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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在我记忆中这是第一次未用闹钟而醒来的。我穿上宽松长裤，马球衬衫，一双懒汉鞋，然后慢悠悠地走到我们在华盛顿郊区买的这套房屋的厨房，与阿尔玛一起用早餐。我现在开始全日从事一份多年来我一直只有夜晚才作为第二职业从事的工作，这就是做丈夫。 阿尔玛放下咖啡，抬起头来对我说：“洗涤槽堵住了。地板上到处都是水。” 没问题，我想。我会打电话给营区工程师。后来我想起来了，什么营区工程师？不属我管了。于是脱掉军装后的第一个上午就蹲伏在嘀嘀嗒嗒漏水的洗涤槽边度过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变成了房主哈里。 我从四星上将变成一介平民后，一夜之间我的90名随身工作人员全部消失了。我带着退休金和退休身份证离开五角大楼。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公共事务助理比尔·斯马伦上校与我一起退休，他同另一个从五角大楼退伍的佩吉·西弗里诺一起建立了一个小办公室，管理我新阶段的生活。 退休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我驾驶的老式“富豪”轿车（我不止一辆这种轿车）偏偏在高峰时间行驶在环形路上时没有汽油了，这次我真正深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变化。一位亲善好施的人在我后面停了车下来，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我的车横穿3个车道推到路边上。这3个车道上满是回家的车辆，司机不耐烦地使劲按喇叭是可以理解的。我把棒球帽檐使劲朝下拉，没有任何人包括下车救助我的那个人，认出未能及时给汽车加油的这个人就是当年曾指挥千军万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正要用汽车上的移动电话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一名交通救援警官赶来。 “怎么啦？”他问道。 我又向下拉了拉帽子，向他说明了情况。他有板有眼地向我发表了一通“千万不要在环形道上没有汽油”的训话，接着走到他车子旁边，拿出一根大概只有麦秸杆粗的软管，向我的油箱里注了半加仑汽油，然后就走了，他也没有认出我来。我在最近的道口把车驶出环形路，遇上另一次交通堵塞，又燃尽了汽油。我对自己说，鲍威尔先生呀，当一名平民百姓比你预计的要艰难得多。 我虽然从军队退休，但生活依然紧张。写这部自传是一种新的冒险，演讲日程也排得满满的。我的个人生活很简单，自由自在。我世面见得多了，在飞机上生活了多年，对旅游不再感兴趣。阿尔玛一生辗转东西南北，现在想建设自己的安乐窝。在我们确实要到外地去时，一般是抽几天去长岛看罗恩·劳德斯等朋友，或拜访表弟布鲁斯·勒维林。不过我们经常在雪地里赤脚行走，去看我们演员女儿琳达的演出。1994年，迈克和简在等待他们的新家建成时，暂住在我们这里；其间他们有了另一个儿子——布赖恩。有孙子住在身边我们感到很幸运，和他们在一起我们极为快乐，两方面的好处我们都捞到了——既享受了同孩子在一起的欢乐，又不负什么责任。阿尔玛和我请客不多，只是偶尔与几位朋友互请吃饭。对我来说愉快的晚上就是坐在安乐椅里看电视播放的老电影，特别是音乐片，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上面提到的《音乐人》，还有《俄克拉何马》和《小伙与少爷》。《卡萨布兰卡》、《催促者》、《生产者》、《拉文德山暴民》和《神经错乱》我看过很多遍，能够大段地背出台词。如果不看电视，我就读书。我的兴趣不拘一格，从历史到几乎任何人的传记，还有一些小说。军事著作只是偶尔读读。 我们像在五角大楼中那样喜欢听听音乐，最喜欢的仍是即兴讽刺歌歌手。我还爱听阿雷塔·弗兰克林、卡利·西蒙、卢·罗尔斯、保罗·西蒙、安妮·默里、纳塔利·科尔的表演和安德鲁·劳埃德·韦伯演奏的任何音乐。不过不喜欢听硬性摇滚和叩击音乐，这可能就是代沟吧。我也喜欢古典音乐，但不要问我在听什么，因为我对那些曲子分辨不清。在冠军赛期间我爱看电视的足球节目，在棒球季节外出到公园里去仍能发现有典型美国风味的东西。我曾经在体育上小有名气，是垒球的长球击球手，短网拍墙球运动员，但这种岁月一去不返了。现在最耗费我体力的运动是踩健身脚踏车。在汽车车罩下面弄得满是油垢是我最愉快的消遣。现在我的骄傲和愉快是一辆1966年生产的122型富豪旅行车，车的颜色是胆汁绿的，里程计上的数字约等于地球到月亮的距离。我花了500美元把它买下来，又花了1000美元才使它转动起来。 退休后阿尔玛和我有过一次不寻常的旅行，说起来这次旅行像是霍雷肖·阿尔杰的廉价小说的结尾。我的父母有一个小小的保险箱，妈妈去世后的一天，我清点了保险箱内的东西：几百美元现金，一对戒指，一个粗糙的油布票夹，里面有一美元钞票，这个布票夹是我上小学二年级上工艺课时做的，我父亲一直舍不得把它丢弃。真正的财宝是我父母来美国时所带的英国护照，上面贴着照片，这些照片是我看到的他们最早的照片。阿尔玛和我1993年12月动身去伦敦前，我又拿出这些照片来仔细端详。来自英国一小块殖民地的两个板着面孔的黑人移民的儿子现在将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爵士。 12月15日，我们在旅馆穿戴整齐准备到白金汉宫谒见女王。通常很冷静的阿尔玛现在却不断地摆弄自己的服装。我觉得她看上去已经像王后一般了。我们到达后被领进一个房间里等候，在这里女王的侍从武官向我解释了受封程序。“当你们走进去后，”他告诉我们，“女王陛下就走向前把二等高级巴思爵士勋章授予你。然后你们就退出，除非她赐你们座。”我过去听说过这种区别：不赐座的属于B名单，赐座的属于A名单。 一扇看起来像墙壁一样的门突然打开了，我们走进一个金碧辉煌的房间。“科林·鲍威尔将军和夫人到！”王室侍从武官宣布说。 伊丽莎白女王走向我们时经过一张桌子，顺手拿起一件什么东西。她说：“再次见到你们我真高兴，鲍威尔将军和夫人，我愉快地把这件东西送给你。”边说边给我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我的勋章。 仪式就这样结束了。由于我是美国人，我不必屈膝，女王不必用皇家宝剑拍我的肩。阿尔玛也不必行屈膝礼。 “请坐。”女王说。我们坐下来谈了15分钟的话。谈话激动人心，话题从世界大事到该死的天气。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如果我的父母还是英国臣民的话，我现在就成了“科林爵士”，阿尔玛则成为“鲍威尔爵士夫人”。可是如果我的父母仍留在牙买加，难以想象我会被封为爵士。如果卢瑟和艾丽乘船去南安普敦而不是去纽约城，我有可能在英国某个不出名的团里当上军士长，但不大可能当上英国国防参谋长。我珍重我家族的英国根，但我更爱我的美国，因为这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 离开白金汉宫后，阿尔玛和我坐进一辆由穿着军装的司机驾驶的本特利汽车。司机转过头，笑着问：“鲍威尔贵族夫人，您去哪儿？”不论这种称呼是否正确，听起来令人心情舒畅。 “去哈罗兹。”①阿尔玛答道。 -------- ①哈罗兹是英国伦敦最有名的一家百货公司。——译者注。 南非的联邦大厦坐落在俯瞰普勒托利亚的一座山丘上。1994年5月10日，我与来自世界各国的要人坐在一起，观看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今天在这里发生。在挤满山丘的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声中，南非武装部队4名高级军官组成一个仪仗队，护卫他们的下一届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走上舞台。作为一名非洲裔的美国人，我感到骄傲；作为人类的一员，我感到欢欣鼓舞；作为世界事务的一名研究人员，我对这种和解行为感到惊异。 一周之前，克林顿总统邀请我加入美国代表团，参加曼德拉就职典礼。该代表团由副总统戈尔与夫人率领，成员包括克林顿夫人、数名国会和内阁成员以及长期以来支持曼德拉的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人。美国黑人大多数是民主党人，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美国黑人比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更多，这不是什么秘密。同机飞往南非的人包括杰斯·杰克逊牧师、卡罗尔·莫斯利—布朗参议员，国会议员查尔斯·兰热尔、罗恩·德勒姆斯、奎西·姆富米、路易斯·斯托克斯和马克辛·沃特斯，内阁成员罗恩·布朗和迈克·埃斯皮，前纽约市长戴维·丁金斯以及巴尔的摩市长卡尔·施莫克。其中大多数人我都认识，相处得一直不错。我也知道，我的职业生涯取得的成就有些是非洲裔美国人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他们为此而骄傲。但与我同机的这些人原希望我在不同人的领导下取得成功。在这些人的眼中，我是持点滴受益论①观点的保守共和党人里根和布什的产物。如杰斯·杰克逊所说，应当把我看成是一个忠诚地履行自己任务的军人，哪怕这些任务需要我执行“镇压性的政策”。 -------- ①点滴受益理论，将给予大企业的经济利益转而给予小企业和消费者的一种经济理论。作者曾是工商管理学的硕士，所以在书中经常引用一些经济方面的术语。——译者注。 不过，在这个长时间的飞行旅途中，我们把官职和政治都抛到一边去了。我们进行了亲切、风趣和轻松的交谈。我们开玩笑地假装睡着，以免陷入杰斯·杰克逊在过道上发表的长篇大论的陷阱。黑人妇女全国代表大会的德洛·塔克对我说：“科林，你应当进入政界，我是说作为一个民主党人。 你太好了，不应是一个共和党人。” 此时此刻党派政治是第二位的，摆在首位的是我们是美国人，来非洲观看我们过去曾希望但未敢具体想象的事情现在变成了现实。这天的活动安排得非常好。合唱队高唱原来的白人国歌“南非的召唤”，然后唱黑人自由国歌“上帝保佑非洲”。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包括德斯蒙德·图图主教）进行祈祷。曼德拉在9分钟的就职演说中，阐述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所倡导的种族和平与和解的主题。4架喷气式飞机从头顶飞过，释放出代表南非新国旗的不同颜色的烟雾，这些不同的颜色在飞机的后面混合在一起，就像这个新生自由国家的各种希望聚合起来一样。种族隔离成了历史的陈迹，南非从一个种族等级森严的国家成为非洲的榜样。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曼德拉由一名抗议者、一个囚犯成为总统。 就职仪式之后，在我们等车去美国大使馆的时候，德勒姆斯、姆富米和我三人一起以街头爵士乐的格调唱起了《在静静的夜晚》这首歌，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跟着我们唱了起来。在回国的飞机上，我与查尔斯·兰热尔、戴夫·丁金斯和迈克·埃斯皮一起打扑克，结果迈克·埃斯皮输得很惨。他总结的教训是千万不要与纽约三兄弟一块玩牌。我很喜欢这种亲密无间的气氛。“关心非洲”这一组织的负责人佩恩·卢卡斯在我们即将离开南非时对我说：“你知道兄弟姊妹们在说什么吗？‘嘿！鲍威尔挺好的。不要相信关于他与里根和布什是同伙的胡说。他是与你和我一样的黑人。’”以前我们一直很友好，现在他们进一步把我看成是他们之中的一分子了。 几天之后我去历史上曾是一所黑人学校的霍华德大学①，在学位授予典礼上发表演讲。这时我在比勒陀利亚目睹的情景涌上心头。自从与伊斯兰黑人穆斯林国有联系的演讲者在该校校园内公开谴责了犹太人后，霍华德大学就成了种族纠纷飓风的风眼。这些讲话在犹太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霍华德大学因提供种族迫害的讲坛正受到尖锐的批评。在南非时使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纳尔逊·曼德拉邀请了他被监禁27年中曾监管过他的3名监狱看守参加他的就职庆典。他绝不让种族仇恨的强酸腐蚀他的仁慈博爱信仰。前一周，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签署了一项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协议，然后握手言和，从此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解开了他们之间的宿怨。当我思考霍华德大学的混乱时，我知道自己该讲些什么。 -------- ①霍华德大学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建于1867年。——译者注。 那个星期六，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我作为一个生活在白人居多数的社会中的黑人，讲了一段肺腑之言：“非洲裔美国人已经在历史的道路上走出很远很远，同时在我们的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因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再离开正道，陷入仇恨的泥潭。”新闻媒介对我在霍华德大学的讲话做了非常广泛的报道，这不是因为我比在那个春季学位授予典礼上发表讲话的其他人更雄辩，而是因为我谴责来自任何方面的种族仇恨显然是人们所欢迎的。 1994年9月15日，星期四，前总统吉米·卡特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和参议员萨姆·纳恩一起去海地，执行避免一次潜在的流血入侵的使命。联合国不久前批准使用武力推翻该岛独裁统治，使让·伯特兰·阿里斯蒂德重新掌权。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正准备入侵。我回答前总统说，如果克林顿总统想要我们干这件事，我愿意去。 那天下午，比尔·克林顿真的打电话来了，他说：“吉米·卡特有时很难以捉摸，上次北朝鲜问题我交给他去办，他办得还挺不错。”总统这次主要担心的是，卡特一旦去海地，“下一件事，你要知道，就会要我取消入侵，因为他正在谈判解决办法。”克林顿告诉我，他并没有停止入侵的打算。他可以同意我们去海地，但是去只能谈判美军怎样登陆，而不是是否需要登陆。 星期五晚上，我在俄亥俄州演讲后很晚才回到家，抓紧时间打点了一下行装，睡了不大一会儿，星期六一早就与卡特和纳恩一道出发。陪同我们的有国务院海地特别谈判人迈克尔·科扎克、国家安全委员会美洲内部事务局局长拉里·罗辛、哈罗德·布朗部长的前国防部公共事务顾问、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汤姆·罗斯、联合参谋部作战主任杰里·贝茨少将和拉丁美洲专家罗伯特·帕斯特。9月17日，星期六12点30分我们到达太子港。发动入侵的时间定在9月19日星期一午夜过一分钟，这时只有不到36个小时了。当时我们和海地人都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们被领到海地军事司令部，然后到二楼拐角的一间办公室会见大权在握的军人集团头目拉乌尔·塞德拉斯。他人很瘦，土黄色的皮肤，长着尖长的下巴和鼻子。他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同事，包括军人集团的另一头目、陆军司令菲利普·比安比准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我看到墙上靠着一支装有香蕉式弹夹的M—16自动步枪。紧张的气氛使我决定时时刻刻不要离开那支M—16太远。我还吃惊地看到，塞德拉斯的墙上挂着1915年至1934年占领时期统治海地的6名美国军官的照片。我提到了这些军官。“我们绝不忘记自己的历史。”塞德拉斯说，脸上露出神秘莫测的微笑。 我们在一张会议桌旁坐下来。吉米·卡特说明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解释说，我们希望登陆和平地进行，不要流血。卡特劝说军人集体放弃战争，为此摆出诱人的条件，包括允诺实施大赦，允许塞德拉斯等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返回海地。塞德拉斯对此很反感。“我国宪法不允许流亡。”他说。 第一次会议于下午2点左右破裂，没有任何结果。此时离入侵开始时间只有34个小时。我们一行住进克里奥耳别墅宾馆，该宾馆在城市高处的山丘上。在那里我们礼节性地拜会了海地国会议员。然后我们邀请企业界头面人物共进晚餐。使我感到惊异的是，经过近3年的经济封锁，海地人民穷困不堪，而这些人竟是那样地容光焕发，脑满肠肥和衣着考究。制裁的作用如此而已。晚餐中我们确实获得一条有用的情报。一位海地企业家马克·巴津对我说：“如果你想说通塞德拉斯，他老婆是关键。” 晚上11点，我们又与塞德拉斯和他的一伙人会谈。卡特起草了一份协议，对此协议双方数小时争执不休。军人集团拒绝按协议草案要求离开海地。“我们不走，”塞德拉斯说，“这不仅违反宪法规定，而且也玷污我们的名誉。” 我想，我们都是军官，或许通过启发军人的荣誉我能够打动这些人。是否他们有真正的荣誉感这无关紧要，只要他们认为他们有就行。“你们必须决定走哪条路才不致损害名誉，”我说，同时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会议桌四周。哪国的军事法典要求无谓地牺牲？让我告诉你们真正的荣誉是什么。这就是有勇气放弃权力而不致造成无意义的死亡。塞德拉斯和其他人听得很认真，但未做任何让步。 参议员纳恩从他的角度谈了两点。“你们应当知道，”他说，“美国国会将支持美国总统的决定。纳恩指出，民主不仅意味着用民选总统代替军人集团。它还意味着国会能正常工作。” 我不清楚卡特摆的条件、纳恩的论点和我的心理战策略是否产生了作用。会谈结束了，仍然没有结果，但是塞德拉斯邀请我们星期日早晨到他家里去，我们将在那里与他的妻子会面。 我们离开时，海地武装部队负责人事工作的一个叫多雷利恩的上校伸出手来准备与吉米·卡特握手，可是突然又把手缩了回去。“你最近与阿里斯蒂德握过手没有？”他问道。 “没有，”卡特说，“你问这做什么？” “我怕他的魂还附在你身上，”多雷利恩说，“我可不想让它沾上。” 我们离开时已近夜里2点。离入侵时间只有22个小时 了。 星期日清晨，我们来到塞德拉斯家，这是一座坐落在植物茂密的热带花园中的地中海式别墅。塞德拉斯的妻子雅妮克·普罗斯珀·塞德拉斯原来是一个国色天香的女人，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淡咖啡色的皮肤。她对我们说，她的父亲是一位将军，她的丈夫也是一位将军，对她来说荣誉高于一切。她诉说了昨天晚上她和丈夫如何带着3个孩子一块上床，告诉孩子们这可能是他们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夜。他们必须准备着为了荣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她说，“我们宁可叫美国的子弹射穿我们的胸膛，而不愿成为卖国贼让海地的子弹从背后打来。” 我回答说：“我的妻子会完全理解你作为一名将军夫人矢志不渝的忠诚。但是我告诉你，大局已定而白白地送死是无荣誉可谈的。你与你的丈夫应当接受不可避免的结局，使海地免遭进一步的苦难。让我们谈论生而不是死吧。”卡特和纳恩也反复讲这个道理。她仍不置可否。 她丈夫提醒我们，该是见海地总统埃米尔·若纳桑（美国未予承认）的时候了。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塞德拉斯夫人说：“我丈夫会择善而从之。不论他怎样做，我都会支持他。” 我们至少使她有了松动，从对立转向中立。 在总统府我们会见了若纳桑。这是一位81岁的老人，慈祥而庄严。他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边说话边用他那长瘦而优美的双手打着手势。然后又回到军事司令部再次努力说服塞德拉斯接受卡特的条件。现在是上午9点，距离入侵时间只剩下15个小时。而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时间限制。我们与克林顿总统保持着经常不断的联系，他告诉我们必须在中午12点以前离开海地，只剩下3个小时了。我们要求白宫多给些时间。 在军事司令部里，塞德拉斯提出一个根本不能接受的反建议。他希望就允许多少美国士兵、坦克和大炮登陆的问题进行谈判。我们告诉他，这个问题绝不允许谈判。现在是需要和盘托出的时刻了。我向前探了探身子，对他说：“现在让我向你说清你面对的是些什么。”我开始扳着手指向他讲：两艘航空母舰，两个半步兵师，2万名士兵，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坦克和大炮。我不停地说着，看到面前这些海地人的情绪在我叙述的兵力的威压下渐渐低落。 “我们过去是这个半球最弱的国家，”塞德拉斯苦笑着说，“你们登陆后我们就成了最强的国家了。” 下午4点整，比安比慌慌张张地冲进来。“入侵就要开始了！”他喊叫着说。他刚与在布拉格堡的一个提供消息者通了电话，美国的伞兵已做好准备，在下午5点登上飞机。对一个穷国来说，情报工作真算做得不错，我想。 限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陷入了僵局。克林顿总统指示我们，卡特提出的大赦不能是无条件的。不论海地国会是否准予大赦，军人集团必须在10月15日前下台。“我们不能接受。”塞德拉斯说。“这是我国文职当局决定的问题。”我们想起若纳桑不完全是个傀儡，于是建议他与若纳桑研究这个问题。塞德拉斯表示同意。我们迅速穿过人群，坐上停在外边的汽车前往总统府。我坐在塞德拉斯的汽车里。手榴弹在车厢的地板上滚来滚去，后座上一个海地士兵手里紧握着冲锋枪。 我们登上总统府的台阶到了若纳桑的办公室，这位年迈的领导人正与他的负责外交、国防和宣传的三位部长等在那里。当吉米·卡特讲停止入侵的条件时，我知道了克林顿要我打电话给他。我在临近办公室找到一部电话机，设法直接拨通白宫。“总统先生，我说，我认为这里有些进展，只是还需要些时间。”克林顿颇为不安。他不打算改变入侵时间表，他说，但我们可以再多谈一会儿。 当我回到若纳桑的办公室里时，他的国防部长正怒气冲冲地说：“这些条件太苛刻了，令人无法容忍。我第一个辞职。” “那就辞吧！”若纳桑平静地说。 情报部长接着开了腔，他指责说，美方的建议是“不光彩的”，也扬言要辞职。若纳桑向他做了一个免除他职务的手势。“我们的部长已经太多了，”他说，“我要在这项建议上签字。我不愿让我的人民进一步遭受苦难。我选择和平。” 塞德拉斯和其他人服从若纳桑的决定。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塞德拉斯说：“我希望你做出铁的保证：我国部队登陆时不会受到袭击。请记住：我们可以取消入侵，也可以同样容易地恢复入侵。” “我服从我国总统的命令。”他说，眼睛转向若纳桑。 “我们向你们保证。”这位老人点了点头说。 文件写成英文和法文两种文本，卡特和若纳桑两个人在上面签了字。强攻海地的计划在离发动进攻前6个小时被取消了。 第二天，在第十八空降军军长休·谢尔顿中将的率领下，在海地人民的欢呼声中，美国军队和平地在海地登陆。3周之后，塞德拉斯和他的亲密朋友离开了这个国家。10月15日，阿里斯蒂德总统欢欣鼓舞地重返太子港。 我们达成的协议受到不少指责。指责者认为那些“恶棍”脱身得太容易了。我也遭到攻击：那些人根本无荣誉感可言，我却偏偏企图利用他们的荣誉感。我对这些批评并不在意。一旦谢尔顿将军和他的部队踏上海地的土地，这个地方就横竖由我们管理。如何处置军人集团是无关紧要的事。由于我们的努力，本来可能在战火中送命的美国青年，当然还有可能更多的是海地青年，现在还活着。对我来说，有这种胜利就足以自慰了。 真正的功劳应归于三位总统：比尔·克林顿、吉米·卡特和埃米尔·若纳桑。克林顿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在最后时刻采取冒险行动，避免了强行入侵；卡特在寻找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方面有创造性和坚强的意志；若纳桑则非常睿智，为他势单力薄的将军停止战斗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台阶。不过，海地人是否将在寻求民主的道路上获得胜利，只有时间能做出回答。 我退休后还遇到一件有关外交事务的事。那是1994年12月17日，星期六。近午夜时分，我正在书房读书，突然电话铃响了。我猜出是谁打来的。那天下午，弗农·乔丹令人意想不到地来我家坐了一会，对我说，克林顿总统想跟我谈谈关于要我回政府任职的问题。当时华盛顿正盛传沃伦·克里斯托弗想要辞去国务卿之职。克里斯托弗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但受到猛烈的批评，因为在他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的美国外交政策似乎漫无目标，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乔丹向我证实克里斯托弗确实想辞职。总统想向我谈的任职就是任国务卿问题。我问弗农他能否把这个召唤给回掉。他笑了笑说：“无能为力。” 那天晚上我拿起听筒后，白宫接线员要我稍候，是总统的电话。当总统拿起电话时，我开玩笑说：“我希望你不是要我跟着卡特去执行另一项任务。”这位前总统又要去搞私人外交，这次是去波斯尼亚。克林顿笑出声来，说不是，然后说他希望我第二天上午到他那儿聊一聊。 我上午8点到了白宫外交人员入口处，同忙了一整夜的特工处人员交谈了几句。头一天有人向白宫盲目射击，我到达时，特工人员仍在白宫内寻找弹头。 我走进总统寓所，总统出来迎接我，把我领进他的书房。我们坐下来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关于波斯尼亚和海地问题。然后他告诉我沃伦·克里斯托弗想辞职，问我对这个职位是否感兴趣。 自从弗农·乔丹到我家去过之后，我一直认真地考虑这一问题。我对总统说，承蒙总统垂问，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我不得不谢绝。“我离开政府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说。我有一些繁重的工作要做，特别是为我的出版商完成我的自传。除此之外，我补充说：“阿尔玛和我打内心里希望能把脱离公共生活的时间拖长一些。”我们好不容易才得以重温清静的私人生活，我们希望有更长一段时间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考虑我们的未来。一年前我用类似的理由回绝了乔丹向我发出的关于同一职位的试探。 留在心里而未说出来的话是，我对现政府处理外交政策的随机性不敢苟同。我已熟悉他们的风格。我感到，要我纳入现政府的运作就必须对现状做些改变，而这些改变涉及根本性的问题，总统可能难以实行。虽然如此，这是一次郑重其事的征召。如果国家面临直接危机，那是不可能说个“不”字的。而现在不是这种情况。总统现在面临政府职位有个空缺，而不是面临紧急状态。他体谅地接受了我的答复，接着我们谈起了其他问题。不久我就告辞了。此后我们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讨论国内外政策问题。 至于国务卿的职位，沃伦·克里斯托弗是我知道的尽职尽力的一位公务员，他同意继续留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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