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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终于到了齐齐哈尔。 这时的齐齐哈尔已经很凉了。在火车上经过将近三大的跋涉，我们从潮湿阴暗的成都来到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齐齐哈尔，来到了只要张嘴说话，嘴里就会吐出长长白气的冬季的北方。 我们在车站停留了半天，我把她送上下开往阿里河的火车。 当火车喷着白雾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以后，我离开了站台。当时，站台上只有我一个人，连搬运工都看不到，当我走到剪票口的时候，发现连剪票员都冻得没有出来。本来嘛，短途车没有几个人坐，又是这么冷的天，准会在乎这几张站台票呢？ 我走进了候车室，发现里面挤满了人，所有的座位都被人占了，我的车是在第二大凌晨四点钟，可现在还不到十点。我在候车室的过道里踱着步，可是连日的劳累使我无法坚持这样踱下去，只好从包里拿出几张报纸，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 就这样，我靠着墙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由坐着，变成了躺着。 我一次一次地被冻醒，把周身上下的衣服裹得紧紧的，可是在这冰冷的地上，我想睡也睡不着，脑子里却什么也想不了，大概，我的大脑也被冻住了。 其实，想又有什么用呢？即使不想，我也知道，回长春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夜已经深了。不知不觉，我的周围又躺了许多人。大家都蟋缩着身子，在那里瑟瑟发抖。我看着候车室大门那儿露着的大缝，不时地有冷风冒着白气从那里钻进来，我的思想、我的欲望、我的希望、我的感情也都在这深冬的夜晚，被冻得麻痹了。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真的不知道，也不敢去想。 一切果然不出所料。一回到长春，我就被告之，任何地方也不许去。即使我真的回家看望我的父母，也必须经过厂里领导的同意。 当时，我对长影厂的领导非常怨恨。现在想一想，也不能怨他们。也可能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情，所以才对我那么严厉。 关于我和刘晓庆的舆论是铺天盖地的，而且，我的私演私分的材料，也全部整理齐全了。我在等着组织上对我的处理，在这段期间，我几乎不能上任何戏，不管是厂里的，还是外面的，我已经被停职反省了。 记忆中的那段日子，好像整天要做的事就是坐在剧团门口的阳台上，望着来来往往上班下班的人们，望着匆匆忙忙去摄影棚工作的演员，望着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事而在脸上洋溢着快乐的人们…… 我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只是呆呆地望着门前的那条路。至于为什么我要盯着它不放，谁都说不清楚，包括我自己在内。 一九九七年，我为《飘雪》做录音的时候，又来到了长影厂。 我依旧坐在那个阳台上望着，希望能够望见我过去的影子。可是，熙熙攘攘的人没有了，天上下着稀稀落落的春雨…… 随着多年来电影的不景气，长影也渐渐地萧条了，没有了往日那种热火朝天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清冷和安静。只有那些小松树，已经长得很高很高了。 时过境迁。虽然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漫不经心，可当时这座红砖小楼确实使我心惊肉跳。 组织上找我谈话，非常不客气他说：“你的问题是严重的，而且，是从人大转过来的文件”。 天知道，什么时候从人大转出了什么文件，具体到现在我也不清楚。 “而且，你的态度是不老实的，对组织一再撒谎。你的材料组织上已经基本掌握，现在就要看你的态度了。如果你的态度不好，有可能要开除党籍，甚至，受到刑事处理”。 领导的一番话，的确使我有些惊恐，因为他们谈到了党籍，谈到了刑事处理。 党籍在那个年代甚至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事情。如果被开除党籍，那么我这一生就全完了。而且，我也确实不想离开党。因为我的入党并不是没有丝毫思想基础的突击入党，我付出了那么多的辛苦，接受了党组织那么多次的考验，才在当兵四年之后，加入了党组织，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出生在革命军人家庭里的我，从小就受正统的教育，在我的心目中，党是最重要的。被开除出党，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刑事处理。究竟是怎样的刑事处理呢？我不得不想这个问题。 其实，我并不太清楚刑事处理的含义。我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国军，你可要小心哟，你还知道咱们厂关于《芦笙恋歌》的故事吗”。 《芦笙恋歌》！ 在没迸长影之前，我就听过那首好听的《芦笙恋歌》：“阿哥阿妹，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淌；流水也有时尽，阿妹，阿哥永远在你身旁. 关于这个电影的故事，我也听到了。故事中的男女演员，发生了恋情，被女演员的丈夫得知后上告了。 大家还给我具体描述了详细的情节。 影片拍完了，还进行了补拍，当录完音，看完样片以后，暗房的灯亮了，一个人走过来问导演：“导演，这个戏再不补了吧？” 导演说，“可以了，不再补了。” 导演的话音未落，不远处站起几个人来，走到男演员身边。向他出示了逮捕证，把男演员带走了。接下来，就是几年的有期徒刑。 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个故事，还是流传了很广。人们把它作为一个警钟，不停地敲打着那些在感情生活中越轨的人们。 这个故事，和我的事差不多。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这样的事已经很少听说了。所以这种事情是否会受到刑事处理，谁都不知道。 那时候，我听说过很多在艺术上很有造诣的艺术家、就是因为生活问题，被抓了起来，他们不是被开除公职，下乡去喂牲口，就是在监狱里结束自己的余生。 在这种时候，我感觉到很恐惧，脊背一阵阵地发凉。 不知道为什么，父母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带着我儿子到长春来看我。 父母的心情我是理解的，虽然理解得很晚，但如今，我已经彻底明白了他们的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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