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13 文明流放



                  一

  开头,第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们待我们虽算客气,但都只称我们“各位”,“大家”,或者张老李,而不叫“同志们”和“同志”。可是很快,气氛全然改观。
  那是大家正在东片“三间房”吃晚饭的时候,只见房前的岔道上开进来几辆小吉普,从车上下来的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身材瘦削、个头较高的上了岁数的人。大家注目而视,原来是王震将军。他只穿了一身简朴的灰色中山服,外套一件军大衣,足蹬布鞋。他是特意来看望我们这些“右派”的。
  我们立即放下碗筷鼓掌欢迎。随后各人又端起自己的熬萝卜碗,拿着窝窝头,以王震将军为中心,在房前屋后和小山坡上围成一个不成形的人圈,听他讲话。没想到他还是过去的那种老习惯,像面对当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众多将士们那样,放开洪亮的嗓门,第一句就是——“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呵,我们还是“同志”啊!大家立即爆发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有的人还擦了眼泪。
  掌声过后,王震继续讲话。他鼓励我们不要悲观失望。他说:
  “有些地方不欢迎在整风鸣放中跌了一跤的人。我说我不怕,都给我好了。只要参加开发北大荒的,就都是我的同志。”
  说到这儿,他再次提高声调说:“同志们,我欢迎你们!”
  人群又爆发出更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
  王震继续说:“你们虽然犯了点错误,但与龙云们不同,你们还都是国家干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希望你们要吃得起苦,经得起新的磨炼与考验,将来继续为党为人民奉献自己的才华。”
  在谈到我们这些人都还年轻有为、前程仍很光明的时候,他提高了声调问:
  “你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恐怕还不到五十岁吧?”
  人圈中站起来一位穿着黑羊皮翻领大衣的人,手里还端着自己的铝饭盒,用苏州、上海一带的官话回答说:
  “王将军,鄙人今年五十一了。”
  “哦?你尊姓大名?”
  “报告将军:我叫吴绍澍。”
  王震将军半仰着脖子,凝视着眼前的小山头,似乎在回想着什么。一会儿又“哦’了一声,对吴绍澎说:
  “对,想起来了,先生你好像是——原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什么人吧?”
  “将军好记性!”吴绍澎敬佩地说,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简历:抗战中,国民党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副市长;后来因对蒋介石不满,内部倾轧,就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说到这儿,吴绍澎对王震说:“从那时候起,我就和贵党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好得很!”王震请吴绍澎坐下。“朋友们过去为人民事业做过的好事,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吴先生今年五十一,也还不算老,同样有前途。望你保重身体,向前看,在这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要勉强。我也祝你和大家一样锻炼成功!”
  将军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中间不断被掌声打断。在北京,有谁像他这样仍把我们看做“同志”,并说了这许多寄予厚望的鼓舞人心的话?
  他还对我们说,农场就归他统一领导,如果大家对农场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提出来,也可以直接给他写信。
  不久,将军特地给我们拨来一台可以随时移动的两轮发电机。我和一些同志奉命去云山畜牧场场部把它拉来“五间房”。夜晚,我们的草坯房和房前房后都亮起了电灯,成了完达山南麓惟一的一颗“夜明珠”。农场的上上下下也都学着王震将军那样,对我们恢复了“同志”的称呼。

                  二

  最初的劳动,是在山脚下辽阔的翻耕过的田野上10人一组,拉拽24行播种机播种小麦。我们都能够理解,“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但当机械动力和牛马不足的时候,我们这些两条腿的“老黄牛”就是惟一可以派上用场的动力了。所以大伙儿拉得很起劲。每一趟都得拉上1000多米,还没拉上半趟,就把棉袄、绒衣脱得光光的,只穿一件单褂子。
  麦子播完了,我们就在“五间房”下面的水洼子南面,抡大镐,要大锹,用永远不会折断的小碗口粗的大扁担抬土,修筑名叫“五一水库”的土坝,打算拦蓄完达山流下来的涓涓细流,日后既可灌溉农田,又可养鱼放鸭,改善生活。
  工间休息,有人钻进附近的小林子采蘑菇,有人躺在草地上仰望深邃的蓝天,唱起《贝加尔湖之歌》。传说当年苏武牧羊,就在贝加尔湖畔。
  一天上午,水库工地全体丢下工具,钻到水库土坝南边小杨树林里寻找一头猪。这是队里伙房买的一头大肥猪。指导员刘文叫《光明日报》记者尤在去云山场部把它赶回来。个子瘦小的尤在辛辛苦苦地把它赶了半天快到家时,它下了公路一头钻进了小杨树林,尤在东找西找左唤右唤它也不出来,只好把大家都叫来找猪。大家排好队,在林子里翻来覆去地搞了一场“拉网战”也没发现猪影儿,只得败兴而回。有人不无幽默地自嘲说:“这么多知识,硬是对付不了一头猪!”说得大伙儿哈哈乐。
  这时我们吃的是窝窝头、大馇子粥和熬大萝卜,有时也能吃到黑面馒头。那是我们自己轮流去“三间房”的小磨坊,像小毛驴一般整天围着大磨盘磨出来的,从第一过到最后一过,一点儿麸皮都舍不得丢的“一条龙面粉”,又粗又黑。大家把这种面蒸出来的馒头叫做“巧克力疙瘩”,吃起来也真美。
  但是草坯垒成的“五间房”可不美。我们人人几乎都在自己的铺位上空平吊着一块尼龙布、油布或雨衣,以拦截从带树皮的屋梁上掉下来的毛毛虫和虫屎。下雨天,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尼龙布又成了“空中小水库”,兜拦滴滴嗒嗒的漏水。谁不小心猛一抬头,就会哗啦一声碰翻了“小水库”,浇得满草炕都是水,自己也成了落汤鸡,引起哄堂大乐。偶尔也有一两条青花蛇、火赤溜从屋梁上掉下来。一经发现,一声喊打,大伙儿一齐上,就要了它们的命。
  使大家更为兴奋的是北大荒的春天。这片亘古荒无人迹的原野,没有遭受到大自然不肖子孙的蹂躏,没有空气污染。碧蓝的天,白洁的云,漫山遍野的牡丹花、芍药花、黄花菜、桔梗、丹参、刺五加、猪笼草以及多种多样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它们争妍竞艳,色彩缤纷。尤其是,几乎每个晴朗的早晨,东边地平线上的云际间,都会出现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海市蜃楼的景象:树木,田野,房屋,道路,湖泊,马车……美不胜收。
  5月初,雨后的一个大休日,我们男男女女,踏着湿润的小路,到碧翠的森林边缘,一边欣赏布谷鸟和各种山鸟的鸣叫,一边采集各种花草,回到“五间房”培起大大小小的花圃。电影名演员李景波摆开架势,大腿往二腿上一跷,拉起了京胡,商业部的一位块头瘦小而中气很足的“刘老板”,大唱《追韩信》、《借东风》、《空城计》;杨角夫妇和青年画家于善甫、孙承武等人在光洁的桦木板上画画;中央乐团的首席双簧管陈永田,则吹练闪光的黑管,复习从法国专家那儿学来的指功和运气功;我与我们新华社的陈亮、陈封雄以及丁聪、丁耀瓒、朱启平等人,则赛开了桥牌。
  ①一开始,北大荒十天休息一天,故曰“大休”。
  一位青年人,名叫郭冠军,对外文委的俄文翻译,则用典雅流畅的文笔,给他在北京的妻子——来自莫斯科的娜塔莎撰写《完达山书简》;毕业于清华大学高教部留学生司的青年罗相成,在研读厚厚的一本《马卡连柯教育法》;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卓如和外交部国际货币专家孙方——李克农上将的乘龙快婿——围着大花圃谈心漫步;北京电影制片厂剧本编辑部的编辑——被吴祖光称做“小天才”的田庄,则教军医李定国学唱古巴民歌《鸽子》;另外还有不少人在大声练习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李景波的胡琴拉累了,就向别人表演“笑”——各种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不同神情下的笑:大笑、轻笑、阴笑、狂笑、热笑、冷笑……一共37种笑。他边表演边说“笑能治病”,因为笑能使人的心肺和腹部得到锻炼,可以加速血液循环,调节心律;放声大笑,可使面部、胳膊、腿部肌肉放松,从而能够消除烦恼和压抑;笑又是天然镇静剂,可以减轻头痛和背痛。
  另有一些人,更会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他们三五成群,带着小锅和手提式饭盒,背着装有酱油精和胡椒粉的小挂包,到草原上的穆棱河支流去钓鱼。那简直不是钓鱼而是拿鱼、抓鱼。那小河里从未见过人类的鱼,尤其是那种大头胡萝卜似的“老头鱼”,每见人影,就纷纷游上前来娱目欣赏这两条腿站着的玩艺儿。人们求之不得地伸手去抓它们,它们也心甘情愿地让你抓。抓到手立即开膛剖肚,往开水锅里一扔,很快就是一锅白如牛奶的鲜美的活鱼汤。人们啖饱灌足之后,就势在河边上铺开油布,小憩晒太阳。
  写过近600行长诗的诗人戚玲,晒着晒着太阳,突然诗兴大作,写出《溪边小憩》一首:

    芍药金针铺满岗,熏风送暖小溪旁;
    牧羊稚子远归去,短笛无腔下夕阳。

  我们偶尔也看到一两头梅花鹿和狍子。这些鹿和狍子似乎也少见两条腿立在地上的人,常常停足凝望。人们悄没声息地向它们走去,它们就无声地向后退一退;人们往回去,它们又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始终与人们保持二三十步的距离;人们放声吆喝一声,它们才惊跑而去。在惊跑中还要停下来回头张望一番,好像依恋不舍似的,真有趣!
  一天,铁道兵农垦局打电话到850农场,说北京新华总社一位周记者要到云山畜牧场看望正在劳动的右派,叫下面有个接待的准备。850农场打电话到云山畜牧场,云山畜牧场又打电话到第三生产队的“五间房”。三传两传,把“周记者”传成了“周总理”,弄得“五间房”的指导员刘文很紧张。他立即布置杨角带着李定国等人去大路上扎欢迎牌楼。杨角们用不易枯萎的带叶的树枝搭起框架,并用一块红布写了“热烈欢迎”四个大字挂在牌楼上。一切就绪后,杨角站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观赏了一番,大为赞叹地说:“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啊!”
  的确,四望片片林海,点缀着那么一幅红布,颇具诗意。可是忙到最后,才确知要来的不是周总理而是周记者,而且因时间不充裕不来了。尽管如此,白忙了一番的杨角、李定国等人还是觉得忙得挺惬意……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算是流放吧,这也是胜过近代任何国家的相当文明的流放生涯了。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所以有人谱写了这样的歌曲:“完达山下,兴凯湖旁,我们聚集在这里,建设北大荒。”并在“五一”晚会上演唱。
  “五一”晚会在“五间房”之间的草坪上举行。电影演员郭允泰和管仲祥跳起了“芭蕾舞”,李景波改唱了一首苏联少女唱的歌曲。那歌子的原词是“晚霞中有一青年,他徘徊在我家门前。这青年默默无言,只把那眼光闪一闪”,他改唱为一个老太婆的口吻:“晚霞中有一老头,他徘徊在我家门口。这老头一声不吼,只是把眼睛向我瞅一瞅……”直唱得大家前俯后仰。
  总之,人们似乎都在尽量推开忧愁、痛苦和内心思考着的历史与现实。就我个人而言,除了被强行开除出党和骨肉离散的痛苦难以消减而外,原来一度笼罩心头的阴影似已全然消散。

                  三

  不过,文明流放只是生活的一方面,只是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的有礼貌的尊重而言。实际上,我们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生活也相当艰苦。我们住的草坯房子四面透风,树枝编就的草炕拥挤不堪,每个人的很多东西只得摆在外边露天里。窝头、玉米渣子、黑面馍虽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我们到“五间房”20多天,只看到过王震派专人送来的一小捆报纸。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问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这时候的天气已经不很冷,但是变化无常,“一日四季”是常有的事。蓝天白云,烈日当空,突然就能乌云翻滚,骤然雨下,甚至飘夹着雪花,所以常常离不开棉袄。
  但是大家没有怨言,都欢快地苦干着。
  在水库工地,刨土的刨土,抬土的抬土,一刻不停。我和文化部艺术局戏曲处的科长辛若平辛胖子合抬一副筐。抬了几趟觉得还有余力可使,就加了一筐再加一筐,最多时加到四筐。漫画家丁聪和书法家黄苗子合抬一筐,抬了几趟觉得扁担压得慌,就用毛巾、绒衣裹着扁担头,甚至用双手托着扁担头,步履艰难地向前挪,也不肯歇一歇。
  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那个组,军医李定国和《人民中国》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彭阜民合抬一个筐。彭阜民个子矮小,又书生气十足,走在后面的李定国为了照顾他,常把绳子往自己跟前拉一拉,他却认为这不公平,一定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才起步。后来李定国与吴道宏合抬土。吴是江浙人,戴副近视镜,斯斯文文,但干起活来也绝不含糊,也非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不可,人们遂叫他“吴道行(beng)”,说他“修行到家了”。
  抬土的人们大多快步如飞,气喘吁吁,没有可能多说话,只在拿空筐往回去时才轻松地缓口气。抡镐刨土和装筐的人们有时能说说话。外文出版社西班牙文翻译徐培基长得活像普希金,白白净净的瘦长脸,留着大络腮胡,双目炯炯,精力充沛,一边刨土,一边不时用西班牙语唱歌,大家途不叫他徐培基而叫“西班牙”。有时候,他还叽哩咕噜地使劲喊着西班牙语的劳动号子,有人根据他所发的音节笑他说“吃了馒头发烧”。
  带有民歌风味的最有趣的工种是打夯和打破。每铺一段上,打夯的就抬起大木夯使劲地往下砸,边砸边喊号子:“快哟,嘿唷!赶呀,嘿唷!快哟,嘿唷!跑呀,嘿唷,飞啊,嘿唷……”打夯的砸了几遍后,打硪的就上来了。他们八个人散围成一圈,将八根绳子拴紧的石娥高高地抖起往下砸;每砸一次,由一位领头的唱一句,大家跟着喊一声“哼唷”:

    这里的土地肥到了家呀,哼唷!
    插上根筷子会发芽呀,哼唷!
    栽上根木柴也开花呀,哼唷!
    使劲捏一把油花花呀,哼唷!
    等着好汉们来开发呀,哼唷!
    ……

  地上人们欢快地劳动着,空中布谷鸟、云雀、斑鸠、鹤鸦飞叫着,构成了一幅美好的改天换地图。虽然附近的荒草灌木丛中,隐藏着零下几十度也没有被冻死的黄皮蚊子和小咬,人们方便时不得不像欧洲古典贵妇人戴面纱似地戴起防蚊帽,再在屁股后面烧起一把草。也有人风趣地说:“这里只有‘烤股学’而没有考古学!”
  由此,大家也深刻地体会到“北大荒的四件宝”确实很可贵;“雨衣破棉袄,水靴防蚊帽”,而不是“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们越来越熟悉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了。
  6月30日,队部决定彻夜大干,以优异的成绩迎“七一”,向党的生日献厚礼。我们马不停蹄地干了一白天。吃罢晚饭,工地上竖起木杆,拉起电线,安上电灯泡,拉来“五间房”的移动发电机,就拼了命地干起来。
  我们许多人虽然已被开除出党,但“党”,仍然是自己的母亲啊,谁不愿意为母亲的生日献上一份心?
  半夜,虽然人人已累得精疲力竭,抬筐的打着眯吨儿磕磕撞撞地往前走,刨土的装筐的拄着锹镐就睡着了。但有人一声呛喝,“同志们,加油啊,坚持到最后!”大家又都抖擞起精神干起来,一直干到7月1日太阳出来。吃罢早饭,稍稍休息一会儿,就又接着干。如果7月1日休息一整天,那还叫什么献厚礼?

                  四

  这时,片片草原已绿浪滚滚。每一座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密匝匝的嫩草千红万紫。那叫“五花草”,牲口最爱吃。
  云山畜牧场场部未雨而绸缨,决定从“五一水库”抽调近百名作风踏实、劳力最棒的青壮年“右派”,组成一支打草队,我也被挑选在内,由原是上尉军官的水库指导员刘文率领,到云山场部支援畜牧二队抢打开放着五颜六色小花的“五花草”,为几百头奶牛、黄牛和骡马贮备越冬草料。
  这打草,与我们在苏联影片中看到的顿河哥萨克壮汉们的打草方法完全一样。草场都是远离开垦过的大田区的山坡小林间没人踏过的处女地,既无人烟,也看不到走兽,只有山蝴蝶、蜜蜂、牛蛇、小咬和草丛中的多种虫类。
  大家进入草地,就像投入了花的海洋一般。每人一把大钐刀——用一丈多长的小桦树杆做成的刀把儿,两寸多宽、半米多长的钐刀片,左手握着刀把儿的上部,右手握着刀把儿中间“A”字形的扶手,从左到右,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排成相隔十来米的像台阶形的梯队。上身一摇一摆地各自平抡大刀,刀片几乎平贴着地面,刷刷地有节奏地前进,像舞蹈一样健美。站在远处的高坡上向下看去,像是一群游泳健儿拼搏在绿色的波浪里。
  这样每一刀下去,从右到左,大约三米来长半米宽的前弧形地带内,可谓‘寸草不留”。很快,人人的身体左边都拢成了一条夹着各种小花的鲜嫩的长长草龙。稍后,就有人用拖拉机、马车把这些草运到场部一个个事先挖好的敞口地窖边,用粉碎机将其粉碎喷射到地窖内,等窖子满了,用履带拖拉机将其压实,才在上面封顶,让其发酵,冬春好喂牛喂马。
  这是抢时间、赶季节的重活儿。草若稍微长得老了点,牲口们就不爱吃,青贮入窖也丕易发酵。所以大家拼了命地干,起五更,睡半夜,白天任凭酷日烤晒,黝黑的光脊梁都晒出油来,大云山“祖孙三代”牛虹不断地飞绕叮咬,每人每天平均也能打光半公顷草地。一个月左右,就把大云山和十多里外小云山一带所有坡地上的“五花草”全都打光了。
  于是我们开始成了四处流动的“突击队”,割小麦,刨土豆,不管日晒雨淋。
  有一次,明明蓝天白云,正好干活,突然雷声滚滚,乌云翻滚,刮起了龙卷风,头顶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都淋湿了。我奉命从云山场部西南七八里地的第一生产地的土豆地,向云山场部送急信:要畜牧二队伙房为大家制做防感冒的酸辣汤。当我正路过一座密林边缘时,“咯吧”一声,一个顶头雷劈了下来,山坡上的一棵大树被劈断,我也被震倒。后来一股刺鼻的硫磺味把我激醒。我发觉自己只是滚了一身泥,继续向前跑,好似要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五

  秋天来了,我们又到草原上去打细长的“小叶草”。打草方法同样,但一垅一垅地就地先晒干,然后用木杈垛成一个个两人多高的草垛,分布在草原上,随时都可以拉回喂马,故曰“马干草”。
  入冬,一割完大豆,我和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的秘书焦勇夫等十几人进入完达山,专伐坚硬的柞木,在劳改新生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下制作爬犁,准备隆冬季节向山下拉木头。不到一个月,即1958年12月1日,又奉命挑着行李下山,到草原上“大干水利”。
  此刻正是举国轰轰烈烈“大跃进”的历史新阶段。850农场“大干水利”的人马,号称黑龙江省铁道兵农垦局水利第一师,下属各分场各组一个团;我们云山畜牧场号称第六团,下辖五个连:一、二、三连由一、二、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农工和内地来的“支边青年”组成,被认为是“左派”精英连队;四连是劳改新生连队;五连就是来自各个生产队和打草队的“右派”所组成的“右字号”连队。
  ①全称为“支援边疆建设青年”。
  这五个连,在云山场部东北方向十几里外的沼泽大草原上一字排开,按人数的多少和地势的高低分段包干,开凿同一条四到八米宽、一米五到两米深的大干渠。团连排都有军旗,全部实行军事化,红旗漫卷,军号嘹亮,气势颇为壮观。
  在这亘古荒凉而今苏醒了的大草原上,“右派连”的领导班子,由各自率领本生产队“右派”来的队干部组成。小云山第四生产队的队长者尹担任连长,畜牧二队打草队的指导员刘文担任指导员,“三间房”和“五间房”第三生产队一位姓朱的原少尉军官任副指导员。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似乎都在暗暗地摽着劲:看看谁负责改造的“右派”表现得最出色。
  我们这个排的排长是电影演员郭龙泰,成员都是打草队中最棒的。刘文又从中挑出原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的劳动干将组成一个班,成为全连第一排的第一班,满心想把这个班培养成思想改造中的优秀典型。
  我就在这个班。刘文鼓励我们“大干一冬,苦战一春,为争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而奋斗”。
  对于我个人,刘文似乎更一直寄予厚望。早在春天的“五一水库”工地,他看我劳动得很卖劲,与人抬土上大坝曾由一筐加到四筐,碗口粗的大扁担都被压弯了,他就曾叫我“悠着干”:
  “老戴,我们相处的时间虽不长,但对你的为人我已经了解了不少。你是个好同志,吃亏就吃在嘴上,太耿直。应该牢记北京的教训啊!”
  人非草木!对他的心意我心领神会!
  这时,草原上早已天寒地冻,白雪茫茫,零下三四十度。我们这个排,尤其我们这个班,人人都使出了最大的劲,毫不畏缩。每天开工,我们都要先用大铁镐凿开两尺多厚的冻土层,然后用铁锹一口气甩出下面的软土,不然一会儿就又冻硬了,又得用镐刨。每人每天如果完不成七到十立方土的定额,深更半夜也不收工。第二天天还没亮,军号一响,就又一骨碌爬出被窝,扛起铁镐铁锹,用急行军速度,赶到十几里外的干渠工地先干活,等送饭的马车来了才吃早饭。这样,每天的睡眠时间最多不超过四小时。
  就这样,还要不断地“放卫星”——三天小卫星,五天大卫星。就是说,一个月30天,要放大小卫星十多次。最多的一次连续苦战了56个小时。几乎人人都满身大汗,口喷白气,只穿着薄薄的棉毛衫裤。一说“歇口气”,只有五分钟,连忙披上棉袄,站在沟里拄着铁锹就睡着了。
  曾在“三间房”当着众人的面,与王震将军对过话的原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吴老”吴绍澎,此刻反穿着他那件黑羊皮翻领大衣,操着手,腋下夹着一把小手锯,肩上搭了个装着斧头和凿子的工具袋,胡须上还挂着一小串冰鼻涕,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沟边上慢慢地来回走,向沟下反复嘟囔着一句话:
  “哪位要修镐把锹把(呕欠)?……”
  后来为了节省上下工长途跋涉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干活,我们都奉命把行李挑到冻透了的草原沼泽地,割几把草,把被窝铺在透明的冰层上,连夜苦战。照明用的木柴和废柴油供应不上,大家都自动把铺盖下面垫的草抽出来照明,褥子或油布就直接铺在冰层上或冻土上。早晨军号一响,戴着棉帽或狗皮帽缩在被窝里睡觉的脑袋竟钻不出被窝,因为被窝头被呼气呼湿了,都冻成了冰壳儿,被面和大衣上也是一层冰霜。大泥鱼似的靴子,更被冻得梆梆硬,怎么也伸不进脚。有时候窝窝头也冻成了冰疙瘩,不得不抡起劈柴的大斧,把它们劈碎了再往嘴里塞。开水供不上,大家就凿开沼泽地的冰层吃冰块,还把这叫做“冰激淋”、“冰棍儿”。真正是意气风发,满不在乎。

                  六

  第一条干渠的土方任务,我们连抢先完成了,并迅速转移到西边几里地的第二条干渠。刘文指导员认为我们干劲很足而生活大艰苦,特别给我们半天时间搭小窝棚,让我们不要再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上盖蓝天下铺地”了。我用几根茶杯粗细的桦树杆,搭了一个从正面看高不足一米五的“人”字形尖顶小窝棚,棚顶和棚后及两斜侧捆扎了薄薄的一层“小叶草”,前面的进出口挡了块冻得铁皮般的破油布,褥子下面也铺了一层草。这比睡在酷寒的露天下确实好多了。
  但四面仍然飘霜进雪,呼呼地透寒风。外面零下40度,里面也高不了三两度。早早晚晚,都得戴着棉手套吃饭,小铁勺儿也常常冻在嘴唇上拿不下来。
  有一次,正当小铁勺儿冻在下嘴唇上的时候,出工的号声响了,我用力一拉,拉掉下嘴唇上的一小块皮,流了不少血。
  夜间睡觉,仍然要戴着棉军帽把头缩在被窝里。为了第二天早起不让靴子再冻得伸不进脚,不管上面沾了多少泥水,也像保护宝贝疙瘩似地把它们塞在大衣与棉被的夹层里。
  这种种艰苦,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且不说枪林弹雨下的生死考验都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就说这冰天雪地的熬炼也早领教过了。1948年元旦前,在苏北盐城南面30里地的伍佑一举围歼蒋介石的王匡部队,我就曾和战士们一样在小河沟的冰水中泡了半夜,冻伤过一只脚。1952年1月底,在朝鲜前线采访罗盛教烈士的事迹,在冰天雪地中爬山越岭,跋涉了100多里,被汗水蒸湿了的棉军衣,也曾冻出了一层硬壳。同时我深知此时此刻的北大荒,环境就是这样,不是谁故意对我们过不去。如果人人都怕艰苦,都去住高楼大厦,那么新的高楼大厦会从地皮下自己冒出来不成?
  到此为止,大家认为自从来到北大荒之后的流放生涯还是一种“文明的流放”,人格还是受到了尊重。但是由于天气越来越寒冷,土层冻得越来越厚,常常要三四个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镐”,才能把冻土层凿开一条裂缝,所以大家的体力消耗也越来越大。尽管大家没有怨声叹气,精神仍很饱满,但毕竟像俗话常说的那样——心有余而力不足。每人每天要完成七到十立方米的定额,确实越来越艰难了。
  更不幸的是,大家所敬重的刘文指导员,突然不见了!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