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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朋友——我们制片主任的妻子四处奔波，我们终于有幸请到了北影优秀的摄影师李月斌，又在当年电影学院的毕业生里挑选了我们的男主演——张康儿。 乍到高原，人们还不适应，每天脑子都疼得非常厉害。这是一种发自脑髓的疼痛，就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炸出来一样：其实，就是一个压力的问题，女同志在这方面适应得要快一些，因为女性的腹腔和外界是相通的，而男性的腹腔却是封闭的，腹压很难随着外界气压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男同志的高原反应要相对强烈一些。 一来。组里遇到了两件不顺利的事情；二来，有剧烈的高原反应：再加上那永远也煮不熟的饭，那永远也热不到温度的水。这一切，都使整个摄制组被一种低沉的调子笼罩着。 士气可鼓不可泄，不能这样！我们还要在这里工作很长时间，以这样的精神状态，不要说拍戏，就是一直坐着等到拍摄完成都不可能。 怎么想办法把大家情绪提起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好朋友，阿坝县的副县长噶尔泽给大家出了一个好主意。因为正好赶上“五·一”节，按照藏族的习惯，这一天，人们要高高兴兴地支起帐篷，到草地上去欢度节日。 于是，我们也决定在这一大和当地的藏族同胞们一起联欢，以此来提高一下大家的兴致。自从离开成都，一路上的艰辛困苦，接踵而至的高原反应再加上又遇上了这样两件令人心烦的事情，这一切使刘晓庆焦虑万分。 因为这时她已经不单纯是一名演员了，作为一个实质上的独立制片人，她对组里的一切都要负责任，可以说，这种生活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去当名演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别人围着她转。 这回，她要主动地提起兴致，处理组里的每一个问题。她梳着满头的小辫，因为剧中的女主角娜梅琴措是一个藏族姑娘，刘晓庆自然也要一副藏民的打扮她就是带着这样满头的小辫一趟趟地跑县委，一趟趟地和北京联系，组里所有的事情吃穿住行，没有她不过问的，她就这样辛苦地操劳着，调解着组内各个部门的人际关系。 那个时候，刘晓庆确实很辛苦。我知道，她并没有当独立制片人的痛，她的这一切辛苦都是为了我，她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好导演，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今后的导演之路铲除障碍。即使她以后做了那么多令我无法原谅的事情，可是，每当我想到当时在阿坝的情景，心头就不由得产生由衷的感激… 真不知道那些日子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仅仅说是工作条件艰苦还不够准确，那是没有任何休息的操劳，即使是在睡觉的时候，她都在为第二大的事情担心。 而我，相对来说要轻松得多，我只要把戏拍好就成了…在“五·一”节那天，拉了一天肚子的她，为了使表演的气氛更加活跃，依然在台上为大家表演着她的拿手好戏——美国的爵士舞。 藏族同胞非常喜欢跳舞，他们似乎在骨干里就有跳舞的天分．他们的踢踏舞跳得很是样子，而且动作还特别萧洒。刘晓庆的舞蹈一上来，就非常受欢迎，不少人还围来和刘晓庆一块纵请地舞着。 我们的身披着藏族同胞送的哈达，虽然依旧是有些气喘吁吁，但是欢快的心情还是不由自主地溢于言表。 刘晓庆跳完了舞，一屁股坐在我的身边，把身子靠在我的腿上。我能够感觉到从腿上传来的她的心跳，就像在哈尔滨的那个夜晚…看着她喘不过气来，我真是心疼。除了歌舞，我们还进行了射击比赛，我们从摄制组里挑出二名选手：照明师老赵，他曾经在《原野》里担任照明工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他是北影最棒的照明师了。 他自诩是一九四九年的机枪手，因为是部队下来的，据说枪打得很准，因此我们第一个就选上了他。 又有一个一九六八年的老兵，是我们组里的道具师老杨。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了。当时我心想，我们这几个当过兵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枪法自然不会败在藏胞手下了，于是，我们提着枪，雄赳赳地上了靶场。 老赵摆出一副老军人的样子，熟练地把于弹推上膛，接着，啪、啪、啪……帅气十足地打了五枪，那风采决不亚于奥运会冠军。可是，当他兴冲冲地跑到靶前找弹孔的时候，却慢慢转过步，很腼腆地像个姑娘似的笑了。原来，这个一九四九年的机枪子的射击成绩竟然是——零！接下来是我们一九六八年的杨老乒。啪啪啪……五枪。只有两发子弹上了靶。 这时候，县委的噶书记也举枪打了五发子弹，弹弹中靶，而且环数还很高，一共打了四十五环。轮到我上场了，刘晓庆瞅着我，我自然也很想表现一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侦察兵出身。前面两位老兵败下阵来，我自然也不敢大意，小心翼翼地打了五枪，还好，两个十环，三个九环。一共是四十六环。五四式手枪是很难打的，当过兵或者打枪的人自然都知道我这个成绩还算不错。 为了照顾女同志，也让刘晓庆扫了五枪，可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五枪连二十环都不到。但是，我还是挺高兴的，因为在短枪射击中，我拿了冠军。紧接着是长枪射击。藏族同胞有一种独特的打法：他们把瓶子在不远处摆成令儿．打瓶子。这对于我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 虽然在部队时长枪射击是我的特长，我的有依托射击成绩从来没有出现过九环，都是八枪八千十环。可是。这种射击和正规的射击不同，首先，它的距离不是在整一百米上，弹道高不好讨算；第二，射击时，阳光正好照在瓶于上，会产生眩光，但是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打吧！ 结果，我的成绩是十枪中九，而噶书记是十枪十中，一举夺得冠军。摄制组和藏胞平分秋色，这是最好的比赛结果了。 那一天，组里的所有人和藏族同胞们一起，过了一个愉快的“五·一”节。大家的脸上又绽开了那少见的笑容，晚上，摄制组的剧务搞到了一个录音机，请大家去跳舞，为了让大家高兴，我们带头去玩了一会儿，随后，就扶着刘晓庆回到了我们的房间。看着躺在床上的她，我真是心疼，这一天下来真够她受的。她拉肚子的毛病还没有好，我帮她脱了鞋，把她扶上了床，给她盖好被子。躺在床上的她，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丝毫力气，当我倒水回来的时候，她已经睡着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心里暗暗地想：我明白，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我一定要把这个戏拍好，一定要对得起你对我的爱和付出。 阿坝的夜是很静的，汽车的声音想听也听不到。虽然没有任们声音可以把你从梦中惊醒，可是每天晚上，你仍然会不时地坐起来。因为高原缺氧，连梦中的你都会感到呼吸不畅，而突然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然后再躺倒人睡。这种现象可能所有去过西藏的人都经历过，而且也渐渐地习惯了。 在阿坝的那些夜晚，每当我晚上坐起来喘气的时候，总会回洗头，看着她，替她掖好被子。即使没有光，我仍然知道她那苍白的脸上也散出了高原红，高原的风已经使她的皮肤变得粗糙起来，那满头的小辫使她不能经常洗头，而且在阿坝，洗澡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每当注视着我心爱的女人的时候，一种感激之情就会在我心头油然而生。这个女人和我一起度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还为我做了那么多艰难困苦的事情，我这一辈子要做得多好，才能回报她对我的憎感呢？我要做出多么出色的成就，才能够不辜负她那颗热爱我的心呢？ 这样的念头又把我的思绪从身边的爱人拽到了我的日常工作中来，我会一遍又一遍地思考我每天要拍的戏，思考着那些对我杂说还十分生疏的镜头。我要把这个动人的故事搬到银幕上，得到所有电影界同仁的认可、得到观众的好评。 我想，只有观众的掌声、才是对刘晓庆最好的感谢，我要为此而付出我最大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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