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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到了深秋，可是广州依然没有丝毫的凉意，到处依然是一片燥热。 为了把《大清炮队》搞得更好，我几乎整天泡在剪接室里。一来，是因为我对这个片子的钟爱；二来，是因为剪接室里有冷气，可以消减广东的酷热。 刘晓庆当时在北京，也许是在参加《芙蓉镇》的首映宣传，或者是参加什么演出，反正，是我一个人在广州。倒也好，乐得清静。 那好像是一个星期天。 突然，有人对我说：“陈导演，有你的电话。说是你的老战友，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电话在哪？” “挂到办公室了。” 我连忙往办公室跑，一路上还在不停地想：战友？是谁呢？我把我那些老战友从头梳了个遍，还是想不清楚准会在这个时候有什么重要的事跟我说，等我走到办公室，发现电话已经断了。 没有办法，因为我已经跟剪接说好明天再干了，所以，只好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向招待所走去。 这时候我才发现，刚刚下了一场雨，地上还是湿涌涌的。 回到了房间里，裤子已经被潮气打湿了，沾在身上很不舒服．所以一进屋，我就忙不迭地换衣服。 还没等我脱完衣服．电话铃就响了。 一个陌生的声音：“喂，你是谁？” “我是陈国军。你是谁？” “我是某某某，你还记得吗？”非常遗憾，因为我这个战友工作性质的制约，我不能把他的名字告诉大家。当时我听到他的名字，一下子就想了起来：那一年，我和他在我们军的侦察骨干集训队里曾经是战友。我们的偶然相识是在一次过生日的时候。 部队里过生日从来都很简单，只是大家凑在一起热闹一下。我们这些当班长的，时常会记着给自己的战士过生日，可我们他己的生日却常常被忽视了。 那次集训，正赶上我过生日。因为白天十几个小时的沙坑训练已经十分疲劳了，我不想再叨扰战友们，就一个人跑到门口，花五毛钱买了十根冰棍，然后独自坐在礼堂前面，一边吃冰棍，一边看月亮。那时候，部队里的津贴很少，一下子花掉五毛钱买冰棍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当然了，那也是一件很惬意自事！ 我的冰棍还没有吃完，就发现那个家伙坐在我身边不远的地方，手里也拿着一些冰棍。我回头看了看这个同师不同团，却分在了同一个集训分队的战友，冲他打了个招呼。于是，我们开始聊起天来。 问起来才知道，原来，就是我生日的这一天，他在农村家里的哥哥娶媳妇，他一个人到这里庆祝来了。 由于这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结识了。虽然他是一个农村兵却比我更有书卷气，倒是我这个城市兵，却更像一个庄稼汉。 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后来，在侦察分队骨干集训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用军用步枪射击，打了八枪八千十环，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我。他在特等射手考核——三百五十米的胸靶上居然三枪三中；而我在移动射击——一百米的全身靶、隐现三秒的隐现靶——即从上膛、据枪，瞄准、击发，仅仅三秒之内，我打了十三发。我们两个都是刀那次侦察骨干集训队的佼佼者。后来，我听说他到北京上了大学，好像是在政法大学。 我和刘晓庆相好的时候，曾在北京的西苑、刘晓庆大表哥家的院字里见到了他。由于他认识我的第一个妻子，所以不愿意见我的第二个妻子，所以这个朋友我一直没有跟刘晓庆提。现在看来，他是对的。 他在电话里对我非常不客气，气冲冲地告诉了我一件事。“昨天，他在北京的香格里拉饭店，看到刘晓庆和一个男人在请个香港人吃饭。他告诉了我这样一个细节：在那个香港人离开去洗手间的时候，隔坐在桌子两边的刘晓庆和那个男人把手在桌子下面紧紧地拉在了一起。 就像一股电流，一下子打到了我的身上：那个男人是谁？他长得什么样？ 虽然我这个朋友在许多方面都是佼佼者，但是对电影演员却知之甚少，因此他只是说：“估计也是个演员，长得像个农民。” 我马上想到了姜某。像个农民？那一定是姜某。如果不是他在上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新阶段——流行着一种类似于西方黑色幽吸的创作思潮，那么像姜某这样的演员，凭他的形象，在过去传统的影片里，也只能扮个匪兵甲或者乙，他确实像个农民！ 我的战友再三考虑之后，还是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如果不是他的这个电话，谁知道我还会被蒙蔽多久？可是在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的活：“你是不是看错了，他们可能是不小心碰在一起的，或者，谁弄脏了对方的裤子，去给对方掸？我的脑子飞快地旋转着，死活不相信这个事实，还拼命为刘晓庆找着各种各样的可能、也许和偶然。 我的战友沉默了。 “这绝对不可能！我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也许是我的一口否认更加坚定了战友的决心，他说：“我不会看错的。你的工作是研究人，我的工作也是研究人。我总觉得，我们当兵的，总归是当兵的，总要说真话。” 听他这么说，我一下子愣住了，竟有些不知所云。 我有些震惊了，可是仍旧支支吾吾的：“那……可能是叫友好。” “如果是一种友好，为什么要放在桌子下面？我也是结过婚的人，这一点破事我还看不出来？” 我也无法自圆其说了， “你相信！我决不会看错！你的妻子和这个男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他的执著使我分外恼火：好几年不见了，给我送这么一个消 息！我大叫着他的名字：“我告诉你，刘晓庆是我的妻子，我不允许你这样说我的妻子！” 我的话使对方大为光火，半晌，他才冒出一句：“你还是那个陈国军吗？” 我和战友的通话不知在什么时候结束的。此后过了很久，那个战友都没有和我联系过。其实，他的所作所为，是那些真正拿过枪、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战火硝烟的战友才会具有的，他觉得这是他无法逃脱的责任，他不愿意背负战友的情谊。尽管他知道，告诉我这件事会使我陷入情感的灭顶之灾，可他仍旧不愿意自己的战友被愚弄。 虽然我一直在那里嘴硬，但实际上，我的心已经沉到了脚后跟。战友的电话迫使我把许多事情联系了起来，我甚至翻出了那封在营口宾馆收到的信。这个时候，我才隐隐约约地觉得：我的战友没有骗我！ 我站在珠影招待所四楼的阳台上，呆呆地站在那里，除了发火之外什么也不想干。“是。没有人跟我说什么。” 对方好像长出了一口气。 我又把刚才的话语重心长地重复了一遍。 她的声音也变得郑重起来，“好的。你放心！我会这样做的！” 剩下的事情，就是忙三火四地往北京赶。飞机票没有了，过了半夜，我才回到招待所。一头扎到床上昏睡起来，任凭蚊子在耳边肆无忌惮地大喊大叫。第二天醒来，发现身上被叮了好几个大包。 早晨，我的副导演蔡小明拿着海报的设计来征求我的意见。海报的设计是刘晓庆在《大清炮队》中最后定格的那一帧画面。我们从电影胶片里把这一底片找出来，放得很大，充满了整个画面：当大清炮队全部阵亡的时候，没有搬来一个救兵的冯玉舒纵马飞奔过茫茫的原野，看着侵略者的脚印，听着那荡气回肠的风笛声，她没有退缩，仍然举着长矛，催着战马，向死神、向侵略者冲了过去…… 画面就定格在冲过去中弹的那一瞬间。 我拿着这幅照片，手不免有些发抖。也可能我异样的神情使我的副导演感到有些奇怪。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大概表现得还没怎么失态，我也不愿意让任何人看出我心里的疼痛，只是在那里硬撑着工作、工作、工作…… 我终于坐在了飞往北京的飞机上。那架飞机，大概曲轴出了点毛病，发动机一转，就发出周期性的巨大摩擦震动，碰到螺旋桨，就发出巨大的震动。这种震动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得到，而坐在舷窗旁边的我感觉犹为强烈。那是一种孕育着危险的震动。然而，我除了感受到恐怖之外，竟然还感觉到一种渴望：如果，如果我和这架飞机一起落下去，就会成就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心里带着这样奇怪的想法，不免会幻想着自己已经飞上了那阳光灿烂的天空，飞迸了那绵绵不尽的云海，在那无边无际的空间里自由地奔跑，随意飘荡，我会…… 飞机还是降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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