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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底，她要启程回北京，回到她那相别已久的家乡。 超大型的波音747客机，载着她向东飞。这种特殊设计的巨型客机，飞行速度侠，座位又宽大。她订的是头等舱，舒适的座椅，像个卧床。 自从坐上飞机，铁花根本就没有躺下过，头总是歪向窗口，不停地向外张望。她低头看着手表，一分钟一分钟倒数着时闯。 她睡不着，她急，她嫌飞机飞得慢。 头等舱里也就四五个人，空下的座位，坐着几位航空小姐，在说笑。她向其中的一位询问了北京现在的时间。调好表后，她计算着还要在这飞机上熬多久。 联合航空公司的起飞时间是下午，没几个小时就不见了太阳，地球的自转，正好配合了飞机的速度。 机舱的小灯，一个一个全灭掉，那四五个客人，要了毯子，进入了梦乡。只有钱花，半眯着双眼，回忆着在纽约的14年： 皇后大学遇张力，肮脏的地下室出现了吉米；那叫人难忘的查理·史密斯，还有那该千刀万剐的王老五，刘伯，这位给她带来生机的老人，有着悲苍的移民生涯；还有妞子，已被时间和人们遗忘了的妞子……。 一路上，她不停地想。快进人中国领土时，她又想起了黄自强和杨易文。她也想见一见他们。不是为了别的，人已近不惑之年，过去的，都已成为历史。她只想和他们谈谈，谈什么，她没想，她就是想见见。 她想见老家的一切，育民小学、34中、小粮店，以及居民楼前的护城河。 想不到，她甚至连那个大头、大眼、长腿无脚的洋娃娃，也带回来了。她自己也想不通究竟为什么带上它。 啊，快了，快了，就差几个小时了。 飞机在最后几个小时的飞行中，遇到了顶风，强大的气流使波音747放慢了飞行，误点了两个小时，所以飞机在北京着陆的时间已经是深夜两点左右。 她战战兢兢地走出了座舱，在通往候机大厅的通道上，她的脚步放得非常慢。她不是不想快点儿走出机场，面是不熟悉怎么走。虽然头顶上不断地出现她最感亲切的中文字，可是，她心里还是没底，不知应该走哪条线。 几位联航的美国空中小姐，手里提着皮箱，快速地超过了她，甚至比她还熟练地左一转右一转地走进了大厅。 她取出行李和几箱纽约带来的样品衣，来到了机场大楼外。 12月底的北京已经非常寒冷，她穿好了那件黑色貂皮大衣，站在风中，四处张望，她等待着大丑派来的朋友接她。 她站在黑漆漆的机场外，看着家乡夜空的星斗，看着家乡的月亮，听着周围再亲切不过的北京话。她哭了，真想喊一声： “妈，我回来了，您能让我在地上打个滚儿吗？让家乡的土，家乡的地亲亲我，疼疼我，您就让我撒回娇吧！” 寒风中，她抽了一下鼻子，由于多年的习惯，身上没带手绢，纸巾放在包里，她只好用手背抹着鼻子，像小时候妈错怪了她一样；委屈着，抽泣着。 一辆半新的奔驰，停在她的眼前，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来，热情地问她：“您是常铁花小姐吧？我是王一来先生派来接您的。” 她住进了中国大饭店，这家五星级饭店确实名不虚传，虽比不了Bally's Casino那样富丽，但是跟美国的一些五星级饭店比起来也毫不逊色。曼哈顿的高级饭店，铁花也住过，可与中国大饭店一比，似乎中国大饭店还略胜几筹。 里边的中西餐厅，菜色的齐全，座位的舒适程度也绝不亚。 于美国的Hilton，Marriott，Hyatt或Sheraton．特别是各餐厅的服务，令铁花觉得受之有愧。每次进餐，当你一坐下，竟有五、六个男女服务生站在你周围，不停地为你更菜、换碟子、擦桌子、点烟。这是她在北美最高级的饭店也没有享受过的。 她看着那些年轻漂亮的服务小姐，非常想与这些北京的姐妹们聊聊天，可是很难做到。那些小姐也许被纪律约束，对她毕恭毕敬。 就是她想套套近乎，讲明自己也是北京人，住在这里是出于无奈，工作需要，可是小姐们对她也只是微微一笑，照旧远远地站在她的身前、身后，随时注视着她，周到地服侍着她。 不要说餐厅小姐，就连开大门的服务生，站在电梯前的小姐们，对她统统都是敬而远之。 她的雍容华贵，引来了一些久羡慕的仪论。 晚饭后，她回到房间里，打开电视。电视里正播放一台晚会，歌星们在模仿港台歌星的唱腔和动作，唱得既卖力，又投入。她立即转换了一台，因为这类东西她看烦了。另一台，放的是美国大型连续剧Dynasty(豪门恩怨)，她更不要看了，应该说是很怕看到。她马上换了一个台，因为她真的不愿看，她不愿让不伦不类的肥皂剧扰乱她在北京的正常思维与生活。 下一台很好看，是评戏，看了一会儿才知道演的是北京郊区农村改革开放的故事。她看得人了神，还跟着评戏的流水板哼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的电视节目是《七色光》，节奏欢快的片头曲能使人跳起来，少年儿童的天真、可爱是那么吸引她。她趴在床上，托着下巴，津津有味地看着。她觉得从《七色光》里看到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小学、中学时代的故事。 她听着、看着，眼里闪着泪。 她住进中国大饭店已有三四天了，这种与北京人隔绝的日子叫她受不了。她想回趟家，去见老爸。原打算等大丑的朋友找好了合资对象，谈好了，签完了字一块儿请爸吃饭，共同庆贺。可没想到，由于时间仓促，找合资对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她决定，当晚提前去见年迈的父亲。 她叫了辆出租车，说了声“复外西便门居民楼”，司机哼着流行歌曲，一踩油门儿就上了路。 “您这是从美国回来的吧？”司机慢不经心地说着。 “是啊，你怎么知道？”她惊奇地问。 “咱哥们儿干多少年了，一瞧您这身打扮，甭张嘴就知道。” “打扮怎么啦？” “从美国回来的人就是大方，穿的衣裳都透着宽松。” 铁花今晚没穿貂皮大衣，为了见老爸，还特意找了一件自己设计的廉价套装。不过，真让司机说着了，它确实也是当今美国正在流行的Oversized(宽松式)。她想了个主意，今晚让老爸陪她去居民楼的商店，买几套北京人平时穿的衣服，省得叫人看了不顾眼，活受这个隔离罪。 见老爸之前，她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准备去接受父亲的悲痛，也准备自己出现控制不住的伤心。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竟发生了想不到的事，见到老爸，几分钟的惊喜过后，就是一顿不停的责怪。责怪她十几年来，只会寄钱，从不关心父母的安危；责怪她为什么连这次返京都不早作通知。难道人去了美国，心就变得无情无义了？ “连你妈去世，都不赶回来看一眼，寄钱管什么用？你妈想见的是你这个人。” “爸，您不了解，当时查理……”“怎么不了解，怎么不了解也不至于你连趟家都不回，你都不知道，当时，你妈有多想你！” 说着，老人掉了泪，家里雇的小保姆，马上过来扶住老爸，并劝铁花不要再吱声。 她抬头看着老爸，虽然他已年迈80，可看上去不像刘伯那样苍老。 经小保姆介绍，她得知他的身体越来越好。特别是近年来，他加强锻炼，逐渐增加运动量，早起参加老年DISCO(迪斯科)，傍晚去公园遛鸟。这些都使得他满面红光，声音洪亮。 不管老爸怎样责骂，她都不多加解释。因为，她不愿意让年迈的父亲，知道她的过去而影响他的情绪和健康。 她看到老爸有结实的身体，有幸福的晚年，还说什么呢？ 这不就是她最大的安慰吗？ 一想起躺在纽约街头的无人照料的老年人，既便象刘伯这样的有钱人，暮年晚景又怎么样呢？还不是孤独无奈，最后落个无人照管的下场。 老爸有什么牢骚，就让他发去吧。她听着老爸的责怪，低着头，不吱声。 “铁花，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懂懂人情世故吧。那么多的亲戚朋友，哪一个不知道你去了美国，个个都眼巴巴地盼你回来。看样子，你这回是两手空空，这……这你让我怎么作人。” “爸，明天我上街去买点儿补上！” “什么，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眼下，经过改革开放，家家生活全比以前强多了，谁稀罕你街上买的糖豆、大酸枣。人家盼的是洋货，美国货。铁花，你少给我丢人，给我争个颜面。 能不能在你住的饭店，请上两桌。” “好吧，我请。”铁花虽然答应了，可心里还是觉得十分不舒服，心想：“何必呢，不如叫到家里聊聊家常，那有多开心。” 可是她没说出来，还是依了老爸的主意。 第二天晚上，中国大饭店的中餐厅，铁花预订了两桌酒席。 铁花七点准时下了楼，订好的两桌，人已经坐满。 老爸拉着她的手，一一向来宾作了介绍，除了一两位妈妈的远亲她还有印象外，其余几乎全是陌生人。以前她在国内时，不记得有这么多亲戚朋友走动，今晚她才知道老常家原来是个大户人家。 老爸笑着让她管这个叫二姨。 老爸训斥着两个小姑娘：“怎么那么不懂礼儿，快过来叫表婶。” 两个小伙儿深深鞠了一躬，同声叫她“表婶”。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婆婆抿着嘴儿说：“瞧瞧，多有出息呀，表姥姥见你时，你才这么高。”老婆婆双手比划着说。 铁花为了不扫众人的兴，尽量给老爸作面子，她要了茅台、五粮液等高档酒，其他菜肴均由每人自点。 “随便，谁爱吃十么叫什么，今晚难得一次团圆，大家就敞开吃吧。”老爸的声音跟洪钟一般。 开席之后，凉、热莱不断上。有些菜，铁花别说没吃过，连菜名都叫不上来。更有些莱摆得就像精美的艺术品。什么“孔雀开屏”、“风凰展翅”、“二龙戏珠”、“三堂会审”等等。这些莱名，光瞧着菜盘上的图案，就知道厨房大师傅得摆弄多长时间。 “吃吧，吃吧，铁花也不会常回来。美国的老板，不在乎这点儿，咱们也给铁花点儿面子，来，喝！”一个她根本不知道是谁的中年人站起来说。 “可不是吗，别说美国的老板了，就是个工人也不会在乎，几个钟头钱就出来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说。 “表婶，美国老板一个月赚多少钱？” “表姐，听说美国吃饭买东西，用卡片不花钱，是吗？” 她对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直接回答，因为人家根本就容不得你回答，问完了你，又和别人大侃上美国了。 时髦的年轻人，根本不动中国酒，内行地用英文向服务生要Coca Cola(可口可乐)和Seven Ups(七喜）。 有的不知出于什么动机，饭局中间，又叫了几瓶饭前喝的葡萄酒，满满地倒上一杯，一饮而尽，帅气地对伙伴摆了一下手说：“哥们儿，来，行吗？” 对面的哥们儿站起身，摆开架式想划拳，年轻的妨娘拦住他们说划拳太士，不是美国派儿。那小伙子红着两眼说：“我见过，西部电影里的汉子，喝酒干脆就用瓶”。他说着，把瓶子举到嘴边，多半瓶的红葡萄酒，一口气被他灌进了胃里。 老爸和他的老友哈哈大笑，拍着手说：“好样的，将来准有出息。铁花呀，要是有机会，把你表弟弄出去，说不定又能给常家争口气，又是一位大老板！” 小伙子一听到鼓励的话，冲着铁花拍了拍胸脯：“表姐，这话倒不是吹中的，在坐的，哪个不知道咱哥们儿做生意低山有一套。” 铁花坐在那里没说话，两眼盯着酒杯里的红葡萄酒，鲜红的液体在杯里荡来荡去。她忽然觉得，杯子里装的哪儿是葡萄酒，那分明是血，是她，是妞子，不，是当了移民与家乡人不能沟通互不了解而伤透了心的血。 大丑推荐给铁花的那位朋友名叫赵一岸，30多岁，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他本职工作干得很出色，又想在改革的大潮中闯出一条新路。他人品同大丑一样正直、善良，但是不像大丑长得那么丑。 赵一岸长相属英俊小生那种类型。也不知他是受了大丑之托，还是他本身就比较清高，一个多月干下来，人瘦了，脸黄了，可从不向铁花提出报酬的要求。 当然，做惯了美国老板的铁花，在生意上也早巳养成了职业习惯，事儿没办成，不谈报酬。可他几十天干下来，铁花也总得表示一下心意。塞给他钱，他拒收；想请他在饭店吃顿饭吧，他却找了一家马路边的涮羊肉馆。 铁花为了与北京人缩小距离，早就换上了京城姑娘们平时最常见的便装。她不仅改了装束，就连说话，也学着现时流行的口头语，哥们儿长哥们儿短地说着。 赵一岸和她坐在馆子里年涮着热腾腾的火锅，喝着廉价的二锅头。铁花虽对羊肉、白酒不感兴趣，可她特别喜欢这个气氛。她觉得，这才是真正回到了北京，她的双脚这才真正落了地。 她多么想在北京搞起一个企业，每年都能回到这片热土上来，加加油，充充电啊！ “铁花姐……”赵一岸比她小几岁，所以就这样称呼她。她爱听这一称呼，觉得亲切、温暖，这使她又想起了大丑的那句话：“老家穷，有人情。” “铁花姐，这小馆子的卫生条件差点儿，肉，您还是涮老点儿好，别学我，我是钢牙铁胃。”赵一岸是个细心人，不仅在工作上仔细，生活上，对铁花照顾得也是无微不至。 “行，还行，没问题。”铁花笑着说。 “您回来已经一个多月了，能告诉我您对北京的最大感受吗？”赵一岸像个记者似地提问。 “感受嘛……”铁花想了一下说：“变化多，真多，新饭店多，新公路多，自行车多，汽车也多，人，好像也多出了许多。” “除了这么多‘多’以外，有没有少？您觉得少点什么吗？” “人情。”铁花脱口而出。 “我就知道您得说这句。不过，您的判断有些误差。”赵一岸涮了一筷子羊肉说：“人情不少，应该说比以前更多。您说了这么多的多，这人情多，应放在第一位。不过，我说的人情，跟您理解的那个人情不太一样罢了。我敢说，全世界所有的名城，包括您住的那个纽约，哪儿的人情也比不上咱北京多。这人情，换句今天的话说，就是关系。您瞧瞧，这大街小巷骑自行车的，忙着赶路的，开着小汽车的，急着上无轨的，他们都在佑什么呢？不信，您随便叫佐一个问问，十有八九都会告诉您： ‘送人情去呀’！” 她特别爱听赵一岸讲话，不仅清楚、明了，而且风趣、幽默。 赵一岸喝了一口二锅头又说：“这人情，这关系，对还是不对，得瞧您怎么看。这么说吧，在纽约，您倒是想送，送谁，往哪儿送，送什么，门朝哪儿开，您知道吗？乱送，逮谁送谁，行吗？ 我听说，美国人也有送的，可那是白送，顶多说声Thank youvery much；他根本不懂，咱北京这送了之后紧跟着的是意思。 送可是门学问，而且是门大学问，是咱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遣产。您在西方呆长了，我看您还是先补补这一课。” 铁花认真地听着。 “这一个多月来，”赵一岸接着说：“您老嫌事情办得慢，关关卡卡的，不顺，为什么？那是您总睁着两眼瞎找，找您那份情。您想想，瞎找就找得着啦？依我看您得把找变成送。” 如何送，也有很大学问。赵一岸跟她讲了不少这里的规矩，铁花确实也长了不少见识。 吃完了火锅，送走了赵一岸，铁花叫了辆出租，并嘱咐司机开慢点儿，因为她想多看看北京街头的夜景。 各大饭店亮着灯，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也许大家都在忙于送？ 路边小馆，人满为患，里边热气腾腾，行酒猜拳，也许个个都在忙于情？ 特别令她惊讶的是涮羊肉，几乎是三五步就是一家，隔不远又是一户，家家生意繁忙，户户客人不断。 她记得，小时候，羊肉在北京算是奢侈品。一是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二是即便有货也是先供应穆斯林。可如今，羊肉火锅处处可见，似乎已成了冬季北京一大特征，一大景观。 如果你在北京绕一圈，你会觉得北京城就是一个大火锅，它燃料旺，佐料全，品味多，原料足。 十几年的变化太大了，这火锅，不就是改革的热潮；这气氛，不就是开放后的景象吗？ 她充满了信心，决心好好地大干一场。 她还没送，就觉得先找到了，找到了她要寻找的那份情。 当然，世界上只收获而不付出的事是没有的。 美国倒是不送，可她吃。一不留神，吃你个几万；十几万的。 她期待着，赶快在北京干成个事儿。 赵一岸按照新研究的方案，又开始忙碌起来。铁花一人呆在饭店有些发闷，就想趁此机会到南方走走，看一看南方的生意机会。 她一边打开箱子，整理着要去南方穿的单衣服，一边打电话订机票。 最近她的心情比较愉快，经赵一岸的启发，她懂得了办什么事都得先拉拉关系，套套近乎。因此，她平时说话尽量不露英文，努力模仿着北京当今最流行的语言。 她拿起了电话，订机票。 “喂，我是1508房间，帮个忙儿，给哥们儿订张去深圳的飞机票。” “捣什么乱，谁是你哥们儿！”一位小姐在电话里说完就生气地挂上了电话。 她笑了笑，心想，太冒失，套近乎也不能瞎乱套。 她又拔了电话，改了口气：“喂，我姓常，房间号码是1508，请问近日有去深圳的航班吗？” 接电话的好像还是那位小姐：“有。收外汇券。” “好，您就给我先订一张吧。” “先订？没这规矩，下楼付现金。”对方电话没有挂上，她清楚地听到：“狂什么呀，不就是个倒爷，倒奶奶吗？” 想说北京土话吧，人家不理；要说正经普通话吧，又被人误解，那让我说什么呢？ 她试着使用英文了。 “Hello，i would like to reserve a ticket for Shenzhen．Are there any seatsavailable？”(喂，我想订一张去深圳的机票，还有空位子吗？)”“Yes，there are。”(是，有空位。)她气得没有往下说，“啪”的一声就挂上了电话。确实，她非常生气，不只一次了，这洋活、洋人，怎么就那么吃香！北京人干嘛那么看不上咱北京人，犯得上吗？咱北京人犯得上那么祟拜他们吗？ 一气之下，她打消了南方之行的计划，反正也没有两三天，不如好好休息一下。当她收起南方的衣服，准备放回箱子时，低头看到了那个大头、大眼、长腿、无脚的洋娃娃。 傍晚，北京下了头场雪，马路上、屋顶上都像蒙了一层薄薄的纱。由于雪下得不大，路上的行人，不见一个人穿防雪外衣。 她喜欢北京的雪，它给人一种柔情，不像纽约的大雪，瞬间弄得铺天盖地，走在街上总会觉得有危险。 北京的雪，说化就化；纽约的雪，会让全城十天半个月一片白色。 她下了车走到国务院宿舍的大门前，停住了脚步，对面的居民楼与十几年前没什么两样。国务院宿舍也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周围盖起了新式的高层建筑。当年这座不可一世的楼房，现在却显得很矮小，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她低着头往里走，想避开传达室的询问。 她打算只是看看，或是在门前站站就足够了，没准备和杨易文见面谈点什么。因为，有什么可谈的呢？时过境迁。如果她神不知鬼不觉地来过，又能得知他过得很好，她也就心安了。毕竟都是为了那张卡，她自己才无知地作出那个决定，是环境使她失信了，但毕竟是她失信了。 她很想知道，目前，他到底怎么样了。 她站在二楼5号门前，不敢敲门。她低头看着楼道坚硬的水泥地，想起了黄自强的锁链子和地上的那滩血，她用鞋底蹭了蹭那块水泥地，似乎在寻找。一切都过去了。5号门里听起来很热闹，从门缝里钻出来的音乐很耳熟，那是什么？奥，美国新潮歌星普林斯的“性就是灵”，怎么？这儿也有？！…… 她正想下楼离开，刚巧5号门打开了，随着普林斯的狂叫，从里边走出两个连说带笑的年轻姑娘。 “请问你找谁，是约好来的吗？”其中一个问。 “不不，我……我是找杨易文，杨先生！”慌乱中，她突然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小彪，外面有人找你爸，我们买完酒，马上就回来。”另一个姑娘面向门里喊着。 一位高大英俊的小伙子出现在门口。 她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当年的皮猴子杨小彪。小彪当初见她时才五六岁，现在根本认不出她是谁。 “请问您……”小彪故意拉长声，等她回答。 “我是杨易文的老朋友，他要是不在，我就定了。” “您一定是从海外回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 “在北京的老朋友都知道他出去了，您一定有几年没见他面了。”小彪长大了，说话神态和小时完全不一样。 “奥，他去哪儿了？” “澳大利亚悉尼。” “奥，他，他好吗？” “挺好的，昨天还寄来了照片，您不进屋坐会儿吗？” 铁花鬼使神差地跟着小彪进了屋，也许是因为杨易文不在家的原因吧，她显得很坦然。 “您也是从澳州回来的吗？”小彪一边带她往里走一边问。 “不，从美国。” “真的？我这些哥们儿正准备去美国，您正好给我们讲讲，您快请屋里坐。” 原来的大客厅，如今可变了样，那套黑色大沙发不见了，大写字台也不知搬到了什么地方。灯光较暗，也看不清摆设，好像酒味，香烟味，成了这间客厅的主调儿。她一进来，有人就把普林斯降格了，声音放到最小。随着灯光也亮了许多。 几位青年男女，停住了他们的舞步，有的站，有的坐，围住了小彪和铁花。 “这位女士是我爸爸的老朋友，刚从美国回来。大伙儿交个朋友，认识认识，美国人最开通，见面就是朋友，没咱们那套，不撮几顿，谈不上哥们儿。”小彪向大家介绍着。 这些20来岁的年轻人，从他们的打扮就看得出来，他们大都属于新潮的“先锋派”。男孩子头发的长度，比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嬉皮士短不了多少，身上的穿戴，也与街上的大不相同；女孩子的打扮虽比不上当今的punk(旁克)，但性感的衣服也敢穿，该袒的袒，该露的露，就差头发没染成红色了。 “您看过好莱坞名片《麻雀变凤凰》吗？”一个小伙子问。 铁花摇摇头。 “片子说的是一个流浪街头的穷妓女，一夜之间成了个大富婆。对了，那个亿万富翁，好像就是你们纽约的。”小伙子说得煞有介事，忘记了那只是一部电影。 铁花听了剧情介绍，才知道他讲的是一部名叫“PRETTYWOMAN”(漂亮女人)的电影。 “您说，美国的妓女，都有机会变富，看来女人长得漂亮，在美国就一定会成功。” “那只是一部电影。”铁花淡淡地说，因为她极不同意这个小伙子的逻辑。 “电影，电影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从生活中来，谁敢瞎编呢？”小伙子表现出非常内行的样子。 “您住的那个纽约，可是个好地方。”一位姑娘抢上来说： “那是美国艺术的大摇篮。霹雳舞，这是您常见的吧，它的发源地就是纽约街头。” “霹雳舞，什么舞？”铁花真不知道什么是霹雳舞，“就是那种舞，这样的。”说着，姑娘脖子一伸，胳膊一扭，做着动作。 铁花觉得怪异，还是笑着说：“不清楚。” “咱们来一段吧。”姑娘提议。 音乐一起，铁花才知道，他们说的是曾经在纽约最流行的“Break Dance”。 姑娘、小伙子们踩着鼓点儿，怪摸怪样地模仿着布鲁克林黑人的动作，认真地寻找着纽约街头艺人的感觉。 铁花觉得很纳闷儿，这些文化，这精神，怎么这么快就传过来了，从哪儿进来的，又是从哪儿学来的？不知道，想不透，厉害，真厉害！文化的渗透力之强，令人难以想象。 霹雳舞音乐停了，她本想介绍一下，美国也有很多很多玩命读书的人和拼命干事业的青年人。 可是，还没等她开口，小彪从里屋拿出来一叠照片，递在了她的手上。 “这是我爸在悉尼的照片，您要看吗？” 她翻了两张，照片上是杨易文和假在他怀里的年轻女人的合影。再翻两张还是二位的合影。 “我爸可享了福了，又是新婚又是洋日子，可他还不知足，说过得不适应，想回来。您说，这人哪有个够哇？” 铁花的手指有些发颤，她放下照片说：“对不起，我还有事，下次再见吧。”一转身就朝门外定。 “阿姨，您贵姓，要不要写信告诉我爸？”小彪在她身后大声地问。 她没回头，摆了摆手，就朝楼梯口走去。 “您常来，阿姨。” 她急急忙忙回到中国大饭店，外面的雪还没停，她进屋打开了窗子，还是觉得闷。她不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重的压抑感。她看着窗外的雪花，站了很久。突然，她打开了皮箱，找到了那个大头、大眼、长腿、无脚的洋娃娃。 她把它拿在手中，走到窗前，从十五楼往外望，中国大饭店前面不远处的工地正在打地基，不知又要兴建一家什么高级饭店。 新打的地基很深，远处灯光映在里面亮闪闪的，她低头看着，觉得头有些昏。 她把右手伸到窗外，一撤手，那大头、大眼、长腿无脚的洋娃娃，迅速地坠落下去。不一会儿她听到了“啪”的一声，是那洋娃娃掉在地上的声音，中国大饭店的商务中心，送来了张力从纽约打来的快件传真。 服务员客气地把文件交到她手上。她一边焦急地读着传真的内容，一边下意识地从兜里拿出了几块钱，说了声谢谢，就往服务员手里塞。 “对不起。我们不收小费。”服务员礼貌地对她说。 其实给小费的习惯，她来北京两个月来，已经快忘掉了，可今天一收到美国打来的传真，眼睛看着洋文似乎觉得自己又身在纽约才做出这种举动。 当服务员谢绝时，她才立即明白了这举动不适合北京的习惯。 “对不起，忘了，忘了。”说着她收回了钱。 “您是从美国回来的吧？”服务员笑着问。 她也笑着点点头。为了补救刚才的冒失行为，她很客气地为服务员打开了门。 服务员站在原地没有动，问了声：“您要配额吗？” “什么？” “您要配额吗？” 铁花的生意做的正是服装生意，赵一岸和她也正在为此事天天发愁。“配额？你也懂进出口贸易？” “我有路子。”服务员说着，轻轻地把门关上，神神秘秘地小声说：“不过，我这路子……您知道，这配额就是钱。住在饭店的客人，向我问这事的人多了，我连理都不理。前两天有个老外，提着一箱子的现金，全是崭新的美钞，拿出几打儿，拍在我手上，我不要。您说为什么？” “为什么？” “为……跟您这么说得了，因为我早就瞧出来您是美国回来的，又是咱北京人。咱北京人有便宜，干嘛让老外占着哇？您哪，这么着，说个数儿，开个价儿，预付我个三五万，我就给您跑去，弄来弄不来，您就看我的本事了。” “你真行？” “这条路我直通……，怎么跟您说呢，说白了吧，北京市我平趟，全中国没我办不成的事……。” “谢谢，我不需要配额。”铁花说完，就客客气气地把他送出了门外，因为两个月来，她也清楚一点了，赵一岸也曾多次提醒她，要严加防范这类侃爷，她也遇到过几次。有一位，甚至比他侃的还邪唬。说美国总统布什在京当大使时，常跟他一块秘密下馆子，要论起辈份来，布什好像是二哥。 张力传来的文件，确实相当紧急，公司三个部门的目前状况向她一一作了汇报，并请示铁花尽快做出处理决定。 首先她介绍了纽约市由于地税增加，故商业楼每月的账目又在吃紧；二楼的房客破坏签署的合约，改做非法的毒品生意，现已被警方查封。因此造成不仅房租不能按时回收，政府的罚款又是一大笔，正在请律师打官司，律师费的开支也不是小数。 吉米管的餐饮业由于今年经济走向低谷而不景气，自助餐的经营方式也报亏损。吉米建议先暂卖一家餐馆，补交拖欠政府的税款，以此来扭转餐饮局面，请铁花作出决定。 服装方面的应收账款，一大部分还是烂掉了。目前，张力已托请收账公司自行处理。新的二十件样品已赶制完成，要不要及时推向市场，也请铁花作出决择。 急件的最后几行宇，是通知铁花，大丑下周六抵达北京，铁花有望可见上一面。不过张力还是催她不必等大丑了，快快回来处理纽约的事情为好。 铁花看完张力的汇报，心急如焚。北京的合资还没个头绪，纽约生意又出现了危机，目前的情况，真是骑虎难下。可是，她从电视及报纸上看到，大陆大批合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想要扭转当前纽约生意的不顺，在京兴办企业应说是条出路。 想来想去，她仍然坚信自己的想法。北京毕竟是自已成长的地方，尽管十几年的隔绝，她还是熟悉环境的；尽管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经营方式不同，但她相信，早晚还是能找出一条可行的途径的。 不过，她还是要及时赶回纽约，不尽快解决好那里的事情，北京的事情也会乱了阵脚。 北京的事，她请赵一岸继续进行下去。自己决定下周返回纽约，机票订在周日。因为局六大丑到达北京。她想，此次无论如何也得和他见上一面。在她内心深处，这趟回北京，一是办合资，二是要见大丑，把事情谈开，两件事几乎是同等重要。 离周日回纽约还有几天。铁花吃过晚饭，走出了中国大饭店。没走多远，斜对面处出现了一幅巨大的霓虹灯，红红绿绿的闪着几个大宇“卡拉oK”。 这种起源于日本，又在台湾发扬光大的娱乐活动，在纽约是见不着的。美国人觉得这种玩艺儿不够刺激，他们有他们的玩儿法。年轻人有DISCO和各种古怪的PARTY(派对)；中年人有各种酒吧和惧乐部；老年人喜欢旅游和狂赌，这样美国人才觉得够劲。 因此，不管日本人有多么远见高明的商业头脑，有多么精明的推销本领，这“卡拉oK”还是与美国绝缘，打不进市场。 她走进建国饭店的舞厅，坐到一张台子上，要了杯橙什。 一位手持话筒，摆动双腿的小伙子，陶醉在“爱才会赢”的台湾歌曲里。 台语，铁花虽不会说，但也不生疏。因为她生产服装的车间里，来自台湾的工人大部份都会哼哼几句，车间录音机里经常放的也都是这几首流行歌。 小伙子唱歌咬字准。感情又投入，唱完了最后一句，响起了一片掌声。他桌上的几位朋友向他伸出了大拇指，他得意地摆了一下手说：“咱哥们儿还有绝招儿，等会儿给你们用广东话来段‘迷人的香港夜’。”他一口北京话。 当舞厅上出现一位漂亮的姑娘，唱起了“上海滩”的主题歌时，人们都站起来跳起了四步舞。 美国年轻人跳舞，不管别人，有的也不一定需要舞伴，自己跟自己叫劲，上了弦儿似的，不弄出一身臭汗，势不罢休。 而这里的年轻人跳舞，似乎都很合乎规范，每一个舞步和姿势都很讲究，连脸面的表情，也好像有人要给他们拍照片似的。整个气氛像是在表演，原来他们唱、跳，是要给别人看的。 是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好像就在这点。一个是不顾他人，完全自我，一个是我自己受点累不要紧，周围看的人要给点面子。 没错，面子，是这个，是面子。 昏暗中，她认出了一个人，是T&；H服装公司的一位工人，叫阿香，中年妇女。就在离她不远的桌子上，她正操着台湾口音的国语，眉飞色舞地大讲特讲美国服装。 铁花本想上前打招呼，可一看她讲得那么起劲，全桌的亲友听得那么入神，就打算等一会儿再说。 “我们美国华侨，最讲究穿，也讲究吃，像我身上的这套衣服，”她指着铁花工厂生产送给员工的节日礼品说：“这套衣服，少说也得五百美金，折成人民币就是两、三千，差不多是你们一年赚的工资。” “要说起吃来，”阿香接下去说：“我请你们到这里听听歌，算得了什么？在美国，吃是最便宜的，我们讲究假日到国外去旅游，去吃世界上最好的山珍海味。” “您一个月赚多少钱？二婶？”一个姑娘好奇地问。 “这个，在美国是不能随便打听的，不过，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个大概，反正，我的工资，任新房、开汽车、到处玩玩是花不完的。” “哇——”，桌上的人们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那你们老板挣的就更多了吧？” “她？那怎么清楚，她的生意多啦，赚的钱是数不过来的，钞票都用机器点。听说她还是你们北京人。” “北京人？” “对呀，她运气可好了，嫁给了阔老头，没几年，老家伙一死，就全成她的了，真是个聪明人。” 铁花听了这些，再也不想上前去打招呼。付完了账，就回到了饭店的卧房。 她躺在床上思付着：阿香只不过是生活在美国最低层的一个普通工人，平时节省得要死，她为什么千里迢迢跑回中国，在亲戚朋友面前耍这个威风？她要满足什么？她要达到什么？ 铁花想了好久。她又想起，去年工人李太太跟她抱怨的一件事。 李太太有个独生子，二十好几，移民来美国不正经干，一心就惦记着赚了钱回中国威一威。打了半年的装修工，存上了四千块，李太太儿子拿了钱，准备回国威三天。回南京前，买了一套自西装，一双自皮鞋，一顶白礼帽，看起来像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南洋归来的洪常青。下了飞机就开始威，带着女朋友到处买。你想想，四千美金三天花，他能不威吗？三天过完后回到纽约，就又老老实实干起了装修工。威？他回来后还威得起来？！别说“威”，在老板面前连粗气都不敢出一口。 这些人为了满足一时的虚荣、自尊，可把大陆上的人们弄糊涂了。糊涂到你说出外面的实情，就没人相信。 铁花也想起自己。多年来，跟家里人又说了多少实话？有的当然不好说，没法说出口，可该说的，又说了多少呢？ 总怪国内的人不理解，没法沟通，可你倒说实话呀。有时还怪国内人贪小便宜，那你少送点呀。 这怪谁呢？谁也甭怪。等到办成了移民就更说不清了。 说心里话，铁花确实觉得有些委屈。两个多月，总觉得理解她的人不多，就连老爸，她也不满意。她由此产生了新的孤独感。国内也投人疼她，没人关心她。 14年的美国生涯，你们知道我有多少苦水，怎么就没人同情我呢？可又一想，不说出来，又会有谁知道？再说……再说当初走的时侯，也没人拿枪逼着你，不是你自愿走的吗？说不清了，还是瞒吧。 想来想去，她觉得自己也是在蒙，蒙谁哪？国内人、自个儿？这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她纳闷儿。 春节到了。 北京的节日气氛进入高潮，她真想再呆上几日，不想马上回到纽约。好在三十晚上是周五，离她返美的日子还有两天。 三十这一天，她要好好地过一过，不然，回到纽约就甭想再过中国年了。一想起一个人回到长岛那幢冷冰冰的大房间，顶多叫上那个单身女郎张力开车过来聊聊天，她恨不得把这一天当作十天来过。 三十的上午去赵一岸家吃中饭，送点礼物给他太太和孩子，算是拜个早年。赵一岸一见她，就兴奋地告诉她，合资的事有希望了，合同、章程已拟好，正在等着她去签字，开业典礼定在三月初，中方很有诚意，资金都提前到位。铁花一听，紧紧握住赵一岸的手，激动不已。想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一岸，好像我这条远洋轮，今天……今天靠岸了。” 三十的下午，她又回了趟家，想跟老爸再吃顿团圆饭。 她进了门，把茅台和水果刚放好，老爸就含着老泪对她说：“你怎么还不走哇，两个多月了，快走吧。” 铁花听了一怔，心想，人老了确实会犯糊涂，大年三十的，怎么刚一进门，就说这话。 “爸，我是后天的飞机票。今儿不是三十嘛，想跟您多呆会儿，不然这一别……”“铁花，你出去久了，不明白这里的事儿。你是北京出去的，说的又是一口北京话，日子长了，就不新鲜了。俗话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你这全身的打扮，再加上你平常待人接物随便。你想想，还值钱吗？” 铁花不明白，问：“我表现得跟咱北京人一样，不好吗？” “你呀，傻孩子，错啦。眼下是吃远不吃近，吃外不吃内。你越这么着，就越没人拿你当人看。” “那我拿着、摆着倒好啦？” “对喽，不仅如此，还得端着点儿，还不能呆长了，回来点一卯就走，这才值钱呢。” “爸，您真是的，咱干嘛干那不实在的事儿？今儿，我为什么这么早来，就是想跟您多呆会儿，好让我跟您倒倒我在纽约的几十年的苦水。” “你甭说，我也不想听。傻丫头，不是我不愿听，我的意思是你少说。爸也活到这把岁数了，做事、想问题，也全是惦记着你。实话对你说吧，有苦，也得往肚子里咽。说出来，只有掉价，没有好处。” “爸，掉什么价？在美国不苦干，人家自给你钱啊？I没有到了美国就发财的。” “可没人爱听你这个。听了，人家也是笑话你，说你没能耐。” “那……那就说好听的，光说有钱，甭说这钱是怎么来的？” “对啦，你看看眼下。这些有钱的，哪个苦来着，能耐人，赚钱不费力，费力不赚钱。” “爸，这不实际，起码在美国不是这样。今儿，我得跟您好好说说。” “别介，大年三十的，少诉苦，你说点让我高兴的吧。” 整个下午，父女俩弄得有点不高兴，最后为了初一拜年，请亲朋好友吃饭的事，还差点吵起来。 她为了不让老爸生气，以晚上还要会见合资对象总经理为由，走了。 爸爸脸上露出了笑容：“好好跟人家谈，多少摆着点，别忘了带礼物！”等铁花出门时，老爸还追着嘱咐她。 她走出了居民楼，没有去找总经理，一路上她边走边想。 她再也不想继续蒙下去了。她想说，说实话。她要告诉全北京的父老乡亲，咱谁也别蒙谁了，说实话吧！ 可怎么告诉他们呢？一个一个逮着谁跟谁说，这不成了样林嫂，半神经了吗7再说了，不了解你过去的北京人，听了你在纽约的事，说不定成了人家茶余饭后的笑柄，演绎成海外传奇故事。别小看了这点，北京侃爷可有这个本事。 她想起了一个人来，对，应该对他说，他最了解她的过去，天下好像只有他了。她想起了黄自强。 六部口电报大楼的时钟，敲了12下，全北京立即鞭炮齐鸣，烟花争艳。 黄自强提议让铁花领略一下北京三十晚上的辉煌，他们站在中国大饭店的第十五层上，共同观赏北京壮观欢腾的春节夜景。 铁花双手紧捂着耳朵，对黄自强大声说：“自强，太棒了，这情景，就像前些日子，美国电视上播的中东战争。” 黄自强只见她嘴巴动，听不见她说什么。于是，他关上了所有的窗户，立即，三十晚上的烟火被关在了窗外。 “你知道吗？年年这样。”黄自强关好了门窗后对她说。 黄自强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今天是他请铁花在楼下餐厅吃饭。 同他交谈几小时后，铁花觉得他变了，不是小变，是真的变了。他变得不爱说话，年轻时候的锋芒，在他身上，已寻不到踪影。以前的那种浑不讲理，现在变成了寡言、稳重。 从他断断续续的介绍中，铁花得知，似乎他已成了大生意人，做的什么生意，他吱吱晤晤也讲不清楚。不过，他的派头、出手大方的程度，叫铁花吃惊。他请铁花在最好的餐厅，点了最名贵的菜，一共花了多少钱，铁花也没见他付，只是跟经理点了个头，就大大方方走出了餐厅。 “自强，你变了，真不得了，怎么那么阔？”铁花问他。 “这没什么。”黄自强说。 黄自强的穿戴，同年轻时候相比，完全成了两个人。他穿着全套的皮尔·卡丹西装，名牌领带、皮鞋。腕子上，闪着一块金黄色的“劳力士”。腰里总别着两个叫不停的BP机，手中总是握着一个大哥大，不知是不是生意真有那么忙，反正隔不一会儿，他就对着大哥大“嗯，奥，好，行……”的oK一番。 “你能不能把这些都关上，叫我跟你说会儿话。”铁花虽然多年不见黄自强，可一见到他，还是倍感亲切。因此，说起话来，就相当随便。 黄自强，不管他现在是多么不可一世，一听到铁花的命令，还是跟小时候一样，言听计从。 “自强，你能告诉我，自从77年底我去了美国，你都怎么过的，快说给我听听。” “先是折了，这你都知道。”(折了，即进了劳教所。)“后来呢？”铁花不太愿听那段儿。 黄自强点上一支烟，侵吞吞地说：“前门外练摊儿，一天也就弄个两三张儿。” “我要听你现在。” “现在？现在一天几本儿，我也不练！” 铁花已掌握了一些眼下北京流行的新词儿。几张儿就是几十块钱，几本儿就是几千块的意思，这都是常用语。 “几本儿都嫌少，你做的是什么生意？” “不是跟你说了吗，离不开个倒儿。铁花，听你的吧，你不是有话要说吗？”黄自强回避了她的提问，又把话题转向了铁花。 “自强，说起我来，话很长。14年的纽约生活，不是一句半句就能讲清的。你要是真想听，我就真跟你说。真的，自强，我也真想跟你说说。” “说吧。” “原来，我不打算说了，可今儿，我特别想找个人说，你……你能认真的听，听我说说我的真实故事吗？” “能。” “听了以后，你不会笑话我？” “不。” “你真的也不会怪我？” “不。” 铁花真的开始说了。从1977年底离开北京，飞机上遇到了大丑，在长岛刘伯家的寂寞，讲到在皇后大学认识了张力。 当她讲到在地下室遇到吉米时，为了能使自己镇静，打起精神，她让黄自强给她点上一支烟。 她不会吸烟，一曰浓浓的万宝路，呛得她流下了眼泪。 她讲，为了办杨易文去美国的事，为了绿卡，她和吉米同居。当讲到吉米没有身份，骗了她时，黄自强插话说：“太亏她又接着讲到查理，那个曾认真爱过她的美国人，出了车祸不幸身亡时，黄自强说了一句：“真可惜。” 讲到这儿，已经是后半夜了，电视里的春节特别节目已结束，窗外残留着零零星星的鞭炮声。 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黄自强抽过的烟头。他耐心地听，聚精会神地听，听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故事。 铁花擦了一下眼泪，开始讲到了王老五。一提起王老五，她胸中燃起一团怒火。她讲他如何欺侮她、虐待她。当讲到最后，在那个破烂地下室，王老五弃她而逃时，黄自强双眼一瞪，站起身来，大骂一声。 早晨的阳光，从窗口照射进来。听了一夜的黄自强，仍不觉得困；讲了一夜的铣花，也不觉得累。 当把刘伯对她的帮助讲完时，“盖了嘿！”黄自强的眼里，也亮出了光。14年的身世讲完了，铁花像完成了一件重大心愿，她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初一的早晨，大街上显得很安静，整个中国大饭店，像是还在沉睡。 黄自强听完了整个故事，也就说了“太亏了”，“真可惜”和“盖了嘿”这九个宇。铁花真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听明白了没有，他到底怎么想。 她突然转过身来，从皮夹里掏出那张绿卡，那塑料的卡片在她手中直发抖，她急着问黄自强：“自强，你说，你评评理，花了14年，用我的青春，用我的灵肉换来的就是这个，你说，这值吗？” 黄自强点上了一只烟，又吐出了三个宇：“你傻×！” 铁花先是一怔，觉得这话太粗。可仔细一想，这粗话，理可不粗。是的，这是一旬北京最粗俗，最易懂的话。她突然觉得，几乎再也找不出另外三个宇，能更贴切、更恰当地形容她这14年的经历了。 她登上了回纽约的飞机，还是没见着大丑。铁花一时疏忽，竟忘记了东西方的时差，大丑周六中午到京，她订的是周日的飞机，这13个钟头的时差，造成了两人又没能相见。 可她仍不死心，直到飞机已经离地，她还低头寻找那张与众不同的脸和那双极其粗糙的大手。她总认为，他定会及时出现，说不定就在机场的大厅，四处张望着，寻找她呢。 等到飞机已经升上天空，脚下全是白云时，她仍流着眼泪，望着窗外。她总认为，大丑正站在地面上向她挥手呢。 几天来的疲劳，加上与黄自强的彻夜交谈，使她感到精疲力尽。 她昏沉沉地躺在椅子上睡着了，这一睡就是十几个钟头。 当她醒来时，扩音器播出飞机正在穿过北极。 她睁大双眼，瞧着没有人烟的白色大陆，这块大陆的磁场，没有中国大陆和北美大陆那样强大，她觉得有点头昏，有点目眩。 此地正是东西方的分水岭。她突然感到，这38个年头，算是白活了。她像婴儿一样直哭，因为她闹不清，她到底属于分水岭的哪一方。这边吧，说你是老外，那边吧，格格不入。 “我……我这38年，闹闹轰轰地是在干什么呢？”她鸣咽着问自己。 她觉得扑进了妈妈的怀里，但找不到奶头，吸不到乳汁；她又觉得，自己像是被过继出去的孩子，那个家庭倒是很阔，可个个板着面孔，她觉得冷。 她脑子里，又出现了那段话： 人生旅途，几乎所有人都带有一定的盲目，而为了这个目的拼搏、挣扎，自然斗得遍体伤痕。 轻伤者，步屡艰难；重创者，匍匐爬行。 我们嘲笑不知深浅的河鳗，终日赶路，奔向蓝色的大海，孰不知，深海处到底有多黑。 我们嘲笑不知高低的旅鼠，一生都在奋力向顶峰攀登，孰不知，崖下到底有多深。 河鳗，也许刚刚游进大海，就被凶猛的鳖类吞食；旅鼠，也许未至峰顶，就困死在途中。 不必嘲笑河鳗和旅鼠了，人类又何曾不是如此。 （全书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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