路。我们一共是三十八个中国人。别的国家的代表们已经跟我们分开了。 二、模范营 “我们现在走进奥斯威辛集中营了，”阿来克斯对我们解释道。“这一部分就是所谓模范营，是准备给人参观的。单从外表看，这里囚人的生活也许还要胜过希特勒德国的工人的生活呢。劳动使人自由，这是德国纳粹的一个大谎话。”阿来克斯的声音似乎是平静的，可是我觉得那里面含着强烈的憎恨。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一个打红领带的青年团团员，他给德国人关进这里的时候还只有十四岁的光景。五年的地狱生活应该给他留下不少的痛苦的记忆，这里的土地就搀和了他的父母的血和骨灰。他现在还能够用平静的声音说话，这个勇敢的孩子，他的心太坚强了。 的确，从外表上看，这里好像是机关职员的宿舍，或者中产阶级的舒适的住宅。在宽敞的路的两旁立着二十八所红砖砌的两层的楼房。每一所房屋都带着同样的和平的外貌。墙头挂着牌子，写明房间的号码。门开着，它们泄露了纳粹的屠户们尽力想掩饰的秘密。这些房屋现在已经成为纳粹暴行的博物馆了。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件东西也是他们没法隐藏的，这就是那双层的电网，网上通着高度的电流，谁触到它们，就会得着死亡，倘使劳动使人自由，那么这些电网装来做什么用呢？”阿来克斯继续说，这一次他的脸上现出愤怒的表情，他的眼睛射出憎恨的光。 我也看到了那些电网，柱子有四公尺高，两道网中间有一公尺的距离。电网的里外两边都有一道简单的铁丝栏杆，在这道铁栏的一些矮木柱上，钉了长方形的木牌，牌上绘着一个骷髅，骷髅下交叉着两根人骨，画旁边用德文和波兰文写着“站妆。这就是所谓“安全栏”了。沿着电网，像鬼影似地耸立着一些了望塔，据说阿来克斯住在这里的时候，塔里面不分日夜都有纳粹党卫军在看守，他们准备着随时开起机关枪射杀那些企图逃走的囚人。 其实囚人是没有逃走的机会的。一个党卫军的头目费立哥（Fritsch）上尉就对一批一批的新来的囚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警告你们说，你们不是到一个疗养院来，你们是到一个德国的集中营来，你们除了从烟囱里出去外，就没有别的路走出这儿。谁要是不喜欢这个地方，他可以马上走到电网那儿。 倘使这里头有犹太人，他们没有权利活过两个星期；倘使这里头有教士，他们还可以活一个月；别的人可以活三个月。” 他没有骗人。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这五年中间有五百万人到过这个地方。可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苏联军队解放奥斯威辛的时候，集中营里就只剩了五六千个病重的囚人。德国的屠户们逃走时带去了五万八千个不幸者，其中有许多在中途就被枪杀了。的确有五百万人是在焚尸炉中烧成灰从烟囱里出去的。 三、博物馆 阿来克斯把我们引进一所房屋去。博物馆的负责人出来招待我们。年轻的说明员领我们去参观每一间陈列室。说明员讲波兰话，由阿来克斯给我们译成英语，我们中间也有人用中国话解说给一些同志听。 参观开始了，我们由一个陈列室走到另一个陈列室，由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房屋。房间有大有小，陈列品有图片，有模型，有实物，有文字，有图表。每一所房屋有它的说明员。 说明员不只一个，参观的人也不只我们这一组，跟我们同火车来的各国代表全到了。在一个大的陈列室里面，人可以听到各国语言：俄语、西班牙语、法语、匈牙利语。不同的语言解说着一个同样的故事：五百万无辜的人怎样在这里死亡。 这不是故事，这不是空话。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对它表示怀疑，可是所有的人都带着惊疑和痛苦在问自己：怎么能让这种事继续进行了五年？怎么能够束手让那五百万无辜的人白白地死去？ 我们的脚步变得沉重了。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痛苦的表情。我不断地听见人在叹息、吐气。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在刺着、绞着。我真愿意有一只大手来蒙住我的眼睛，可是我仍旧睁大它们，似乎要把眼前的一切刻印在我的脑子里面。 我们在注意地看什么呢？是人类的艺术的成就么？是近代科学的发明么？是大自然的美景么？是生命的奇迹么？我们是在参观？我们是在“学习”？ 不，我们在看人类的受难。 这里是毒气房的模型，那里是焚尸炉的照片。堆在这里的两吨头发使人想到那三万二千个欧洲女人的青春时期的美梦；放在那个玻璃橱里的用女人头发织成的床毯在向人控诉纳粹的暴行。这个房间有成堆的梳子，那个房间有成堆的洋铁杯；这里是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眼镜，那里是数不清的剃须刷子；皮鞋堆了一个房间，男人的、女人的、小孩的，分别堆在三个地方，这只是剩余的一部分旧鞋。在另一个房间里，一排长方形的木台上堆着无数的假手假脚，木台前有一道很低的铁丝栏杆，我们伸出手去，也许可以摸到这些曾经跟活人连在一起的东西，连残废的人也无法苟全性命。许多手提箱凌乱地堆在一个房间里，箱子盖上还留着用白色笔写下来的欧洲各大城市的名字。一个长长的玻璃橱柜中陈列着欧洲各国的纸币，这都是无辜的死者留下来的。他们从欧洲各国被骗到这里来，死在毒气房内，身子给烧成灰，埋在土坑里，洒在沼地上，抛在维斯拉河或索拉河中了。一个纪念犹太人受难的房间里，在那朴素的纪念碑前面有人奉献了大束的鲜花，碑的上方用犹太文写着：“要牢牢记妆。纳粹的一个头目赫斯曾经招认过：至少有二百五十万从欧洲各国来的犹太人被毒死在奥斯威辛一布惹秦加。布惹秦加离奥斯威辛有三公里，布惹秦加毁灭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附属机关，也就是它的连号。毒气房和焚尸炉都设在那个地方，但是它们在纳粹屠户们逃走的时候，全被炸毁或烧光了。我们看到一张焚尸炉的照片。在那个厅子里一共有十五个焚尸炉。 每三个连在一起，炉门紧闭着，看起来好像是新式工厂里的设备，据说在这十五个炉子里每天可以烧掉三千二百具死尸。 这种最新式的设备一共有四个。有一个时期，这四个地方整天不停地烧着火，二十四小时里面烧毁了一万二千具尸首。但是毒气房每天却杀死更多的人。来不及的时候，屠户们就在冷僻的空地上挖个大坑，把尸首堆在坑里烧毁。我们在陈列室里看见了一个参加这种工作的囚人大卫·席木勒维奇偷摄的照片。第一张是一群女囚人脱光衣服准备进毒气房时的摄影，另一张摄出在土坑里烧毁尸首的情形。 站在这两张照片的前面，一个朋友抓住我的膀子声音发颤地说：“这怎么能够是真的？你得写，你得好好地写出来。” 另一个年轻的同伴对着成堆的金丝发流眼泪。“我再没有见过比这更残酷的情景了。”第三个人说。这时候阿来克斯站在我们的旁边，昂起头，用坚定的声音给我们解说这一切可怕的情景。的确我们应该学学这个勇敢的青年，在敌人面前不应该示弱。 我们从楼下走到楼上，又从楼上走到楼下，从一间陈列室走到另一间陈列室，从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房屋。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了，有什么东西压紧了我的心，我只想长长地吐一口气。 “这是十号，这是专门拿女人当作试验品的地方。”说明员指着那道关闭的门说，阿来克斯为我们把他的话译成英语。 “在这里面经常关着一百五十个女人，纳粹的医生和教授们就用她们来做各种医学上的实验，每一个女人都要经过好几次的手术，最后的报酬是枪毙，或进毒气房。那些实验都是很可怕的，很残酷的。在这所房屋里头，被宰割的女人的尖声哀叫始终没有断过。”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因为我看过这样的一段记载：“在营里进行活人实验的主要负责人是德国妇科专家格劳倍格教授（Prof．Glauberg）。他和他的一个柏林的同事做这种实验工作，目的在发明X光透不过的新的物质。格劳倍格特别是一个有生意眼光的人，他是受着德国化学工业的委托来工作的，他每一次实验了一个女人，便可以从德国化学工业那儿得到一大笔款子。他向集中营买了一百五十个女人来做这种实验。这些不幸的女人被放在一种特别的手术台上。然后用一个电的注射器把一种又浓又厚的、像水泥一样的东西塞进她们的阴道里面去。这种残酷的手术是借着X光来控制的。 过后便开始了照相。这些不幸的女人痛得在台上翻来扭去，满身都是鲜血。每一个女人在三四个星期里面要经过这同样的手术三次到六次，这以后她们就害着子宫炎、卵巢炎、腹膜炎和输卵管发炎等等的玻”这不过是“科学”实验的一种罢了。一百五十个女人只是一个小的数目，她们只是一个专家的实验品。在奥斯威辛，这样的专家是相当多的。此外有一个沙木尔医生的助手制造了一种专门给女人阴道内部照相的器具。这也是一个残酷的刑罚。每次照相要花一个钟点，而且不只照一次。我再举出一个名字，那是柏林的教授舒曼博士（dr．Schumann）。他专门从事不生育的试验。他自己关在一间铅的小屋子里面，管理着X光的强度，和照的时间的长短，把强度的X光集中在女人的卵巢上，一共要照五分钟到一刻钟。在这手术之后许多女人都吐得厉害，死去的也不少。要是她们能够活过三个月，舒曼博士还要在她们身上施行一次手术，割掉她们的一部分的性器官，拿出来仔细研究。经过这些手术以后，要是人还能够活下去，那么连强壮的女孩子也会变成外貌衰老的女人。其实对她们，活的机会是很少的。在那本记载德国罪行的书里面就有过这样的话：“他们明白那些女人经过了几次的实验，经过了一次的大手术以后，就不能再用来作实验品了，于是把她们直接送到布惹秦加的毒气房去。” 男人们也同样地被选出来作“科学实验”的实验品。不过他们的“刑潮也许不在这个地方。 我用憎恨的眼光望那红墙，望那关闭的门，我疑惑地想道：“这会是真的么？那些医生，那些教授，他们不也是人，即使他们生在纳粹的德国，活在纳粹的德国？人对待人能够是这样的残酷？”但是我马上就记起了一本叫做《人造地狱》的书，那是德国布痕瓦尔特集中营的一部有系统的记录。布痕瓦尔特集中营里有所谓“病理学部”，那里面就有不少的专家在从事尸体的科学的研究。而且活剥刺花的人皮作为展览的珍品。那些靠着法西斯养料生活的纳粹专家可以做出任何残酷的事情。我想到这里，突然打了一个冷噤。 “这是死墙，在那软木板前纳粹曾经枪杀了两万六千个囚人，死在木板旁边那个绞架上的人也不少。他们都是政治犯、地下工作者和共产党员，还有些优秀的科学家。”说明员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了一忽儿。我一边听阿来克斯的翻译，一边从高高的铁栏里望那个十号房和十一号房中间的天井，望那块相当大的黑漆的木板，和那个耸立在墙边的绞架。我知道“死墙”的故事。被判死刑的囚人两手给纳粹们用有刺的铁丝缚得紧紧的，一直到刺陷进肉中，他们面向着死墙，由刽子手从后面朝他们的头打进枪弹去。 “墙下那一片土地浸透了烈士们的血。据说纳粹党卫军逃走时曾经有人提议推倒死墙，搬走那片浸透血的泥土。可是他们来不及做许多事情，他们只毁掉了软木板。现在立在墙边的木板还是后来重做的。”阿来克斯继续把说明员的解释翻译给我们听。我的一双近视眼看不到血迹，可是我看见了放在木板前面的花圈。勇敢的死者并没有被人忘记，而且永远不会被人忘记。我记得一个叫做约瑟·雅心斯基（JozefJasinski）的二十七岁的波兰青年，他因为寄了一封信出去，叙述了集中营里的真实生活，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被绞死在布惹秦加。 十一号房的号牌上有一行波兰字，意思是“死屋”。“这是政治犯的牢房。这里头的情形可以跟历史上最可怕的监牢相比。”当我的脚踏上门前台阶的时候，我听见说明员的这样的解释。我立刻想到了巴斯底，想到了彼得保罗要塞，想到了席吕塞尔堡。但是纳粹特务们的残酷超过了专制的帝王。从彼得保罗要塞和席吕塞尔堡，还有不少的囚人活着出来，用他们的著作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而这里却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死屋，没有一个囚人能够活着走下这个台阶。但是今天我们却昂着头进去了。 审判室里还挂着希特勒的照片，室里的陈设保存着原来的样子。据说在当时一点钟里面可以审判六十个人。这里有好些监房，房里缺少流通的空气，纳粹特务们像堆沙丁鱼似地把囚人堆在床上，除了冻和饿之外，他们还发明种种残酷的刑罚来对付囚人。我们到了地下室，在那儿看见一个小小的房间，水门汀的地上只有一个小木桶，没有床，没有桌椅。 这个地方经常关着三十个囚人。那扇木板门现在永远开着，上面留着许多人的名字。我认出一个用绿墨水写下的苏联战俘的姓名：莫斯科的尼可拉·谢米诺夫。我没有时间，我也没有勇气再去辨认别人的笔迹。在这扇木门上，那些勇敢的死者在对我们讲话。他们要我们给他们证明他们并非白白死去。 我记得布痕瓦尔特集中营里的一个故事：一九四一年春天，一个维也纳的电影制片家汉伯尔（Hamber）因为是一个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纳粹特务们虐杀了。他的兄弟亲眼看见了哥哥的死亡，他到集中营负责人那里去控告。所有其他的见证人都不敢说一句真话，但是弟弟汉伯尔却勇敢地说：“我知道我会为了这次的控告死去。不过将来，这些罪人也许会想到有人控告他们，便不敢那么大胆妄为。要是这样我就不会白白死去了。”他果然死在地牢里面。但是他的名字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他的话至今还鼓舞着全世界爱和平的人。在这木门旁边就立着一个像杀死年轻的汉伯尔的地牢那样的东西，它也被人叫做“地牢”。在木门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姓名的勇士，他们的骨灰早已跟波兰的土壤混合在一块儿了。波兰人不会忘记这些从欧洲各国来的殉道者。古老的波兰变成一个年轻的国家，这中间也曾得到他们的血的灌溉。 离开木门走不到几步，我就到了地牢。同来的朋友们都看过这个“东西”，而且陆续地走开了。我正朝着地牢走去的时候，一个朋友迎面过来，对我摇摇头痛苦地说：“这么一人小地方，要站四个人。真可怕。” 说到“地牢”，绝没有人想到它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只是一个较大的烟囱。四周用砖墙围住，只有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开了一个小洞。现在已经把上层的砖拆掉了，我可以把手伸进去，我也可以爬过断墙从容地站在里面。可是在从前这砖墙一直高到屋顶，没有留一点缝隙，人被封在这里面，绝不能活着出来。坐地牢不过是一种慢性的死刑。汉伯尔就是被纳粹特务们这样处死的。 我们从一间陈列室走到另一间，从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 我们看见了安放在空地上的打人架。这个特制的刑具上应该留着受难者的血吧。站在它面前，我仿佛看见一个人赤着上身伏在它上面，另一个人的粗大的手捏着铁棍朝那身上打去。 这只是一个作家的幻想。铁棍安静地躺在架子上。它应该起锈了。 另外还有一些房屋也被囚人们叫做“死屋”。它们是那些被挑选了的囚人住的地方。纳粹屠户们在奥斯威辛的大门口大写着“劳动使人自由”的谎话，可是在集中营里却遵守着一个规律：只有能够劳动的人才有权生存。因此虽然营里也有医院，但是住院的病人却不断地让人带出去杀害。这种办法在奥斯威辛就叫做“挑驯。它使得没有一个人敢进医院。 于是党卫军的医生们就扩大了这种挑选的行动。他们开始在一般的囚人中间挑选病人，他们并不检验身体，只凭个人的印象，只凭囚人的相貌，断定一个人的生死，所以身体虚弱的囚人一看到医生们到来，立刻昂头挺胸，努力避免现出生病的样子。可是这也没有用。那个维也纳人保罗·克吕格尔（PaulKrüger）只因为身上有一个盲肠炎的旧伤疤，就被选中了。看了营里留下来的统计表，我们知道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这十四个月中间，单是在布惹秦加的验疫营一个地方就有七千六百十六个人中选死亡，刑场就在二十号房的外科手术室或者在二十八号房。杀人的利器是注射针。中选的人坐在一把类似牙医用的椅子上，两个囚人捉住他的两只手，第三个囚人拿着他的头，并且用毛巾缚住他的眼睛，然后纳粹屠户用一根长针刺进他的胸膛。 被害的人并不马上死去，他只觉得眼睛发黑，什么都看不见。 另外那几个帮忙打针的囚人便把他带进隔壁一间屋子，让他倒在地板上，他在那里还可以活二十分钟。那个叫做克勒尔（JosefKlehr）的党卫军班长对这种注射很感兴趣。要是他觉得医生们挑选出来的囚人太少，他还要自己出去找寻。 十七号的号牌上写着“囚人生活”。这里有文字，有照片，有图表，有数字，有图画，有实物，有雕像。我看见了威颜木夫（Wiejmów）画的八万囚人点名图。点名是囚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而且一天还不只点一次名。在一张图表上我看到“十二点至一点——点名”，“三点半至四点半——点名”的句子。连那些在劳动的中途死去的囚人也得由同伴们背回或者用手推车推回去参加点名。这样的死者是很多的。譬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就有四百三十个囚人死在工作的地方。这情景也由一个画家布南特胡伯尔（Jerzybrandhuber）表现在图画中了。一个房间里陈列了一些孩子的照片。在这里孩子们被强迫跟父母隔离了。从外面带进来的孩子是逃不掉毒气房的。而在集中营里生的婴孩，纳粹的医生会注射毒药杀死他们。一个雕像吸引了我的眼光。我一个人在它面前站了一忽儿，这是拉衣诺黑（H．Raynoch）的《母与子》（MatkaDziecko），母亲搂着孩子，用一只脚跪在地上。她只有极短的头发，人不留心地看一眼，也许会把她当作一个男人。这正是集中营的惯例：每个女人被带进来，最先就得剪掉头发。这些头发被人好好地保存成批地送到德国去，给专门的工厂做床毡的原料。在集中营成立的初期，女人还可以在奥斯威辛住一个时候，到后来毒气房和焚尸炉接连地建筑、扩充，女人们一下火车就让人直接送进了毒气房，“剪发”的工作只好留到焚尸之前跟拔牙的工作同时完成。营里有专门的“牙医”来拔去死人嘴里的金牙，而且每天有四十个囚人被强迫来担任这种工作。我把《母与子》看了许久。 我想着：这个母亲是在保护她的孩子，不肯让人们把他送进毒气房吗？这个母亲是在搂着孩子向人们哀求保全他的生命吗？我了解她的感情，因为我也有过母亲，而且我也有着孩子。那么我能够说出做母亲的在那个时候想着什么吗？“至少让孩子活下去吧。”她一定说过了这样的话。但是母亲和孩子全死了，也许病死在营里，也许毒死在毒气房中。纳粹杀死了无数的母亲和孩子，纳粹给波兰带来毁灭和死亡，给世界带来毁灭和死亡。他们定下了大的计划：要杀尽犹太人，使波兰人绝种，把吉卜赛人完全消灭。然而新的世界从废墟中产生了。波兰人仍旧活着，并且活得更勇敢；犹太人仍旧活着，吉卜赛人也仍旧活着。而希特勒和他的匪帮的骨灰却不知飘到那里去了。 阿来克斯立在一个玻璃橱前面。橱里，上面的一层放着一个小小的木头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刺号码的工具，”阿来克斯愤恨地说。“每一个人来到营里，带的东西给抢光以后，手臂上先给刺一个号码，然后照三张相，自然是穿着条纹的囚衣照的。我们都是这样地开始了集中营里的生活。这里全是我们的生活的说明。”他掉过头把房里的一些画和一些图表指给我们看。 的确，一种受难的生活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白色的墙壁立刻消去，时间马上倒退。我仿佛听见乐队在奏乐。我仿佛看见无数穿条纹囚衣的人，缩着头经过大门朝各处走去。这是劳动的囚人的队伍。他们在傍晚才回来，有的淌着血，有的弯着背，有的还用木架抬着同伴的死尸，有的把死尸背在背上，有的把死尸放在小车上推着，这时候也有乐队奏音乐在门口迎接他们。这乐队也是由囚人组织成的。后来当人们成群地走向毒气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乐队“欢送”他们。所有的囚人都是在早晨四点钟起床，至于那些不做工的囚人，他们消磨时间的方法除了“点名”之外，还有“体操”和“运动”。举起双手跳舞，光着脚在石子地上跑，练习一秒钟脱帽行纳粹礼，这就是“体操”和“运动”。他们的整个上午的时间就花在跑和跳上面。凡是没有跑多久就跌下去的人，立刻被处死刑。十二点钟开始“点名”，需要四十五分钟，“点名”以后，有一刻钟喝汤的时间，就只有一点汤。阿来克斯告诉我们说，一碗汤给五个人喝，而且这些人早晨六点钟只喝过一点冷咖啡。喝了汤就得开始唱歌了。他们被强迫着唱他们不懂的粗俗的德国歌。要一直唱两个钟点，唱得不好，就被罚蹲下去唱，或者被打得伏在地上，脸碰着地。三点到六点半又是“体操”的时间。这以后又是“点名”，这次“点名”要花两个钟头。在整天的疲劳和饥饿之后，他们只得到一点面包和一点香肠（有时是果酱和黄油，星期六是干酪，但真正是一点点）做晚餐。有的囚人却必须一直在寒风里站到天明，还不能放下手来。 这样的生活。这样的饮食。所以一个一百六十五磅体重的波兰女人（第四四八八四号）在营里住了一年半以后，就减少了一百一十磅的体重；一个三十六岁的荷兰籍的犹太女人（第A二七八五八号）在营里住了半年，被苏联军队救出的时候，她的体重只剩了五十磅。这样的情形是很多的。陈列室里面挂得有这种瘦得没有人样的活尸的照片。还有一张纳粹医生自己照的四个男孩的裸体照。我们中间没有谁敢走到前面去，仔细地看它一眼。这些小孩已经不活在世界上了。 但是就在现在，那四对眼睛里，还射出来饥饿的光芒。就是在活着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四个孩子的鬼魂。 其实在奥斯威辛，他们的命运并不是最坏的。那些被关在“饿牢”里面的囚人还得羡慕他们呢。“饿牢”里监禁的是那班逃走时被捉住了的囚人。人很少有机会从这样的“地狱”里出来。可是有一次一个囚人居然活着走出了“饿牢”，而且把他的见闻告诉了世人。他这样说：“门一打开，人便闻到一股可怕的腐尸的气味。等到我习惯了黑暗之后，我看见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囚人的尸首，他的内脏都给拉出来了，另一个人的尸体半靠在他的身上，这也是一个囚人，他手里还拿着他从他那死了的同伴的身上挖出来的肝。他正要吃这肝的时候，就死掉了。”这样的事是任何人的脑筋所想象不出来的。 另一所房屋的号牌上写着“人民的谋杀”。在这里我们看出了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布置上所花的心血。这是纳粹暴行的总清算。这是法西斯主义的总结帐。许多的引证，许多的照片，许多的图表……给我们说明了：国社党（纳粹）的成立，它的背景，它的组织，它的发展和它的罪行；也说明了：希特勒的历史，他的野心，他的阴谋，和他的征服世界、屠杀人民的“奋斗”。在这里我们知道了是谁帮助了纳粹的发展，是谁促成了希特勒的成功，是谁支持了“第三帝国”的建立，是谁让德国重整了军备。在那几个帮助希特勒建立王国的大资本家中间，我看到了美国的亨利·福特和英国的H·狄特丁的名字。而且前些时候在西德被美国占领军释放了的奥斯瓦特·波尔将军正是奥斯威辛的一个主要负责人，在这里有图表和文字说明他的罪行。 罪行多得没法计算，每一个数字都是用许多人的血和许多女人和孩子的泪写成的。这简单的数字代表着无数的被毁灭的家和被残杀的生命。一张大幅的图表上写明：纳粹把十八个国家里的犹太人、吉卜赛人、政治犯和战俘集中在奥斯威辛，用种种的方法让他们死去。这十八个国家是挪威、苏联、波兰、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卢森堡、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在残余的档案中人们还发见囚人的更多的国籍：英国人、美国人、瑞士人、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还有中国人。中国的什么人呢？怎么会落到纳粹的手里去？说明员也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 罪行的确多得没法计算。屠杀之外还有抢劫，这是大规模的强盗行为。奥斯威辛的一个党卫军军官弗立兹·柏格曼（FritzBergmann）曾经说过从奥斯威辛的犹太人那里拿走的贵重物品价值十亿马克。这些物品都是送到德国国库去了的，其实它们的价值要超过柏格曼的估计多少倍。纳粹另外又修建了三十五个特别的仓库来分类储藏和包扎他们从囚人身上抢来的别的赃物。后来在他们仓皇撤退之前，他们把二十九个仓库连里面的贼赃一块儿烧得干干净净。在剩下的六个仓库里面还有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二十件整套的男人衣服，八十三万六千二百五十五套女人衣服，五千五百二十五双女人皮鞋，三万八千双男人皮鞋，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四张毛毯和别的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上面还保留着出品商店的商标，所有被希特勒征服的欧洲国家的名字都鲜明地印在那里。在营里的残余档案中人们看到纳粹党卫军的班长奈痕巴赫（Reichenbach）的报告，上面记载着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这一个半月里面，一共有九万九千九百二十二套小孩的衣服和内衣，十九万二千六百五十二套女人的衣服和内衣，二十二万二千二百六十九套男人的成套衣服和内衣从奥斯威辛运到德国去。这真是历史上空前的有组织的大抢劫了。 除了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以外，我们在陈列室的白色墙壁上还看到了帝国主义的全部血腥的记录。这些罪行已经是我们熟悉的了，殖民地上的屠杀，争夺市场的战争，大规模的轰炸，整个城市的毁灭，……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见过的。对有色人种的迫害，对劳动者的无情的榨取，对争自由运动的残酷的镇压，对未开化民族的有组织的“歼灭”……这些我们也听说得太多了。上海南京路上的屠杀，四川万县城的被炮轰，……这些都是我们身受目睹的。上海的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完备的帝国主义罪行的展览会。但是今天上海也已经站起来把一百年来压在它头上的魔鬼赶走了。整个中国也已经站起来把帝国主义的魔鬼赶走了。所以站在那些梦魇般的照片的面前，我们可以昂起头吐一口气，而且可以迈着轻快的脚步离开它们。 最后的一所房屋给人带来安慰，带来希望，带来光明。门前也有一行波兰字：“保卫和平的斗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看到了世界和平力量的扩大。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串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这里都有大幅的照片和图表来说明它们。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设，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这里也有照片和图表来表明它们的辉煌的成就。连两天前刚刚在华沙闭幕的二届世界和大的照片也已经有系统地陈列在这里了。那些善良的面孔，那些热烈的情景，它们在我们的眼前显得多么亲切。我们可以叫出许多熟悉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说出许多动人的详情。我们从那里来，我们也参加了那些伟大的场面。我们在那里见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热诚的心，今天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它们。“和平战胜战争”，我们在华沙天天听到这一句话。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不管希特勒和他的党徒怎样在波兰组织了四个大毁灭营，三个大集中营带毁灭营，四十四个小集中营，十五个输送营和无数的劳动营，用种种方法来杀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焚尸炉中烧毁了将近一千万人的尸体，但是结果希特勒自己也死在柏林的一个地下室里面，一部分的纳粹党徒被绞死在纽伦堡的绞架上，连曾经到过奥斯威辛视察、核定了扩充计划的党卫军领袖希姆莱也不得不服毒自尽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并没有毁灭和平，倒是和平的力量毁灭了它。希特勒并不曾灭亡波兰，他反倒促成了波兰的新生。 这个博物馆叫做“几百万人的毁灭”。但是我看完了整个的博物馆以后，我对人类的信心并没有减弱，它反而加强了。 几百万人并不曾白白地死去，他们的纪念也在保卫世界的和平。 四、真正的杀人工厂 从集中营出来，我们又坐上那两部大汽车，到布惹秦加去。 布惹秦加毁灭营又被称为奥斯威辛第二，因为纳粹先在奥斯威辛设立了集中营，后来才在它附近的布惹秦加添设了毁灭营。毁灭营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杀人工厂。我们已经在奥斯威辛看过了它的焚尸炉的照片和毒气房的模型。现在我们又到真正的杀人工厂来了。 奥斯威辛是一个潮湿的盆地。它那满是沙粒和小石子的地面就一直没有干的时候。它四周有好些鱼池，水是死的，里面充满了腐烂的东西，常常发出恶臭来。这是一个传染疟疾和伤寒症的好地方。布列斯劳大学教授陈加（Zunker）奉命化验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饮水，他给希姆莱上的报告中说，在奥斯威辛用的水连漱口也不相宜，而且连用一次都不行。毁灭营建筑在布惹秦加的沼地上，地理环境不会比奥斯威辛好一点。有人说布惹秦加原是一个养马的地方，但我看那里的潮湿有毒的空气对马也不合适。房屋是在一九四二年新建的，以后又陆续扩充几次。房屋的形状跟马房完全一样。我已经看到了照片：一个男人房间住五百四十人，一个女人房间住一千人。它们比马房还不如。没有窗户，没有光亮，不通空气，地是潮湿的土地。我又见过一张照片：许多条魔手似的铁轨通过毁灭营的大门一直向各个焚尸所伸过去。 可是整个毁灭营如今就只剩了一些破烂的监房。那许多条铁轨，那堂皇的门面完全看不见了。我看过一篇记载，知道第一座旧式的焚尸所在一九四四年五月改做了防空洞。 第四焚尸所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烧掉了。第二和第三焚尸所的设备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被纳粹匪徒拆下来搬到另一个集中营去，建筑物也被炸毁了。第五焚尸所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的夜里纳粹撤退的时候烧光，连墙壁也炸掉了，今天我们到了全世界最大的毁灭营，却只看见一片荒凉。 包含着毒气房和焚尸炉的焚尸所是建筑在地底下的，以前人在这里可以看见整天冒烟的烟囱。现在我的脚踏在焚尸所的顶上，我只觉得我在一条年久失修的水门汀路上走着，我只觉得我在一间倒塌了的仓库顶上走着。我俯下头，便看见裂缝和铁筋。我可以把一只手伸进缝里去，但是我却没法使那些炉子和那些房间在我们的眼前重现，让我们详细地知道它们怎样吞食了那五百万无辜的人民。有些地方还挂着花圈，鲜花给荒地添了一点“生”意。大概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哀吊他们的死者。人是杀不尽的，每个死去的囚人都有亲友。 平日倔强的阿来克斯现在显得沉静了，他的眼光在各处找寻。他在找寻他的父母的脚迹吗？他在回忆那些过去了的恐怖的日子吗？忽然他抬起头看看我们，过后便指着湿润的土地说：“这都是烧剩的人骨头啊，这些白色的小东西。”我朝我的脚边看，土里面的确搀杂了不少的白色的小粒。 我默默地望着它们。它们刺痛我的眼睛。可是我却不能把头掉开。“它们也曾经是跟我一样的活人埃”这个念头折磨着我，一直到我跟朋友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又去参观监房。那些破烂的房屋使人觉得它们是荒废了的养马处。房里没有一样东西让人想到在这里曾经住过了上千的人。在这里没有图片，没有模型，也没有任何的陈设。我们看到的不论男监或女监，全是些盖着屋顶的空地，男监和女监自然是分开地设在两处。毁灭营的面积一共是一百七十五公顷，所谓“希姆莱城”（Himmlerstadt）就在这里，当时它是一个繁盛的奴隶城和死亡城。现在就只剩这些破屋和纵横交叉的电网了。从许多文件中，从见证人的叙述中，从焚尸所的残迹上，我们知道德国屠户们曾经企图消灭他们的罪行的一切痕迹。可是现在那无数的白色骨粒就在向世人控告他们。这是最有力的证据。它们告诉了世人：法西斯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 天色仍然阴沉。冷风吹在我的脸上。波兰的冬天的日子是相当短的。我们不会在这里久留了。火车还在站上等待我们。阿来克斯在催我们走。我把告别的眼光投在这一片荒凉的“墓地”上。我想起那几百万被杀害的生命，我想起几年前在这里的生活的情景；我想起那些人，他们被纳粹到处追来赶去，在欧洲各大城市里飘流，最后被骗到这里来，德国政府说是送他们到波兰和南俄去就业，可是一下火车他们就让人送进了毒气房，东西全给抢光，身体变成了焚尸炉中的灰土；我想起那些人，他们在集中营里受尽侮辱，在纳粹的工厂里耗尽他们的体力，他们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只为了最后的一个结局：焚尸所；我想起那些被拆散的家庭，父亲眼看儿女，丈夫眼看着妻子被人从自己的身边活生生的拉开，带进毒气房去，自己却不得不为那些杀死他们亲人的仇敌工作卖命。我又想起那个整日不断的进毒气房的行列：从别处送来的那些命运已经决定的人直接由火车运去；从集中营里挑选出来的囚人被党卫军押着徒步走去；身体虚弱不能走路的囚人便由卡车载去。我想着，想着，我知道那详细的情形：从火车站月台（就是我们下车的那个月台吧。）到毒气房中间还有一段路，这路永远被囚人的行列连接着，因为人们得等待毒气房里出清尸体。路中间还有卡车来往，专门搭载那些从铁路来的老、幼、并弱的人。路旁两边的沟里站了许多纳粹党卫军，用机关枪对着他们瞄准。一个党卫军大声对囚人说，他们身上太脏，必须进浴室去洗澡消毒，才可以到集中营里居祝囚人们进了焚尸所的天井就被赶进“化妆室”去，在那房间的门上人用德文写着“洗浴与消毒室”（WaschundDesinfektionsraum），也附得有别种文字的译文。在“化妆室”里还有记着号码的挂衣钉。纳粹党卫军还嘱咐囚人要牢牢记住那些挂衣钉的号码，以后取回自己的衣服可以方便许多。脱完衣服，他们又被带到一个走廊上去，这就是通毒气房的走廊了。毒气房里已经生过了焦炭盆。这热气可以使摻化氢更容易蒸发。这时候纳粹党卫军就露出了真面目，用棍棒打人，支使狗咬人，强迫两千个囚人挤在一个只有二百五十方码的地方。毒气房的天花板上也装得有淋浴的“莲蓬”，可是从来没有水从那里流下来。天花板上另外开得有四个特别的洞。门一关上，房里的空气也被抽出去了，毒气（摻化氢）就从那四个洞里放进来。毒死这一个房间的人最初需要二十五分钟，到一九四四年夏天就减少为十分钟。等到门再打开时，死者都现着一种半坐的姿势。尸体是淡红色的，身上现出来红的和绿的点子，有的人嘴上带着白沫，有的人鼻孔流血。许多的死尸睁着眼睛，许多的死尸紧紧搂在一起。大部分的人都堆在门口，只有少数人留在毒气洞底下。……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感情埃我的神经受不了这许多。对着那遍地的白色骨粒，我能够说什么告别的话呢？对着这荒凉的几百万无辜的死者的“墓地”，我能够说什么告别的话呢？然而我能够默默地走开吗？我迟疑着。 就在这个时候阿来克斯来给我帮了忙。他走过来催促地说：“快走。别的代表团已经走了。我们还要到克拉科去。在那里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新建立的钢铁工业。我们正在那里建筑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城。我们波兰人已经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他说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的，你们战胜了法西斯主义。”我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我跟着他走了。 我们又坐大汽车回到火车站去。在那里有着成群的波兰青年捧了鲜花在等待我们。我记起了一个亡友的遗言：“青年是人类的希望。” 解放初期我和胡风经常见面。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们不是在一个团，他先到北平，在南方第一团。九月参加首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我们从上海同车赴京，在华文学校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房间。我总是出去找朋友，他却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却很少作过长谈，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鲜，他早已移居北京，他说好要和我同行，后来因为修改为《人民文学》写的一篇文章，给留了下来。记得文章叫《身残志不残》，是写志愿军伤员的报告文学。胡风同几位作家到东北那所医院去生活过。我动身前两天还到他家去问他，是不是决定不去了。我到了那里，他们在吃晚饭，家里有客人，我不认识，他也没有介绍。我把动身日期告诉他，就告辞走了。我已经吃过饭，提了一大捆书，雇的三轮车还在外面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刚到朝鲜，不便回国参加，就请了假。五个月后我才回国。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风一起出席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两个都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常在一处开会，见面时觉得亲切，但始终交谈不多。我虽然学习过一些文件，报刊上有不少关于文艺的文章，我也经常听到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的报告，但我还是一窍不通。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时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写作的时间。最近这段日子由于难治的病，准备搁笔，又给自己的写作生活算一个总帐，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运动，不由得浑身战栗，我没有在“胡风集团”、“反右斗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进深渊，这是幸运。但是对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样替自己解释呢？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两年半未去北京，见到许多朋友我很高兴，可是我行动不便，只好让朋友们过来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你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我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我自己。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时连自己也讲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脸上，我找不到那个过去熟悉的胡风了。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动，也不曾跟女儿讲话。我打算在休息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 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埃我好像眼睁睁地望着几十年的岁月远去，没有办法拉住它们。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就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后来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电报托人代我在他的灵前献一个花圈，我没有讲别的话，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 但赖帐总是不行的。即使还债不清或者远远地过了期，我总得让后人知道我确实作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补偿过去对亡友的损害。 胡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读他的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很感动，也很难过。他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他当时说过：“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心安理得”吧。这个冤案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全过程并未公布，我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没法知道更多的详情。他们夫妇到了四川，听说在“文革”期间胡风又坐了牢，最后给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来。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我还不曾读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写出，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弄清楚我应当知道的一切了，留给我的不过两三年的工夫了。 还是来谈反“胡风集团”的斗争。 在那一嘲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我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但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给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 后来《洼地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 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战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谈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利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报》上刊登过一篇某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 反胡风的斗争热闹一阵之后又渐渐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所谓“胡风分子”在斗争中都不曾露过面，后来就石沉大海，也没有人再提他们的名字。我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别人对我说：“你不用问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外国朋友向我问起胡风的近况，我支支吾吾讲不出来。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运动一个接一个，大会小会不断，人人都要过关。 谁都自顾不暇，哪里有工夫、有勇气到处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份小报或者材料，说是胡风在四川。此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结束，被颠倒的一切又给颠倒过来的时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间，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胡风了。 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关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我读过他那三十万言的“上书”，不久就忘记了，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少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最近香港报上刊出了雪峰旧作诗八首在北京《诗刊》上重新发表的消息，从这里看出香港读者对雪峰的怀念。我想起了一些关于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几天，住在北京的和平宾馆里，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儿来看我，谈起五月初为雪峰开追悼会的事，我说我没法赶回来参加，我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位亡友。雪峰的女儿我过去似乎没有见过，她讲话不多，是个沉静、质朴的人。雪峰去世后不久，他的爱人也病故了，就剩下这兄妹两个，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他们坚强地生活着。 雪峰的追悼会一九七六年在八宝山开过一次。据说姚文元有过“批示”不得在会上致悼词。姚文元当时是“长官”嘛，他讲了话，就得照办。那算是什么追悼会。冤案未昭雪，错案未改正，问题似乎解决了，却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头。 只有这一次要开的追悼会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种追悼会：伸张正义，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我在这里说“要开”，因为追悼会并没有在五月里举行，据说也许会推迟到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雪峰的朋友们都可能来京参加，人多总比人少好。 我认识雪峰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见他。在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诗集出版时我是它的爱读者。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从法国回来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翻译过文艺理论的书，同鲁迅先生较熟。一九三六年忽然听见河清（黄源）说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这年鲁迅先生逝世，我参加了先生的治丧办事处的工作，对治丧委员会某些办法不大满意，偶尔向河清发一两句牢骚，河清说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党的意见。我并未读过雪峰翻译的书，但是我知道鲁迅先生尊重党，也听说先生对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讲什么了。治丧处工作结束以后，有一天鲁彦来通知要我到他家里吃晚饭，说还约了雪峰。他告诉我鲁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我并不怀疑这个说法。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时候，我听见孟十还谈起，就赶到科学印刷所去，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还有鲁迅先生亲笔修改的手迹。关于我的那句话就是先生增补上去的。 我在鲁彦家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雪峰。我们谈得融洽。奇怪的是他并未摆出理论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作一个普通朋友，并未肃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说是他自动地起草的，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可是先生改得不少。关于那篇文章他也只谈了几句。其他的，我想不起来、记不下来了。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总的说来离不了四个字：“互相信任”。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对面的作家书屋，他常常到我这里来，有一夜章靳以和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复旦大学，天明前上船，准备在我这里烤火、喝茶、摆龙门阵，谈一个晚上。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雪峰来看我，听说我们又要坐谈通宵，他就留下来，同我们闲谈到天将发白，靳以和宗融动身上船的时候。现在要是“勒令”我“交代”这一晚我们究竟谈些什么，我一句也讲不出，可是当时我们的确谈得十分起劲。 见第一面我就认为雪峰是个鲠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但有时我也会因为他缺乏冷静、容易冲动感到惋惜。我们两个对人生、对艺术的见解并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认为我是在认真地搞创作；我呢，我认为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党员。一九三七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这样看法，一九五几年我也是这样看法，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我看见他动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鲁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认为已经过时，雪峰因此十分激动，我有点替他担心。解放后他有一次从北京回来，说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担任一家即将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长，我请他代我辞谢。他看我意思坚决，就告诉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我劝他也不要答应，我说事情难办，我想的是他太书生气，鲠直而易动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开始了工作。他是党员，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他一直辛勤地干着，事业不断地在发展，尽管他有时也受到批评，有时也很激动。但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干下去。他还是和平时一样，没有党员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称号。谁也没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会给夺去这个称号，而且一直到死他没有能看到他回到党里的心愿成为现实。 错误终于改正，沉冤终于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经过去，雪峰早已一无所知了。但我们还活着。我真愿意忘记过去。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全国人大会刚刚结束，我回上海之前一个下午跟雪峰通了电话，到他家里去看他。当时的气氛对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来，我毫无拘束地同他交谈，还对反右运动提出一些疑问，他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了一番。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饭。我们是在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饭的。雪峰虽然作主人，却拿着菜单毫无办法，这说明他平日很少进馆子。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重庆时就传开了。吃过饭他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我同他夫妇在附近闲走了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可能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自己已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了。 我回到上海，过一两个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我还记得大会是在首都剧场举行的。那天我进了会场，池子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直言，替他辩护。”倘使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这以后我还见过雪峰多次，不过再也没有同他长谈的机会了。他的外貌改变不大，可是换了工作单位，也换了住处。 他给戴上帽子，又给摘了帽子；他劳动过，又在写作。然后浩劫一来，大家都变成了牛鬼。在什么战斗小报上似乎他又给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造反派”早已印发专书封我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而且我在“四人帮”的掌握中一直与世隔绝。一九七二年我爱人病危，我才从五·七干校迁回上海。第二年七月忽然下来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冯国柱、金祖敏六个人的决定，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这是由我们那个组织的“支部书记”当众宣布的，没有任何根据，也拿不出任何的文件，六个人的决定就等于封建皇帝的诏令。他们妄想用这个决定让我一辈子见不了天日。朋友中谁敢来看望我这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呢？我也不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招来麻烦。我更害怕他们再搞什么阴谋、下什么毒手。 我决定采取忘记自己也让别人忘记的办法。我听说雪峰在干校种菜，又听说他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我不声不响。我听说雪峰患肺癌进医院动手术，情况良好，我请人向他致意；我又听说他除夕再进医院，我为他担心；最后听说他在医院里病故，一个朋友来信讲起当时的凄凉情景，我没有发过唁电；后来听说在北京举行无悼词的追悼会，我也不曾送过花圈。我以为我已经走上了“自行消亡”的道路，却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在这里饶舌。 我还想在这里讲一件事，是关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事情。这本书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年初就开始编辑发排了，详情我并不知道。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成为战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业务完全停顿，几个工作人员也陆续散去。有人找出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校样，八百多页，已经全部看过清样了。这本书可能是吴郎西经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时回不来。河清（黄源）是《纪念集》的一个编辑，不过他也不清楚当初的打算和办法。看见没有人管这件事，我就想抓一下，可是我手边没有一个钱，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没有钱，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雪峰，我同他谈起这件事，我说现在离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近了，最好在这之前把书赶印出来。他鼓励我这样做，还说他可以帮忙，问我需要多少钱。我就到承印这本书的科学印刷所去交涉，老实讲出我们的困难。最后印刷所同意先收印刷费两百元，余款以后陆续付清。我把交涉的结果告诉了雪峰。有天早晨他到我家里来交给我两百元，说这是许景宋先生借出来的。于是我就拉着河清一起动起来，河清补写了《后记》，但等不及看见书印成就因父亲患重病给叫回海盐老家去了。十月十九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东同乡会大楼开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我从印刷所拿到十本刚刚装订好的《鲁迅先生纪念集》放在许广平同志的座位前面，雪峰也拿到了一册。 关于雪峰，还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他似乎不喜欢别人多谈他，也不喜欢吹嘘自己。关于上饶集中营，他留下一个电影剧本；关于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回忆鲁迅》。前些时候刊物上发表了雪峰的遗作，我找来一看，原来是他作为“交代”写下的什么东西。我读了十分难过，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作家陈登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作者应当享有版权，我同意他这个意见，主要的是发表文章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说文章一脱稿，作者就无权过问。雪峰长期遭受迫害，没有能留下他应当留下的东西，因此连一九七二年别人找他谈话的纪录也给发表了。总之，一直到现在，雪峰并未受到对他应有的尊重。 法斯特的“悲剧”其实就是我的悲剧。一九五八年三月《文艺报》上发表的我的文章和短信可以说明我最近几十年的写作道路。我对法斯特的事情本来一无所知，我只读过他的几部小说，而且颇为喜欢。刊物编辑来组稿，要我写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说是某某人都写了，我也得写。我推不掉，而且反右斗争当时刚刚结束，我也不敢拒绝接受任务，就根据一些借来的资料，照自己的看法，也揣摩别人的心思，勉强写了一篇，交出去了。文章发表不久，编辑部就转来几封读者来信，都是对我的严厉批判。我有点毛骨竦然，仿佛犯了大错。编辑部第一次来信说这些读者意见只在内部刊物发表，以后又来信通知，读者意见太多，不得不选两篇刊出。我无话可说，只好写封检讨的短信，寄给编辑部。我不甘心认错，但不表态又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无事。检讨信发表了，我胆战心惊地等待事态的发展，外表上却做出相当安静的样子，我估计《文艺报》上不会再刊登批判《悲剧》的文章。但是不到一个月徐景贤却站出来讲话了，他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还是那些论点。我这一次真是慌了手足，以为要对我怎样了，不加思索就拿起笔连忙写了一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再一次表示愿意接受改造。在那些日子有时开会回家，感到十分疲乏，坐在沙发上休息，想起那篇闯祸的文章，我并不承认“回头是岸”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 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就因为这个，我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地狱。这是历史的惩罚。 今天看来，我写法斯特的“悲剧”，其实是在批判我自己。 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而法斯特呢，他是作家，如此而已。 一 三十年代头几年我去过福建三次，广东一次。写了一本《旅途随笔》和几篇小说，那些文章里保留着我青年时期的热情和友谊的回忆。那个时期我有朋友在泉州和新会两地办学校。他们的年纪和我相差不远，对当时许多社会现象感到不满，总觉得“五四”运动反封建没有彻底，封建流毒还在蚕蚀人们的头脑；他们看见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们国土上耀武扬威，仿佛一块大石压在背上使他们抬不起头来：“金钱万能”的社会风气又像一只魔手掐住他们的咽喉。他们不愿在污泥浊水中虚度一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想安排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创造一种比较清新的空气，培养一些新的人，用爱集体的理想去教育学生。他们中有的办工读学校，有的办乡村师范，都想把学校办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关上学校门就仿佛生活在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他们信任自己的梦想，（他们经常做美丽的梦。）把四周的一切看得非常简单。他们甚至相信献身精神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我去看望他们，因为我像候鸟一样需要温暖的阳光。我用梦想装饰他们的工作，用幻想的眼光看新奇的南方景色，把幻梦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我写了那些夸张的、赞美的文章，鼓励他们，也安慰我自己。今天我不会再做那样的好梦了。但是我对他们的敬佩的感情几十年来并没有大的改变，即使他们有的已经离开世界，有的多年未寄信来，我仍然觉得他们近在我的身边；我还不曾忘记关于他们我讲过的话：“他们也许不是教育家，但他们并不像别的教师那样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上面，做一个尊严的先生。他们生活在学生中间，像一个亲爱的哥哥分担学生的欢乐和愁苦，了解那些孩子，教导那些孩子，帮助那些孩子。 “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给社会‘制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 一九六二年初我去海南岛旅行，在广州过春节，意外地见到那位广东新会的朋友，交谈起来我才知道一些熟人的奇怪的遭遇和另一些熟人的悲剧的死亡。我第一次证实我称为“耶稣”的友人已经离开我们。回到上海我翻出三十年代的旧作。“我说我的心还在他们那里，我愿把我的心放在他们的脚下，给他们做柔软的脚垫，不要使他们的脚太费力。”我因为漂亮的空话感到苦恼，我不曾实践自己的诺言。为了减轻我的精神上的负担，我考虑写几篇回忆和怀念，也曾把这个想法对几位朋友讲过。可是时间不能由我自己支配，我得整天打开大门应付一切闯进来的杂事，没有办法写出自己想写的文章。于是空前的“大革命”来了。我被迫搁下了笔，给关进了“牛棚”，我也有了家破人亡的经验，我也尝够了人世的辛酸。只有自己受尽折磨，才能体会别人的不幸。十年的苦难，那一切空前的“非人生活”，并不曾夺去我的生命，它们更不能毁灭我怀念故友的感情。 几年中间我写了不少怀旧的文章，都是在苦思苦想的时候落笔的。我只写成我打算写的文章的一部分，朋友们读到的更少。因此这三四年中常有人来信谈我的文章，他们希望我多写，多替一些人讲话，他们指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亡友，其中就有在福建和广东办教育的人。我感谢他们提醒我还欠着那几笔应当偿还的债。只是我担心要把心里多年的积累全挖出来，我已经没有这样的精力了。那么我能够原封不动地带着块磊离开人世吗？不，我也不能。我又在拖与不拖之间徘徊了半年，甚至一年。于是我拿起了笔，我的眼前现出一张清瘦的脸，那就是叶非英兄，我并没有忘记他。恰好我这里还有一封朋友转来的信，是朋友的友人写给朋友的，有这样一段话：“顺便提一下：我有一个我十分敬重的老师和朋友叶非英先生（巴老在他的散文集《黑土》里称他为“耶稣”），冤死，已平反。在他蒙冤的时候，巴老写过一篇至少是表示和他‘划清界线’的文章。我恳望，巴老如果要保留这篇文章，那就请加以修改。死者已无法为自己说话，而他，以我对他的认识，我相信他总是带着对巴老的深挚友谊逝去的。” 我首先应当请求写信人的原谅，我引用这段话，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说实话，要不要引用它，发表它，我考虑了很久，他这封不是写给我的信，在我这里已经放了一年，对他提出的问题我找不到解答，就没有理由退回原信。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写过文章说明我要跟“耶稣”“划清界限”，我实在想不起来。我称非英为“耶稣”，自己倒还记得，那称呼是从我的第一本游记《海行杂记》里来的。《杂记》中有一节《耶稣和他的门徒》，我将同船的一位苦行者称为耶稣。认识非英后，我一方面十分敬佩他的苦行，另一方面对他的做法又有一点小意见；曾经开玩笑地说他是我们的“耶稣”。但那是一九三三年以后的事了。我究竟在哪一篇散文里用过这个称呼呢？我想起了《黑土》之前的《月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日本横滨写成的散文。当时在山上友人家小小庭园内散步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从十年浩劫中残留下来的旧作堆里找到几本不同的旧版散文集《点滴》，翻出《月夜》来查对，解放前的各版中都有这样的一段：“但是要将碎片集在一起用金线系起来，要在这废墟上重建起九重的宝塔，怀着这样大的志愿的人是有的。我们的‘耶稣’就是一个；还有×××。这两人将永为我一生最敬爱的朋友吧。”后面还有关于另一位朋友的三句话。但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南国出版社港版《点滴》中这一段话从“我们的耶稣”起却改为“朋友Y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有着病弱的身体，但是他却在做着一个健康人的工作。他将永为我的敬爱的朋友吧。他的质朴、勇敢和坚定在我的胸膛里点起了长明灯。”这最后一句原来也有，但它是用来讲另一个朋友的，在这个修改本中另一个朋友的名字给删掉了，我就改用它来赞美叶非英，觉得更恰当些，因为我从日本回上海，听说另一个朋友已经作了官。这也说明我写文章，谈印象，发议论，下结论，常常有些夸张，轻易相信一时的见闻，感情冲动时自己控制不住手中的笔。一九七八年我在两卷本《选集》后记中说：“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代替现实，我写过一些宣传赞美的文章，结果还是一场空。”这些话有点像检讨，其实是在替自己解释，但“还是一场空”，却是我的真实的感受。 上面说的这次修改是什么时候搞的，我已经记不起了，南国出版社印的是“租型本”，纸型一定是早改好的，那么可能是解放初期的改订本。我又翻看一九六一年十月出版的《文集》第十卷，《月夜》还给保留着，可是关于“朋友Y”的整整一段都没有了，代替它的是六个虚点，说明这里有删节。这删节和上一次的删改都是我自己动手做的，用意大概就是让读者忘记我在福建有过几个办教育事业的朋友，省得在每次运动中给自己添麻烦。我今天还感到内疚，因为删节并不止一次。我编佣文集》第十卷，还删去了《短简》中的那篇《家》，那是一九三六年写的一篇书信体散文，后来收在《短简》集里，一九三七年和四九年共印过两版，文章里也提到“被我们称为耶稣的人”，我接着说：“他的病怎样了？他用工作征服了疾病，用信仰克服了困难。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大量、如此勇敢的人。大家好好地爱惜他吧，比爱自己还多地爱这个人吧。我知道你们是能爱他的。”《短简》以后不曾重印，编入《文集》时我删去了这封公开信。这也就是所谓“划清界限”吧。我只说“感到内疚”，因为我当时删改文章确有“一场空”的感觉，我也为那些过分的赞美感到歉意。所以我重读旧作，并不脸红，我没有发违心之论。不像我写文章同胡风、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划清界限”，或者甚至登台宣读，点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么人证、物证，别人安排我发言，我就高声叫喊。说是相信别人，其实是保全自己。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我今天仍然因为这几篇文章感到羞耻。我记得在每次运动中或上台发言，或连夜执笔，事后总是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关，颇为得意，现在看来不过是自欺欺人。终于到了“文革”发动，我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死敌”，所有的箭头都对准我这个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划清界限”，一连十载，我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但是我能说我就还清了欠债吗？ 二 近两三年我的记忆力衰退很快又很显著。《文集》第十卷中明明有《黑土》，《黑土》中明明有《南国的梦》，我拿着书翻了两天，只顾在《旅途随笔》中追寻《南国的梦》。只有写完本文的第一节，昨天我才发现在另一篇《南国的梦》里我的确写了不少叶非英兄的事情。说不少其实也不算多，因为我同非英就只见面几次。用《南国的梦》作题目，我写过两篇短文，第一篇是一九三三年春天在广州写的，那时我刚刚去过泉州，在他的学校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带走了较深的印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心始终无法平静，我又准备到广东朋友新办的乡村师范去参观，因此文章写得短，也没有讲什么事情。 第二篇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上海脱稿的，我从桂林经过温州坐船回到上海，不久在报刊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占领鼓浪屿的消息，想念南国的朋友和人民，在痛苦和激动的时候我写了像《南国的梦》那样的“回忆”文章，叙述了我三访泉州和几游鼓浪屿的往事。我手边没有当时在上海刊行的文学小丛书《黑土》，不过我记得它就只印过一次，一九五九年我编佣文集》第十卷时对这篇回忆也不曾作过大的改动，我只是在文章的最后加了一个脚注。我这儿说：这篇回忆是在我十分激动的时候写成的。我当时写的并不是真实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见到“耶稣”，我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我最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想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结果还是一场空，我不仅骗了自己，也骗了别人。”用这几句话来解释以上的两篇回忆，也很恰当。 对。这就是那位写信人，那位我朋友的朋友所指的“划清界限”的文章吧。我当初加上这个“脚注”，只是为了回顾过去，解剖自己，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确在当时表态就是检讨，就是认罪，就是坦白，“坦白”就可以得到从宽处理。 我好像还不知道叶非英和曾在广东办学的陈洪有都给划成了右派，我的朋友中作为右派受到批判的人已经不少了。据说我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网”，五八年几次受批判，特别是在第四季度所谓“拔白旗”运动中被姚文元一伙人揪住不放，在三个刊物里讨论了整整三个月。我内心相当紧张，看不清楚当前的形势，从鸣放突然“转化”为反右，仿佛给我当头一棒，打得我头昏眼花，浑身打战，五八年因为一篇批评法斯特的文章我主动地写过两次检查。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辑《巴金选集》。责任编辑看了全稿，还希望我写一篇表态的前言后记。我不想写，却又不能不写。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法斯特的悲剧》记忆犹新。我战战兢兢，仿佛大祸就要临头，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责的文字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怨气在字里行间流露。后记写成，我把它寄给出版社，算是完成了任务。没有想到不久曹禺经过上海，到我家来，看了我这篇后记的底稿，认为它“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说是我有委屈，他回到北京便对荃麟同志讲了。荃麟和曹禺一样，不赞成用这后记，他们都认为“不大妥当”。他后来征得我的同意，就让出版社取消了它，改用一篇出版说明。荃麟当时是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不过我也有我的想法，既然写出来了，表一表态也没有害处。 这些年运动一直不断，日子不会好过，我把抽出的后记保留下来，我想会用得着它，不久我便摘出一部分作为散文《我的幼年》的脚注塞进我的《文集》第十卷。《南国的梦》的脚注中引用的几句话也是从那篇后记中摘录下来的。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十九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约我编辑《选集》，那篇难忘的后记在我享受抄家的“政治待遇”后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边，我无意间翻出它，重读一遍，略加删改，就放在新的《选集》里面。我什么话也没有讲，我心里却想着一个朋友。在姚文元一伙人围攻我的时候，他安慰过我。可是在“文革”发动以前，一九六四年底他就因所谓“中间人物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我在全国人代会上见过他一面，是那样瘦弱，那样严肃，我希望他早日度过难关，却想不到问题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坏，他居然给关进监牢，而且死在狱中。他为了说服我同意抽去后记，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在新版《选集》中又采用那篇后记不仅是为了解剖自己，也是在纪念这位敬爱的亡友。我不想保全自己，也用不着编造假话。形势改变，我不再整天战战栗栗地念着“臣罪当诛”，等待死亡，我又能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了。 因此再一次请求那位朋友的朋友的原谅，将来如果有机会重佣南国的梦》，我还想保留一九五九年加上的脚注，我也许没有精力更深地挖自己的心，但是我觉得解剖自己还远远不够彻底。我说一九四七年再看见非英，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并不是在他蒙冤的时候向他投掷石块，也没有人逼着我发表文章跟他“划清界限”。而且经过八年抗战我自己也有改变。但这些改变并未减少我对非英的敬爱。只是全国解放以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次接一次的学习仿佛把我放进一个大炉子烘烤，一切胡思乱想都光了，只剩下一个皮包骨的自己。我紧张，我惶恐，我只有一个念头：要活下去。不过我并未想过不惜任何代价，我并不那样重视生命。然而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长处：生命力很强。我居然经过十年东方式的残酷的折磨而活了下来。我也有了用苦行打动人心的经历，我走出了地狱回到人间。我又想起了我的朋友叶非英。他为什么不能活到现在？他在什么地方？ 三 现在回到叶非英的事情上来。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一九三○年秋天。当时我的朋友吴克刚在泉州黎明高中做校长，约我到那边去过暑假。学校利用了武庙的旧址，我住在楼上吴的寝室里，外面有一个小小的凉台，每天晚饭后我常常和三四位朋友在那里闲聊。吴校长起初同我在一起，他喜欢高谈阔论，可是不久他患病住进医院，就由朋友陈范予帮忙他照料学校。非英是范予的好友，我在武庙里先认识范予，过三天非英从广州来，我也认识了他。他是一个数学教员，喜欢同年轻学生交谈，对文学似乎并无特殊兴趣。这一年我同他接触的机会不多。他也不常到凉台上来。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总是穿蓝色西装上衣和翻领白衬衫，他给我的印象是服装干净整齐。 过了将近两年，一个在泉州搞养蜂事业的朋友到上海来，遇见我，约我再去那里看看，我便同他去了。我们旅行非常简单，坐船到厦门，买一张统舱票，带一张帆布床睡在甲板上，然后搭长途汽车到泉州。这样来来往往，毫无麻烦，也用不着事先通知朋友。 到了泉州在养蜂朋友家里休息一会，吃过晚饭我就去找叶非英。我没有先去武庙，我的几个朋友都不在那里了。非英的学校在文庙，我上次在泉州不曾去过平民中学，当时非英也只是一个兼课教员，现在他作了这个学校的主持人。我看见他那微驼的背，他那凹进去的两边脸颊，他那一头乱发，还有他那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学校办得有生气，这成绩是他的健康换来的。拿我的生活同他的相比较，我不能不佩服他。 在他的房里搭一张帆布床，我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却少有时间交谈，白天他忙，晚上虽然蚊子多，他却睡得很好。他太疲劳，倒在床上就打呼噜。其实我不是来采访，不需要记录什么，我只是在旁边看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对他的所作所为，我只找到一个解释：都是为了学校和学生。有时我从别的朋友那里知道一些他的事情：但总是苦行一类，讲话人一方面称赞他，另一方面又带了点批评的口气，我们都担心过度的工作会弄坏他的身体。他患痔疮，又不认真治疗，听说他每次大便后总要躺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工作。我提醒他注意身体，我劝他放下工作休息一两个月，他只是笑笑，说是时间不多了，说是学生们需要他。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减轻他的工作负担。我又不愿意照他那种方式生活。这一次我在泉州住了十天光景。经过十天的接触，我们成了谈话毫无顾虑的朋友，但还不能说是互相了解。对他的苦行我表示充分的敬意。他希望我带点书给学校，我捐了两箱书给他们送去。为学校我就只做过这件小事。当时我有不少的朋友，又有许多杂事，常常办了这一件，就忘了那一件，人不在泉州，心上学校的影子就渐渐淡了。 又过了一年，我第三次去泉州，是和西江乡村师范的陈洪有同去的。这次我也只停留了一个多星期，不过同非英谈话的时间多一些。学校又有了发展，但他的健康更差了。我劝他治病，先治好痔疮再说。他却认为工作更重要，应当多做工作。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张，不过他那种“殉道者”的精神使我相当感动，因为我自己缺乏这精神，而且我常常责备自己是“说空话的人。”我总是这样想：从事文化建设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单靠“拚搏”是不够的。 洪有陪我在广东乡村旅行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和中山大学教授朱洗夫妇同船回上海。经过厦门船停在海中，两个朋友从泉州赶来同我见面，我们坐划子到鼓浪屿登上日光岩，眺望美丽的海，畅谈南国的梦。分别的时候我还把未用完的旅费拿出来托他们转交给非英，请他一定治玻我说：“这是一个关心他的朋友对他的一点敬意。”回到上海不久我得到他的信，他把钱用来帮助了一个贫苦的学生。第二年听说他带了二十几个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又听说他第二次带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这不是在摧残自己吗？后来我回国，他也从北方旅行回来经过上海，在闲谈中他流露出他感到疲乏、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的意思。我劝他留在上海治病，他还是同学生们一起走了。我不能说服他，他总是表示要尽可能多做事情。他常说：“时间不多。”我们的分歧似乎就是我多说空话，他多干实事。而且我越来越不赞成吃苦拚命的做法。我佩服他，但是我不想学习他，我因为自己讲空话感到苦恼，可是我缺少愚公移山的精神。 一九四七年他来上海，在我家里住过一两夜，我们谈得不少，可是还保留着一些分歧。他回家州后给我来过一封信，记得信里有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大的希求，我一向是小事业主义者，我只想我们应设法努力多做点好事。”除了教书办学校，他还想办小刊物，印书……四全国解放后我忙着“改造思想”，跟多数朋友断了联系，仿佛听说非英、洪有都在广州教书，而且都参加了民主同盟，我一九五五年去印度开会，经广州去香港，也不曾打听他们的消息，我应该承认生活的经验使我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和萧珊在广州过春节，洪有到宾馆来找我们，他讲起五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我才知道非英已经死亡。他死在劳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 怎么办呢？我叹了一口气，这个热爱教育事业，喜欢接近学生的数学教员没有家，没有孩子，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关于他最后的结论，没有人出来过问，也没有人讲得出具体的情况。洪有知道的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四周一片阳光，到处听见“发扬民主，加强团结”的歌声，我心情舒畅地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作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当时我洋洋得意，以为自己讲出了心里话，没有想到过了不多久上面又大抓阶级斗争，从此我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我和洪有在广州见面正是在充满希望的最好时候，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为亡友做一件事情，当时也不可能为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做任何事情，以后大抓阶级斗争，大树个人迷信，终于在我们国家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黑暗时代，我看见了用中国人民的鲜血绘成的无比残酷的地狱。 五 辩证法并没有欺骗我们，黑暗到了尽头，光明就在前面。 “四人帮”爬到权力的峰顶，便滚了下来。他们把别人关进监牢，最后他们也让别人关进牢去。我们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由于可怕的“十年浩劫”终于见到了天日。 错划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摘帽右派，什么帽子让别人拿在手里的右派，什么戴着帽子进棺林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右派分类学有了这样创造性的大发展之后，大家不得不承认一个新的事实：那么多、那么多的人给错划成了右派。于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关于反右、划右、平反、改正的长过程我也知道一些；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多讲了。为了保护自己我也曾努力扮演反右战士的角色，我不敢站出来替那些受害者讲一句公道话。帽子是别人给受害者戴上的，污水是别人泼到受害者身上的，“解铃还是系铃人”。这是历史的报复，也是历史的惩罚。即使在孤寂地死去的叶非英的身上也不会有例外。 我在病中接到广东朋友陈洪有兄的来信，谈起叶非英的事情，他说：“我是五○年一月回广州的，非英兄继续办新民中学，我也在学校同住了半年，五○年间非英和我一同参加民盟，不久非英兄被选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代表，我也参加南方大学和土改离开新民中学。五三年新民中学改为十四中学，非英兄成为十四中学教师。我在土改结束后转到十三中学，直到反右斗争时，一个干部问我：‘叶非英在反右斗争中表现怎样？’我说：‘叶非英很沉着，少讲话。’那干部说：‘少讲话，也还是右派。’后来我才听说各单位划右派有一定的指标，凡在指标内的人，不管你多讲话少发言，都不能逃脱右派的帽子。一九五八年我们都去农场劳动，每逢例假回广州，我没有一次见到非英兄，听说他划为极右，在石井劳教场劳动，例假也不能出来。后来听说非英兄不幸死在石井劳教常有一天我遇见一个与非英兄同在劳教场劳动的熟人，据说：非英兄劳动认真，有人劝他说：‘粮食不够，吃不饱，身体虚弱，你还这样卖力气去劳动，不怕送老命么？’叶说：‘死了，就算了。’六○——六一年困难时期粮食欠缺，特别是下去劳动的人经常吃不饱，不得不煮地瓜藤吃。那是喂猪的饲料，饿得发慌的人不得不以猪食充饥，我也吃过无数次，幸而我的身体底子好，没有发玻非英体弱，有一次吃薯藤，发病泻肚，没有及时医治，就这样地在五十几岁离开人世了。” 洪有的信中还讲到给非英平反的经过。人死了，是非却并未消亡，他没有家，没有子女，过去的学生和朋友却不曾忘记他。泉州友人写信给广州市教育局要求落实政策，没有消息。广东朋友找民盟广州市委出面交涉，“要求教育局为叶非英平反”。洪有信中还说：“教育局说市公安局定叶非英为反革命。我追问：‘罪名是什么？’回答是：‘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分子。’我对盟组织说：‘据我所知，肃反条例并没有这一条’。盟组织也说‘没有’。我要求盟组织据理力争，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教育局复函给广州市民盟说：‘关于原广州市第十四中学叶非英同志的问题最近经我局党委复查，广州市公安局批准，撤销广州市公安局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对叶非英同志以历史反革命论处送劳动教养的决定。广州市十四中学已将复查结果通知叶的亲属。’……”还有一个五十年代初期在广州工作的福建朋友也来信讲起非英当时在广州的情况，信中说：“由于他的教龄长，工资也较高，然而他无论住的、吃的、穿的，还是和过去一样简朴。他和学校的单身教师住在一起，他睡一张单人小床，盖的垫的都是旧棉被和旧棉絮。他自己说，这已经比过去好多了。他在学校里主要担任数学课，据说在附近几所中学里他的教学成绩是比较优异的。有个星期天我们去看他，在学校门口遇见，他正要去学生家里给学生辅导几何课。……这以后我们才知道。节假日不只是学生找他补习，更多是他走访学生家庭，给学生辅导功课。他无所谓休息，走出教室就算休息了。” 叶非英同志的问题已经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了。他活着，没有人称他同志；他含冤死去，没有人替他讲一句公道话。他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翻印过我年轻时候写的小册子，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几部著作可能对他有大的影响，因此我几次执笔想为他雪冤总感到踌躇，我害怕引火烧身。这一则“随想”写了好几个月还不成篇。病中无眠，经常看见那张瘦脸，我不能不又想到他的无私的苦行。他的一生是只有付出、没有收入的一生，将心比心，我感到十分惭愧。我没有资格批评他。他不是一个讲空话的人。甚至在三年灾害时期、条件差、吃不饱的时候，他还卖力气劳动，终于把生命献给他的祖国和他的人民。 “死了，就算了。”他没有说过一句漂亮的话。关于他的死我又能说什么呢？我翻读洪有的旧信，始终忘不了这样一句：“在那时候，在那样的环境里死一个人不如一条畜生。”我想说：“我比非英幸运，我进了牛棚，却不曾像畜生那样地死去。”我还想说：“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人。” 最近去杭州住了六天，几乎天天下雨，我不常出外，也很少伏案写作。我住在招待所的二楼，或者在阳台上散步；或者长久地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或者站在廊前，两只胳膊压着栏杆，隔着里西湖眺望白堤。白堤是我熟悉的，但这样看白堤在我还是第一次。那么多的人鱼贯而行，脚步不停，我仿佛在看皮影戏。颜色鲜明的公共汽车，杨柳的新绿和桃花的浅红，都在那幅幕布上现了出来。 我记起来了：十六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和萧珊买了回上海的车票、动身去车站之前，匆匆赶到白堤走了一大段路，为了看一树桃花和一株杨柳的美景，桃花和杨柳都比现在的高大得多。树让挖掉了，又给种起来，它们仍然长得好。 可是萧珊，她不会再走上白堤了。 我哪里有心思游山玩水？。游山玩水，那里三十年代的事情，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几乎每年都去杭州，我们习惯在清明前后游西湖，有一两年春秋雨季都去，每次不过三四天，大家喜欢登山走路，不论天晴下雨，早晨离开湖滨的旅馆，总要不停步地走到黄昏，随身只带一点干粮，一路上有说有笑。同游的人常有变更，但习惯和兴致始终不改。 南高峰、北高峰、玉皇山、五云山、龙井、虎跑、六桥、三竺仿佛是永远走不完、也走不厌似的。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感情。我还记得就是在沿着九溪十八涧走回湖滨的蜿蜒的小路上，陆蠡、丽尼和我在谈笑中决定了三个人分译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的计划。我们都践了诺言，陆蠡最先交出译稿，我的译文出版最迟。陆蠡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宪兵队里，丽尼则把生命交给自己的同胞。当时同游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黎烈文后来贫困地病死在台北。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六十年代中从六○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经没有登山的兴趣了。我也无心寻找故人的脚迹，头一年我常常一个人租船游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滨坐一两个小时，在西湖我开始感到了寂寞。后来的几年我就拉萧珊同去，有时还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我们只是为了报答一位朋友的友情。一连几年都是方令孺大姐在杭州车站迎接我们，过四五天仍然是她在月台上挥手送我们回上海。每年清明前后不去杭州，我总感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 同方令孺大姐在一起，我们也只是谈一些彼此的近况，去几处走不厌的地方（例如灵隐、虎跑或者九溪吧），喝两杯用泉水沏的清茶。谈谈、走走、坐坐，过得十分平淡，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什么值得提说的事情，但是我确实感到了友情的温暖。 友情有多种多样。“温暖”两个字用得太多了，说不清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当时仿佛在冬天早晨晒太阳心里暖和，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我感到轻松而舒适；我又像在一位和睦家庭中的长姐面前，可以随心谈话，用不着戒备。 令孺同志大我八岁，比萧珊大得更多，我们虽然尊她为大姐，她却比我更多小孩脾气。我对她的了解是逐渐加深的。但有一点我的看法始终未变：她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 我现在说不清楚我在什么时候认识她。我先读到她的文章，在我编辑的《文学丛刊》第七集中有一本她的散文集《信》，是靳以介绍给我的。文章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隐约记得一位善良的女诗人在吐露她的胸怀，她苦闷，彷徨，追求，但我认识她的时候连这个印象也淡化到没有了，教授代替了诗人。我看见她不用说是在靳以的家里，他们同在复旦大学教书，都住在重庆北碚的夏坝。我同她交谈不多，只是觉得她是一个容易接近的知识分子。她同靳以已经很熟了。 她在方家排行第九，侄儿侄女不少，一般熟人都称她“九姑”，靳以也这样称呼她。我跟她相熟，却是解放以后的事。 一九五一年第三季度我和靳以还有令孺大姐三个人参加了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一起去过沂蒙山区。后来我们又到苏北的扬州和盐城，这样我和她就熟起来了。但是关于她的过去，我知道很少，我向来就不注意朋友们的身世，我想了解的常常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无怪乎在“文革”期间我经常受到向我“外调”的人的训斥：交朋友不调查别人的出身和成份。我不能满足“外调者”的要求，因为我只能谈个人的印象。关于方令孺大姐，似乎没有人来找我调查过她的情况，倘使别人向我问起，我就会说：解放后她不再彷徨、苦闷；虽然吃力，她始终慢慢地在改造的道路上前进。我还记得我们在山东乡下访问时，她和一位女同志住在农民家里，旁边放着一副空棺材，她也能愉快地住几天。我们一起活动了不到两个月，她留给我的印象除了“善良”外，还加上一个“坦白”。这以后我也习惯像靳以那样用“九姑”称呼她了。 回到上海我们少有见面的机会，大家似乎都很忙，又很紧张，却又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在北京开会，我倒遇见她几次，忽然听说她要给调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她自己下不了决心。我当面问她，她说在复旦大学她有不少熟人，在杭州除了女儿女婿外，单位里都是生人，前任文联主席又是犯了错误给撤职的。换一个新环境她有些害怕。我相信她会去杭州，用不着我给她打气，我也不曾到复旦宿舍去看她。一九五九年我和萧珊去新安江参观，这是解放后我们第一次去杭州在那里同她相聚，真像见到亲人一样。她老了些，身体不大好，常常想念上海的朋友，几次讲到她的寂寞。第二年五月我又去杭州，她却到北京治病去了。我这次去杭州是为了写一篇发言稿，大约在两个月以后第三次全国文代会要在北京召开，文联的同志们要我在会上讲话。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拿起笔一个字也写不出，只好躲到杭州，在西湖的确没有干扰，可以说我不曾遇到一个熟人。虽然有那样多的时间，可是我坐在书桌前，写不上十个字就涂掉，然后好像自来水笔有千斤重，我动不了它。这样的经验那些年我太熟悉了。有时写作甚至成了苦刑，我常常想：我“才颈了。坐在房间里我感到烦躁，就索性丢开笔出去看看走走，有时在湖滨走两三个小时，有时在西山公园的竹亭里坐一个上午，只是望着熟悉的西湖的景色，我什么也不想。我住过三个招待所，挨了若干日子，最后在花港写完了我那篇发言稿，标题是《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我在文代会上读它的时候仿佛它是一气呵成似的，其实为了那些“豪言壮语”，我花费了多少天的苦思苦想。 一九六一年访问日本回来，六月初我又去西湖。我需要交出第一篇访日文章，在上海连静坐拿笔的工夫也没有，我只好又逃到杭州，还是在花港招待所里完成了任务。我写了几篇散文，还写了短篇小说，因为我有真实感情和创作欲望，我在写我想写的作品。我这次大约住了三个星期，招待所里还有一位朋友，他比我早来，也是来写作的。每天吃过晚饭，我和他一起散步，常常走到盖叫天老人的墓道才折回去。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光线十分柔和，我们走在绿树丛中，夜渐渐地在我们四周撒下网来。我忘不了这样愉快的散步。盖老当时还活着，他经营自己的生圹好多年了。有一次时间早一点，我走进墓道登上台阶到了墓前，石凳上竟然坐着盖老本人，那么康健，那么英武，那么满意地看刻着他大名的红字墓碑，看坡下的景色，仿佛这里就是他的家，他同我谈话好像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我们一路走下去，亲切地握手告别。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同他交谈，五年后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到西湖参加亚非作家“湖上大联欢”，听人说盖老已经靠边受批斗，我也不便多问。在我自己给当作罪人关进牛棚之后听到小道消息：盖老给迫害致死。连八旬老人也遭受酷刑，我当时还不肯相信，若干年后才知道真实情况比人们传闻的可怕得多。不用说他无法睡在自己苦心经营的坟墓里面，连墓道，连牌坊，连生扩，连石桌石凳全化作尘土了。然而刻在石牌坊上的那副对联还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优美的艺术绝不是任何暴力所能抹煞的。 我记不清楚是不是九姑和我同去看盖老的生圹，当时她已回到杭州，因为天热，她很少出来。我和那个朋友到过白乐桥她那非常幽静的住处，门前淙淙的溪水，院子里一株高大的银杏，我们在窗下阶前融洽地谈了两三个小时。另一天下午我们三个人又在灵隐寺前飞来峰下凉亭里坐了一个下午。我们谈得少，我拿着茶杯，感到时间慢慢地在身边过去，我有一种无忧无虑的幸福感觉。但是同她分别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她还是想回上海，在这里她感到寂寞。我和朋友从灵隐送她走回白乐桥，她对我们频频挥手，那么善良的笑脸，多么真诚，又多么孤寂埃第二年年初我们五六个人从广州到海南岛参观，坐一部旅行车在全岛绕了一周，九姑也在里面。接着她又和我全家在广州过春节，看花市，她很兴奋地写诗词歌颂当时的见闻。 我还记得，我们在海口市招待所里等待回湛江的飞机，已经等了两天，大家感到不耐烦，晚饭后闲谈中她谈起了自己的身世，谈了一个多钟头。想不到她的生活道路上有那样多的荆棘，她既困难又坚决地冲出了旧家庭的樊笼，抛弃了富家少奶奶的豪华生活，追求知识，自食其力，要做到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做“一个真实的人”。那些坚持斗争的日子。倘使得不到自由，她就会病死在家中。她没有屈服，终于离开了那个富裕的家。她谈得很朴素，就像在谈很远、很远的事情，的确是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她还不能没有激动，她说不久前在一次学习会上她谈了自己的过去，会后一位同事告诉她，以前总以为她是一帆风顺、养尊处优的旧知识分子，现在才知道她也经历过艰巨的斗争，对她有了更多的理解了。我说的确是这样，我从前也听见人说，她孤独、清高，爱穿一身黑衣服，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然就孤单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她笑了。她那样的人在旧社会怎么不被人误解呢？她哪里是喜欢孤独？那那颗热烈的心多么需要人间的温暖。 这以后她和我一家的往来更加密切了。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喜欢她。我们和她在黄山度过一段时间，也同在从化洗过温泉。一年中间我们和她总要见面两三次，书信的来往更是频繁，她喜欢读萧珊的信，也写了不少的信给她。一九六六年年初她来上海，同上海的亲友们一起欢度了她的七十大庆。 这一次我们和她无忧无虑地相聚了几天。我还兴奋地说十年后要到西湖庆祝她的八十生日。其实说无忧无虑，也得打个折扣，因为上海的作家已经开始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每个星期六下午要去文艺会堂参加学习会，有一回姚文元眉飞色舞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看见他口沫四溅，手舞足蹈，我觉得我的上空乌云正在聚拢，一阵暴雨就要倾注下来。九姑虽然在上海待得不久，可是她主动地要求参加我们的学习会。我笑着夸她“学习积极”。她说她来“取经”，回去也可能要搞同样的学习，我才看出来她也有点紧张。这年清明前后我和萧珊并没有去西湖看望九姑，她已经和几个同事匆匆赶去北京开会。形势越来越紧，连萧珊也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到铜厂去了。 九姑从北京回来，仍然经过上海，我记得她在招待所住了三几天，我还听见她夸奖萧珊参加工作队有了很大的进步。 她不曾谈起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但是连郭老也公开表示他的著作应当全部烧毁，他本人愿意到生活里去滚一身泥巴。因此一位写诗的朋友也诚恳地劝我表态，我接着就在学习会上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这样完全否定了自己，我并不感到痛苦，反而感到轻松，心想总可以混过一些时候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仿佛把人的脑子磨练得非常敏感，其实它反倒给磨得十分迟钝。那几个月我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感情就是这样。我好像十分害怕，又仿佛毫不在乎。我到北站送九姑上车，朝着缓缓移动的车箱内的长姐似的和善面颜不住地摇手，我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没有雨具，怎么挡得住可能落下的倾盆大雨。“我们”不单是指我，不单是指九姑，还有许多同命运的人。 大约过了两个多月，我意外地到了杭州。我去参加前面提到过的亚非作家“湖上大联欢”。我从北京到武汉再转到杭州，分三路参观的亚非作家们将在杭州会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我和一些工作同志，先去西湖，同当地的作家进行联系。我以为九姑会出来接待远方的客人，可是在这里连一个文联或者作协分会的熟人也看不到。说是都有问题，都不能出来。我不敢往下问，害怕会听到更可怕的消息，反正有一位省文化局长就可以体现我们灿烂的文化了。离开杭州的前夕，一位菲律宾诗人问我为什么在这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地方看不到诗人和作家？我吞吞吐吐，答不出来。回到上海，送走了外宾，我自己也受到围攻，不能出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有似梦非梦的感觉，当时也是如此，我总以为不是真的。但是事情一件一件地来了，抄家，强迫劳动，一夜之间成为贱民……等等。我的女儿在家里待不下去，她和同学们一起出去串连，经过杭州，她去看望了九姑，九姑接待了她，还借给她零用钱。那是十一月底的事，九姑虽然靠边，却未受到隔离审查，还留我女儿在白乐桥家中住了一晚。据说黄山宾馆的服务员揭发她在黄山用牛奶洗澡，九姑非常愤慨。一九六一年我们在黄山过暑假，后来萧珊带着孩子来了，住在半山的紫云楼，黄山宾馆就在紫云楼下面，我们每天都要去看九姑。那里并不豪华，九姑也没有受过特殊的待遇。清早我们都喝豆浆，谁也不曾见过牛奶。但是对运动中的所谓揭发，我们都有一些体会，上面要什么，下面就有什么。年轻时候看旧小说，我总是不懂“莫须有”三字怎么可能构成天大的罪名，现在完全明白了。十年浩劫中来了一个封建文物大展览，大家都“深受教育”。大约在第二年十月造反派在上海作协分会旧址批斗前宣传部长石西民，我也给揪去陪斗。在会上杭州来的造反派发言要石西民交代将方令孺拉进党内的“罪行”。石西民没有正面回答。我替九姑担心，可是以后我也不曾得到什么不祥的消息。 一九七四年五月我的女婿到杭州工作，我要他去看望九姑，他找到了她。她仍然住在原来的地方，只是屋子减少了，只剩了一间。她已经七十八岁，她的女婿死了，女儿身体又不好，很少有人理她。她很寂寞，有时盼望我女婿去陪她打扑克。她给我来过信，可是我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不便经常给她去信。再过一年半，我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我的命运还是给捏在“四人帮”的爪牙的手里，我的女儿也去了杭州。她也去过白乐桥。她和她的爱人给八十岁老太太的孤寂生活中带去一点温暖和安慰，但是他们除了工作和学习，还有自己的活动，还要参加搞不完的批这批那的运动，哪里能经常去看望她？。 一九七六年九月底我女儿女婿回上海过国庆，我问起九姑的情况，我女儿说她患肺炎住在医院里，他们去看过她，她已经认不出他们。节后他们回到杭州就给我寄来方令孺同志追悼会报道的剪报，原来我们谈论她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人间。 九姑活过了八十，不算短寿。在靠边期间她还下过水田劳动，经受了考验，也终于得到了“解放”。但是她没有能充分地利用她的生命和才华，她不能死而无憾。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只差十多天的时间，她没有能看到“四人帮”的覆灭。 “四人帮”垮台后我两次去西湖，都没有到她的墓前献花，因为这样的墓是不存在的。我知道有骨灰盒，但骨灰盒还不如心上的祭坛，在我的心上那位正直、善良的女诗人的纪念永远不会褪色。我两次经过白乐桥，都是坐在车子里匆匆地过去，眼前一片绿色，什么也没有看清楚，可是我眼里有一位老太太拄着手杖带笑地不断挥手。 离开杭州我就去北京参加茅盾同志的追悼会。 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里休息，我坐在丁玲同志旁边。她忽然对我说：“我忘记不了一个人：方令孺。她在我困难的时候，主动地来找我，表示愿意帮忙。我当时不敢相信她，她来过几次，还说：‘我实在同情你们，尊敬你们……’她真是个好人。”我感谢丁玲同志讲了这样的话。九姑自己没有谈过三十年代的这件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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