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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耀明 他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 仅仅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他告别贫瘠的土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当他怯生生地走出广州火车站，映入眼帘的是令他头晕目眩的车流、广告牌、高架桥、摩登女郎…… 与他同行的还有几十个年龄差不多的老乡。他们是县劳务输出部门组织的一批“入粤民工”，被输往珠江三角洲的某家工厂。 第二天，当他脱下那身皱巴巴的衣服，换上全厂统一的工作服时，他从农民一下子变成了工人。 他所面对的劳动对象是：数控机床、电子仪表、进口模具……。 他所置身的工作环境是：博士主管、香港老板、ＱＣ管理、ＩＳＯ９０００！ 他从古老的黄土地走上了现代化的流水线。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他逐渐明白了什么叫成本、什么叫利润、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竞争…… 他到广东打工，原本只是想挣一笔钱，然后回家盖两间房子，讨一个媳妇。可是，当他的见识和资金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终于有一年春节，当他候鸟般地返回家乡过年时，他已经不太热衷于向家里人介绍广东的早茶、麦当劳、卡拉ＯＫ和摩天大楼了，而是默默地跑到县城，去有关部门打听征地的政策，了解投资的环境，咨询钢材的价格，探讨生丝的销路…… 当他激动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一起打工的老乡时，他才发现：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 当他雄心勃勃地打回老家时，他才发现：回老家打天下的也不止他一个！ 他们是一个群体，是打工阶层中脱颖而出的第一批创业者。 昨天，他们从农村走进城市，是为了谋求生存。 今天，他们从城市返回农村，是为了谋求发展。 从走出家乡打工，到返回家乡创业，标志着中国的“打工潮”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打工族的创业潮 今年５月，笔者沿着打工族返乡足迹，赴四川、重庆、贵州和湖南进行采访，热浪滚滚的“打工族创业潮”时时扑面而来。无论是在市长的报告里，还是在县长的谈话里，“打工仔经济”已成为当地十分流行的一个经济名词。 人口大省四川（按３月份统计数字，含原重庆市）向省外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６５０万，目前已有３４万打工仔返乡投资办厂，吸纳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７５万人，产业涉及电子、制衣、纺织、家具、电器、化工、建筑、装饰、食品和机械等行业，并已涌现出１７３位成绩突出的“创业之星”。 紧邻广东的湖南省永州市（原零陵地区），目前已有３。６万打工族返乡创业，办起各种企业１。１万家，总投资６。５亿元，年产值近２０亿元，吸纳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１６万人，并已涌现出３２位成绩突出的“归雁新星”。 概括起来说，“打工仔经济”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独资式 四川泸县玄滩镇通山村青年应世平，１９９１年初中毕业后到广东中山大兴业印刷公司打工，在厂里他学会了胶印、丝印、设计、制版和激光照排等印刷技术。为了锻炼自己的管理能力，他还经常到中山港等单位联系印刷业务。１９９５年，应世平用打工几年挣来的１０多万元，从广东买了３台印刷机，杀回故乡办起了“万能彩色制版印刷公司”，业务范围辐射重庆等６个县市。经过两年多的滚动，积累固定资产５０多万元，今年年产值预计可达到１００万元。万能公司吸纳当地剩余劳动力２０多人，有的工人月薪１０００多元，这在当地算是了不起的高薪了。 贵州省凤冈县土溪镇的曾琼龙也是１９９１年外出打工，在深圳做过工人、技术员和课长，月薪达到２０００多元。去年９月，他投资１１万元，回家乡办起了琼龙食品加工厂，对红苕、洋芋、玉米和百合花进行深加工，为当地农产品提供了就地消化的捷径。 ▲合资式 贵州省德江县煎茶村的苏畅乾等５名青年是县劳动部门输送到广东的第一批打工妹，她们在一家台资刺绣公司打工６年后“凤还巢”，５人合资１２万元，在家乡办起了“煎茶刺绣厂”，吸纳当地劳动力５０多人。她们的原料来自广东，产品销往广东，与广东仍然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重庆市万县的向金发等７名打工仔打工妹，１９９３年到广东南海一家制衣厂打工。今年春节回家，７人合资２０万元，买下当地一家服装厂。他们按照各自的股份和特长，分别担任厂长、生产厂长和销售厂长等职。厂长向金发满怀信心地对笔者说：“赶上重庆改直辖市的好机会，我们的厂子一定大有作为。” ▲外联式 湖南省祁阳县潘市镇的李海秋在广东打工多年后，联合香港哥罗有限公司引进资金２３００多万元，回家乡投资办起了年产３万吨特种钢的“开利钢铁有限公司”，开发生产出齿轮钢、轴承钢等８个新产品。 湖南省宁远县太平镇的欧阳楼生联合他的广东老板，引进资金４００多万元，自筹资金１８０万元，办起了一家胶合板厂，并开发了一处２万株规模的泡桐生产基地。 ▲转移式 四川省宣汉县隘口乡青年李继，早在１９８８年就到深圳宝安区打工。１９９１年，他在宝安开了一家川味小吃店，生意很红火。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宣汉县在深圳举办招商会，县长亲自找到他，希望他为家乡提供致富信息，同时也欢迎他回家乡投资。家乡父母官的一番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动了他。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９岁的李继返回故乡得胜场村，投资４０万元办起了一家制衣厂。去年年底，他又投资２０万元，办起了一家农副产品加工厂。 ●被故乡视为另一种“外商” 据《中国农村劳动力通讯》的调查，在中国现有打工一族中，有１３。３％的人计划回乡办企业，有２４。３％的人有回乡当个体户的打算。 当年他们离开家乡时，也许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当他们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接受了时代的洗礼后，就会重新审视家乡的价值。当他们具备了开发家乡的能力时，就会利用家乡独特的资源、广阔的市场以及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去圆自己的老板梦。 “打工仔经济”虽然刚刚起步，但在那些贫困而寂寞的土地上，他们的“创业潮”已经引起了当地政府和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四川省金堂县向省外输出劳动力１３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１／８。其中，仅在广东东莞市厚街镇打工的金堂人就有３万之众，所以人称厚街为“小金堂”。 早在１９９５年，也是打工仔出身的成都金飞建筑装修工程公司总经理肖远贵就敏感地意识到：这１３万金堂游子每年寄回家乡三四个亿，假如能够吸引他们回乡投资，那将是一个潜力很大的财源。可是，如果他们把资金分散在各个村落，那就不便于汇聚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物资等有利条件，从而无法形成规模经济。那么，可否在金堂搞一个类似于深圳华侨城、上海归国留学生高科技园式的开发区呢？ 为了论证这个想法的可行性，１９９５年７月，肖远贵派曾在深圳打过工的两名员工专程赴东莞、深圳、中山和番禺等金堂打工仔集中的地方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 月薪千元以上打工族月薪千元以下打工族不再适应过去生活者９５％９５％有独立创业愿望者７１％２０％希望进厂就业者２９％８０％愿意进城买房者９８％４０％ 调查报告摆在肖远贵案头，他信心百倍地拍板决定：建一个打工仔投资区，名字就叫“金堂故乡城”！ １９９６年１月，“金堂故乡城”正式上马，占地２２００亩，总投资规模１个亿，计划用５－１０年时间吸引２－３万回乡创业者。 规划中的“金堂故乡城”包括商贸区、工业区、住宅区、休闲娱乐区、教育医疗区和集体农庄区。目前，投资１６００万元的一期工程——商贸区已初具规模。 今年春节前夕，“金堂故乡城”管理办公室向金堂外出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发出２万多封慰问信，那句“金堂故乡城，浓浓故乡情”的广告词，激发了许多打工仔打工妹的创业热情。他们利用回家过年的机会，纷纷赶往“金堂故乡城”进行考察。一些没回来过年的打工仔还写信委托家里人前去探问。目前，“金堂故乡城”一号楼已告售罄，已预订铺面或商品房的那些打工仔纷纷表示：要把“金堂故乡城”建成“小厚街”！ 在湖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湘江北去，民工南下。” 湖南省目前输出劳动力４８０万，其中仅在深圳的就有３５万。 永州市是湖南省的劳务输出大市，全市输出劳动力７０多万人，打工仔们去年寄回的劳务收入将近２０亿元。 近两年来，永州市结合“大郊区战略”（建成广东的大郊区），积极推行“回引工程”，鼓励和引导外出打工仔打工妹们“交一位朋友、联一位老板、找一个项目、引一笔资金、办一个企业”。为此，永州所属各县还在广东一些城市设立了４７个“永州打工人员服务站”。 截至目前，永州市通过打工仔引进资金６０００多万元，引进技术１２００多项，开发新产品５００多种。其中宁元县的回乡打工仔创办企业７４０多家，年产值占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一些“打工能人”还被提拔为村干部。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去年在永州考察期间，对“打工仔经济”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全国８０００万民工，自己在培养自己，国家没花１分钱，这是巨大的人力资源投资。８０００万民工，只要回去１／３或１／４，家乡就要起变化。” 不过，“打工仔经济”小荷才露尖尖角。打工仔的翅膀虽然硬了许多，但毕竟离开家乡多年了，对家乡的政策、市场和环境都比较陌生。他们还需要家乡给予很多的扶持和帮助。四川省政府于是于今年１月专门组建了“创业之星工作委员会”，将宗旨定位于：为回乡打工仔提供政策、法律、信贷和人才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为回乡打工仔提供科技和经贸信息；促进打工仔企业与科技界及其它企业界交流与合作；维护回乡创业打工仔的合法权益。 此外，“创业之星工作委员会”还在筹建一个以成都东嘉集团为核心的股份制企业－－四川省创业之星集团，凡回乡创业的打工仔，均可以股份的形式投靠创业之星集团这棵大树。集团将利用自己的综合优势，帮助成员企业开发产品、开拓市场。 此外，四川省政府《关于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办企业（实体）的若干优惠政策》亦即将正式出台。文件规定在征地、贷款和税收等方面，将对打工仔给予优惠。 四川省劳动厅副厅长、创业之星工作委员会主任叶文志在解释这份文件时说：“我们对回乡创业的打工仔要象对待外商那样给予优惠。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外商’，正象沿海地区那些二三十年代‘下南洋’的打工仔一样，他们现在以外商的身份纷纷到家乡投资；我们内地这些八九十年代的‘下沿海’的打工仔，现在也开始返回家乡投资来了。所以，我们要热烈欢迎、热情帮助。” ●打工族创造的无形资产 在四川、贵州等地的一些偏僻小镇上，很多小商店都挂着这样的牌子：“代办到东莞（长安、厚街）直通大巴，×日发车”、“代办到中山（经南海、顺德）直通车，×日入粤”…… 同时，这些小镇的店铺有不少打着“广式”招牌：“粤美发廊”、“穗雅时装店”、“深圳西饼屋”…… 由此不难发现打工大潮对内地的影响、沿海文化对内地的辐射。然而，“打工潮”的意义不仅于此。 人口流动是由种种落差造成的。然而，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莽撞地闯进城市之后，却在不自觉地缩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以及地区差别。 这些从第一产业分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中国城市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积累。 同时，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在城市实现了巨大的商品价值，为中国农村发展第一产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本积累。 以东莞为例，这里的打工仔打工妹去年汇往家乡的资金达８６亿元，平均每天２３００多万元。 四川省（含当时的重庆市）去年收到出省打工族汇款２０２亿元，相当于全省全年的财政总收入。其中一些县的汇款数倍于全县的财政总收入。 事实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打工潮”到“创业潮”的历史跨越也已经清楚地表明：沿海地区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不仅仅是解决了几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不仅仅是寄回了几百亿劳务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中西部地区未来的发展培养了一代人！ 中国目前有流动人口８０００万，其中青年人口为６０００万，平均年龄是２３。４岁。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工潮”堪称又一次“青年大迁徙”。 中国的上一次青年大迁徙是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迁徙总规模为１８００万人。 然而，打工青年却比插队青年幸运得多，打工青年在发达的城市呼吸着商业文明的气息，感应着工业文明的熏陶，体验着竞争时代的冲击，接受着市场经济的洗礼。这几乎是每一位成功人士最基本的原始积累。 四川人喜欢把珠江三角洲比作“中国市场经济学院”，他们根据打工的地点还分出“深圳分院”、“顺德分院”、“中山分院”……根据打工的工种又分出“电子专业”、“制衣专业”、“电器专业”、“酒店管理专业”…… 湖南人把８０年代南下的打工仔叫做“黄埔一期”，把９０年代南下的打工仔叫做“黄埔二期”。 贵州人认为“招工等于招生”，他们喜欢把外出的打工仔美名其曰“留粤生”、“留沪生”、“留京生”…… 四川省劳务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沈亮认为：“打工仔返乡创业，意义并不在投资本身，他们带回了比投资更有价值的观念和技术，这是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 湖南省宁远县一位镇长则把打工仔称为“四有能人”，即：经商办厂有本钱，生产经营有技术，管理企业有经验，产品销售有门路。 贵州省罗甸县委、县政府在１９９５年发出文件，鼓励县直机关和各乡镇３０岁以下的青年干部、新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也去沿海地区打工，打工期间保留其行政关系，发放政策内基本工资，但打工时间不得少于两年。今年，罗甸县向省外输出的１万多名打工者中，就有县直机关干部５５人、大中专毕业生３３７人。他们把外出打工当成了培养现代干部的一条途径。 当一个打工仔从沿海地区返回故乡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土头土脑的山里娃了，而是见过世面的“城里人”。他所津津乐道的那些东西，就连乡里的干部也不大明白，什么配额、报关、ＣＩ、Ｈ股、ＭＢＡ……他不但说话的声音变了，走路的姿势变了，重要的是他的脑壳变了！ 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对打工仔评价说：“打工仔从挣钱填肚子、攒钱盖房子，到投资办厂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他们是四川未来加速发展的潜力所在。” 的确，中国农村的巨变，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打工仔从“打工潮”到“创业潮”的大转变！ “回归”是一次新的进军，当一个打工仔踌躇满志地带着资金、技术、信息，带着规划、设计、方案，从遥远的城市返回故乡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一个更高起点上。 昨天，他们依靠体力出来打工，只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家庭的命运！ 今天，他们依靠资本回去创业，则能改变家乡的命运、农村的命运！ □原载《华声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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