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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就职仪式结束后，我走过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像摔跤手（他确实当过摔跤手）一样结实的身影走了过来。他没穿外衣，衬衫袖子挽着，完全没有五角大楼工作人员的样子。“卡卢奇先生，”我说，“欢迎到国防部来。” 他停住脚步：“哦，是你啊，科林·鲍威尔，”他微笑着说，“我记得你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工作过。很高兴再见到你。 我听说你要成为我的军事助理了。” 从我们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共事之后，这些年里他成了华盛顿“环内”的一颗明星。1975年至1978年，在政府担心葡萄牙从右翼独裁转向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担任美国驻葡萄牙大使。卡卢奇使美国坚持住了一条微妙的中间路线，直至葡萄牙找到了它自己的民主之路。他常常担任第二把手：白宫管理和预算局副局长，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现在正等待着国会对他作为温伯格在国防部的副手的确认。他的才干是公认的，而且两党都重用过他，这使他在一些纯粹的保守派的眼中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在他们看来，卡卢奇犯下了一个特别严重的罪行。他在卡特政府期间曾在斯坦菲尔德·特纳领导的中央情报局工作过。由于特纳解雇了大批隐蔽的特工人员，他的名字引起了右翼的愤怒。白宫的政客们不愿让卡卢奇到国防部工作，颇有权势的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也表示反对。但是温伯格却很想要他，不让那些保守派得逞。正如我在温伯格处理范·克利夫问题时所看到的那样，这位精于欧洲式处事风格的部长是一位具有铁一般意志的人。此外，温伯格还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四世请到国防部做他的总顾问，成为他的袖珍班子的一员。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时，他就是温伯格的总顾问。 “部长先生，”我对卡卢奇说，“请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先说好，不要称我部长先生。”他说。 “好的，我还继续称你为卡卢奇先生吧。”我回答。 “不，也别称我卡卢奇先生，更不能称大使先生。就叫我弗兰克吧。” 我终于同意在没人的时候彼此以科林和弗兰克相称。“但是，”我又说，“可别当着所有那些将军的面逼着我叫你弗兰克，让我难为情。他们可决不会当众叫你弗兰克的。这里不是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你现在掌管着美国武装部队。我们不能以吉姆、鲍勃、弗雷迪或弗兰克来称呼我们的上司。” 卡卢奇还是在2月4日那天宣誓就职了。不过，为了消除赫尔姆斯的阻力，作为交换条件，毫无污点的保守派人士弗雷德·伊克尔被任命为负责政策问题的副国防部长。卡卢奇接过了克莱特原来的职务，也用上了他原先的办公室。我留在原地，现在的身份是卡卢奇的高级军事助理。 这个讲话十分谦虚的人却喜欢扮演一个深知内情的角色。一天，卡卢奇在讲话时老是提到“卡普”，听了让人很不舒服。最后，我问道：“是温伯格吗？”不是，弗兰克解释说，他指的是富有魅力的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他的风格与他的实质之间这种反差使我觉得很有趣。弗兰克可以一边给他的小女儿克里斯汀换尿布，一边策划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计谋。他妻子马西娅忙得脱不开身的时候，他会在星期六把小女儿克里斯汀带到五角大楼来。 ※ ※ ※ “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开防务科学大会。”卡卢奇上任没几天就告诉我。防务科学大会是每年2月在慕尼黑举行的、由德国出版业巨头巴龙·冯·克莱斯特赞助的会议。会上将散发一大本一大本的文件，题目都是《为欧洲制定的新战略》之类。整天抠书本的国家安全研究人员都渴望去参加这个会议。 “好吧，”我对弗兰克说，“我让空军准备一架飞机。” “不要，”他说，“在民航班机上给我们弄两个座位就行了。” 我按弗兰克的要求做了，并同他一起出发去杜勒斯机场。由于引擎出了故障，我们的飞机推迟好几个小时起飞，我们只好等着。弗兰克焦急地老是看手表。我们终于登上了飞机。按级别，弗兰克有资格坐头等舱，所以他就坐在那里了。我则还要继续向前走。“你到哪里去，科林？”他问。“我只能坐普通舱，弗兰克。”我说。结果，我俩无法在飞机上一起工作。 而且，为了等航班，我们回来时又浪费了一天时间。 我刚回到办公室，军事空运司令部司令罗伯特·海瑟就揪住了我的耳朵。“太蠢了。”海瑟说。你们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它怎么能提供可靠的联络？它怎么能保护那些绝密文件？他警告说，下次若再不用专为因公出差准备的飞机，我将会掉脑袋。弗兰克终于同意了，从此以后，我们出公差时使用军用飞机。 里根执政后，有一点很快就看清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一代人又回来主事了。总统所拍的军事影片可能不算多，他只在好莱坞拍了一些训练影片。但是在他看来，亲自参加这场战争是他的重要经历，而且他总喜欢强调这一点。卡普·温伯格在太平洋战区麦克阿瑟将军麾下由列兵升至上尉。他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夫人、当时任陆军护士的珍妮的。 所以说，他也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人物。 一天上午，在工作人员例会上，温伯格盯着卡尔·史密斯和我说：“我不明白，你们大家到底是不是军人？我很少看到我手下的军官穿军服。”我们解释说，穿便服在70年代初期成了普遍现象，这样可以显得在华盛顿工作的军事人员少一些。温伯格哼了一声说：“如果你们是军人，那就应当穿军服。”部长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就照办。 有一天我对卡卢奇说：“有件事使我们这里许多人感到不快。”我说了我们未能请来卡特总统或布朗部长为军士长罗伊·贝纳维德斯颁发他获得的荣誉勋章这件事。贝纳维德斯的光辉业绩是在1968年创造的。如今已经是1981年了。“使这位英雄得到他应当得到的待遇，这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我说。这个意见就像一颗火星，从卡卢奇那里跳到温伯格那里，后来又跳到白宫。里根的形象顾问迈克尔·迪弗抓住了这个机会。一位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受到忽视的拉丁美洲裔美国人终于得到一位共和党总统为他授勋。这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啊！ 为里根总统设定的方案是他亲自到五角大楼来。仪式预定在1981年2月24日在五角大楼中央大院内举行，邀请五角大楼全体人员参加。在授勋仪式和大会上，通常都是由一位军官宣读嘉奖令，由总统把勋章挂在受勋者的脖子上。里根俯下身看了看嘉奖令说道：“让我来宣读这项命令吧。”他并且指出，读脚本他还是有些经验的。于是，他成了在授予国家最高军事荣誉之前亲自列数受勋者的英雄事迹的第一位总统。对于武装部队来说，这天下午要比总统就职典礼日更具有政府更迭的意味。我们不必再用便服来掩饰自己的身份了。英雄终于得到了应得的待遇。当兵服役又成了光荣的事情。 当新政府接过防务预算的时候，出现了表明新时代更带实质性的证据。罗纳德·里根在竞选时曾许诺要加强国防，改变迈耶将军所叹息的“陆军变成空架子”的那种状况。尽管共和党人所承袭下来的卡特的预算把防务开支增加了百分之五以上，从温伯格的办公室里还是传出话来，问各军种首脑还需要增加多少经费。这真是2月间又过圣诞节，令人喜出望外。各军种首脑开始提出希望得到的东西的清单。起初，他们请求拨款的总额等于使防务开支实际增加百分之九左右。我和卡卢奇坐在部长办公室内，听到的话是我今生从未想到过的。温伯格说，这还不算完，他下令各军种首脑重新考虑研究和发展计划。于是他们又由希望清单走向梦想清单，拿出了一些他们认为决不会实现的建议。这些最新数字报到了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那里的答复是：还不够多。管理和预算局的结论并不是以战略分析为依据的，而是出于白宫的意图。里根的白宫只是简单地通知五角大楼可以多花钱。军方何乐不为？他们意识到，从天上掉馅饼的事，毕竟不会每天都有。 温伯格终于争取到把现政府继承下来的卡特预算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即258亿美元。这是可以预见的将来的增幅。我们并不是毫无目的地乱花钱。在连续几年预算紧缩之后，军队的状况实在太惨了。用于热门投资——主要是先进武器的研制。但是，面包与黄油的开支，即养活军队、使军中生活让人可以忍受的那些开支却受到忽视。军队就像一座门口停着一辆宝马汽车的摇摇欲倾的大厦。里根的预算为之拨款的项目有：增加薪俸、购置零部件、加强训练、建立现代通信中心、修理设施、托儿所、家属住房、牙科诊所等等，其中有许多项目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无人问津的。而且，国会很痛快地批准了增加这些军事拨款。在批评温伯格的人看来，一度被人害怕的“大刀”温伯格已经变成了“大勺”温伯格了。我们这些知情的人都了解，各军种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确实需要一把大勺来恢复我国军队的力量、目的感和自豪感。 2月下旬，我以卡卢奇的把门人的身份安排了新任陆军部长约翰·O·马什同弗兰克会见。我同马什不太熟。但我知道他以前是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此人很有头脑，讲话柔声柔气。我不知道他那天来找卡卢奇有何公干，但是他从卡卢奇办公室走出来后，把我拉到门厅。在那里，这个文质彬彬的人等于是扔给我一个抽出了保险针的手榴弹。“科林，”他说，“我希望你考虑一下辞去军职的事。我想让你来当陆军部副部长。”并补充说，他刚才同卡卢奇和白宫人事处都商量过这个主意，而且遇到了绿灯。 尽管我很惊讶，但我很快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有了一个在五角大楼官员中玩得转的名声。说得更直截了当一些，军人在国防部只占将近百分之四十，是少数，马什希望把一名有素养的来自这个少数派的高级军官安置在一个重要岗位上任副部长。我对马什说，这事得容我考虑考虑，明天再答复他。 通常，我白天在工作中遇到的事情是不同阿尔玛谈的。但是这件事将会对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我得听听她的意见。我们没有因为讨论这个问题而睡不着觉。我是一名44岁的准将，有着锦绣前程。军队是我的生命。辞去军职，接受一项政治任命会证实我希望制止的那种谣传，即那种有时连我自己灵魂深处也会有的猜疑：我正在变得更像政客而不是军人了。阿尔玛百分之百地同意我的看法。落入不知深浅的政治任命的水塘中去，这种前景使她感到很不放心。第二天，我感谢马什对我的抬举，但却拒绝了他的建议。 马什提出建议的第二天，我去见卡卢奇，表示很愿意与他一道工作。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机关工作将近4年了。我说：“弗兰克，我想回部队干准将应当干的工作。” “好啊，那当然，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他回答，接着便给我布置了一大堆新任务。 每天下班回家前，我总喜欢留下来同卡卢奇的另一位军事助理、现在已是海军少将的约翰·鲍德温聊会儿天。3月的一天傍晚，鲍德温说：“科林，你永远没法离开这里了。” “为什么？” “首先，卡卢奇不想放你走。他喜欢和你在一起。他不是军人。他不懂得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能离开军队太久。他只会使你在这里越陷越深。” “那第二个理由呢？”我问。 “你的真正上司是迈耶，他会更希望把你留在这里。” 那天晚上，鲍德温的这番话就像火警铃声一样回响在我的脑海。第二天清早，我再次去见卡卢奇，对他说：“弗兰克，我一定得走。” “好吧，好吧。我们下周再谈。” 经过不停地向卡卢奇请求，到初春时我终于如愿以偿了。迈耶表示理解是我所没想到的。他派我到科罗拉多州卡森堡去当第四机械化步兵师负责作战和训练的副师长。这个副师长职务是为担任正师长做见习。让我自己来挑，我也不见得能挑得比这种安排更好了。我开始对我的朋友们谈论我的好运气。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人并不像我这样乐观，而这些人的判断向来是我所看重的。他们中包括迪克·劳伦斯少将和朱利叶斯·贝克顿。越南战争期间，劳伦斯是美军美喀师的作战与计划处处长，我是他的副手；而朱利叶斯则是引导我上国家军事学院的指路人。他们两位都是装甲兵出身。 “科林，”劳伦斯对我说，“我说什么也不希望你到卡森堡去。”为什么呢？我很想知道。劳伦斯说，他有“不良预感”，即不安的感应，而这都是由于第四机械化步兵师师长约翰·W·赫达切克少将的缘故。他说此人很不好相处。“根本不应当把一个师交给他。”朱利叶斯·贝克顿也给我打电话表示了同样的保留意见。他们还警告我，我这位新上司的太太也很可能是个难缠的人物。我却没有因此而气馁。我实在太想回部队了。而且我向来同我的上司相处融洽，不论是像“红脸”巴雷特那样好相处的人，还是像“老虎”霍尼卡特那样难对付的上司。 我已开始佩服起卡卢奇这个不同特点兼而有之的少有人物了。他追求自己的目标时锲而不舍，与人打交道时却又体贴而仁厚。他的无私精神一直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弗兰克·卡卢奇不需要人们对他歌功颂德。他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并在会上向我颁发了国防杰出服务奖章。我们像亲密的朋友一样分手了。 我在前往卡森堡之前最后与之告别的人是里奇·阿米蒂奇和玛丽贝尔·巴杰。里奇要升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了。这位仁兄骂起人来像个水兵，讲话总爱用简单的陈述句。我理解他，他也理解我。我们很快就交上了朋友。我与他不仅仅是战友或工作上的朋友，而且是可以彼此敞开心扉的朋友。至于玛丽贝尔，虽说她来五角大楼之前可能分不清谁是将军，谁是看大门的，但她却显示了一种天生知人善任的精明。这在处理政治任命事务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其宝贵的才干。我们3个人有一些非正式的、可以深入到五角大楼各个角落的渠道，这种渠道是汲取流动在国防部正式报告制度的表层之下的各种信息的惟一途径。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交换这种有益的情报。虽然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一关系将会保持下来，成为对我今后的事业无比宝贵的财富。 一个来自南布朗克斯区的少年，他能看到的风景只是站到公寓房的屋顶上遥望布鲁克林。对于他来说，卡森堡所在地的景色真是令人陶醉。部队驻地位于大平原同落基山脉衔接的地方。从卡森堡可以看见派克斯峰和夏延山，它们就像俯瞰该营区的一对御座。“这里的天空太辽阔了，”阿尔玛在一次开车外出时这样说过，“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她怀念那些树木，我了解她的想法。这广袤无树的大平原和落基山脉似乎使人变得矮小了。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是用19世纪那些采金大王的财富建立起来的。现在的金矿则是3个军事机构，其中最大的是城北的美国空军学院。该学院高耸入云的大楼里的培训部内，聚集着4000名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男女。北美防空司令部位于夏延山中，靠近彼得森空军基地。北美防空司令部监视着天空，注意是否有敌人轰炸机或导弹袭来。若有来犯者，就派出飞机拦截。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自然环境极佳，以至许多在那里服过役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退休之后又回到那里去养老。 城南就是卡森堡——第四机械化步兵师中那些“蓝领弟兄”们的驻地。第四机械化师训练时的枪炮声震耳欲聋，他们的坦克破坏了该地的风景，那些20来岁的难驾驭的小伙子们给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带来了不少麻烦。不过，这个师为当地经济带来的大量收入比前两个军事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多，因此它就像一个白手起家的粗鲁的百万富翁大叔那样受到欢迎，甚至还有点受到爱戴。 在驻地边缘的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上，盖起了3座牧场式平房住宅。一座是给师长的，一座是给负责作战和训练的副师长（也就是我）的，还有一座是给负责后勤的副师长的。这些房舍可以住人，但毫无美感可言。阿尔玛还是得不到她想象中一位将军夫人所应当得到的那样一栋房子。 我到卡森堡的第一天，来到一幢50年代风格的司令部大楼的二层，同我的前任格雷尔·布鲁克希尔准将作了一次谈话。然后，我的新副官弗雷德·弗林上尉又带我穿过走廊去见我的新上司、第四机械化师师长赫达切克少将。在此之前，我注意到布鲁克希尔和弗林都不大愿意对这个人发表评论。我走进一个大办公室。那办公室的墙上照例挂着各种勋章和表现权力的照片。从它的窗户可以看到整个阅兵场及落基山脉。在那里，我见到一位中等个头、身材结实、留着平头、表情严峻的军官。赫达切克冷漠而严肃地同我握了握手、就谈起正事来。他的主要兴趣在训练和管理方面，我的责任是训练。他讲话很有说服力，很有分寸，没有一句废话。他已制定的计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分钟后，他明白表示，谈话已经结束了。我在离开那里时想，此人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我可以向他学些东西。我还注意到，在我们这第一次会见中，他的唇上没有掠过一丝微笑。杰克。赫达切克显然不是“红脸”巴雷特，不是查尔斯·格蒂斯，也不是神枪手埃默森。 第四机械化师的使命是在欧洲战场上同共产党集团的军队作战。我缺乏经验，尤其是缺乏坦克方面的经验。所以我决心好好学习，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M—60A1坦克炮手。作为一名副师长、我本来不必这样做。但是，自己不会打球的教练，人家是信不过的。我在3名严厉的坦克军士的指导下开始了我自己的训练。这3个人虽然很尊敬我，但却不畏惧我肩上的这一颗星。 第一天上获取资格课时，我以坦克车长的身份，练习在坦克高速行驶中用主炮瞄准1000米以外的目标。训练场地看来是平坦的。突然，坦克俯冲下去。当意识到我们遇到了斜坡时，我急忙升主炮筒，但是已经太迟了。我听到一声难听的嘎嘎声，坦克停了下来。 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例如，不能逆风吐唾沫，不能从右边上马，不能使船搁浅。坦克手决不能让他们的主炮筒陷进泥土里或者用光汽油。步兵确信，坦克兵们宁可往油箱里撒尿也不能使人发现他们的油箱空了。坦克手一定要在下坡之前、而不是之后把炮筒升高。 那军士带着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望着我，但仍旧很耐心。 “长官，”他说，“我们得休息一会儿，把炮筒检查一下。”我们用炮膛镜检查了一下，好在炮筒没有弯。我们把炮筒擦干净，很快又把坦克发动起来继续训练。到第三次训练的时候，我瞄准了目标，成了一名优秀的坦克炮手。 我还不至于那么天真，把大部分功劳记在自己账上。被派来给一位将军当教官的坦克手决不是平庸之辈。我得到出色的炮手、装弹手和驾驶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把一枚优秀炮手的徽章摆在自己的桌面上。没有多少事情能比你脚下的50吨重的铁马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奔驰在原野上更令人兴奋的了。 我们曾试图计算出一辆坦克的乘员组需要发射多少发炮弹才能成为技术能手。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苏联坦克乘员组在训练中发射的炮弹只有美国坦克手的十分之一。这样一来，两军在训练中所花的钱相差太大。我们每发射一发炮弹，视炮弹型号的不同，就要花掉纳税人200到1000美元。每个坦克手每年要发射大约100发炮弹。陆军的训练技师们设计了一些模拟器械和电子游戏机之类的东西，这使我们的坦克手可以少用一些实弹也能提高技术。我们希望弄清楚以怎样的比例把实弹射击同使用训练器材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最佳效果。我们用3个坦克营作试验，一个坦克营得到最大数额的炮弹，另一个少一些。第三个营则更少，但他们有较多的时间在模拟训练器上练习。我们要做的试验是把这3种经过不同程度训练的营拉到考核场上去，发给他们同样数目的炮弹，看看他们中哪一个的成绩最好。 结果是他们哪个都不行。成绩最好的是指挥官最棒的营。一名好的指挥官能激励他的下属在任何条件下都表现出色。 “即使他们给我们一发蹩脚炮弹，我们也能赢。”这就是志在必胜的态度。新技术被采用了，它们确实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但是，我们决没有忽略这个事实：人，特别是能干的指挥官，才是使部队获得成功的决定因素。用我喜欢用的说法，所谓领导，就是做出管理科学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来。 赫达切克将军的领导方式是充当严厉的监督者。工作是靠高压、而不是靠激发积极性来完成的。参谋人员会议成了冗长的训话，视察成了审查。没完没了的消极压力使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精疲力竭。第四机械化师是一个能干的集体，但却不是一个愉快的集体。由于他通常总是那么执拗，所以当他有一天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说了下面这句话时，我真是大吃一惊：“鲍威尔，你干得很好！我打算写一份特别报告，看看下次升级可不可以有你一个。”一个挑选少将的委员会即将开会，我虽然在我的同事中只是一个资历较浅的准将，但若能为我写一份特别报告，我就有可能早一些得到两颗星。赫达切克叫来他的副官，一位名叫菲利普·科克尔的上尉，令其起草报告。 最后，特别报告的事终于没能成功。人事处告诉我们，一个军官上任至少60天才能得到特别考虑，而我上任还不到60天。不过，我还是很感谢赫达切克的努力。看来这说明，尽管这个人不大好相处，但只要你工作干得好，他还是会正确对待你的。 看来，不论我家搬到哪里，我都得充当圣公会的传教士。我们来到卡森堡后不久，我就四处寻找圣公会教友做礼拜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圣公会礼拜式于每星期日上午9时在天主教神甫的办公室举行。其后的那个星期日，当天主教教友们鱼贯进入小教堂做弥撒时，我从侧面的一个通道走了进去。我们挤进后面的办公室，那里已经摆好八张折叠椅。我们坐了下来，半个小时后圣公会的神甫到了，是随军牧师队中的一位中校。他把一本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赞美诗集传阅了一圈，便开始做弥撒了。两名妇女弹着吉他为大家伴唱，那歌曲在我听来更像民歌，而不像赞美诗。我竭尽全力要找到感觉，但是心中却在怀念早年的宗教。 弥撒结束后，我走到神甫面前，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这位神甫名叫科林·P·凯利三世，是那位二战时期的美国英雄的儿子。“凯利神甫，我有一个问题，”我说，“这些年您对您的教名是如何发音的？”“科——林，”他说。他的发音带有爱尔兰味，英国人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他们发成“卡——林”。我解释说，我小时候是用英式音的，但是在他父亲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之后，我迫于同伴们的压力改过来了。接着我又问：“我们为什么要在一个天主教神甫的办公室里做礼拜呢？我们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教堂？”他说，圣公会教徒太少了。我建议说，如果我们的地方更好一些，我们可能吸引更多的人来。我知道在我们卡森堡这样的二次大战时期的兵营里，有一些木结构的教堂。“请找一所那样的教堂吧，神甫。”我说。 我还请他用些老的曲子，例如《坚固的堡垒就是我们的上帝》等等，来替换民歌似的《活水之歌》。他终于为我们找到了一所教堂，礼拜也做得更有传统味儿了。 到这时，我们已经有一个孩子离开了家。我们动身来卡森堡前夕，我儿子迈克从弗吉尼亚伯克镇的莱克·布拉多克中学毕业了。那年夏天，迈克同我们一起来到卡森堡，可是到8月时便离家到弗吉尼亚威廉斯堡的威廉—玛丽学院读书去了。我从未试图要求他选择什么生活道路，但我确曾试图指导他。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督促他抓紧学习，以便及时报考大学。我像女教师那样认真地检查他的作文。他曾被西点军校录取，同时又获得了威廉—玛丽学院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4年的奖学金。对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来说，他上这两个学校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大好事。但我很高兴他选择了威廉—玛丽学院。军事院校名气大，而且我对他被西点录取也感到骄傲。不过，我还是觉得，迈克到一所比军校涉及面更广的学校去读书，会为他今后的生活做好更全面的准备。当然，他若投笔从戎，以军队为职业，也是有前途的。他老子当年在大学主修地质学，又在后备军官训练团被授军衔，在军队里干得并不错啊。 那一年，琳达进入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夏延山中学读书，这是她3年中读的第三所中学。她现在正在准备参加全国优秀生奖学金的最后竞争。我们让11岁的安妮玛丽到一所天主教学校——波林纪念学校去读书。我们喜欢修女们对学生们的严格管教，不过她们对她那难以管束的天性也无能为力。安妮玛丽是学校的啦啦队长，她喜欢滑冰（这肯定不是她的南方妈妈和来自布朗克斯的爸爸的遗传），还参加了布罗德莫宾馆办的奥林匹克溜冰训练班，像一只小天鹅似的在冰上滑来滑去。 阿尔玛希望在卡森堡也像在以前驻扎过的地方那样，能积极参加一些社会工作。在华盛顿时她当过军人家属协会主席。那个协会为在全球各地调来调去的烦恼的家属们提供服务，颇受欢迎。例如，一位军士的妻子可以到在五角大楼内的军属协会的办公室来了解有关她丈夫的下一个驻防地点的学校、医院、房租以及从气温到当地宗教活动等所有情况。在卡森堡，阿尔玛希望能到驻地医院去工作，把她以前学的听力学派上用场。没想到，其他军人家属却委婉地拒绝参加社会工作。个中原因我们很快就发现了。 我听到一些军官抱怨说，我们卡森堡有两位长官。赫达切克将军管束着他的部下，而这些部下的妻子们则说赫达切克夫人也把她们当成部下来管。赫达切克夫妇感情极佳，因此将军便使太太成了他管理部队的伙伴。在他成立的管理餐厅、军人商店和托儿所等各种设施的咨询委员会中，安娜·赫达切克都居于显要位置。她显然是对她丈夫麾下的官兵及其家属有着极强的使命感。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两个人对于自己扮演的角色的那种傲慢态度。我便成了发泄这种怨气的对象。最后，我想开了，就依你这个国王吧，如果必要，也依着你这个王后。但是，卡森堡的情况实在太不像话了。我观察了4个月，看到士气在下降，我觉得我有责任采取行动。 副师长就是一位正在接受培训的师长。按照陆军的规矩，我到卡森堡来就是为了学习当师长所需要的技能和操行。有些师长把大量的事情交给他们的副手去做，自己坐在一边留心观察。可赫达切克所坚持的却是另一套做法。我觉得，要是他的两个副师长都失踪了，他心里会很高兴。这个师是他在管，我们只获准在这位老板的膝下学习一招两式。正因为如此，我打算要做的事情既不是容易之举，也不是明智之举。 参谋长汤姆·布莱格坐在赫达切克办公室的外面，处于他的控制之下。我对汤姆说，师里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我想找赫达切克谈一谈，看看怎样来扭转这种局面。 “科林，”汤姆说，“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汤姆继续说，“这是一个赫达切克不愿意谈、甚至不愿意承认的问题。我警告你，这样做帮助不了他，却可能伤害你自己。” 汤姆不是傻瓜，而只有傻瓜才会不理睬他的劝告。不过，我以前连五角大楼一些最难瞠的河都瞠过去了。我相信我可以处理好同赫达切克的这次谈话。我说：“汤姆，我没有任何选择，我如果回避这个问题，那就是玩忽职守。” 第二天上午，我走进师长办公室，说道：“长官，等您有空时，我想同您谈谈训练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有关夫人们的一些问题。” “我正忙着呢。”赫达切克说。我回到了我的办公室。 那天快下班时，他的秘书通知我：“他现在有空。” “什么事啊？”我进去时他这样问我。 为了转移注意力，我谈了训练方面的几个问题。然后我开始小心翼翼地进入雷区。“师长，我认为我们在处理夫人们的事情方面还可以再做些工作。有些不该她们插手的事情她们也插手了。”对方的反应是毫无表情地望着我。我接着说下去。“安娜有些很好的建议，她想为部队和家属们做很多事情。”对方仍然默不作声，脸上毫无表情。“我认为我们需要想想办法，让别的夫人们也多参与一些，共同来把她的想法付诸实施。”谈话到此没有结束，也没有再继续下去，而是不了了之。 那天晚上，我刚进家门，阿尔玛就问我：“你干了什么啦？” “我怎么啦？” “大约一小时前，安娜·赫达切克打电话来，约我过去喝茶。她对我说：‘阿尔玛，我很难过，将军和我确实很喜欢你和科林。我们原来以为我们至少可以依靠你们两位的。’”显然，我一离开赫达切克的办公室，他就给他夫人打了电话。这可能是我挨的第一棒吧！不过，我照常履行我的职责，享受着同士兵们一道工作的乐趣，竭力把驻地中的各种闲言碎语及猜疑阴谋置于脑后。 我在卡森堡工作期间，陆军开展了一场有关用什么办法检验部队的战备水平最好的热烈争论。 传统派主张搞年度大检查。我第二次到越南作战期间，曾当过副营长，在战争打得正紧张的时候就进行过一次这种把人搞得精疲力竭的大检查。在我看来，每年一度的检查就像是用春季大扫除的态度来对待战备问题。敲打地毯、洗窗帘、清扫阁楼和地下室。检查大员来的那天看着很好，但希望他们走后不要累得人们浑身散了架子。而且，如果敌人要发动进攻，那就请求他们在检查过后部队处于最佳状态时来，因为两周之后部队的坏习惯就都回来了。 革新派认为战备检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应当是一次形式主义大演习。这一派赞成搞事先不宣布的检查，今天检查这个连，明天检查那个连，直至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把一个师全都检查一遍。一年当中，每个部队都得12个月加小心，而不是仅仅两周。不出所料，部队指挥官们都赞成老办法。谁也不欢迎在无准备状态下搞突然袭击。然而，我却接受了新思想。在五角大楼正进行这一辩论的时候，我想把新办法引到卡森堡来。我对赫达切克说，应当这样做。他听我讲完，却不买我的账。这是我挨的第二棒！ 我到这个师工作大约9个月以后，一天下午有个旅长愁眉苦脸地来到我的办公室门口。我让他进来，关上了房门。他对我说，他的一个营里的一名军士来找他，说该营营长同他老婆发生了性关系。这种事对部队的士气很有破坏性，所以在陆军中是很受重视的。既然我自认为已经是一名有经验的军官了，按说我应当把此事交给驻地的律师或者刑事调查处去调查。可我却决定亲自处理。我要那位旅长把涉嫌的营长带来见我。我希望弄清楚这个老兄是否干过这种事。如果他干了，我就建议赫达切克将军把他撤职并调走。简言之，给上司拿出一个解决办法来，而不是把烫手的土豆丢给别人去剥皮。 但是，事与愿违。这位老兄矢口否认。这样，我就只好把这烫手的土豆交给赫达切克了。“好吧，谢谢你，我来处理。”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接着，他做了行家所应当做的事情：他把此事交给了律师和刑事调查处去办。其后的调查证实了那位军官的恶行，查到了他去幽会时的汽车旅馆收据。赫达切克却再也没把我叫去谈论这件事，也从未指出我本来可以把这件事处理得好一些。只是一句“谢谢你，我来处理。”这可能是我挨的第三棒！ 1982年5月20日，我在卡森堡已经干满一年了。10个 月前曾希望把我的名字提到少将遴选委员会讨论的那个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请坐。”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当他把一份两页纸的文件递给我时，香烟在他的手指缝中颤抖着。这是我的年度考绩鉴定。我的前途就取决于这两页纸。我看完鉴定后对他说：“这就是你经过考虑的评价吗？”他点点头。我又说：“你不会不知道它会产生什么效果，它十有八九会断送我的前程。”怎么会呢，赫达切克分辩说。他向我保证，我的情况还算好，而且他明年会重新给我鉴定。“下次鉴定会照顾你的。”他补充说。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话，说了声对不起，便告辞离去。 陆军的考绩鉴定是用一些委婉用语写的。你若是不知道这些代用词，就无法掌握它们的含义。例如，有一栏写的是“先于同级的人晋级”，第二栏写的是“与同级的人一道晋级”，第三栏写的是“不晋级”。这种表述似乎够清楚了。但是，现在这类报告已经贬值得如此厉害，以至你若要不落伍，就得让人家在第一栏内为你打勾。赫达切克给我勾的是第二栏。是具有破坏性，但还不是置我于死地的那一种表述。然而，这种很一般的评价也差不多是要人命的了。他只赞扬我是一名“好教官”。我的指挥才能被忽略了。我被派到卡森堡来，不是来当教官的，而是来取得当师长的资格的。我到师长预备学校来学习，而他给我的评语是不及格。 不过，赫达切克并不握有最后决定权。他是个“评估员”。我的鉴定还得交给一位“高级评估员”来下最后断语。 这位官员就是远在2000多英里之外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部队司令部副司令M·科利尔·罗斯中将。此人我只见过一次。两周后，我心惊胆战地打开了从部队司令部寄来的一个信封。罗斯中将重复了赫达切克对我作为一位“教官”的能力的赞扬，并说：“应当充分地考虑他在一个重要司令部担任主要参谋职务的可能性。评估员认为，在现阶段，科林更适合担任这种工作，而不是当指挥官。我同意……”这些话已经足以使我身败名裂了。可是，罗斯也得在一组空格中打一个勾。第一栏评价最高；第二栏在提升方面会有风险；第三栏则根本不用考虑。罗斯在第三栏内给我打了一个勾。这真是致命的一击啊。然而，我不能怪罗斯将军。除了赫达切克的意见外，他对我的表现毫无实际了解。至少，阿尔玛得到了可以得到晋升的评价：“鲍威尔有一位确实贤惠的妻子。不论她的丈夫被派到什么地方去，她都完全能够成为陆军的代表，支持她的丈夫做好工作。” 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时，脑子里千头万绪。我参加陆军24年，这是我所得到的最糟糕的职业评语。在“上岗学习班”时，罗杰斯将军曾警告过，我们当中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升不到两颗星。现在我知道我是属于哪一半的了。在五角大楼的将官管理处，那些负责将军调动的年轻中校们会看到这份鉴定。他们会想，这个一帆风顺的军人终于栽了跟头。鲍威尔原来只是一名政治将军，到部队就不灵了。迈耶将军看到这份鉴定时会摇着头说：科林离开部队的时间太长了。下一次晋升委员会开会时，委员们会看着在此之前一直毫无瑕疵的记录，心里嘀咕：这个家伙出了什么问题？那天夜里我失眠了。 然而，第二天上午我照样到办公室去，而且感觉很好。就像我在越南第一次目睹死人的事之后，我在那个山坡上所领会到的一样，事情总是在第二天早晨显得好一些。我会自哀自怜，但时间不会太长。我走进汤姆·布莱格的房间，对他讲起发生的事情。他说：“我提醒过你，你不听。”他认为麻烦是从我去找赫达切克谈夫人问题时开始的。我同意他的分析，又加上了同师长争论年度检查的事和我对那位与军士妻子有染的军官的处理。后面这件事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我告诉汤姆，我确实把那件事办糟了。不过，我不后悔。我做了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赫达切克做了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并据此对我作出评价。我不打算抱怨或申诉，不会对赫达切克大发雷霆，也不会就此意志消沉。我会正确对待这件事的后果的。 此后，我继续高高兴兴地履行我的职责。但是，我的脑子里却转起了脱离陆军部队的念头。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的书桌旁坐下来，开始重新筹划自己的未来，准备寻求一项文职工作。我不想赖在这里，等着人家来逼我退休。就在一年之前，我本来可能成为陆军部的副部长呢！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时期。一只脚仍在军队里，另一只脚却已经准备迈出去了。但是迈向哪里呢？我想我应当给将官管理处打个电话，说好我在卡森堡再干一年。我同一位中校联系上了，那中校说：“你打电话来，这可太巧了。我们正要同你联系呢。我们明天给你打电话。”这种话听起来总是有点不客气。现在我完全糊涂了。这会是好消息呢？还是会把我开掉？我又是一夜没睡好。 我的副官透过喧嚣的射击声大声对我说将官管理处要我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练兵场上观看坦克炮手的演习。我开车回到司令部，给五角大楼打通了电话。对方告诉我，赫达切克将军要离开这里，到韩国去担任第八军的参谋长。特德·杰纳斯少将将从利文沃思堡来接替他的职务。以上这些都与我没有直接关系。将官管理处的那位上校继续讲下去。他说，我也不会再呆在卡森堡了。8月份我将被派到利文沃思堡去接替杰纳斯的职务，担任一个叫做“诸兵种联合作战发展中心”的副主任。 我挂上电话后，发了半天呆，心中既燃起希望又迷惑不解。杰纳斯是一位两星将军。他腾出来要我去填补的职位是一个两星将军的职位。要么是五角大楼的人没看到我的最新考绩鉴定，要么是我被起死回生了。 7月末的一个下午，阿尔玛和我到会议室去。那会议室与赫达切克将军的办公室在同一层，只隔几个门。我们走进时，众旅长、营长、师部参谋军官以及他们的夫人们全都向我们致意。我常常充当这些军官同师长之间的缓冲剂、避雷针和忏悔神甫。我们设法建造了一艘虽说并不总是很愉快但却能够行驶的船。此时我的老伙伴汤姆·布莱格已经走了，一位名叫比尔·弗林的新参谋长取代了他。弗林发表了一篇措辞亲切的讲话，还送给我这个师的送别礼物——一个穿着皮护腿套裤的牛仔雕像，那是著名的西方艺术家迈克尔·加蒙的作品。随后，我发表了告别讲话。在所有这些送别活动进行的当儿，杰克·赫达切克就呆在20英尺之外的办公室内，紧闭着门。联欢会结束后，阿尔玛回家去了，我回办公室取几件东西。 “将军现在要见你。”我应声转过身来，看见赫达切克的秘书站在我门口。我走进赫达切克办公室时，他嘟囔了句什么，听起来好像是“祝你好运”之类。也祝你好运。他递给我一块刻着师的印章的徽章。我们敷衍了几句，握了握手，然后我就离开了。当初我来卡森堡时，曾以阅兵式相迎，但我走时，却既没有旗帜飘扬，也没有号声嘹亮。 ※ ※ ※ 在我为去利文沃思堡做准备的时候，我对陆军总部想干什么还不是很有数，但我已经开始相信，我的前程并没有彻底毁掉。我四处探听了一番，获知我不仅以一星之衔将任二星之职，而且我即将担任的这个新职以前曾为我的所有前任提供了升官的跳板。我还知道了我被人从冷宫里救出来的经过。部队司令部司令理查德·G·卡瓦佐斯将军是我的考绩鉴定的高级评估员罗斯将军的上司。他是朝鲜战争期间的英雄，是陆军中的一位传奇人物。当这位军官讲述当兵意味着甘愿为你的国家而献身的时候，许多成年人都被他的讲话感动得流泪。勤恳尽责的卡瓦佐斯密切注视着部队司令部下辖的所有师长的表现，偶尔还到卡森堡去考察赫达切克的工作情况。 在他最后一次去卡森堡视察后，卡瓦佐斯同朱利叶斯·贝克顿一道乘飞机返回亚特兰大。贝克顿后来对我讲了他们的谈话内容。卡瓦佐斯对他说，他对赫达切克的那个师很不放心。“你今天在会议室里注意到什么情况了吗？”卡瓦佐斯对贝克顿说。“只要赫达切克在场，所有的人都面带恐惧，噤若寒蝉，只有鲍威尔敢于当面坦陈己见。”卡瓦佐斯不参加为我打分，为我评估的是他的副手罗斯。但是，尽管陆军中有评估制度，而且将军以下的军官的晋升也完全是按照正常的渠道进行的。但是将军的人数没有那么多，所以到了将军一级就有一个非正式的网络在运转。军官俱乐部里的饮酒聊天、打电话、街谈巷议，老家伙们嗅到气息，然后探个究竟，这往往比考绩鉴定更重要。而这个内层小圈子得出的结论是，不错，鲍威尔在卡森堡遇到了麻烦。然而，他做了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且他是冒着把自己的脑袋套进绳索的危险这样做的。他大概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但是，说到底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些将军了解这个被评估的军官，也了解那个为他做评估的军官。我的前程总算没有被一笔勾销。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当年与我一起当白宫研究员的老同学汤姆·奥布赖恩的来信。汤姆现在在哈佛大学工作，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担任该校财务计划部主任。我对学校的财务工作知之甚少。但是，有人想要你去工作毕竟是令人高兴的事，特别是在九死一生之后。然而，现在我被安排了这个新的职务，我的适应文职工作的简历可以撕毁不用了，哈佛的邀请也可以谢绝了。在我于利文沃思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毕业14年之后，我又要回到那个地方去了，对此我感到高兴。在我的家属到达利文沃思堡后不久，新的少将晋升名单就下来了。我榜上有名，可望在一年之内得到提升。 我在利文沃思堡的新工作对于陆军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门外汉听起来却没有什么了不起。在这次最新改组之后，陆军把美国境内的部队分成两个司令部。部队司令部是负责部队管理并进行作战准备的；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负责制定作战条令、管理训练设施，以便为部队司令部提供训练好的部队。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不同军事院校，如步兵学校、装甲兵学校、炮兵学校、防空学校等等，都训练部队协同作战，而不是各自为战。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建立了一个机构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这个机构就是诸兵种联合作战发展中心。我现在是该中心的副主任，顶头上司是精力充沛的三星将军杰克·梅里特。我很快发现，我现在的工作正是我以前的良师约翰·威克姆将军所喜欢的——设计一支装备比较轻、人数比较少、在战场上行动比较迅速、在第三世界冲突中特别有用的师级部队。 利文沃思堡具有历史意义的房舍之一是斯科特街611号。它建于1841年，原先是一个随军小商店。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菲利普·谢里丹以及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①都在这个屋檐下生活过。根据传说，性情暴躁的卡斯特当年就是从这所房子出发前往小比格霍恩河的。在斯科特街611号，谢里丹夫人的亡魂至今不散。据说有一次，谢里丹到芝加哥去，把这个不幸的女人留在这里。谢里丹夫人在丈夫在外未归期间死去。从那以后，她的鬼魂就没有离开过这栋房子。今天，斯科特街611号是位于密苏里河畔的一座面积有10，000平方英尺的闪闪发亮的白色小型公馆。它的餐厅坐40个人毫无问题。房前屋后种着好看的花卉。屋前草地上耸立着一座美丽的凉亭。这里现在就是我们的家。阿尔玛终于有了她的邸宅。我也终于受到她的敬重了。 -------- ①以上三人都是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著名将领。卡斯特将军于1876年6月在小比格霍恩河与印第安人作战时战败身亡。——译者注。 最近这次搬家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再次让女儿们转学。像通常一样，安妮玛丽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适应下来，同她的朋友们混熟了。不论这种学习被中断的事情给她带来多少痛苦和失望，她都只是记在她那小小的日记本里，从不向别人表露。 这时，琳达已经在上她的第4所中学了，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未免有些干扰。不过，利文沃思堡中学的黑人学生比她以前上过的学校多一些，这对她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琳达学校的剧团决定演出一些折子戏。黑人女生，包括琳达在内从《彩虹下的黑姑娘》剧本中选了一段。这出戏的内容对于中学生来说是相当不容易演的，因此她们的选择引起了轰动。就在预定要演出的一周之前，校方把这一幕黑人话剧给取消了。 我女儿很生气。我向她保证说，我要读一读这个剧本。除了女儿被分配演一名妓女这一点令我这个做父亲的感到不舒服之外，我觉得这出戏很有分量，也很正经。我给校长打电话谈了我的看法。琳达还在校报上写了评论，批评取消演出的做法。校方坚持他们的决定，但是做了一个让步。在本来应当演出《黑姑娘》这幕话剧的那段时间内，允许黑人学生出来同观众讨论取消演出问题。 我对琳达说，我们两个都是经受过指挥系统训练的，像在陆军中一样，现在她有责任服从决定。然而，在演出进行到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琳达一鸣惊人。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她突然站出来说：“我想你们也许会愿意看看我们刚刚谈的是什么事情。”然后她就把她的角色演了一遍。观众初时惊讶，接着就热烈地鼓起掌来。我想不起阿尔玛和我还有过比此刻更骄傲的时候。不过，我们当时以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少女的勇敢表现，可实际上，我们当时目睹的却是一位年轻女士在选择她的命运。琳达已经下决心当演员，而且这决心从未动摇过。 9月的一个下午，我从有关陆军通信的一个冗长的汇报会上溜了出来，提早回了家。“科林，”阿尔玛说，“你该理发了。”我嫌驻地理发店理得不大好，于是就凭我的记忆去寻找位于利文沃思堡黑人区的那家我14年前光顾过的理发馆。我开车顺着闹市区走。我记得不错，那家理发馆还在那里，门前有个理发店的彩条标记杆。进得店内，只见墙上挂满宣传验方生发水的广告。书架上散放着几本翻旧了的杂志。屋子里有一种理发馆的特有香味。店里除了一位比那招牌年纪还大的理发师外，再没有别的人了。 他放下手中的报纸，向我招了招手，示意我坐到椅子上去。“欢迎你，将军。”他说。接着，他一边给我围上单子，一边自我介绍说他叫“老萨吉”。在他给我理发的当儿，我仔细地辨认着镜子上方的照片。那是些黑人将军，其中有罗克·卡特赖特、朱利叶斯·贝克顿、罗斯科·罗宾逊、埃米特·佩奇以及哈里·布鲁克斯。所有这些人都比我长一辈。理发师递给我一个红皮的小日记本说：“我想请您在理完发后在我的小本上签个名。”那小本的封面上印着“1959”。我翻阅笔记本，研究着那里面的签名，看到了一大串熟悉的名字。他的小红本读起来就像一部黑人军事史。最早签名的大都是少校，后来是几位中校，近些年有了不少级别更高的军官，看了令人很欣慰。翻着翻着，我突然停了下来。在1968年的那一页上，我看到了“科林·鲍威尔，美军少校”的字样。我不记得我在这个小本上签过名。 “您不记得我了，”老萨吉说，“可我还记得您。” 他举起一面镜子，使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后脑勺。我点了点头，表示满意。他取下单子，把头发抖掉。我掏出一支笔，在本上签了名。这一次签的是“准将鲍威尔”。“您到底叫什么名字？”我问。 “贾莱斯特·林顿，”老萨吉说，“第十骑兵团，‘野牛勇士’。” 我不仅是在读黑人军事史，而是干脆在握它的手了。我们谈起了驻地上那些以过去著名的军人的名字命名的地点，如格兰特大道、艾森豪威尔大厅等等。我问老萨吉，利文沃思堡可有什么纪念“野牛勇士”的东西？“有的，”他说，“有第九和第十骑兵大道。”我可从未听说过这些名字。 从此以后，我对野牛勇士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我开始阅读我所能找到的一切文献，它们使我心中充满了对于这些黑人士兵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所产生的自豪，也对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和漠视感到凄怆。黑人参加了美国打过的差不多所有战争。他们在军队中的表现证明他们比白人士兵毫不逊色。而这正是一些白人不想让黑人穿上军装的原因。我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看到了邦联派将军豪厄尔·科布劝杰斐逊·戴维斯不要武装黑人时讲过的一段话。“在做饭、挖堑壕、砍柴……这类活计中，你能用多少黑人就用多少黑人。”他接着警告说：“但是不要给他们武器。如果奴隶能成为优秀的军人，那么我们关于奴隶制的一整套理论就是错误的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说法略有不同：“一旦让黑人身上别上带有‘U．S．’字样的铜章，让他穿上钉有鹰扣的制服，在他口袋里装上子弹，那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否认他已经赢得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了。” 1867年，国会批准成立了4个黑人团，从而正式地让黑人穿上了钉有鹰扣的制服，在他们的口袋里装满了子弹。一位名叫本杰明·H·格里尔森的白人军官指挥这4个团中的一个——第十骑兵团达22年之久。当格里尔森最终与他的部下告别时，他说：“你们为自己的国家做出的宝贵贡献迟早会得到承认和奖赏。”1995年之后，尽管要奖赏已经太迟，但我仍然没有看到对野牛勇士们给予了多少承认。 我还读到了有关亨利·O·弗利珀中尉的命运的记载。请想一想，一个一生下来就是奴隶的孩子，却拥有如此坚毅的精神，使自己于1873年，即奴隶获得解放10之后，被美国军事学院录取。在弗利珀之前的所有黑人士官生都受到排斥、辱骂，最终被赶出西点军校。弗利珀把这一切都忍受下来，忍受了整整4年，并于1877年从该校毕业。1878年，他被派到西部的第十骑兵团A连，成为担任野牛骑兵指挥官的第一名黑人军官。3年后，一些有偏见的军人把侵吞部队伙食金的罪名加在他头上。一个军事法庭认为这个罪名不成立，但却给他扣上“行为与军官和绅士身份不相称”的罪名。他受到不体面的开除处分，戎马生涯在25岁上被断送了。不过，意志顽强的弗利珀在逆境中依然发奋图强，先后成为成功的采矿工程师、作家和报纸编辑。但是，他时刻忘不了自己名誉上的污点。他去世前的几年，一直在努力为自己恢复名誉，但却没有结果。最后到1976年，终于通过一位名叫罗伊·麦科尔的佐治亚州白人教师的毅然决然的努力把那个军事法庭的裁决给推翻了。 在当年的军事法庭上，弗利珀的律师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黑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取得并保住一个军官的职位？”我自己的和成千上万黑人的经历响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能！但是我们知道，这条布满偏见与歧视的荆棘道路是通过我们之前的许许多多无名的黑人——那些老萨吉和亨利·弗利珀们的牺牲而廓清的。我们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他们为我们创造的。 我到那家理发店去过之后没有多久，有一天我跑步经过驻地坟场时发现了一个荒芜的拖车停车场。那里除了一个破败的水泥平台和两条沙土小路的交叉路口之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倾斜的、被风雨侵蚀的路牌，上面写着：“第九骑兵大道”。还有一个牌子上写着“第十骑兵大道”。我回到宿舍之后，心里仍然不是滋味。洗过澡后来到办公室，叫来地方志编撰人退休上校罗伯特·冯·施莱默。我说：“我们只能做到这种程度吗？一个荒芜的拖车停车场内的两条土路？” “您说得对，”施莱默耐心地说。“但是在您发火之前，您要知道，就连这么一点点承认我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为‘野牛勇士’，们争取到的！” “好吧，”我说，“那么以后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希望能有更合适的东西来纪念这些人。” “我来告诉您怎么办，”他说，“如果您能带头，我会使利文沃思堡历史学会来支持您。我们还得投入一些种子资金，大概得5000美元左右。但是，您得想好，您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这件事我考虑了一个上午，然后告诉他：“利文沃思堡到处都是骑兵塑像，我希望这里能有一尊纪念“野牛勇士”的骑兵塑像。它应当高高地耸立在密苏里河畔，骑兵应当面朝西，奔向未来。” 建一座塑像，5000美元是远远不够的，冯·施莱默提醒我说。我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是如何筹款。 我认为我对那些曾为我开路的黑人士兵负有一种责任。修建一座“野牛勇士”纪念碑成了我本人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叫来了赫达切克以前的副官、我从卡森堡带来的菲尔·科克尔上尉，问道：“你是第十骑兵团的，是吧？”他说是的，他在卡森堡时是那个连队的成员，显然那是第十骑兵团在朝鲜战争期间被合并之后很久的事了。“你要使你们的那些人永垂不朽，”我对他说，“你要好好发掘一下野牛骑兵团的历史。”科克尔接受任务后，立即干了起来，就好像我们谈论的是他的祖先一样。他查阅档案，我开始找钱。黑人打仗时是一流的战士，可战后受到的却是二流待遇。我决心最终使“野牛勇士”得到一流的待遇。 我在利文沃思堡工作期间，约翰·威克姆将军又回到我的生活之中。1983年春，威克姆即将出任陆军参谋长。他从华盛顿打电话给我，说他拟定了一份名单，里面是他所能找到的13名最出色的中校和上校。他要求我这个准将带领他们进行一个月的突击研究，看看他在今后4年内应当把陆军引向何方。鉴于我是他找到的第14位军官，他把这个研究项目命名为“14号计划”。 这时距美国从越南撤军已经12个年头了。陆军已经差不多完全从那场冲突的创伤中恢复了过来。1983年5月27日，我们提交了“14号计划”报告，向威克姆提出对训练课程做些适当改革的建议。我们特别强调的一点是，陆军再也经受不起另一次像“沙漠一号”那样的惨败了。陆军是为打仗和战争而存在的，不仅仅是把自己管好就行了，我们要想使全国人民恢复对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必须在下一次军事行动中取得成功。 我飞往华盛顿，向威克姆将军和他的助手们就这份最后报告做了汇报。过后，当我俩走回他的办公室时，我借机提起一件使我感到不安的事情，想听听他的意见。威克姆的前任迈耶将军曾向我保证，他只打算让我在利文沃思堡干两年，然后把我调去当师长。这是我朝思暮想的事情。但是，我此次来华盛顿期间却听到了一些令我不安的议论。“我听说正在考虑让我接替卡尔·史密斯担任温伯格的高级军事助理。”我对威克姆说这话时心中抱着一线希望，希望他会否认这一说法。 威克姆回答说：“不错，被提名的还有皮特·道金斯。但我认为你比他更合适。”这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的回答啊。道金斯是我多年前在本宁堡步兵学校时的同班同学，至今仍是陆军中的宠儿，楷模中的楷模。“我双手赞成让道金斯去干这个工作，”我说，“我离开五角大楼刚刚1年零10个月，我已经尽了我应尽的义务。我已经当过3位副部长的军事助理了。将军，不要再派我去干这种差事了。”我对他说，我怕永远被贬为军事上的半瓶子醋。威克姆不置可否。我立即离开华盛顿，赶回堪萨斯。 温伯格的现任军事助理卡尔·史密斯，4年前在哈罗德·布朗的办公室里与我同一天晋升准将。我回到利文沃思堡两天后，卡尔打来了电话。他说温伯格部长让我再到华盛顿去一趟，他要同我谈一谈。卡尔还说：“科林，我得离开这里了，即使我不得不把这工作塞给一位老朋友，也只好如此。” 几天后，我沿着熟悉的E翼——艾森豪威尔走廊走向部长办公室。进门后，温伯格站起身来，以他那种绅士风度同我热情地握手。“科林，”他开门见山地说，“你知道，史密斯将军想离开这里。你愿意干他的工作吗？” “不。部长先生，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但是，”我补充说，“无论调我去哪里，我都会干好工作。” “我预料你会这样说，”温伯格回答说，“如果一个军人不是更喜欢在野战部队里，那会令我失望的。”我们又交谈了几分钟，便分了手。当时我仍在祈祷皮特·道金斯会来解救我。 我还没来得及离开五角大楼，卡尔·史密斯看到了我。他告诉我，我的任命已经定了。他言谈中流露出一种明显的解脱感。几分钟后，威克姆证实了这个消息。“从1976年起就没有我们陆军的人担任这个职务，”他解释说，“而我们需要这个职务。不过，不要担心，我在迈尔堡给你安排一处住房，是27A号。距五角大楼只有两分钟的路，地段也很好。你到这里后很快就会晋升少将。” 没办法，我得回去告诉阿尔玛，在利文沃思堡呆了不到一年之后，又得对这个地方、对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房子说再见了。 我特别遗憾的是不得不把尚未完成的“野牛勇士”工程撇下来。我为这个工程点了一把火，我不希望这把火熄灭。我的助手中有一位担任文职工作的黑人，名叫阿隆索·多尔蒂，他还是堪萨斯国民警卫队的一位军官。我对他是绝对信任的。 “朗尼，”我说，“你知道这个工程对我多么重要。我现在把它移交给你。我会继续为它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当然是从远处努力喽。但是我指望你在这里把工程继续搞下去，不要半途而废。”多尔蒂同意接着干。 1983年6月29日，我在诸兵种联合作战发展中心的任 期即将结束的一天，我站在格兰特礼堂内，现在已是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副司令的卡尔·沃诺中将为我戴上了第二颗星。从职业角度说，升任少将是大好事。从感情上来说，这意味着我终于渡过了痛苦的一关。我的心中受过内伤并且恢复过来了。然而，再冒一次险是不明智的。 在利文沃思堡度过短短的11个月之后，鲍威尔一家离开了这个地方，不情愿地返回华盛顿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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