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那些古老而优秀的周末娱乐系列片将以其完美的形式奉献给今夏。 《时代》杂志副总裁，1981年6月 《1941年》拍完之后，贝勒西和阿克劳依德联挟主演了约翰·兰迪斯的宽银幕影《鬼马兄弟》。它讲的是两位来自芝加哥的歌星杰克·布鲁斯和埃伍德·布鲁斯的故事。这两位身着黑套装、头戴黑帽子、鼻子上架着黑眼镜(只有袜子是白的)的兄弟歌星曾在《星期六的夜生活》中有极佳表现。在环球公司的支持下，《鬼马兄弟》起初在比较正常的条件下开始运作，但后来，有关斯皮尔伯格用于《1941年》一片费用的传闻激起了兰迪斯与之竞争的奇想。一部关于两个男人为挽救一个孤老头的生命集资5000美元的普通故事被演绎成了一部汽车追击喜剧，大量的撞车场面使斯皮尔伯格的《横冲直撞大逃亡》和《这是一个疯狂世界》都显逊色了。《鬼马兄弟》最终以开销3300万美元而告终，超过了《1941年》的费用。(对《1941年》的费用众说不一，在重新编辑、重新配音之前，斯皮尔伯格对外宣称是2650万美元，但据推测它的总支出应接近4000万美元。)兰迪斯劝说斯皮尔伯格在《鬼马兄弟》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一个在库克县城收取布鲁斯兄弟付款的税务员。 1979年4月14日，弗朗西斯·科波拉在纳帕城他自己的庄园里举行了一个庆祝他40岁生日和他的左特罗培公司成立10周年的聚会。在乐队伴奏下，各啦啦队的队长们盛赞“弗朗西斯的权威”。科波拉带领着他的客人们，其中包括罗伯特·德·尼罗、丹尼斯·胡波、威姆·文德尔斯和乔治·卢卡斯高喊：“我们统治好莱坞!我们统治好莱坞！”当斯皮尔伯格向此目标迈出了自己酸涩的第一步时，他仅仅是搬进了卢卡斯电影公司位于环球公司黑塔楼对面的一座由仓库改建而成的绿砖楼。 由于这位十分自信的贝勒西在美国影迷心中仍有一定位置，斯皮尔伯格把劳伦斯·卡斯丹写的一个剧本给了他。卡斯丹是两位作家的后代，生于迈阿密，毕业于密执根大学，就像斯皮尔伯格与卢卡斯一样，是电影世界里的公民。这位多产而敏锐的作家奋斗了整整7年，才在洛杉矾获了一个广告撰稿人奖。这之后，他决定用一个被民意测验表明很受欢迎的本子进军电影业。一次午饭时间，他坐在洛杉矾现代艺术博物馆前的草坪上写着本子，突然他看见一个保镖，于是一个摇滚歌星和一个硬汉保镖之间的浪漫故事便跃然纸上，他希望它能成为斯蒂夫·迈克奎恩的一部影片。然而迈克奎思和其它66个制片人都拒绝拍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摇滚音乐和贝尔埃尔公寓的背景建筑耗资太大。卡斯丹立即呈上了另一个对最吝窗的制片人都有吸引力的剧本，这是一部浪漫喜剧，它是卡斯丹在霍华德·哈克斯的强烈影响下写成的，主要人物是一位愤世嫉俗的芝加哥记者和一位很有魅力的鸟类学家。他们2人是在一架飞往怀俄明的飞机机仓里相识并坠人爱河的，当时，这位鸟类学家正在观察一对老鹰。卡斯丹把这部影片叫做《大陆分水岭》。斯皮尔伯格很喜欢这个剧本，因此1977年底，他把它拿给卢卡斯。卢卡斯立即雇佣了卡斯丹，并从正在患病的莉·布雷克特手里接过《星球大战》续集，《帝国反击战》的创作。 斯皮尔伯格发现《大陆分水岭》一片中有他所喜欢的屈塞和贺伯特影片中常有的那种矛盾魅力。如果贝勒西能减减肥、戒掉毒品，他一定能把这部影片中的记者演得非常好。伯尼·布瑞尔斯坦同意斯皮尔伯格的这一看法。有关这部影片利润的传言招致了一场喊价大战。最后环球公司付给了卡斯丹15万美元，他感到心满意足。如果它被拍成电影，环球将再付他10万美元。 斯皮尔伯格在凉水谷与卡斯丹、海尔。巴伍德和马修·罗宾斯开了个会。1979年，巴伍德、罗宾斯已经成立了制片公司——布罗托，它得名于影片《巡航舰的夏天》。《巡航舰的夏天》是罗宾斯执导、巴伍德制片，两人共同创作的喜剧，讲述了一个名叫马克·哈米尔的人为了寻找一艘被窃的古老巡航舰走遍整个洛杉矾的故事。但在观众眼里，它不过是对《美国风情画》的简单模仿。如果贝勒西同意演的话，纳德·泰恩将会以环球公司提供给《我想抓住你的手》和札梅斯斯、盖尔创作的第3部成功影片《旧车》的同等条件接受罗宾斯、巴伍德为《大陆分水岭》的导演与制片。而斯皮尔伯格必须担任执行制片，如果需要的话，他还必须参与导演。 那天晚上，屋里的每个人都感到《大陆分水岭》是巴伍德、罗宾斯最后的机会。而这队人马：卢卡斯《美国风情画》一片的作者威拉德·慧克和格洛丽亚·凯兹以及南加州大学的导演约翰·高蒂似乎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好莱坞理所当然的经营者。 贝勒西与妻子莱迪一起来了，他仍是那副醉醺醺的仪态。他说他喜欢《大陆分水岭》，他很喜欢剧中的主要人物厄尼·舒乔克。因为他在芝加哥居住并和第2城市喜剧剧团一起工作时，曾遇见过一个让他十分敬仰的记者麦克·罗依科。 那么下一步的问题是罗宾斯，他还导演过什么片子？当罗宾斯解释说只有《巡航舰的夏天》一片时，屋里的人都感到扫兴。他仅仅导过一部片子而且还遭到了惨败这个事实使贝勒西异常愤怒，他开始不着边际地聊起在拍《去南方》时如何被一位毫无经验的导演杰克·尼克尔森欺负，又如何受到某人庇护的事。 “杰克对我就像对他妈的蠢驴，”他怒吼着说，“我恨他，如果我现在看见他，我准会揍他。” 斯皮尔伯格沉默着。罗宾斯徒然无奈地望着被这位趾高气扬的刺儿头演员拉开的这一浪漫的序幕。有哪位女演员愿意跟他配戏？有传言说斯皮尔伯格本能的判断力都已被《1941年》耗尽，这次他的本能会不会让他失败呢？两个小时后，贝勒西消失在夜幕中。其他人愁眉苦脸地围坐在一起，斯皮尔伯格向大家道了歉，又给大家打了打气。无论如何，这部影片是要拍的，如果必要的话就放弃贝勒西。 《第三类接触》让斯皮尔伯格醒悟过来，他对自己可以为任何影片筹到钱而感到愉快。然而，可气的是，当他拿着《大陆分水岭》的剧本和一些课外教学片走遍各大公司时，他发现成功几乎成了他的义务。 我说：“我可以用2500万美元来拍这部影片，这里面有3个主要演员， 这是个很棒的故事，”而他们说，“我们不想让你拍这种影片，这种事许 多其他导演可以去做……我们想让你拍的是向世界贸易中心进军的片子， 用上所有的特技、所有的效果、所有舞台上的感觉，钱就在这儿。”说着 门开了，几辆装着1亿美元的手推车被推了进来。 斯皮尔伯格卢卡斯让卡斯丹写《夺宝奇兵》。自从他们2人在“沙滩城堡”会晤后，这个故事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从许多其他作品中挑出了环球公司1941年拍摄的12集系列片《海军温斯洛先生》，看过之后感到索然无味。老演员福特·比伯和雷·泰勒的表演自始至终平平淡谈，人物性格十分呆板。在冗长的动作场面、追车场面与整个故事情节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差，这些场面都是为了活跃气氛有意采用著名的“西部18格”拍摄法拍摄的，就是运用每秒18格的速度拍摄，用每秒24格的速度放映。人们后来渐渐明白了这点：为什么系列片中的英雄总要戴着前沿低垂盖任眼睛的软毡帽？是因为导演们要掩盖这种多数动作场面都是由替身来做的事实。卢卡斯说：“25年之后，这种方法肯定不会再用。” 听了这话，斯皮尔伯格和卡斯丹暗自高兴，他们都不喜欢系列片。当斯皮尔伯格说到电影时，大多指的是像斯潘赛·屈塞、凯斯艾林·贺伯恩的浪漫色彩浓厚的A级影片。这种色彩曾在《夺宝奇兵》中多次出现过。《夺》片中的许多镜头都是依据电视系列剧中的镜头发展而来的，但更多的镜头是从50年代影片中提取出来的。《夺宝奇兵》和后来几部《琼斯》系列片能使人一下子想到詹姆斯·邦德的影片。似乎无力实现自己某方面野心的斯皮尔伯格正想尽办法从另一方面努力。其实，动作镜头从未在这个系列片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因为制作者们还得通过那些奇怪的、毫无幽默感的唠唠叨叨来体现他们故事中的意图。从哈里森·福特的纵欲场面和他遇到某种压力时表现出的那种嘲讽神态的镜头来看，它们明显出自塞恩·康纳利的邦德性格。 卢卡斯和他的第一个合作者菲利普·考夫曼已为该片写了62个故事情节，每个情节都有一个高潮，由于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都不会写剧本，卡斯丹又习惯单独工作，于是他就拿着一台录音机与他们2人一起呆上两个星期，讨论剧情、设计场面、争论出印第安纳的人物性格来。卢卡斯把印第安纳看成一个有魅力却不可信的女人气十足的人，一个凯瑞·格兰特式的动作英雄。斯皮尔伯格把他想像得更象弗莱德·C·杜伯，他是由哈姆弗雷·鲍格特在影片《马德岭的财富》中扮演的一个衣杉槛楼的流浪汉。这种人物个性和故事情节都倾向于冒险片的感觉，然而两代琼斯最终都成了40年代邦德的翻版。 卡斯丹从他们几个人士百页的对话记录中整理出了剧本，并使之成为好莱坞又一封锁最严的秘密。鉴于工作人员仍对剧本内容有所了解，也鉴于《大白鲨》和《第三类接触》拍摄时出现的泄密问题，斯皮尔伯格同意卢卡斯提出的该片必须在英国拍摄的建议。10月，甚至还在《1941年》公演之前，他们的设计师威尔士人诺曼·雷纳德斯已经在四处寻找外景地了。他在法国大西洋海岸的拉罗歇尔港湾外侧的拉帕里斯发现了一些潜艇库，它们是1942年德国海军为隐蔽德国潜水艇以便迅速出击盟军船队而修建的。混凝士制的掩体比现有最大的摄影棚还大。法国海军现在已把它做为拉帕里斯的一个海岸防御基地了。法国海军同意把它租给他们，但最后仅仅在这里拍了这么一段戏：岛上有一个设在洞穴中的纳粹军事基地，印第安纳乘着一艘潜艇来到这里，他发现这里面有直升飞机、尖端军事武器和一些纳粹勋章。有架运输机从爱尔兰飞到班图文，反面人物波罗和几个纳粹军人带着宝盒乘机来到一个希腊岛上，他们是为最终得到能打开宝盒的启示录和一个全套德国潜艇大模型而来，这个大模型是从一家造船厂里租来的。雷纳德斯为了拍摄这一场面，还在拉罗歇尔饭店定了一个最大的房间，他向卢卡斯强调，拍摄工作一定要在这座城市8月份旅游旺季到来之前结束。 突尼斯这个位于地中海边，被夹在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中间的非洲国家，很象卢卡斯一直在修建的《星球大战》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位于那夫它附近。在那里，被遗弃的卡车和用聚苯乙烯材料建成的巨大的怪物群中，一个名叫班萨的支架仍在沙漠中腐烂。拍摄现场这些富有戏剧性的残留物，尽管经历了各种天灾、风沙、雨水一遍遍无情的冲刷，却仍在向人们证明着，它们曾为卢卡斯壮观的电影场面立过汗马功劳。由于卢卡斯有过长时间在郊区工作的灾难般的感受，他劝告斯皮尔伯格一定要在接近夏天时拍摄，而不要像他曾经历的那样，而且一定要让粮食充足。然而，这两种预防措施最终仍没能让摄制工作避免灾难。 《1941年》的剪辑和《夺宝奇兵》的筹备工作进行了几个月后，斯皮尔伯格继续试着为《大陆分水岭》选演员。德里福斯拒绝了这个应由贝勒西来扮演的角色。彼特·弗尔克、达斯汀·霍夫曼、罗伯特·德·尼罗和乔治·塞格也都拒绝了这一角色。塞格将剧本拿给了曾跟他在《加里弗尼亚的裂缝》中一起扮演角色的明星艾利奥特·戈尔德看了，戈尔德又拿给了他的前妻巴巴拉·斯特雷斯坦，她漫不经心地在脑子里转了转这个故事，心想也许可以让罗伯特·雷德福德来扮演记者，由自己来扮演那位鸟类学家。 巴伍德、罗宾斯已经厌倦了这个项目，他们放弃了。而斯皮尔伯格却仍在继续坚持这个项目。为什么他非要坚持？也许这个故事本身在向他暗示着什么。这位鸟类学家是个新时代的老派妇女，个性独立，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对工作全心全意，她热爱工作的程度超过爱任何男人。而这位记者正相反：都市气十足、不起眼儿、不善交际，虽然有位情人，但双方达成协议只有感情需要时，两人才彼此互访一下，平时各过各的。这一情节反映出了斯皮尔伯格与艾米之间的关系。也许斯皮尔伯格觉得这个角色由自己来扮演倒挺合适。 《声音》一片显然是失败了，斯皮尔伯格与艾米的关系进一步走向破裂。他在奥斯卡颁奖大会上那种默默的爱的表示曾经如此令她陶醉。“但从那以后他对我没做任何事”，艾米心情抑郁地向一位记者抱怨说，“我猜他已经估计到了这种状态需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她说她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去欧洲工作”，也许与理查德·凯尔和麦克·杰杰一起去演《忍受或者死亡》。这部影片将由迈其兰盖罗·安东尼奥尼导演，但后来没拍成。她有没有过让斯皮尔伯格来做她的导演的想法？“我知道他是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导演”，她曾愉快地这样说过，碧绿如波的睁子中放着光芒，“但是他拍的那些影片不是我需要的那种影片。” 《1941年》的首映式于10月在丹佛举行，约翰·威廉姆斯作的乐曲让斯皮尔伯格想起他最喜欢的一首乐曲，艾玛·伯恩斯坦为约翰·斯特格斯1963年的一部战时军营冒险片《大逃亡》所作的那首曲子。它还让斯皮尔伯格想起《星球大战》进行曲式的主题音乐，它就像为《第三类接触》预备的那首乐曲一样高亢有力。“太闹了”。首映式民意测验的结果反映出了公众的不满。和《大白鲨》一样，公众的反应几乎是异口同声，但这次收到的却是异口同声的反对。10月下旬，在达拉斯的梅达里昂剧场，这里曾经是《大白鲨》和《第三类接触》的幸运之地，却使第二次《1941年》试映惨遭失败。斯皮尔伯格意识到噪音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影片战斗场面的欣赏。它的视觉效果太闹、人物太闹、事件也太闹，尤其是开头的45分钟，竟挤进去了7个情节。正如斯皮尔伯格的《小精灵》的助手和导演乔·丹特所说，这些影片大都因过分依赖于动作和特技而损害了人物表演，“素材元素过于拥挤”。但人们也沉重地看到，这些素材是很难从《1941年》中摘除掉的，它就是这种靠素材堆积的片子，如果把它们从影片中拿走，就仿佛你枕着个空心枕头。 11月8日，全国范围内有8处原定上演该片的剧场被取消了上演。斯皮尔伯格把影片中冗长、枯燥乏味的内容剪掉了，又调低了影片的声音，然而人们仍在抱怨。12月14日，在洛杉矾电影大楼举行了一次慈善义演，这次的反应比他们所担心的还要坏。极富影响力的全国影剧院协会主席马文·戈尔德曼轻蔑地把它说成是“一个过于夸张、夸大的制作，一个一切都过火的东西。它就像你为捉一只厨房老鼠而花100万美元制作一个老鼠夹子一样过分。” 在这个当口，霍梅尼政权在德黑兰扣留拘禁了美国人质井激起了全国的愤怒与耻辱感。没人再想看一部嘲讽美国武器的片子。两家制片公司都指责斯皮尔伯格在制片方面管理不善，费用支出过大，想以此来逃避责任。这会儿如果《综艺》的记者问起斯皮尔伯格《1941年》的拍摄教会了他什么时，他准会回答：“我学会了不再邀请环球公司和哥伦比亚公司的官员和销售人员参加任何试映式，让他们呆在家里观看《拉维恩和雪利》这种电视节目就行了。我将放映我的新片，创造新的变化。” 尽管斯皮尔伯格声明再也不去读有关《1941年》的评论了，可他还是因新闻界把他说成像迈克尔·西米诺那种专门制作高成本失败影片的人而回敬了新闻界。迈克尔·西米诺曾花了3600万美元制作了一部西部片《天门》，它几乎使联合艺术公司破产。斯皮尔伯格告诉《星期六评论》的记者： 新闻界一向很善于制造他们自己的失败。虽然没人喜欢《鬼马兄弟》， 却没人愿意承认在世界范围的发行中，它的价值高达6000万美元。至于 《1941年》，我们应赚到6000万美元，目前我们还差1100万美元。可环 球公司相信，仅从这部影片的电视播放、磁带、有线电视以及2次发行中 他们就能赚回1100万美元。然而评论家们却故意把他们的脑袋埋在沙子 里说：“当我发表了我发表过的最坏的评论后，他们怎么还能赚5000万 至6000万美元呢？”相信我，好莱坞不会因为几部微不足道的3000万美 元的片子而受什么损伤的。 斯皮尔伯格同时也坚定地认为，大导演们已为自己“赢得了花什么人的钱的权利”，以此他们可以去拍任何受人们欢迎的电影。这后来成了斯皮尔伯格与新闻界交涉的一种基调。根据这种基调，斯皮尔伯格不断要求给予高成本影片以公正评价。1995年，CNN公司的影片《拉里·金万岁》让观众当即产生了一些疑问，斯皮尔伯格说：“这片于花了多少钱，这种问题是错误的问题，人们应该问‘这片子值7美元美国电影院的票价吗？’”。 在意志消沉时，斯皮尔伯格也为《1941年》生气，他曾去找几位当初曾警告他改变一下路子的朋友或同事痛骂了这片子一通儿。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从不听他们的。他说，约翰·威廉姆斯“把我从札梅其斯和盖尔手里拿来的那个夸张的剧本，根据我夸张的意图给编得越发夸张了。”当斯皮尔伯格意识到自己的确该为《1941年》承担责任时，已经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 斯皮尔伯格1982年提到这场灾难时说，“直到这时，我才想到我本来是可以避免失败的。但是我不能失去拍摄大场面影片的机会。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扔进了这口锅里，结果它们毁了这锅汤。《1941年》是我与经济现实的‘接触’”。斯皮尔伯格的感情生活也在走下坡路。《综艺》7日曾有消息说，艾米将于10月12日到l1月24日在洛杉矶阿曼森剧场与理查德·查姆伯莱恩同台演出《哈姆雷特》，她演奥菲丽娅，这之后她将与斯皮尔伯格结婚。同时，她还将在杰瑞·斯凯兹伯格于德克萨斯拍摄的《忍冬玫瑰》担任一个角色。国家级歌手威利·尼尔森将于该片中扮演他自己。这是一个走向成熟的音乐家与年轻漂亮的吉它手(艾米饰)双双坠人爱河后将妻子遗弃的故事。生活与艺术的相似，在电影中已不止一次地被表演过了。艾米开始与这位灰白头发、脑后留着一个马尾巴而且很有诱惑力的尼尔森有了风流的传闻。 斯皮尔伯格想不到德克萨斯正在发生的事，他照例计划着到夏威夷的一周休假，这次他要同艾米一起去，而且正好赶上《1941年》的发行。他打算休假回来后去参加美国广播公司的一部电视情景喜剧的导演，他将导演其中《拉维恩和雪莉》一集，这片子的制片是他的朋友潘尼·马歇尔。由于这个剧目的收视率在下降，制片人决定把拍摄背景从密尔沃基挪到加利弗尼亚以瞄准更大的市场。 由于斯皮尔伯格对《1941年》的抵触情绪极为强烈，他向艾米建议到日本一下子休上几个星期的假，并在那儿结婚。他们离开之前，艾米告诉朋友们，“我将于4月份怀孕，我们等不到先建立一个家庭了。”但就在这次旅行的飞机上，他们的关系突然爆炸性地结束了。究竟是因为艾米不忠、因为她反对结婚还是因为他希望有孩子，当时乃至后来都无人知晓。几年后艾米说，她当时决定等到30岁再安定下来，“我想如果不这样，我会失去什么的。” 心情忧郁的斯皮尔伯格带着他毁灭了的私生活的秘密只身一人返回了洛杉矾。记者本·斯坦幸灾乐祸地说：“这个好莱坞天才的孩子，人们都鄙夷地把他说成制片厂大食堂里的挥霍者，一个30岁之前就看见了自己的好日子的人，谁也不相信一部影片需要花他说的那么多钱。”甚至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对此都感到不舒服。他仍在旧金山周围地区从事电子方面的工作，并与斯皮尔伯格保持着联系。他告诉斯皮尔伯格：“我讨厌《1941年》。”他这话就像导火索，“别这么说，爸爸！”斯皮尔伯格烦躁地嚷道。 艾米的离弃对斯皮尔伯格来说是一件极为糟糕的事。它深深地伤害了他，他告诉朋友，这件事是自从他父母离异后最伤害他的事。“生活已经抛弃了我，”他叹息地用《世界公民》中的一句台词对莱奥·杰诺斯说，“我用了那么多年来隐藏我的痛苦，恐惧地躲在摄影机后，我整天忙于拍电影，以此来避免一切可以使这痛苦加剧的事情。我把自己扔进电影的天地里，因此到现在，在我近30年的生活中，我一直是在这种被延续了的青春中渡日。我的痛苦就像16岁时的痛苦。我真奇怪我居然没再长出些粉刺来。” 他对这次遭遇的反应就像他对其他所有他不喜欢的事一样，只当它不存在。《大陆分水岭》很快被处置掉了。他把他的拍摄权卖给了泰恩，泰恩仍热衷于用贝勒西去拍这部电影，但不用马修·罗宾斯作导演。斯皮尔伯格说：“当我们中所有的人都去干其他事情的时候，在没人注意此事的时候，(泰恩)立即把迈克尔·阿普太德推上了这部电影……从协议上说，如果我不是导演，我必须是该片的执行制片，因此我的名字始终与这部片子连在一起。”英国导演阿普太德以1150万美元的制片经费开始了这部影片的拍摄。1980年10月，在斯皮尔伯格对《夺宝奇兵》进行最后整理时，贝勒西开始与布莱尔·布朗联抉主演《大陆分水岭》，但作为一个主角，他并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在青春时期，拍电影可以排解斯皮尔伯格的寂寞和绝望，现在它仍如此。他的感情生活是可以被拍片的压力吞食的，但也必须为此付些代价。后来，斯皮尔伯格尽可能地使自己巨大的感情挫伤逐渐减弱，使之成为生活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后全身心地投入电影的怀抱。 我一直在注意，看看是否有什么女人让我感兴趣，或者是否自己会被 什么人邀请参加什么聚会。我没时间去展示自己的成功或是赚钱的荣耀。 我不停地享受工作的乐趣。当《大白鲨》在影院上演时，我已经投入《第 三类接触》的制作中，在《第三类接触》上演时，我又投入《1941年》的 制作中。《1941年》完成之前，我又已完全投入《夺宝奇兵》的前期制作。 所以我从没机会坐下来给自己点儿鼓励或花点儿时间、花点儿钱到欧洲去 渡渡假，我已经做完了一些……我已经把我的影片拍得优于某些影片了。 我想如果我停下来，我就永远不会再开始了。我会丧失对自己感兴趣的工 作的冲击力。我害怕如果我停下来，我会因为欣赏自己的成功而受到失去 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的惩罚。 认识斯皮尔伯格的人知道斯皮尔伯格在发表谈话时很善于回避。其实他曾有过一些转瞬即逝的性伙伴。他完全可以，而且也确实曾经为自己的成功而狂喜。在他的朋友中，斯皮尔伯格影片的票房利润是众所周知的。约翰·米留斯曾说：“是史蒂文自己跑出去卖报纸的，他总喜欢谈利润。”朱丽娅·菲利普斯记得《第三类接触》公映后，她开车带斯皮尔伯格到街上几家影院门前观看拥护的人群的情景，他们还把排着长队等着买入场券的人群拍录下来。 哥伦比亚公司一直在向新闻界介绍《午夜星空》，并向外界承诺《第三类接触》的续集将低成本制作。听到这种消息，斯皮尔伯格感到十分震惊，他开始为续集挑选编剧。卡斯丹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卢卡斯已经雇他去写《星球大战》的续集《帝国反击战》了。斯皮尔伯格只好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约翰·塞勒斯。约翰·塞勒斯又瘦又高，是一位纽约的心理学科毕业生，他拥有在创作低成本影片剧本方面极富想像力的名声。斯皮尔伯格很喜欢他写的《吃人鱼》的剧本，这是塞勒斯为2级影片之王罗杰·考曼写的，剧本中杀人鱼无情地破坏了德克萨斯。在乔·丹特的《大白鲨》续集拍完后，环球公司本打算起诉他，但斯皮尔伯格把丹特的影片看作是《大白鲨》最后的偷盗者，他劝说环球公司别去寻此麻烦。同时，斯皮尔伯格也在观察着丹特，认为自己的事业有了他的帮助定会兴旺发达。 至于导演，斯皮尔伯格建议让一对儿独立工作的新人来干，他们中一位是托伯·胡波，他是德克萨斯电影学校的毕业生，后因拍摄了一部关于詹姆斯一世时期郊区内容的恐怖片《德克萨斯大屠杀》而出名，该片彼人们称作“公民凯恩加人肉影片”。它使托伯·胡波一跃跻身于好莱坞的行列。 另一位是罗恩·克伯，他出生于伯班克，在他转向从事幻想艺术之前，因拍了几部反映政府施政原则的卡通片《洛杉矾的新闻自由》而大受欢迎。离开《科幻影片》杂志和《电影界著名怪物》杂志后，他到越南参战去了，回来后他与约翰·米留斯和编剧唐·欧班农这些电影界人士成了朋友。卡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视觉论者，他有着一种奇怪的生活方式。他不是右翼政治人物，而米留斯却同意人们称他为“爆破手”。不管怎么说，卡伯的设计技巧是不可否认的。他曾为约翰·卡波恩特的影片《神秘的明星》工作过，也曾在伦敦花了两年半时间为阿莱克斯·乔德罗维斯基执导的《异物》写过剧本。他所设计的巧妙而逼真的怪物和宇宙飞船，也曾给卢卡斯留下很深的印象。卢卡斯把其中一部分用在泰图恩小酒馆那组镜头中，使它成为《星球大战》中最受人喜爱的一幕。 像胡波和卡伯这对儿独立工作的人是很难适应斯皮尔伯格的世界的，如同斯皮尔伯格自己后来认识到的那样，他自己的个人问题即那些伤心与悲痛给他带来的巨大影响，已然扭曲了他的判断力。他在头脑混乱的状态下雇用了约翰·兰迪斯的老朋友瑞克·贝克尔去设计一组外星人，这些玩意儿仅比他当初为卡罗·拉贝尔第的影片设计的那些木偶效果稍好些。 贝克尔1976年为影片《金刚》设计的大猩猩系列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迪诺·德·劳伦蒂斯曾接受委托去生产一个30英尺高的机器人，但这机械家伙就是不工作，看上去似乎也太简陋。贝克尔富于表现力的类人猿完成了影片其余部分的表演。因为贝克尔要同时为约翰·兰迪斯的《一个美国狼人在伦敦》工作，于是《午夜星空》的工作人员被安置在他工作的那座楼里。他根据斯皮尔伯格的描述想像这些外星人狰狞而凶残的样子，他想起自己曾看过的山姆·帕金夫的一部名为《稻草狗》的影片，里面有许多流血强暴和郊区大屠杀的场面。他设计的外星人大多是令人恐怖的，他敢肯定，如果在机器上再多花点钱的话，他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外星人对观众的震撼力不亚于大白鲨“布鲁斯”。 1980年4月，《综艺》发表了哥伦比亚公司第2年出品的候选影片介绍。斯皮尔伯格对他们以这种方式公布尚未定名的《午夜星空》节目中的影片十分生气。他期待着与哥伦比亚公司好好“理论”一下。公司的制片负责人约翰·威其说，“史蒂文不是惟一的候选人。”一篇文章说：“(弗朗克)普赖斯表示根据斯皮尔伯格最近一段时间与哥伦比亚公司和环球公司联合出品的《1941年》的表现，他不太关心自己与斯皮尔伯格一起工作的安排。普赖斯说：‘坦白讲，《1941年》对史蒂文来说是个很好的经验。’普赖斯还说，‘我想，在他再想拍下一部大场而喜剧片之前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但这部影片所引起的公众对他的怀疑是很难一下子过去的”’。 1980年期间，一位身材纤细、长着一头可爱的金黄发、32岁、离了婚的编辑凯瑟琳·卡瑞成为斯皮尔伯格固定的伴侣。凯瑟琳·卡瑞也像艾米一样冷静，她鼓励斯皮尔伯格去学习更多的东西充实自己，并花些时间来享受自己的成功。“她教给了我电影以外的生活”，斯皮尔伯格说。由于在斯皮尔伯格的记忆中还留存着与艾米一起生活的痛苦记忆，他与凯瑟琳不生活在一起，只是到了周末他们才在一起享受家庭生活。凯瑟琳总是给他做比萨饼和冰激淋，他们坐在一起看看电影或与老朋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朋友们认为在这段日子里，凯瑟琳对斯皮尔伯格最大的愿望，就是他能从少年人格面具后面走出来，走向成年。到了这年夏天，尽管斯皮尔伯格与凯瑟琳保持着恋人关系，但他仍不断地追求女演员，其中有维拉莉·伯蒂纳丽，一位褐色皮肤的18岁女明星，她曾演过《某天某时》；还有精力旺盛的巴巴拉·赫雪以及戴伯拉·艾文格尔，她后来与斯皮尔伯格成了老朋友。尽管谣言四起，斯皮尔伯格对此也只是耸耸肩了之，他把这种关系一律视为“哥哥和妹妹”的交往，“从未有超过拉拉手的表演。” 艾米，还像以往那样生活多变，她几乎未从独立生活中得到任何乐趣。她与斯皮尔伯格分手后的第一部影片是乔尔·欧连斯基的《竞赛》，在这部影片中她扮演了一位钢琴家，并与理查德·德里福斯配戏，这正好使德里福斯有机会把长期以来内心的压抑发泄在她身上。1980年底，她没再去拍新影片，而是走上了百老汇舞台，在彼特·沙菲尔的《莫扎特》中扮演莫扎特年轻而轻浮的妻子康斯坦泽。在隔壁，皇家莎士比亚公司正在上演大卫·埃德加根据狄更斯的小说《尼古拉斯·尼克来比》改写的剧目。曾在《纽约》一片中扮演过角色的公司负责人之一埃米丽·理查德那时刚刚从流产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这两个剧场在一个楼道里，因此我时不时能碰上艾米，我们俩是一次 在后台休息室遇见并认识的。我们开始聊天，我告诉她我刚刚流产了，说 着我哭了起来。艾米也哭了，她说，“再也没有什么事能阻碍她去组成一 个家庭了”。在那儿，我们俩坐在屋子角落里，边喝着饮料边落泪。 尽管《1941年》没太成功，可斯皮尔伯格当时仍被人们认为是几位新好莱坞的导演中最适于戴上影业公司负责人桂冠的人。他对人们把他棒为将接手各类制片公司，其中包括迪斯尼这类制片公司的大能人并不感到奇怪。多年来他一直密切注视着迪斯尼内部所发生的种种矛盾，注视着罗依·迪斯尼这位迪斯尼创始人的侄子与公司最大的股份持有者、瓦尔特的女婿罗恩·米勒之间的权力之争。罗恩·米勒经营着几个很赚钱的主题公园，而且他还不断地通过公司一边生产出大量粗制滥造的儿童片，一边无休止地从《白雪公主》、《幻想曲》这类老片于的重复发行中捞取利润。 1979年，迪斯尼公司最年轻的导演，一位外表温和的至善论者、从前的摩门教传教士杜思·布鲁斯由于厌倦了所谓“9老”对动画片制作部门的统治，与其他16位同事一起离开了迪斯尼另立门户。他们认为这“9老人”一直在以静电复印方法和其他省钱的制作技术败坏公司的传统。斯皮尔伯格非常敬佩布鲁斯的胆识，更不用说对他工作水平的羡慕了，后来斯皮尔伯格成了他金融方面的有力支持者。 迪斯尼只顾拼命地占领年轻人的市场，却失去了《大白鲨》和《星球大战》这些好项目。米勒于1980年2月成为迪斯尼公司的总经理和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后找到斯皮尔伯格，希望他来接手制作部的负责工作，但所拍的片子只能通过他们的布埃纳维斯塔网络发行。斯皮尔伯格很感兴趣，着手谈判此事。但或许是由于对布鲁斯离去之事的反应，米勒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独立，也不同意与斯皮尔伯格分利润，他担心斯皮尔伯格会设计出一些不符合公司传统的东西来。在迪斯尼公司里，有一项严格的规定：米老鼠和唐老鸭是不可转让、不可改变、永远存在的。所有新来的行政官员都受到这样的警告：“千万别跟老鼠胡来！” 在彼此猜疑的气氛中，谈判没有持续太久。迪斯尼没有费心去安置这位“神童”，他们决定还是自己去面对年轻人的市场。迪斯尼决定去拍一部科幻片《特隆》，它将使用昂贵的电脑动画技术制作。迪斯尼为斯皮尔伯格曾执导过的《厄运将至》提供了制片费用，但这次他们是让雷·布莱德伯瑞执导的。两部片子都遇到失败的结局使这个“魔术王国”危机四伏而且日趋严重。 斯皮尔伯格正在使自己的制片公司的美景一天天展现出来，这是一个与独领风骚的迪斯尼公司毫无共同之处的制片公司。斯皮尔伯格很羡慕卢卡斯公司的那种气氛。他曾对《滚石》杂志的记者说：“乔治手里掌握着众多你愿意把他们带回家吃饭或在业余时间像朋友一样相处的能干的人。”卢卡斯的管理风格是彻底放手。除了大的决策以外，他很少过问公司的事。斯皮尔伯格则不同，由于接受委派的人总是让他失望，因此他认为许多事他必须自己天天盯着。当大卫·帕特乃姆轻而易举地成了哥伦比亚的负责人时，他有机会看见斯皮尔伯格是如何工作的。他说：“史蒂文在细节管理方面是个专家，他要求知道他所运作的每一项目、每一时刻的进展情况。这一点加上他那些非常好的顾问是他成功的基础。” 在斯皮尔伯格理想的公司中，它的组织结构应该使人有种家庭的和谐感，他队伍里的人应像他的母亲和妹妹们那样帮他避免错误的决定，使他能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追求他的梦想。有段时间，他发现自己在菲利普斯夫妇的家中可以享受这种平静，但他们后来抛弃了他。他所需要的人是那种无论公司付给多少报酬，都能完全自觉自愿地忠实于他的人。 拍摄《夺宝奇兵》时，斯皮尔伯格从卢卡斯的队伍中发现了他的理想副手，他是《夺宝奇兵》的剧本制片人，弗朗克·马歇尔，这位风度翩翩、热情开朗的人是一位大学运动员和技艺非凡的业余魔术师，他与斯皮尔伯格就像布朗与扎纽克一样形成强烈的性格反差，他也是新旧好莱坞之间的架桥人之一。他的父亲是位作曲家，经常为约翰·福特这些人改编曲子。但马歇尔早在跟着彼特·伯格当维奇导演影片《靶子》时就已步人了电影行业。 马歇尔回忆起以前那些日子时说：“我们当时实际没有钱，因此我们不得不什么都干。我们没有组织成员，因此我不仅在《靶子》中扮演角色，还要搭布景、拍片子、开车、东跑西颠。我知道一部影片从头到尾制作下来的全过程。”旧好莱坞不喜欢这类忽视工作界限和社会等级的作法，但新好莱坞喜欢这样。1976年，当马歇尔参与《尼克罗德恩》一片拍摄时，他已成为一个可以信赖的助理制片人，将这部未能让人称心如意的影片完成之后，伯格当维奇决定离开一段时间，马歇尔便与马丁·斯考塞斯以及他那个音乐片《最后的华尔兹》的乐队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去卢卡斯电影公司前，他还为沃尔特·希尔工作过。 斯皮尔伯格的另一位未来管理队伍中的能人是来自《1941年》的凯瑟琳·肯尼迪。这位制片秘书曾在与贝勒西的斗争中表现出了对斯皮尔伯格的忠诚。拍摄《夺宝奇兵》时她被提拔为斯皮尔伯格的助手。她是阿姆伯林公司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各类事物的综合秘书，是斯皮尔伯格的得力副手和姐妹。在待人接物方面，她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与能力，而且从不向斯皮尔伯格那些强硬的商业手段让步。不久马歇尔和肯尼迪成了一对恋人，尔后又成了夫妻。 卢卡斯在英国做出决定，把拍摄《夺宝奇兵》的费用削减一半。位于伦敦西南郊区的埃尔斯特里拍摄场地，现已成为《星球大战》理想的大本营。到了1980年春，场地上7处台子和26英亩土地的大部分面积都被《夺宝奇兵》所占用。这种事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阿尔弗莱德·希区科克1929年曾在此地拍过第一部有声英语片《敲诈》，1950年《怯场》也拍于此地。大卫·里恩、迈克尔·鲍威尔甚至罗纳德·里根都有过在这里拍片的经历。里根于1948年在这里参加过《心慌意乱》的拍摄。在这个拍摄场上，堆积如山的灰白色化学原料正在腐烂变质，所有这些都是约翰·修斯顿1956年制作根据梅尔维尔的故事改编的那部损失惨重的影片《白鲸》时残留下来的东西。 在卢卡斯用《星球大战》拯救埃尔斯特里之前，它已是一片荒凉，但现在这里已不再寂寞。《夺宝奇兵》刚一起动，在伯哈姆森林附近买下一处公寓住宅的斯坦利·库布里克，就在此为斯蒂芬·金的《闪灵》开拍做准备。在这里的一个全欧洲最高的摄影棚中，有一个被用来做风景饭店大厅的场地，它在库布里克租用的最后几天着起火来，这火几乎酿成了一场灾难。卢卡斯迅速将它修复起来，他还把天花板重新修高以适应《灵之泉》的拍摄。 又一次由“美国电影演员协会”发动的罢工开始了，它使多数好莱坞的制作陷于停顿状态。联合王国的演员们和专业技术人员也基本上不工作了。英国联合会不像美国的IATSE(舞台戏剧工作者国际联盟)和卡车司机协会，他们只是想让他们的成员的日子过得舒服些，而不愿为制作方面的钱厅斤计较。即便这种时刻，英国政府仍敢于用税的问题刺激来访的制片人们。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带着全部《印第安纳·琼斯》的系列片回到美国剪辑和拍摄特技，然后将最主要的工作人员派去英国。《夺宝奇兵》的摄影导演道格拉斯·斯洛克伯、罗曼、保兰斯基和弗里德·兹奈曼在出国拍摄的问题上不受任何限制。在约瑟夫·劳塞根据艾林的喜剧《淡紫色的群山》和《好心与王冠》改编成的电影中，全部镜头都是道格拉斯·斯洛克伯拍摄的。《夺宝奇兵》使他与斯皮尔伯格在拍《第三类接触》时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进一步牢固了。 卡斯丹、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联合起来，用他们的想像力把《夺宝奇兵》的故事创造成了佳作。它没有停留在那个星期六下午仅凭最初的灵感产生的一个系列故事上。印第安纳现在已有了个情人，马里昂·拉文斯伍德，她精力旺盛，愤世嫉俗，是印第安纳老同事和老对手的女儿。当她第一次在尼泊尔的雪线附近她自己开的小酒吧里被他发现时，她并不高兴见到这位往日的情人。印第安纳来此地是为了寻找一个与宝盒下落有关的线索——被马里昂的父亲收藏起来的护身符的一部分。在这些寻踪路上，还有一些纳粹爪牙，其中有托特和波罗。托特是一个看上去有点儿像彼特·劳瑞的只知道咯咯傻笑的家伙，波罗是个彬彬有礼的法国人，他和琼斯一样是位真正的学者。他在镇上发现了一些罕见的古董仿制品。印第安纳也有他自己的帮手：校友马克斯·布鲁迪，他在大学教考古课程；抄来，被称作“埃及最好的挖掘者”，同时，他还是一位重要的向导，在他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塔尼斯城，在这里，那个宝盒已被埋在沙土里长达几个世纪了。 好莱坞所有虎背熊腰的演员几乎都被拉来试演印第安纳了，包括约翰·贝克、汤姆·塞莱克和哈里森·福特。塞莱克位居候选人名单的前列。印第安纳首先必须是块笑料，同时还得是个风趣的能打善战的人。塞莱克粗扩彪悍，胡须又浓又密，鼻宽口阔，笑起来露出两排白牙，加之他对自己谦逊的开价，使他成为理想的角色。福特可没有塞莱克这种自信。《星球大战》之后，他先后在《英雄们》、《来自纳瓦罗恩的武力》和西部喜剧片《旧金山的孩子》等影片中扮演了第二男主角。他惟一主演的一部关于战时伦敦的一个浪漫故事的影片《汉诺威大街》还是在开机前的最后时刻取代克里斯·克里斯多夫逊而参加的，并且还遭到了失败。他勉强同意再在《帝国反击战》中扮演汉·索罗，但他要求他的角色必须“更富冲击力”。 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叫福特回来的目的是为了测试他对演这一角色的自信心。事实上，最后究竟让他们俩谁来演这角色还很难确定。卡斯丹编写的剧本使剧中的主角很接近福特的气质，但最后他们还是选了塞莱克。在斯皮尔伯格还没来得及向福特解释，也没来得及与哥伦比亚公司达成最后协议时，角色已定的消息被泄露了出去。当哥伦比亚公司等待新侦探系列片《大酒瓶P·I》试播的反应时，他们要求塞莱克等待结果。福特看了《综艺》上第一篇关于他最终末被《夺宝奇兵》选中的文章后，勃然大怒。1980年12月，当《大酒瓶》的试播片表明它即将成功时，哥伦比亚公司紧紧地将塞莱克控制起来。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又返过头来找福特，然而他不肯原谅他们。 斯皮尔伯格根据漫画艺术家吉米·斯特朗科画的几幅福特扮演汉·索罗时的画像，对由福特扮演印第安纳这一角色有了大致的概念。他让福特相信《夺宝奇兵》期待着他来扮演主角。既使这样，福特仍坚持重写这个角色。此外。他还苛刻地要求得到一份高额利润，即《夺宝奇兵》纯利的1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皮尔伯格本来还是可以用塞莱克，因为就在拍摄《大酒瓶》第一集时演员们的罢工开始了，但最终却没有用他。) 斯皮尔伯格一直在想艾米是否适合扮演马里昂·拉文斯伍德。开始他让戴拉·文格尔来扮演角色，但她拒绝了。自从哈里森·福特提出了他过高的条件后，斯皮尔伯格开始寻找其他适当人选。广告宣传员杰弗·沃尔克记得有一天他来到斯皮尔伯格的办公室，只见他正笨拙地在一个装满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模特照片夹中找什么东西，他对助手说：“叫她来……叫她来……。” 艾米来得太晚了。对斯皮尔伯格来说，这个不幸的艾米的替代者至少能在拍摄场与人保持较好的关系，卡伦·艾伦成了这个人。斯皮尔伯格是从她在《动物屋》中扮演的一个小角色上注意到她的。尽管卡伦长着雀斑、红头发、绿眼睛，性情温柔文静，但她仍与艾米有很多相似之处，她的纽约生活背景、她对舞台的向往超过对电影的向往，以及她的小脾气等等。斯皮尔伯格曾努力替她遮住雀斑，把头发染成粟色，惟独只保留住那小脾气。 至于其他演员，斯皮尔伯格打算到欧洲去买。考虑到沙来的角色应该是一个灵活的阿拉伯人，他找了卡沃克·马里基安等几位演员来谈这一角色，他后来决定选一位年龄不大的演员来演，于是他选中了嗓音洪亮身体结实的威尔士人约翰·瑞斯一戴维斯。罗纳德·拉塞扮演托特，丹霍姆·埃利奥特扮演马克斯·布鲁迪。特拉福特在《第三类接触》中的成功表演，使斯皮尔伯格很想让他来扮演该片中的另一个法国人波罗。最开始，斯皮尔伯格希望歌唱家及曲作者杰奎斯·杜特罗思能来参加这部影片，他曾在克劳德·莱鲁士的几部影片中演过角色。他又高又瘦、说话简短，不但酗酒还整天与自暴自弃的摇滚歌星兼演员的朋友塞格·盖恩斯伯格混在一起。斯皮尔伯格四处寻找也找不到他们，因此他去见了意大利人基安卡罗·基安尼尼。当他们就要签约时，斯皮尔伯格从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看到了一部影片《女王之死》，故事内容是关于沙特阿拉伯一位女王的一段艳史，英国演员保尔·弗里曼在影片中的表演给斯皮尔伯格留下很深的印象。弗里曼一直在伯里兹参加由弗莱德里克·福塞斯的小说改编的一部描写雇佣军的影片《战争之犬》，他在途经好莱坞回家的路上来到卢卡斯电影公司见了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当即就被他们选中。 3个月后，弗里曼正同他的新欢在牛津运河的一艘舶船上享受浪漫的假日，在经过闸房时，看见墙上有行粉笔字：“保尔·弗里曼请回电话，你的代理人。”他猜想他们准是把他的名字与另外什么演员的名字搞混了，他知道这一定是斯皮尔伯格来找他了。 弗里曼第二天到了埃尔斯特里，一架大型的小行星电子游戏机安装在联合执行制片人哈沃德·卡赞基安的办公室里。这是斯皮尔伯格的象征。弗里曼进来时，斯皮尔伯格正饶有兴趣地摆弄着它。1980年春，斯皮尔伯格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电子游戏机上了。小说家马丁·艾米斯选他来为自己1982年那本关于电子游戏的书《太空侵略者的侵略》写一篇介绍真是找对人了，这本书曾被称为“最神秘的电子游戏中的一种！”艾米斯曾解释说：“在碳灰色的屏幕上，光谱石头翻滚下来，你就是中间的那个三角，你开始放出炸弹，每按一次放出4枚，你要连续放。每当你击中一个‘石头’，它就破成两瓣儿，你再击中那半块的‘石头’，它又破成两瓣儿。” “小行星”的游戏对斯皮尔伯格的生活和事业中遇上的麻烦也许是一种比喻，每当他冲破一重障碍，更多的障碍就出现了。与艾米分手所遭受的感情挫折使斯皮尔伯格经常沉浸在痛苦的思索中，这种缺少关心、缺少人来分担或分享他的事业与生活的寂寞无时无刻不在烦扰着他。斯皮尔伯格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吉姆·斯特朗克所说的那种“目光敏锐的动作片导演’。他说：“其实，我喜欢做一个故事片导演，但这点除了我自己以外没人明白。几年以后，当我开始去拍一些小电影时，人们准会说，‘他不也拍过《夺宝奇兵》那种动作影片吗？’” 弗里曼虽然时常感到斯皮尔伯格心烦意乱，但他对这一点什么也不知道。当时他不得不呆在那里等着好莱坞的人来找他谈话。而这会儿，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正躺在地板上摆弄着那件最时髦的音乐玩具——索尼牌的便携收录机随身听。凯瑟琳·肯尼迪为他们提供磁带。 《夺宝奇兵》仅仅是弗里曼拍过的第三部影片，但他知道一次紧急召唤往往意昧着考虑再三。也许他会被别人取代，就像他曾经取代别人那样。弗里曼回忆说，“这件事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1941年》已经失败了，大家对斯皮尔伯格是否真的那么伟大都拭目以待。”当人们走进斯皮尔伯格的办公室时，他似乎从不认真地跟什么人谈论角色问题。 “我只想知道你对你的法国口音打算采取什么办法。”斯皮尔伯格说。 听了这话放下心来的弗里曼想了想，然后操着浓重的法国腔用支离破碎的英语说：“我想我就这样说。” 斯皮尔伯格笑了，说：“好极了！那么，就这样吧。”于是他再没什么问题了。 虽然有许多多嘴多舌的技术人员和好打听消息的小报记者，可在埃尔斯特里没人知道太多有关这片子的情况。卢卡斯已经派出了他自己的管理队伍，他们都是些像卡赞基安一样的南加州大学的毕业生。就连英国本地这只左手也不知道好莱坞这只右手正在玩什么把戏。为什么有关的演员们要被迫在洗手间更衣，所有化妆室都配有坚固的长锁和大澡盆，而大澡盆却不安装管道？埃尔斯特里现场上的工作人员对此一无所知。 由于弗里曼在最初的几个镜头上就出现，因此他知道大多数演员包括卡伦·艾伦都不知道的故事情节。参加试镜的演员只能照他们手中的本子来表演。比尔·胡特金斯生于伦敦，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德克萨斯演员，有着洪钟般的嗓音。他被要求表演超出剧本以外的内容。自从他演过美国军事顾问艾顿少校后，他干脆把印第安纳和布鲁迪都演成那种模式，他使他们完全成了同一种味道。就在试镜的这天晚上，他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说： “我参加了斯皮尔伯格的一部影片。”他有意这样对人说。 “是关于什么内容的？” “是关于圣经的。”胡特金斯侵吞吞地回答，这时他好像刚刚意识到自己极有可能没被录用，“反正与纳粹有关！” 与此同时，哈里森·福特也在为这个剧本苦恼。随着他明星地位的上升与确立，他这种焦虑越来越明显。导演菲利浦·诺依斯称他是一个“相当聪明、定位准确的演员。他经常为每一个镜头每一种状况感到担心。”由于体格方面的魅力，福特的表演受到一定限制。对于福特来说，尝试着去扩大他的感染力比起仅仅用动作、冒险那些俗套而乏味的技巧来展现自己更为重要。一位评论家曾轻蔑地说道：“他那些让人熟悉的小动作，什么抱歉地耸耸肩、犹豫以及歪嘴一笑，就是他的全部技能了。” 6月上旬，福特与斯皮尔伯格从洛杉矾乘机飞到伦敦，他们一起对印第安纳的角色一段段分析，进行提炼和修改。所有那些使人产生怀疑的内容都被俏皮话和插科打译的场面所代替。 当马里昂脱下印第安纳的外衣给他治伤时，悔恨交加地说：“你已经不是10年前我认识的那个男人了。”他回答：“这不是时间的错，是距离的错。”这句台词是福特的贡献。他贡献的另一句台词还有：当宝盒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他们的鼻子底下溜到了开罗纳粹军人们的车里时，沙来问印第安纳有何打算，他说：“别问我，我甚至连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 就像《大白鲨》中的鲨鱼和《夺》片中的印第安纳一样，斯皮尔伯格自己也只有处在找准了目标的情绪状态中才能工作。斯皮尔伯格始终保持着的这种工作习惯，使每一位有关人员心中对剧本产生的疑问比拍《第三类接触》时更多，但却得不到什么回答。影片一开始，印第安纳通过了一道由秘鲁人设在寺庙里的古老却极巧妙的机关陷阱，得到了一个小金像的那一幕简直就像穿越迷宫，但仔细想想，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些以水力学、光电学技术设制的陷阱与圈套是最有灵感的工程师也想不到的。寻找埋藏在泰尼斯城的宝盒的地点，线索就在一个护身符上，必须将这个护身符效在某一具体高度的杆尺尖端，将这根杆尺插放在一个成比例的泰尼斯城模型内，当太阳光通过护身符上的宝石照射下来反射到泰尼斯城模型上，“灵之泉”的位置才能被揭示出来。但是为什么泰尼斯的居民非要制做一个成比例的模型来确定宝盒的位置呢? 随着故事的发展，这类自相矛盾的事多了起来。当这个宝盒没完没了地被传来传去时，波罗从班图文号船上把它抢走了，在这之前印第安纳拼命想把它带出埃及，曾把它转移到了一个潜水艇里，他纵身人海，隐身在船的甲板下面，却被另一边地中海的人们看见，他在很深的水下被船拖着走了大约几百海里后爬上岸，虽然浑身湿透却丝毫没有受伤。(斯皮尔伯格还拍了一个镜头，最后没有用上，印第安纳用他的鞭子把自己捆在潜水艇的潜望镜上。) 不管怎么说，印第安纳·琼斯的系列影片给孩子们展现了一个幻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故事情节完全服从于幻想。印第安纳这个人物，在福特和斯皮尔伯格将他重新提炼了之后，成为一个完美的幻想世界中的公民，一个刀枪不入的彼特·潘，半个神，半个孩子。《夺宝奇兵》中的成人只有波罗。只有他最知道宝盒的重要性(“它是一个能与上帝交谈的电台！”)，他能对与众不同的印第安纳阐述清楚考古学和哲学。马里昂对印第安纳不像情人，倒像是一个男孩气的女伴儿。只有波罗把她当个女人对待，在埃及沙漠中，送她一件时髦的衣服，高跟鞋，并且费心地尝试去勾引她。(从另一方面说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她是一个迷人的女人。) 10个小时的飞机会议，使福特对《夺宝奇兵》有了具体的感受。这之后，他便可以在拍片过程中自导自演了。 比尔·胡特金斯回忆说：“史蒂文说，‘这次你打算怎么做，哈里森？’史蒂文从镜头里看着他的表演，然后说：‘可以’，福特就这样演起来！” 胡特金斯曾与福特一起拍过《汉诺威大街》。有一次当他们进行到极为悲痛的一幕时，当时发生的事使胡特金斯开始欣赏起福特的实用主义来。“《汉诺威大街》是他主演的第二部影片，这次拍的镜头对于他也是很重要的镜头，当时我问他，‘你是愿意我给你点时间想想再演，还是想让我启发启发你，帮你进入角色？’福特是惟一敢于在拍一个大场面时对我说这种话的人：‘别担心，装装样子就行了。’” 《奇宝奇兵》的拍摄场地很快安排好了，埃尔斯特里的工作人员这时才知道这些澡盆是给那些从南美运来的蛇预备的。斯皮尔伯格飞往拉罗奇拉去拍地下岩洞的镜头了，然后到突尼斯拍沙漠勘探的镜头。这两组镜头都得在夏天之前拍完，每超期1日，派拉蒙公司的罚金对他们来说都算得上一个灾难。由欧文·克石纳导演的《星球大战》第二集《帝国反击战》被拖延了，它不仅使卢卡斯电影公司的费用严重增大，而且也加重了《夺宝奇兵》的紧张程度。卢卡斯与20世纪福克斯公司谈好，一旦他们收回成本，他们保证付给他影片收入的77。5％，但在他最终成为亿万富翁之前，他已陷入现金周转不开的困境。 根据计划，《夺宝奇兵》需要85个工作日完成，但卢卡斯让斯皮尔伯格73天完成此事。他们砍掉了许多场面与对话，并缩小了许多场面的规模。印第安纳在拉帕里斯的潜艇上意外发现了纳粹的高级武器的戏不见了，那架载着宝盒从突尼斯到柏林的试验飞机(在印第安纳将它炸毁之前)，从4个发动机降为2个发动机。罗恩·卡伯由于十分赏识托特的忠心耿耿，送给他一只看上去样子很怪的机械手，其实是只枪，它可以从拇指开火，这一幕也被去掉。为了安慰观众，斯皮尔伯格给了托特一个小玩意儿，一个由链条和钢棍组成的东西，它本来是拍《1941年》时特意为纳粹潜艇军官克里斯多弗·李发明的。这个东西看上去让人以为是种刑具，但实际上它只是为托特挂皮大衣的衣架，毫无幽默感的李当时没能让这玩意儿引起观众的任何反应，但当罗纳德·拉塞猛地抽出它，并发出阴险的窃笑时，他为自己赢得了《夺宝奇兵》中一个最引入发笑的场面。 4位艺术家构思出了这个剧本。“我仅仅是搭好骨头架子。”斯皮尔伯格说，“我只是根据要求去讲述我想讲的故事。《夺宝奇兵》让我学会以满意代替爱，如果拍过一个镜头后我满意了，我就把它洗印出来，我不再为达到喜爱的效果而一条条地拍上17遍。”每当卢卡斯看出斯皮尔伯格对这部影片表示怀疑时，就立刻对他说：“《夺宝奇兵》将成为今年夏天最轰动的片子。”他怎么知道的？他只是说：“相信我。” 保尔·弗里曼在一个星期天上午抵达达罗奇拉，并为自己佐进了一家4星级饭店而感到心满意足。有人告诉他先休息一会儿，斯皮尔伯格晚些时候再来看他。弗里曼看到这家饭店能提供14道海鲜午餐，便愉快地住下来接受款待。他说：“这里没有一个美国人吃饭，过了一会儿，有个人走来对我说：‘史蒂文现在要见你。’我说，‘我刚吃到第3道菜’，他们一次又一次来叫我，可我们直到下午才见着面。” 这是他吃的最后一顿安生饭。星期一，拍片工作开始运转了，弗里曼说：“我从未见过一个电影剧组如此卖力，你经常会看见他们的脸伏在午饭上就睡着了。斯皮尔伯格在几架摄影机前来回跑，就像拍电视片那样，他们有时一天拍30个镜头。剧组人员简直跟不上趟，他们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为了不让拍摄复杂场面时的暂停耽误时间，斯皮尔伯格有时要对着四面八方喊叫。弗里曼说：“我不得不去习惯人们在拍摄中间说话。在一段戏的中间，斯皮尔伯格会喊到：‘保尔，看这儿！’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习惯的。” 这种进展说明他们很快就要搬到突尼斯的凯鲁万去了。斯皮尔伯格遵循卢卡斯小心当地食品的警告，加上他对吃什么都没胃口，因此他们吃的几乎完全都是罐头食品，尤其是哈罗德斯牌的罐装面条。但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完全避免饮用当地自来水是不太可能的。多数剧组成员和演员都染上了阿米巴痢疾，第二组导演迈克尔·穆勒也遇此劫难，他被轮船送回了美国，卢卡斯接替了他后来的工作。 福特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他意外地给这部影片增添了一个大笑话。在城堡中与人高马大的短刀手太瑞·理查德斯搏斗时，福特应该是战胜他的，他们的搏斗应该是剑对中鞭，然而等到拍摄这幕时，福特虚弱地甚至站都站不直了，最后只好改成他怒视着理查德斯，拔出左轮手枪将他击毙。 共9个星期的拍摄过程中，卢卡斯参加了3个星期，在突尼斯的5个星期拍摄中，他参加了2个星期的拍摄，他还参加了在拉罗奇拉和夏威夷的全部拍摄工作。许多人认为，他这样做仅仅是在盯着他的投资。但有些人却观察出他在扮演一个更复杂的角色，充当化解人们对斯皮尔伯格不满的避雷针，特别是在突尼斯54度的炎热气温下充当这一角色。有一群年轻的德国旅游者也加入了该片的表演，他们即兴扮演纳粹军人们。卢卡斯拿着几页对话来到现场启发他们，还花了一天时间亲自来拍这一幕。保尔·弗里曼说：“我猜他准是在向我们暗示，‘瞧，表演并不难，谁都可以干。’” 在突尼斯现场拍摄的日子里，弗里曼渐渐了解了斯皮尔伯格。“我和史蒂文经常一起吃午饭，因为有时我是在现场惟一跟他说话的人。哈里森经常生气，主要是因为他不满意斯皮尔伯格这种工作进度。”他们在沙漠中散步，这时斯皮尔伯格会想起亚利桑那的生活，想起同他父亲的短途旅行，以及捉蝎子的情景。 福特已经疏远了他的妻子，与剧作家梅丽沙。马斯逊纠缠在一起。梅丽沙·马斯逊是凯瑟琳·肯尼迪的好朋友，来自伦敦，她们俩曾在伦敦一起工作过。她是到突尼斯后才遇见福特的。凯瑟琳·卡瑞偶尔也来看望斯皮尔伯格。马斯逊曾为科波拉的《黑驹》和《逃跑的艺术家》做过编剧工作，但十分不愉快。这两个剧中的主角都男孩子。当斯皮尔伯格感到孤独无聊时，就给马斯逊讲述《午夜星空》和被搁置已久的《清水／长大／放学以后》的设想。现在他把它叫做“一个男孩的生活。”在他的头脑中，这两个故事应该发展成一个像他一样的郊区孤独男孩儿与一个迷失了的外星人最终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的故事。这是他整个童年时期一直在寻找的一种友谊。 “我一直在想……这个故事究竟该往什么方向发展，”斯皮尔伯格说，“我请求梅丽沙坐下来让我好好把故事讲给她听。于是我们坐了下来，我把故事讲给她听了，她哭了。” 后来，马斯逊突然抓住斯皮尔伯格的胳膊，摇着它急切地说：“你必须把它拍成电影。” 她那富于女性同情心的建议给了斯皮尔伯格很深的印象。他请求她试着动笔写写这故事，它就是后来《E.T.外星人》的剧本。令他惊讶的是当时她拒绝了。替反复无常的科波拉编写剧本已然成了一种折磨，马斯逊一直在考虑放弃剧本创作这一职业。就在从那夫塔开车去苏塞拍摄场地的路上，福特和斯皮尔伯格都逼着她去写。被痢疾搞得相当虚弱的马斯逊无法拒绝他们的请求。在《夺宝奇兵》的拍摄过程中，她与斯皮尔伯格每个空档儿都在讨论这个故事。1980年10月，她正式开始写这个剧本。就在1年后的某一天，在《夺宝奇兵》公演之前，《E.T.外星人》的剧本诞生了，并定于次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公映。于是，为了急待观赏它的人们，斯皮尔伯格开始拼命地工作。 工作人员从突尼斯飞往夏威夷，去解决那被好莱坞的高级官员们认为花钱太多的11分钟吊人胃口的开头。“这根本不是《夺宝奇兵》的一部分，”斯皮尔伯格说，“它是《夺宝奇兵》之前的《夺金像奇兵》。”但是这一幕就像其他系列片一样，每次开头都要将前一星期的惊险内容重复一遍，它关系着这系列片的整个风貌。这一幕展现了印第安纳的盗墓技巧和与波罗的斗智，所展示的那些小把戏使它产生出漫画书带给人们的那种活力。英国演员阿尔弗来德·毛利纳发现自己扮演的印第安纳的秘鲁导游，是个很不讨人喜欢的角色。他初次接触电影，就差点儿在这次经历中被吓死，他们让这位养蜘蛛人的背上、肩上爬了许多盘子大小的多毛毒蜘蛛。 到了7月中旬，剧组人员回到埃尔斯特里，开始抓紧拍摄“灵之泉”那一幕，饲养员迈克尔·库林已找好了几条小船和几条充当主要角色的眼镜蛇。但那些蛇多数都是从南美弄来的无害眼镜蛇，另外，2000多条用橡胶制成的眼镜蛇也要被用上，只有福特、卡伦和与他们配戏的人需要面对眼镜蛇。到时，工作人员将通过玻璃拍摄。即便如此，演员们看着他们的这些正在蠕动的“合作明星”仍感到毛骨惊然。更过分的是，当斯皮尔伯格第一次通过镜头看这场面时断定蛇的数量还不够，还要再从丹麦进口4500多条蛇。 制作经理罗伯特·瓦兹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比尔·胡特金斯说： 我从未见过这种事。摄影棚的门始终开着，一辆救护车停放在里边， 车门也开着。门的两边站着两个穿白大褂的急救人员。他们每人手里都拿 着装有抗蛇毒素的注射器。这些药都是从印度空运来的，它们是很久以前 生产出来的。当时看上去好像要给我们注射水似的。 斯坦利·库布里克已将他的制片办公室和编辑室搬到了附近他自己那所公寓里。有几个人仍留在埃尔斯特里，包括他的女儿维维安，她正在这里剪辑她的纪录片《闪灵》。库布里克的一位编辑戈顿·斯坦福斯在帮助她。 斯坦福斯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埃尔斯特里的那段时光。斯皮尔伯格每天早晨被人从阿斯那姆饭店接到皮卡迪里大街，到这儿以后，时间还足够他到餐饭里喝杯咖啡，再与《闪灵》剧组尚未离去的人们或同瓦伦·比蒂即将开始的《赤色分子》的先遣工作人员们聊上几句。《赤色分子》是一部反映俄国革命的影片。《夺宝奇兵》当天要拍的故事已在提示板上展示出来。虽然在拍那些费钱的镜头之前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演员们都因能了解到斯皮尔伯格的一部分计划而感到高兴。由于同样的原因，斯皮尔伯格总愿意把一开始排练的镜头拍下来，以备在表演过程中有谁会即兴表演出与剧本不太一样的好东西来。每个星期，斯皮尔伯格都为剧组人员、演员开一次招待会，在会上，米高梅公司、环球公司和华纳公司的发行商们会提供一些老片子给他们，这些片子大多是斯潘赛·屈塞或其他斯皮尔伯格喜欢的片子。随着《灵之泉》的开拍，愉快的气氛悄然消失。“一天维维安哭着走进剪辑室，”斯坦福斯回忆说，“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动物的人，她因看到人们如此对待那些蛇而感到气愤，因此她拉着我去看他们在干什么。” 现场的地板上又搭起了一层7英尺高的地板，上面铺满了沙子，沙子上又被一层扭来扭去的蛇覆盖着。一些蛇已经从上面掉到下面的石灰地上，维维安相信肯定有许多蛇正在被演员、特技人员、技术人员的脚踩来踩去。斯坦福斯认为那些不动弹的蛇大多都是塑料的，但后来他才知道：“周围那些死蛇一定是遭到了某种虐待。” 斯坦福斯回忆说：“斯皮尔伯格站在架子上摇着镜头，维维安也爬了上去说：‘史蒂文，这样太残忍了。’ “斯皮尔伯格被这情景搞得极为尴尬，他说：‘维维安，它们一直被照顾得很好，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头再研究，现在我们太忙。’ “他对这一切好像相当心安理得，但这对她来说可太不好了。我们走回剪辑室，维维安拿起电话，接通RSPCA(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向他们抱怨说这些蛇遭到了何等对待。 “这部片子因触到了这块礁石而停了下来，它被停了整整一天。负责照料蛇的工作人员非常生气。如果维维安是个男孩，她准会被他们杀了的，但事实是她只是个女孩子，是库布里克的女儿…… “几天以后，我有机会又回到现场，这里的变化令人诧异。他们做得实在太过分了。在现场周围放着一大排一眼望不到边的垃圾箱，每个垃圾箱里都有一些稻草、一片莴苣叶子和大约3条蛇。那些有危险的蛇全被放在大玻璃箱里，附近有3位穿白大褂的医生。” 库布里克也亲自赶到现场来看热闹。斯坦福斯说：“当丑闻这样发生时，斯坦利却完全为它着了迷，他显得十分轻松愉快，当然他站在维维安一边，而且当时为了此事，斯皮尔伯格与库布里克之间肯定也有了些冲突，我记得斯坦利抽着雪茄咧着嘴说：‘史蒂文是个笨蛋。’” 从表面上看，卡伦艾伦似乎与库布里克很合得来。随着拍摄的进行，她对斯皮尔伯格的怨气越来越明显。不单因为那被染了的头发和浓艳的化妆，斯皮尔伯格完全把她当成了艾米·欧文的替身。这一切足以让她心情恶劣。于是她把这气都撤在表演上。 每当遇见斯皮尔伯格，艾伦就告诉他，“我来自阿尔帕西诺表演学校。”她曾在影片《兜风》中演过帕西诺的女朋友，一个专门研究受虐与施虐双重人格的学者。那次拍片她也很生气，本来很理智的帕西诺也很生气，因为导演威廉姆·弗里德金把她的戏砍掉了许多。 斯皮尔伯格则回答她：“你打算让我把你介绍到山姆·帕克金夫的表演学校去吗？” 经过几次这种方式的交谈以后，他们的关系日趋恶化。保尔·弗里曼承认：“艾伦特别不喜欢斯皮尔伯格的工作方式，因为她喜欢排练。她认为不让她好好研究她的人物便去表演简直是件糟糕透顶的事。在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中，她总是在谈，等她回去后将如何用赚到的钱成立一个戏剧公司。” 拍“灵之泉”一幕时，她的脾气更大了。虽然演到马里昂越过横沟、塑像向她倒塌下来时，特技艺术家们代替了她的表演，可当她面对那些蛇时仍有许多足以让她担忧焦虑的场面。她不满地说道：“这些巨蛇真的很厉害，它们虽然没有毒，但它们会咬你，缠住你。我总是紧紧地盯着它们，看它们是否会接近我的光脚，我来回转身，要么就赶快离开。” 斯皮尔伯格不喜欢她这种独立性格，也不喜欢她表现出的过分激动。“我把几条蛇扔到她头上，”斯皮尔伯格坦率地说，“因为我想她的尖叫不代表真有那么害怕。我把她惹火了。我还往她腿上扔去几个蜘蛛。但每拍完这种镜头，我总是吻她，给她以安慰。”倒底是那些可怕的小动物还是斯皮尔伯格的吻更惹她光火，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马里昂有两大场戏都十分可笑，先是在波罗的帐棚里，后是在为最后争夺宝盒的对抗中被绑在杆子上，最可气的是连嘴都给绑上了。保尔·弗里曼说，“我知道她很讨厌被别人绑起来，每当一场戏快拍完，她被捆的时间太长时，她的表情就不对劲儿了，她不喜欢这样，他们不得不马上停下来，把她解开，然后再拍。”在工作中，对导演最好的奖赏就是工作做得标准。后来艾伦曾酸楚地评论斯皮尔伯格说：“我和史蒂文不是最好的朋友，他把演员都看成道具的一部分。但我想，他会慢慢有所改变的。” 《夺宝奇兵》比预定时间和预算提前一个星期出笼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惊人壮举，也是对人的意志力的一种赞颂。它证明了斯皮尔伯格的创造能力，他从此更让同行们刮目相看。这一创造性成就的取得可以说完全归功于他。他的演员们在不完全了解他的想法的情况下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尽可能地传达出了他希望表达的思想。 当下属们不能达到斯皮尔伯格所要求的程度时，他会冷静地舍弃拍完的东西。那些不经常上好莱坞影片的演员们有时的确显得有些大大咧咧，他们亲眼目睹了斯皮尔伯格是如何处理这一切的。保尔·弗里曼说：“每次拍片子时，人们都会把你的大大例例说成是很好的事，斯皮尔伯格是我见过的惟一不这么说的导演，他会说：‘不好，我们必须重来。’当然，这部影片有一些是其他人拍的，不管怎么说，他经常是正确的。” 《夺宝奇兵》的每个技术方面的处理都证明斯皮尔伯格的眼光是准确无误的。他第一遍剪辑成的片子是3个小时，但他很快就又重新加以提炼，最后减至不到2个小时。秋天，后期制作一旦开始，约翰·威廉姆斯就又会来为它配曲，配上他特有的进行曲式的、雄壮有力的钢管音乐，它将是人们始终都乐于模仿的曲子。《夺宝奇兵》的广告宣传画上是几个由深红逐渐变成浅黄的卡通字母，它渐渐成为电影广告中最醒目的一种标志。这回，斯皮尔伯格至少把自己投入于影片之中，并使它大获成功。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