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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真的去了。 在走廊里，我就被厂长和导演室的头头拦住了，他们一起劝我不要干扰刘晓庆工作。 我哪里是来干扰刘晓庆工作的？我不过想来跟我老婆说几句活，解决一些家里的事，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与你何干？ 门口果然站着三个武警，虽然他们穿着便衣，但还是瞒不过我这个曾当过侦察兵的眼睛。即使是那个时刻，我仍旧不相信武警会打入，他们是没有权力介入这种家庭纠纷的。 可能我的到来还是使工作有了一点紧张气氛。 我是电影厂的导演，我深知这一点。一般录音室在工作，棚里在录音的时候，我不会到现场去的，这太没有职业道德了。我自然也不会在人家工作的时候去找我的老婆，何况我找我老婆只是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一直在外面等。 没多久，从周围人的面部表情可以感觉到，刘晓庆出来了。 刘晓庆果然出来了。她低着头往外走。 “唉．刘晓庆。”我很客气地叫了她一声，她却装着没听见。 如果当时她停下来点头跟我打声招呼，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她没有理我，这使我越发下不来台。我连忙跟着她，冲她说：“刘晓庆，我找你有事。” 她还是没有理我，照样低头往外走。这时，那三个武警已经成环形围在了她的身后。 我想拍拍她的肩以引起她的注意，没想到她竟然回过头来冲我“哇哇”大叫，那样子……哼！跟她上次从卫生间里出来冲妈妈喊我要杀她时一样。她这副样子把我也激怒了，我不由自主把拍她的动作变成了去拉她的手。就在这一刹那，三个战士都向我扑过来，拽着我不让我动。就在这当口，刘晓庆向门外跑去了。 突然的变化、突然的事件使事情突然升级了，刘晓庆的突然奔跑更使我想把她拉住。那三个战士都不是我的对手，我轻易地摆脱了他们，朝刘晓庆冲了过去。也可能，我这一冲，使刘晓庆又感觉到她的“生命受到威胁“了，她一直四处宣扬我要杀她，大概这一回真觉得我要杀她了，所以她装出更慌张的样子，跑得更快了。 战士们也很迅速，他们毕竟比我年轻，在我刚跑到刘晓庆跟前的时候又把我拦住了，这个“拦住”里已经有了暴力成分，出手很重，而且已经手脚并用了，反正，阻止我是他们的目的，手段他们也就不在乎了。他们三个人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拽我、拉我的上衣、拉我的胳膊……在我对面的正好是那个中等个子的，他伸手来抓我的手。 我也被激怒了，那时，几乎是出自本能，我使出了擒拿术中撅腕这一招，我一手抓住他的手，一手拿住他的腕子。就在我准备用力的那一刹那，我清醒了：他们不过是战士，是受命于领导，我的事情和他们无干，基于这种想法，我只是轻轻地使了一点劲儿，但这足以让那个战士“啊”地叫了一声，松开了手，从此退出了三人的围攻。 面前的路让开了，我又向刘晓庆追了过去。 没跑几步，那个矮个子一个“由后抱膝”扑过来，双手抱住我的小腿，把我扑倒了。这时，那个班长样子的人也冲上来，使劲拉住了我。 我从那矮个子战士怀里抽出右腿，在他肩上狠劲一蹬，他松开了手，我趁机爬了起来。这时，那个班长冲到了我的面前。不容细想，我又本能地用左手擒住他的喉咙，同时提起了右膝。凡是受过训练的人都知道我的企图了，他已经受制于我，用不着左右开弓，左手。右膝随便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足以使他丧失战斗力了。可是，我还是收住了手。 他们并没有任何感激我的成分，还是一个劲向我扑来，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在接受任务的时候，刘晓庆就已经添油加醋地把我夸张成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徒了。 这时。刘晓庆已经跑到门外去了。我禁不住有点恼火。 武警似乎也被我的行为激怒了，战斗的意志更加旺盛。 北影厂许多围观的人这时也看不下去了，纷纷过来拦住武警，可他们还是冲了过来。 我真是有点不耐烦了，一手抓住那个班长的肩头一扯，同时脚底下一绊，他摔了个跟头。 当我摆脱了武警追出来的时候，刘晓庆已经不见了。武警们也跟了出来，和群众吵吵闹闹着。在外面，我们又叫骂起来。骂的是什么如今也记不清了，反正激烈的言辞又把双方逼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就在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我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住了那个班长的喉头。现在，只需两个指头稍向里一用力、他就残废了。 可是，这一刹那间，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战士不就是十几年前的我吗？ 这个想法使我又一次收住了手，只是用虎口把他的喉头往后推了推，他就已经喘不过气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小心伤了他喉部的软骨，他这一辈子都好不了。 接下来，只是叫骂，再没有交手。 也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她之所以不想见你，是因为她没有脸面对你诚实的眼睛，她可以跟别人说谎，却无法对着你撒谎，那么剩下的只有躲开。造成她叫武警把你打了这种结局，不是她的本意。她本来只想威吓你一下，没想到你小子浑劲上来，倒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 不管怎么样，我和刘晓庆之间的关系已经急转直下。现在，夫妻做不成，朋友也做不成了。谁会要这样无情无义的人做朋友呢？ 好了，既然这样，事情也就简单了。厂里一方面出面请了武警；一方面通过方方面面的人来调解我和刘晓庆之间的关系。 我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六月二十丸日。 厂法律顾问陈某某来电话。 陈是反对请武警介人家庭私事的，但迫于厂里的决定，也没有办法。他打电话来通知我这件事，还说，他已经当面问过刘晓庆为什么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钱全取走了。刘晓庆当着他和聂某某表示，她知道这些钱里有我的，之所以提走，是怕我用这些钱来跟踪她，所以她先提出来，到时候再还给我。 本来这件事有陈某某和聂某某两个人作证的。可是后来在法庭上，这种罕见的有证人的证据也不能被承认。 陈某某还来电话通知我，在七月四日的厂委会上，由厂方出面为我和刘晓庆调解。 那一天刘晓庆如约来了，当着副厂长宁某某和法律顾问陈某某的面，我们谈了很多问题，当然也包括财产问题。 刘晓庆的谈法很直接。她问我：“你要多少？” 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说，“现在不是我要多少的问题，而是首先应该确认我们家里的财产有多少的问题。如果我要的话，不了解情况的人会对我产生误解。有两点：第一；我并不想要全部财产的一半；第二，你的金银首饰我一概不要，那和我没关系，现在我们俩应该谈一谈我们家里究竟有多少财产。” 刚刚谈到财产问题的时候，刘晓庆还没有回避。可是，当我每次都清清楚楚他说出家里有多少钱的时候，她的情绪又开始变得焦躁起来。我想，那时她也许产生了一种被人剜肉的感觉吧。虽然到最后，刘晓庆恼羞成怒，谈话无法进行，但是，在她恼羞成怒之前，我们还是谈清了家里到底有多少财产。 本来我和刘晓庆的这次对峙，厂里都是有记录的。按理这份记录应该能够成为法庭证据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还是不能成立。 总之那天厂方的调解是失败的。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两个混蛋，终于坐下来了。哼！只此一句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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