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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洛克威尔的经典油画作品之一名为《回家的美国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就刊登在《星期六晚邮报》的封面上。画上一个年轻的士兵手提行李袋，刚刚回到老家。他全家，包括狗在内，跑出来迎接；一位漂亮的姑娘羞怯地等在拐角处；满面笑容的邻居们将身子探出门口和窗外；孩子们从树上向他挥手致意，欢迎凯旋的英雄。1963年我从越南归来时可不是这般情景。 我走出伯明翰机场时，只有一个人在等我。她看上去十分美丽，亦似曾相识。若是两个人相识仅有一年，接着又分开了一年，即便是夫妻，也会有些陌生。尽管我敢肯定她也在暗忖，这个人是谁？我真的认识他吗？但当我把阿尔玛拥进怀里时，陌生感骤然消失。我们坐进我的蓝色旧“大众”牌小汽车时，心中又升腾起一种熟悉的感觉。接着，我们便朝伯明翰地区北部的塔伦特镇她父母的新居驶去。我们开车到家已是黄昏时分。阿尔玛催促我向一扇大玻璃拉门走去。至此，我的岳父母仍未露面。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为这次相见做准备。在玻璃门里柔和的灯光下，可以看到一个婴儿围栏。我将门拉开，一个8个月大的幼儿，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穿着一身耀眼的红衣服，正紧紧地抓住栏杆，瞪大眼睛抬头瞅着我。我把他抱起来。“嗨，迈克！”我说，“我是你爸爸！”他一脸困惑，不住地四周找阿尔玛。人人生活中几乎都会遇到这种事：三角争风。此刻，它发生在迈克尔·鲍威尔身上。 阿尔玛及其双亲约翰逊和米尔德里德设宴为我洗尘，我的小宝贝却继续从他的高椅子上瞪着眼看我。到该送迈克上床睡觉去时，这个小娃娃又受到一次震惊，他以前一直跟妈妈睡，如今却被打发到小孩床上去了。第二天早晨，我下来吃早餐。迈克正在高椅子里欢快地咿咿呀呀。可是一看见我就不做声了。这个人还在！他什么时候走？也许他永远不走了？一连串不安的想象。过了几天，他开始友好起来。这个大人无微不至地照看我，跟我玩，尽管我肯定更喜欢要妈妈，但也许他并不坏。这种状况眼下还得持续一段时间，直到陌生人和男孩变成父与子为止。 下一站是到纽约皇后区埃尔迈拉大道与爸爸妈妈共度圣诞节。到那儿以后，迈克生病了，声音嘶哑，拼命咳嗽。我们赶紧把他送到离父母家最近的一家军队医院，圣奥尔本斯海军医院。接待我们的年轻海军医生对婴儿的经验似乎和我不相上下。我们认为是咳嗽，他看得却很严重，认为迈克患的是急性哮喘。他把迈克放到氧气罩内的婴儿床上，将一套应急气管切开器械放在迈克床侧，然后要求我们允许他在婴儿停止正常呼吸时使用这些器械这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医生解释说，他不得已时会切开孩子的气管并插根管子进去。难道他们要给我的小孩开刀？我这个丛林武士脚都吓软了。阿尔玛虽然也非常担忧，但还能保持镇静，理智地问了几个问题。她向医生解释说，孩子是母乳喂养大的，从来没用过奶瓶，怎么给孩子喂奶呢？医生建议我们回家放松一下。我们的确回了家，但却放心不下。我夜不能寐，天刚破晓就急忙赶回医院。到医院后我们看到，小迈克正直直地坐在小床里大口大口地从奶瓶里喝奶呢！就这样，他奶也断了，哮喘病显然也好了，脸上露出了笑容。 运输机飞行高度1200英尺，我身背T—10型降落伞，站在打开的斜板舱门上，风呼呼地抽打着我。我双目紧闭，又一次被曾经有过的恐惧感慑住了。空降训练期间，我已经跳过5次，无意再和地心引力玩游戏。然而，我还是跳了，跳入那无边的蔚蓝色空间。 我从越南被调到佐治亚州的本宁堡，上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不过，这个被称为“职业培训”的训练班要到1964年8月才开学，还有近8个月的时间。为了填补时间空白，陆军派我去参加为期一个月的空降导航员训练班，即空降别动队员高级训练班。 刚一抵达，我便立即去租房子。职业培训班于夏季开学时，我才能搬进政府的住房。此前阿尔玛和孩子若想与我住在一起，就需在驻地外面找个地方。又是布拉格堡那一套：哥伦布区虽有许多白人军官住房，但我只能局限于在黑人区找，这里根本找不到像伯明翰岳父母家那样的房子。找房之初很令人沮丧，后来我遇到一位黑人房地产代理人。他提供给我一所属于一名浸礼会牧师的房子，地点在跨过州界亚拉巴马州一侧的菲尼克斯市。对此我态度比较谨慎。菲尼克斯市秩序混乱，是个罪恶之城，几年前国民警卫队曾进驻该城，彻底清理过一次。牧师的房子又坐落在一条偏僻的街上，周围都是些破旧房屋。不过，房子本身倒是一所结实的砖砌平房，还带个庭院，孩子有地方玩。于是我赶紧以85美元一个月租下了这所房子。庆幸总算找到了合适的住处。 在为阿尔玛和迈克收拾房子期间，我仍住在本宁堡的单身军官宿舍。有一天晚上，我又累又饿，锁上房门便返回驻地。快走到胜利大道上一家免下车汉堡包店时，我心想，好吧，既然把车开进去他们也不接待我，那我就停在外边。我停下车。过了好一会儿，一名女招待走到我的车窗边。我说： “请来一份汉堡包。” 她很不自在地看着我，问道：“您是波多黎各人吗？” “不是。”我说。 “您是非洲学生吧？”她似乎真心想帮我。 “不是，”我回答说，“我是黑人，是美国人，还是一名陆军军官。” “哎，我是新泽西州人，”那位女招待说，“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可是他们不让我接待您。要么您到饭店后面来，我可以从后窗户里递给您一份汉堡包。” 我再也容忍不下去了。“我还没饿到那个份上。”我一边说一边使劲倒车，轮胎都擦出火星来了。当我驱车离去时，透过饭店窗户看到店主和顾客们脸上带着欣赏我受辱这一幕的表情。像这次这样做出的反应，或者说，至少这种暴露内心所想的方式，不是我的一贯做法。平常我不会去惹麻烦，不参加游行示威，也不参加静坐，一心只想着自己在陆军的前程和如何让全家过上好日子。对于我来说，我的现实世界是部队营房。我把南方军事设施看作病体内的健康细胞。如果车开快些，我还可以在关门之前赶到营区快餐店或军官俱乐部，并且和他人毫无区别地受到接待。 空降导航员是精锐中之精锐，他们要先于空降突击部队和直升机机降突击部队跳下去，标出着陆区和伞降区。空降导航员训练班的要求十分严格。我的同班同学均是配属机降部队的老资格优秀伞兵，而我则是个并不情愿的新手，5年没跳过伞了。我们每天以健身操开始，每项运动都做到最后一个人倒下为止。恢复性运动则是5英里长跑，然后一天的正课才开始——导航课、伞降区域标示课、无线电信标使用课、引导飞机着陆课，然后又是跳伞训练。 空降导航员小组落地需集中。为此，我们不能一个接一个地从舱口跳出去，而是由飞行员打开双引擎“非洲驯鹿”的后斜板舱门，我们迅速从机尾同时一起跳下。跳伞通常在夜间进行，这样更增添了一份刺激。谁知道下面隐藏着的是水域？是冒出地面的岩石？还是悬崖峭壁呢？然而对我来说，夜间跳伞跟白天差不多，反正我总是闭着眼睛往下跳的，而且，总是磨蹭在最后面，像婴儿学步一样小心翼翼地离开舱门，不是大步流星勇敢地跃入未知世界。因此，当其他人像雄鹰一样翱翔而去时，我却是先一屁股坐在舱门边，然后再腾空而下。不过，一旦离机，我即刻会体验到那种使人对跳伞运动心醉神迷的兴奋劲儿和那种飘向地面、任风在头上的伞中发出啸声的神奇感觉。只要不必头一个跳就行。 该训练班接近尾声时，我们计划乘直升机跳伞。首先，我们搞了一整天的越野行军，直累得两腿迈不开步时才结束。来到直升机旁时，天已黑了，一时间风雨交加。我们费力地爬上直升机，1月里的雨水冰凉刺骨，猛烈地抽打着我们的脸。大家挤坐在机舱地板上，我是机上军阶最高的军官，跳伞长是个面色严厉且富有经验的军士。直升机起飞了，我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大声提醒全体人员系好固定开伞索。开伞索系在舱底钢缆上，我们跳伞时，此索可自动将伞拉开。在黑暗中，可以听见都在用双手顺着舱底上的钢缆仔细检查。直升机恢复了水平飞行，风力的强度已经达到了会对跳伞产生危险的程度。我大声喊要大家最后再检查一遍固定开伞索的挂钩，接着又像个爱瞎操心的老太婆一样开始亲自检查每根开伞索。我挤过一个紧挨一个的同伴，用手顺着钢缆摸到每个人的伞上。突然不禁令我大惊失色，一名军士的开伞索竟然没有挂上。我把未挂上的开伞索往他面前一晃，他登时倒吸了一口冷气。此系三重失职。他自己应该检查，他的战友应该检查，跳伞长也应该检查。否则，他一踏出飞机就会像块石头一样掉下去，而且他打开备用伞的时间只有4秒钟。 天气更坏了，这次跳伞只好取消。我们在劳森陆军机场走出飞机，开伞索未系牢的那名军士紧紧拥抱我，实际上还热泪盈眶地向我说了些感激的话。先前有关专家的教训又一次得到了验证，不要怕在关公面前要大刀，即便是在其后院里也一样。同样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忽视细节，哪怕是落到人人讨厌的地步。紧张、混乱与疲劳的时刻最容易犯错误。他人都头脑迟钝或思路不清时，领导者必须双倍地警觉。“永远不要忘记检查细节”由此成了我的又一条行为准则。 毕业那天，我在原有的战斗步兵证章、伞兵翼形证章和别动队员徽章之外，又带上了空降导航员徽章。在我们这一行里，这些相当于学术界人士名学后的一串头衔。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这个喜欢在地面上的兵，毕业成绩名列全班前茅。对于这一荣誉，我感到骄傲，不过从不为后来没有遇到过非跳伞不可的情况而觉得遗憾。 说起游泳，我充其量只能勉强不沉底儿。可是，如今我却呆在加拿大生产的一辆笨重的运输车上正沉入佐治亚州的一个湖中。由于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6个月后才开学，陆军只好再给我找个工作。这次是担任步兵委员会的“测试军官”，工作地点就在本宁堡。我们的任务是测试新的武器装备，看其在步兵部队是否适用，所测试的武器装备从新设计的刺刀到新型机枪应有尽有。每件装备均需用三条标准衡量，即是否好使，是否适用，保持工作状态需花多少人力物力。陆军把这几条标准简称为“三可”标准（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维护性）。我的任务是设计这三方面的指标，并对武器装备进行全面测试。 我受命测试的是加拿大造的XM571型组合式运输车。 这种车看上去很笨重，据称是运载部队通过沙地、雪地和水网地的理想工具。陪伴这匹铁马来的是加拿大联络军官科林·G·福雷斯特少校。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是爱尔兰人，身穿团队制式苏格兰褶裥短裙。由于同属前殖民地居民的后裔，加上我俩的第一个名字相同，我们一见如故。跟他一起来的是厂家代表，我现在只记得此人叫比尔。他俩都急切地想让MX571好好露一手。加拿大的自尊和利润全取决于美陆军的决定了。 我们已经让这个丑小鸭完成了陆路试验。除了意外翻了几次车外，它运行得都不错。剩下的最后一道难关是航渡试验。我将测试安排在上午11时于胜利湖进行。步兵委员会全体成员均应邀观看，其中包括我的上司J·萨德思中校。为了保险起见，我计划于当天早晨7点30分举行一次预演。我和厂家代表比尔穿着救生衣上了车，随后向驾驶员发出开车命令。因为XM571吃水太深，我有点担心。在我们与湖水之间只有大约6英寸的干舷。走了全程三分之一时，我意识到连那6英寸也没了。我觉得脚有些湿，忙低头一看，车底进了水。我向比尔指出这一点，他对我的忧虑置之不理，摆手说没问题，舱底抽水泵随时会开启。舱底抽水泵的确开启了，不过稍有点问题。它每分钟可排20加仑水，但水却以每分钟40加仑的速度往上涌。 我说：“比尔，我们在下沉。” “真见鬼，”他附和说，“真是这样。” 救生艇来接我们时，我们气急败坏地瞠着水跳出来。随即眼瞅着那辆XM571在眼前消失了。快到堤岸时，我抬头看到福雷斯特少校那双长满红色斑点的粗腿。他神态焦虑，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这肯定不是他想发回加拿大去的那种消息。 幸运的是，湖水仅有约10英尺深。我很快找到打捞船和绞盘机把这辆会潜水的“莫莉·布朗”拖了出来。我看了一下手表，离委员会成员到达还有两个小时。我们看着水从运输车的各个缝隙里流淌出来，焦躁不安地等着水排空，很快找出了问题所在。原来XM571上次翻车时底盘被摔裂了。我们想把它发动起来，没成功，接着又继续发动，但每次只听到几声噼噼啪啪的咳嗽声，就是没有令人满意的轰鸣声。不管怎样，我叫人把运输车拖到演示现场，同时自己赶紧跑去换了一套干作训服。 我怎么对步兵委员会说呢？当委员们到齐并就座后，我站在这台加拿大产品旁边，如实讲述了该车经过的一系列试验情况，包括当天上午出的故障在内。出了什么事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别含糊其辞。无论你的信心是多么不足，人们想要了解你的自信心，而不是你所遇到的麻烦，即使这麻烦你并未夸大。决不能让他们看到你心情焦虑。我们就这样结束了演示。这里我应该补充一句，XM571此后没能成为美军武器库中的装备。 我在步兵委员会工作了近5个月。高级训练班快开学时，萨德思中校问我以后是否愿意回到委员会来。在拥有别动队员、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和天之骄子空降兵等多兵种的陆军，调到步兵委员会任测试军官从某种角度讲并不怎么带劲儿。不过，该委员会显然具有一种好处：它意味着我从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结业后可以留在本宁堡，而这时我已经愉快地适应了安定的家庭生活。我对中校说，是的，我愿意再回来。 陆军有自己的一套晋升惯例。本宁堡的高级训练班旨在使步兵上尉级军官做好担任连级指挥官及营级参谋的准备。实际上，我早已完成这一准备了。在德国和德文斯堡，我曾作为中尉在上尉职位上当过两任连长，而且还在阿寿山谷的大课堂里当过不挂名的营长。在那里，打的可全都是实弹，并且不是像在演习场上那样，让子弹从你头顶上飞过去，而都是瞄准你打过来的。此外，我在德国、德文斯堡和越南均曾担任过参谋之职。尽管如此，该训练班仍是我职业发展中的必由之路。再说，训练班开学后，我便可以将家搬到营区内的政府住宅中去住。 我非常想见到同班的同学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第一次职业选择。许多步兵军官服完规定的两三年兵役后便退伍了。在高级训练班里，我是400名上尉中的一员。我们既是战友又是竞争对手，很可能都要以陆军为职业。我们被编为两个队，每队200人。另一个队里有一个真正平步青云的奇才，名叫皮特·道金斯，西点军校的全美最佳橄榄球后卫，1958年海斯曼奖杯的获得者，此外还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我们队也有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托马斯·格里芬。他后来晋升为三星上将，并担任了北约南方司令部参谋长。在这里，竞争带来的兴奋与威胁并存。 上训练班期间，我的专业标号又增添了“前缀5”。在陆军行话中，它意味着我有资格使用战术核武器。我必须知道使用核武器（尽管仍需获得远比我级别高的上级的批准）的时机，一发核弹能消灭多少敌军、平民及毁坏多少树木，在互掷核弹阶段如何掩蔽己方人员，如何计算核爆炸微粒沉降量，以及我军部队何时方能安全通过受沾染区域等。我们当时不是从核大战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仅仅想到一门203毫米火炮发射的核弹当量为1000—10000吨，而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当量为1．5万吨。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考虑在战场上使用这些核武器是否明智，也不是考虑敌方是否有将战争升级的可能性。既然海军和空军都已核武器化了，难道陆军就该使用滑膛枪和米涅式枪弹吗？再说，连苏联红军都已经配备上战术核武器了。很久之后，当我升至决策层时，我会对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必要性持甚为怀疑的态度。但当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上尉，只顾潜心钻研本行，管不了那么多事。 1964年夏天，我到胜利大道上那家免下车餐馆叫了一份汉堡包，这次没人再叫我到屋后去了。上次我在此遭侮辱之后，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民权法》，规定在公共场所实行种族歧视为不合法。当年秋天，约翰逊和保守的共和党候选人B·戈德华特参议员竞选下一届总统。我并不支持哪个政治党派，但戈德华特在参议院对民权法投了惟一一张反对票，令我失望。戈德华特不是种族主义者，他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反对该法案的。然而，他的反对虽属无意，对种族隔离主义者却是一种鼓励。于是，我在自己的“大众”牌汽车保险杠上贴了一张红白蓝三色不干胶广告，上面写着“全力支持L·B·约翰逊”。这样做也许有悖于营区关于当时政治活动的规定。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当我开车从伯明翰去本宁堡时，亚拉巴马州一名警察在锡拉考加城附近示意让我停车。我超速了吗？不可能。让我惊讶的是，警察对我的驾驶事宜并不关心，他在替戈德华特发放保险杠广告。他打量了一番我的“大众”牌汽车。在60年代的亚拉巴马州，这种车还不多见。这算得上对他的第一次打击。他检查我的牌照，是纽约州的。这是第二次打击。他又发现了支持L·B·约翰逊的广告。第三次打击。开车的还是个黑人。这几条加起来，我算是给他实施了4次打击。他摇摇头说：“小伙子，你居然跑到这一带来，这可不够聪明。最好还是赶快走吧。”我遵命赶紧开车走了。 像我和普赖斯、马夫鲁蒂斯、德帕斯这类军人在陆军是有前途的。然而，在那个年代，军官队伍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群体是白人新教徒，而且大多数来自南方，来自中西部的人较少。来自威克森林、克莱姆森、弗曼城堡和佛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军官远比来自普林斯敦的要多，当然也肯定比来自纽约市立学院的要多。 我们训练班的课常常在既狭小又无窗户的教室里上。因此，出来到走廊里伸伸腿、抽支烟确实使人轻松愉快。有一天，我从教室出来后发现一群白人同学在谈总统选举问题，所有的人都在赞扬戈德华特。他们中的一个朝我喊道：“喂，科林，过来。”我不无戒心地走过去。他问：“我们有偏见吗？见鬼，如果有的话，我们大家还能同你在一起上课吗？”那家伙继续说道，这不是个喜欢还是不喜欢“有色人种”的问题，他和他的朋友只是不喜欢爱管闲事的一套做法，不喜欢这个教训人民怎么过日子的政府。另一位同学插话说：“这是个产权问题。如果一个人开了一个商店，在经营方面，他应该有权做他想做的事。” 我本可以挺直腰杆猛烈抨击一通，或者孤独无奈地退避三舍，可我却想让他们有所认识，于是就说道：“让我来告诉你们产权意味着什么吧，假如你是个军人同时又是个黑人的话，你得有个结实的膀胱，因为从华盛顿到本宁堡一路上没有几个你能停车小便的地方。”我对他们讲了黑人在南方的路上要找个像样的地方吃饭，或者在夜幕降临时找一个一家妻小能过夜的汽车旅馆何其不易。前一年，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M·埃弗斯在密西西比河被暗杀，B·康纳治安官曾放警犬咬人，犯罪分子在伯明翰教堂里炸死4个黑人孩子，而他们却在争论什么“产权”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能把这个问题缩小到白人店主是否应该不情愿地把房间租给黑人住，不能将财产和人纳入同一范畴。” 我不知道这番话使他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与否。但是，把这些感觉倾吐出来，让这些人了解宽容不只是意味着上课时坐在黑人身旁。 在此期间，来自南方的几位黑人军官在我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他们在长年遭受二等公民待遇、种族隔离和黑人学校的孤立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在肩并肩地与白人竞争，与以前不允许他们与之同住、同学习、同进餐的白人竞争，与他们见了就得毕恭毕敬的人相竞争。我从小到大在白人周围从来没感觉到过不自在，从来没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不一样，是的，但绝不低人一等。以前从没人对这些南方黑人讲过这些东西。在以后的岁月里，当我看着他们在陆军中崛起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们中大多数断然拒绝背负种族主义分子想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自从穿上和他人一样的军装那天起，他们就开始把自己看成同其他任何人一样的人了。幸运的是，他们参加的是美国最民主的组织，在这里可以凭功劳大小升降进退。在我国的英雄殿堂里，这些南方黑人军人占有显著的地位。 1964年11月3日，即选举前不久，我将我的缺席选票寄给了我在纽约的投票站。全力支持约翰逊。寄出之后，我又到胜利大道的那家餐馆吃了一份汉堡包。 这一时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之一。对一名步兵来说，有步兵之家美称的本宁堡是个令人倾心的地方。我们的生活轨迹往往是这样的：作单身中尉时干年轻人的荒唐事，尔后结婚、晋升上尉，随后便奉命来上高级训练班，并且把妻子带到本宁堡来。这里常常是妻子所见的第一个兵营。我们这些青年军官都是从同一家哥伦布百货店赊购成家后的第一批家具，包括起居室、餐室、卧室和厨房的家具一车就送来了。我们的住房也相似，都是建在混凝土地基上有二居室或三居室的牧场式平房，我们经常相互串门。由于我们大部分人拿回家的薪水同样多，生活水平也差不多。除了个别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夫妻之外，根本不存在谁看不起谁的问题。 周末，我和阿尔玛把小迈克塞进“大众”牌轿车，一起去拜访她在伯明翰的家人。在驶出营区的路上，我们经过高级军官宿舍，他们的房子都是大萧条时期由公共事业振兴署建造的拉毛粉饰的白色住宅，既气派又优雅。最壮观的要数本宁堡司令官的官邸——河畔府。这是南北战争之前的一座建筑，紫藤悬垂，木兰环绕。每年，司令官都在此为训练班学员举行一次招待会。男士们均要穿黑色便装礼服，女士们都要进城选购上尉们的钱包所允许的最漂亮的长裙。我们踏上修剪好的草坪朝河畔府走去时，俨然像是电影《乱世佳人》中某个场面的群众演员。 为我们班举行的招待会结束后，阿尔玛问我是否能猜到她的梦想是什么。是将“大众”牌轿车换成旅行轿车吗？不对，她说，是有朝一日能作为将军夫人住进河畔府。我用她父亲喜欢说她母亲的话嘲笑她，米尔德里德还保留着奴隶心态，她想住进带圆柱子的白色大宅子里去。阿尔玛的梦想再天真不过了，在1964年听起来，就像人要到月球上去一样。 本宁堡也是琳达·鲍威尔于1965年4月16日降生的地 方。我没赶上迈克的诞生，到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个小人儿了。但是这一次，琳达在马丁陆军医院降生的那天，我仔细端详那个无助的小东西时，心中充满了父亲对女儿的爱怜之情。我一定要弥补第一回做父亲时失去的东西。训练班不需费什么大力气。于是，我利用这一机会尽量和琳达一起多呆些时间，最后竟成了一名卓有成就的保姆。琳达该做6周婴儿体检时，阿尔玛正在红十字会做志愿者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我就一支胳膊夹着婴儿，另一支夹着她的尿布袋，自己将她带到了医院。在候诊室，我高兴地加入到年轻母亲行列中，向人传授治疗哮喘和急性腹痛的经验和其它知识。在这些方面，我此时已完全是个当之无愧的父亲了。 那一天，无论何人走进我们班，都会看到一名美国陆军少校在朝满屋子学员抛掷一只橡皮鸡。我已经开始执掌教鞭，当时正忙着激发各类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动力。 1965年5月，我从步校高级班毕业，成绩在我所在的那个200人的队里名列第一。不过，在整个年级我排第三，第一、二名是一名坦克兵和一名炮兵。这使我感到有些自卑。 高级班结业后，我照计划回到了步兵委员会。这样做的原因主要出于个人方面——全家能在同一个地方居住长些。几个月过去了，相当平淡无奇，还是鉴定新的步兵装备。1966年春天，我奉命到步校教学大楼去报到，我被调到不久前我刚当过学员的学校去当教官。 一年半前，约翰逊总统利用北越炮艇在东京湾“无端”袭击美军事件促使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实质上等于向越共和北越宣战。当我离开东南亚时，还只是牵涉到约1．6万美国顾问与越南人之间的冲突。到我加入步兵学校教官队伍时，美国卷入越南的部队已接近30万人，因此陆军需要培养更多的军官。步校教学大楼是一座崭新的建筑，它正是为适应培训任务的扩大而刚刚建成的。教官职位是令人羡慕的工作，很多人孜孜以求。在职业发展方面，教职又是有力的资格证明。教官的任务是教那些日后将在战场上指挥部队的军官，所以陆军非常重视教官工作。 走上讲台之前，我必须上教官培训班。在紧张的3周里，我们学会了如何在班上走动，如何打手势，如何使声调显得威严，如何吸引学员的注意力，如何生动地表现自己，以及如何把自己头脑中的东西灌输到别人脑子里去。我们被互相评比、按优劣排序、打分、划分档次及点评，折腾得要死。如果要我指出自己一生中哪次学习经历最起关键作用，那很可能就是这次教官培训班。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结业。许多年后，当我在电视上出现在千百万美国人面前介绍海湾战争的作战行动时，我不过是在运用25年前在步校教学大楼教官培训班学到的交际技巧而已。 我佩带着崭新的橡叶形少校军衔走进教室。我提前晋升为少校，应验了当年在顺化时步兵委派军官的预言。我在军队服役尚不足8年，却晋升到通常需10年或11年才能晋升到的衔级。这样，我便进入了另一个层次。陆军军官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尉级、校级和将级。我刚刚进入校级。 作为教官，我教的学生从预备军官生到后备役将官都有。 我与一位精力充沛的陆战队中校P·X·凯利合教两栖作战。他后来升任海军陆战队司令。不过，我教的最重要的课要算是给预备军官生上的课了。他们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将作为新的步兵少尉被派到越南去。在那里他们将要遭受最严重的伤亡。我知道，无论我教他们什么，那一张张表情热切的面孔中有相当比例是不会回来了。 教官之间也存在着健康有益的竞争。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史蒂夫·波利克少校，他是波兰裔美国人，生龙活虎，教学一流，还是我耐心的手球教练。史蒂夫和我总是争相表现自己，想方设法抓住并保持学员的注意力。他的办法之一便是幽默。那个时候，有些做法也欠妥。由于步校教学大楼四周一英里之内无女性，以说笑话作为上课的开场白就成了男性文化的一部分，而此类笑话通常是最粗俗不过的。说笑话不是我的强项，但我有一个十拿九稳会逗人发笑的笑话，曾给每个新生班都讲过。这个笑话讲的是一个传教士的故事。有只老虎朝他扑上来，传教士开始祈祷。老虎也开始祷告。传教士说：“多么虔诚的动物啊，竟然和我一样祈祷。”可老虎说：“和你一样祈祷？我是在做饭前感恩祷告呢。”这个笑话每次都引人发笑。 可是有一天我讲完这个故事后，课堂里一片暴风雨前的沉寂。我又补讲了一个笑话，学员还是铁板一般冷冰冰的面孔。这是怎么了？难道我讲过了头，连本宁堡笑话的粗野劲儿都超过了？史蒂夫过后面无表情地问我课上得怎么样。“糟透了。”我困惑不解地说。后来我终于了解到了原因何在。史蒂夫在我上课前到我的班里，劝学员们要对我板起面孔。然后，他溜到教室一面墙上的单向玻璃后面，一览无遗地欣赏了我的痛苦。史蒂夫还将强烈的竞争意识带到了下班后与比尔·邓肯上校玩的红心牌戏中。邓肯也是教官，大家都是朋友。对我们而言，红心牌戏是一种游戏，但对于史蒂夫则是一种种族仇杀。 在教课中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教预备军官学员编写部队战备情况报告。该课程上课条件太糟糕了，只能在毕业前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进行，即下午4时，而且还是在3天的强行军和野外战斗演习之后。演习一直进行到第三天夜里，整夜不能睡觉。然而又必须学会编写战备情况报告，否则就不准毕业。 编写这种报告，对即使是最有耐性的人来说，都是一件烦恼透顶的事。它包括一份两页纸的表格。负责军官要在表内登记上武器装备处于的状况。绿色表示随时可用，黄色表示基本可用，红色表示不堪使用。他还得逐班、逐排报告该单位的训练状况：C—1表示状况优良；C—2表示存在少量问题；C—3表示存在严重问题；C—4表示不及格。学员们在进行了一整夜演习后摇摇晃晃地走回本宁堡，先冲个澡，吃顿热饭，然后就来上这最后一课，盼望着在有空调的教室里好好打个盹儿。 我的方法是把战备情况表投影到屏幕上，然后一栏一栏、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连续不停往下过，千方百计地使学员保持清醒的时间长一些，以便把报告的重要性硬灌进他们迷迷糊糊的脑袋里去。谁打瞌睡，就得起立到后边靠墙站着。教官上课的效果以呆呆地站在墙边的学员有多少来评定。在教编写战备情况报告课的过程中，我和史蒂夫之间的竞争花样翻新到了新的高峰。 一天，我突发灵感，从礼品目录中订购了一只不带毛的橡皮鸡，然后把鸡藏到讲桌下面。学员腋下夹着迷彩钢盔衬帽列队走了进来，拼命想显得清醒一些。我发出“先生们，坐下！”的命令。没过几分钟，就听到鼾声响起来了。当第一个学员站起身朝墙走去时，我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惊醒过来回答了。“不对，”我边说边抓起那只鸡在自己头上挥舞。 “对你的惩罚是……”我把鸡扔出去让它飞了起来。这只逼真的大鸡在屋里翱翔着，全班哗地散向四面八方。待他们意识到扔的是何物后，全都大笑起来，并清醒了十分钟之久。从此这只鸡就成了我的课程安排中一个固定组成部分。我感到教育和娱乐并非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 在本宁堡，我们过的生活与那个年代莱维敦郊区居民的生活差不多。爸爸下班回家，妈妈通报孩子们当天怎么淘气及家里最新发生了什么大灾难。一天下午，3岁的迈克从树上头朝地摔了下来。急忙把他送到急救室处理后，医生让我们把他带回家，每小时唤醒他一次，以保证他能恢复知觉。直到大约凌晨3点钟时，迈克要我们不必再看护着他了，他好睡会儿觉。琳达已长成一个严肃而善解人意、且独立性很强的小姑娘，逐渐成了父亲的掌上明珠。我们的邻居都是些情况类似的家庭，同样多的孩子，同样的欢乐，还有同样的恐惧，因为一片可怕的阴云正飘浮在这片宁静而祥和的生活区上空。 哥伦布区是步兵之乡，数千名军官和士官出发去越南打仗时都把家眷留在这里。这时美军在越南每周的伤亡人数已大大超过100人。每当看到一辆黄色小汽车驶至一家门前，驾车人走下车时，人们便知道他是来送国防部电报的，本宁堡从此又要多一个寡妇和一家没有父亲的孩子们。送电报的做法虽非有意伤害人，但却非常残酷。随着伤亡人数上升，各军种后来想出了一个带有同情心的办法来传递这类悲惨的消息。由通报伤亡的军官亲自到阵亡者的家中去通知，安慰其亲属，并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通报伤亡的军官通常系本地征兵人员，他们担当了军队内最难做的工作。 一天，我走过步校教学大楼时，听到在纽约市立学院时一个熟悉的粗哑声音说：“嘿，伙计！”我转身一看，原来是托尼·马夫鲁蒂斯，我在皇后区的希腊裔伙伴。他也从后备军官训练团转入陆军正规部队，并且已去过一次越南，此时要来上我任教的训练班。托尼从此成了我家常客，孩子们尤其喜欢他。阿尔玛虽然外表斯文，但却很会看人，渐渐地也开始欣赏这位外俗内秀的人。 托尼的训练班快结束时，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已志愿报名重返越南。 “急什么呢？”我说道，“很快我们都会再去的。” “别哄我了，”托尼回答说，“要不是为了阿尔玛和孩子，你也会志愿报名的。”他说得一点不错，作为步兵，我们都认为越南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战争进行到这时，已经拖得太久，像我这样的步兵军官估计至少要去两次，直升机驾驶员可能得去3次。我重返越南战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托尼说是赶早不赶晚。 数月后的一天夜里，我刚刚安顿好孩子们睡觉，忽听电话铃声大作。阿尔玛接了后说是找我的。电话是我在“潘兴步枪会”时一个战友打来的，具体是谁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对方的话使我震惊：托尼·马夫鲁蒂斯阵亡了。我像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询问详情。面对鞭长莫及的事，我们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托尼带领他的连队在热带丛林的小路上行进时，突然发生遭遇战，他当即中弹身亡。我把所发生的事告诉阿尔玛。我们坐在床边，凝目沉思，没有一句话。家里骤然间似乎变得空荡荡的。那个爱笑爱闹、热心肠的人刹那间就离开了我们，一时间我难以接受这一损失。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对阿尔玛说我们得谈谈。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很幸运。在越战期间，我们竟在本宁堡生活了近3年。陆军显然在计划何时派我再赴越南。我说：“我不久可能被派往前线，你得对这事有所准备，这是不可避免的。”阿尔玛的脸上呈现出她掩饰内心感受时那种木然的表情。我对她说，目前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我已具备上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的资格。该学院在堪萨斯州的利文沃思堡。这所学院是职业军官生涯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高级训练班相当于学士学位，那么利文沃思指挥与参谋学院就相当于硕士学位，而国家军事学院则代表博士学位。并非每个少校都有被选送到利文沃思学习的机会。被选中的机会只有百分之五十。未被选中的陆军军官仍旧可以在军内继续服役，但一般说来升到中校就到顶了，只有极个别的能晋升到上校。但要晋升为将官，利文沃思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如果这时未被选去上学，我可以肯定将会再被派往越南。阿尔玛对此表示理解。我们不想再说什么，于是就安歇了。 196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刚上完课，便看到渴望已久的利文沃思录取名单贴在布告板上。我立即给阿尔玛打电话，听得出她声音里透着轻松。越南暂时可弃之一旁，我要去指挥与参谋学院上学了。 只要看美国男子开哪种牌号的车，对于他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你大概便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在我们那个时代，赶时髦的单身汉开“野马”车或“巡洋舰”车；新任丈夫开“大众”车；年轻父亲开旅行轿车。我们在本宁堡收拾行装准备开车前往利文沃思时，我正打算换下一种型号的车。6个月前，我伤心地看着一位叫M·格斯特的先生把我心爱的蓝色甲壳虫小汽车开走了，卖了400美元。阿尔玛坚持认为，有两个孩子的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因为钟情于原有的牌子和颜色，我很快把一辆价格公道、模样类似的车开回了家，但不是旅行轿车，而是一辆孩子们喜爱的蓝色“大众”牌面包车。阿尔玛开着它去过两次军人服务社后宣布说：“那辆破车得扔掉。”她不愿意坐着这样一辆二手面包车到利文沃思堡的军官俱乐部去。此后，鲍威尔家的汽车也像鲍威尔自己一样，从尉级升到了校级。我们第一次买了辆崭新的美国车——1967年型号的“贝尔艾尔”车，然后带着4岁的迈克尔和两岁的琳达向西部驶去，中途习惯性地到皇后区的艾尔迈拉大街绕了一圈。 我们终于来到密苏里州密苏里河上的美分桥畔。该桥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过桥仅需要付一美分，甚至到了1967年依然如此。过桥后我们进入堪萨斯州，来到利文沃思堡。我们没有直接去盖尔恩毫森时的老朋友“红脸”巴雷特替我们在利文沃思城郊找的花园公寓，而是将车停在营区的纪念堂旁边。我找到了想找的东西，伸向我们刚刚经过的那条河的一条绿草茵茵的谷地小路。开拓者们曾坐着平底船沿密苏里河而上，到这里后换乘牛拉的康内斯托加宽轮大篷车由陆路前行，走出了一条去圣菲和俄勒冈的路。我们脚下的车辙痕迹就是被这些西行的大车碾压出来的。感受过去总使我神往，浮想联翩，真希望我的孩子们早早长大，能在此处触摸历史的脉搏。利文沃思堡建于1827年。每天早晨去搞沙盘演习或去攻读军事史时，脚踏着聆听过G·A·卡斯特、P·谢里丹、D·艾森豪威尔、G·巴顿及其他传奇式军事人物的脚步声的道路，我总感到激动不已。 在此之前，我的视界仅限于几百人的步兵营。在利文沃思学习的目的是把我们的视野提高到营级步兵军官之上，让我们理解更大的战争画面。我首次学习综合协调处理同炮兵、坦克兵、工兵、通信兵、军需军官的关系。这些人构成陆军的整体，他们的工作任务与观念就像会计师和牛仔那样有天壤之别，可他们必须学会相互协调。到课程结束时，即38周后，我们应学会如何利用铁路或公路调动兵力为1．2万至1．5万人的师，如何为其提供给养，如何为其补充武器装备，最重要的是，如何指挥它打仗。 尽管我在纽约市立学院的成绩平平，但在军校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是，利文沃思在学术上属于更高一个档次。在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学习时我的成绩是第三名，在这里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倒数第三名的位置。所以，我学习努力，完成作业认真。其时我已学会如何回答多项选择测验题了。由于这种题容易判分，据称也比问答题客观，所以陆军比较喜欢出这种题。我很会发现那种可以排除掉的凑数类选项和有意耍花招的错误选项，如此一来就只剩下两个可能正确的选项了。选对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这就要你动脑筋猜了。我们的评分标准为1至4分。1分等于优等。我各门课都是1分，而且还有时间搞课余爱好，尤其是玩金罗美牌。这种牌游戏是我跟一个叫J·阿姆隆的捣蛋鬼学的，他是骑兵军官。对这个游戏，我像着了魔一样。每逢课间10分钟休息和一小时午餐时间，牌就拿出来了。不打金罗美的空闲时间，我都在垒球场上。尽管小时候玩球时表现得令人沮丧，在这里，作为长球击球员，我却名声渐起。 1968年2月1日早晨，我走出卧室，把咖啡壶放在火上，打开电视看新闻。我一下子惊呆了。出现在屏幕上的是，美国兵正在美国驻越使馆的院子里战斗，南越部队则在位于西贡中心地带的总统府前面作战。在北越部队的支持下，越共对南越108个省府与区府发动了协同进攻。那天我去上课时，营区内笼罩着一片难以置信的气氛，好像肚子上猛地挨了一拳似的。此后几天的战斗仍很激烈，26天之后顺化才得到解放。其时，我曾呆过的可爱的古都已成为一片废墟，至少有2800人被敌人打死。这次战役是在春节前夜发动的。春节是越南农历新年，该战役在历史上便以此得名为“春节攻势”。 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看，春节攻势对越共和北越来说是一场惨败。他们的部队从其攻占的所有城镇中被击溃，而且损失极为惨重，估计其投入战斗的8．4万人中有4．5万人丧生。不过，137年前克劳塞维茨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仍然适用：“要想打垮敌人，我们就必须根据敌人的抵抗力来决定应该使用多大的力量。敌人的抵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数的乘积……这两个因数就是现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①”我们打死多少名敌人并不重要，越共和北越手中拥有所需要的足够部队投入这次冲突，而且具有这样做的意志力。这时，北方索性开始调其正规军到南方来弥补所蒙受的损失。 -------- ①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军事科学院1964年版，中文版，第27页——译者注。 过去从没露过面的敌人突然在南越首都中心冒了出来，并通过电视进入美国百姓家庭的起居室，这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春节攻势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此不只是在嬉皮士和校园激进分子当中，而且在温和的美国人心目中掀起了疑云。他们开始怀疑这场战争是否值得，因而反战运动更加剧烈了。 我不喜欢观看美国人在战争时期示威游行反对美国人。我们这些知道自己要重返越南的人会履行我们的职责，不会被游行示威、焚烧旗帜或者是逃服兵役而吓倒。政治家发动战争，军人在战争中战斗和死亡。我们没福分等待打一场更好的战争。1968年3月31日，我还在利文沃思时，约翰逊总统对全国说，他不再谋求重新当选。这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姿态，亦是对不祥之兆做出的切合实际的判断。约翰逊看到了国家意见分歧的危险状况，而他却无力回天。然而，辞职不干回到家乡牧场去却不是职业军官、或者说也不是美国应征入伍者可以任意选择的出路。 利文沃思是我到过的第一个黑人能成为重要群体的地方。在课堂上和正式社交场合，学院完全是融为一体的。不过，在非正式场合，黑人军官总是凑在一起。我们举办自己的聚会，搞黑人食品之夜，放A·富兰克林的唱片。然而，正是因为有能力在星期一早晨回到白人统治的世界，我们才爬到了现今这样高的社会地位。利文沃思是最能体现种族融合一词含义的地方。黑人在空闲时间尽可以和黑人弟兄们在一起，丝毫没有人会觉得这与西点军校校友、坦克兵或工兵一起出去有何两样。这正是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那种种族融合，即给我们黑人的民族性一席之地，使我们在白人占大多数的世界里也能获得成功。 约翰逊总统退出1968年总统竞选后5天，小马丁·路德·金牧师被杀害了。对于我和在利文沃思的黑人同胞军官来说，金博士的死突然提醒我们，在美分桥那边，种族主义仍困扰着美国。我们每个人都遭受过足够的种族屈辱，不难理解金被暗杀后在黑人居住区接踵爆发的骚乱。我们理解美国黑人士兵的痛苦悲欢。他们就是有幸安然无恙地从越南回到国内，面对的仍是恶劣的工作前景和新的屈辱。但我们首先把自己看成职业军人，对自己的誓言和国家负有责任。加之军队有相对的自由，我们正在实现美国梦。我们已不再受卑微出身的影响，艰苦奋斗，实现自我，晋升到了校级军官，这证明我们不亚于任何人，而且正在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建立更美好的未来。听了黑人激进分子S·卡米歇尔、E·克利弗和H·R·布朗的言论及后者的呐喊：“烧吧，朋友，烧！”我们心中甚为不安。我们并不希望看到这个国家被烧毁，我们在这里干得不错。不过，在以后的岁月里，我逐渐懂得了一场运动需要多种不同的声音。鼓动者的长篇激烈演说宛如夜空中火警长鸣，它们能唤起安于现状的人们，告诉他们该有所改变了。 ※ ※ ※ 在利文沃思，我遇到过许多在陆军服役期间拿到研究生学位的军官。这使我突然领悟到，我的能力报告、荣誉奖状和勋章若再加上高级学位，就会使我更具竞争力。我在步兵人事处与派遣军官商讨利文沃思后的前程时，提到了自己对陆军研究生民间教育计划的兴趣。那位军官也是少校，态度很生硬。他指出，现在正在打仗。我说，这一点我知道，但战争并不妨碍其他人申请上研究生院啊！ 他仔细翻阅了我在学校的成绩说：“我看你似乎不是上研究生的料。” 我感到一股怒气涌上心头，可还是想法压了下去。“那你就以书面形式拒绝我的要求吧，”我说，“因为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打申请报告的。” 我提交了被列入陆军资助的研究生计划的申请。幸运的是，上级注意到了我在布拉格堡、本宁堡、盖尔恩豪森、德文斯堡和越南的表现及到目前为止在利文沃思的好成绩，我被批准了。下一步就是参加研究生候选人考试。如果能通过，接下去即是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请。 冬天的一个深夜，阿尔玛和孩子们上床睡觉之后，我在厨房里复习，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战术渗透考试。那是一个寒冷漆黑的夜晚，我不时听到风在敲打窗户的声音。突然间，一个声音使我周身打了个寒噤。起居室里的电视还开着呢。我站起身走向前去。我的朋友，死了好多个月的托尼·马夫鲁蒂斯就在屏幕上。我叫醒阿尔玛。她穿着睡衣跑出来，我们在沉寂中看完这个节目剩下的部分。那是全国广播公司制作的一个纪实节目，由F·麦吉解说，题目为《一样的泥，一样的血》，讲的是在越南部队中的黑人。托尼身着作训服，正在那里用他那悉知怎样生存的道理，明白透彻地讲述该节目的主旨。种族在这里无关紧要，托尼说：“它并不存在……我们都是当兵的。我们知道的颜色只是土黄色加绿色。烂泥的颜色和血的颜色全都是一样的。”在节目末尾，麦吉说，“我们离开他5天之后，马夫鲁蒂斯上尉……就被地雷炸死了。”托尼在简短的几句话里留下的真知灼见，文人雅士们可能得用好几页的篇幅才能说清楚。这天晚上，丧友之痛对我的打击远甚于初次听到他死讯的那一天。 ※ ※ ※ 我上完情报判断课正向外走时，突然碰到我的指导教师。 “你知道你的成绩怎么样吗？”他问我。 “到现在为止，全是1分。”我说。 “哟，你都接近全班最高分了。”他指出，如果我能在终考中名列前茅，我就很可能作为优等生毕业。 大约一周后，我走进一间正面墙上挂着巨幅欧洲地图的教室。课程终考不是多项选择形式。它要求对几个假设的战术问题做出论述性回答。回答无所谓正确与错误，我们的决心只凭教官评定的恰当与否。在最后一个问题中，要求我们必须对坦克部队袭击我师侧翼作出反应。我感到进退两难的是，我是应该尽力揣摸出题者的用意并按其作答呢，还是应该按照我的真实想法回答。我选择了后者。我让我的师继续保持战术防御状态。待我更好地掌握了敌人的实力、部署和企图后再行反击。我的理由是，正确的决心是建立在对情况的充分了解之上的。从跳板上头朝下跳水之前，要先检查一下水池，看看水的情况如何。 我本该明白不能这样回答。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次考试中，利文沃思雄心勃勃的教师们显然想让你进攻！进攻！再进攻！我得了我惟一的一个2分，当然这仍不失为不错的分数。毕业时，我在我们班的步兵学员中位居第一，但排在一名炮兵学员，即才华出众的少校D·惠伦之后。惠伦后来官升至准将。 要是当上第一名当然会让人高兴，可是我仍然认为，我的回答并不比教官想要的回答差。这揭示了我在未掌握足够的情报之前谨慎从事的天性。一旦掌握情况，我会大胆地甚至是凭直觉就采取行动。那天在利文沃思，我只是个学员，回答的是假想的问题，即便有伤亡也是在纸上。我的建议和决心会真正造成伤亡的时刻总会到来的。就算到了那天，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处理方式。依我看，这种处理方式可简单地归纳为：一停，二看，三听，尔后再用所需的全部兵力快速而猛烈地实施打击。 利文沃思实际上将我带进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其它国家也将军官队伍中的佼佼者送到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来学习。我们与他们同学习、同吃饭、同娱乐。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认识将来可能（后来确曾如此）与之共同策划联合军事行动的人。我在利文沃思的好朋友之一是比利时的陆军少校约瑟夫·沙利耶。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成了比利时武装部队的参谋长。我们在北约组织内还一起共过事。老同学关系网就这样诞生了。 市民们纷纷接纳了这些外国军官，他们远离家乡，有些还离开妻小。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堪萨斯人邀请他们去野餐、参加感恩节和圣诞节晚宴、生日纪念及洗礼仪式。多年以后，正值我担任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时，我们在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访问期间遇到过一次小小的危机。当问及他想邀请哪些客人到白宫参加为他举行的国宴时，齐亚说他想让埃德和多丽也参加。埃德和多丽是谁？原来齐亚当年还是个少校时，曾在利文沃思上过学。邮递员埃德和他的妻子多丽几乎把他当做自家人。齐亚心中对他的朋友仍充满着温暖的记忆。”因此，不免有些吃惊的埃德和多丽就这样被飞机送到华盛顿出席了宴会。 阿尔玛是作为公理派教友接受的洗礼，我们住在利文沃思期间，她成了新教圣公会教徒。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精神上也想作为一个家庭一起成长。阿尔玛的坚信礼和利文沃思的所有其它事情一样，举行时也有历史作背景衬托。小纪念堂是纪念1876年6月25日在小盘羊阵亡的第七骑兵连的士兵的。在阿尔玛施坚信礼过程中，我仔细观赏了纪念堂墙上的饰板。紧靠前门旁边的石板上刻有G·A·卡斯特中校，他弟弟T·W·卡斯特上尉及其他在那灾难性的一天里遇难军官的名字。其它饰板的历史意义虽没那么大，但也相当感人：“第六骑兵团……少尉J·A·鲁克……奋力抢救另一名军官的生命……溺水身亡。”在利文沃思流传着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和他的母亲在纪念堂的事。小孩问妈妈，饰板上为什么刻着那么多的人名字。他母亲解释说：“他们在服兵役时牺牲了，”小孩接着问道：“是8点半做礼拜时死的还是11点做礼拜时死的？①” -------- ①英文SERVECE一词，既有服兵役，也有做礼拜的意思，小孩把他母亲讲的服兵役理解为做礼拜了，故这样提问。——译者注。 我们过的舒适生活即将结束。我去越南的命令已到。那天我下课后回家时，看到当时已5岁的迈克骑着三轮脚踏车用两个轮歪着车身在做转弯动作。琳达在跟好朋友卡特的一对双胞胎玩。我喊叫着孩子们，飞快地把他们抱起来。这次分别将会比上次难得多。另外，战争已不再是我1962年渴望去经历的那种冒险了。如今我既是丈夫，又做了父亲。 我把这种念头撇开。托尼说得对。我们是职业军人，而越南正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我开车把家属从利文沃思送往伯明翰。我不在家这段时间，阿尔玛和孩子们将住在那里。阿尔玛的姐姐芭芭拉离婚了。她们两姐妹及孩子们，共4个表兄妹，将一起租住在一所房里，离阿尔玛双亲居住的塔伦特镇约一英里半。我喜欢这个地方，它似乎让人放心。我也喜欢姐妹俩合付房租这一点，这样比较节省些。 我出发前几天，阿尔玛有个想法。我们当时住在新南方。过去4年来，公共膳宿设施一直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伯明翰最雅致的饭店“议会大厦”以其出色的餐厅引以为自豪。阿尔玛说：“咱俩去那里吃顿饭，我为你饯行。”那天晚上，我穿上第一次赴越南时买回来的最考究的香港西装。阿尔玛像往日一样时髦漂亮。我们进入餐厅时，看不到有别的黑人主顾。进入昔日的禁区，我们不是没有一丝胆怯的。但是，如果不去享受我们久已被剥夺的日常生活甘果，那些静坐、进军、法庭和议会斗争、殉难、消除种族隔离等等，所有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餐厅领班的引导下来到一张餐桌，受到殷勤的服务。 快吃完饭时，我递给阿尔玛一个信封。 “这是什么？”她问道。 “把它放好，以防万一。” “什么万一？” “万一发生什么事。” 信封里装的是万一我从越南回不来时该做的事。阿尔玛不是那种逃避现实的人。我有不少朋友——“潘兴步枪会”的伙伴、在盖尔恩豪森和德文斯堡时的好友、步兵高级训练班时的同学——都已经死于越南战争。我们在本宁堡认识许多陆军军人遗属。我们简单谈了我的愿望，例如，我想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然后我们又回到比较愉快的话题上来。 重返越南战场令我难以接受的部分原因是当时美国国内的情绪。人们认为战争造成的损失似乎只是军人及其家庭的事，只是那些不幸卷入这场混乱战争的人的事。人们不像在其它战争中那样，把牺牲看作是为了共同目标全国应分担的事。作为职业军官，我愿履行自己的职责。可对于国内其他人来说，我们是在孤军奋战。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敌人坚信自己的事业，不管代价有多高都愿意付出，而我们国家却不是这样。后来，我们的政府又花了5年时间才把我们撤出来。 为了赶上午8时30分从伯明翰起飞的航班，我们不得不在天明前趁孩子们还熟睡时就起床。这次，我让阿尔玛开车送我到机场，但我只想让她把我送到停车场为止。我们在车里道了别。1968年7月21日，我又踏上了去越南的征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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