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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的现代童话：从前有个鬼谷子，很懂兵法。他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庞涓，一个叫孙膑，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 从建国到50年代中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常发展的时期，也是刘伯承在军事教育、军事科研、军事翻译上大展鸿图“拼老命”的年月。此时，他的确有些老了。无情的自然法则，战时的累累伤痕，工作的艰难重担，沉重地压在他的两肩。尤其是仅余的那只左眼，视力大为减退。然而，刘伯承仍然壮心不已，发奋工作。他亲自抓翻译队伍，亲自指挥演习、上大课，亲自翻译、审校译稿，编制教材、军语。仿佛样样事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他的夫人汪荣华却非常清楚，一位经历过40多年战争磨难的六十老人，常年累月“超负荷”运行，将意味着什么。她时常关心地劝阻说：“我看，你这几年办南京军事学院，比指挥打仗还要费力，要适当休息才好。”刘伯承却粲然一笑，依然埋头工作。他以忘我的精神，在军事教育和军事翻译的岗位上，率领全院教员、译员、学员，共同努力，发奋追赶世界先进军事科学水平。 世界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以异乎寻常的发展速度朝前迈进。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又总是最先应用于军事。要想建设中国的现代国防，必须认清这一趋势，并以卧薪尝胆的精神作艰苦的努力。刘伯承有远见地指出：“在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时，必须结合我军原有的经验，更要结合朝鲜战场的经验，而且还要预见到将来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因为，时代是前进的，实际是运动的，搞军事科学研究，一定要看世界军事发展的水准，要预见将来，要打提前量，“要从现在的实际，走到将来的实际”。 同时，刘伯承还认为，世界军事又是多层面的，军事翻译必须广泛获取各种军事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和“窗口”，了解世界军情，借鉴外军经验，将自己的“聚焦点”，始终对着全球军事水准。他指出：“我们还要学习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学术的成就，主要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技术和军事学术，以及战争潜力及其备战措施等特点，必须很好地进行研究。”这一点，对于“胜利之师”的人民解放军更为重要。 刘伯承就是这样，他不但善于通过翻译工作收集各种军事信息，传播军事知识，与世界各国军队进行横向比较。而且，善于深入思考，认真探索，向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刘伯承对战役法理论的研究，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战役法是处于战略和战术之间这一层次的军事学术。其内容是研究集团军和方面军准备与实施合同战役和独立战役的理论与实践，这一课题是整个军事教学中的“重头戏”。 起初，训练部门委托苏联顾问编拟了一个草稿。刘伯承看后不太满意，他认为这份草稿未能反映出战役法的理论实质。尤其是没有体现中国军事特点。因此，他决定亲自动手编写。 1952年夏初，南京城已是暑气蒸腾，刘伯承集中精力，翻阅和研究了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苏军战役法资料和《孙子兵法》等，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和未来战争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综合阐发自己的见解。最后，用了十多天的时间连续突击，终于编写出《集团军进攻战役讲授提纲》。随后，他又亲自登上讲台，向高级将领们讲授中国的战役法理论。 《集团军进攻战役讲授提纲》，其内容共分九章，依次叙述：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地位和作用，集团军进攻战役中的战斗编成，现代集团军进攻战役的规模，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所用的各种机动样式，集团军在进攻战役中的战役布势及其梯次配备的纵深，以及战役准备，进攻战役实施，以及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炮火保障，装甲兵坦克兵的运用，快速兵团进入突破口的原则及其在敌战区纵深内的动作；集团军进攻战役中的空军，工程保障，通讯联络，后勤保障，对空防御等。 在《集团军进攻战役讲授提纲》中，刘伯承指出：“战役法是无产阶级军事学术的组成部分，它不但是指导现代方面军及集团军战役的理论和实践，而且是指导其他各种武装力量，如空军、海军、空降部队以及防空部队等合同战役或独立战役的理论与实践。” 战役法是从战争中产生，并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以往作坊工业时代的战争已为现代机器工业时代的战争所代替。兵器发展种类之多及其在战役战斗中威力之强，物质器材消耗之大，军队之众及其精力之紧张，战线之长，纵深之远，加以进攻手段的互相推动等遂使进攻战役的规模不断扩大。于是，使用大的战役军团——一个或几个方面军进行决定性的战役已成为常事了。” 刘伯承还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役法，是从中国革命战争中产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为我国国防建设所急需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军事著作总结我们的作战经验和指示工作方向中，关于战役法则论述甚多，尤其是教导我们：‘我们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证和发展起来。我们不但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同时，我们现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美帝国主义者散布细菌、施放毒气，尤其是美国武装日本，扶持蒋匪残余从各方积极备战、布置扩大侵略战争中，与我们进行国防工业建设中，来学习集团军进攻战役，更有切实研究之必要。” 在提纲中，刘伯承详细论述了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地位和作用、集团军进攻战役中的战斗编成、现代集团军进攻战役的规模、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所用的各种机动样式、集团军在进攻战役中的战役布势及其梯次配备的纵深，以及战役准备与进攻战役实施等问题。 刘伯承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外军的许多有益成份，为创立和完善中国战役法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战役布势”的理论与实践上，刘伯承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融合中国古代兵法中“势险”的主张，阐述了战役“布势”的原则。他指出：“所谓进攻战役中集团军的战役布势，就是根据所定下的战役决心而作出的兵力布置。集团军的战役布势首先要适合于战役企图，并保障战役布势的各部分在战役过程中取得协同动作。同时，也要适应进攻途中的情况演变而能机动运用之。” 刘伯承主张，进攻战役布势的正面（即横宽）区分为主要集团和辅助集团。 “主要集团在主要方向行动，用以完成战役的主要任务（粉碎敌人基本力量）。该集团行动适当与否，可以预定整个战役如何结局。所以，主要集团应有集团军大部分的兵力与兵器，这通常是由减少次要方向的力量来加多于主要方向。 辅助集团在次要方向行动。其兵力不能过少，必须使其确能取得某些战术成绩，以使敌人遭到真正的威胁，不敢从次要方向抽出军队来抵抗我之主要突击。 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战争中批评军事平均主义者‘两个拳头打人’，并教导我们说：‘不论一万兵，一百万兵或一千万兵，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方向在同一时间内只应有一个’。这是给我们区分主要集团与辅助集团所应遵守的原则。” 刘伯承在讲课中阐发的战役法理论，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吸取了国际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精华，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是军事学院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军事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军战役法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为集团军进攻与防御集训，即是战役法集训。这是学习研究现代战役法一般准则，即组织战役、指挥战役的领导艺术，是兵团以上高级指挥员及其领率机关干部的必修课程。此后不久，刘伯承又亲自倡导在全军高级将领中进行战役法理论的教育。中央军委对他的意见很重视，决定于1954年5月间在北京举办全军高级干部“集团军防御战役”集训，由刘伯承亲自讲授“集团军防御战役原则”一课，并担任军事总导演、组织指导集团作业和室内半示范演习。 参加集训的高级干部都是军委领导机关和各军区的负责同志，刘伯承同样坚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他对学员们说：“学习军事科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要多流点汗水，我是要提问大家的。”在他的亲自带领下，参加集训的高级干部都认真听课，刻苦钻研，许多同志拿出战争年代攻山头的干劲，挑灯夜战到深夜。经过一个来月的集训，大家对我军防御战役理论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北京集训完后，62岁的刘伯承又风尘仆仆返回南京，着手筹备山东半岛的“集团军进攻转海岸防御首长——司令部演习。”这次演习是以未来沿海作战，抗击假想敌国从海上入侵为想定的。这年11月中旬，刘伯承又乘车来到山东平度县张戈庄，组织军事演习，刘伯承亲自担任指导部部长和军事总导演。这次演习的规模较大，有陆、海、空三军，有步兵、工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等技术兵种，连各类保障人员一起共有8000多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大军区共有264名高级干部到现场参观见习。 这次演习一共进行了14天，取得了圆满成功。军委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的高级干部分别见习了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参谋长，集团军作战、情报、通信、防化等部门首长，以及快速集群、航空兵、炮兵等特种部队指挥员的演习作业。这次演习的成功，对我军战役理论研究和未来沿海作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紧接着，刘伯承又向中央军委提出在军事学院开办战役系，对高级干部进行战役法训练的建议。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决定选调5名上将，23名中将，24名少将到军事学院战役系进行深造。这期高层次的战役理论集训，贯彻了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出发，通过精讲多练，学术争鸣。讨论研究等方式，使我军战役理论教育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1954年12月间，刘伯承应苏联红军邀请，代表军事学院前往苏联，参观苏军在使用原子弹条件下军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对这次演习，刘伯承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看到，自从美国在1945年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以后，核武器已经进入了实用化阶段。核武器的持有国将在未来的战争中，以此作为威慑和侵略对方的王牌。早在去苏联参观前的几天，他就在一次集会上说过。“现在的军事正处在一个新的技术兵器发展的时代’”，“处在一个反映立体技术兵器和原子武器时代。”可见，他对原子武器给未来战争样式、规模和特点带来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较深刻的理解。 苏军的这次演习组织得很紧密，整个过程非常逼真。刘伯承参观得相当认真仔细，对一些有疑问的地方还直接用俄语向苏方人员询问，并带回一些与这次演习有关的资料。回国以后，他先后在南京军事学院以及有关部队领导机关作了学术报告，全面介绍苏军原子武器的状况，论述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诸兵种协同动作的重要性，强调在原子条件下尤要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各级指挥员的军事、政治素养。后来，他到上海治疗脑病和牙病的时候，心里还一直惦念防原子、化学问题，阅读俄文版的苏军最新的防原子化学教材，阅后将自己的心得和意见写信告知军事学院党委和有关领导同志。他在信中指出：“原子化学条件的战术战役一一在今后国防上太重要了，我们正在编这方面的教材（都感觉缺乏内容）。临行时我讲的，与宋时轮同志处和我们顾问间合作要紧。我原想研究苏军军制和战略，无法着手。现顾问拿了几本外军材料——关于原子化学的战略研究等，请组织翻译，准确译出，我可作校正。这于我们国防事业的研究太重要了。我们有了几个理化大学生，在学战役战术后，即可以转到原子化学上研究其使用方法（并不是制造方法），而成为原子化学教授。防化学兵系兼研究化学、细菌的准备工作，请多用力（要深知理化的人作教员要紧）。”在他的亲自关怀下，军事学院很快组织人力，翻译出一批介绍原子武器常识、原子武器防护，以及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的战役、战术教材，为全军部队训练和军队院校教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战役法理论一直是军事科学界的“高能物理”。苏军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最大，几十年孜孜不倦。美军从80年代开始认识到其重要性，急起直追进行研究。刘伯承以其独有的睿智和顽强的求索精神，为建立和发展人民解放军的战役法理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亲自编译战役理论教材，讲授战役理论课程，主持战役理论集训，指挥战役演习，使当时我军战役理论研究跻身于国际军事界前列。 从建国到50年代中期，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军事翻译和军事教育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经过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苦努力，我国已经拥有一支人数相当可观的军事翻译队伍，军事翻译作品也大批问世，这对推进我国军事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刘伯承为我军教育事业和翻译事业做出的贡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当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毕业时，毛泽东亲自写了如下训词： 军事学院刘伯承院长、全院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并高级速成系、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的全体学员同志们： 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其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学习期满，举行结业了，特致以兴奋的祝贺。 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这是刘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一致努力的结果。特致以感谢和慰问之意。 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二十五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除苏联以外，无与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乏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同时，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行。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力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的加强起来；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决的改变；过去把一些比较弱的、缺乏组织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错误而积极性不高的人来做司令机关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对司令机关的缺乏威信，影响到若干指挥人员不愿意当参谋长，不愿意当参谋，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军事学院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和正在学习的学员同志们；军委希望你们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继续努力，并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中去。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 毛泽东的这篇训词。肯定了南京军事学院建设的方向和教育训练工作的成绩，强调了认真学习苏联经验，进一步搞好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性。 1954年4月，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军事学院视察，并担任国家考试委员会主席，亲自主持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毕业考试。考试完后，朱德在4月25日向毕业学员讲话，高度评价说：“军事学院是我军的最高学府，建立三年来，在刘院长领导下，在苏联顾问同志的帮助下，很有成绩。培养了许多教员，已能传授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希望你们更加努力，把已得的成绩巩固起来，继续钻研，把为全军培养高级、上级干部的光荣任务承担起来。” 由于刘伯承创办南京军事学院和发展我军军事教育、军事翻译事业的卓著成就，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但刘伯承因专心致力于军事学院建设，未能就任训练总监部部长一职，后由叶剑英代理部长。 1955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授予刘伯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月11日，在南京军事学院成立5周年前夕，毛泽东主席和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军事学院视察，并致祝贺。毛泽东主席等接见了军事学院院、部、系领导干部和各教授会主任，对教学、翻译、科研、教学保障等项工作，再次给予肯定和表扬。并勉励全院教职员工，在刘伯承院长的领导下，把学院建设搞得更好。 1956年1月15日，是军事学院建院5周年纪念，刘伯承和全院同志一道，回顾了5年来艰苦创业的过程，总结了军事教育、军事翻译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5年间，军事学院已由初办时的四个系，发展为12个系（其中战史系、防化系正在筹办中）。学员人数由750多人增加到3000余人。教员、译员由290名扩大为1300多名。 在5年中，军事学院编写、编译和翻译的军事、政治、外语教材等各类教程达到数百种之多。单以军事教材统计，从陆、海、空三军，到炮兵、工程兵、通讯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专业；从战略、战役、战术的现编概则，到集团军、军、师、团、营的想定作业等。计有350多种。学院出版的《战例汇集》、《作战经验汇集》、《陆军军队标号》、《海军军队标号》、《空军军队标号》、《军语译要》、《军语画一》等书籍，成为建国后我军学术史上的第一批军事论著。军事学院还组织主办了战役集训、师资培训、外语培训等各种培训班。同时，还引人注目地组织实施了35次实兵示范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12次较大规模的现地作业，为人民解放军摸索出了组织现代军事演习的经验，在我军训练史上留下了崭新的篇章。 刘伯承一贯主张学习外国经验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必须紧密联系实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学习和运用外国经验，可是后来，刘伯承却莫名其妙地栽倒在这个地方。 这一段历史就像“童话”，是刘伯承的现代童话。这些“童话”是借历史来解释或意喻现实的，不管人们理解不理解，刘伯承在1957年7月30日同《解放军报》记者讲出了这则“童话”。他说：“我们在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不光是用，学也重要。学不能致用就要犯教条主义错误。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心’，郎唯物辩证法。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党的八大文件，刘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非常详细，大家应当很好地去阅读。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认为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就不需要很好学习外国经验，不重视研究敌情、我情，拒绝接受新的东西；另一种倾向是在强调将来战争需要的时候，而又不重视我军的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对一切外国经验，都不加分析批判地全盘端过来。在这个问题上，全军同志要很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和《给军事学院的训词》那两篇指示。而学又必致用，我们不能只把箭拿在手里，口口声声说，好箭，好箭，而不从实际出发以致用。譬如说，技术是战术的物质基础，战术是技术的合理运用。所谓合理，即合于进攻或防御之理，合于任务要求，合于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假如任务、条件变了，你是否仍要如此呢？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抽象的真理，只有具体的真理。主客观一致了，就是真理。” 刘伯承的这篇“童话”。讲了庞涓、孙膑、鬼谷子；讲了孔明、马谡、孙子，还有若干现代人物。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理论与实践，继承革命传统与借鉴外军经验的辩证关系。他鲜明地指出教条主义的症结是“学不能致用”的问题，并严肃地批驳了那种把发扬革命传统同学习外军经验对立起来的糊涂观念。他衷心希望“全军同志都要上下一致共同奋勉，努力学习，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愿望终归是愿望。 心境终归是心境。 该说的都说了。 然而，在说不清的年代，说多少也没用。 由于脑病和眼疾的折磨，刘伯承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安排，住进疗养地养疴治病。尽管如此，他的心依然牵挂着军队教育事业和军事翻译工作。1958年春，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组织编写《合同战术教程》一书，刘伯承对此十分关心。他在休养中多次接见编写人员，一起讨论合同战术等军事学术问题，最后还精心审校了这部长达66万字的书稿，并亲自题写了书名。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姚(吉吉)，政委刘浩天在《合同战术教程》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校审本书的过程中，曾得到刘伯承元帅的指导和关怀，他在休养中多次亲自解答问题，指示编辑原则，给参加工作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 1957年夏，中央军委决定在北京组建高等军事学院，调刘伯承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这一期间，刘伯承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是年8月间，他从北戴河疗养院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说明因健康原因呈请免任新职。根据刘伯承的身体状况，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改由叶剑英担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一职。 正在此时党内和军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对所谓“教条主义”的运动。这场轩然大波，使刘伯承的翻译工作和军事教育工作被迫中止，也使我国的军事翻译事业和军队教育事业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 看来，刘伯承的“童话”并不是多余的话，后来事态的发展，至今让人不寒而栗。 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出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6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五篇文章，“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总政治部也发了贯彻党中央指示的补充通知。 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就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开始的。 早在这一年的5月，刘伯承在军事学院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在全面总结学院工作的同时，就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问题。 8月，刘伯承赴京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又从北京三次写信给学院党委，明确地表示：“我们学了5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 在信中，刘伯承还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在检讨时必须发扬民主，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肯定哪些是对的，就继续发扬；否定那些有错误和缺点的，就改正。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作过火的斗争。……如说有错误，那是院长政委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由此可以看出’，刘伯承对于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态度是明朗的，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勇于承担责任的。 从9月10日开始，军事学院党委学习五个文件，进行思想整顿。10月上旬，刘伯承在出席党的八大会议之后，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院党委常委扩大会，总结检查全院工作，并召开战役系学员座谈会，听取对学院工作的意见。 当时，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感到太紧张，太严格，有人甚至在考场上尿裤子。当初，刘伯承坚持制定这两项制度，出发点是对学员严格要求，让学员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他考虑，学员都比较年轻，大部分在30岁左右，应该让他们多学点东西，这于国防事业，于他们个人成材都有好处。 后来，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学员们一再提出意见，刘伯承曾多次派人到地方高等院校调查，不断加以改进。例如，在上午四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这次，根据学员们的意见，对这两项制度又做了更大的改动，把“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八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类似这些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在所难免的。一经发现，也是能够很快纠正的。关键是要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院党委和刘伯承的领导下，军事学院学习五个文件的初期，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正是坚持了这种态度，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可是，到了1957年春，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7年2月下旬，国防部派人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3月初，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专题报告，指出：军事学院“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还指出：“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这样，就把军事学院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已经改正过来，或正在改正的缺点错误，上纲上线为院党委和院的主要领导人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路线错误。这个报告，打乱了军事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根据国防部的指示，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各部、系均成立中心组，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同时，这个报告也为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定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1957年的上半年，刘伯承仍然在上海治疗。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者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近几年过份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近来寒潮时降，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我的办法：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耳。” 尽管身体状况如此，刘伯承仍然多次写信给军事学院党委，给陈伯钧、钟期光等人，对学院各项工作提出改进意见。 7月3日，刘伯承曾倾注了无数心血的战役系52名学员毕业了。他们经过三年的正规训练，在文化知识、政治理论水平及军事指挥艺术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成为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但由于健康状况，刘伯承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信中写道： “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是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这么更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这个请求，后经中央军委照准。 9月13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难以形容的心情，倾听钟期光致词。刘伯承由于在外地治疗，未能出席大会。但是，钟期光仍然满怀深情，讲起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的功绩。他动情地说： “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六十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特别关心与指导政治思想工作的进行，尤其注意检查效果。十次整风，常称为党作好事，开路单子，向何处去，过社会主义关；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他就以此作警语来教育干部。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番话，犹如一股暖流，在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上涌动着。这是军事学院党委对于刘伯承创办军事学院6年工作的实事求是的鉴定与评价。它，道出了广大教职员工的心声。 令人惋惜的是，这位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竟从此离开了他浇灌过无数心血的军事学院，而且实际上也离开了整个军事教育与训练的领导岗位。 几个月之后，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叶剑英来到军事学院视察，在向两千多名教职员工发表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赞誉刘伯承的话。他说： “我们刘伯承同志四十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俄文、中文、战斗经验像他这样是很少的，很红、很专，但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负责国家大事。” 正当反对教条主义之风，已经“起于青萍之末”，即将“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时候，作为刘伯承的老战友，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就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肩战斗；全国解放以后，又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共同工作的叶剑英，在大庭广众之中，讲的这番充满革命激情的话，显然是意味深长的，是发人深思的。对这段话军事学院两千多名教职员工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而这时的刘伯承，已经交卸了原职，辞去了新职，仍旧苦于病残而继续在外地治疗。几个月来，他先在上海，接着又到太湖、黄山，最后到广州、海南岛等地。 1958年春，党中央在南宁、成都，连续召开了工作会议，继续大批所谓“反冒进”。结果，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 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时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5月25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增选林彪为党的副主席。 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有高级干部100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把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阴风、点鬼火、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他胡说什么：“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林彪所指责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哪个单位也不存在。他这样说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1988年4月解放军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元帅教育家刘伯承》一书中记述了1958年6月23日和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取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时讲的很多话： “在谈到军队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时候，毛主席说：‘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谈到学校工作时，他批评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在谈到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时，他又批评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主席还讲了一些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 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北京在开会，批判、斗争在升温…… 多病的刘伯承还蒙在鼓里，还在受疾病的折磨…… 没说的，请回来！于是出现了本书开头的那令人难忘的一幕。 刘伯承胸怀坦荡，顾全大局，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国防事业为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在所谓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刘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能严格自责，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他的夫人汪荣华在回忆刘伯承这段历史遭遇时写道：“到1957年春天，我见你实在太累了，好说歹说，才劝你到上海去检查身体，顺便休息一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离开南京，便突然开始了对所谓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而矛头所指正是你。这之后不久，你又被叫到北京来。离开南京的头一天夜里，你想得很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到火车上，你又是一夜没合眼，左眼球更红了。就是在眼压高达73的情况下，你忍着剧烈的头痛，由别人搀扶着上台做了检查。你在讨袁护国的战争中，失去了右眼，凭着一只左眼，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参加指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战斗，走过茫茫雪山草地，率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歼灭大量敌人，没想到在这次反‘军事教条主义’的运动中，你的左眼又受到极大损伤——得了青光眼，逐渐减退了视力。多么不幸啊！ “此后，有人还想给你加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代表’的帽子，不过没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来，你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常常一个人沉思默想。是啊，这样的冤屈，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可是你承受住了，坚强地承受住了。从来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越是这样，我越着急。当我想劝慰你时，你反而对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后来，邓小平对1958年反对所谓教条主义的历史事件作出了正确结论，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与此同时，徐向前元帅也指出：“建国以后，办了许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到50年代后期，刘伯承已经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他那饱受战争磨难和工作劳累的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脑病使他经常头痛不已，头昏目眩，目疾引致眼压增高，眼球似要夺眶而出；握笔的手时常发抖，难以成书…… 但是他为祖国，为人民的赤诚之心仍在跳动。 1959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战略小组，任命刘伯承为战略小组组长。这位中外著名的军事战略家以全部精力和智慧，为国防建设运筹谋划，呕心沥血。 1962年，他对我国西部边疆的自卫反击战，从战役、战术到后勤保障提出了一系列宝贵意见，对作战的胜利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1964年，他72岁高龄时，还长途跋涉亲临东北边境视察国防工程、战备工作。也就是在这次视察当中，他的眼病加重，医生在诊断书上写着：“青光眼急性发作”。他不得不再次进医院治疗。虽经多方诊治，他那只使用了48年的左眼，赖以读书、看报、审阅文电、从事著译的左眼，竟再无法恢复原有的视力。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伯承仍把自己看作是军委的一个“编外参谋”，经常对国家战略问题，教育训练问题，院校建设及后勤保障等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并且，抓紧时间，钻研马列主义军事理论，还不时地用俄语背诵列宁军事著作的章节、片断。 1982年8月间，刘伯承因健康原因主动辞去国家、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给刘伯承发出致敬信，信中写道： “您在青年时代就投身于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就是一位英勇善战的爱国军人。在党的领导下，您发动四川泸（州）顺（庆）起义，又参与发动和领导南昌起义，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反‘围剿’战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您作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造挫强敌，战功卓著，并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您转战华北敌后，发展人民游击战争，是创建晋冀鲁豫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您正确执行党中央的军事部署，在1947年率领十万大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构成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光辉篇章。您在一系列重要战役中，特别是在上党、平汉、淮海、渡江战役中，在进军解放西南战役中、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您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建国以后；您为培养我军的高级指挥干部付出了辛勤劳动，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您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您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元帅，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家，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元帅艰难地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终年94岁。<<尾声>> 邓小平带领全家向他深深地鞠躬，京城的将军几乎全部出动，“十万军帐哭刘公”…… 1986年10月14日，京城里一个平常的秋日。凉风瑟瑟，阴霾蔽日。京西万寿路22号，总后勤部礼堂传出阵阵哀乐。礼堂前厅第一次被装点成肃穆的灵堂；黑纱缠绕圆柱，挽幛悬挂横梁。一位伟人静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鲜红的党旗覆盖着高大的身躯，人民解放军战士持枪守护在灵柩两旁。 中国第一号人物邓小平最先来到灵堂，向他深深地鞠躬，然后久久凝视着昔日的搭挡，仿佛回想起太行山的岁月、大别山的奋战，以及逐鹿中原、鏖兵淮海、渡江作战和进军大西南的往事……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和死者的遗孀抱头痛哭。邓朴方摇着轮椅，驻足在长辈的灵前，是这位长者给他取下“朴方”的名字。想不到40多年后，“朴方”这两字在中国商界和社会福利界叫得如此响亮。邓小平的儿孙辈，能来的都来了。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只有世交情份的家族，才享有这份崇高的礼遇。在中国，也只有这位死者能独享这份礼遇。 至此，读者已经能够想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的老者就是中国军界的巨人刘伯承。 多年来，老元帅默默地躺在病榻上一言不发，直到1976年，“四人帮”刮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邓小平的政治前途面临严峻的考验。正是在此期间，京城里广泛流传着这样的政治传闻：“刘伯承说，我死了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小平）。”令人且惊且喜的传闻，飞快地传到了广州，又传到了上海，传到了成都…… 传闻的真实性如何，尚有待考证。政治传闻作为彼时政治斗争的折射，作为一种民意、民心的反映，自有其流传的价值。在人们的心目中，刘伯承永远也不会消失，刘伯承的政治预见力是可以信赖的。既然刘伯承认准要邓小平料理后事，那就暗喻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只有邓小平才能担当起治理中国的重任，只有邓小平能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当刘伯承闭上双目的时刻，他显得是那样安祥、那样自若。因为在邓小平的身后，还有那长长的向灵堂走来的队伍。 在刘伯承逝世的前些日子，有关部门提出了简化丧葬的建议，根据这一精神，刘伯承遗体告别仪式原定在301医院小礼堂举行，规模为数百人。可这样一来，却难为了治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电话铃响个不停，各地电报频频飞来，都是要求参加向刘伯承遗体告别和追悼会的。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自不待说。单是许多省市、自治区，就令人招架不住。 河北的人说，“刘帅是太行山的脊梁，一二九师是抗战的主力，我们要来”。 大别山区的人说，“没有刘邓大军的千里跃进，便没有我们的翻身解放，我们要最后见老帅”。 南京的人说，“刘帅是首任南京市长，我们一定要去代表”。 西南的云、贵、川和西藏自治区的人更是有理，“刘邓大军解放了大西南，跟老元帅的最后一别，不可不到”。 军界的反映最为强烈，也最为直截了当。北京军区、广州军区、沈阳军区、成都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还有许多省军区的司令、政委，一些野战军的军长、政委，其中多是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老将军，一二九师的“老八路”，二野的老战士，南京军事学院的老教官、老学员、老校友，如今散布在全国各地：党政军各部门，当老元帅仙逝之后，谁不想瞻仰老帅遗容，向“老总长”、向老“师长”、向老“司令”、向“老院长”作最后的告别呢？！ 党心、军心、民心不可违！时间紧迫，告别仪式赶快易地举行。总后大院距301医院仅一箭之遥，总后礼堂是50年代颇有特色的建筑物，黄墙蓝瓦，圆柱大厅。礼堂北面有开阔的广场、操场，可容车上千辆。广场上竖立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型塑像。这个地方显得既典雅又气派，既旷达又肃穆。刘伯承的灵堂就改设在总后礼堂。 当邓小平及其全家向刘伯承遗体挥泪告别之后，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依次步入灵堂。德高望重的聂荣臻元帅，右臂套着黑纱，硬是坐着轮椅车，由警卫人员扶着攀上40多级台阶，向老战友诀别。上午9时许，万寿路一带车水马龙，路为之塞。前来瞻仰刘帅遗容的车队，由北门驶入。分道出东门、南门。由于来人甚众，整个广场、操场停满了小轿车和大轿车。在职的将军们戎装整肃，向老元帅脱帽志哀。许多离退休的老将军、老校官，身着旧式军服，携着夫人、子女前往吊唁。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专程从南方赶来，一下飞机便直奔灵堂，挥泪向老首长致最后的军礼。 解放军三总部机关、国防科工委、各军种兵种、军事科学院的陆海空军将士，佩带着黑纱、白花，垂首列队向老元帅诀别。张震将军、李德生将军带领全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的全体教官、学员及工作人员，代表全军院校的官兵，前来瞻仰“中国军校之父”的遗容……哀乐声、哭泣声响成一片。路旁行人得知老元帅葬礼的消息，纷纷驻足街道两旁，等待着老帅的灵车。此情此景，令观者动容，闻者落泪。市民们说自1976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仙逝后，这是京城里最为轰动的出殡式。 两天后，即1986年10月16日，天高云淡，秋风瑟瑟。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国旗半垂，向老元帅志哀。 下午4时，刘伯承元帅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 追悼会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会场正中悬挂着刘伯承同志的巨幅遗像，遗像下安放着刘伯承同志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两旁是鲜花和松柏，人民解放军战士持枪肃立守护在两边。会场四周摆满了花圈。刘伯承同志的夫人汪荣华率子女亲属献的花圈摆在骨灰盒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族各界人士3000多人一起，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位功高德重、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爱戴和尊敬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 刘伯承如愿以偿，当那洪钟般的四川口音宣布：“刘伯承同志追悼会现在开始！向刘伯承同志遗像默哀！”的时候，全场3000多人为之肃立、垂首。接着，由总书记胡耀邦致悼词。那满怀感情的话语，令到会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最后，邓小平宣布“向刘伯承同志遗像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全场3000多人一齐俯仰，将追悼活动推向最高潮。随后，会场响起庄严、悲壮的国际歌声。 80高龄的徐向前元帅，在诗中记述了倾国倾城哀悼刘伯承的感人情景： 日暮噩耗遍京城，泪雨潇潇天地倾。 垂首山川思梁栋，举目九天觅帅星。 渊渊韬略成国粹，昭昭青史记殊荣。 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 刘伯承，你的名字永远不会消失。 刘伯承，你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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