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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说，依照那种环境中一般人被迫形成的“哲学”，我应该顺着隋凤祥指导员给我的这根杆儿向前爬，爬出这片苦海。可是我不想也不会这样做。我的最大的悲剧式“劣根性”之所在，就是不论处境之如何反常，对一切看不顺眼的现象，都不能永远保持沉默。不仅对刚与我们混编在一起的、带有“基建大队细菌”的排长盛桂林届u班长王开泽等人的狡诈、阴险、冷酷、残忍不能沉默，就是对烧炭队领导工作中的许多错误行为也不能沉默。 刚来北大荒时，农场领导向我们一再阐明，山林是国家的财富，不能乱砍滥伐；如果必须烧木炭，只能利用过去伐木时遗留下的枝枝杈杈或不成材的小杂木，不能用好材。可是，当云山畜牧场1600多名干部职工，全年约七八十万元的工资越来越没有着落时，他们要求我们100多名“右派”必须在短短一冬中烧出3000吨木炭，他们叫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不论是上等建筑材料和高级家具材料的赤桦、白桦、山核桃、水曲柳，还是制造军用装备的“伐了一棵就得判刑”的黄菠萝木，通通都可以砍。这就把许多山林砍了个乱七八糟，有的几乎被剃成了光头。然而烧出的木炭，有的却不耐烧，有的还囗烟迸火星，其售价还不如珍贵的原材料值钱，双倍地得不偿失。 我向烧炭队领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烧炭队鲍队长向我瞪了瞪眼。他是位蒙族干部，过去是个枪法神妙的骑兵连连长。他说： “农场只管要钱，有钱就行。听说这些林子很快就要交给国营林场了，农场不抓紧机会捞一把还行？如果你们能拿出钱来给农场发工资，你们可就立了大功，就可以整天在屋内烤火睡大觉。如觉得门得慌，还可以跟我出去打猎吃野味，到时候还保准摘帽子……” 听听，这叫什么话！这哪里还有什么“全国一盘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的味道？！ 原来队部规定，从备料、装窑、点火、封窑到出炭，一个周期七天到九天。这是合乎科学的操作方法。但是很快，为了抢时间多出炭，又提出了“打破常规，大力缩短炭窑周转期，提高炭窑利用率”的口号，要求我们四天到五天就出一窑炭。这就得放大火烧，几乎把窑内的木料先烧掉了一半。封窑后，很多木料还没被烧透闷透，大家就得打开窑口进去抢；往往窑口一打开，猛然得了大量氧气的星星暗火，立刻旺盛起来，成了“星火燎窑”。这时，大家只得在烟熏火灼中拼命向外抢木炭，宁可被熏倒。如果不这样拼死拼活地蛮干，那就是“怕死”，就是“右倾”。 有时候，由于这种险情特别严重，原来规定的出窑只要两个人因此增加到四个人、六个人，最多的一次到了九个人，几乎先后都被熏昏熏倒。 木炭本是易碎品，但烧得好的木炭坚硬如“铁”，不易断裂，敲击时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似乎把它们由长到短地排列起来就能组成特异的炭磐，奏出美妙的乐章。可是我们烧出的炭，经过如此这般“赴汤蹈火”地穷折腾，碎的碎了，烧的烧了，少数尚较完整的敲起来，只能发出嘭嘭噗噗的松包声，落了个“人财两空”，而且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被熏倒的。 我说这样做不科学，不合算，也不爱惜人，都被鲍队长顶了回来。 后果是严重的。 原定一窑炭为一吨重。经如此蛮干，最多的不过1000斤，少的只有三四百斤。但上报，都照样按一吨计算。我说这不是实事求是，有些难友就说我“何必这么认真”。 开始向山下背炭包了。背了几趟，我觉得这也不合算，因为揉碎了不少炭，也掉了不少炭。我建议从每座炭窑向下修一条简便支道，好让汽车或爬犁直接到窑边装炭，既加快了运输进度，节约了人工，也避免了长距离人工背运的损失。 鲍队长回答说：“场部只准用工烧炭背炭，不让抽人修路。” 结果，我们只得继续动用大批人力，用那最原始的方式，把分散在四面八方窑点上的稀里哗啦的炭包，一包包地背到汽车爬犁道边，一路上丢三落四。这比修路所费的人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二 一天下午，虎林850总场工副业科的一位负责人，来到我们烧炭队摸摸生产情况。他转到了我与杨明正在伐木备料的窑点，看我们正把一棵已经伐倒的大树截成一段一段的炭料，边看边摇头，很不以为然。 “你们烧炭队怎么搞的！”他说，“怎么忍心用这么好的木材烧木炭？你们看看，”他随手指点四面光秃秃只剩下点点树根的山头，“把这么好的原始森林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这得糟蹋多少有用之材啊！” 我想，这可是第一次碰到“所见略同”的知音。我正想停锯道明一切，杨明在对面使劲拉了一下锯，使了个眼色，不让我说。等这位负责人转去别的窑点，杨明停下锯来对我说： “你真是个榆木疙瘩！你吃的亏还少吗？你过去在新华社是个什么样的记者，谁不知道？到这儿来被弄成人不人、鬼不鬼的，两年来尽管你提了那么多的好意见，有谁听你的？你这次如果说了，也许总场的这个人会把畜牧场和烧炭队的头头批评一顿，可是他说完拍拍屁股就走了，畜牧场和烧炭队的一些头头能不找你算账？” 那好，不说就不说，大家都不说。直到又一个冰融雪化，烧炭队快收摊子时，畜牧场场部才大吃一惊：上报说烧了1500吨炭，实际上还不到500吨，有的还没有被运出去；就是已经被运到辉崔火车站的，不少炭包都已稀稀拉拉，里面多半是碎块块和没被烧透的黑木疙瘩，总场工副业科不乐意验收开票。这甭说全场职工的全年工资，就连两个月的工资都不够数。 畜牧场党委十分恼怒！可是“丢掉城市的总是士兵，而夺取城市的总是将军”！按照这种凡事出了错都把责任往下推的伟大习惯法，畜牧场党委严厉追究烧炭队负责人的责任。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负责抓生产的鲍队长带着一名“老右”整天在外打猎吃野味倒平安无事，而抓政治思想改造工作的指导员隋凤祥，却被责令在畜牧场党委扩大会上作了沉痛检查。他把一切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头上，甘愿被撤去一切职务。据说因为他“每天都和右派在一起，应该确切了解每天的实际生产进度”。 紧接着，这场风波就波及到了烧炭队“老右”们的头上。鲍队长把一些班排长狠狠地熊了一大顿，说他们不负责任，谎报成绩，撤了一个姓杨的副排长的职，还发狠要把他绑起来送去劳改。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三 说实在的，尽管隋凤祥指导员在新华社保卫科的那个人和其他一些人的蛊惑下，曾经不着边际地当众彻底否定过我，但我始终认为他是个比较正派、富有同情心的温存厚道的人。他曾多方设法帮助我们购买饼干、代乳粉，以减轻我们长年忍饥挨饿的痛苦。同时也完全可以看得出，他内心也并不主张让我们拼死拼活地蛮干。在我几次差点送了命，他号召大家向我“学习”之后，有一天晚饭后在队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他坐在炕沿上，一手拿根拨火棍拨拉着地塘里的炭火，一边悄悄地向我说了许多知心话。他说： “人心都是肉长的。谁无父母，谁无妻儿？谁不希望劳动是愉快的，生活是正常的？每当我看到你们披霜裹雪、日夜苦战的时候，我就很为你们的健康与安全担心。晚上收工回来，那三小勺稀汤，两泡尿就尿完了。我们坐在炕边上还饥肠辘辘，莫说你们还起早摸黑地出大力流大汗。可是任务压在肩上呀，这些话我不能对你们公开说。如果一说，我就可能与你们在一块了……” 这真是肺腑之言！ 我明白，在那种年代，对我们这些人的同情，毕竟是有口难开的“危险”心态。在阴影幢幢的株连下，残存的一些为人之道早被摧残殆尽了，何况上面还有“同情右派就是右派”的圣谕呢？ 那一天，隋凤祥指导员卷起铺盖，即将离开烧炭队回云山场部的家中时，鲍队长又外出打猎，队部没有别的人，他又特意找我长谈了一次。他说： “老戴，直到现在我才真正地了解了你。可惜现在我无能为力了！过去你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我完全误听了别人的流言蜚语。实际上，你的很多观点和做法都是正确的。现在咱们要分手了。我希望你保重身体，同时遇事要克制再克制，说话要审时度势。我们为了党的事业，来日方长，也不在乎这几年少说几句话。这就作为我的临别赠言吧……” 说着说着，他的眼圈里盈了一汪泪，我也同样流出了泪。多么诚实的人，多么善良的人！这是我在北大荒农场干部中碰到的第一位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一个没有扭曲共产党员良心的人！ 可惜的是，他缺乏实际工作锻炼，不懂得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在四个多月的相处中，我觉得他似乎还像过去当机要秘书那样，习惯于坐“办公室”，很少到窑点上去；除了开会，他也很少和大家见面闲聊聊。这就无可避免地被一些心术不正的班排长们所左右，偏离了实际。 当然也不难看出，像他这样的正派人，所以也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料到十万转业官兵轰轰烈烈地来到北大荒“向地球开战”（郭沫若当年对此壮举的颂诗），会这样快地变得冷冷清清，其中有些人又会变得如此的不人道。这就不能不动摇了他当初“以场为家”的信念，大大降低了他的苦干实干的热情。 可惜啊！凡是正派的人，凡是富有理智的人，在这片缺乏温存敦厚的荒漠中，似乎都不能扬眉吐气！ 这些还身在党内、身为干部的具有良知的人，其心情尚且如此，那么实际上已被当作奴隶的“右派”们的精神状态如何，则更可想而知了！ 四 随着隋指导员的被撤职，烧炭队也跟着解体了。我和一些人又回到北边的老电锯厂去，与一些素不相识的“右派”合组成一个新的排，手拉大锯剖木板，卖钱给农场发工资。排长仍是盛桂林，班里的副班长仍是王开泽，焦勇夫则与我分手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些素不相识的“右派”，有的来自云山水库。 何谓“云山水库”？ 云山畜牧场场部的南崖下，是以七虎林河上游为中心的一大片洼地，约有一公里多宽、三四公里长。由于下游的850农场100多万亩良田经常遭受七虎林河水害，铁道兵农垦局（后改称牡丹江农垦局）于1958年春天调集6000余名转业官兵，到七虎林河上游修建水库。因其紧挨云山，故取名为“云山水库”。 这6000多名转业官兵中，有4000多人是刚刚从密山下车的，他们直接开到了水库工地。水库于1958年5月1日正式开工，由王震将军亲自挑土奠基，开车压实。当时工程机械少，全工地只有10辆汽车，7台推土机，两台铲运斗车，而全部工程则要动用土方74万立方米，其中的63万立方米需要官兵们肩挑手推，那艰苦繁重是可以想见的。 但官兵们不怕艰难困苦，他们住草棚，吃苞米面和大馇子就咸菜，争红旗夺先进，奋发鏖战。不过也有一些在战争中负过伤的下级军官和老战士吃不消。他们有人伤口复发也不能休息，又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免不了边苦干边说几句怨言怨语。想不到在“三间房”对我们“右派”作过那番热情洋溢讲话的王震将军此刻听到了如此这般的汇报，竟私自断然决定搞了个“补充‘反右’”，把一些发牢骚讲怪话的转业军官打成了“右派”，其中的一些人就被汇合到我们中间来。和我合拉一盘锯的山西大汉冀虎虎，就是其中的一个。 另一位名叫毛西旁，四川人，与我同庚，原是武汉海军第一预备学校的中学语文教员。他满头黑发浓密，国字型的脸，端正的鼻梁，厚实的嘴唇，弯弯的浓眉下闪着双黑亮的眼睛，给人的印象是诚实而豪爽。 1957年5月大鸣大放，他没有在公众场合放过一句话，也没张贴过任何大字报或小字报，只给上海《文汇报》写过一封短信，表示赞成很多人士提出的“自由办报”的主张。 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号角。6月14日，又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编辑部文章。文章的主要论据，就是附于其后的文痞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有感》。姚文元说，《文汇报》发表毛主席对共青团员们讲话的消息时，把消息删得简而又简，其整个篇幅只有《解放日报》发表同样消息所用标题的两个铅字那么大。这使得《文汇报》的工作人员顿感即将濒临灭顶之灾。有的人遂把所有鸣放中的来信，一一转回来信者所在单位的党委，毛西旁的信当然也被转回到武汉海军第一预备学校。 学校党委考虑到毛西旁虽为党外人士，但他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双亲早亡，个人在孤苦中奋发自强，在日常教学中也兢兢业业，而且在大鸣大放中并未鸣放过，所以没有对他进行公开批斗，只悄没声地把他划为“中有”分子，转业到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向地球开战”。 抢修云山水库时，他与人抬土上坝，土筐越抬越大，最后加到500多斤重。这样的重筐，连冀虎虎这样的身高一米八的山西大汉都咬牙难支，更甭说毛西旁这样的只有一米六几的四川小块头了。他文绉绉地说了句“哪能强迫人从事体力难胜的劳动”，有人就说他“反对大跃进”，予以轮番批斗。 在这场批斗中，他才知道为了给《文汇报》的那封信，他早在武汉就被无声无息地定为“中右”了。于是老账新账一齐算，他被升格为“右派”。他不服，紧决不在“右派结论”上签字。有人就骂他“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一连猛打了他两拳，并抓起他的手，把一支钢笔强行挤进他的手指缝中，歪歪扭扭地签了字。不久，有人就让他卷起铺盖，把他送到了我们这支“右派劳改队”。 在送他来我们这支“队伍”之前，他穿了件干干净净的白底细蓝条纹的短袖衬衫和一条军裤，到云山畜牧场场部附近的一座土坯房前，请人拍了一张照片。他自知对人民对党均无罪，自己又尚无妻室，了无牵挂，即便埋骨北大荒，亦无可悔惜，故照片上的他神态自若，背景的天空是灰蒙蒙的，照片的背后写了这样的诗句： 天高地阔野茫茫， 遣戍大荒苦蒙冤； 身倚冷屋天际望， 故乡故乡在哪边？ 冬天，他和我一起烧木炭。我们有两个班住在一间草房里，两边是一长溜地铺，铺着厚厚的一层草，中间的过道上生着地坑火。他起先睡在我的一侧，免不了常常说些悄悄话。因而我注意到他不管白天多么劳累，夜晚又饥肠辘辘，他也常常把脑袋瓜儿埋在被窝里，亮着手电筒看一会儿书，从不因为身陷冤海而曝弃潦倒。 这时，我们已常常饿得走不了路。 一天傍晚，我与一位已被妻子离弃的青年画家路过一座大山的背后，见到尚未融化的一片雪地上被人用木棒画出了八个大字—— “苦海无边，何日是岸！”目睹此景，更触伤了这位青年画家的心。他驻足凝视着那苍白无力地沉沉下坠的将要触及对面山岭的太阳，极为悲愤地说：“讲了几句话，就失去了家庭的幸福和做人的尊严，还要这块行尸走肉做甚？！” “你可不能这样想。”我说，“我们的党不会一直这样沉沦下去的。” “不——”他叹息着说，“就是争取活下去，如果日后有幸重建家庭并生儿育女，我将教育自己的儿女宁可男盗女娼，也不要‘响应’谁的什么‘号召’去说话……” 我默默地听着，然后说：“但是，我们总不能只为一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必要的时候，有话还是应该说的。” 他又长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才和我一道回住处吃晚饭。 五 五月初，又是春暖花开了，我们下山修桥补路。由于我与冀虎虎在剖木板中屡立榜首，这时便被戴上了一顶小小“乌纱帽”——成了班内的三个小组长之一，“领导”三个组员。 其中一个组员，名叫陈国华，苏北泰兴人，新四军的一名老战士，当过副连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他都曾勇敢作战，身上留下了子弹、炮弹和手榴弹片的好几处伤疤。1958年春天，他与二十四军（前身是新四军第六师）的一批军官转业到北大荒，参加修建云山水库，因为吃不饱，伤口痛，发了几句牢骚被打成“右派”，“充实”到了我们这支队伍中来。 来到我们这个队伍中，由于更加劳累与饥饿，他越发力疲神衰，伤口常常发炎，年纪不满四十，须发皆已斑白。饿得实在难以忍受时，这个贫苦农民出身的人拉着我，在出工收工的路上边走边拔几棵野草野菜，把上面沾着的灰土和猪粪牛渣吹吹拍拍，就连叶带根地往嘴里塞。一天我们冒着雨，在云山场部的后山梁上干活，送饭的马车在半路上崴泥崴翻了车，一大桶土豆稀饭都与泥水牛粪马尿和了汤。他带着我卷起衣袖，不顾一切地与大家一道，在那浑泥汤里摸鱼一般地摸土豆吃……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到云山场部西边的公路上，往一座小木桥上抬土铺桥面，我与陈国华合抬一个筐。刚抬了十几筐土，他突然不支而倒，满身冒虚汗，我立即让他坐在路边歇一会儿。 不一会，副班长王开泽气势汹汹地过来了。此人是四川人，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工会干事，并非“右派”的一个什么“分子”，黑黑的脸，大大的眼，年轻力壮，但为人冷酷。他一走到陈国华跟前，上去就踢了一脚： “起来！干活去！摔了一跤，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时我正与另一个人抬着一筐土走了过来。陈国华看了看我，似乎对是否服从这个“分子”的命令迟疑不定，意思是问我怎么办。 “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如果还觉得不舒服，就再歇一会儿。” 王开泽随即转过身来向我发开了脾气：“你为什么助长别人偷懒？！” 我也火了！我大声回答说：“他这根本不是偷懒！你打过仗吗？你知道身上有了伤疤是什么滋味吗？你如果还有一点做人的良心，你自己的良心就会告诉你，他这是苦累太甚，极端饥饿，旧伤疼痛，体力不济！” “你拉拢什么人？散布什么温情？谁的肚子不饿？饿也得干，起来！”王开泽又踢了陈国华一脚。 我真有点火冒三丈了！我强烈憎恨那些残酷无情地强迫我们这些人以垂危之身“挟泰山以超北海”的农场奴隶主式的人们，同样也强烈憎恨我们这支鱼龙混杂的队伍中出卖人性助纣为虐的鹰犬们！伏契克说：“生活里是没有旁观者的。”我恨不能立刻猛扑过去，像当年在苏北盐城北门参加白刃战那样，和这个极凶残的什么“分子”格斗一番。陈国华在一旁瞧到我的面色骤发狂怒，怕为了他闹出了什么大漏子，连忙咬着牙撑着身子站了起来，嘟嘟哝哝地说：“好老戴，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管，我去，我去……”边说，边两腿打着晃，朝挖土的地方走去。 六 当天晚上，新来的指导员刘恩集合全排训话。他二十六七岁，中等而结实的身材。一看他那四四方方气色红润的大扁脸，就知道他的吃食很不错。表面上看，他似乎颇有理智，后来才知道，这是个貌似理智而实无天良的人。他不但有着朱麻子的阴险残忍，而且还要外加狡诈与恶毒。 他一来我们这个排，就说我瞧不起他。他竟说：“你们这些人，过去在北京住高楼大厦，电灯电话，趴的是写字台，躺的是大沙发，坐的是小汽车，现在让你们吃吃苦，受受罪，不为过……”边说边显出很满意的幸灾乐祸的神色。 这一次，他训话说： “有的人劳动很好，实际上是筑掩护墙，背后尽干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今天在工地上，他又一次公开煽动大家对农场领导不满，说大家吃不饱，肚子空，企图拉拢一些人跟他一道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很多人认为他公正，讲良心，是个大好人。这可是上了他的当了！真正关心大家的是农场领导，是党，而不是他！其实，我们难道是真的吃不饱吗？” 说到这儿，刘恩加大了嗓门问： “大家说，我们吃得饱不饱啊？” “吃得饱(呕欠)……”“饱(呕欠)……”下面有些人冷冷落落、有气无力地应和着。 “这才是大实话嘛！”刘恩接茬说，“所以，大家对这种人应该提高警惕，与他划清界限，彻底地孤立他并监督他，千万别跟着他去！跟着他去就是死路一条！ “同时我还要警告这种人，不要以为农场党组织不了解他的情况，不注意他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农场派出所早把他的材料整理好了！只要我刘恩说一个字——‘抓’，他马上就会去和劳改犯们实行‘三同’，就是与真正的劳改犯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听了这番杀气腾腾的话，许多人真的想靠近我也不敢靠近了。有些人背地里都同意我的看法，但在会议上却只能跟着班排长们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排长盛桂林、副班长王开泽等人，更投刘恩之所好，越来越“勤快”地向他打我的“小报告”……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可是面对刘恩、朱麻子、盛桂林、王开泽之类的人，又怎能“从之”、“改之”？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不论何时何地，不论你干了多少好事，只要你出于做人的良心，多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就会让你在人生的舞台上永远扮演一名悲剧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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