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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温州踪迹


  温州浙江第十中学原系温州府学堂,创办于1902年,校舍是原来的中山书院,辛亥革命后改为省立第十学堂。翌年,“学堂”改称“学校”。第十师范学校前身为温州师范学堂。1923年实行新学制,十中和十师合并,仍称省立第十中学,分中学部和师范部,前者设在仓桥的十中,后者设在道司前的十师。学校研究部部长兼图书馆主任金嵘轩浙江瑞安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和章太炎、陶成章等革命党人有过交往,富有民主主义思想,是浙江著名的教育家。朱自清就是由他提议聘请来的。
  在春花烂漫的三月,朱自清带着家小来到了这个位于瓯江下游的古城。先在离学校较近的大士门租了一所房子,不久因大士门失火又迁至朔门西营堂34号。这是一座老式的两进平房,前后都有院子,四周有围墙,靠大门有两间厢房,外面一间当住室,后面一间前半为书房,从学校里借来一张学生自修桌,放在前方的门下,靠墙的0.66米许空隙,放了一张旧籐椅。房子的后半便作了厨房。厢房外面有花墙把大院隔开,自成小院落,种了些花木,环境还颇幽静。在十中,朱自清的教学任务相当重,在中学部教国文,又在师范部教公民和科学概论。他教学认真,态度严肃,在课堂上极力向学生传授新知识,播种新文学种子,又讲究教育方法,注重教学效果。当时一个学生有生动的回忆:朱先生来教国文,矮矮的,胖胖的,浓眉平额,白皙的四方面。经常提一个黑皮包,装满了书,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数紧,课外还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①
  同学们开头都不习惯,感到这位老师特别嗦多事,刻板严厉,因而对他没有好感。但日子一久,看法起了变化:说起教书的态度和方法,真是亲切而严格,别致而善诱。那个时候,我们读和写,都是文言文。朱先生一上来,就鼓励我们多读多作白话文。“窗外”、“书的自叙”……是他出的作文题目,并且要我们自由命题,这在作惯了“小楼听雨记”、“说菊”之类文言文后的我们,得了思想上和文笔上的解放。②朱自清还创造了特别的作文记分法,他要学生在作文本首页的一边,将本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另一边由他记分,首格代表90分到100分,次格为80到90分,如此顺推下去。每批改一篇就在应得分数格里标上记号,学期结束时,只要把这些记号连接起来,就出现一个升降表,成绩的进退便一目了然了。这种记分法,大大诱发起学生对写作的兴趣,激励了他们学习的进取心。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中学部师范部各年级,都争着要求他上课,朱自清只得奔波于两部之间,尽量满足学生的要求。学生们也常到他家里拜访,向他请教问题,三三两两,络绎不绝,简直是门庭若市了。其中有一个刚从日本回来的学生,他的父亲特地托朱自清指点。这个学生是在日本受的教育,对国文一窍不通,朱自清便告诉他,文字的运用和艺术的境界是国际性的,所不同的,只在使用的符号,即文字的不一。要他在这一原则下去领会自己国家的文字。又选《辛夷集》为他讲解,花了近三个月时间,并经常和他闲聊,锻炼他的汉语能力。时间一久,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时老师要他邀集一些同学一起到三角门外,去看妙古寺的“猪头钟”,到江心寺后看古井,渡瓯江去白水,坐河船去探访头陀寺,相处十分欢洽。
  十中校景颇佳,学校与雁荡山相对,位处瓯江之滨,校园东南隅,原是一座林木蔚郁,曲径回环的园囿,叫做籀园,在道司前原校址西首,又有一栋朱柱飞檐,庄严典雅的亭院,名曰怀籀亭,这是为纪念清代温州大儒孙治让而筑的,孙治让字仲容,号籀蚌。在十中仓桥分部后面有座小山叫中山,晚清中山书院就设在这里。朱自清对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学很有感情,特地为她写了一首校歌:雁山云影,瓯海潮淙,看钟灵毓秀,桃李葱茏。
  怀籀亭边勤讲诵,
  中山精舍坐春风。
  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
  歌词言简意深,既有对学校环境的赞美,又有对教育业绩的歌颂,有对过去贤儒的景仰,又有对当前学界的期望,而茵蕴于中的是朱自清对教育事业的殷殷之情。
  在温州,朱自清生活比较平静,一家四口和睦相处,武钟谦朴素娴静,朱自清出去上课,她一定要送到大门口,立在小径上,等到望不见背影才回去。她为人和气,来了客人,总是笑脸相迎,殷勤招待;又很勤劳,烧饭、洗衣、纳鞋底、带儿女,家务活做个不停,把小家庭料理得舒舒服服。
  经过一番思想整理,朱自清的心情略趋平定,有时心头竟也浮起一丝愉悦的情绪。
  东风里,
  掠过我脸边,
  星呀星的细雨,
  是春天的绒毛呢。
  ——《细雨》东风荡荡、细雨镑镑,人在和风春雨里,大地充满了生机。这是写景,也是抒情,那东风化雨,生意镑镑的画面,抒发的恰是他有动于衷的喜悦襟怀。这首小诗也明显地表现了朱自清捕捉语言形象的功力,他以“绒毛”来比喻春天的细雨,十分贴切而准确地抓住了具体事物的特征。直诉于人们的视觉、感觉和触觉,把春雨的暖和、纤细、飘忽等特点形容尽了,以清新流丽的语言,勾勒了一幅抒情小画,真切地表露了自己刹那的感兴。
  四月间,他给俞平伯信中说:“我们不必谈生之苦闷,只本本份份做一个寻常人吧。”他不无感慨地说:“B!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寻一安心立命的乡土,使心情有所寄托,使时间有所消磨,使烦激的漩涡得以暂时平恬。”又说:“在未有厌弃生活的决心以前,不得不暂时肯定它。这种对于生活暂作肯定观的态度,既没甚理由,尤非不可变更,仅仅表明我们对于生活尚未完全厌倦而已”。这时他只想立定脚跟,老老实实地做些自己所乐意做的事。到了夜里,人们可以望见他小书房窗口射出荧荧的灯光,不到更深不会熄灭。
  自从走出校门步入社会以来,生活的担子把朱自清压得喘不过气来,对旧家庭翁姑婆媳间的矛盾,朱自清见过很多,也曾有亲身的经历,为此感到过痛苦,这在他《转眼》、《毁灭》等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露。在台州时,他曾以此素材开始构思作品,这时他把它写成了,这就是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笑的历史》。作品通过一个名叫小招的少妇的凄婉诉说,揭露了旧式家庭对一个青年妇女的精神迫害。小招未嫁时,是个天真活泼很爱笑的姑娘,她的娘说她:“笑得像一朵小白花,开在脸上,看了真受用”。她的笑成了母亲的安慰,“家好像严寒冬天,我便像一个太阳。”可一出嫁,笑便结束了,初到夫家,“满眼都是生人”,像“孤鬼”一样,在翁姑的胁迫和妇道的规范下,她动辄得咎,一笑翁姑便不愉快,说她“没规矩”。她终于懂了,“男人笑是不妨的,女人笑是没规矩”,于是笑便少了。后来,家道中落,丈夫赚钱不多,她便成了家人的眼中钉,婆婆怕她“爬上头去”,便常常挑剔,使她“仿佛上了手铐脚镣,被囚在一间牢狱里”,渐渐由爱笑而不敢笑,进而由不笑到爱哭,甚而讨厌别人笑了,听到笑声,心中就有说不出的难受。《笑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妇人笑的消失代之以哭的悲酸生活史。它通过小招从笑变哭的前后绝然不同的生活道路的描写,为在旧道德、旧家庭的重压下中国青年妇女的痛苦遭遇,发出悲愤的控诉。朱自清对这篇小说并不满意,说它“材料的拥挤,像个大肚皮的掌柜”①。六月,小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反响十分强烈,社会效应极好。一个商人说,他读了《笑的历史》后,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悲哀”,因为作者“把现代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冷酷的,不人道的待遇,用极深刻的描写,涌现于吾人眼前,活现现的,写出一个纯洁烂漫真率而无抵抗的女子;一个柔弱而被征服的女子”。②转眼间暑假到了,朱自清带着又已怀孕的妻子和儿女回到扬州探望父母。
  八月初,他和俞平伯到了南京,两人思想都比较苦闷,为了舒畅一下心怀,一个晚上,他们乃一起去秦淮河划船。朱自清以前来过一次,俞平伯则是初游。秦淮河原是茅山西面一条天然水系,是万里长江的自然支流。“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到了明清之际,秦淮河成为王公贵族纸醉金迷之地,“画船箫鼓,昼夜不绝”,演出了不少凄艳哀绝的风流韵事。
  秦淮河里有两种船,一是大船,舱口阔大,可容30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一是小船,也叫“七板子”,规格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更称心的是舱前甲板上,放着两张藤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景色。这时正是夕阳方下,皎月东升时刻,朱自清和俞平伯乃雇了一条“七板子”,于桨声汩汩之中,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夜幕慢慢下垂,在薄霭和明漪里,两人听着悠然间歇的桨声,坠入历史的梦幻之中。他们谈论明末秦淮河的艳迹,回忆《桃花扇》描写的情节,神往六朝金粉景象,仿佛又重见当年画舫凌波笙歌彻夜的繁华。在漾漾的水波,黯淡的灯光中,七板子飘飘然御风而行,划过利涉桥,从东关头转弯,便到达大中桥。通过大桥拱,河面顿然开阔,淡淡的月,衬着蔚蓝的天,河中纵横着画舫,悠扬的笛韵夹着切切的琴声。这时暑气渐消,清风习习,水静静的冷冷的绿着。船夫将七板子停了下来,河里热闹极了,轻轻的影,曲曲的波,歌声琴声合成别有风味的韵律。朱自清向来枯坐案头,心灵枯涩久了,现在一经大自然的润泽,有点疯狂不能自主了。在他停泊的地方:
  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①朱自清尽情地欣赏着这灯月并存,月色与灯光交相辉映的美景,心中不禁欢呼:“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正在这时,一只歌舫划了过来,一个伙计跨上他们的船头,来人年纪不大,神气狡猾,把一本破烂的手折塞了过来,笑说:
  “先生,小意思,点几出吧!”
  朱自清原以为歌妓早已取缔了,谁知她们仍在秦淮河里挣扎,心中不免张皇。他勉强地将那折子翻了翻,赶紧递还给那汉子,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
  伙计把折子塞给俞平伯,洒脱的俞平伯掉过头去,摇手说:“不要!”
  那伙计又把折子塞给朱自清。俞平伯要看看他是怎样对付的,心中暗道:“自认已经摆脱了纠缠的他,如今是怎么辩解?”
  果然,朱自清的脸红了,十分窘迫地拒绝了那伙计。过了一会儿,他对俞平伯说:“你不知道?这事我们是不能做的。”
  理由主要两点:一、接近妓者是一种不正当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康的职业,对她们应有哀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去听她们的歌。他就在这种道德律的压迫下,抑制住自己喜欢听歌的愿望。继后,歌舫又连续两次来纠缠,都被他们拒绝了。朱自清由此心中十分不安,感到这些歌妓的身世值得同情,自己这样做似乎太使她们失望了。为了怕歌舫再来,他对船夫说:
  “我们多给你们酒钱,把船摇开,别让他们来。”由是,船在冷清月色的相伴下,慢慢地荡了回去,但朱自清的心情已经不能平静,他起坐不宁,既懊恼、又惆怅,对那仲夏之夜的秦淮美景也无心欣赏了。森森的水影,疏疏的灯火,两人默然相对,听着那汩汩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船靠岸时,才猛醒过来,在素月凉风相伴下,他们背着秦淮河悄默地走去,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
  开始时淡淡的喜悦,结束时淡淡的哀愁,这次夜泛真有点高兴而来索兴而归了。本想放形山水,纵览风月,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陶醉片时,谁知却被妓船的出现而扰乱了恬静的心境,朱自清毕竟未能真正超脱,他的心灵还摆脱不了现实的纠缠。
  第二天,两个朋友分手了;这次他们在南京相处了四天。
  暑假结束了,朱自清立即回到温州第十中学上课,但秦淮夜泛的感受,却如海潮般不时地拍击着他心灵的防堤,激起强烈的创作冲动。近来他对散文创作颇感兴趣,10月11日夜晚,他就以这次秦淮夜泛为题材,写一篇散文。灵巧地扣住月亮、灯光、河水三者关系的变化,细察其中风味,从而精勾细绘了盛夏之夜秦淮的好景奇观,通过“满船尽是历史重载”,到“船里满载着怅惘”的情感变化过程的描写,抒发了自己无法摆脱现实纠缠的痛苦。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俞平伯也在这时写了同名的散文,由是两篇同时在《东方杂志》21卷2号上发表了。两篇作品题材相同,所感所思却不一样,各有独自的风格特点,成为现代散文史上的一桩佳话。王统照说:“文笔的别致,细腻,字句的讲究,妥帖,与平伯的文字各见所长。总之,在那个时期的白话散文中,这两篇都颇动人,流传甚速。”①也在这个时候,朱自清还和俞平伯讨论了关于文艺理论的问题,在俞平伯的“启示”下,他写了一篇论文《文艺的真实性》,以真实为标准,将文艺创作分为数等,认为“自叙性质的作品,比较的最真实,是第一等”,原因是“一个人知道自己,总比知道别人多些,叙述自己的经验,总容易切实而详密些。”以为“近代文学里,自叙传性质的作品一日一日的兴盛,主观的倾向一日一日的浓厚;法郎士甚至说,一切文艺都是些自叙传。这些大约就因为力求逼近真实的缘故。”他把这称之为艺术的“求诚之心”。在文章中,他还强调观察的重要性,追求艺术的“个性”,主张要“仔细下一番推敲的工夫,体贴的工夫,才能写出种种心情和关系”,以为“人性虽有大齐,细端末节,却是千差万殊,这叫做个性。人生的丰富的趣味,正在这细端末节的千差万殊里。能显明这千差万殊的个性的文艺,才是活泼的、真实的文艺。自叙传性质的作品,确能做到一大部分,叙述别人的事,却就难了。”文章结尾写道:“我们要有真实而自由的生活,要有真实而自由的文艺。”这种文学见解,反映了朱自清当时的美学思想,决定了他此后的创作倾向和基调,这篇文章不啻为他的文艺创作的宣言书。
  在温州十中,朱自清新交了几个朋友,其中有数理及国画教员马孟容和马公愚两兄弟。马家是温州“书画传家二百年”的望族,家在百里坊,离朱自清的四营堂住处很近,宅里种有许多花草,客厅四壁挂满名人字画。一有空闲,朱自清就到马家赏花品画,有时还带妻子和子女一起去,两家相处很熟。朱自清很欣赏马孟容的画艺,遂向他索讨。一天,马孟容画了一幅画送给朱自清,并请他题诗,朱自清十分高兴,拿回家去细细品味,这是一幅尺多宽的小小横幅:上方的左角,斜着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长;当纸的直处三分之一,横处三分之二。帘子中央,着一黄色的,茶壶嘴似的钩儿……从帘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缠的海棠花。花叶扶疏,上下错落着,共有五丛;或散或密,都玲珑有致。叶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黄色的雄蕊历历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娇娆了。枝欹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枝上歇着一对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帘里。一只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儿半睁半闭的,似乎在入梦之前,还有所留恋似的。那低些的一只别过脸来对着这一只,已缩着颈儿睡了。帘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些痕迹。①朱自清看这幅画布局经济,设色柔丽,情韵绵厚,精彩动人,十分喜欢。不禁浮想联翩:为什么在这海棠妩媚、圆月朦胧之夜,枝头好鸟却双栖而各梦?那只高踞枝头的八哥又为何撑着眼儿不肯睡去呢?它到底等待什么?是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还是舍不得那疏疏的帘儿?蓦地他忆起苏东坡咏海棠诗有“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之句,忽然触着,恍然大悟:原来八哥不睡乃是等那没有出现的卷帘人。他以独自丰富的想象来理解画面的内容,以自己深浓的情怀来品味画中意境,激动之余,不能自制,乃将感受写成一文,以志这段赠画的因缘。
  过了几天,他来到马宅,对马孟容表示自己对这幅画极为欣赏,说经过细细领略之后才悟出其中韵味,鸟儿之所以在花好月圆之夜不肯睡去,原来是画中还有一个玉人在。他拿出题为《“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的文章绘画家,笑说:“先生嘱题诗,不敢承命,姑以小文塞责,以文换画吧!”温州山水颇佳,名胜古迹很多,罗浮雪影,沙汀渔火,翠微夕照,孟楼潮韵,吸引了历代无数诗人墨客探胜寻幽。朱自清功课繁多,天天忙于编讲义,改作业,还要为文艺青年批阅不成熟的作品,没有时间去游逛山水。在温州东南十多公里处,有座仙岩山,相传是黄帝曾修炼于此,因有仙迹,故有此名,属瑞安县管辖。仙岩有三条爆布:龙须瀑、雷瀑、梅雨瀑。朱自清刚到温州时曾去过梅雨瀑一次。10月的一天,天气薄阴,马公愚和另外两个朋友,陪他一起去玩仙岩,先到仙岩寺,再到梅雨亭,亭在梅雨潭侧,原名观瀑亭,因游人可以在那里坐观飞瀑。老百姓则称它为“梅雨亭”,因瀑布从上面冲下,一经岩石撞击,便丝丝点点,纷纷扬扬,犹如江南四、五月间梅雨。这个亭蹲踞在突出的一角岩石上,上下都是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翼浮在天宇,三面都是山,底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天上有几片流云,岩面与草丛都很润湿,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朱自清坐在亭上观赏着飞花碎玉的瀑布,过了一会,走出亭子立在崖际,附身察看潭水。马公愚立即制止,对他说这太危险了,便领他攀着乱石,附着身子穿过一道石穹门,来到汪汪一碧的潭边。那绿色的潭水像一张极大的荷叶铺展着,朱自清站在水边,为那潭水的绿而惊诧了,他的心随着那绿水面摇荡,诗的灵感突然迸发,无数绚丽而神奇的想象在他的脑际涌动: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①朱自清风趣地对马公愚说:“这潭水太好了!我这几年看过不少好山水,哪儿也没有这潭水绿得这么静,这么有活力。平时见了深潭,总未免有点心悸,偏这个潭越看越爱,掉进去也是痛快的事。”过了一会儿,又说:“这水是雷潭下来的,那样凶的雷公雷婆,怎么会生出这样温柔文静的女儿?”他表示回去后一定要写一篇梅雨潭的文章。
  这就是作于翌年,即1924年2月间的《绿》。朱自清写作力求创新,要写自己“独得的秘密”和“新异的滋味”,山水纪游写瀑布者很多,有关描写梅雨潭的诗篇,前人也多属意于此,如永嘉学派的陈博良《梅雨潭》一诗,就有“怒号悬瀑从天下”之句。朱自清不愿掉进前人窠臼,乃另辟蹊径,着力描绘潭水的“绿”,通过和北京什刹海拂地绿杨,杭州虎跑寺旁深密的绿壁,以及西湖的波、秦淮河的水的对比,利用想象来诱导读者,使他们沿着他所提供的对立形象所规定的线路,去进行联想,从而恰到好处地捕捉到那令人惊诧的奇异的“绿”。以高明的艺术手腕为现代游记散文,提供了令人神醉的艺术范型。
  继后,他又在几个朋友相伴下,玩了白水癟,“癟”是闽越方言,即指瀑布。白水癟在瓯江北岸罗浮山的中段,离温州约五里,不大有名,因为水太薄又太细,有时还闪着些须白光,待你定睛看时,却又只剩一片飞烟了。但朱自清却为那似有若无的薄流所吸引,神往其间,幻影叠生,获得与梅雨潭不同的美的享受。
  永嘉山水虽然秀丽,但社会现实却相当丑恶,它时时给朱自清以强烈的刺激,使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朱自清住处四营堂靠近瓯江码头,那里没有深宅大院,多是平屋瓦房。住的大都是小贩、搬夫、店员、小手工业者,他们靠自己劳力挣扎活着,日子过得十分艰辛。一天,朱自清正和孩子们在吃饭,武钟谦进来叫他看一件奇事:房东家里有人只花了七毛钱就买来了一个五岁的女孩子。朱自清看那孩子端端正正坐在条凳上,面孔黄黑,衣帽却还整齐,看不出她的生命如此低贱的印记,心中十分纳闷。武钟谦告诉他,这孩子没有父母,是她哥嫂将她卖给一家银匠铺里的一个伙计,这伙计没有老婆,手头很窘,而且喜欢喝酒,是个糊涂人。朱自清听了更是难过,唉,人相卖,原是人类处于蒙昧状态时产生的罪恶,理应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而灭绝,谁知在20世纪的今天,居然堂而皇之的存在着。“干什么得了七个小钱,就心甘情愿的将自己的小妹子捧给人家呢?说等钱用?谁也不信,七毛钱得什么急事!”面对这一罪恶事实,他不由沉入了对现实社会的思索和对民族文明的反省。
  朱自清对温州十中有感情,和同事相处也极融洽,可是为了生计,他却不得不于1924年二月下旬,离开温州到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去任教。在温州十中,他每月薪金是30多元,那时物价不高,一担谷子才一元大洋,按理收入不算低。但是学校经常欠薪,二、三个月发一次薪水是常有的事,甚至一个月只给十元以维持生活;而朱自清的家庭负担重,去年11月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一家五口要维持,同时还要赡养父母,偿还宿债,经济十分掣肘。为了节省开支,他只得一个人去宁波,把家眷留在温州,怕妻子照顾四个儿女忙不过来,只得将老母从扬州老家接来帮忙。
  朱自清到达宁波四中时,适值学制改革,中学与师范合并,学校将中学六年分为三段,前二年为初中,中二年为公开高中,后二年为分科高中,分文理二科。朱自清担任文科国文教员。他不用部颁教科书,自编教材,将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等编列进去,他教学一贯严谨,备课充分,讲究方法,循循善诱,深受学生的欢迎。学生们常去他住处求教,他每问必答,绝不敷衍了事,因为来访的人多,索性在屋中放一张桌子,让学生们环桌而坐,他不厌其烦地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或释疑语义,或阐明语源,或传授方法,往往长达数小时。
  在宁波,朱自清没有什么朋友。一天,俞平伯突然来访,他大喜过望,乃邀他到李荣昌酒店小酌,那儿的特色是野味,有竹鸡、鸽、鹌鹑、水鸭、麂肉等,丰腴珍肴,摆了一桌,要了二斤酒,在嘈杂市声,暗黄灯火里,把酒谈心。朱自清足足喝了一斤半,酒罢又吃上虞名点炒年糕,回到宿舍,他已不胜酒力醉倒了。继后,潘漠华也来了,两人结伴玩了一天,在竹州吃茶,登天封塔,游薛福成的后花园,小亭错落,池水一方,满蔽浮萍,颇有雅致。他比较喜欢那里的螺髻亭。在四中教师中,他和夏丐尊交往较多,夏是上虞松厦人,公元1886年生,大朱自清12岁,曾在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执教,和鲁迅同过事,后又在浙江一师教书,1921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经刘延陵的介绍而结识朱自清。1924年回家乡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同时在宁波四中兼职,教作文课。他为人正直,学问渊博,和朱自清一样,不用统编教材,自编“文章作法”,朱自清对他的讲义十分赞赏。为了给学生创造练习和写作的机会,他和夏丐尊竭力倡导印行校刊《四中之半月刊》大量发表学生文章,而这些习作大都经过朱自清修改润饰的。当时四中文学社团很多,1923年就成立有“雪花社”,这时他们又编行《大风》刊物,宣传民主思想,抨击封建势力,朱自清曾给予具体指导。除《大风》外,尚有其他刊物,只要他们需要,朱自清都给予大力支持。
  改革后的四中,学生有较多课外活动及自习时间,朱自清乃建议校方聘请校内外名师、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方光焘、刘延陵、恽代英、陈望道、杨贤江等都应邀作了讲演。9月19日,他也作了《我们对于文学态度》的演讲,主张文学要表现“时代的要求与理想”,作者要有“深厚的同情”和“积极的态度”,认为“觉得感情无谓者,宜节产”。宁波文学研究会成员不少,且多为四中教员,朱自清和夏丐尊等筹划成立宁波分会,以四中为阵地,约请会员聚会,研究“文学与人生”的问题。在他们活动下,宁波的文化生活大为丰富了。
  但是,朱自清对宁波的生活不大习惯,常常怀念温州山水和友人,家眷又不在身边,十分孤独。烦闷之余,开始喝酒、抽烟,时时想念妻子和儿女。在三月间写的《别后》一诗,对当时的生活和心情有真实的反映:成日坐在有刺的椅上,老想起来走;
  空空的房子,
  冷的开水,
  冷的被窝——
  峭厉的春寒呀!
  我怀中的人呢?
  你们总是我的,
  我却将你们冷冷的丢在那地方,没有依靠的地方!
  我是你唯一的依靠,
  但我又是靠不住的;
  我悬悬的
  便是这个。
  1923年春,叶圣陶经朱经农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任编辑。1924年4月,朱自清与叶圣陶、俞平伯等商议再度合作出版刊物,传播新文学。第一期由俞平伯负责,大家分头撰文、约稿。由是朱自清乃埋头创作,对温州的生活他已写了两篇,到宁波后他又抽闲写了一篇300来字短文《白水癟》,透过想像的光圈,以简洁笔墨捕捉白水癟既薄又细,闪着白光渺如飞烟的瀑流的神韵。但时刻萦绕在他心头,引起他灵魂震颤的,还是那一幕五岁女孩价值只有七毛钱的惨景。夜里,万籁俱寂,空气清凉,思维流畅,他凭着一盏孤灯,伏案沉思,运用自己思辨的利刃,剖析他亲眼目睹的这件“奇事”。他紧扣住那人货交易的“第一幕”,联想追索这一悲剧的结局,他断定这女孩将来必定被不断卖给“新屠户”,或做婢妾,或当妓女,挨打骂,受凌辱,被残酷地拶榨,在痛苦中打发日子。每日承欢卖笑,任人蹂躏,在惨无人道的迫害中以眼泪消磨一生。他从心中发出如此痛苦的呼告:唉!七毛钱竟买了你的全生命——你的血肉之躯竟抵不上区区七个小银元么?生命真太贱了!生命真太贱了!
  这幕悲剧的根源在哪里呢?他尖锐指出,就在于金钱世界里存在着“生命市场”,所以“生命本来不应该有价格的,而竟有了价格。”在文章的结尾,他愤怒地写道:“这是谁之罪?这是谁之责?”答案似乎没有,矛头所向却是十分清楚的。
  思路一经打开,无数感受如海潮般不断涌来,他不禁想起有一次从绍兴府桥到西兴渡口,乘夜航船的情景。那里的船家有“男女分座”的文明规定。朱自清亲眼看到,一个乡下女人对这样精神文明表示抗议,理由是“男人女人都是人”,而船家却答说:“男人女人都是人,是的,不错。做称钩的是铁,做称锤的也是铁,做铁锚的也是铁,都是铁呀!”于是在这样名教大防的压力下,她只好服从了。另有一个带有城市气的妇女比前一位更勇敢,她硬要和自己一起来的男人同坐,说:“我们是‘一堆生’的!”。“一堆生”?“一堆生”!结果是引起了周围乘客的惊奇和嘲讽,由是在这四面楚歌声中,她也只好屈服了。朱自清是个极善于扣住生活细微进行反复审察的作家,他主张“于每事每物,必要拆开来看,拆穿来看”,“总要看出而后已,正如显微镜一样”。①这一航船文明现象,引起了他对古国文明的深刻反思。他感到航船男女分坐的规矩之所以得以实行,绝非偶然,在它背后有着一个庞大的精神支柱,这就是旧思想、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他透过船上的陋习,于航船一隅,揭发了社会的积弊,原来所谓礼义之邦,实是一个黑暗愚昧的国度。他在这篇题为《航船的文明》文章里,忿怒地指出,所谓“精神文明”,就是“在黑暗里征服了两个女人!”
  四月初,他在写完《温州踪迹》中两篇文章后,心里松了一口气。但一桩往事却无端地如巨石一样在他心中击起了汹涌的波澜。这是由邓中夏的几篇文章引起的。邓中夏在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洪流,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被军阀政府通缉,这年三月在组织安排下,秘密从北京来到上海,经李大钊介绍,改名邓安石在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同时还兼《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他十分关心当前诗坛情况,不时发表文章进行评论。还在温州时候,朱自清就在《中国青年》上看到他写的《新诗人的棒喝》②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邓中夏希望诗人不要“坐在暖阁中做新诗”,要“注意社会问题”,在文章最后他高呼:青年们!醒来哟,谁在你们的周围,
  虎视鹰瞵的,
  磨牙吮血的?
  你们是处在一种什么环境?
  你们是负了一种什么责任?
  春花般的青年们哟!
  烈火般的青年们哟,
  新中国的改造只仗你们了,却不是仗你们几首新诗。
  青年们醒来哟!
  没有多久,朱自清又在《中国青年》上看到《贡献于新诗人之前》①一文,在文章中邓中夏进一步要求新诗人“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最后抄录了他三年前过洞庭湖时所作的两首诗: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
  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怒。
  问今何所世?豺虎满道路。
  禽狝歼除之,我行适我素。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
  秋水含落晖,彩霞如赤柱。
  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
  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
  文章和诗篇均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伟大胸怀。朱自清看后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春天的夜里,他秉笔凝思,情绪涌动,无数历史镜头迎面扑来,他想起邓中夏当年为革命而奔波的情景,忆起自己在平民教育讲演团跟随他到处演说的情形,他似乎又看到了邓中夏叱咤风云的英姿,听到他如春雷般发聩震聋的声音,窥见搏动于他胸膛中的一颗红心。无数动人影像在他脑际浮腾,心潮澎湃,感触深重,于是在茕茕孤灯下,挥笔写诗:你的手像火把,
  你的眼像波涛,
  你的言语如石头,
  怎能使我忘记呢?
  你飞渡洞庭湖,
  你飞渡扬子江;
  你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
  地上是荆棘呀,
  地上是狐兔呀,
  地上是行尸呀;
  你将为一把快刀,
  披荆斩棘的快刀!
  你将为一声狮子吼,
  狐兔们披靡奔走!
  你将为春雷一震,
  让行尸们惊醒!
  我爱看你的骑马,
  在尘土里驰骋——
  一会儿,不见踪影!
  我爱看你的手杖,
  那铁的铁的手杖;
  它有颜色,有斤两,有铮铮的声响!
  我想你是一阵飞沙走石的狂风,要吹倒那不能摇撼的黄金的王宫!
  那黄金的王宫!
  呜——吹呀!
  去年一个夏天大早我见着你,你何其憔悴呢?
  你的眼还涩着,
  你的发太长了!
  但你的血的热加倍的熏灼着!
  在灰泥里辗转的我,
  仿佛被焙炙着一般!——你如郁烈的雪茄烟,
  你如酽酽的白兰地,你如通红通红的辣椒,我怎能忘记你呢?
  他创造性地运用艺术手腕,使想像自由自在地翱翔于感觉世界里,终于在纸上突破空白,塑造了一个用自己双手创造光明的革命先驱的形象,凸显了邓中夏崇高的精神世界,表现了他无坚不摧的性格特征,有力地显示了他改革现实的坚强的意志。在他的笔下,邓中夏就是毁旧创新的革命力量的化身。诗里有歌颂,有诅咒,有自愧,也有向往与追求。整首诗的内容和旋律都是和邓中夏的诗篇相应和,相呼应的,溶注在字里行间的是诗人朱自清无限景仰革命的真情。4月15日,他将诗写毕,立即将它寄往上海《中国青年》杂志;4月26日,这首题为《赠友》的诗在《中国青年》第28期上发表了。
  暑假到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第三届年会,朱自清不是该社社员,但他却想观光。遂于7月1日乘火车到上海,2日和上海的会员一起往南京,本来说好由招待员负责,可以优待买到半票,但闹了半天竟不能办到,朱自清只得自个儿想办法,挤了一身汗才买到一张三等票。7月3日开幕大典,天气很坏,他冒着狂风暴雨坐了黄包车赶去,列席旁听。一到会场,只见车水马龙,黑色的警察和灰色的士兵一片静默肃立,原来有大人物到场。督军齐燮元、省长韩国钧、督办高恩洪犹如三尊佛像,端坐台的正中。齐燮元张开大喉咙训话,他甩腔拖调一字一板地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上做拆字戏法,先讲“教育”,继说“教育改进”,再谈,中华教育改进”,最后则在“社”上大做文章,层层递进,胡说八道。朱自清越听越不是味道,感到这齐督军讲话实在是典型的“半篇八股”。韩省长有一篇开会词发给大家,朱自清看里头有一节论及现在学风的不良,颇有痛心疾首之慨,很想听听他的高见,殊不料他却大谈什么“统一要靠文化”的谬论。朱自清大为扫兴,在他的感觉中,这次所谓教育改进会,实际上只是一幕喜剧,本想列席参加,增长见识,却想不到反惹了一肚子气。
  会议一结束,他马上回到温州和家人团聚。8月4日,他收到亚东图书馆寄来二本《我们的七月》杂志,32开本,形式如书,装璜很美。看了心里很高兴,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阅之不忍释手”。这本杂志在当时文坛上独具一格,别开生面,除封面设计者丰子恺署名外,所有文章都没有作者的名字,封面上印有“OM”编,实乃“我们”的拼音代号。为什么这样呢?几十年后有人问及俞平伯,他解悉道:“之所以《七月》不具名,盖无深义。写作者自都是熟人,可共负文责。又有一些空想,务实而不求名,就算是无名氏的作品罢。”①由此可见他们的用心。朱自清在上面发表作品最多,除《温州踪迹》一组四篇散文外,还有一篇杂文,一首诗,三通信,同时又把《赠友》一诗改名为《赠A·S》重新刊登。A·S乃是邓中夏改名邓安石的英文拼音头两个字母。下一期的《我们》轮到朱自清主编了。
  暑假结束了,朱自清要离家往宁波去了,十中老同事都来送行。这时十中校长是金荣轩,他和朱自清私交甚笃,乃诚恳地约他明春来十中执教,朱自清爽快地答允了。9月5日,他乘船往宁波,半路遇风停驶,泊于楚门,至9日晚才到达,这时四中尚未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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