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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里会不时有人到刘晓庆的心问来找她，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躲进厕所，万一要是有人提出要上厕所的活，我就在里面不吱声，刘晓庆就说，组里某某人在里面。 可是，也许是因为我们在洗漱间里的声音太大，被邻居听见了，于是，这种查向式的来访越来越频繁，而且，一而再，再而三，人们对紧闭的厕所上产生了疑问 一天，组里的七八个演员在副寻演的带领下来到刘晓庆的房间。没有办法，我只好躲进了立柜，好在那时我的体积还可以。而且，在哈尔滨也有一次躲进立柜的经验。 可是，承德的立柜却和哈尔滨的有所不同在哈尔滨，立柜是俄罗斯人在修房的时候就造好的，所以里面的空间很大。且，由于房子建造的时间比较久远，立柜的门已经不能完全关严了，留下一点缝隙好可以保持空气流通，令我呼吸通畅，可是，在承德就不一样了，用木制胶合板打的家具，做工很精细，门也关得严丝合缝，我进到里面，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呼吸却非常困难了。 立柜门关紧以后，里边是一团漆黑，而且，当时那些来访者似乎别有用意，在房间里呆的时间特别长，所以我在里面遭罪的时间也特别久。 在黑暗中，倾听着他们无聊的谈话，什么青艺的舞台戏，还有什么组里的事情…… 哎！有时追求完美也并不是一件好事。由于木匠的活几做得太漂亮了，立柜的封闭性特好，以至于到了后来，我几乎找不到空气来满足自己呼吸的需要，由于站立时间太长，我的腿也又酸又麻，失去了知觉。 我力图悄悄地把立柜打开一条缝儿，但是我也知道，这时，大家的焦点都在立柜上，因为屋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藏得住人，沙发床很矮，下面不可能藏身，厕所的门也大敞开着，有人也会被看见。 我用当侦察兵时学的“近敌蠕动”的技法，以最小的动作把门打开一条小缝儿，可还是出了点儿声音。随着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我也听到了一阵脚步声。紧张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儿，待那人走近，身上的花衬衫一闪，我才大松了一口气。 是刘晓庆。 然后，刘晓庆一直站在大衣柜前，直到那些热心的人们离去。 很多著名演员的名字是在立柜里听到的，虽然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们的样子。 看来，屋里再也不能呆了。 怎么办？ 好在苍天有眼．我们在卫生间发现了通往下水管道的小门。打开门后，发现里面林立的水管，大概是工人维修下水管的通道。从此，这里就成了我的避难所。每逢有人来访。我就自觉地躲到里面去。 哎哟！真是哭笑不得。当时简直就像一个逃犯！ 有时，我也会到外景地看刘晓庆拍戏。 可能组里已经有所察觉。在承德的大木佛下，当我偷偷地把一包醉枣送到刘晓庆手里的时候，发现副导演和几个人在窃窃私语。 我很明白他们在议论什么，所以，我赶快转身离开了 他们的制片主任追来找我，于是，我就和他玩了一会儿捉迷藏。他的眼神不如我，不一会就被我甩掉了。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这个制片主任后来成了我的制片主任，他就是《大清炮队》和《慰安妇七十四支队》的制片主任滕某某，以后，每当我们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两人部会忍不住哈哈大笑，如果当时，我知道他将担保我的制片主任的话，我就不跑了，是嘛！他敢时我这个导演怎么样？恐怕除了网开一面之外。不会再有其他举措了吧！ 人生就是这样，此一时．彼一时啊。 我在承德只呆了四天，短短的四天，就这么飞快地过去了…… 我是长影人，所以还要回到长影去。那时．离开大锅饭，离开自己的单位真是连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分别是必然的。 在当时那个年代，这种婚外的关系是大逆不道的，它足以使你为这件事情进监狱，而且在电影界，这种例子也很多。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在通信时使用了一些假名。或者说是代号，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我叫三龙，这可能取材于我们读过的一本朝鲜小说《哑巴三龙》、所以就叫我三龙。 刘晓庆呢？有时我称她为“白月”．是我写的剧本的女主角；更多的时候我称她“小男孩儿”。叫了很多年，近来有一个电视广告，刘晓庆仍然装扮成小男孩儿。可能她还没有忘记这个称呼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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