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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开完了布置第二天工作的生产会，场记把在现场捡到的那封信递给了我。我又看了一遍，还是觉得那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把信留了下来，作为以后的一个笑谈吧。 刘晓庆一去，音信皆无。这不禁使我担心起来，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她在北京？还是已经到上海了？到了那里为什么没有来电话？是不是工作太忙了？ 我打电话到北京，说刘晓庆已经去上海了。又打电话给上海，打了好几次刘晓庆都不在。是不是有大多的应酬？她会不会累坏了？如胶似漆的夫妻，即使是短暂的分别，也会觉得度日如年。所以，虽然一天的拍摄已经使我感觉很疲劳了，但我依旧在那里等着。 已经到了午夜，电话打过去，没人接。 痴心的我还是在那里傻等。 不知不觉，我打起盹来，这一睡，就睡到了三点钟。 匆忙拿起电话。好在对方的总机还有人值班，我顺利地要到了刘晓庆的房间，然而……依然没有人接！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依然没有想到是出什么事了。我连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床上眯了一觉。 第二天，打电话到组里，组里说这两天没有刘晓庆的戏，至于她回没回宿舍。就不知道了。我又要了一次刘晓庆的房间，还是没人接。正在我准备放下电话的时候，听筒里传来了一个女声。 “乖乖，你跑哪儿去了！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惊喜。 那边却冷冷的：“对不起，我是服务员。我顿时觉得尴尬万分，连声抱歉，但还是没忘记托付她：“我是刘晓庆的爱人，她回来了让她给我挂个电话。“她已经两天没回来住了，”对方依旧是冷冰冰的，“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没法帮你传。”电话“啪”的一声挂断了。 我拿着电后愣愣地站在那里：两天没回来了？哪儿去了？可能去了杭州？或者到女朋友那里去住了？不会！她如果离开了。一定会打电话告诉我的，怎么会连个电话都没有呢？ 我带着满腹疑团又去拍戏了，只是这一天，在拍戏的间隙。我不免在心里暗暗打鼓：为什么她两天都没有消息呢？她去哪儿了？ 晚上又一次打电话到《红楼梦》剧组，对方也在冲我抱怨：“你问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还在找她呢！” 当我报明自己的身份，对方的口气才有所和缓：“我们确实不知道刘晓庆去哪儿了，明天就要拍戏，我们也在找她！” 刘晓庆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我的心里七上八下。晚上。又给汪洋同志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他竞说：“刘晓庆回来了，她就在我这儿。” 电话里传来刘晓庆的声音。 你到哪里去了，怎么也不来个电话？ 她支支吾吾的，不知所云，好像故意不让其他人知道我问的是什么，说了许多毫不相干的话。她在遮掩什么？她的思维从来都是很缤密的，怎么会所答非所问？我感觉到，她在撒谎！她的前言不搭后语使我的脊背开始发凉。 我撂下了电话，呆呆地站在那里：难道，那封信是真的？ 她说去杭州的胡某家了，我又给胡某家挂了个电话，她爱人说，胡某一直没离开杭州，刘晓庆山没有去过。 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上心头。 这件事后来才水落石出。原来，姜某的《花轿泪》摄制组在苏州拍戏，刘晓庆去见他了。” 也许是宾馆里的服务员太忠于职守了。她们发现姜某的房间进去了一个女人，而且，这个女人在正常的会客时间结束以后仍旧没有出来，于是，这些过于忠于职守的服务员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进入了姜某的房间…… 不言而喻。她们发现了她们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女当事人出乎了她们的意料。 据说，刘晓庆当时的态度还很强硬，可是，她偏偏遇上了一个态度更为强硬而且刚直不阿的服务员，最后，事情只好这样了结，刘晓庆因违反宾馆的有关规定破罚了款，而这份有刘晓庆签名的罚款文书据说仍旧保存在那个宾馆的档案里。 我一整天都闷闷不乐的，虽然不断地在心里为刘晓庆也为我自己开脱，可是仍旧无法躲避那种灰蒙蒙的感觉。 晚上，我在宾馆里无所事事，或者说，即使有事我也没有心情去做。无意间．我发现这个宾馆的八楼竟然有一间小小的咖啡厅，于是，我带着沉重的失落感，爬上了八楼。 咖啡厅里已经有了好几个组里的同志了，原来他们早就发现了这个幽静的地方、我冲他们打个招呼，但依旧是闷闷不乐的。那几个人看出我心事重重，也不方便问。 我找了个靠窗户的地方坐了下来，望着营口市的夜空。 营口的海滩上建了许多养虾池，为了发展养虾业，还从日本请了许多技工。现在，这些日本农民也坐在这个咖啡厅里，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咖啡厅里应该是怎样一种气氛，一堆人凑在一起，又叫又闹，其中一个日本农民还脱了鞋，把脚跷到了桌子上。 本来心里就烦，日本人这么一闹，我登时就气不打一处来… “从座位上跳起来，直奔日本人的桌于，指着那个脱了鞋的日本人，我大声呵斥：“请你们小声一点，请你把脚拿下去！” 日本人就是这样欺软怕硬，我强硬的态度使他们害怕了，那个光着脚的农民悄没声地把脚拿了下去，其他人也收敛了其中一个人还谦虚地站起来，冲我鞠一个躬。 我又得意又兴奋地回到厂自己的座位，冲着服务员大声说：为我拿一瓶啤酒！我是不喝酒的，但是那一天、我要了啤酒，我要用酒来奖励我的“壮举”，我也需要酒来压抑郁闷的心情，麻醉我的神经…… 一瓶，一瓶，又一瓶…… 再来一瓶！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喝了多少瓶，只是感觉着肉己渐渐地麻木了，忘记了……忘记了后来都发生了些什么。 再下面的记忆，就是第二人早晨制片的敲门声把找惊醒了 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又要开始新的一大的工作… 刘晓庆从上海回来了。由于我工作脱个开身，就请一个朋友帮我到大石桥火车站去接她，再顺便买许多毛钳，因为刘晓庆特别爱吃海产品。 她还是那样风尘仆仆的…回来就来到了现场，也许是怕影响我工作，她站在远处冲我笑了笑，摆了摆手。 我这个傻丈夫也冲她笑了笑，就又兴高采烈地投入到工作中过了好多年，我的那个朋友才告诉我，他那次到火车站的时候，发现刘晓庆的身边还有一个人，据说是从上海一直陪刘晓庆到了东北。当时，那个朋友虽然也在娱乐圈呆了很久，但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只觉得他特别像一个农民，后来才知道，那人是姜某。 我是在十年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现在想一想，刘晓庆那时只是远远地冲我摆摆手，或许是因为她在感情上已经开始和我疏远了？ 晚上，一堆朋友为刘晓庆接风，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刘晓庆的回来，意味着摄制组的工作将要步入正轨，戏也能拍得快一些，离回家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在饭桌上，大家尽情他说笑着，我自然成了所有玩笑的中心。朋友们一同嘲笑我这几天的坐卧不宁，笑我离不开老婆。 刘晓庆的兴致好像并不高，她推说有点累，提前离开了。没有一个人觉得有什么异常，大家依然吃吃闹闹，快乐得不得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当曲终席散之时，我回到了我们的房间。 一进门，我大吃了一惊，刘晓庆没有躺在床上休息，却在卫生间里忙碌碌地洗我的衣服，她把我几天来积下的脏衣服都泡了起来，正在费力地搓洗着。 我连忙说：“还是我来洗吧！ 刘晓庆摇了摇头：“这是我该为你做的！ 哎！这是我盼望已久的妻子说的话。我一直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家庭环境里，总觉得妻子应该把家务事都担当起来，而男人应该在外面闯荡，干一番大事业，可是，自从找了刘晓庆，我又总是觉得，因为我能干，因为我心疼她，因为我不愿意她把手洗得很粗糙，也不愿意看着她一边拧衣服，一边用手捶着腰，所以，我非常愿意地把洗衣服这种活全担当了起来。 刘晓庆给我洗衣服，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看她那么执著，我也不好扫她的兴，我真希望我家里人能够看到刘晓庆现在的样子，省得他们总是在背后笑话我，娶了个什么也不会干的媳妇。 就在我暗自得意、沾沾自喜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刘晓庆倚着门框，在呆呆地看着我。当她意识到我也在注视她的时候，又转过了身，回到卫生间洗衣服去了。 那时候工作很忙，我没有想得更多，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许能够理解刘晓庆当时的心情了。在经历了苏州证据确凿的罚款以后，她也觉得没有脸面面对我这个丈夫，想通过为我洗衣服来平衡心中对我的歉疚之情。 可是，我太粗心了，我没有想到这么多。本来我还想问她在上海发生了什么，可是活到嘴边又收住了。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依然把她当我忠实的好妻子去钟爱着，我要给她一个丈夫所有应该给予的信任，我要让她感到快乐。 只是当天晚上，我们洗澡的时候，透过朦胧的蒸汽，我猛然发现她的眼里盈满了泪水。 “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谁哭了？是你把肥皂弄到人家眼睛里了。” 粗心的我仍然相信那是我不小心的结果。 接下来又是拍戏，刘晓庆依旧表现得非常敬业，她的吃苦耐劳常常会让我感动。但是，那个阶段，她表现得特别焦躁不安，而且，常常一个人出去买书，书是我喜欢的，她多买一些也没什么坏处，但是，她却在那些书上全签上了“刘晓庆”三个字，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也许，她那时就在为分手，分家做准备了。后来我才知道，她那个时候是以买书作借口出去打电话，也难怪她会焦躁不安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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