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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正走进一片阴影与财富的土地…… ——罗德·谢尔林介绍最初的《迷离境界》连续剧 1982年3月5日，约翰·贝勒西因在他那曾被当·阿克劳依德称作“阿尔巴巴亚橡树”的身体中注射了过量的可卡因和海洛因，而死于洛杉矾的凯陶莫蒙特饭店的3号公寓内。《1941年》和一些与之有关的旧账不可避免的被新闻界翻出来。斯皮尔伯格对此没有做公开评论，当约翰·兰迪斯和他的夫人一起去参加葬礼时，他也没有到场，这也许是凯瑟琳·肯尼迪和弗朗克·马歇尔的主意。自从《E.T.外星人》面世以来，他们感到斯皮尔伯格应该注意自己的形象，应该尽量避免对他的形象可能造成的伤害。 自从他和胡波因《抢劫约柜的人们》发生争议后，斯皮尔伯格的形象已经受到了损害。有传说认为，迪·华莱士对《E.T.外星人》做出过贡献却没有得到承认，华莱士曾抱怨《E.T。外垦人》拍摄工作的保密程度简直到了一种令人费解的地步，在有人建议的情况下，斯皮尔伯格把她列入了黑名单。对于这些传说，华莱士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是说：“一个如此有创造力，有名望的人做出这种可鄙的事真是令人感到遗憾，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莱坞还有比这更过分的事发生。” 3月29日的奥斯卡颁奖像以往一样让斯皮尔伯格感到失望。《夺宝奇兵》被提名最佳画面、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音响，最佳作曲，最佳剪辑和最佳视觉效果奖。斯皮尔伯格也得到了最佳导演的提名。但这部电影最终只获得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剪辑和最佳音响奖，其他主要的奖项都被英国电影《火的战车》拿走。 贝勒西曾准备出席大会颁发最佳特技奖，现在阿克劳依德代替了他。阿克劳依德曾向大会主持人霍华德·W·科克保证不在会上提起自己的朋友，但他还是这样评论说，“我的伙伴本该与我一起来发这个奖，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一种特别效果。”在把那个小塑像发给《夺宝奇兵》之前，他说这番话，使斯皮尔伯格感到这是在自己的伤口上又撤了一把盐。 科克让阿克劳依德的话搞得有些窘迫，他非常希望在面对世界各国观众的电视节目上，尽量避免提到贝勒西的死。前一年的颁奖仪式也曾被推迟了一天，原因是就在颁奖的那天，一个名叫约翰·辛克利的青年为吸引影星未迪·福斯特的注意而开枪刺杀里根总统。从那时起，在人们的心目中，好莱坞越来越成了一个聚集着众多疯子和吸毒者的天地。可卡因使不少的导演丧了命，其中有哈尔·哈什贝，他是《哈罗德和莫德》及《在那儿》的导演。朱丽姬·菲利普斯，她将从《第三类接触》一片中挣到的钱全部挥霍在吸毒上了。有传言说《抢劫约柜的人们》的摄制人员中，也有不少吸毒者。吸食可卡因、过量饮酒使许多像理查德·德里福斯那样的演员行为古怪，他曾因吸毒放弃了在鲍伯·弗斯的自传体影片《迷人的爵士乐》中扮演一个乱交、吸毒的舞蹈设计者的角色，罗依·谢德尔取代了他。1982年10月，德里福斯开着他的梅塞得斯围着一棵树转起没完，后被人们送进了戒毒中心。 更有损好莱坞形象的是伯格曼事件。这一事件在大卫·麦克林迪克发表的一篇题为《丑闻大曝光》的文章中有详尽的报道，这篇文章曾发表在《华尔街》杂志上，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按照惯例，电影界对自己内部的犯罪事件一般自己去调查，用自己的陪审团，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它们掩盖起来。然而，商业新闻界的人们在挖掘丑闻并使之迅速曝光方面比他们更精明。伯格曼事件曝光之后，一位作家曾把这一事件比做电影界中的好莱坞水门事件，从此以后，避开新闻界，使丑闻不为人知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 在好莱坞所有的人中，斯皮尔伯格是最不可能被卷入丑闻的人，他甚至连咖啡都不喝，更不用说吸食大麻或随身携带带有毒品的茶叶了。1981年，斯皮尔伯格帮助他母亲开了一个叫“牛奶路”的牛奶饮品屋，他们严格限制就餐者自己携带任何食品饮料到这里来，以防出现吸毒等犯罪现象。从这点可以看出，斯皮尔伯格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斯皮尔伯格的私生活是一种温馨的家庭式的。8月份，他对《人民》杂志说：“我想，我和凯瑟琳会有孩子的，以前，我们都忙于事业，没颐得上为彼此做些生活材料方面的准备，现在我们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而惟一让他迫不及待去做的事，却是6月份到索斯比一派克伯奈特拍卖行，花6.05万美元买下《公民凯恩》中3副雪撬道具中的一副，并把它做为战利品得意洋洋地悬挂在办公室中。 1982年3月，左特罗培公司宣布破产，科拉凄凉地说：“或许我有天赋，但我没有才能。”他请求他的朋友们用个人贷款紧急援助他100多万美元。朋友们的拒绝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家里的电话被迫停止使用1年之久。科波拉与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的关系也日趋恶化。但在公开场合，斯皮尔伯格还在为科波拉的企业家才华辩护，但这些辩词往往是含糊其辞的。失败中仍不忘奢华的科波拉，观看了由英国导演杰克·克雷顿在自己的剧本基础上改编，在伦敦附近的皮思伍德制片厂拍摄的《伟大的盖茨比》以后，他提议由他本人、卢卡斯、斯皮尔伯格、斯考塞斯、德·帕尔马和迈克尔·鲍威尔以及左特罗培的导演小组一起，将J·阿瑟·兰克的高级公寓买下来。它位于伦敦郊区的一座庄园里，曾有数十部电影在这里拍摄过，其中包括一些有名的电影。皮思伍德公司将这里吹嘘为“007的大舞台”、世界上最大的拍摄场。由于斯皮尔伯格的加入，价格从300万美元涨至2000万美元，当兰克表示对3000万美元以下的价格不予考虑时，这桩生意便彻底告吹。 对于好莱坞来说，左特罗培的破产和《E.T。外星人》的巨大成功都充分说明了这种倾向，即以个人意志为中心的影片和科波拉所喜欢的那种自行其事的导演方式，最终都要向斯皮尔伯格的群体工作方式发展。为了及时赶上“外星人”这个潮流，其他制片厂都迫不及待地搬出了“自己的外星人”。随着科幻电影越来越注重吸引青少年观众，大眼睛的、招人喜爱的、甚至机器的等各种各样的外星人纷纷涌现出来。曾在左特罗培工作的英国导演布里恩·吉布森亲眼目睹了科波拉的破产，这场灾难使他正着手的项目《旅行者》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良好境况被扔回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昨天，科波拉还在左特罗培公司与大卫·林奇和简一卢克·戈达德两人三分天下，今天自己就流落街头了。在克莱尔·诺托的《旅行者》这个带有色情内容的剧本中，有个能变形的外星人，他是被外星某个地方的人发配到太空中的“西伯利亚”——地球上来的，他被地球引力吸到旧金山的色情电影院和S＆M俱乐部，在环球公司找到了新家。H。R·基格曾是这部影片的设计者，他制作了影片中的布景，汉那·谢古拉是该片的主演。《E.T。外星人》上演的第2天，这两个人就带着一堆纸壳箱来敲吉布森的门了。他们是这间办公室的新主人。《旅行者》后来根本没有开拍。 当问及斯皮尔伯格以后的计划时，他说1983年4月份他将导演《印第安纳·琼斯和魔宫传奇》，但在此之前有许多片约，请他在斯里兰卡和埃尔斯特里分别做导演或制片人的都有。它们中有“秘密项目”《世界之后》，但眼下它正在被写成小说；《摇啊摇》是一部由加里·大卫·戈德伯格创作的以好莱坞为背景的音乐片；《永远》是作者杰瑞·贝森写的一个嘲笑选美比赛的故事；《微笑》是根据时髦作家戴尔顿·特拉姆伯的《一个名叫乔的家伙》剧本拍的一部影片。斯皮尔伯格曾乐观地说，它将是我的《安妮·霍尔》。至于电视作品，他正在制作一部怪诞的家庭喜剧《说谎者》。(请不要与迈克尔·克里奇顿的那部描写龙卷风的同名小说相混，斯皮尔伯格于1994年买下此片。)同时，斯皮尔伯格也打算为华纳公司搞些作品，例如，在一个叫《星火》的故事里面加上系列喜剧《黑鹰》的历险故事内容。德·帕尔马也希望斯皮尔伯格去拍他的一部影片《停车场》，它讲述了一个人经常通过汽车反光镜满足其窥淫癖的故事。 1989年的《龙卷风》对导演迈克尔·艾尔莫里达来说的确算得上巨大成功，但除了《魔富传奇》以外，这年斯皮尔伯格没拍过任何一部成功影片。这一事实表明，斯皮尔伯格在这段时间做导演不多，也说明斯皮尔伯格需要调整一下自己，需要阿姆伯林提供给他一种系统的支持。这会儿他即将进行的项目仍然是《迷离境界》。最初，他对此片满怀期望，而当他攒足了力量准备大干一场时，斯皮尔伯格发现他正在越来越多地重复以前的东西。他在使用小时候所喜欢的那些电影和连续剧的手法。他父母犯的一个错误是，让他小时候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一点儿都没有浪费。他将《公路赛跑者》的情节和威尔·E·考优特的人物形象加进了《横冲直撞大逃亡》里，把德米尔的《十诫》的内容加进了《第三类接触》中，在《第三类接触》和《1941年》中也都有迪斯尼的题材。如果说《抢劫约柜的人们》是他的创作的话，里面也有正在放映的电视片《一个名叫乔的家伙》的影子。他的合作者们也常常被这些取材于过去节目的题材而搞得狼狈不堪。《太阳帝国》的原著作者J·G·巴拉德回忆说：“《太阳帝国》拍摄了几年之后，我意外地接到了斯皮尔伯格的电话，他问我是否对改编一部名叫《闹鬼山上的房屋》的电影感兴趣。”巴拉德从未见过威廉姆·卡斯尔的这部拍于1958年的粗制滥造的恐怖电影。影片中有个叫“爱莫果”的东西，它是一个用线串着的塑料骷髅，它在观众的头上飞来荡去，并且发出怪叫声。巴拉德拒绝了这一要求。但能够抵御佐如此一笔巨额金钱的作家并不多，很多人都知道斯皮尔伯格所开的价码。威斯利·斯特里克受阿姆柏林公司之托来改编J·李·汤普森于1962年写的《恐惧角》，这是斯皮尔伯格所喜欢的一部恐怖片。斯特里克承认，他“是有意在迎合斯皮尔伯格的喜好，有许多情节纯粹是为拍电影而编的，此外还有一些美国式的幽默……它是一点儿佐料。”马丁·斯考塞斯接手这部片子后，删掉了所有这样的片段，其中包括乡村律师尼克·诺尔特一家围在钢琴旁唱歌的情节，影片中这位律师受到了曾被他送进监狱的人的恐吓。 将《迷离境界》投入拍摄后第一件令华纳公司兴奋的事就是，他们也从《异物》、《第三类接触》和《星际旅行》的动画片的成功之中大捞了一把。他们仅用了一个单一的故事，就拍成了一部完好的电影。制作人马克·罗森伯格被派去寻找一个既能与这些充满魅力的科幻片相娩美，又能保留谢尔林讽刺与智慧风格的题材，他找到的最接近目标的题材是斯蒂夫·德加奈待的《神奇里程》。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男人正在贝弗利山庄艺术品神奇里程商业区中部，威尔谢大道上的一个餐馆里吃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吐露了一个秘密——一场核灾难就要来临。影片从头至尾都在竭力让别人相信这一事实，但徒劳而终。(这部由德加奈特执导的影片在1989年取得了一般性的成功。) 斯皮尔伯格一来，就对搞单一故事的主张表示反对，他更喜欢对电视连续剧进行再创造，使它更加丰富、更加符合潮流。斯皮尔伯格要亲自执导一个片段，再让它与其他片段合起来成为一部完整的影片。特里·塞梅尔为斯皮尔伯格的创作热情所激动，甚至建议将电影的名字改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迷离境界》，但斯皮尔伯格没有接受这一殊荣。 约翰·兰迪斯显然是首选的合作伙伴，因为他和斯皮尔伯格一样喜欢这个连续剧，并且用了好几个晚上回顾那些精采片断。兰迪斯还将某些精采片断放进了影片的序幕中，当·阿克劳依德和阿尔伯特·布鲁克斯也是如此。斯皮尔伯格感觉到，与当初拒绝兰迪斯编写《大白鲨》时相比，他与这位神经衰弱、留着大胡子的仁兄已有了更多的共同之处。当《1941年》出现麻烦时，斯皮尔伯格曾认定兰迪斯会像自己和科波拉一样，成为出色的电影制片人。斯皮尔伯格曾对指责他挥霍别人钱财的记者说：“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些机会，谁会利用呢？如果弗朗西斯不冒‘不择手段’的险，约翰·兰迪斯不以《鬼马兄弟》为代价而换得《动物屋》的成功，我不去拍那些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失败的、噪杂的影片，没有这些失败，我们是不能前进的。” 《一个美国人狼在伦敦》的成功，使兰迪斯因《鬼成兄弟》斯反尔伯得而搞得有些狼籍的名声得以恢复，随后哥伦比亚公司放手出资450万美元请他来为迈克尔·杰克逊的新唱片《恐怖》摄制一个13分钟的录像片。兰迪斯请著名演员文森特·普赖斯介绍了这个短片，以此回报哥伦比亚的厚爱，这对于迈克尔·杰克逊的新唱片在世界范围的发行成功起了不小的作用。(杰克逊的第2部力作《坏》将由斯考塞斯导演。) 兰迪斯感到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圆球上，他痛苦地再三声明他是属于他自己的。收到与他合作拍摄《迷离境界》的请求时，他要求对他负责的那一部分要拥有完全控制权，包括各片段之间的衔接部分。尽管在技术上他是在执行导演弗朗克·马歇尔手下工作，但他坚持要得到联合制片人的荣誉。经常与他合作的小乔治·福赛制作了他那部分，并由他所欣赏的斯蒂文·拉那拍摄。兰迪斯办公室和斯皮尔伯格办公室之间未能保持密切联系，事实证明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斯皮尔伯格选择乔·丹特来拍摄影片的一个片断，很明显是因为丹特更易于驾驭。他是新泽西州一个高尔夫球员的儿子，和斯皮尔伯格一样生长在一个文化闭塞的环境中，而且整日沉迷于恐怖和科幻电影中。70年代，他和阿兰·阿库喜曾在考曼制片公司的促销部工作过。这里曾给过他俩导演《好莱坞林荫道》的机会。1978年这家公司又赞助丹特拍了《食人鱼》。1980年，《怒吼》的成功使他有了名气而且有了钱。但是他和其他年轻导演一样，在致命的掌声中，当发现兜里就剩下最后的100美元时，他被迫去向朋友们借钱。他是如此的沮丧，以至当接到斯皮尔伯格寄来的一个包裹时，竞认定是谁写错了地址。包裹里装的是1年后他所执导的影片《小精灵》的剧本。 第3位导演来自澳大利亚。这位来自墨尔本名叫乔治·米勒的导演，曾和他的制片人贝龙·肯尼迪为给1980年的《疯狂的麦克斯》筹集资金，为一家急救中心开了几个周末的救护车。《疯狂的麦克斯》是一部低造价的故事片，它虚构了澳大利亚未来混乱的社会现象：道路被一群飞车暴徒所控制，惟一能与他们抗衡的是一些像麦克斯·罗干斯基那样的警察。身着黑皮衣的罗干斯基是一个冷静的复仇者的形像，他由年轻的梅尔·吉布林扮演。1981年，华纳公司资助米勒拍摄了《疯狂的麦克斯》的续集《马路战士》，它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斯皮尔伯格很喜欢《疯狂的麦克斯》。1981年他见到了米勒和肯尼迪后，也喜欢上了这两位作者。米勒留着胡子，说话轻声细语，像乔治·卢卡斯那样不爱与人交往。他把拍电影的执行决定权留给了卤莽的技术论者肯尼迪。肯尼迪在70年代曾去好莱坞参观，回来后，成了新式美国影片的拥护者，影片风格转而开始迎合那些爱说谎的、富有的青少年观众。米勒和人类学家约瑟夫·坎贝尔都喜爱卢卡斯的充满幻想的作品。坎贝尔是研究古典叙事诗的作家，著有《干面英雄》。《疯狂的麦克斯》及其续集的拍摄都是以坎贝尔的理论为基础的：所有的英雄都根植于各自的民族。有位评论家写道：“嗨，乔治·米勒来了，让他露一手吧！”也许是受此启发，斯皮尔伯格决定请米勒来制作一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集是影片中最杰出的部分。 事实证明，写作《迷离境界》比导演它要难得多。谢尔林曾创作了150集电视剧中的89集，剩余部分都是由查尔斯·彪蒙特、理查德·马瑟森或乔治·克雷顿·约翰逊等人的作品改编而来。彪蒙特已经去世，约翰逊是个目光锐利、满头白发、在拍摄科幻片方面以怪著称的人。斯皮尔伯格去求助于马瑟森，请他写3个更具新意的片段，拓宽范围，并增加青少年观众感兴趣的恐怖成分。作为给拍《追杀》时就在一起的老合作伙伴的一个甜头，斯皮尔伯格给了他一定的股份。 马瑟森的《两万英尺高空的恶梦》是这部系列片中最精彩的片断之一。看过这个片子的人中，投人能忘记这样一个情节：一个疯狂的小妖怪乘飞机回家时，把飞机的引擎从机身中掏出来，看到这一场面，刚刚从精神病状态中恢复过来的威廉·抄特纳被彻底吓疯了。丹特得到了杰罗姆·比克西贝写的《这是美好的生活》，故事讲的是一个智力超常的男孩把一群旅行者劫持到他那个幼稚的天堂，在那里如果有人对老吃汉堡包和水果糖或老看电视中播放的卡通片提出异议或逃跑，就会被迫进入更深一层的地狱，或者是被强制永久地盯着正播放乱糟糟的节目的电视机，不能走开，谁要喊叫还会被他弄得失去嘴巴。 斯皮尔伯格为自己选择了谢尔林写的《怪物将在枫树街上出现》。故事讲的是，本来一直相处很好的邻居们，被一连串无法解释的事件搞得关系恶化起来。影片中有个十几岁的科幻片影迷，他散布谣言说外星人就要到这个地方来了，因此引起一片混乱。在附近山上，两个正注视着山下的一切的外星人，看到人类如此容易操纵而相互祝贺，尔后他们招来了一支入侵队伍。斯皮尔伯格选择这个故事，也许是要攻击在他青少年时代曾讥讽他的那些成年人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结果就让他太失望了：本打算作为电影终结者的《怪物将在枫树街上出现》一直未能拍摄出来。 1982年6月初，兰迪斯将他的尚未命名的片子分别送到了阿姆伯林和华纳公司。它取材于一个老剧，名为《真正的恐怖》。6月12日星期六，特里·塞梅尔在家中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由于前一天是《E.T.外星人》的首映式，斯皮尔伯格没能到场，不过塞梅尔和剧本负责人露西·费舍都明确表示了对这一片予的异议。兰迪斯在这一影片中倾注了他全部的厌世情绪。故事的主角叫比尔·考那，他厌恶犹太人、黑人和亚洲人，他和一些黑人吵了架之后，被当做犹太人送往纳粹德国，然后又被送到美国南方，成为“三K党”的受害者，后来又被当做亚洲人送到了越南战场。在故事的结尾，他被拖上纳粹装牲口的汽车运往毒气室，他的哭叫无人理睬。 兰迪斯非常尊重谢尔林的方式与风格，因此在他拍的片子中，有谢尔林所喜爱的种族主题，在许多片段中还都突出表现了恶有恶报的主题。有一个片段与《仁慈的品质》有些相似，一个美国士兵在即将消灭日军一个排前，和他的上级军官无意中谈起了人性。这使他大发善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兰迪斯的冷峻和严酷与他塑造的那些爱意融融的人物形成鲜明的对照。塞梅尔和其他人劝说兰迪斯，给考那这个人物在越南的那一段戏中增添些人性，让他在直升机的攻击下救出两个孩子。作为回报，他们答应给他足够轰掉一个越南村庄的弹药。制作这种暴力场面是兰迪斯的拿手好戏。 整个6月份，不断有一些关于斯皮尔伯格与倒霉的迪斯尼制片公司之间有某种关系的传闻。迪斯尼的年收入从1981年的3460万美元下降到1982年的1960万美元，1983年有可能亏损3330万美元。从1979年9月唐·布鲁斯和迪斯尼中一些最出色的艺术家罢工以来，迪斯尼的动画制作部门一直没有恢复元气。迪斯尼用电脑制作的科幻动画片《特隆》也很不成功，因此当蒙哥马利证券公司的分析家看了影片的试映后，建议自己的客户赶快抛出迪斯尼的股票。 开始，迪尼斯公司有意把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的电影，作为修建新迪斯尼乐园和迪尼斯世界游览车的背景基础。可这两位导演都说，他们更愿意接受环球公司所提供的更优厚的待遇，为此，迪斯尼增加了给他们的股金。6月28日，纽约《每日新闻》宣称，迪斯尼已请了斯皮尔伯格做制片主任，他自己也有意接受，他说，因环球公司经常提起《1941年》的失败而让他感到厌倦。专栏作家马利莲·贝克说，他在迪斯尼“几乎享有完全的自主权，想怎样就怎样。” 迪斯尼像海妖那样对斯皮尔伯格唱着歌。《皮诺曹》、《救护飞机》和《斑比》形成了他的特色，成了他精神风貌的标志。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迪斯尼是极具有诱惑力的，即使是在走下坡路的时候，迪斯尼仍然声名显赫，而且中产阶级青少年市场完全就是它的市场。迪斯尼还拥有一些斯皮尔伯格非常感兴趣的项目，其中有《彼特·潘》。迪斯尼还让科克·道格拉斯将雷·布莱德伯瑞的《厄运将至》拍成了影片。 迪斯尼非常需要一个像斯皮尔伯格这样的人。不过，不论是总裁卡德·沃克还是制片负责人罗恩·米勒，都对把沃尔特魔术王国拱手让给一个外人而心怀不满。沃克自己也不相信斯皮尔伯格具有“迪斯尼精神”。他承认《E.T。外星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还是吹毛求疵地说，如果这部影片是部迪斯尼影片，他绝不允许片中出现那种粗俗的语言。 米勒一边与斯皮尔伯格磋商合作问题，一边仍在寻找能替代斯皮尔伯格的人选。首选人物是迈克尔·艾森纳。这位派拉蒙公司具有创新意识的领导人，是惟一一个以敏锐的目光选中《夺宝奇兵》项目的人。艾森纳对此事也有兴趣，他在派拉蒙公司辉煌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他的那些手下，特别是制片部门的负责人杰弗瑞·凯赞伯格和唐·斯第尔逐渐露出峥嵘，要求得到更大的权力。他们两人都已开始网罗好莱坞圈里的人组成联盟，尤其是与录音制片人大卫·盖芬结盟。盖芬在向整个电影圈进军之前，正在有计划地构筑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艾森纳并不想束手柬脚地走进迪斯尼。当他问米勒他是否也将负责主题公园这一部门时，米勒摇头说，分权和规则是迪斯尼数十年来经营管理的基石，如果要改变它只能导致公司的分裂。当艾森纳还在犹豫时，米勒终止了这一谈判，聘请了拍《星球大战》时福克斯公司的负责人丹尼斯·斯坦菲尔。由于自信而整天一脸严肃的斯坦菲尔，很得意地把自己看作一个生意人而不是一个艺术家。然而斯坦菲尔的自信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艾森纳和斯皮尔伯格看着迪斯尼的运气一天天滑落下去，他们在等待着机会的出现。 斯皮尔伯格和来参加拍摄《迷离境界》的导演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系列片的形式上。他们多数人认为，这部影片如果没有穿着黑色套装的谢尔林，像他以前曾经出现在电视剧中那样出现在影片开头，这影片的感觉便令人难以想像。当时，库里还留有一些谢尔林当初录制剧情的介绍镜头，但没有放映过。斯皮尔伯格花了一点儿时间，利用特技和音响的效果，没费什么事就让谢尔林出现在电影屏幕上了。他的这种特技方法这次并没有用上，却于1995年罗伯特·札梅其斯拍《阿甘正传》时，用在汤姆·汉克斯和约翰·肯尼迪握手的那场戏中。经常出现在系列剧中的演员伯克斯·麦利迪斯被请来用类似谢尔林的声音给这部影片配上了画外音。为了给以前从没看过那部电视剧的人一个提示，兰迪斯拍了一段片头加了进去：阿克劳依德和阿尔伯特·布鲁克斯两位演员开着车在沙漠里消磨了一夜时光，他们俩边开车边聊起老的电视剧的内容。片头的结尾处令人毛骨惊然，阿克劳依德变成了一个戴着假发的怪兽。但在《两万英尺高空的恶梦》这集接近尾声时，阿光劳依德又变了回来，他成了一个开着急救车将胡言乱语的约翰·李斯高送往医院的汽车司机。 斯皮尔伯格发现观众对谢尔林式的讽刺和狡猾不感兴趣，于是就加快了影片的节奏，增加了故事的激烈程度。为了表现那些设计技艺高超的房屋和曾在电视机里活灵活现的爱尖叫的怪物，马斯逊在《这是美好生活》一集中夸张地使用了丹特印象派的表现手法。他还在该片中为经常在电视剧中出现的凯文·麦克锡和在最初一集中出现的男孩比利·马米设计了角色。尽管卡罗尔·谢尔林做了一些姿态，表明并不在乎人们如何对待她丈夫的作品，但她却评论道： 罗德讲的是关于人的故事，而不是关于宇宙飞船和绿眼睛怪物的。从 另一方面讲，这部电影重点强调的是特技效果。但除此而外斯皮尔伯格还 会做什么呢?他实际上违背了罗德的意愿。就拿乔·丹特拍的那集来说吧， 它的特技效果非常不错，但我看不出他们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改善。 在洛杉矶外的印第安山上，兰迪斯和福尔赛在一个人造湖上建起了一个越南村庄，然而人在这里生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主演那部反映第3次世界大战内容的电视连续剧《战斗》获得成功，但昔日风采正渐渐消退的影星威克·马罗非常希望能扮演考那的角色。然而，孩子们却成了问题。加州劳动者协会有规定：如果影片请孩子们参演，须有一位福利官员参加摄制组，并且工作时间不得超过晚上8点。即使该委员会同意8点以后工作，临时电影演员协会(它们曾规定所有无台词演员均须按正式演员待遇聘用)也不会允许小孩子参加拍摄刺激性的战火场面。福尔赛和兰迪斯决定不理会这些规定，他们以每人500美元现金的片酬聘请了6岁的来尼·陈新和7岁的米卡·丁·李，并且计划7月下旬拍摄。 斯皮尔伯格将《迷离境界》的日常拍摄管理工作交给了弗兰克·马歇尔。马歇尔签署了一张面值2000美元的支票，由乔治·福尔塞于7月20日兑换成了现金。华纳公司负责这个片子的项目经理詹姆斯·韩德林为了这件事还请示了制片负责人艾德·毛利。许多人怀疑这笔钱是用来支付未经有关部门同意而参加演出的儿童演员的。但从伯尼·莱德福德到阿姆伯林公司的会计，最后是动画部的经理，都坚持说拍这一场景根本没有使用儿童演员。由于大家都否认了这一说法，韩德林复签了马歇尔的这张支票。 斯皮尔伯格一直坚持说，他对于战火场面的拍摄安排全然不知，并且在兰迪斯7月22日和23日拍摄这一场面时，也没有人叫他到印第安山的拍摄现场去。有一个人曾声称他在拍摄现场见过斯皮尔伯格。但后来他说可能是认错人了。当拍摄多西·温果驾驶直升机与特技演员盖利·麦·克拉迪和肯尼·安多索从飞机门口用机枪向下扫射，然后飞机在村庄里降落的镜头时，马歇尔和卡罗尔·谢尔林站在一起，这位声称在现场见过斯皮尔伯格的人，可能是把马歇尔当成斯皮尔伯格了。 当他们飞过小房屋时，特技师詹姆斯·凯莫麦尔将一条电线与一个49.5伏的电池连接起来，使整个村庄四处爆炸。在错误的指挥下，灾难性的事故终于发生了。人们提出了许多理由来解释后来发生的故事，有人认为小屋上撒的汽油过多了，有人认为温果作为一位拍电影的飞机驾驶员太缺少经验，当他驾机飞人蘑菇云状的烟雾之中时措置失当。当维克·马罗和两个孩子在浅浅的湖水中跟路行走时，飞机撞到了他们的头上，一个飞机滑橇撞死了来尼·陈新，当飞机坠落时，螺旋浆把马罗和米卡·李搅了进去。 旧好莱坞处理这种灾难事件的历史已经很长了。但自从1935年发生了巴斯比·伯克利事件起到今天，好莱坞的作法基本没什么改进。当时，华纳公司的特技部为了帮助律师杰利·盖斯勒说服陪审团判定导演马斯利·柏克利开车撞死人不是因为酒后开车，还特意做了一个太平洋海岸高速路和一个汽车轮子的模型。不过这次事故的造成并不像是由一种技术失误引起的。在案件审理中，关于这一点引起了争论。 当乔治·福尔塞为即将发生的诉讼组织人马时，弗朗克·马歇尔和凯瑟琳·肯尼迪急忙离开洛杉矾到他们在爱达荷州乡村的家中渡假去了。马歇尔两星期后回来，在《恶梦》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一个发现了小妖怪的破坏活动的路面维修师。在那以后，他便去了欧洲，说是为《魔宫传奇》找外景地去了。一去就是几个月。 离开之前，他一再对华纳公司的广告部副总裁罗伯特·弗莱德曼说，为了制片厂今后的投资项目，不该让这一丑闻涉及到斯皮尔伯格。这一说法与斯皮尔伯格否认参与这一事件的态度一致。这也是华纳公司和阿姆伯林公司的一项原则。一切电话询问都被回绝了。许多像《科幻电影》杂志那样刊登了致命场面照片的刊物记者都从被允许采访的名单中删除。在采访中，如果记者提起人员死亡这个话题，斯皮尔伯格就拒绝回答，他用力挥挥手，好像要把这些记者和他们的问题统统赶走。之后，他就离开了。3年后当他提起这事时，仍对那些指责表示异议。1983年4月，他对《洛杉矾时报》的记者说：“拍摄任何一部电影都不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现在人们对于制片人或导演们提出的过份要求，不再像以前那样唯唯喏喏了。如果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每一位演员都有权利、有责任理直气壮地说‘不！’”这一席话好像在说，遇难者多少应该对自己的死负些责任。 斯皮尔柏格曾想彻底放弃这部影片，他也曾向华纳公司提出过这一想法，但塞梅尔要他一定信守合同。没有斯皮尔伯格的名字，这部影片将一文不值。最后他留下了，但却丝毫没有主动合作的兴趣。不过他积极参与取销了《魔鬼将要出现在枫树街》这集中发生在夜里的暴力活动，它看起来与兰迪斯那倒人胃口的故事很相像。他用乔治·克雷顿·约翰逊的一部非暴力影片《踢罐》顶替了它。故事发生在一个退休的老人家里，一位老朋友因惧怕衰老，提出在午夜玩踢罐游戏。除了一位最老的朋友以外，他强迫每个人都来玩这个孩子玩的游戏。当他的这位最老的朋友和管家回来时，发现所有的人都变成了8岁的孩子。这位朋友也请求跟他们一起玩，但是太晚了，这些孩子们都跑入了夜色之中。 乔·丹特本以为这部电影会被放弃，因此当华纳公司让他来拍摄《这是美好生活》这集时，他感到十分意外。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他促成了《迷离境界》这部影片最终的完成。杰瑞·戈德史密斯说：“没有乔，这部影片就永远不会完成。乔拍的这集故事被重新改过了，但也只是变换了一下情节的位置，这种作法是拍摄过程混乱的一个反映。杰罗姆·比克斯比最初是以怪物的横暴统治贯穿故事始终的，但是当马瑟森得知电影将以这一集做为结尾时，很希望影片最后能有一个让人愉快一点的结局。他将结尾时的情节稍稍做了点儿改动，使之显得积极乐观：房屋炸毁了，男孩和凯斯林·昆兰搭上阿克劳依德开的救护车走了。发生了印第安山灾难后，故事的结尾被改得充满了欢乐气息，昆兰说服男孩和她一起去做一次探索和有意义的旅行，当他们驾车离开时，这片废墟上鲜花盛开。 《两万英尺高空的恶梦》于11月5日开机。同一天，一个名叫卡尔·皮特曼的运输工人对印第安山事件调查人员说，7月份直升机发生事故的那个晚上，他看到斯皮尔伯格在拍摄现场。然而在没有别人为此事作证的情况下，此人收回了他的这一说法。不过警察还是委婉地问斯皮尔伯格对此事做何评论，斯皮尔伯格在一封短信中说，那天晚上他没去过任何靠近现场的地方。此后，无论是他还是塞梅尔都再也没有向辩护律师提供任何证辞，或见任何证人，原因是他们的法律代盲人说他们3人都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做，不能被打扰。在这种情况下，追诉人李·德阿格斯提诺不得不把矛头对准那些小人物，他起诉兰迪斯·福尔塞和公司制作经理丹·阿林格汉姆以及华纳兄弟公司，他们因违反儿童劳工法，被罚款5000美元。特技监督员保尔·斯图尔特和直升机驾驶员多西·温果也被认为和此案有牵连。在第二年中，所有这些人都因被控杀人而受审。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德阿格斯提诺对新闻界说，她希望把这件案子定为谋杀案。 乔治·米勒快速、高效地拍完了他的片段。但仍有一件事使斯皮尔伯格心神不定，他的《外星人》被选为皇家电影节目，所有参与拍摄此片的人都将去伦敦。依他此刻的心情，此次出行远比拍摄《踢罐》重要。 乔治·克雷顿·约翰逊听说理查德·马瑟森已被请来改编这一故事，感到很高兴，他给肯尼迪和马歇尔送去了一个新的提纲。也许他会提议：这些孩子们并没有跑掉，而是选择了重返老年，不同的是他们都变得更加乐观且具有独立精神。马瑟森没有听到有关这部影片更多的消息，但是他相信，经过这次灾难后，斯皮尔伯格会调整他的思路使这部电影显得更温和。以“乔什·罗根”为笔名，梅丽沙·马斯逊重写了马瑟森的剧本，她把这一变故的领导者写成一个名叫阿吉的衣冠楚楚的英国人，是道格拉斯·弗尔班克斯式的人物。与约翰逊的设计相同，这些老人在玩完午夜游戏后，认为还是愿意回到老年去。只有阿吉鼓动大家跟他去一个不在乎幼稚的长生不老的世界去，大家都拒绝了他，他只好一个人去了。 当斯皮尔伯格在埃尔斯特里拍摄《夺宝奇兵》时，他看了库布里克的《闪灵》中的老演员斯凯特曼·克罗瑟的表演。斯皮尔伯格把他请来饰演《踢罐》中的嘻嘻哈哈的魔法师布鲁姆，他从一位老人的家里到另一位的家里，通过游戏来传播青春的福音。影片中那些神奇的变化，把雷·布莱德伯瑞式的念头变成了对早年就占据了斯皮尔伯格头脑的又一个奇想——“彼特·潘”故事的回顾。尽管如此，斯皮尔伯格仍像以前那样对这部影片没有太多兴趣，他没有参加那些制片预备会，而把这类事统统交给了梅丽抄·马斯逊和剧本监制人凯瑟林·吾顿。当11月底的开拍日期临近时，精神紧张使他脾气暴躁。感恩节的第二天，惊恐的气氛笼罩了办公室。因为斯皮尔伯格已连着吃了两天的火鸡了，剧组要求一家斯皮尔伯格最喜爱的中国餐馆给他换换口味。人们都说饭店应该满足客户的要求，可他们并没这样做，而且当时似乎还有一盘菜不对他的胃口。这时满办公室都可以听到一种哭腔：“史蒂文肯定是要吃雪豆。” 第二个星期五，拍摄开始了。这一集在斯皮尔伯格心不在焉的指挥导演下仅拍了6天。他们把更大的精力都用于使拍摄工作完全符合儿童劳动法的事情上，即使是那些发生在夜里的戏也都是在“昼夜不分”的录音棚中拍的，以避免违反不许儿童在晚上8点以后工作的规定。第一助手帕特里克·凯胡说：“他对拍片心不在焉。”秘书凯茜·斯维策也同意地说：“他只想把片子拍完而已。” 最后的结果把每个人都吓了一跳，特别是约翰逊，他说：“其中几个地方简直把我迷住了……。至于其他部分，像让斯克特曼·克罗瑟斯钻进踢罐妖精的肚子里和别的那些……，我给理查德·马瑟森打电话对他说：‘这是怎么回事？这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故事。’他说：‘那和我写的役什么关系。’”在拍摄《踢罐》的最后一天，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戴维拉·文格尔这些名人，在塞梅尔和罗斯的鼓动下来到拍摄现场，表示对这部影片的支持与关注，但斯皮尔伯格只想把他和这场恶梦一起扔到大西洋里去。 在法国，弗朗克斯·特拉福特陪了他一天，带他参观了一座法国电影技术博物馆，它就像一座落满灰尘的电影宝库。在欧洲，似乎没有人对《迷离境界》的灾难表示太多的关心。但为了与新闻界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斯皮尔伯格搬进了圣詹姆斯俱乐部，这是一家位于皮卡迪里南部一条小街里的私人旅馆，那些喜欢四处乱蹿的记者和法律顾问不知道还有个旁门。在5个多月的时间里，这里成了他为《魔宫传奇》选演员、作准备的基地。最后这间被装饰得很艺术的小套房也为他而改了名，用他的话说，它已变成了他今后10年的“第2个家”。他用自己的钱在客厅里安了一套音响、一个大电视和游戏机。后来，他在另两套房子里编辑了《魔宫传奇》，又在另一套房子里进行了《太阳帝国》的审片工作。西街房屋上方的那个大笨钟唤起了他对《霍克船长》中一些镜头的联想。 不久，旅馆工作人员就注意到了斯皮尔伯格的两个习惯，一是不喜欢坐电梯，二是坚决不接受包裹，他既伯有炸弹，又伯收到一些乱七八糟的剧本。不过他们没有考虑到，这里面也会有一些非常认真的作家寄来的作品。旅馆的人曾收到过不知什么人送来的大鱼缸，大家都认为这是斯皮尔伯格订购的，将它安放到了他的套房里。后来人们才在掉在地板上的一个防水袋里，发现了一个装在袋子里的剧本。 1983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斯皮尔伯格返回美国，很不情愿地拣起了缰绳。影片最初一集，即便没有战火的片段，似乎也显得太长，兰迪斯将它剪掉了几秒钟。这时，尽管有杰瑞·戈德史密斯的音乐，也难以缓解整个一集让人失望的气氛。斯皮尔伯格敷衍地看了看兰迪斯制作的那集，放映时，他一直在外边闲逛。两个死去了孩子的父母亲在起诉中提到了斯皮尔伯格，维克·马罗的女儿在起诉中也提到斯皮尔伯格。但是华纳公司的律师有效地阻止了他们的索赔，并且将此事在庭外解决了。 《迷离境界》事件损害了斯皮尔伯格的形象。这并不完全是因为这起死亡事件，对这件事他似乎没什么可被指责的，真正损害他形象的是他面对新闻界、法律界的提问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软弱、逃避以及幼稚的反应方式。斯皮尔伯格似乎把生活当成了游戏。他通过追随自己的一群人把自己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他要求这些追随者对他绝对服从。好莱坞的历史学家保尔·罗森菲尔德写道：“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被一群极有保护力的人围着。他希望他们既是能够激发他创造力的同伴，又是他的保护神。然而，他所雇的都不是他的同伴，却都成了他的护身盔甲。”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斯皮尔伯格从前的雇员当时说： 史蒂文被一群把他说成是神的人围着，他也相信自已是神你必须明白， 你并不是在和成年人或个性成熟的人打交道，所有这些年轻导演都是孩子， 他们都像孩子一样处理问题。史蒂文对待生活的基本方法是“我不再理他 了！”如果有什么事我不喜欢，就躲开它。嫌到5亿美元后，在他自己的小 圈子里，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发生了事故后，约翰·兰迪斯正巧成为这样 一个他不喜欢的、想要躲避的东西。正像他自己说的：“我不想听到这件 事，我也不想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在乎他是否有罪，我始终是在 自己的天地里做事，那里有我的‘外星人’。我不想听到关于孩子们被杀 这种事。” 这种情况以后也没有什么改变，即使是在1994年3月，斯皮尔伯格因拍摄《辛德勒名单》而接受他第一次奥斯卡个人奖时，仍有一位雇员不得不成为无名英雄。所有为斯皮尔伯格工作的人都心照不宣地奉行一种戒规。正如有人对《洛杉矾时报》的记者描述的那样，阿姆伯林公司是“一块有心理障碍的人们的集合她，他们把史蒂文想像为神。他不是这个公司的领导，他是人们心中的上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这里的人们都在保护着他，使他远离那些令他不快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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