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中原逐鹿场，共军大展钳形攻势。刘伯承断言：“蒋某人是信基督教的，他在‘十字架’上死定了。” 1948年的爆竹声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脚步声，震撼着南京总统府的主人。曾经不可一世的蒋介石，被迫由全面防御改为分区重点防御，妄图继续坚守西北、东北、华东、华北和中原。标榜“民主、自由、人权”的美国大老板，仍然十分慷慨地运来最新式的飞机、大炮、坦克等等。为了“民主、自由、人权”，该让中国人杀个够，为了在亚洲大陆普及西方“文明”，管它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中国人民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文明与价值取向。中国人不会让洋奴洋主骑在自己的头上，即便是流血也要拼到底！ 毛泽东英明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此时，双方的战略家们都把自己的聚焦点定在中国土地上一块至关紧要的地域一中原。 中原，即中州，狭义地说是指今河南省一带。自古以来，这一片土地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所以，当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大军，俯视中原之际，朱德总司令特意托陈毅转告说：“自古谁得中原，谁可得天下。取得东北、华北、再取得中原，就得到了全中国。中原战士要了解自己光荣的岗位。”毛泽东高屋建瓴，一语破的地指出：“没有中原军的南下，东北、西北、华北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 在全国战局的棋盘上，中原是一枚极其重要的棋子。作为一个战略方面军的统帅，刘伯承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他在1948年4月17日野战军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古人说，‘中原逐鹿’，现在中原就是逐鹿场。”他清楚地看到，当时晋冀鲁豫区养了83万军队，财政经济极度困难，人民负担非常沉重，经不住长期战争的消耗。中原区的任务是要将战争引至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为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 从敌情来看，国民党在全国有五个战略集团，而在中原区方面就有顾祝同、白崇禧、张治中三大战略集团，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任务极其艰巨、繁重。 从地形来看，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江、淮、河、汉）。我军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有可能把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变成我军的内河，实现中原作战的构想。刘伯承认为，就整个态势而言，我中原军有三个较好的战场：一是沙河，二是豫西，三是豫陕鄂。其中以豫陕鄂为最好，因为这里有伏牛山、武当山之依托，有桐柏、江汉的前进阵地，水寨较少，没有大山，适于我军部队运动和作战。而在敌人方面来说，因有汉水、长江、大巴山的障碍，军队运动颇为不便。 根据这些情形，刘伯承断定我们的战争仍是人民战争，是面对点的战争。基本战法是面对点线的斗争和钳形进攻。作战的基本方式是钳形攻势，分割包围。具体打法是“夹其额，揪其尾，截其腰，置于死地而后已。” 依刘伯承所见，未来的中原大战必将是千军万马的角逐，是宽大的机动，大兵团作战，其战争空间比任何时候都要广阔，这一切，在中外战争史上都将是空前的。 面对如此宽大的战场进行集团军作战，对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新的课题，各级指挥员大多既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也缺乏这种大规模战役的实战经验，这就要求尽快提高全军军事学术水平，边学边用，以适应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身为中原解放军统帅的刘伯承深深感到了肩上的重任，他把组织学习提到了与组织作战同等重要的地位。 明智的军事家认为，战争首先是在头脑中、桌面上进行的，然后才是真枪实弹地拼杀。谁能首先在“寂静的战场”上取胜，谁就能抓住现实战争的主动权。因此，在布置中原区任务和行动计划的时候，刘伯承特别强调：“今后大兵团作战必须提高学术，部队要展开学习。学习应以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及苏联《合同战术》，美国《战斗纲要》为教材。但必须由实际出发，就是考虑敌我的装备、编制、训练、作战等一切不同的因素，以及地形、天候、季节、政治、经济等，而求得辩证的学术。” 在运筹中原作战方案的同时，刘伯承又结合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抓住了介绍世界最新军事学术的新选题——编译《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一书。 编译是翻泽的一种形式，它与直接转译外文的翻译、节译有些不同。编译是根据某部外文书稿，或综合若干部书稿中的内容，由编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重新组合，形成一部新的书稿或文章。也就是说，编译稿源于外文书稿，但又不同于直译或意译，而是融进了编译者的理解和某些创造性劳动的。 刘伯承编译的《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一书，取材于苏军少将彭捷甫斯基的文章《围攻的机动与战争经验》。彭捷甫斯基的这篇文章刊载于1946年11月苏联军备部的刊物《军事见解》上。刘伯承认为彭氏的这篇文章总结了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的新鲜经验，阐述了苏联红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新发展，总结了苏军围攻机动思想的要旨，很值得人民解放军借鉴。刘伯承在说明编译意图时写道： “编译的目的是供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于1947年12月25日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的军事原则与领会自己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作参考。读者宜从自已经验中去考证它的实质与结论，吸取其中用得着的东西，拒绝某些用不着的东西，更要发扬自己所特有的长期锻炼出来的战法，实事求是指导作战。” 从这里，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刘伯承进行翻译工作时，比过去更加重视借鉴外国军事经验的“直接效应”，即更直接地针对当前战争实际，针对各级干部的实际。在翻译的文体上。也选择了更能反映刘伯承本人思想的形式——编译。因为这种形式可供编译者思考的空间更广阔，因而兼容性更大。 在“编译后言”中，刘伯承开宗明义地论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质”。文中写道。 “如果说苏军有争取战争全部胜利之目的，与依据斯大林的战略原则而运用了围攻的机动以歼灭敌人，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之目的，乃走向全国胜利，与毛泽东军事原则是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之，两者正是相同。然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实有它特出之点，即以装备与兵数劣势的军队对美帝国主义所装备的蒋介石现代化军队作战。由于我军富有特殊的机动力，善于在耗散敌人之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敌人弱点而不断围歼之，所以能够源源不绝地俘获敌人的武器兵员以补充自己和强化自己。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原则所独有的特质，而应为我们所把握以战胜蒋介石的。” 在阐述我军的围攻与敌人之间的关系时，刘伯承认为：“我军的围攻，有在敌人进攻与退却中实施的，也有在它驻止与守备时实施的，就敌情说来，是一打必固守，特别是其疏开队形深怕我军钳形突击割裂成块，遂缩成一团布成环阵防御，以待一面或几面的援兵。现在敌人在其发动内战两周年内，被我全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二百六十余万之多，纵有若干补充，其数量、质量也日趋衰弱。特别是在我军坚持了大别山之后，又有攻克洛阳、开封等中原重镇的大胜利，使蒋介石中原重兵逐渐陷于僵局。于是他在边地孤立的战略要点及时突围逃跑者日多，其不能突围逃走者，竟有牺牲守备军队而不增援的，但其飞机增援却是到处都有的。就地形说来，我们有在山地围攻的，也有在平原围攻的。凡地形地物尤其是水网城寨之类足资防守者，都被敌人用来构筑工事顽强防守、这里就向我们提出了在围攻之前的敌情判断与地形判断的问题。” 在敌情判断、地形判断与决心问题上，刘伯承从敌我双方的情况出发，提出了如下见解： “当围攻战役准备之前，对于敌情必须搜集与研究必要的材料而判断之。预见到敌人在被围攻时它将如何布防，弱点何在。特别是有无外援，如有外援可能，将以某些兵力，如何来援，何时可到。这一有无外援问题，必须细心思索清楚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对比着看相互的关系、构成正确的判断。我军或只围歼守敌，或先围歼其援敌再及守敌，或只围歼援敌全部或一部，都是以此判断为标准，而定下决心，部署兵力。同时，对这一战役所在的地形，必须结合敌我态势及互相影响的行动，一并加以研究而判断之。一假使我们对敌情地形判断正确，善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又善于利用地形，隐蔽合围，对准敌人之弱点，实施突然的钳形突击，就容易收到歼敌之效。” 刘伯承的上述见解，确是人民解放军克敌制胜的要诀。其中，编译者提到的“善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善于利用地形”、“对准敌之弱点”等，更是我军作战经验的精华。 刘伯承从解放战争的战场实际和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清楚地看到合围钳形攻势，必须各部队协同动作，其关键在“合围与割裂”。 他指出：“由于我军善于宽大的机动，捕击敌人弱点，所以战役的围攻较易完成。但无论是阵地战或机动战，尤其是在机动战中，各部队必须根据作战基本命令与具体情况，机断行事，协伺动作，才能合围与歼灭敌人合围就是防止敌人突围逃走，割裂才能各个歼灭敌人。割裂必须判断敌人防御体系，寻求其弱点（如敌人接合部、突出部、指挥部，展开态势的间隙、纵长队形与便于我军接近和割裂的地形之类），运用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施行主要的向心的钳形突击，而使两个突击方向会合于一点。如此不断地割裂敌人成块，而各个歼灭之。就是围攻战斗的要旨。割裂自突破敌人防御正面开始，必须从突破口透入纵深，贯穿到底；又必须从突破口分向两翼卷击，扩大突破正面。以肢解其防御体系。因此，主要突击方向必须有强大的兵力，作纵深的梯次配备，以便适时机动，扩张战果。”“这里是说围攻在主要突击方向以两个突击队施行向心会合的钳形突击。至于在两个突击地段的中间地带及其他地带上活动的诸军队，则作辅助进攻的钳形突击，或扼守要点防御，或实施佯动。无论怎样，这些军队都应从各方面同时动作，尤其是从各方面同时施行向心的突击，足以使敌人四面受敌，无法使用预备队或从某处抽兵实行抵抗或突围。在敌人可能突围的方向，须适应情况作诱伏，或待伏或作封锁的布置。” 鉴于我军在实战中逐步建立起一些新的兵种，刘伯承提出了各兵种在突破割裂敌人时的协同动作。他写道： “敌人在我围攻时，常情其炮兵火力，坚固阵地和飞机轰炸，挣扎待援。如果我们善于利用遮蔽地形与黑暗天候接近敌人，实行近距离的合围战斗；如果我们善于抓住敌人阵势的弱点，选定容易割裂而又能互相策应的诸突破口，实行向心会合的钳形突击；如果我们善于在突破中运用炮兵的抵近射击，工兵的连续爆破、以支援步兵机敏的割裂突击，不使敌人封闭突破口，或后缩组成环阵防御，则围歼敌人可以减少伤亡，缩短时间。预定的突破口一经突破，后续部队即应向纵深挺进，同时在突破口构筑工事扼守起来，并分向左右两翼卷击，扩大突破正面，以便友邻乘此扩张战果。突破正面的宽度，应依据兵力，火力的强度如何来决定。总之，突破正面越宽，则敌人欲封闭突破口也越难；突破越深，则后续部队向纵深挺进与分向突破口的两翼卷击，越能发挥其效能。” 上述刘伯承关于合围钳形攻势的论述，确实是中国军事理论上的创见，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沃土上培育出的奇葩。在6年前，当八路军还在用游击战争对抗日本鬼子的时候，刘伯承就校译了《合同战术》（上部和下部）。那时，有些人认为“合同战术”这一套离我们太远了，派不上用场。曾几何时，“合同战术＂已成为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普及项目了。到1948年中原逐鹿时，刘伯承所谈到的“合围钳形攻势”已属于更高层次——邱战役范围内的问题。这充分说明，战争在发展，军事理论也在发展，对干部的军事学术教育也必须随之跟进，甚至要走到战争的前头。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欧洲战场上的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只有通过军事翻译的载体，才能陆续传到“孙子”的故乡。而这些经验，尤其是苏联红军对德国法西斯军队实施合围的经验，对正在实施中原大战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是大有用场的。如斯大林格勒会战，在实施战役的第5天就完成了合围，参加合围的苏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将德军22个师的部队团团围住，最后予以全歼。又如明斯克战役，苏军以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一、二、三方面军，只用了11天的时间就对德军20个兵团实施了包围，最后经过7昼夜的激战，全歼德军。这些战例和苏军的作战经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很及时，很宝贵的。 刘伯承结合我军实际进一步指出：“当战略上需要我们夺取大城市的今天，我们在攻克洛阳、潍县、开封诸战役中，曾见到敌人在这些大城市的现代筑城如何防御，而我们从中开始学会如何攻克它，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必须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就一般战术说来，敌人依托城墙、壕沟、高堡、地堡及其他副防御等组织火网，成为步兵突击的障碍物。为支援步兵起见，我炮兵火力主要是对这些障碍物实施近距离的点射。尤其是九二式步兵炮、战防炮等小火力队随伴步兵前进，常能一弹一堡，炮不虚发。如敌人缩到狭小地域组成环阵防御时，我炮兵应组成交叉火力，支援步兵从四面向心突击，此时各方突击动作必须协同一致，不得参差零乱。工兵应在炮兵，机关枪火力掩护之下，对步兵预定突破口的某一障碍物进行连续爆炸。步兵在突击时，应由爆炸组、作业组和突击组三者结合，编为小型的突击队而梯次配备之，以便轮番突进。这些突击队在炮兵、机关枪火力与爆炸掩护之下，或作连续突击，或作跃进突击。跃进突击即是利用敌火停顿之际从几个堡垒之间隙透过到纵深进行突击。这样可以同时夺取几个堡垒，使敌人防御体系很快地陷于支离破碎” 由此可见，军事翻译的确是连接中国军事和外国军事的“桥梁”，这座“桥梁”可以不受国界等时空条件的限制，一直通达到每个“阵中读都的心灵深处，开阔他们的眼界，触发他们的思维，更新他们的观念，挖掘他们的潜能。 刘伯承编译的《苏军的合围钳形攻势》一书。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进行围攻战役的经验： 刘伯承认为，苏军进攻战役中对敌人实施围攻的含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引起这些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基本因素是苏军战争的目的在于争取全部胜利。因此，围攻战役的规模增大，足以歼灭敌人战略的基干军队。第二个基本因素是斯大林战略原则在围攻战役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刘伯承在这里用了“特质”一词，他认为苏军根据斯大林的战略原则运用现代装备的强大兵力进行围攻战役，其表现的“特质”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预备强大的突击兵力。苏军的集团军与方面军都预备有强大的突击兵力，所以能从几个点上迅速突破敌人防御正面而同时从两侧背施行纵深的包围，使敌无可逃遁。 二是有战役的快速兵团。苏军以坦克、飞机、骑兵等组成战役的快速兵团，使它们在战役进程中发挥其快速力，以造成围攻敌人大军的条件。 三是采用纵深机动的样式。苏军在战术上、战役上和战略上都不是采用线的样式，而是采用纵深机动的样式。 四是围攻的军队在战役上获得有力的保障。对进行围攻的军队在战役上必须给以有力的保障。如以兵力的—部分防备敌人突围逃走，而另一部分则防备敌人预备队从外面来增援，苏军在进行围攻战役时始终如此。 五是围攻军队的战斗队形是坚强的。苏军认为围攻军队的战斗队形必须强化，才能适应战役的进展。 六是割裂被围之敌。苏军特别推崇以钳形的突击将被围的敌军割裂成为几块，以便于各个歼灭。例如在斯大栩格勒，在柯尔松、舍夫钦科，在白俄罗斯，在亚石、栖生涅夫，在布达佩斯，在柏林诸战役中，由于苏军善于运用和发挥各兵种的威力，对被围的德国部队施行摧毁的突击，使德军的几十个师被一一歼灭。 刘伯承从研究苏德战争中的若干战例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军在与德军作战中，将围攻的机动作为战役的基本样式，用以代替从前的机动样式。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战役机动样式的含义。所谓战役机动样式，是指在进攻战役中粉碎敌军集团的方式的一个军事术语。一般说来，战役机动样式有翼侧突击，分割突击，在一个或几个方向上的正面突击，对敌军集团的战役迂回和包围，以合围和消灭敌军为目的的向心突击，以把敌人逼向难以通过的障碍地区为目的的突击等。从苏德战争中可以看出，苏联红军按照斯大林的战略原则，将围攻的机动作为战役的基本样式，这是苏军战役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对国际军事界有相当的影响。 为此，刘伯承根据彭捷甫斯基的论点，着重归纳和阐述了苏军围攻机动的含义。指出：围攻机动的样式，就是对某一敌军的后方及它与邻敌之间期联络完全割断，施行合围攻击，以期完全歼灭之。 照刘伯承的看法，苏军的围攻区分为战役的和战术的两种：战役的围攻，是由组织战役的联合军司令部所组成的机动，其目的在割断敌人大军的后方及它与邻敌之间的联络，而后合围歼敌。战役围攻不过是造成便于歼灭敌人的条件而已，所以必须将战役围攻转变为战术围攻，对敌人实行割裂，使它成为几块而各个歼灭之。在对敌人大军进行战役的围攻时，必须进行战役的割裂，以便于战术的围攻。由此可见，战役的围攻必须转变为战术的围攻；而战术围攻必须完全肃清所围之敌，才能达到围攻最终的目的。 刘伯承指出：“由此看来，歼灭所围敌人的战斗指挥，主要是把敌人兵力逐步割裂为各个集群，而压缩之于狭小地域，以炮火发射有组织的交叉火力支援步兵冲锋歼灭之。自然，在现代的战斗和战役的条件之下，如欲歼灭所围之敌，必须以空军的突击配合地面军队的行动。”这一段话，刘伯承称之为“围歼敌人的战斗指挥要旨”。 那么，围攻的机动适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施呢？刘伯承认为，围攻的机动可以实施于任何情况之下。即，既可以实施于突破敌人绵理的防御阵地之后，也可以实施于战役的进行过程之中。 同时，刘伯承认为，围攻的机动要利用以下最有利的条件： “第一，进攻者处在包围的态势。如果进攻者的正面处在包围敌人的态势，则便于合围施行向心会合的钳形突击； “第二，敌人处于难于机动的地区。在敌人的后方或某一翼侧有巨大的天然障碍（江湖、沼泽、森林、断崖之类）之时，则我军可以从一方或几方突击，压迫该敌向此类障碍地区退却即行合围； “第三，敌人据守一地。敌人固守某一要点，甚至在合围威胁之下也不打算退走，当然这是容易合围的； “第四，快速兵团挺进追击拦住敌人退路。如敌人被击溃实行退却，而进攻者还有强有力的快速兵团，则即使用之实施挺进的平行追击，超过敌人，拦住退路，构成合围。纵使该敌还有预备队，然而由于他的正面已被击溃，也不能组织抵抗。” 刘伯承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综合分析了苏军在卫国战争中一些未能合围成功的教训，找出了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围攻兵力少。快速部队也弱，空军也小，不能合围，所以不能封锁敌人。二是没有从各方面向纵深同时施行突击，而只是在创造战役围攻的条件之下，曾突击了敌人，并未从其他地段同时进攻，这就便利敌人在其未被进攻的地段抽出兵力和使用预备队进行突围的机动。三是在敌人可能突围的方向没有派兵控制要点，以致敌人逃走。其实此种要点在合围之初，就要派兵控制起来以保障合围的成功，一待后续部队到达时，就此发动进攻，把战役推向前进。四是只限于合围敌人而不割裂歼灭。对被围之敌，既未加以割裂成块，更未实行各个歼灭，给敌人造成了突围的可能。” 为此，刘伯承十分重视集团军与方面军在围攻机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苏联卫国战争历史证明：当对敌人正面进行围攻机动之时，通常是以一般的联合军进行的。如果单靠集团军独立地行动，在战术和战役上不同友邻军队、快速兵团、飞行队等取得密切的协同动作，是不能合围敌人大军的、因为现代化战役的规模大，各技术兵种组成复杂，除步兵外，还有坦克的、机械化的、摩托化的各军、兵种等，这样就决定了战争自始至终都是机动战争，其战役必然发展为大规模、高速度、远纵深。以歼灭的战役和战术的样式实施之。 所以，“方面军应成为战役的联合军，而适于实施进攻大敌的战役。进攻战役的组成通常是先由一般兵团突破敌人正面，而以快速兵团插进此突破口挺入纵深；尔后一般兵团一面向纵深继续突击，另一面则分向突破口两翼卷击以扩大突破口。由此可见，一般集团军、快速兵团（坦克的、机械化的）和飞行队等在进攻战役（主要方向的）中，只能成为组成战役联合军的各个因素，而方面军才能成为整个战役的联合军。现代的方面军是能以自己的力量围攻敌人战役的集团的、然而欲围歼敌人战略的集团，则又不能不由诸方面军共同进行之。例如，斯大林格勒战役使用了三个方面军，亚石、栖生涅夫战役使用了两个方面军，白俄罗斯战役使用了三个方面军，布达佩斯战役使用了两个方面军之类。这些战役所获的成果，确是远超出了战役胜利的范围，而成为战略的胜利了。” 最后，刘伯承运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基本观点，对苏军的合围钳形攻势，作了如下简洁的表述： “其一，先进的军事理论和现实条件一致。首先要指出的就是：唯有苏军战斗的活动，根据了最先进的、吻合于现代兵器之可能性的军事理论，才能经常完成围攻大敌的机动。围攻正是造成歼灭敌人生动力量及其技术兵器的极好条件。苏军在如此坚决的战役样式中而能达成如此巨大的规模、技巧及其战果，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最多最好的现代化军队），而且在过去战史上也找不出一个能如此围攻大敌的例子。 “其二，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进行围攻战役。苏军战斗经验的启示，不但战役的样式而且战役的内容都证明了在任何情况中，就是说在进攻、追击和反攻中，都可以围攻大敌。 “其三，围攻一定成为典型的机动。苏军战斗动作的经验、完全驳倒了不正确的论点，即所谓‘围攻战役的机动，乃属于不常有之事’。事实证明：以善于运用现代兵器性能的军队，且在现代战争的条件（机动的性质、歼敌的目的）之下，应将围攻战役的机动作为典型的机动。 “现代的战争对于技术兵器给了大力的推动，新式武器出世了，其中许多武器都表现出其发展的前途。第二次现代的战争对于技术兵器给了大力的推动，大战的经验和技术兵器发展的趋势。曾预示：将来的战争仍然带着机动的性质，而以全歼敌人的目的施行之。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围攻的机动无论在战术上或战役上都必然会普遍运用的。如果苏军单在1944年一年之内就实行了十多个围攻战役，歼灭敌人达一百六十个师之多，那末，这样的围攻战役在兵器不断发展且可以普遍进行围攻机动的将来，其规模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刘伯承的军事译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使我军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得以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外军经验，这不仅对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最后决战有直接帮助，而且对发展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理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中，刘伯承创造性地应用了合围钳形攻势的理论。 在刘伯承看来，“合围钳形攻势”虽然是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军事理论，但它并不是什么神秘之物，而是从战争实践中产生，普遍被世界各国许多军事家所了解的战役、战术通则。早在19世纪50年代，恩格斯在论述“神圣同盟”对法国的战争问题时，就提到过“神圣同盟”在制定夺取巴黎的作战计划时，就是在地图上以巴黎为圆心，以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距离（约70德里，步兵14天的行程）为半径划出一个圆弧，采取沿弧线运动的分进合击战法。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作战和对国民党军作战时，就分别采用“铁壁合围”，“铁脚合围”之类的战法。刘伯承称其对根据地的“扫荡”为“圆规划法”。“就是以某点为中心，用圆规划一个圆圈来掠取的办法。”这也是一种合围的方式。1948年6月5日，刘伯承在河南南阳彰新庄中原军区高级干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作战的基本方式是钳形攻势，分割包围。但是要因现实情况而有不同。情况是辩证的，我们的方法也是辩证的。”这就是说，刘邓大军所创造的钳形攻势战法是从中国的战争实际出发，有中国军事特色的作战基本方式。 然而，由于当时干部的文化水平和军事理论水平较低，有相当一部分指挥员，对我军的“合围钳形攻势”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些人虽亲身参加打过不少胜仗，却弄不清楚打胜仗的原因，对我军的战法说不明、道不白，甚至发问说：为什么刘邓大军在上党、平汉两个战役中，能一下把五万多国民党军消灭得干干净净呢？ 刘伯承一语破的，明确地回答说：“因为我们的攻势是钳形的，袋形的。假若和敌人牛抵角，最多也不过把敌人打退而已。”这就是说，在我国自卫战争一开始，刘伯承和邓小平就率先采用了“钳形攻势”，而且运用自如。克敌制胜，很有自己的特色。 早在1946年11月4日，刘伯承就在濮县白衣阁团以上干部会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中，介绍了我军运用“合围钳形攻势”战法的独特性。他指出：“我们的队形和一般书本规定不同，我们是根据毛主席所指示的战术原则规定的，因而有它的独特之处。按照最新的条令规定，战斗队形有突破、包围、迂回、合围等几种。但是我们既然是以五倍以至六倍的兵力对敌一部，那就不能把书本的东西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是以大打小，吃敌二块，各种队形都用。有突破、包围、迂回、合击，对敌形成一种真正的大合击。怎样合击？锥形攻势。大家回忆，我们几次的作战都是钳形。” “钳形攻势包括突破、包围、迂回。横宽的突破口多，当打开突破口的时候，各路的第一梯队不为敌人的战斗警戒部队所迷惑，主要是乘破竹之势，直透敌人心脏，割裂、撕毁敌人的防御体系，使其互不联系；而第二梯队则在突破口左右卷击而扩之，掩护主力之进入，至于残留侧背之敌，亦由第二梯队肃清之，如此则可获全胜。” 前面已经提到的上党之战，是自卫战争中对国民党军的首战，也是我军成功运用钳形合围攻势的第一个漂亮战役。紧接着是平汉战役，也是采用钳形合围攻势，“待敌脱离筑城地带时，全军东西实行钳击，并于敌人溃败时，在其退路上兜击，侧重打击其指挥机关，割碎其部署体系，予以各个歼灭。”刘伯承在总结平汉战役的经验中，专门阐述了中国钳形合围攻势的特点，他生动而形象地指出：“按一般战术原则说，要大量消灭敌人，必须是合击（合围）与聚歼，但为了容易消灭敌人，又必须将整个敌人防御配系割裂几块，才便于我以优势兵力对敌人的劣势兵力实行各个合击，以求达到各个消灭的目的。即使只是消灭一个营一个团也比击溃一个师毫无所获好得多。这是我军战术特点必须发挥的。对于各个敌人的消灭来说，也必须是合击中有割裂，割裂中又有小合击，才容易达到消灭的目的。就是说要把核桃打碎来吃，不要啃整个核桃，囫囵吞枣是无法下咽与消化的。” 刘伯承借用外军经验，是为了加深各级指挥员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解，加深对人民解放军自身革命战争经验的认识，借以提高广大指挥员的军事学术水平，从而运用到指导中原大战和全国解放战争中去。 在刘伯承编译《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的时候，逐鹿之战已经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全面展开。从1947年9月到1948年3月，人民解放军在豫、鄂、皖各省纵横穿插，进行大规模游击战争，形成了对蒋军构成极大威胁的“品”字形阵势——刘邓大军在长江北岸依托大别山，陈毅、粟裕大军在豫东依托泰山，陈赓、谢富治兵团在豫西依托伏牛山。接着，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战略形势的发展，和协调中原各解放区及地方武装部队的行动，适时成立了中原军区（下辖七个军区），任命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司令员，从此，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 中原野战军组建以后，三支大军会师中原，展开宽大机动，实施分遣与集结的运动战。并配合以阵地战，演出了一出又一出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活剧。从1948年春末到初秋，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又出色地指挥了宛西、宛东、襄樊等战役，并配合华东野战军在豫东发动开封、睢杞等战役，共歼灭蒋军近6万人。其中，被朱德总司令誉之为“小型模范战役”的襄樊战役，最好地体现了刘伯承“合围钳形攻势”的战术思想。 位于中原地区汉水流域中段的襄樊地区，处于川陕鄂三省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夺占襄樊后，不仅能斩断华中国民党军与其西北军队的联系，有力地配合华东野战军在豫东战场的行动，而且可以直接威胁武汉三镇，进而南渡长江，西入四川。 这年7月间（也就是《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一书出版的时候）刘伯承令所属第六纵队，桐柏军区主力部队及陕南第十二旅向襄樊城发动进攻。襄樊包括襄阳、樊城两处。襄阳位于汉水南岸，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北与樊城隔水相望，又互为依托；南有羊祐山、真武山、琵琶山、虎头山、凤凰山等，群山连绵，山势险峻，向北可瞰制襄樊全城。向西、向南又可控制公路交通，为襄樊南侧的天然屏障。蒋介石是把襄樊看作他“汉水防线”枢纽的，而汉水防线又是连接“长江防线”和“大巴山防线”的枢纽；守住这个地方，可以防止解放军南渡长江或西出汉水进入川陕。所以蒋介石把他的亲信康泽派到了襄樊来当绥靖区司令兼绥靖公署主任。 康泽是个臭名昭著的大特务头子，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将军衔。蒋介石派康泽去德国向法西斯特务学习镇压人民的本领。康泽学成回国后，网罗了一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子弟，组成别动队，专门对付苏区人民，杀害了无数革命志士。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又叫康泽组织三青团，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康泽的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和劳苦大众的鲜血。 康泽在襄阳设防上，袭用历史上“守襄必先守住南山”的旧例，在南山制高点构筑大量堡垒、据点、工事，并在交通要道及开阔地带密布地雷，构成坚固防御体系。康泽吹嘘“襄阳防御，固若金汤”。 早在1948年6月5日，刘伯承在中原军区高干会议上，根据全国的战略形势，结合中原军区的任务，透彻地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定下了进行老（河口）襄战役的决心。刘伯承说，敌人对我们中原区有两怕，一怕我们过江，二怕我们入川；在敌华东顾祝同、华中白崇禧、西北张治中三大集团的联合防线上，汉水区域是他最大的弱点：这里既可以渡江，又可以入川，而且是敌人无法弥合的结合部；我军据有老襄，不但可以隔断白崇禧和张治中的联系，有力地配合华野的作战行动，而且可以进而变汉水为我解放区的内河，为建立渡江、入川的战略进攻基地打下良好基础……刘司令员有条有理的分析和坚定热烈的情绪，极大地鼓舞了参加会议的各纵队首长，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拿下老襄，用新的胜利向建党27周年献礼！ e月正3日，中原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老襄战役作战命令，决心于6月下旬攻取老襄。然而时隔一天，华东野战军根据敌情变化，决定立即发起开封战役。为了阻敌北援开封，配合华野作战，刘、邓首长决定老襄战役暂缓进行，调中野第一、二、三、四纵队和华野第十纵队开赴平汉路东、钳制敌整编第十八军（即胡琏兵团），阻敌吴绍周兵团北上。同时留下中野第六纵队于河南新野地区待命。 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是1945年11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军区部队的一部分。纵队下辖第十六、十七、十八旅，每个旅都有红军老部队的基础。第六纵队成立后，一直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的主力，跟随刘、邓首长转战华北和中原，参加了定陶、滑县、巨金鱼、鲁西南、挺进大别山、宛西、宛东等著名战役，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当时，纵队司令员是王近山、政治委员是杜义德。 第六纵队的指战员一看兄弟部队都上了战场，只有自己留下来待命，都着了急，纷纷向刘、邓首长请战。刘司令员却回电报说，要部队好好休息。大家一时还弄不清这是为什么，但都坚信：刘、邓首长的安排错不了！于是一面养精蓄锐，一面苦练杀敌本领。 其实，这正是一招谋深计远的好棋。第六纵队留在新野地区，就好比刘、邓首长预伏的一支奇兵，向东可驰援平汉，向南可袭占老襄。无论敌情怎样变化，都逃不出刘、邓首长的手心。 果然，当我军华野外线兵团于6月25日发起睢杞战役，把敌区寿年兵团5万多人装进口袋之时，蒋介石、白崇禧慌了手脚，急忙调集兵力增援豫东，原在汝南、驻马店的胡琏兵团和吴绍周兵团奉调北上。蒋介石、白崇禧认为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已开豫东，必无力攻取襄樊，又把驻南阳地区的杨子才兵团东调确山以为后应。他们哪里想得到，我军正要伺机攻取襄樊呢！ 刘伯承见襄樊之敌已呈孤立无援之势，便令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中野第六纵队和陕南、桐柏军区部队，在江汉军区部队（负责阻援）配合下，立即发起襄樊战役。 老河口和谷城，隔汉水相望，位于襄樊西北130多里处，和襄樊互为犄角之势。康泽手里有川军3个旅9个团和地方部队3个保安团。他派第一六三旅旅长率两个固守老河口和谷城，自己带着其余的人马固守襄樊。 怎样才能打好这一仗？王宏坤司令员思忖着：我军参加战役的部队共14个团，兵力比敌人略多一些，武器却不行；如果同时攻击老河口、襄樊的敌人，没有必胜把握……只有先集中力量攻取老河口和谷城，再倾全力对付襄樊的敌人，才比较地有把握！……刘、邓首长很快就批准了王宏坤司令员的计划，并强调要保持战役行动的突然性和隐蔽性，攻敌不备。 7月2日凌晨，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从河南新野地区出发，迅速隐蔽地向老河口扑去。当时正是南方的雨季，天气闷热多雨，我军装备又差，没有雨衣而鞋，每人只发三尺油布遮盖武器和背包；也没有车辆，部队用的弹药给养主要是靠人背马驮，每个人都要负重好几十斤。在这种情况下，一天要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当然是很艰苦的，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那时又很少有公路，走的多是土路，一到雨季就满是泥泞，一不小心陷到泥坑里，脚都拔不出来。干部战士们顶着风雨，踏着泥泞，从新野到老河口150多里路，20几个小时就赶到了。有的战士的鞋子被烂泥沾掉了，来不及拔出来，就光着脚继续走；有的战士扭伤了脚或是脚打了泡，照样跟着部队前进。大家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前进！前进！赶到老河口，抓住一六三（旅）！” 我军走得快，敌人逃得也快。我军离老河口还有好几十里路呢，守老河口的敌第四八七团就弃城逃往谷城了。我第六纵队2日晚上赶到老河口，发现敌人已逃至谷城，便马不停蹄地西渡汉水向谷城追击。第二天晚上，当我第六纵队追到谷城以北地区时，敌第一六三旅再次弃谷城向襄阳逃窜，但这回他们却没有逃脱被歼灭的命运。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我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已从鄂西北的均县，以神奇的动作东进100多里，插到了他们的屁股后面，占领了谷城以南的老君山。在我第六纵队和陕南军区第十二旅的南北夹击之下，南逃的敌第一六三旅第四八八团和第四八七团的一个营全部被歼。与此同时，桐柏军区第三分区部队（共2个团）也于7月2日奔袭老河口、樊城之间的太平店，全歼守敌一个连；接着迅速渡过汉水，于3日在太平店对岸的白虎山，截住并歼灭了敌第一六三旅辎重营。这样，康泽的看家本钱就有六分之一被我军报销了。 我军以迅猛的动作袭占了老河口、谷城，歼灭了敌第一六三旅主力后，又日夜兼程，沿汉水直下东南，合围了襄樊的敌人。 襄阳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周朝时期，襄阳的城郭就已初具规模；明朝初年，朱元璋又在这里修筑了东、西、南三面的旧城。襄阳城依山傍水，形势十分险要：东、北两面为汉水环抱，山势陡险，易守难攻，虎头山、羊祐山、凤凰山等，恰似架架屏风，从南面拱卫着全城；只有西门外的琵琶山、真武山脚下沿汉水有一狭窄走廊可通往城内。因此，素有“铁打的襄阳”之称。兵家历来认为：夺襄阳必先取南山；山存则城在，山失则城亡。 康泽当了襄樊绥靖区司令以后，为了保住这座城池，花了不少力气来加强襄阳城防。他依托有利地形，在城内、外修筑了大量工事。紧靠城墙有两道深三米，宽七八米的外壕，壕内壕外布满了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城周围和城南的大山上修了许多碉堡、交通沟，所有的交通要道、火力死角及开阔地带都埋上了地雷……为了防止我军接近城垣，康泽还烧光了城关四周的所有村庄、民房……站在城西的万山之顶向东望去，只见江水滔滔，烟雾茫茫，襄阳周围数不清有多少敌人的明堡暗道、地雷障碍。 康泽把他的主力第一○四旅放在南门，并分亚个固守南山高地；第一六四旅1个固守西门；第一六三旅1个团守西门外各要点，旅部率两个团守樊城。康泽自恃地形险要，工事坚固，满以为可以凭险据守，与共军周旋了。 刘邓部队直接指挥攻城的是第六纵队王近山司令员和杜义德政委。根据地形和敌人布防的特点，又估计敌位于江汉地区的第七师第一七二旅可能北援，襄阳之敌也有可能南逃，我军开始还是沿用过去的惯例：先包围襄阳，断敌水陆通道，攻占城南高地，尔后依山攻城。如敌第一七二旅来援，则先打援敌，尔后攻城。7月6日晚，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从北面围住了樊城，江南各部队也完成了对襄阳的包围，攻占了尖山、扁山、石匠山等前哨据点。第六纵队第十八旅还袭占了南漳，并向襄阳以南的宜城推进。康泽一见襄樊被围，便发电报向蒋介石、白崇禧求援。而蒋、白二人一则是无兵可派，二来也觉得共军兵力不足，装备又差，没有多少大炮。襄阳地形有利，工事坚固，便回电令康泽“依山固守，耗其兵力，争取时间，等待援兵”。 见敌人没有增援的迹象，王近山司令员便决定对襄阳发起攻击。7日，第六纵队第十七旅在攻克万山后，协同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向敌人的主阵地虎头山发起了攻击，桐柏军区第三分区部队同时攻击铁帽山。康泽见我军攻势很猛，恐怕阵地不保，便下命令向我军施放毒气。那时我军还没有装备防毒面具，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防护。只见炸开的毒气弹冒出股股浓烟，同时发出刺鼻的气味。战士们一吸进去、就气喘咳嗽，四肢无力，心里发慌，再也没有力气坚持战斗了……就这样，这次攻击没有成功。 攻击失利后，王近山司令员便命令暂缓攻击，和其他几位纵队首长在万山的指挥所里商量对策。几位纵队首长紧锁双眉，有的叉着腰在棚子里来回走动，有的在地图前苦苦思索……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王近山司令员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再攻山就中了敌人的诡计了！如果我们逐个和敌人去争这些山头，不但代价太大，而且会拖延时间。”说罢他端起茶缸，呷了一口水，大声说道：“根据敌情和地形，我们完全可以东西对进，夹击襄阳！”他两手一充，作了一个“掐”的手势：“我们只要攻下城西的几个小山，就可以开始攻城。虎头山、羊祐山等敌人的主阵地可以不去管它。守山之敌兵力不多，估计在我们攻城时不敢下山来打我们，山上和城里的火力也不能有效地封锁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开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南高地，直戳敌人的要害，缩短攻城时间，减少伤亡……”说完，他立即召集攻城部队的旅长们上万山顶去看地形。 此刻，王近山司令员正在万山顶上用望远镜观察着襄阳周围的地形。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望远镜，充满信心地笑着说：“哈哈，康泽马上就要落到我们手里了！”看到有几位旅长流露出询问的目光，王司令员向大家讲了他自己的想法：“……我们要打破自古以来夺襄阳必先夺山的惯例，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灵活机动，针对敌人的弱点，采用刘司令员的‘掏心战法’，以便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去攻城！”说完，王司令员又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很快，一个新的攻城计划形成了：第六纵队从西面主攻，沿琵琶山、真武山脚下的走廊直逼西门；陕南军区第十二旅插到东关，配合第六纵队钳击襄阳；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继续围攻樊城；桐柏军区第三分区部队佯攻南山，迷惑敌人……最后，王近山司令员指着耸立在群山之中的羊枯山和虎头山，自信地说：“留着它，让它看着我们攻城。让康泽把这些大山当包袱背着吧！” 刘伯承当即批准了这一新的作战计划，并命令参战部队要英勇顽强，“不许顾虑伤亡，不准讲价钱，以求彻底胜利”。 要实现这个新的作战计划，必须首先攻破琵琶山、真武山和西门外铁佛寺这三道关口……敌人也必定要拼命死守这三关……让哪个部队去完成这个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呢？第六纵队的首长思考再三，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李德生旅长指挥的第十七旅。 1986年，李德生将军就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在最高军事学府的课堂上，笔者有幸多次聆听李将军的战史报告。关于打襄阳，活捉康泽一段，自然是最精彩的篇章。当年，他接受了夺取三关的任务以后，立刻组织团、营指挥员会前沿看地形，研究战斗方案，还深入连队宣传鼓动，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战前的准备工作。大家纷纷表示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劈开三关，解放襄阳活捉康泽！全旅还普遍开展了杀敌立功竞赛和军事民主活动。 李德生的杀手钢是攻坚。他属下的第四十九团三营争到了攻打琵琶山的任务，七连又把突击队争到了手。7月9日黄昏，攻打琵琶山的战斗打响了。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和桐柏军区第三分区部队首先在东面和南面发起了进攻，吸引敌人。国军以为共军还是要先攻南山呢，没想到共军真正的主攻方向都在西边。突然，共军的炮弹在琵琶山上炸响。山上顿时硝烟弥漫，碎石纷飞，山前的炮楼一下子就被炸掉了大半截……七连突击队的勇士们在副连长的率领下，乘着夜暗，伴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冒着敌人的弹雨向琵琶山冲去……冲过了200米开阔地，又越过铁丝网，像利剑一样直插山顶，和敌人拼上了刺刀……经过一番激烈的肉搏，敌人垮了下去，琵琶山夺下来了！副连长看了看表：我们突击队只用15分钟就胜利地劈开了第一关！ 琵琶山虽然攻下来了，可还得准备对付国军的反扑。三营九连接受了守山的任务，便连夜抢修工事。山上尽是石头，铁锹铁镐一下去就火星直冒，有的卷了口，有的干脆断作两截。工事还没有全部完成，天就大亮了。 国军也知道琵琶山是控制通往西关走廊的重要据点。天刚一亮，国军就调集大批人马向琵琶山发起反攻。一时间，琵琶山上黑烟滚滚，连太阳都被逮住了。从阵地上望下去，敌人黑压压的一片，潮水般地向山上涌来。国军还用南山高地的火力封锁了琵琶山，使九连一时不能得到上级和兄弟部队的支援。但九连的勇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发扬“孤胆作战”的光荣传统，冒着敌人的炮火，坚守在阵地上。战士们准确的射击打得敌人哭爹叫娘，一排排手榴弹炸得敌人人仰马翻……敌人胆怯了，后退了，但在督战队的逼迫下又掉头向山上冲来。战士们上上刺刀，挺身跃出战壕，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由于敌人的封锁，伤员送不下去，看到敌人冲了上来，许多伤员同志也加入了肉搏战，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国军终于支持不住，丢弃了大片尸体；败下山去。 鄂西的夏天，正是热得叫劲的时候，太阳火烧似地烤着每个浴血奋战的英雄好汉。水壶都干了，送水的路也被敌人封锁了，山下的水一时送不上来，战士们的喉咙干得像是要冒火，连口唾沫都没有，许多同志在战斗中昏了过去。 “七连能夺下来，我们九连就一定能守得住！”这个口号鼓舞着九连的每一个同志。他们望着山脚下那攻城部队唯一的通道，心中充满了光荣和自豪！ 一次、二次、三次……九连的勇士们接连打退了敌人6次冲锋。 天黑了。全连集合起来，算上连长也只有十几个人了。90多名勇士已长眠在这英雄的琵琶山上。九连的同志们拿起战友们留下的武器，整理好队伍，又投入了新的战斗，配合二营向真武山发起了进攻。 真武山比琵琶山还要高，是国军的重要阵地。山上层层暗堡，处处地雷，还有一座筑有坚固工事的大庙，火力很强，国军的一个指挥部就设在大庙里。第六纵队第十七旅第四十九团二营，趁着敌人拼命向琵琶山反扑的时候，悄悄地运动到了真武山脚下，做好了一切进攻准备。 7月10日天刚黑，我军的大炮、重机枪就一齐开了火。国军阵地上暴露的火力点大都被摧毁了。趁着敌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二营的同志们喊着杀声，按照白天选好的突击路线，向真武山冲去。果然，没有碰到多少地雷……接近敌前沿阵地了，战士们打出一排手榴弹，雨点般落到敌人的堑壕里。国军哪里见过这样勇猛的冲击，都吓破了胆，逃的逃，降的降。只几分钟，突击排就攻占了敌人的前沿阵地。 但紧接着，突击队遇到了第二道障碍：地堡群。大大小小的地堡喷吐着恶毒的火舌，密集的子弹在战士们身边飞过，打的尘上四溅。攻击不得不停下来。 “六班上来！”六连指导员一声令下，六班长立刻跑到跟前。 “干掉它！”指导员指着喷着火舌的地堡群命令道。六班长立刻带领全班向地堡群扑上去。他们班的任务正是摧毁敌人的地堡。 六班长是个既勇敢又机智的小伙子。他指挥一挺机枪和一个战斗小组从正面吸引敌人的火力，让副班长领着另一个战斗小组向地堡右侧绕过去，从枪眼里塞进一颗手榴弹，只听“轰”的一声，敌人的机枪哑巴了……就这样，指导员带领突击排，15分钟打掉了18个地堡，第二道障碍排除了。五连和六连一拥而起，向山顶冲去。他们攻占一处就点一把信号火。只见把把信号火迅速地向前延伸，直到国军的指挥部：大庙、真武山被占领了，第二关被打开了！这时，战士们才发现脚都磨破了，脚板上还扎了不少酸枣刺和碎石碴，鲜血直淌。原来，在真武山脚下的老龙河堤内准备冲击时，河泥灌到了鞋子里，一跑一滑的。为了不影响冲击速度，大家就甩掉了鞋，光着脚打冲锋。打起仗来觉不着，拿下了山头才觉着痛。于是赶紧找敌人丢下的棉花套来裹脚。 在二营拿下真武山的同时，第十七旅第五十团一营打下了张堂村，逼近了铁佛寺，不幸的是副团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第十八旅也插到了襄阳的东关。康泽见共军已从东西两面逼近襄阳，感到守城兵力不足，便将守樊城的第一六四旅撤进襄阳。同时给蒋介石打电报，称襄阳“处境危殆”，要求蒋介石火速派兵救援。蒋介石这才发觉襄阳危急，他一面给康泽发电要他“集中兵力固守待援”，一面派第七师第一七二旅和第二十师增援襄阳。但这时已是远水难解近渴了。 李德生手下的第四十九团连克两关，有了一些伤亡，也很疲劳，李德生便命令他们撤下来休整，转令第五十团攻铁佛寺。了月11日晚第五十团三营夜摸铁佛寺，因事先没侦察好而踏响了地雷，没有成功。王近山司令员考虑到城西多为开阔地，不易通过。便令部队暂停攻击，采用近迫作业，挖两条交通壕，进逼铁佛寺。在老百姓的帮助下，第六纵队的两个团奋战两个夜晚。挖成了两条交通壕，从张堂村直通铁佛寺。7月13日晚，扫清襄阳外围的最后战斗开始了。第五十团接受了前晚夜摸失利的教训，战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结果仅用10多分钟就夺占了铁佛寺，全歼守敌一个营而自己无一伤亡。第三关也被攻克了！同时第四十九团也攻占了同仁医院。襄阳西关已整个暴露在我军面前。 康泽眼见共军已从东西两面逼近城垣，抓瞎了！又一次给他的主子发报求援。蒋介石智穷力竭，只好给康泽打气说：“共军必没有远射程炮和重武器”，要康泽“放弃南山，固守城垣”。此时我军已经可以从东西两面直接攻城，南山高地已无用武之地。康泽便把守南山的兵也撤到了城里。至此，襄阳外围全部扫清；我军就像一把巨大的铁钳，从东西两面紧紧夹住了襄阳。康泽最后覆灭的日子不远了！。 康泽毕竟是康泽，还到德国学过军事咧。虽说连连失败，还想再挣扎一番。他将南山部队撤进城后，便把东西南北城分成若干片，由各旅、团分片据守，主力放在西南和南面。 王近山司令员的决心则是东西对攻，以西面为重点，由第六纵队主力由西关经大石桥主攻西门，第四十七团在城西北角助攻；陕南军区第十二旅进攻城东北角，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进攻城东南角，三路大军在康泽的司令部杨家祠堂汇合。 14日，黎明静悄悄。黄昏静悄悄。 15日，黎明静悄悄。黄昏静悄悄。 国军、共军谁也没闲着，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 15日20时20分，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刹那间，第六纵队20多门不同口径的大炮和100多挺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把西门左右数百米内打成了一片火海。国军的地堡炮楼接二连三地飞上天空，敌人死的死，懵的懵，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我军的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连续爆破了外壕，炸开了鹿砦，接着又迅速通过100多米的大石桥，把炸药包送到了城墙底下，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一个大缺口。冲锋的时刻到了！ 第四十九团一营三连的战士们，猛虎一般发起了冲击。他们借着烟雾和夜色的掩护，沿着工兵开辟的通路，一阵风似地冲过了大石桥。没等敌人清醒过来，又冲到了城墙的缺口下，架起了云梯…… 经过一番激烈的血肉搏斗，国军崩溃了，当官的早溜了，当兵的也争相逃命。 与此同时，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和陕南军区第十二旅也分别由城东南角和东门攻进了襄阳城，敌人的整个城防体系顷刻瓦解。我各路攻城大军像无数支离弦的利箭，射进襄阳的大街小巷。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战士们呼喊着，射击着，如狂风，似怒涛，从四面八方扑向古城的中心，引向康泽的司令部；国军被这汹涌的浪潮冲垮了，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密布街心的座座暗堡、道道工事，不是被炸毁，就是伸出了小白旗，成百上千的俘虏背着卸掉了枪栓的枪支，被一群群地押出了襄阳城。 经过一夜激战，襄阳守敌大部被歼。到第二天早上，只有钟鼓楼和杨家祠堂的敌人还在顽抗。共军一面四面围攻，一面进行战场喊话，瓦解敌人的斗志，到上午10点，钟鼓楼的国军举手投降了。 在襄阳城里离东门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狭窄的南北走向的中山街，街的南头耸立着几幢平顶小楼，楼顶修了许多小碉堡，楼的四周被高大厚实的水泥墙围着，墙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枪眼，墙外则是一片光秃秃的开阔地。这就是康泽的司令部：杨家祠堂，由他的嫡系部队：特务营和宪兵队守卫。 别看康泽深受蒋介石的宠爱，平日飞扬跋扈，对老百姓更是穷凶极恶，可打起仗来胆小怕死。真枪真弹一响，就傻了眼。此刻，康泽正在他的司令部里，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乱转，嘴里还不住地念叨：“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共军敦促他投降的喊话声不断地传进来。但康泽寻思，他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实在太大了，现在已是兵临城下，投降了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可现在手下只有这几个兵又怎么打呢……他左思右想，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便只好用金钱来诱使他的部下为他卖命。 康泽玩起钞票来还真有绝的。他一面叫他的副司令郭勋祺亲自督战，命令部下死守；一面向部队悬赏；凡坚守碉堡一天，每人发关金券200元，军官依次加倍；并当场开箱分钱。同时康泽也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打算一旦守不住，就溜之大吉。 下午4点，康泽丝毫没有投降的意思，共军不客气了，对他的司令部发起了最后的攻击。第六纵队第十八旅、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以及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各一部密切协同，采用步兵突击、工兵爆破和迫击炮打平射相结合的办法展开了猛攻。第十八旅第五十四团的一个爆破组，在炮火的掩护和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利用民房接近了围墙，把大门炸开一个大窟窿。霎时间，共军像潮水一般涌了进去。国军再也抵抗不住了，纷纷举起双手，缴械投降。这时，你就是给每人一箱子关金券也不顶用了……就这样，经过半小时的激战，共军攻占了康泽的老巢，抓到了副司令郭勋棋，还捉了不少俘虏。可奇怪的是，找遍了康泽的司令部和俘虏群，却没发现康泽。 王近山司令员在攻城动员时就说过，不但要攻下襄阳，还要抓住康泽；如果把康泽放跑了，那战役只算取得了一半胜利。指挥攻打康泽司令部的第十八旅第五十四团余辅坤团长一见没找到康泽，便叫来二营的副教导员，对他说：“你马上带人去找到康泽！他飞不了！就是打死了，也要找到尸体！我们决不能让他跑掉，再去残害人民！” 还真有板眼，副教导员东寻西找，找到了康泽的随从副官傅起戎。经过再三地做工作，傅起戎才答应去找康泽……原来，康泽见司令部的大门被攻破，共军战士冲了进来，知道守不住了，便慌慌张张地化了装，躲在楼顶一个被炸毁的小碉堡里的死尸堆中装死……这下子共军又搜进来，康泽慌了神，一条腿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副教导员急忙说：“这儿有个活的。”几个战士连忙跑过去，把他拉了起来。识见这具活尸又矮又胖，满是血污的脸上，一对鬼眼不停地眨着，上身穿一件士兵服，下身只着一条短裤，脚上也只有一只袜子……副教导员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觉得和照片上的康泽挺像，便大声喝问：“你是不是康泽？”谁料想这家伙一听这话，赶紧又躺到地上装死。旁边的傅起戎低声说：“就是他，他就是康泽。”战士们一听眼前这个躺在地上耍赖的家伙就是康泽，心里头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大家一拥而上，强拉硬拽地把康泽给拖了出去。 康泽捉住了！襄阳解放了！这座被敌人蹂躏多年的古城。终于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军民上下无不兴高采烈，全城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康司令装死，已经使国军威风扫地。他的副司令郭勋祺又在危难时表演了一段小品。 当郭副司令举手投降的时候，首先声明：“我是刘伯承将军的老熟人，我服输了，请带我见伯承兄。” 原来，郭某人是川军的宿将，早年跟刘伯承有过交往，只是后来分道扬镳了。据说，郭某人见到了刘伯承，并寒暄了往事，讨论了日后的安排，并在解放大西南的统战工作中作了贡献，这是后话。 刘伯承在襄樊战役总结中指出：“攻城指导上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钳形突击。”“此乃襄阳全胜的关键。” 襄樊战役既是刘伯承钳形合围攻势的杰作，也标志着逐鹿中原第二阶段的结束、至此，人民解放军在整个中原战场歼敌野战兵员达20万以上，蒋介石军队的所谓中原重点防御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地步。 当同僚们走出襄阳的时候，刘伯承轻松而潇洒地说：“蒋某人已经皈依基督教，这一回，他在十字架上死定了。”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