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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聊起小云山的大死亡，心情极为痛苦。但边走边聊，竟不知不觉地走了十几里地，越过了完达山南麓广阔草原上的一座小孤山，进入了一分场的地界。 我觉得我们的这场谈话还没有结束。我又问这位头脑很清楚的难友： “云山畜牧场的领导，有没有从这大批死亡中吸取教训，更弦易辙？” “老态固守。”这位难友说，“您不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惊人的改变。” “有何新的根据？” “怎没有？掩埋了七位同志后，李指导员对大家说：‘要斗争，就得有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会经常发生的！’他让大家‘提高警惕，防止有人进行煽动’。您说，这有一丝一毫‘吸取教训’的劲头吗？第四天，即10月17日，就又发起了一次全场的‘大会战’。” “10月17日？”哦，想起来了，原来打草队的指导员刘恩，为了他后来领导的工副业队得红旗，还特地派人进山，命令我们烧木炭的一排人，夜里12点起来，向山下一口气跑了30多里地，在云山场部西边参加了这次“大会战”，直到把划定的一大片大豆都割完。等我们回到山上的破木屋时，正好又是夜间12点了…… 不过这一次调动，不让我们挑着沉重的行李、衣箱、书箱去一分场，似乎农场已多少吸取了一点教训，但是已经太晚了。 二 我们又走了十多里地，才到了一分场场部。包括一路上给我叙述小云山大死亡惨剧的那位难友在内，原“七间房”基建大队的两排人，被分到了一分场的第一生产队。我所在的这个排，就住在一分场场部基建队的一座门窗洞开的冷库般透寒的空房子里，任务都是为第一生产队积稻把。 第一生产队位于一分场场部东南方向，相距约有五六里地。那一小堆一小堆的稻把，又星罗棋布地散落在这个队南面七八里地的低洼稻田里，到处都是已经结了薄冰的汪汪一片水。我们将要干的活，就是把这些满是水的稻田中的一堆堆稻把，集中到地势较高的田间道路旁，好让收割机日后去脱粒。 这样，每天单是从分场部到这片水洼地出工与收工，就得来回走30多里地。而在水洼地中一趟又一趟地背着湿淋淋的稻把所走的路，就没法计数了。 这时，我们班的“小罗”罗相成，已进入“三度浮肿”的垂危期。他那瘦长的明晃晃的脸色已由黄变灰，行走分外艰难。有人越过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向一分场基建队的领导和分场医务所的医生陈述其险情，医生就给他开了几天假条，基建队领导也立即同意，让他好好休息。 但是，第二天，排长盛桂林就自作主张，逼迫小罗出工，说是“地里活多，人手不够，你也非得去不可。” 小罗没法，只得去。 这天正飘着鹅毛大雪。小罗在自己的已经破破烂烂的黑色羊皮大衣的外面，又套了件淡绿色的塑料雨衣，腰间勒了一根草绳，脖子上围着一条破床单，肩上挂了双粘补了好多块红胶皮的黑色破胶靴，手里拄根棍，哆哆嗦嗦地跟在全排人的后面，慢慢向前挪。很快，他就被甩得老远老远，成了茫茫雪影中一个隐隐蠕动的小黑点儿。不一会儿，连这个小黑点儿也不见了。 我们一进入稻田水洼地，立刻都打起精神忙活了起来。风紧雪大，又冷又饿，只要还有点儿力气，谁都想早点儿背完分摊的一片地里的稻把早回“家”。 大约午后的两点多钟，全排绝大多数人都已完成了当天指派的任务，准备往回返。但是一分场基建队领导没料到大家会完成得这样快，还是派人把午饭送到了地里。可怜的小罗，几乎与送饭的马车同时到达，并且解下了挂在腰间草绳上的那只烟熏火燎的黑饭盒，准备打饭。 “你他妈的还想吃饭？去去去，这里没有你的饭！”盛桂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你可……可怜……可怜我……我这个快……快……快死的人……人吧……”小罗颤抖得结结巴巴地说。“这……这大冷天，又下……下……这大……大雪，你就给……给我一口，也……也许我……我……我还能撑……撑回……回去……” 盛桂林更拉长了他那耗子脸，龇着满嘴的大黄牙，恶狠狠地说：“你他妈的还有脸要饭吃？你他妈的没在地里干活，滚回去再吃吧！！” “……”小罗捧着空饭盒，痴愣愣地望着盛桂林的那张凶狠的脸，半句话也结巴不出来。 拿到饭的人，边吃边走光了。送饭的马车也回去了。只有我还没有走，也没拿到饭。我还在稻田水洼子里一趟又一趟地背稻把，还没完成分摊给我的任务。小罗流着泪，穿着他那双破胶靴下到水洼地里来找我，向我诉说了盛桂林刚才对他的凶狠与凌辱，并说副班长王开泽让我陪他回去。 听罢小罗的这番哭诉，我满腔怒恨交集！ 小罗本与我友好相处。后来，在刘恩、盛桂林们的多次威吓下，他就把我和他说过的一些知心话，比如说到“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大跃进”和大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大食堂”时，我说这是毛主席不顾客观条件地要抢先进入共产主义，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等等，都告诉了他们。还有一次，在出工的路上，他下到一人多深的大缺口爬不上来，我转回身拉了他一把，同时叹了一口气。当他们要大家“揭发”我“真拉拢，假同情”的时候，小罗竟也说我，这是“拉拢”他，并说我很善于利用别人处于困难的时刻，以极微小的动作与极简单的表情，表达出极为深刻的政治意义。说我这拉了他一把和叹了一口气，是想向他表明，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我们不相互关怀，还有谁会关心我们的死活呢？ 诸如此类，都被记到了刘恩那本厚厚的“生死簿”上。这是小罗对不起我的地方。但在此时此刻，一见他那目光呆滞、黄中带灰的浮肿的脸，我觉得就是豁出自己的这条命，也要全力帮助他。 三 这时风更紧雪更大，百步之外就看不见人。我背完了规定我背的几亩地里的湿稻把，才搀扶着小罗蹚过了两三里宽的水洼地，来到了刚才送饭马车停靠过的一个大豆堆跟前。我发现豆堆下有一块窝窝球球的冻得梆梆硬的笼屉布，里面有两个小窝头和一块成萝卜。我知道这肯定是留给我的午饭，当即分给了小罗一半。 啃完了窝窝头，我继续扶着小罗往“家”走。他走不动，我就架着他。他还是挪不开步，我就驮着他。驮了几十步，我就全身虚汗不止，两腿直打晃。小罗趴在我背上喃喃地说： “老……老戴，你……你也……快……快不行了，还是把……把我扔……扔下吧，你……你……你也快……快回吧……” 我没听他的话，继续使出全身的力气颤颤巍巍驮着他向前挪。没挪几步，我就猛然向前跌倒了。动弹不了的小罗紧紧地压在我的身上，我也动不了，只好就这样趴在雪地上大喘气。喘了好大一会儿气，我才感到自己又有了点儿劲，把小罗轻轻地蹲下我的背，爬了起来。 爬起来一看，小罗已双目紧闭，眼圈与嘴唇也都发乌了！我知道大事不好，立刻想到赵琪的死和小云山的大死亡，可自己又实在没法驮动他，只得连忙把他窝进又一个大豆堆里，上面盖好豆荚，又用自己原来技在身上挡寒的破麻袋片，盖住他的一双脚，然后使出全身的劲，向北边五六里外的第一生产队跑去。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进了一队的村子，一跑进队部，就向他们要马车。队长和管理员们声色不动，急得我大声嚷，说他们见死不救。他们还是不动，我只好用他们的手摇电话向一分场党委告急，又向基建队队部告了急。基建队答应立即派马车，我就向一队打了张借条，“借”了两份午饭，连忙又往地里跑…… 快到那个大豆堆时，才发现有两个人，一边一个，连拉带拖地架着小罗向我迎面走来。原来这两位是一来到一分场，就被分去第一生产队的那两个排的人。他们在另一片水洼地里积完了稻把往回走时，发现了小罗。 这时，小罗已完全神志不清了。他仍然双目紧闭，一双脚连同一双小腿，几乎完全在路面上被拖着。惟一能够证明他还活着的迹象，只是他的嘴唇还在微微地颤动着。我挨到他的身边，才听到他是在喃喃地呼唤着我： “老……老戴，你……你在……哪……哪……里，老……老……戴，你……你在……” 下面的话就越来越模糊不清了。我拿了一个从一队“借”来的窝头触到他的嘴边，他也不知道吃了。我把这窝头掰威了碎块儿，轻轻地塞进了他的嘴，他才本能地咀嚼了两下，但也咽不下去。等盛桂林跟着马车赶来时，他已经只比死人多口气了！ 到了一分场场部医务所，经急速抢救，小罗才恢复了些许知觉。他微微地睁开了一条眼缝，看到了我，喃喃地谢了谢我，又说他过去胆小性懦，“不……不……不坚定”，很对不起我。我说： “不要瞎想过去的事了。现在好好地治病要紧，恢复健康第 他点点头，转而又要求我在医务所里伴着他。站在一旁的排长盛桂林，暂时也不再耍威风了，当即表示同意；可是一转屁股，这家伙又决定让他的心腹王开泽——就是在云山修桥补路时，踢了因体力不支而摔倒的抗日老战士陈国华两脚的那个原八一制片厂的什么“分子”，来“照顾”小罗。 两天后，我们这个排被调往一分场场部正东七八里地的第二生产队，看来这个生产队的干部，执行党的政策还比较好。一听说小罗已转危为安，立即派出马车去分场部医务所接他。可是当马车到达场部医务所时，小罗的危势又急趋恶化。原来那被认为的“转危为安”，不过是一盏小油灯油已耗尽时即将熄灭的回光返照而已。第三天，他就长离人世，留下了他那在北京的怀着他时就守了寡的孤苦伶仃的老母亲。 这是我在北大荒将近三年的流放生涯中，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有为青年，如何被农场一些毫无人性的领导及其鹰犬们折磨凌辱而死。这哪是什么为了“脱胎换骨”、“思想改造”、“转变立场”？这纯粹是为了达到某些人空想的目的，不惜胡作非为、滥用权威的牺牲品！ 看来，在滥用权威者的权威之水濒临枯竭之前，我们的生命也许都会像小罗、赵琪、小云山的死亡者们那样先行枯竭了。许多人断定，在这种极混乱、极暗淡、极冷酷的圈子里，绝不可能“改造”好任何一个人。其结果，只能是好人被“改”死，坏人会更坏，半好不赖的人也可能被带坏！ 这不禁使我又想起几天前在路上叙述小云山大死亡的那位难友快分手时说的那句话： “这种格局迟早会改变的，不论是何种方式！” 四 这句话是说得不错的。但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地等待这种“改变”，而必须坚持着活下去。鲁迅先生说得好：“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我们要力争不像小罗那样悲惨地死去。这样做的惟一办法，就是一个“吃”字。 在第二生产队，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饭上午九点，下午饭下午三点，一天的劳动时间也就在这两顿饭之间。 一天上工，到苞米地里去清理秋收时尚未成熟的根本没法脱粒的青皮苞米堆，把一些青皮苞米从苞米杆上掰下来，用马车拉回队。 在清理中，我们发现大大小小的田鼠纷纷逃跑，那数量多得惊人，光用脚踩就能踩死一片。大家都用麻袋把它们收拾了回去，我竟收拾了半麻袋。 当天收工吃了下午饭，我们各自都把自己收拾回来的田鼠剥了皮，剖了肚，装在各自的洗脸盆里。我的脸盆里一共装了大小81只，放了水，搁了些盐和辣椒粉，放在两条炕之间取暖用的火塘边。等炖熟了，一会儿就下了肚，压根儿不觉撑得慌。 在没有田鼠吃的时候，我们就吃从地里拉回来的青皮苞米。 队里存放这些青皮苞米的用木头垒起的马架子，就在我们班住的同样用木头垒起的马架子附近。我们在太阳快落山时吃罢下午饭，等天黑定，人人拿一只空麻袋，去那个马架子装回一袋冻得梆硬的青皮苞米，一边剥皮一边往火塘里丢。等把冰烤化了，就戴着棉手套拿起来拍拍打打吹吹灰吃了起来，连嫩嫩的苞米心也一并嚼下肚。就这样地烤烤吃吃，忙活到夜里十一二点，直到把一麻袋的青皮苞米都下了肚才上炕睡觉，反正第二天九点钟吃罢上午饭才上工。 在这大饥饿的年月，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辩证养生说对我们是不适用的。他说：“欲得长生，肠中常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很显然，这是对不愁衣食、常常吃得过饱的人说的。而对整天辘辘饥肠、饿得头晕眼花的人来说，恰恰就得肠中不清、肠中有滓才不至于像小罗们那样地死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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