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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先生正伏在垂着淡青窗帘的南窗底下画兰竹。 他这时已经完全把自己当作一位画家来要求了，虽然并不像后来传说的那样，他甚至要靠润笔来糊口。他画画不是为了收益--他还没有拮据到那地步，而是为了追求，说转移也未尝不可。一个艺术家，当被迫必须放弃他的艺术活动时，就必须以另一种艺术活动来填补他的空虚。 当然，并没有谁不让他登台表演，恰恰相反，有人巴不得他表演，是他自己谢绝了舞台，远路迢迢移家到香港来过这种淡泊的生活。而且他早已蓄起了胡须，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示他断绝粉墨生涯的决心呢！ 他并非一起始就想蓄须示志。当日本侵略军刚刚打开国门，大批国土和城市还没有沦入敌手的时候，他是想以自己的艺术去召唤抗敌的血诚的。直到此刻，一想起他在上海创演的《抗金兵》，还为那种“岂日无衣，与子同袍”的壮志敌代激动万分。然而后来连上海也沦陷了，那已经不是他可以上演《抗金兵》的地方，再要唱下去，就只能为敌人歌舞升平了。所以他的退路只有香港，他要以自己的誓不媚敌、洁身自好来报答祖国和人民。 他未尝没有亲操吴钩到战场上与敌人拼一个你死我活的壮心，但他毕竟是一介文人，且年齿已长，自知上不了战场，他所自信的唯有那坚贞不移的节守。 他画画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的心中活着一些孤傲高洁的画家的形象，他正需要以这些人做风范，去坚定他自甘淡泊、不慕荣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做人的准则。白石老人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当北京沦陷，敌伪横行时期，老人在前厅里放了一具棺材，声称“齐白石死了”，让那些附敌的新贵们不必来此求画。这一种孤傲高洁狷介自重的风标，正是先生所要努力为自己树立的。尤其在他想起老人为感激他于稠人广众中为之争来荣誉，而做的那首“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的绝诗时，就要发出“老人把自己引为知己，自己也要把老人引为同调”的感慨，并以此来勉励自己。他要用老人那副嶙峋的傲骨，去抵御那些随时都会袭来的恶风。 此刻他准是又想到了齐白石，笔下陡增了豪气。这是一种神来之势，把几茎劲竹画得气韵不凡，仪态万方，似乎一阵风要把它刮倒，它却摇了几摇，挺立如初：飞扬的笔墨，平添了竹的傲姿，先生将背往后仰了一仰，眯目平视，微微漾出了一点笑意；便把羊毫笔放下，换了一枝紫毫小楷，就要题一点什么在上头。然而他的夫人推开镂花纱门走进来打断了他。 她像是唯恐搅扰他的清神，极轻极慢地走到他的身边。先生抬起头，看见了她；她就把前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请求见他的事说了出来。 “哦。”先生答道，但依旧要往画上题字。 “是你的一位故人。”夫人含笑说。 “谁？”先生稍稍有点惊奇。 “张善琨——刚从上海来到。” “是他？” 先生皱一皱眉，首先想到了“汉奸”二字，那枝饱蘸着浓墨的紫毫小楷使徐徐地放了下来。 梅先生走进前面客厅里的时候，满面含笑的张善琨就慌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他本来是要伸手去跟先生握手的，但看见先生只是客气地伸手让坐，并没有要跟他握手的表示，他那只手就只好若无其事地往怀里一放，趁势理了理西服上的纽扣，接着便转入热情地问候了。 “想不到我会到这里来打扰你吧！”开始发胖的客人眼望着先生说。 先生也打量着来客。这原是先生电影生活中的一个占有一定地位的熟人。说是“故人”也未尝不可；然而风闻他在上海和日本电影界“合作”得很好，虽没有公开附敌，但无论从居心或行踪来看都很可疑。所以刚才听见夫人还用“故人”一词来称呼他，就感到有点刺耳。这时一面急速地判断着他的来意，一面不露声色地敷衍了一句道： “是啊，我怎么想到这会儿你会来！” 佣人送上了新沏的香茗。先生指了指桌上的香烟；张善琨做了个“不忙”的表示；却举头望着墙上的字画。 “张先生一直留在日本人占领的上海拍片，这次来香港，一定有非来不可的理由吧？” 先生端着茶碗，一面用碗盖打着茶叶，一面邀请品茶，等待从对方的回答中窥测其意向。 张善琨似乎看出了先生的心思，也用茶碗盖打着茶叶，眼睛却依然望着墙上的字画，不着边际地答道： “单是为了看看你这雅洁的新居，也值得到香港来一趟啊。” “难道你专程飞来香港，就是为了看看我这房子？” 张善琨放下茶碗，仰面笑了起来，旋即他庄重了一下脸色，用十分真挚的声调说： “梅先生，你也相信那些飞短流长么？就凭我们这么多年的交往，你想想，我是那种甘心做汉奸的人吗？” 一见他这样开门见山，梅先生倒不好意思往深处怀疑了。在敌我双方明争暗斗、志士汉奸难辨真伪的形势下，远在上海的张善琨，其真相究竟如何，一时是难以弄清的，恐怕只有将来才能见一个水落石出吧？ “我可没有说你是汉奸！”先生于是说，“不过跟日本人同在上海拍片，你能为自己洗刷清楚吗？” 张善琨摇着头笑了。 “你也把事情说绝对了。有几个日本朋友的，就是汉奸吗？我看也未必。反过来说，一个日本人也不认识而做了汉奸的，还少吗？我看是论心不论迹，各人心里有数就好。” 先生也笑了，但马上又敛起笑容说； “如今国难当头，全国老百姓都在吃着日本人的苦，不论是谁，对跟日本人有来往的人可没有好印象。” “这就是专从迹上论事了！”张善琨说，“日本人当中，坏的是很多，那都是侵略者；可也有好的。我说一个人，你看看他的所做所为，所识所见，你能说他不好？” “谁？”先生勉强地问。 “芥川龙之介。” 先生好像在想着此人是谁。 “一位日本作家。” 先生“哦”了一声，就向桌上取烟，递给张善琨一支，也自取一支燃上，显示出对张善琨提出的话题不感兴趣。 “芥川龙之介还说起过你呢！” “说我？” “芥川对中国，对京戏，对你，都有很深的了解，他把你看得比萧伯纳还要高。” “这是从何说起？” “他在一篇题为《看〈虹霓关〉》的文章中说：不是男人捉女人，而是女人捉男人。——萧伯纳在《人和超人》里曾把这个事实戏剧化了。然而把这个戏剧化了的并不是从萧伯纳开始。我看了梅兰芳的《虹霓关》，才知道中国已经有注意到这种事实的戏剧家。” 这倒引起了先生的注意，不过他自谦道： “《虹霓关》也不是我创始的。” “可你的演出使它放射出辉煌的奇彩，让国外的艺术家也为之瞩目了。”张善琨饶有兴味地继续说下去，“芥川还说，不仅如此，除《虹霓关》外，《董家山》中的女主角金莲，《穆柯寨》中的女主角桂英，《双锁山》中的女主角金定，《马上缘》中的女主角梨花，都是运用孙武兵法和使用剑戟来捉男人的女豪杰。” “他倒是听过不少京戏！”先生赞道。 “可贵的不在他听的多少，而在见地。”张善琨看出谈话的效果，便进一步说，“胡适虽是中国人，可他说，除了《四进士》，他对全部京剧的价值都想加以否定。芥川不以他为然，指出：‘这些京剧至少都是富有哲学性的。哲学家的胡适先生在这个价值面前，难道不应该把他的雷霆之怒稍微平息一下吗？’——怎么样？他虽是日本人，说是知音，不算过谀吧？” “这是他的原话吗？”先生有些感动地问，好像唯恐芥川并没有谈得这样深。 “当然。改天我把他那篇《看〈虹霓关〉》的原文寄给你看就是。” 话说到这里，张善琨就若有所思地大口吸了两口烟，用惋惜的口气说： “可惜芥川十五年前就已经死去了。” 先生微微一怔，也叹惜道； “他年纪不一定很大吧？” “只活了三十五岁。” 先生感慨地吐了一口长气，便忿然说： “如今遍中国都是日本强盗，哪见过你说的这种日本人！” 张善琨依然是那副厚貌深情的样子，对先生的话不置可否，略为踌躇了一下，才说： “现在就有一个日本的文化人，不敢说能比上芥川龙之介，也有点差不多。” 先生面对着他，不大相信地盯了一会。 “川喜多长政——你不会不知道吧？” 听到这个名字，先生露出一丝警戒的神色。 “就是那个办中华电影公司的日本人？” 张善琨点点头。 “你了解他的为人吗？” 先生白了他一眼： “那还用了解吗！” “梅先生，你又先入为主了。” “是吗？”先生没有掩饰他的愠怒。 “他就是一位芥川龙之介式的文化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算是中国人的一位朋友。” 先生没有应声，但张善琨看出了他那深层的鄙夷，却装作全不在意的样子，接下去说： “让我先来报一报他的‘家门’吧。” 他见先生并没有明显地表示不想听，就小心谨慎地措着辞说： “他的父亲，就是前清末年来我们中国为保定军官学校担任作战学教官的川喜多大治郎。在这位陆军大学出身的优秀军人的头脑里，并没有装着像萤火虫幼虫吃蜗牛一样的（这也是芥川的比喻）以日本帝国为首的列强们的对华态度，而是真心想为中国培养一批军事人材，甚至想长期留在中国，不再回日本去。这当然与日本帝国的意图发生了矛盾，结果就给日本宪兵们干掉了。” 张善现见先生在认真地听着，还皱了一皱眉，便又说： “那时他的儿子川喜多长政刚满五岁。后来他到中国了解他父亲死亡的真相，还得到过我国政府的接待。也许他是从父亲那里接受了对于中国的感情，竟留在北京大学里做起留学生来了。” “可我听说他是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先生说。 “不错。他是曾留学德国，不过那是后来的事。”张善琨解释道。“回到日本以后，就从事进口欧洲影片的工作。” 先生听到这里，笑了一笑： “可是现在他在中国。” “这正是他像他父亲的地方。”张善琨又一次庄重了脸色说，“因为他在国际电影事业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又熟悉内外影界情况，精通中、英、德、法多种语言，就成了日本电影界中不可多得的人材，所以日本军部准备在上海建立电影公司时，日本电影界的首脑人物一致推荐他，--他就是这样到中国来的。” “他为什么不拒绝？” “他认为，他若不来，还会有别人来。若是换一个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完全跟日本帝国一致的人来，只管照军方的意图行事，你想想那会有怎样的后果？所以在获准‘军部对会社的运营不加干涉，一切委任于川喜多’的附加条件后，他就接受了任命。不过日本军部也不是全没有猜疑，为他一直不肯替派遣军拍宣传的片子，就有人提出要考察他的居心，一度风传要像对付他父亲一样去对付他呢。” “要暗杀他？” 张善琨点点头。 “所以说他像他的父亲嘛。可是他说，他听到暗杀的流言时，并不为自己悲哀，只是想到父子两代人会走上同一条道路而暗暗称奇。” “他倒是一个奇人！”先生半信半疑地说。 “他确实有点与众不同。” “有能让人信服的原因吗？” “无非是要对得住自己的信念罢了。也许他的父亲就是他心中的一个偶像。梅先生，不管你信不信，他确实是个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深刻理解的有识之士啊。我没有跑到重庆去，就因为有这个人，在上海拍片可以不用为日方宣传，甚至可以拍一点宣扬爱国之心的《万世流芳》之类，颂扬颂扬我们那敢和洋人争个胜负的禁烟英雄。--梅先生，你总可以理解一二吧！” 先生笑了一笑，没有回答。张善琨说的真假姑且不论，但他总不能就为了要说出这些话而专程从上海赶到这里来吧？真正的意图究竟何在呢？在沉吟与猜测中，便又到香烟筒里去取了一支烟。 识趣的张善琨忙划了一根火柴，帮先生点上，然后就摊牌似地说道： “梅先生，你当然远胜过师旷之聪，听了我这蹩脚的‘弦歌’，不会猜不出在下的一点‘雅意’来吧？” 先生这次是真地警觉了，他蓦地转过脸，用质问的眼光对着他认为是说客的这个人。 “按说这不是我的意愿，老朋友了，说出来，不会不谅解吧！”张善琨说到这里；稍微为难了一下，就横下一条心，避开先生的目光，说出下面的话来：“日本军方看出战局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占领区的民心越来越不好收拾，单靠宪兵队的枪弹和刺刀已经不能奏效，所以军报道部想出了一些新的对策，其中之一，就是请你到上海去演出，让老百姓从你梅先生的登台，想到日本军武运的不衰。这一着一经确定，接着就确定了让谁出面的人选；川喜多长政是比较为中国人信任的日本人，自然这事就非他莫属了。川喜多知道我们是有渊源的朋友，所以一定要拉了我同来……” 先生的脸色早已变得煞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从门口可以望见的那一线青天，手里的半截香烟被他狠狠地一捻，带着余烟投掷在玲珑剔透的烟灰缸中。 “我知道你不会答应--多少年的老朋友了，还能连这一点都想不到？”张善琨用带点委屈的声调说，“我也不希望你答应--多少年的老朋友了，你也应该相信我会有此心。不过总得想一个妥善的法子对付过这一步去吧。日本人长不了，可你现在还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不用说上海，就是香港，在你的周围，明里暗里，哪里没有他们的人……” “我还有一死呢！”先生凛然地叫道。 “当然。”张善琨也正色说，“这一点我不怀疑。当信念面临威胁时，不惜以生命殉之，对于你梅先生来说，这不难做到。不过只要有别的法子对付--”说到这里，他沉吟了一下，然后说，“说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将来有一天，国人还要看你的表演呢，你就不想等到那一天吗？” “那--你想要我怎样？”先生一面问着，一面就考虑到对策上去。 张善琨但笑不言，半晌才说： “梅郎梅郎，计议从长--作为一位表演大师，我相信你会处置得宜的。” 先生审视着他那深不可测的眼神，良久，终于把头微颔了一下。 张善琨以会心的微笑回答着，也轻轻地点着头，顺手拿起帽子，站了起来，走到先生的身边说： “梅先生，今天我来，纯系私人拜访，用意你自然明白，跟我此行的任务无关。大约一两日内，日本朋友就会来麻烦你，请好自为之。”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推开镂花纱门走出去了。 在香港中国饭店二楼的一间精雅的餐室里，穿着浅色西装、保持着学者风度的川喜多长政与张善琨，在整肃的餐桌前虚左恭候嘉宾。他们时而低谈几句什么，时而交换一下眼神，静听着从门外楼梯下可能传上来的皮鞋的响声。 约定的时间到了。 侍者上来通报：梅兰芳先生已经在饭店门前下车。 川喜多慌忙站起来，丢给张善琨一个关照的眼色，便走出餐室门外，目不转睛地盯着楼梯口。下面响起了一声：“楼上请！”就听见轻微但却分明的有人走上楼梯的声音。 张善琨也跟着出来，站在川喜多身边。 川喜多是得睹过梅先生风采的，他甚至感到先生便装时的气度比在舞台上更有魅力。他看过先生演出的《黛玉葬花》和《太真外传》。自然，自古以来就没有产生过赢得世间所有人同声赞赏的艺术。莎士比亚名盖全球，但托翁就不捧场；杜甫世称诗圣，被郭沫若说得一无是处。梅先生几乎赢得举世的称誉，而鲁迅先生在杂文中时有微词。不过依川喜多观艺多矣的行家的眼光来看，先生的黛玉形象并不像鲁迅形容的那样不合人意，而先生的太真形象则简直足以把所有的观众征服。作为先生竞选四大名旦时的代表名剧《太真外传》，无论从其清新优美的唱腔，妙曼典雅的舞蹈，光艳绝俗的扮相，响遏行云的歌喉诸方面衡量，都已经把京剧表演艺术推向绚烂的极致。至于他在台下，诸如“器宇轩昂”、“风度翩翩”等所有常用的形容仪表之美的词句，在表现他的风貌时都显得冗弱无力，以至让人不得不求助于中国古代善于状人风仪的名著《世说新语》。先生也正如这部典雅的古书中写到美丈夫时所形容的那样：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辞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川喜多还没有机会瞻仰过梅郎的醉态。今日他会醉吗？但愿如此。真的会有玉山倾倒的美致么？--川喜多想到这里，便有点进入神驰的境界。 此刻，楼梯下段出现了一个老人的伛偻身影，正步履艰难地一级级走上楼来。 这是梅兰芳。 然而又哪儿像梅兰芳！ 川喜多暗暗吃惊：那弯拱的腰背，僵硬的腿脚，黧黑的面目，蓬乱的髭须，板滞的眼光，迟缓的行动，再加上一开口就让人感到力竭声嘶的嗓音——这哪儿是在千万人心目中傀然铸就的那位艺术之神的风姿！ 然而他确是梅兰芳。 正像先生演出的《玉堂春》中所说的一样：“眼前若有公子在，脱骨换胎也认得清。”眼前这个不忍目睹的衰老败残的形象，虽已有判若两人的剧变，但尚未达到脱骨换胎的程度，所以具有锐利观察力的川喜多于惊讶之余，仍然确有把握地认出了这是先生。 先生也认出了川喜多长政——从不计其数的有一面之缘的纷纭形貌中辨出了这个人。 一方是极道殷切的仰慕，一方是感谢着盛情的邀请。那些经过精心挑选的中西名菜正一道道依次搬上桌来。 川喜多长政小心翼翼地请问先生是否可以喝一点酒。 “喝。”先生爽快地说，“嗓子到了这种地步，还禁忌什么！我陪二位先生满饮三杯。” “痛快之至！”川喜多说着，就把价值昂贵但酒度较低的法国白兰地，亲手斟了半杯，送到先生面前。 “其实再烈一点的也可以对付。”先生泰然微笑着。 “不必了，”川喜多用诚恳的口气说，“我还有事向先生请教，烈性酒就免了吧。” “那就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来说——客随主便。” “不敢当，不敢当。” 川喜多毕恭毕敬地举起杯来，向先生及张善琨敬第一杯酒。 三人各干了一小口。 川喜多又邀请吃菜。 “为了宴请梅先生，特为找他们准备了一点上好的燕菜，不过在香港这样的地方，不能跟在北平相比——请随便用一点。” “谢谢。”先生不失礼数地举起牙箸。 川喜多又忙着给先生布菜。 喝过了三杯酒。又吃了一点菜，默然了一会，先生就举杯笑说： “今天过蒙台爱，我也借主人的酒，敬二位先生一杯。饮过这一杯，有什么话就请不吝赐教吧。” 大家干过，川喜多正了脸色，说道： “倒是有几句话想请梅先生坦率地赐教。” 先生说了一句“请不要客气”，便放下杯，正襟危坐，敬等川喜多开口。 川喜多提出的并不是什么请教，而是问先生看没看过他和张善琨主持拍摄的故事片《万世流芳》。 “看过，”先生用平静的声音说，“我记得演员阵容相当强，袁美云、陈云裳、李香兰这些大明星都出场啦……” 川喜多温文尔雅地一笑。 “不，我想请教的不是这个。我是想向梅先生动问一声，先生可了解拍这部片子的苦心？” 先生微微地摇了摇头。 “其实先生是知道的。”川喜多说，“我从来不拍为日本军方宣传的片子，总得让中国朋友还有点欣赏的兴趣。我们选定了这个林则徐禁烟的故事，对日方来说，是反对英、美，对贵国来说，是反对列强，两方面都通得过。我们起用的，正如先生所说，也是在贵国观众中有巨大影响的大明星。这表明，艺术终归是艺术，不该为政治的原因，让明珠也沦落在藩溷里。所以我想，先生就无意像参加《万世流芳》拍片的贵国大明星们那样，让久渴于先生艺术的贵国观众有一个再睹明珠的机会吗？” 先生等他说完，故意露出惊奇的样子，说： “是吗？居然先生想到我还能登台！” “当然。”川喜多尽量不带出相强的口气。“我愿以我个人的名义，邀请梅先生到上海各大剧院去演出。” 先生就大笑起来，接着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又努力清了清嘶哑的嗓子，说： “实在感激先生的美意。不过，您看我现在的样子——生了几年的病，把腰腿全都断送了，别说登台，就是走路也不能像常人一样；更要命的是这嗓子，怕再要发展下去，连说话也成问题……一个演戏的人。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自己先就惭愧得要死，若到了观众的面前，那简直叫我无地自容了……”说到这里，已变成怆然的感慨和沉沉的叹息。 听到“无地自容”一句，张善琨心中不禁一动；竟想到《苏武传》中“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的那句李陵的自责之辞，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强自镇定了一番，就转向川喜多长政说： “您看梅先生这样子……” 川喜多深深地看了先生一眼，也感慨系之地说道： “是啊，我有点强人所难了。不过，作为一个崇拜者的希望。请梅先生不必介意。——来来来，我们还是把这瓶法国白兰地干出来吧！” 先生和张善琨也同时举起了酒杯。 两天以后，川喜多长政飞回上海，向日军报道部报告说： “梅兰芳已经衰老不堪，几乎丧失了所有演出的条件，勉强把他搬上舞台，只能成为笑料，贻羞军部。” 日本军部于是打消了强制梅先生演出的计划。 川喜多下次与张善琨碰面时，意味深长地对他说： “我真佩服你们的梅兰芳先生！” “佩服？” “在香港中国饭店，他让我看到了举世第一流的精彩表演，若不是出于我顽强的理智和职业的敏感，连我也要相信他所表现的全是真的。” 两年之后，梅先生在上海大剧场庆祝抗战胜利纪念公演大会上演出，其灵活的身段，优美的舞姿，清越的歌喉和光彩照人的形象，再次让兴奋若狂的观众绝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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