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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当时这类演出并不多，而且，我们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还是长影的人，不可能长期在外面飞；刘晓庆也在不断封拍电影：除了《垂帘听政》还没有收尾外，她还准备接其他一些影片，而且上海《文汇报》社的小子还约请刘晓庆写一，篇自传体的文章。 这是早在春节前就答应人家的。在此之前，他们曾有过一次合作，刘晓庆曾写过一篇《演员魅力的思考》，文章写得很漂亮，在上海一家杂志发表，引起了许多圈内人的重视。此后，小于一再怂恿刘晓庆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文章在《文汇报》上连载，这许多年，社会上一直有很多关于刘晓庆的传言，搞得她很苦恼，她也想找一个机会辟谣。 但是这篇文章一拖再拖，直到实在逃不了了，刘晓庆才开始动笔。这也是她的一种禀性，凡事不逼到头上是不会动手的… 刘晓庆从古北口刚回来，上海的小子就赶到北京，逼着刘晓庆把这篇东西写出来。当时刘晓庆曾开玩笑他说他是“黄世仁追债”，刘晓庆被逼无奈，不得不在拍摄日程里空出一段时间安排这件事。 有一大，刘晓庆从摄制组回来之后，拿了一篇稿于给我看。原来，这是一个人帮刘晓庆起草的《我的路》的开头。文章写引言很差劲，用了一种官腔十足的方式开头。从笔迹上看，好像是一个男人写的。 “这是谁写的？我不快地问道。 她迟疑一下，“是‘小严’写的。 大家可能还没有忘记“小严”这个名字。可是，自打北新桥那件事过去以后，我曾说过，会无条件地相信她。而且，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也说明她并不想隐瞒什么。 一个女孩子嘛！找个人替她写一篇草稿，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尽管有以前的那种阴影，我也尽量说服自己不往那方面去想，因为带着阴影的生活和情感都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这种事情也是司空见惯的，就像在大学，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总是能够找到一些聪明的小伙子为她写作业一样。 只是这篇稿子写得实在不怎么样。我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很不服气。为了证明“小严”的拙劣，我就必须拿出一个胜过“小严”的开头来，供刘晓庆选择。我转了一下脑子，脱口而出： “三十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不算短，可是现在，当我清醒地坐在桌前，回想过去走过的道路时，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究竟什么时候我成了明星，哪一天，哪一时？” “我是明星吗？我怀疑自己。” “可是事实摆在面前：那么多炫目的光环，那样多的污泥浊水”。 我脱口而出的开头得到了刘晓庆的赞扬。她马上拿笔把这记了下来。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我的路》的创作。那一年，北京的夏天来得很早。刚刚六月，天气就热得不行，再加上刘晓庆的那台破旧的电风扇，整天嘎嘎作响，更增加了烦躁的气氛，搅得人六神不定，根本无法写作。我们索性关掉电扇，即使热得大汗淋漓，也坚决不用它。 那真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热得我们每天晚上都不得不在地上睡，才有可能勉强人梦。好在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在穿着上尽最大的限度来散热，我还不时地拿扇子为她扇风。屋子里就一把椅子，有时，我们会挤坐在一起，写累了，就躺在地上的毛巾被上休息一下。 刘晓庆把她所有的经历都坦白地写了出来，什么“小秃子”、往母亲的枕中上吐唾沫”等等。本来刘晓庆在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勇气将这些生动的素材拿出来，怕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我却鼓励她这样写，因为我觉得应该把真实的东西都拿出来，应该把人最本质的东西拿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东西虽然不光彩，但是有风采，有生气，人们会喜欢的。 当时，其实我的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在刘晓庆这本《我的路》之前，还没有一本这样平易近人的，这样直率得近乎于傻的，而且充满了丰富的想像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文坛上出现。我并没有吹捧它的意思，但是它确实征服了中国很多的读者。 如今，刘晓庆周围已经包围了炫目的光环，而且处于一个非常富有的位置，但是，我一直认为《我的路》才是她起家的真正开始。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被损害、被侮辱的形象，变成了一个令人同情的形象。她的率真直白打动了所有的人，她那种几乎算是平庸的坦白，使人们相信了她书中所有的话都是真的。 那几天，除了买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以外，我们整天足不出户，大约有一个星期左右。每天的工作就是写作、讨论、再写作，周而复始。 当时，我们虽然有一部电视机，但是没有室外天线，所有的图像都是两个以上，根本没法看，我们唯一的消遣就是躺在地上听听音乐。我们还发明了一个“开车”的游戏，她会抓住“操纵杆”，嘴里发出“库库”声，模仿着发动机的声音，高兴地乱扭一通。 有时刘晓庆还会命令我：“把手拿过来！待我伸过手去，她就把我的指关节扭出噼噼啪啪的十个响声，如果少了一个，她又会皱着眉头多扭几下，才像个孩子似的假装着生起气来，走到一边…… 不是有一首“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的诗吗？不管是红的还是绿的，我们只找到四颗…… 《我的路》就这样写成了。 记得大功告成的那一天，我俩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北京的天气真热啊！热得你不穿衣服都大汗淋漓，再加上那怎么也烧不尽的欲火…… 这一切都过去了，可是，《我的路》却永远地留在这里。如今再打开这本小传，你仍然会觉得它充满了才气，充满了善良，充满了对艺术的执著，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那时，她不是中国的第一富婆，而是一个艺术家，所以字里行间都是对艺术的追求和野心。 她坐在艺术的宫殿里，透过山呼万岁的人群，看着远处金碧辉煌的殿字在夕阳中闪烁，在她的脚下，时刻会有欲望在升腾，那是艺术家的欲望，而不是商人的欲望。她低头叹了口气：“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抬起头，她发自肺腑地高呼：“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心。”那颗心，充满了平等的善意的人文主义思想，充满了为艺术而献身的牺牲主义精神…… 这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许没有人同意，但是我这样认为。 回到长春没呆多久，因为没什么事情，刘晓庆又约我去保定和邢台演出。 已经有过两次走穴经验的我，对于这种演出可以算是轻车熟路了，而且，我们的节目好像还很受欢迎。继《原野》的片段之后，我们又把日本电影《生死恋》里夏子和大恭的对话拿了出来，而且还配上了电影《叶塞尼亚》的插曲。那音乐真是好极了，真美，每听到这段音乐，一种莫名的感情就油然而生。况且，这种恋人间的信件，对于当时的我们，正是即情即景，演得绘声绘色自然不成问题。 在唱歌方面，除了《外婆的澎湖湾》之外，我们还唱了《夫妻双双把家还》： 夫妻双双把家还， 你挑水来我浇园… 寒窑虽破能避风雨…… 当时，我们一定唱得感觉很好。 想当年，《天仙配》里的董永还有寒窑一问，而我和刘晓庆在北京却房无一间，真是无立锥之地啊！ 也可能，那种“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田园生活就是我的幸福观。 很久以后的某一年，我在东北拍一个电视剧。当时虽已到了春暖花要开的季节，但在茫茫的雪原上到处是泥泞的路，天阴沉沉的，整个摄制组都蛤缩在汽车里等太阳。就在这时，天边走来一辆小驴车，车上坐着赶车的人和躺在上面病得坐不起来的妻子。也许是因为颠簸，丈夫停下车，走到妻子身边，嘘寒问暖，妻子强打精神摇了摇头，“没关系”。那一刻，坐在不远处车里的我，禁不住眼泪扑蔽籁掉了下来。这时，我才明白，这一幕就是我们当年在走穴演出时重复了千百次的节目《夫妻双双把家还》。 茫茫的原野上，满地的泥泞，破旧的小驴车，满脸皱纹的丈夫，一脸菜色的妻子，依依相映的情感，所有这些，都使我不由得想起了那句同“你挑水来我浇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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