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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当年泸顺起义的副总指挥”。时年84岁的黄慕颜老人兴奋地伸出大拇指：“刘元帅当年搞革命暴动，撑起西南半壁江山，了不起呀！” 笔者听到这番话，是1981年春在成都市人民路4号的单元楼里。垂暮之年的慕颜老人，如数家珍般讲起顺庆方面的情形： 泸州起义的消息最先飞报重庆。当时，莲花池党部召集的“一大”会议正在进行。刘伯承得报以后，即与杨闇公等人紧急磋商，准备由刘伯承和陈毅同赴泸州，率义军前往顺庆。正当他们准备启程的时候，顺庆举义的急电已经飞来。鉴于顺庆是起义军借以依托的根据地，马上又变更决定，由刘伯承急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随后驰援顺庆，主持和指挥整个起义部队；陈毅则率部分政工人员前往沙州，督促义军北上会合。 1927年2月4日凌晨，刘伯承急忙赶到重庆临江门码头。任白戈到码头送行，并找来一个向导，准备搭早班轮船到合川，刘伯承身穿一件半旧灰褐色的驼绒长袍，斜背着一个四川人出门常带的“棒槌包”，里面放着随身换洗的衣衫和几本书。镇静的脸上深藏着兴奋的神情，招呼着说：“时候还早，吃碗‘抄手’去。”说着，三人走近一家馄饨小店，各自吃了两碗。随后刘伯承乘船前往合川。 5日傍晚，当刘伯承赶到合川时，黄慕颜部已离开驻地。原来，顺庆举义后，秦汉三、杜伯乾又于急忙中以明码电报通知合川，大意是：秦、杜部已于12月3日起义，将何光烈驱走，望慕颜兄速到果城（顺庆别称）会合。黄接电后，马上按刘伯承设定的“疑兵阵”，伪称返防成都，接替温江防务，率部溯涪江而上，向西往大河坎前进。当天夜里，全队人马衔枚疾走，向西奔去。 刘伯承听到这个情况之后，顾不得歇脚休息，马上又甩开双脚，拄着拐杖在滂沦大雨中急忙连夜追赶，终于在大河坝赶上了宿营的合川起义军。深夜，刘伯承和黄慕颜等人又就行军路线和部队情况计议一番。 次日清晨，刘伯承总指挥率部挥戈北指直奔顺庆城。 顺庆，即今之南充，是四川北部物产富庶的地区。早在1925年春，党中央就派吴季蟠和黄直峰同志到顺庆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团组织。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在这里驻防达5年之久。何原是熊克武的部下，平时以“无政府主义者”自诩。1925年间，吴玉章亲到顺庆，劝他归顺广东政府，未能取得效果。后来，何光烈为了排斥“进步系”的张澜的势力，不得不拿革命做挡箭牌，表示要聘吴玉章先生赴顺庆办“嘉陵高中”。不久，又突然变卦，以“学校经费无着，本期不能开学”为词，借口推脱。吴玉章在顺庆时，曾利用旧关系，天天到士兵中去讲演，宣传革命的道理，又到各中小学校讲学，撒播社会主义思想的种子。这时，童庸生、张秀熟、袁诗尧、任白戈等都在这里积极地进行工作。李钊（剑凤）同志在川北搞农运工作，在何光烈的防地活动，提出反对预征钱粮，主张“每个农民应有5石谷”等代表农民利益的具体要求。还有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吴季蟠同志，自费买来幻灯机，每周放映幻灯片，热情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久，在水府寺成立了以吴玉章、吴季蟠等为负责人的国民党左派县党部。秦汉三、杜伯乾被选为县党部监察委员。刘伯承还介绍原先的老部下、老同事蒋一木和帅功安二人协助吴玉章在军队中进行工作。接着，县总工会、商民协会等相继成立，姜可明同志曾带领200多名工人到六合丝厂，斗争资本家盛克勤克扣工人工资的压迫剥削行为。同时，反对官办的所谓“贫民工厂”，抗议厂长王植三压榨工人血汗的罪行。 何光烈部旅长秦汉三、杜伯乾，在刘伯承、吴玉章、吴季蟠、李剑凤、童庸生等人的策划下，逐渐靠拢革命。中共党员吴季蟠、黄直峰分别到两个旅当政治部主任。秦汉三也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当地的右派人士曾经惊呼：“秦（汉三）革命与工会之关系，虽其隐而实至深”，告各界人士“早为预防”。 随着革命的深入，何光烈的封建性和反动性更加暴露出来。何光烈其人表面虚伪，私德极差。对人民残酷盘剥，对部属严峻苛刻，专横跋扈，以残忍、腐化出名，被人称为“活阎王”、“活脚猪”。 何光烈对秦汉三、杜伯乾两位旅长日益倾向革命、常去听政治经济学讲座，在部队实行一些初步的民主措施等表现，早已不满；对他们提出响应北伐，拥护国民革命的主张，更视为“邪说”和“越轨”。当部下要求加入国民党时，也说要“立即枪毙”。在公开场合，他还煞有介事地正式宣布：“要入（国民）党，我一个人作代表去参加就是了！” 何光烈既忌恨共产党，更害怕人家革他的命，终日疑心生暗鬼，对其部属和一般民众都无端猜疑，对秦、杜两人疑忌更深，时常越权指挥他们的营、团长；并利用其心腹炮兵团长刘荣升、步兵团长岳某，对秦、杜进行监视。还阴谋调杜伯乾到射洪，借田颂尧的兵力解决杜部。另调胡伟旅入攻顺庆，解决秦汉三。中共重庆地委早在9月间就指出：何光烈“已完全立于反动地位了”。 秦汉三和杜伯乾因参加国民革命，受到百般阻挠，且又被何光烈无端猜疑，深感只有采取暴力行动，除掉反动军阀，革命才能扩展，民众才能扬眉吐气。所以，当党组织策动他们起义时，秦、杜二人决定以武力解决何光烈，在顺庆举行军事暴动。 在情况越来越紧迫的形势下，秦、杜秘密商定按照刘伯承制定的总计划，在1926年12月5日，趁何光烈在顺庆上门寺操场检阅时，生擒何光烈，然后宣布起义。不料这一计划泄露出去。何光烈得知后，又反设捉拿计，定于12月4日下午4时，假借召集全体军官会议为名，暗设陷阱，企图将秦、杜及准备起义的军官一网打尽。在这样的情况下，迫使起义一再提前。 12月3日下午5时，秦、杜指挥起义军第二、三路，向何光烈师部进攻。何光烈的亲信炮兵团长刘荣升、步兵团长岳某率部进行抵抗，双方部队在城内激烈交战。后来，炮兵团和步兵团的进步士兵将刘、岳二人扣押，投奔起义军，使形势发生大变，秦、杜起义部队很快就控制了师部。 何光烈见此情形急忙携家眷、牟兵及少数部队仓皇出逃，并试图放火阻止起义军追击。瞬间，顺庆城内四处起火，正南街十之九，东大街十之五，学院街十之五，以及簧啬街、龙王庙一带，向为精华之区，房屋被焚，火焰冲天，通夜不绝。 起义军一面进行追击，歼灭逃窜之敌，一面抢占城中制高点，封锁交通要道。12月4日晨，起义军全部控制了顺庆县城。在起义过程中，顺庆共产党组织以县党部名义，大力进行配合，支持秦、杜两部的正义行动。并立即建立了顺庆地方临时权力机构，地点设在府衙门内，由县长秦自然、党代表林瑞生、军代表姜可明、工人代表屈良洲、王义和、农民自卫军代表刘锡祥等人组成。 12月6日，秦、杜两旅出告示安民，顺庆的局势渐趋平静。8日，秦、杜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第二、三路司令职，并发表《布告》、《宣言》各一则，表示“从此全体官兵加入革命，以党国为身家，以主义为性命，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为敌人，以谋群众利益为职志，以党国之光荣为光荣，以人民之幸福为幸福，个人生死利害所不计也”。“决心促革命早告成功，废除不平等条约，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促开国民会议使政权归于人民”。并宣誓：“联合工农商学，使武力为人民所有”，“服从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四川省党部，并誓以全力拥护之”。顺庆起义成功之后，秦汉三、杜伯乾急忙派人分别前往重庆、泸州，一面恭请刘伯承去掌握队伍，一面催请泸州起义军到顺庆会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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