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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4年4月23日午前，我被送进监狱的时候，在大院东边的一排平房里，被交给一个龇着虎牙的三十左右的人。他板着脸，命我掏出身上所带的一切，让他一一检查、登记并收存，然后再叫我抹下手上的手表。我说早卖掉了，贴补老家了。 “那就算了！”他说。 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因为贪污而被劳教的分子，比我早进来两年，和劳教所的队长们搞熟了，在这儿帮助管理其他劳教分子的零花钱等等，于是他就在不知其底细的人面前俨然以管教干部自居。 过了这道关，有人带着我走过一溜窑洞，来到一座三层红砖楼房底层紧挨门口的一间大房间。房间内两边都是双层木板大炕，里墙炕头各有一个高大的外面钉有铁栏杆的玻璃窗。上层炕正好对齐窗户的中间，因之上下炕都能透进明亮的光线。不过外面铁栏杆的一根根铁条之间，只有一拳多宽的空隙，再瘦小的人也休想从这铁条之间探出脑袋去，更甭说探出整个身子。 两边上炕里面的白墙上，分别贴着八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两窗之间的一堵白墙上方，挂着毛主席的标准像。下面紧挨着墙，放着一个分有好几层的橱架，里面分别整整齐齐地放着餐具、牙缸和脸盆，毛巾则叠得一般齐，分别挂在从门后到毛主席像下的两根铁丝上。两溜毛巾下面，也就是在两炕之间，是一块4米多长、近3米宽的大方格水泥地面。门后，是组长的一张小桌。 这就是“新收组”。凡是刚进劳教所的人，必须先经过这个组的学习，“认罪认错”，才能转到其他组参加劳动或继续学习。在这组的时间长短，则主要视其“认罪认错”的态度。 开午饭了，有人端来两大脸盆窝窝头和一脸盆熬萝卜条，由值星人员从木架上把大伙的餐具一一放在地上，分好萝卜条，再分给每人两个窝窝头。但没有我的，因为我是刚刚进来的，还没有餐具。等别人从伙房给我借来碗筷，才给我也扌江了一勺萝卜条和分来的两个窝窝头。但我愁绪万端，一口也吃不下，心里焦虑着大肚临怀的雪媛遭到如此沉重的一击，她和青青今天的中午饭将会怎么吃？新华社的有关人员将会对她们怎么样？ 下午，全组正在学习《劳动教养法》和《劳动教养所守则》，我被叫了出去，后面跟着一个值班人员。原来是给我送行李和日用品来了，并与雪媛和青青见了面。等我拿回了行李和日用品，值班人员又作了严格的检查，连枕套都翻了个里朝外，并一一作了登记。这就足以表明，凡进到这里面来，个人的一切的一切，都要被洞察得了如指掌，不能有个人的任何隐秘，除非是分外小心地装在脑袋瓜儿里的思想。 晚上，继续学习两小时，主要由识字的人轮流读报。两小时后，外面走廊里响起了熄灯的哨音，各组都得熄灯。但所熄的只是各个房间天花板下的大圆灯，而门后组长小桌上和走廊门口值班人员桌上的灯仍继续亮着，以便值班人员坐在那儿看报和注视着被监控人员的动静。如果有谁梦吃连连，那都是值班人员向上汇报表功的好材料，立即被记录在案。 在熄灯前，组长在北炕下层中间给我安排了一个50厘米宽的空隙，根本睡不下一个人。 “人多，只能睡这么宽。”他说。 他姓尚，原是北京郊区良乡县政府的一位科长，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因为经济问题和男女关系不清而被劳动教养。 “你头朝里，高同学头朝外，大家都是这样颠倒着睡，也就凑合了。”组长又补充了一句。 就这样，我的褥子也没法挤着铺，只能和“高同学”合用他的褥子，被子只能在上面浮盖着。反正是人挤人，夜里也不觉得冷。 二 这位“高同学”，就是原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的教授高庄。他身高一米八，长方脸，戴着一副银丝边近视镜。按照《劳动教养所守则》规定，凡是劳动教养人员一律不准相互直呼姓名，也不准叫“老张、老李”，更不准叫“同志”，而只能叫做“同学”。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他也是个宁折不弯的人。 他出生于1905年，上海宝山人。早年，他在陈望道创办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受到陈望道与进步教师丰子悄等人很深的影响。抗战伊始，正在江西的高庄夫妇决定参加新四军，后因故而未能如愿。1944年他到了重庆、成都后，与著名科学家关肇直及华西联合大学的一些师生，共同把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译成英文，并自己出钱印发，被认为是向国外发行的这本名著的第一个外文版。 抗战胜利，他应徐悲鸿的邀请，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47年5月20号开始的遍及蒋管区各大城市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他扛着大旗走在北平艺专师生队伍的最前列，由此而被国民党特务两次秘密搜查了住所。我地下党为避免其遭到残害，特派艺专的党员学生朱程，把他和他八岁的儿子送往冀察热辽解放区。在那里，高庄任华北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为我党培育了大批美术人才。 1949年初进入北平后，高庄接受了梁思成的邀请，到清华大学营造建筑系执教。后来又接受梁思成的委托，参与了国徽图案的修改定型并塑造了国徽浮雕。国务院向参与国徽设计的有功人员颁发奖金时，高庄率先提出把自己所得的全部奖金捐献给抗美援朝前线。 在清华大学执教两年后，徐悲鸿又邀请高庄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54年冬天，高庄作为中央美院访苏代表团的成员，带着自己创制的被称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瓷”的新陶瓷工艺品赴苏展览。11月30日晚，苏联政府文化部为中国几个访问团举行招待演出。其中一个名叫《梦与木偶》的所谓中国舞剧，男人拖着辫子，女人似缠小脚，形态十分丑陋。同场观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及总政文工团团长陈其通、副团长马楠等人，都觉得这样演出很不好。高庄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决心不鼓掌。归途中，苏方翻译征询高庄观感。高庄直率地说：“现在还演孙中山革命时就革掉了的落后东西，是不好的。”为此苏联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特派专人向高庄解释说：“新中国的舞蹈尚未传到苏联，只好拿中国旧的舞剧来应应景，请高教授原谅。” 事后，中央美院代表团团长庞某和另一团员丁某，认为高庄此举是“反苏反共”，并向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和驻苏使馆有关人员对高庄作了严厉的批评。不久，庞某就通告高庄提前回国，并由丁某把他“押送”回国。 高庄被“押送”回国接受“审查”后，丁、庞二人在很快到来的“肃反”运动中，又把高庄说成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四反分子”。对此，高庄本人及其亲属不服，熟知高庄的人，也都认为这是一大冤案。 1957年“反右”，中央美院院长江丰被打成了“右派”，高庄为其鸣不平，于是高庄被强加的“反苏反共”等罪名又被人旧事重提。尽管中央美院“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画家张仃后来证明说，当时并没有给高庄戴“右派”帽子，但1960年冬天，高庄仍然以“右派”的身份被下放到山东淄博陶瓷厂劳动。他沿途目睹了极为严重的人祸天灾，非常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并在会议上有所表示，这又被人说成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1961年1月，高庄被调到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艺美术局。第二年，合作总社党委和工艺美术局党支部要给他摘去“右派”帽子，高庄说“我根本无帽可摘”，这又被认为“死不认错，抗拒改造”。1964年3月初，合作总社以“态度极为恶劣”等为由，决定对高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劳动期为两年。 这样，他就到这劳动教养所来了，比我早进来一个半月。在这绝大多数都是小偷、流氓、贪污犯、盗墓犯、盗墓奸尸犯等等的复杂群体中，这是极为难得的一身光明磊落、正气凛然的同伴。因之我们两人相处得极为融洽。 与我相处得极为融洽的另一位难友，是男高音歌唱家李文。 李文原名李敦强，比我小十岁，颀长的身材，端正的鼻梁，双目沉静而有神。 1938年1月，他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43年8月入宁乡县的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尽管当时他才五岁半，只相当于现在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年龄，但他也深念父母的一薪一粟来之匪易，从而刻苦攻读，仅四年，就由小学五年级跳入六年级，并在13岁时就初中毕业，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古城西安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1951年12月，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赴朝。由于他爱好音乐，歌喉清亮，在志愿军十九兵团文工团成为年龄最小的独唱演员。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他被派送到朝鲜平壤国立音乐大学学习，1955年春天自朝鲜回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文工团做独唱演员。 当时铁道兵正集中力量修筑从江西省鹰潭到福建省厦门的鹰厦铁路，铁道兵文工团随铁道兵指挥部驻扎在鹰厦线中心枢纽附近的福建省南平市。1956年筑成这条铁路后，铁道兵文工团随铁道兵指挥部回到了北京。 1957年9月，李文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深造，一年后又转入学院专家班，师从保加利亚声乐教授乔奇·契尔金，1959年9月学成毕业，回到铁道兵文工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成了一个真正学有所成的歌唱家。 不料，1964年4月，铁道兵文工团也大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李文因平时偶尔流露过对“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彭德怀”和三年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之类现象的不满情绪而受到了严厉批判，并被扣上了“思想反动”的大帽子而“劳动教养”一年。 由此，他就和我与高庄教授等人，成为同吃教养所一锅饭的“同学”了！ 他与我“同学”得之所以极为融洽，不仅仅由于他和我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有着许多相同的观感，而且还由于他与我对彭德怀元帅等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国家的建国元勋们，有着同样衷心的尊崇之情。每逢劳教所组织节庆演出，他都要登台用他那浑厚的训练有素的男高音和无限深厚的情感，演唱实际上是沤歌彭德怀早年革命生涯的电影《怒潮》中的那首感人肺腑的插曲《送别》，以怀念与赞佩彭德怀在那种艰难岁月中初闹革命的胆略与风采—— 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 农友乡亲心里亮，隔山隔水永相望。 送君送到大树下，心里几多知心话； 出生入死闹革命，枪林弹雨把敌杀。 半间屋前川水流，革命友谊才开头； 哪有利刀能劈水？哪有利剑能斩愁？ 送君送到江水边，知心话儿说不完； 风里浪里你行船，我持梭标望君还…… 每一次，他都站在挂着几片幕布、三面围着芦苇箔的土台子上深情而唱，大家都坐在台下凝神细听，我个人的脑幕上总不禁要浮现出彭老总的音容笑貌，并想到他的那颗时时刻刻为人民而跳动的赤子之心。有时李文在台上唱着唱着流下了泪，我在台下听着听着也热泪滚滚，可谓台上台下心相连。 1965年4月，李文的一年“劳教”期满，被解除了“劳教”，但又被强制到同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的北京南郊团河农场“就业”，成了一个“二劳改”，后来，我就不知他的去向了。① ①直到三分之一世纪后的1997年夏才得知，李文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1966年12月，被从团河农场押送到同是公安部门管辖的湖南省汉寿县西湖农场强制“就业”，1969年8月又由西湖农场押送到湖南省宁乡县坝塘区沩乌公社企湖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9月才被昭雪平反。后考入北京中国歌剧舞剧院做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不久，他结识了常去歌剧舞剧院欣赏歌舞的瑞典留学生Kevstin Wallin（华苓）女士并相爱，1981年4月在北京成婚，同年8月随华苓女士移居瑞首都斯德哥尔摩，1983年8月考入瑞典哥德堡歌剧院做歌剧演员。1989年12月由哥德堡歌剧院提前退休后，一直做自由歌唱演员和音乐教员。 三 1964年7月，劳教所从德胜门外的土城子，全部搬迁到安定门外原来少年管教所的原址。这里没有高墙大院，但围有好几道电网和铁丝网，网内遍布葡萄园和鱼塘，中间才有一个建有几排平顶窑洞的小院。我们就住在这个小院里。 不久，我离开了“新收组”，把行李搬到了第六组，任务还是“学习”，因为我谈不上什么“认罪认错”。有时候，偶尔也派点杂活，例如到电网铁丝网的夹层中清除杂草，清刮从厕所茅坑中捞出的“又臭又硬”的砖头等。在清除杂草时，电网是停电的，不然就肯定会发生生命危险。 1965年“五一”过后的一天上午，我突然左腹剧痛难忍，痛得我在炕上直打滚，并上吐下泻，头上的汗珠儿不断往下流。如果是食物中毒，那么为什么别的人平安无事？如果因为前些日子清刮茅坑中捞出的砖头，手上沾染了很多蛔虫卵，没有彻底清洗消毒就拿起窝头吃，肚内闹起了蛔虫，那么为什么一起清刮这些砖头的人没有出现这种症候？于是人们连忙把我架到劳教所医务室，请医生诊断。 给我诊查的医生名叫苏自田，原是石景山钢铁厂（后改称首都钢铁公司）医院院长，毕业于白求恩医校的老八路。他也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送到这儿来“劳教”。由于精通医道，就让他在教养所医务室当医生。他让我平躺在医务所的诊床上，给我认真而仔细地测量了体温、血压，听了心脏肺，并用手在我的胸腹部到处挤压了一遍，还化验了我的血液、呕吐物和大小便，立即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急性胰腺炎！ 他明白，这是一种十分危急的病症。医学经典著作中注明，如若抢救不及时，罹患此症的死亡率高达85％；即便抢救成功，由于此症对内脏的严重摧残，痊愈者的延期寿命一般不会超过20年。因此他立即向教养所领导汇报，应对我进行火速抢救。 教养所金所长，过去担任过北京城区一个派出所所长，身材魁梧，心地善良。他立即打电话向上联系，午饭后就弄来一辆小吉普，由教养所的徐干事监护，把我急送城内沙滩附近的公安医院抢救。医院立即把我安排在医疗大楼东侧小院坐南朝北的一间平房里，整个房间就我一张病床。床对面的东墙下，临时支撑了一张行军床，作为监护我的徐干事的安歇处。徐干事是刚从公安学校毕业的青年警官，细高挑，鸭蛋脸，两眼炯炯有神。他同一位女大夫和一位女护士说了几句话之后，就问我的妻子潘雪媛工厂的电话号码，去给潘雪媛打电话告急。 留下的女大夫和女护士随即对我作了各种检查，并打起了吊针，从鼻孔里插进一根深黄色透明的塑料管引流胆汁，同时每隔两小时，给我的臀部注射青霉素和链霉素各两针。 抢救是认真而及时的。 开晚饭了。 给我打吊针、引流胆汁和准时打针的女护士，是一位端庄和善的少妇。她给我端来了一个不锈钢的长方形小膳食盘，盘内放着一杯奶和一小碗鸡蛋羹。她给我拔出了鼻孔中的引流管，要我吃。可是这时我既不想吃，也不想喝。她劝我说： “你病得很厉害，身体亏损很大，不补充营养是不行的。就是为了配合治好病，你也该吃点东西才成。” 在她和善的劝慰下，我强令自己喝了两口牛奶，吃了两小匙鸡蛋羹，不一会儿又全都吐光了。 晚上临睡时，她又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和一小碗冲藕粉，藕粉里似乎还放了一些糖桂花，香甜诱人。原来规定我一天四餐流汁半流汁。这次我喝了两口牛奶并吃了小半碗藕粉，没有再呕吐。然后她给我打来了洗脸水和漱口水，让我擦了脸、刷了牙，并给我盖好了被子才去休息。 夜间，这位好心的“南丁格尔”还几次过来给我打针。原来这两小时一次的注射是日夜不间断的，她好像白天黑夜都不休息。 第二天早上，这位护士同志给我打完针以后，端来了牛奶和藕粉。我都吃了，没有呕吐。看来在大夫护士同志们的精心医护下，我的病势已迅速转危为安。 第三天中午，我就能吃一小碗煮得烂乎乎的西红柿鸡汤面条了，还吃了上面搁的一个荷包蛋。开始我还吃不下，护士同志说：“你得尽饱吃，如不够，我再去给你盛。”这样，我终于把它们撑了下去。 经过这两三天的抢救治疗，我已大体上恢复常态了。像清纯的豆油那样的胆汁，也已被全部引流干净。经确诊，是一条肥大的蛔虫钻进了我的胰腺管，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致使胰管梗阻，引起胰液从胰管外溢，胰酶激活后消化胰腺自身组织而产生急性炎症，腹部和左腹背部剧烈疼痛并发高烧。据说如果不是抢救及时，医疗得当，让胰腺体被“自我消化”掉一多半，引起胰腺坏死，人就没救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们即将离开北大荒时海军中尉小杜的死。他就是突然腹部剧痛难忍，痛得满地打滚后两天死去的。他会不会也是得的急性胰腺炎呢？如果我这次是在北大荒得的病，那也肯定必死无疑了！这表明在北京，在中央所在地的公安劳改部门，虽然管制较严，虽然把我和高庄教授这样的人也身纳劳改劳教场所不合法理，但其革命人道主义还是绝对地占上风的。这使我在不幸中也感到了某种幸运。 第四天上午，公安医院一位主管医务的女院长，也穿着白大褂，手拿听诊器，在好几位大夫、护士的陪同下，来给我听了听，按了按胸部和腹部，问了问我的感觉和饮食、大小便等情况，然后说： “谢谢你密切配合了我们的治疗。你脱险了，明天就可以回去。但你的体质还很虚弱，回去后务必要好好休息，加强营养，继续吃软食，等完全康复后再参加劳动或学习。” 这使我很感动。她们不但没有以救了我的一条命的恩人自居，反而首先“谢谢”我密切配合了她们的治疗，这是何等高贵的品质！当然，后面的那些话，我想她多半是说给徐干事听听的，因为“加强营养、继续吃软食、等完全康复后再参加劳动或学习”等等，不是我自身能够做主的。 第五天上午，外面来了一辆小吉普，把我和徐干事拉回安定门外的劳教所。 这里我必须插上一句：当我最后改定这段文字的时候，离这次生病已过去了32年。如果不是苏自田同志迅速而准确地诊断，不是公安医院有关医护人员及时有效地抢救治疗与精心护理，不是劳教所的金所长和徐干事及时果断地采纳了苏自田的建议，那么得了85％死亡率急症的我早就不在人世了，而且得救后的延期寿命也不会超过20年。这是我以及我的妻子潘雪媛和孩子们都永怀感激之情的。 四 我病后一个月，整个劳教所又被转移到卢沟桥西边窦店附近的一所监狱——“良乡机械厂”。这是个方圆足有好几平方公里的高墙大院，四角和大门口都筑有岗楼，院墙内外和院墙顶上都布有电网铁丝网，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休想逃越。 这时我的身体已完全康复，从而正式参加劳动，每月的口粮定量由26斤提高到32斤，每月还给我一级工的工资32元，扣除伙食费可净保二十几块钱。但所从事的工种很杂：一会儿到院子里清除杂草、修挖游泳池；一会儿参加砌房子当小工，一会儿去压制汽车轮胎上用的轴瓦，一会儿又去钳工车间当钳工，都是零打碎敲的活儿。 由于参加了劳动，工种又杂，在大院里跑来跑去，视野就扩大到了整个大院。几乎每天出收工时，我们都能看到一队穿着破旧军衣列队行进的囚犯，总数不下数百人，被称做“军犯”。他们所住的三层红砖楼，在我们所住的三层红砖楼西边大约300多米，叫做“西楼”。由此推而论之，我们所住的叫“东楼”。大院管理者规定不许我们和他们接近，更不准我们和他们说任何一句话。因此他们犯的何罪何错，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但住在我们楼下一层的“职工”中，也就是解除劳教或刑满释放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人员中，由于同住一座楼，又同在一个大锅吃饭，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一些年龄悬殊、服装奇异、神态特别的人，就引起了我们的注目。其中特别值得提的，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他身材魁伟，头发苍白，面呈古铜色，看上去身体颇为康健。他的古怪之处就在于夏天光着油光光的古铜色大脊梁，活像个干苦力的；天气一凉就长袍马褂，气候转冬则身穿深蓝色绸缎面的大棉袍，又俨然一位老学究。每逢接见日或“职工”休息放假，也没有任何亲友来与他相会。他也不进城购买生活用品和打牙祭，至多在楼房四周散散步。 通过侧面了解，得知他原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的一位老同学。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他则横跨太平洋去美国留学，后来在美国一所大学当了教授。1949年新中国诞生，周恩来当了国务院总理，这位老同学辞别了也已当了教授的老伴与儿女，只身回归新中国，以为已当国家总理的老同学会委他担任教育部长。没想到周总理只让他在一所大学当了一名教授，他未免大失所望，长年为之快快。1957年整风鸣放，他在鸣放座谈会上一吐积郁多年之不快，遂被打成“右派”，与一大群人被流放黑龙江兴凯湖畔劳动教养。三年后，他又与这群人由兴凯湖畔被押转到天津、唐山之间茶淀车站西边的清河劳改农场。在那里，他被解除了劳教并被摘去了“右派”帽子，留场就业，终年终月地继续从事体力劳动。 一天，他请假回到了北京，摸到了中南海，提出要见周总理。周总理与邓大姐立即拨冗相见，并做了几个菜盛情招待。后来，他就被调来“良乡机械厂”这样一个插翅难飞的大院，并被严令禁止外出。于是他就年续一年地苦守在这个院子里，既足不出院，也没有亲友来看他，说来令人怅然。 五 1965年冬天，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报后，我和原中央美院教授高庄、原石景山钢铁厂医院院长苏自田和毛主席点过名的原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等几名“右派”，从“良乡机械厂”的劳教所，被调到北京南苑飞机场西边的团河劳改农场最北端的三余庄，与聚积在这里已有数年之久的100多名“右派”汇合。 这个所谓三余庄，实际上只有从北到南的四长排平房。第一排平房与第二排平房的西墙之间，砌有一道半人多高的花墙，中间留了个豁口，形成了半拉小院。院里住的是解除劳教或刑满释放的“就业职工”。他们主要从事苹果园、梨园、桃园、葡萄园和草莓地的劳动，每两个星期休息一次，北京有家的可以回家休息两天。第二排房子是队部、仓库和财会统计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第三排和第四排就是还在劳教的“右派”队，周围绕有破破烂烂的铁丝网。在“右派”队这两排平房之间，夹有南北向的三间平房，是“就业职工”、“右派”队和队部人员共用的食堂。吃饭均用统一的食堂粮票和代金券，一视同仁。 在这个“右派”队，有“吴祖光小集团”的杜高和中央美院毕业后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西方美术史的油画家朱维民等人。他们和苏自田、谭天荣等绝大多数人一样，原决定“劳教”三年，但从1958年春天到1965年冬天我们来到三余庄止，七年半都过去了，他们的“劳教”生涯似乎还遥遥无期，依然日出日落地和大家一道参加挖河修堤、覆埋葡萄藤和麦田冬灌水，劳累不止。 一天晚饭后，全“右派”队集体在三连间没有隔墙的空屋子里，开会批斗“顽固到底的‘右派’分子”邢松劲和李定一。 这两位是何许人？ 据说40岁左右的邢松劲，原是北京通县著名的大地主“邢家大院”的少东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精通日文与英文。解放前，在北京大学外语系教英语，解放后被转到北京国际书店当职员。他身体矮小，面黄肌瘦，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看上去活像一个鸦片烟嗜好者。他被打成“右派”后，立即与大小家庭断绝了一切来往，把盖有“邢松劲藏书”章的外文原版《莎士比亚全集》、《马克·吐温全集》、《杰克·伦敦全集》、《巴尔扎克全集》等数百册珍贵书籍，全部带在身边。他坚持认为，地主让贫雇农耕种土地收取他们的租子，不但不是剥削，而且是给贫雇农以活路的一大善举，是合理合法合情的，他持这种论点就被打成“右派”是没有道理的。因之，每逢过年过节，食堂改善生活，他一律绝食，以抗议对他的“非法拘禁”。所以，队长和指导员要大家对他进行批斗，划清界限。 李定一其貌不扬，说话结结巴巴，那扑克牌型的脸，看上去好像一块发面饼。据说他4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某个医学院，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抗日，他参加了新四军。到1955年被授军衔时，他已是解放军中的一名大尉军官。但他仍笃信天主教，而不是共产党员。1957年整风鸣放，他提出应该坚持宪法上规定的信仰自由，不要在教会系统中搞“三自一新”的宗教改革。于是他被认为攻击了党的宗教政策，被打成了“右派”。他想不通，认为这是蛮不讲理，不辞而别地回了安徽老家，漫游四乡，行医糊口。数月后，他被“抓获归案”，开除军籍，送交劳动教养。在三余庄，他仍然坚持他的宗教活动，每顿饭都要独自端坐无人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最后说声“阿门”，才举箸进食。队长和指导员认为，这是抗拒改造的一个宗教狂，因之需要批斗，促使其“迷途知返”。 批斗会冷冷落落，尤其对李定一宗教信仰的批判更为乏力。作这种发言的人，只能泛泛地说16世纪的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也搞过反封建、反对罗马教皇的宗教改革运动，并说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时代，随着宗教存在根源的消失，即一切剥削阶级及其影响的彻底消失，物质生产和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宗教也将逐渐趋于消亡，等等。 对这些话，李定一根本听不进去。他听着听着，竟然低下头眯瞪起来，接着就鼾声大作，这被认为是“抗拒改造的死硬分子”。会后，这两位都被弄去三余庄以南两公里的大队部关了“禁闭”。 对这样的批斗会，我是反感的。对邢松劲，他的那种观点我不表赞同，但他只要没有破坏性的行动，他那样想就让他想去好了，不必兴师动众地强制改变他的观点。对李定一的宗教信仰，更无权去强行干涉，而且，对思想观念，是不能用刀剑去改造的。把这样的人都关了“禁闭”，如关囚笼，一天只给两小碗稀粥喝，则更是一种暴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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