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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对丘吉尔格外优待，劳合—乔治在组阁时让丘吉尔在陆军部、海军部或空军部中任意选择。丘吉尔当然愿意回到海军部去，他在给首相的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并且表示“我可以接受任何要求，让大家的愿望变为现实：‘舰队做好了准备。’”但是在与其他阁员磋商的过程中，劳合—乔治收回了让丘吉尔任海军大臣的许诺，而让他同时兼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这件事引起了报界的批评。《泰晤士报》的社论说：“一匹马，一个人。我们对丘吉尔先生同时兼任两个职务所具备的能力表示怀疑，尤其是对同时担任两项这样生气勃勃和方兴未艾的高级职务就更是如此了。”为了平息批评，丘吉尔说服劳合—乔治任命好朋友西利担任空军部副国务大臣。 当时陆军部和空军部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士兵复员。经过了长期战争的士兵们都渴望回家过平民生活。但是在战争结束前陆军部制定的复员计划，出于对战后工业建设的急需的考虑，规定那些对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有用的技术人才可以优先复员。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公平。那些服役长、吃苦多、功劳大的士兵看着战争后期才参军的人却先回了家，心中极为愤怒。陆军的军纪几乎废弛，士兵们的怨恨转化为许多起兵变。丘吉尔曾写道：“根据各军营传来的消息，一周之内就有30多起士兵不服从管束的事件。往往有相当多的士兵自由活动好几天而不接受任何约束。”形势对丘吉尔说来极为严峻。 1919年1月14日，丘吉尔在白金汉宫参加了授任仪式，第二天他立即召集全体陆军委员会委员、驻法英军总司令黑格将军以及有关的民事部门的代表开会。他建议废除现行复员计划，而以一项依年龄大小、服役时间长短以及受伤轻重而决定是否复员的新计划来代替。丘吉尔对这一政策概述为：“在4个人中让3个人走，给留下的这个人双份薪水，以完成4个人所担负的工作。”为了在征召到足够数量并对之进行训练的志愿兵能承担军队应负的责任之前弥补大量复员造成的空缺，丘吉尔提出了一项在一个有限的期间内实施征兵的法案。 丘吉尔的这一提议与政府成员们在大选中向民众所作的许诺相矛盾，并且由于首相正在巴黎参加和平会议而未能与其磋商。劳合—乔治在得知丘吉尔的方案后感到吃惊。丘吉尔不得不立即发电报，继而派出秘书，最后亲自赶到巴黎，去向劳合—乔治加以解释。丘吉尔说这是一个非常情况下的应急措施，“要是目前的做法再继续几个星期，那除了一群士气低落、怒气冲天的暴徒外，什么也看不到了。这批留下来的人，认为没有什么公平原则，丝毫不顾这是军事组织。”劳合—乔治在知悉了全部情况后同意了这项计划。1月29日，陆军部下令实行新政策，实施新军饷标准。丘吉尔也在报纸上撰文对这一政策加以阐释。就在此时，又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兵变。1月底，加莱有三、四千名军需和运输部队的军人发生兵变，占领了这个港口达数天之久，直到从前线调来两个师的兵力才使之平息下来。2月上旬，大约有3000名休假归队的军人在伦敦换车时，因遇罢工，行期受阻，在车站被耽搁了一夜，既无饭吃，也无法休息。第二天一清早，他们集体到白厅前面举行示威。丘吉尔急令近卫步兵和皇家警卫骑兵分队将他们包围后解送到威灵顿兵营。 这些事件使人们认识到，丘吉尔的计划不仅是合理而公正的，而且是及时的和深得军心的，征兵法案亦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尽管阿斯奎斯派和工党强烈反对，但法案在下院还是以绝对多数得到通过。丘吉尔在这一特殊时期中所表现出来的胆识和魄力，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称赞。 丘吉尔在陆军部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是英国及协约国对俄国革命的干涉问题。早在战争尚未结束、丘吉尔接掌陆军部之前，英国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干涉。英军和法、日、美等国军队都开进了俄罗斯。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重建东部战线，牵制德军兵力，以阻止德国人将部队撤到法国进行作战；但另一方面则是要支持白俄军队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战争。英军在俄国的部队不多，但占领的地域却比较广阔。对德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扩大对俄国的干涉。1918年11月13日，英国政府批准了一年前同法国签订的在俄国南部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第二天，又通过了一系列决定，内容包括向白军将领邓尼金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援助，向西伯利亚的英军增派军官和补充军事装备，以及实际上承认由高尔察克领导的鄂木斯克政府。1918年11月30日，英国政府又指示英军比较集中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政府代表，要求英军“继续占领穆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继续向西伯利亚进攻，并设法说服捷克人留在西伯利亚，占领（借助5旅英军）巴统——巴库铁路线。在提供各类军事物资方面，对诺沃罗西斯克的邓尼金将军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向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提供军事装备。”据统计，到1919年初丘吉尔出任陆军大臣时，英军已有约14000名士兵在俄国，由7名将军指挥着这些部队。 丘吉尔在1918年底，曾就对俄政策在战时内阁会议上发表意见。他认为，英国要么尽快从俄国撤出，要么“派出大量军队，提供足够的机械化装备”以更有效地进行干预；而他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因为丘吉尔对俄国革命抱有极端的敌视态度。他在丹迪市发表的竞选演讲中把布尔什维克称为“残暴的大猩猩”，断定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期”，说“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倒退到中世纪”。后来他还对朋友说过：“战胜了世界的老虎——德国佬之后，不能再让大猩猩掐死我。”1919年初，丘吉尔抱怨说：“我们这个国家对俄国所干的事情是否明确和恰当，对这一点并未建立起坚定和强烈的信念。”因为劳合—乔治以及帝国自治领的总理们不愿由于干涉俄国革命而卷入一场新的很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劳合—乔治并不同情俄国革命；但士兵厌战、工人罢工以及政府面临的巨大财政困难使他在这一问题上举棋不定。他“自己就觉得，经常是开始倒向这一边，然后又摆向另一边”。 1919年2月，丘吉尔敦促协约国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拟订干涉俄国的计划。劳合—乔治在参加和会期间，确知美国总统威尔逊对干涉俄国不热心，却在自己回伦敦时让丘吉尔到巴黎去向战时最高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丘吉尔在碰到钉子之后便会死心。岂料丘吉尔在某种程度上说动了威尔逊，以致于威尔逊在会谈后宣称，虽然他个人还是反对干涉，但若其他各国共同作出了干涉决定的话他也会接受。同时丘吉尔还得到了法国福熙元帅的强有力的支持。福熙和一些法军将领们主张用强大的军队武力在俄国恢复资产阶级政权。丘吉尔大受鼓舞，立即提议成立俄罗斯问题委员会，下设政治、经济和军事小组。其中军事小组应“立即制订集中力量进攻苏维埃俄国的计划”。劳合—乔治留在巴黎的私人秘书菲利普·克尔向首相报告说：丘吉尔的“政策的逻辑是，既然布尔什维克是人类的敌人，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地消灭他们。”丘吉尔也将自己的计划电告首相。 劳合—乔治对丘吉尔一手促成的这种事态变化深感不安。他曾对朋友里德尔说：“温斯顿在巴黎，他想导演一场反布尔什维克的战争，那会引起一场革命！”他立即致电丘吉尔说：“您的关于制订对布尔什维克作战计划的第二封电报使我惴惴不安。内阁从未赞成这种事。除向俄国反布尔什维克地区的部队提供军火以保住这些地区外，内阁从未提出做其他任何事……，我恳请您不要因为仇视布尔什维克原则使英国去干纯粹疯子才干的事。代价巨大的侵俄战争将会加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可能导致我们英国出现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不能挑这副重担。张伯伦通知我说，我们在和平条件下甚至还要靠目前的巨额税收才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如果我们被拖入反对像俄国这样的大陆国家的战争，那将是一条通向破产的道路，并将在英国列岛上确立布尔什维克主义。法国人不是这项事业的可靠领导人。他们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批小债主的影响，因为小债主们把钱借给了俄国，现在无法指望何时能收回这些款项。所以，我坚决请求您不要过多地理会他们的教唆。他们是想要我们为他们火中取栗。我还提请您注意英国十分严重的工人问题。如果人们明白了您去巴黎是为了制订对布尔什维克的作战计划，很可能激起有组织的工人怒潮，那将非同小可。”为了使美国人明白自己的意向，劳合—乔治还指示克尔将电报副本送给了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豪斯上校。这一做法在美国人面前暴露了英国内阁的内部矛盾，也包含着一种不信任，使丘吉尔大为恼火。 2月17日，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开会讨论干涉问题，美国代表以可能“引起英国和美国工人阶级的不安”为由反对丘吉尔的提案。会议最后通过了巴尔弗提出的委派军事代表进行非正式协商并写入备忘录的提议。丘吉尔只好回到伦敦。 回国后，丘吉尔仍未放弃自己的努力。他宣称：“在历史上所有的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坏的、最具有破坏性和最为卑劣的。”他在4月9日给首相的信中认为，对苏俄的政策应当是“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斗”。阿斯奎斯的女儿当时曾问他说：“您对俄国的政策是什么？”丘吉尔回答说：“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丘吉尔领导的陆军部在安排英军撤出俄国的同时，向白俄部队提供了数额巨大的军事援助。英国向俄国南部的邓尼金提供的军需品，足够装备一支25万人的部队。充分的补给使邓尼金得以在1919年夏秋之交向北方迅速推进。丘吉尔为此十分高兴，他曾对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说，如果邓尼金占领了莫斯科，他准备“以某种大使身份”去“帮助邓尼金制订新的俄国宪法。”但到秋末，苏联红军向战线拉得过长的邓尼金部队全面出击，很快就使邓尼金全线溃败。 几年后，当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审问曾与丘吉尔会晤过的白俄军事代表萨文科夫时，曾问及英国大臣中谁给予白卫军实际支持最多？萨文科夫回答说：“是丘吉尔。他是陆军大臣……他全力以赴地予以支持。丘吉尔给我看了俄国南部地形图，上面用小旗子标着邓尼金的军队……，他指给我标示邓尼金军队的小旗子突然说：‘这就是我的军队！’”一个访问俄国的工党代表团曾带回一份白俄文件，上面记述了1919年5月白俄使者戈洛文访英时，丘吉尔曾答应他尽一切可能提供援助，包括派志愿兵参加反对布尔什么维克的战斗。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此评论道：“就算丘吉尔先生是位权力无限的帝王吧，也不该如此慷慨地挥霍国家的财产和人的生命！”“如果工党不为此而展开斗争，那就没有什么好斗争的了。” 人们曾试图找出丘吉尔极端仇视苏俄的原因。劳合—乔治认为，丘吉尔“身上的公爵家族的血统促使其对俄国大量消灭尊贵的公爵大人这一点表示不满”。这或许是因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英国的利益。G·V·契切林曾说：“丘吉尔的发言一贯强调东方的危险。支持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正如他本人多次说过的，他认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是英国在波斯和印度的利益的保护者。” 在当时，丘吉尔的强硬政策得到了保守党的同情和支持，却遭到了工党的坚决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国内反对干涉政策的人越来越多，“他本人也惊奇，英国各阶级的代表竟然联合起来支持工党关于不干涉苏维埃政府的意见”。人们甚至把对俄国的干涉称为“丘吉尔先生的个人战争”。7月29日的《每日快报》写道：“我国决不希望在俄国打一场大仗……，让温斯顿·丘吉尔这个自大狂、疯狂的好战赌徒见鬼去吧！把我们的士兵都召回家园。” 形势的变化促使劳合—乔治非常明确地拒绝了丘吉尔的冒险的俄国政策。1920年2月9日的内阁会上，“首相就俄国问题斥责了温斯顿·丘吉尔。温斯顿抱怨说，我们没有政策。首相回答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设法避免由于温斯顿坚持而使内阁通过的极有害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此前首相已经向丘吉尔指出，由于他对俄国问题过于关注，影响了他对陆军部和空军部的改革与缩编工作。空军部次官西利将军也向首相抱怨说，由于丘吉尔工作繁多，很难顾及空军部的工作，致使“空军上上下下充满不安与骚动情绪”。1919年11月，西利辞去职务。他在辞职演说中指出：“陆军部的工作需要花费全部时间……，但空军国务大臣的工作……也需要投入全部时间”，而丘吉尔每周花在空军部的时间合计大约只有一小时。丘吉尔答复说，西利的态度使他难以涉足空军部。尽管如此，他每周处理空军事务的时间要远远超过一小时。 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商量解决办法时，丘吉尔提出，最好是任命一位国防大臣，由他来统管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和军需供应部。丘吉尔拟的名单中，将自己列为国防大臣的候选人。劳合—乔治对此建议颇感兴趣，但后来发现，由于保守党人的反对，短期内无法实现这一方案。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内，丘吉尔对皇家空军的建设及其未来发展极为关注。他赞同空军参谋长特伦查德将军的意见，主张建立独立的空军建制，而不应让飞机驾驶员仅仅“成为陆军和海军的司机”。丘吉尔认为，“皇家空军的首要职责是保卫大英帝国”，因而有必要使空军“成为一支能够极大改变未来战略的武装力量”。他重新审查了陆军部的各项职责，将适当的部分移交给皇家空军来承担。在审核政府每项开支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丘吉尔费了极大努力才保证了空军必不可少的经费开支。特伦查德将军曾说过，丘吉尔既是一位陆军大臣，也不失为一位有建树的空军大臣，他“在省钱的前提下为建设空军这一兵种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丘吉尔得到特伦查德将军的支持，空军部的纠纷以西利的辞职而告终。 战争结束后，各战胜国忙于巴黎和会以及同土耳其媾和，对各托管地的归属的确定，直到1920年才最后明确。叙利亚归法国；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亦即伊拉克归英国。英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曾以“承认与支持阿拉伯各国的独立事业”为条件，争取它们支持英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但在1917年发表的巴尔弗宣言又宣布承认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使阿拉伯半岛处在严重的动乱之中。此外，英国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极为混乱。伊拉克由印度事务部管，巴勒斯坦由外交部管，亚丁等其他阿拉伯地区由殖民地事务部管；而上述地区的军队调用则由陆军部负责。这种混乱局面导致了政策制订和执行中的诸多问题和困难。1920年5月，丘吉尔在内阁会议上曾抱怨说，在伊拉克实行的是“一种邪恶的制度”，在这里“发号施令的部门对所产生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他认为，所有这些新领地的治理都应由殖民地事务部来负责；而维持秩序的任务，“可以邀请空军参谋部进行竞争性的投标”，因为在索马里进行讨伐战的经验证明，空军不仅完全可以胜任此项任务，而且可以节省大量经费开支。 由于外交大臣寇松和印度事务大臣蒙塔古反对交出他们在这一地区的职权，使这一局面持续了几乎整整一年。1920年底，沉重的军费负担迫使劳合—乔治说服内阁采纳丘吉尔的方案。恰好此时殖民地事务部年迈的大臣米尔纳决定退职，劳合—乔治遂要求丘吉尔接任这一职务，希望利用他的才干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地区存在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纷纭繁杂的种种难题。 1921年2月，丘吉尔带着埃迪·马什和阿奇博尔德·辛克莱少校转任殖民地事务大臣，但同时仍兼任空军大臣。他立即决定在开罗召开解决中东问题的各托管地英国总督和高级专员会议。丘吉尔把曾在战争期间鼓动阿拉伯人起来反抗土耳其的传奇人物、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前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高级研究员、考古学家T·E·劳伦斯，吸收到新成立的中东司任职，为自己出谋划策。经劳伦斯推荐，丘吉尔在会前已内定由麦加行政长官的儿子埃米尔·费萨尔作为伊拉克国王的人选。在抵达亚历山大港赴开罗途中，丘吉尔一行乘坐的火车受到埃及民族主义者的石块袭击。他们不得不在开罗以外几英里的地方停下来换乘汽车前往会场。来自伊拉克、巴勒斯坦、波斯湾以及英属索马里的英国总督和高级专员们听取了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所作的政策说明，讨论了可能实施的措施。会议开得十分成功。伊拉克高级专员珀西·柯克斯爵士按照丘吉尔的指示，着手把费萨尔到伊拉克当国王安排成由伊拉克人出面邀请。然后由新政权自己负责防务和财政预算，同英国建立一种缔结条约的关系。这样，驻伊拉克的英军就可以减低到最少限度。 会后，丘吉尔一行又来到耶路撒冷。丘吉尔一方面宣称英国政府坚定地支持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家园，并象征性地在斯科帕斯山新建的希伯来大学附近栽树纪念；另一方面，他又在接见阿拉伯代表团时表示：“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穆斯林国家，对阿拉伯人有很好的安排，并珍视他们的友谊。”经与费萨尔的哥哥埃米尔·阿卜杜拉多次商谈，丘吉尔同意建立由阿卜杜拉统治的、独立于巴勒斯坦之外的约旦国。 丘吉尔对中东地区的种种安排，日后被证明是十分正确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有所缓和，地区形势相对稳定，英国政府则以最小的兵力和最低的财政支出保证了大英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据信由于丘吉尔计划的实施，英国用于中东地区的军费开支由每年的4000万英镑直线下降为500万英镑。 丘吉尔回国后很希望能得到一次升迁。因为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在博纳·劳因病临时退隐后接替了掌玺大臣和保守党领袖之职，使财政大臣一职空缺。但劳合—乔治认为财政大臣一职必须留给保守党人，使丘吉尔的愿望落空，丘吉尔对此“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恼火”。尔后，他又被解除了空军大臣职务。4月，任命了弗雷迪·格斯特来接替他。此外，丘吉尔关于开发东非殖民地经济的计划，由于得不到奥斯汀·张伯伦及其继任者罗伯特·霍恩爵士的支持而终于搁浅。殖民地事务部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种状况令丘吉尔深感遗憾。 此后，丘吉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爱尔兰问题的解决上。当时英国民众关于爱尔兰的观点有所改变，甚至保守党人都同意可以有条件地与新芬党谈判并达成协议。劳合—乔治认为谈判的时机成熟了，于1921年5月宣布准备邀请新芬党领袖伊蒙·德·瓦兰拉就此进行磋商。7月，政府又宣布停止对爱尔兰人作战。10月，5名新芬党代表来到唐宁街10号，与政府开始了艰苦的马拉松谈判。丘吉尔是政府的谈判代表之一，与新芬党的主要代表格里菲斯和柯林斯建立了相互信任。有一次，柯林斯到丘吉尔在苏塞克斯的家中拜访，当柯林斯谈到英国政府曾重金悬赏自己的人头时，丘吉尔拿出当年布尔人追捕他时的悬赏布告对柯林斯说：“不管怎么说，那是值一个大价钱——5000英镑，你看看我——才值25英镑，还死活都一样，对此你觉得怎么样？”12月初，在劳合—乔治要求新芬党代表在接受自治领地位或者重开内战之间作最终抉择时，新芬党代表签署了接受爱尔兰南部各郡实行自治的条约。后来，一批爱尔兰极端分子反对这一条约，武装占领了都柏林法院，宣布建立爱尔兰共和国。柯林斯在丘吉尔的支持下，借用英军大炮轰开法院围墙，击败了极端分子，保全了爱尔兰临时政府的权威性。 刚刚处理完爱尔兰问题，与土耳其的关系又骤然紧张起来。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军拒不接受协约国方面强行签订的色佛尔和约，指挥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和约占领了安那托利亚部分地区的希腊军队赶下了大海；并且可能回师北上，消灭驻守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小支英军。1922年9月15日，内阁决定必须阻止土耳其军队继续推进，于是委托丘吉尔和伯肯赫德起草了一份措辞非常强硬的公报，并在各自治领总理尚未收到公报电稿之前就交报界发表了。后来，英土双方通过谈判，于10月签订了停战协定。 丘吉尔以及劳合—乔治政府的强硬战争政策，成为联合政府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劳合—乔治的威望越来越低；人们对他在苏俄问题上、爱尔兰问题上以及国内经济状况方面都啧有烦言，保守党人认为没有必要再同自由党人实行联合了。1922年10月19日，两党的联合宣告破裂，劳合—乔治被迫宣布辞职。被推选出来取代奥斯汀·张伯伦而再度成为保守党领袖的博纳·劳应邀组阁，开始了由保守党一党执政的新的英国政治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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