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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到了1969年夏天，雪媛的身体显得更加瘦弱了。一天下午来了一场夹着大量冰雹的暴风雨，满街的冰雹足有两寸深。她抱着为伟从工厂走到家，只觉得凉气从脚底直窜心窝，全身冷得直哆嗦，而且双腿双臂都发麻，到家时几乎晕倒，第二天就病了。她自己很清楚，这是生为伟时失血太多，躺在病床上又被大雷雨的凉气吹了一夜的缘故，见凉风、遇冷水，全身发麻心哆嗦，已是常事了。 “月子里的病，要月子里才能带走。”院子里的老太太们都这样对她说。 这使她动了心。她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了，生活已渐渐有了些规律，如果能坐一个舒坦些的月子，把生头胎落下的病给带走，未免不是个好办法。 1969年9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前，我从清河农场请了十天假回北京，雪媛向我提出了再要一个孩子的要求。起初我考虑到艰难困境，不同意再要一个孩子；但当我看到雪媛那祈求的目光，又不忍拒绝她不顾千难万险嫁给我之后的这惟一的要求，遂依从了她。心想：如果她真能怀上第二胎，我一定要细心地照料她坐好这个月子，让她切切实实地恢复健康，一扫这几年所遭受的苦痛。 但是严酷的政治气候没能让我实现这个愿望。当我得知雪媛确已怀孕时，我与很多人已被林彪的“一号命令”赶到了山西。我对雪媛的帮助别无良策，只能把自己每个月收入的32元，给自己留下12元甚至7元；把每月口粮中的三四个馒头票，去向别人换来窝头票，为的是少吃一个馒头可以省下一分钱。 有一阵，我的副食就是五分钱一棵的冻白菜，切碎了用盐水泡一泡，就可以省下一个星期的食堂代金券。 这样就营养严重不足，体力消耗又很大，于是小病不断。尤其吃了高粱面，肚里又没有油水，每次解大便都要拉下一滩血。 当然，我尽量向雪媛隐瞒着这一切，不然她会更揪心的。尽管如此，当她收到25元的汇款单时，她知道我仅仅留下7元钱，总要给我寄回5元甚至10元，并在汇款单的《附言》中写道：“你可不能再垮了身体，你可一定要吃饱肚子！” 二 雪媛的肚子一天天地大了。这时候才感到我们的严重失算之处，就在于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工作环境。她照样还得每天在露天下，清除医用大洗衣机腿上的铁锈，肚子大得蹲不下去而只得双膝跪着。这活不仅又脏又累，而且大夜班也得照上。因为是“监督劳动”，该干啥还得干啥，管你怀孕不怀孕！ 幸而在我们这个天下，有人性的人并没有完全绝迹。在洗衣机头道工序——摇臂钻上打眼的鹿壮孙老师傅，可怜潘雪媛。他向车间的组长说：“小潘的肚子那么大，还让她在露天下打铁锈，会出人命的！地下都是碎三角铁，磕磕绊绊的，还得蹲下来刷漆，她蹲得下吗？如果一旦出了人命，就是两条人命啊！” “她是监督劳动的，怎么个照顾法？”组长说。 “怎么不能照顾？可以到我的摇臂钻上来嘛！” 这样说了好几次，组长才让潘雪媛进车间摇臂钻上干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车间铣床上干活的一个小伙子，车间的宣传员，那天闲着没事干，拿着调动火车的大手闸在手上甩来甩去，一下甩脱了手，正好打在在十几米外摇臂钻上打眼的潘雪媛的肚子上。潘雪媛当即觉得下身流“水”，连忙去了车间外的茅房。这小伙子一下傻了，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连忙站到潘雪媛刚才站的位置上，叫别人在他原来站的地方使劲向他扔那个大手闸，试试打得有多重。雪媛从茅房回来听说他有过这种举动，又听到他当面再三陪不是，觉得这小伙子还很有良心，就连说“没事，没事”，没有再吭声。 下班后，雪媛到石驸马大街妇产科医院门诊部去作了检查。大夫说可能要早产，问她“怎么啦”？她没有实话实说，只说“累了”，怕大夫在诊断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影响这位小伙子的上进。这样，大夫只给她服了保胎药，开了一张假条：“先兆性早产，休息三天。” 休息了三天，为了不再请假扣工资，雪媛就又去上班了。 这是1970年7月。 7月9号中午休息，雪媛感到不舒服，老上厕所。车间的女同事包秀荣醒了，关心地问： “怎么老上茅房？是不是要生了？” “好像是！”雪媛回答。 “那快，请哪位男同志弄辆平板车，拉你去医院！” “甭去麻烦人了，我自己去。” “那也好，我陪你去！” 说着，包秀荣就搀着雪媛出了车间。从车间进了胡同，再走到马路对面的15路公共汽车站，有好长一段路。雪媛就觉得羊水不断地往下流。一上了15路车，包秀荣就叫车上的乘客让座。司机问： “怎么啦？” “快生孩子了！”包秀荣说。 “请哪位同志快让座！”司机和售票员都大声招呼着，并沿路各站都不停车，一直开到宣武门内的油坊胡同口。 “这胡同太窄，车子开不进去。”司机说。“里面就是第二医院的妇产科医院，你们自己进去吧！” 进了妇产科医院，大夫一检查，说： “羊水都出来了，早干嘛的？这样会要命的！如果脐带断了，那要出人命的，你们还来得了医院吗？！” 雪媛与包秀荣只得听着。等雪媛躺进了病房，包秀荣要离开时，问雪媛还要些啥，雪媛只说请她帮忙代买两个月经带和两刀手纸，其他吃的用的什么也不要。至于为伟，雪媛已早向别的同事肖素珍等人拜托好了：一旦生孩子，请把为伟在街道托儿所全托几天。 在照料上百名产妇的护士站，只有潘雪媛的名牌上亮着红灯。因为她已向大夫说明，生第一个孩子时曾经大出血。大夫问她是哪根血管，她没法说明白，所以大夫才给她亮起了红灯，以昭示所有的大夫和护士注意：对这个产妇须要特别小心！ 当天晚上，白班、夜班的大夫到病房交接班，走到雪媛床前时，白班大夫说：“就是这位产妇，得要特别注意！”说完，她们全都离开了病房。 晚上九点多钟，雪媛觉得肚子疼得实在没法忍受，病房里又没有值班护士，她只好自己从病床上爬了起来，挪到隔壁房间的产床去。两位大夫一看，年长的那一位呵斥雪媛说： “都快生了，你才来！你是哑巴吗？不能喊叫一声吗？” 边说边连忙让雪媛躺到产床上，一躺下就生下来了，很顺利。 “唉！又是个女孩子！”那位年轻的大夫小声说。 但在里外缝好后，还不断地流血，腰子盆接了三盆。年轻的大夫说：“大概差不多了，没事了。”就叫护士把雪媛推进了病房。 可是血还在流着，又是一个一个的腰子盆往外接。 凌晨，大夫护士又把潘雪媛推进产床手术室。她们把里外的线都拆开，仍找不到断裂的血管，大夫只得伸手进去摸，雪媛只得忍着疼不吭声。突然，她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往下拽，疼得她小声地叫喊：“我受不了啦……” 这时外面打着响雷，手术室的大灯亮着。大夫这才发现雪媛的子宫颈有陈旧裂痕，连忙进行了快速处理，再里外重新缝起，并告诫雪媛说： “你要切切牢记，以后不能再生孩子了，再生你就没命了！什么‘月子里亏的要月子里补’，那都是无知无识的话！” 确实，就算“月子里亏的要月子里补”不是无知无识的话，此时此刻的潘雪媛拿什么来补？！第一，她没有亲人在身边跑里跑外，什么都得自己张罗；第二，想吃一些富有营养的食品，自己的口袋里又没有那么多钱，这个“补”字完全成了幻想。 第二天上午，外地熟悉我的一位女同志李仙敏到石驸马大街28号小院去找潘雪媛，院里的老太太告诉她雪媛正在医院里生孩子。她连忙称了两斤蛋糕赶到医院，医院看门的人说，上午大夫们正查房，产妇不能会客。她就拜托守门人把两斤蛋糕转给潘雪媛。 雪媛收到了蛋糕，虽然看到纸包上写有“潘雪媛同志收”，但不知是谁送的，一块也不敢吃，怕吃了赔不起，虽然自己的肚子正饿得慌。 直到第三天下午，李仙敏来到病房，见那两斤蛋糕还原封未动地搁在床头柜上，她才知道潘雪媛还一块没有吃。 “你怎么不吃？” “戴煌不在身边，没人给我送吃的。这包上虽然写着我的名字，但又没见到人，我怕弄错了，所以没敢吃。” 李仙敏连忙解开包，雪媛这才放心地吃了起来。 隔了几天，雪媛抱着孩子回到家，为伟也从街道托儿所接了回来。尿垫子得自己洗，饭也得自己做。工厂、街道都在“深挖洞”，她也都有份，这“月子里补”完全成了一场梦！！ 三 雪媛给我写信，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我想，这孩子出世时，做父亲的流放在山西，做母亲的独自苦守在北京，为了纪念这苦难的岁月，就叫他“晋京”吧！雪媛欣然同意。 这时，我很想回北京照料雪媛，但掏不起太原到北京的十元火车票钱，只能托山西本地的一些队友，帮买些小米、红枣，再请回北京探家的队友帮忙送到我家里去。 雪媛每打开这样的旅行袋，看到当时北京粮店都已绝迹的红彤彤的大枣和黄灿灿的小米，总是十分兴奋。她给院子里东家一碗，西家一碗，以感谢他们平时对她娘儿仨的关照。最后只剩下旅行袋的一个底了，她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觉得这些有钱难买的红枣和小米帮她做了人。 这当中还发生过带泪的笑话。 有一次，当一位队友提着小米、红枣敲我们家的门时，雪媛已抱着小晋京去工厂了，六岁的为伟在家看门。她遵照母亲的吩咐，把门关得紧紧的。任这位队友怎么说“是你爸爸让我给你们带小米和红枣来的”，她也硬是不开门。直到院子里的老太太们也来说：“为伟，这是你爸爸那里的同事，是好人，给你们家带东西来的，快开门。”为伟才开了条门缝，把装着小米、红枣的旅行袋搁了进来，随即又关了门，始终没让这位客人进家门。晚上，她妈抱着小妹妹回到家，她还向她妈不无几分自我夸耀地说： “妈，我一直没让这人进家！” 雪媛一听是这回事，不禁心头往下一沉：这样地不分青红皂白，还不能一味地批评她做得不对，不然今后就可能真地出岔子。“穷人家的孩子也难当啊！”雪媛不无感伤地想。 不过，穷人家的孩子也早当家。为伟当时才六岁多，一个人在家已初步学会了下面条，做棒子面糊糊，自己去煤气站借回小轱辘车去换煤气。有时妈妈上大夜班，就把小妹妹交给她，她也能哄着妹妹睡觉，夜里给妹妹换尿布…… 但她毕竟还是个孩子，玩心重。一个星期天，妈妈给她三毛钱零票和两毛钱钢镚儿，要她去换一瓶酱油，剩下的钱割点肉，给她做肉汤。她拿着钱和空酱油瓶，走到女八中操场大门外的大斜坡，见几位小朋友正在那儿从上到下地蹦蹦跳跳，她也参加进去蹦蹦跳跳。蹦跳了一会儿来到副食店，才发现两毛钱的钢镚儿都被蹦跳没了，只剩下三毛钱的零票儿。换了一瓶酱油用去两毛三，捏着七分钱钢镚儿来到肉案前。割肉的师傅看了看，低着头问她说： “这点儿钱连一两肉也割不上啊！” “钱被我弄丢了，叔叔，就剩下这些钱了！”为伟嗫嗫嚅嚅地仰着头说。 这位师傅笑了：“好，给你割七分钱的大肉！”连肥带瘦还带皮地给她割了薄薄的一小条肉，还在上面捅了个眼，穿进去一根塑料绳子。 为伟把这条肉掂拎到家，她妈问：“两角七分钱，怎么才这么一小条薄肉啊？” 为伟噘着嘴说：“这是七分钱的肉，旁的钱被我玩丢了！” 她妈哭笑不得，只得用这片薄纸向给她做了碗白菜“肉丝”汤…… 小晋京一天天地大了。雪媛自己在这个月子里什么也没有“补”，身子骨反而愈加衰弱了。她每天抱着晋京上下班，走四五十分钟的路，越来越感到走不动。院子里的老太太和厂子里好心的同事路彩蕊可怜她，时不时地给孩子买些水果糖，扯几尺布，或送来自家孩子已穿不得的小衣服，有时还送来一些一角钱一块的北京土话叫做“驴粪蛋”的廉价月饼。过意不去的潘雪媛觉得无法报答，就在每天上班和侍弄两个孩子之后，不管自己多么劳累，也要挤出已经不太充足的睡眠时间，帮助这些给予了温情的同事和邻居做针线、织毛衣，常常熬到深更半夜，上眼皮磕打下眼皮。时间长了，她就得了失眠症，每天只能迷迷糊糊地睡两个小时。 这时，厂里一位女同事想要小晋京。在小晋京还没降生时，她认为潘雪媛肯定没法养活两个孩子，就向雪媛提出，等孩子出生时，就把孩子抱走：“这是一个好人家。把孩子给了这人家，你可减轻一大负担，孩子也会得到很好的照料。” 雪媛嘴上说：“您甭费心了，我养得活。”心里对自己说：我在戴煌面前说过，我等着他，他的孩子也一个都不能送人！ 是这样。早在为伟出世时，看到极度孱弱的孩子得不到充足的奶水，常常饿得嗷嗷哭，就有人鼓动雪媛与我离婚，说有个已失去配偶的月工资100多元的工程师愿意娶她，连孩子都要。雪媛当即就予以严词拒绝：“我决不会离开戴煌，他的孩子也决不给人！” 晋京生下来，满月了，那位女同事又向雪媛说了几次要晋京的事，雪媛只当是个笑话，没往心里去。一天，雪媛上早六点到下午两点的班，待下班时，那位女同事对雪媛说： “那个要你家小晋京的人家，已买好小孩的衣服被子和小车了。你今天晚上如果不来工厂托儿所接孩子，我就让人家来把孩子接走啦！” 雪媛一听急了：“你千万别胡来！我们的孩子决不送人！” 说完，她就赶着回家给孩子打毛衣，等到为伟放学回家，她忙对为伟说： “快，快跟妈去接你妹回来，要不人家就把她接走了！” 为伟一听，也心急火燎，母女俩满身大汗地赶到托儿所把小晋京接了回来，才松了一口气。 四 到了1970年冬天，小晋京又穿上了棉衣，沉得实在抱不动。雪媛一狠心，脱下身上那上那件惟一的深蓝色双排扣大棉袄，到旧货店卖了十块钱，再向同事借了八块钱，买来一辆竹制小孩手推车，而任凭自己在大冬天的彻骨寒冷中苦熬。 但对于孩子，她却想方设法给她们弄得暖暖和和、整整齐齐。她用一条绿色人造棉被面染成绛红色，里面包了一层薄薄的棉花，做了个黄包车和三轮车式的能拉起放下的活动车篷，再做了个挡风帘子。孩子坐在里面冬天冻不着，夏天晒不着，下小雨也淋不着。同时把多余的线手套拆开来染成五颜六色的线，织成小花鞋和小新疆帽。又用多种颜色的碎毛线，织成冬天戴的拉着白绒的新疆帽和花花绿绿的孔雀开屏式的大外罩。孩子这样的穿戴，又坐着那别有风味的手推车，上医院，走大街，很多女同志都惊奇地问： “这衣服帽子是哪儿买的？” “这车子是哪儿买的？” “是友谊商店买的吧？” “这孩子是新疆人吗？” 每逢这样的询问，雪媛都有一种不露声色的自豪感，有时也微笑着回答，“是友谊商店买的”，而绝不说是自己做的。 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心灵手巧，人穷志不短。好多人都拿来线请她织帽子、钩小鞋，她都尽量满足。有时她甚至自己贴钱，钩织了一些鞋帽送给院里邻居或同事家的孩子。这些孩子就被打扮起来上街、串门，似乎给他们的父母也增添了光彩。 五 1971年6月底，新华社机关大院附近砌成了几座简易楼，决定把散居在一些街道小四合院内的部分职工，收拢到这些楼内来。 石驸马大街28号四合院的一些邻居也陆续搬光了，只剩下雪媛母女没人管。而这所院子已转交给铁路部门，即将抹平建楼房。 我接到了雪媛的告急信，恨不能像孙悟空那样一个跟头翻到北京。幸好这时国家给劳改就业人员也恢复了探亲假，假期工资照发并报销来回车票。我立即请假启程，回到了北京。 雪媛母女喜出望外。为伟一下扑到我的怀里，雪媛眼里含着泪。光着屁腚站在小车里的小晋京虽然还不会说话，也不认识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但她看看扑在我怀里的姐姐，又望望喜笑颜开的妈妈，似乎也知道我不是什么外人，也傻乎乎地向我笑望着。我立即上前把她抱起来亲了亲，转身对雪媛说： “让你和孩子们受苦了，我对不起你们！” 雪媛还是那句老话：“那你又是在为谁受苦？” 第二天一早，雪媛放心地推着晋京去上班了。我还愿似地上街买了一条草鱼，做了雪媛在两个月子里都没有喝过一口的鱼汤，给她下奶。虽然小晋京已快一周岁，这显然是马后炮了，但如果不补上这一炮，我更于心不安。 第三天，新华社房管组的孙同志，来领我们去看新的住处。 这位孙同志，过去是收发室通讯班向一些中央领导送《内参》的，我面熟，不知他何时离开通讯班到了房管组的。他把我们领到西单“又一顺”回民饭庄背后参政胡同7号新华社的又一个四合院，给我们看了一间正对院中的南房，约有10平方米。里墙隔壁是第二实验小学的水房，墙上下半拉是一块很大的水印子。他问我们“这房子怎么样？”我和雪媛觉得这总比睡在露天地上强，连声说“好好好”。 我们与孙同志分手后，立即用苏北老家我的三哥戴育霖和南京江苏省农林厅堂兄戴济安给我们寄来的几十块钱，去家具店买来两块铺板，用其中的一块给为伟支了一张小床，用另一块加上原来的碎木板条支了张大床，支床的全部都是砖头。我又用一只破木箱钉上一块塑料纱窗布做了个小碗柜，再用几根木棍和一块比较坚硬的一面光的马粪纸钉了张小饭桌。这样一家人可以坐在小凳上吃饭，不必再端着饭碗坐在床边上凑合着。一些书籍，就用木板兜吊在墙上的铁钉上。 这样一个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雪媛却感到很满足：“不比《上海屋檐下》的那些住房差！” 假期满了，我该回太原劳改队了。 北京去太原的火车晚上10点开。雪媛抱着小晋京，我搀着为伟，从“又一顺”饭庄北沿的参政胡同东口来到了西单，坐10路公共汽车直达北京火车站。 从此，我每次回家再返大原时，雪媛和孩子们都走这条路线，把我送到西单的10路汽车站。 晋京长到两岁多，能跑会说了，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以为我就是坐10路车去北京站那儿上班的。每当看到院子里别的孩子的爸爸下班回家，与自己的孩子亲亲热热，她都触景生情地想念我这个“爸爸”。 于是她老问她妈： “人家小鸽子爸爸又回家了，我们的爸爸怎么老不回家呢？” 终于，这孩子想我这个不称职的“爸爸”想得近乎发疯。每天从工厂托儿所回家时，她都站在家门口向院子大门外守望，有时就站到院门口去守望，渴望看到自己爸爸的身影，有时还伤心地哭着对她妈妈喊： “妈妈，我要爸爸！妈妈，我要爸爸……”喊哑了嗓子流干了泪。 一天，她妈领着她去上班，走到民族饭店附近马路边的一个邮筒，往里面投了一封给我的信，顺便对她说： “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上班，妈妈这信就是寄给爸爸的。你老想爸爸，要不也给你身上贴张邮票，把你也寄给爸爸好不好？” 这孩子绕着邮筒转了一圈，还用小手在邮筒上摸了摸，摇摇头说：“在里面会出不来气。” 她妈开心地笑了：“说得对，不能把你放在邮筒里。要看爸爸，得去北京站坐火车。” 她由此才知道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上班。以后再当我回来探亲，又坐10路车去北京站时，这孩子都在西单10路车站台上嚎陶大哭，边哭边喊：“爸爸，爸爸……”挣扎着要跟汽车跑。 车子走远了。她妈才连拉带拽地拉着她和她姐往回走。走进“又一顺”北边的那条夜深人静的细胡同里，母女三人才抱头痛哭…… 六 把晋京拉扯到上学，雪媛的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 一天下午，鹿师傅在摇臂钻上给洗衣机用的珐琅盘打眼，没夹紧，让潘雪媛在一边用手紧扶着。待飞速转动的钻头落下时，这个珐琅盘突然也跟着飞了起来，正打在雪媛的右胳膊上。当时她只觉得疼了一下，继续干活。当别人看到她的袖口和手腕往下流血，连忙惊呼“怎么啦，怎么啦”，她才捞起袖管一看，右臂被打开了一寸多长的血口子，袖管已经湿乎乎的了。 车间内的班长也惊住了，叫她赶快到医院瞧瞧去。雪媛说：“不用，没事。”别人说：“血流得袖管都湿了，还能不去医院？” 这样，她才去了二龙路医院，消毒，粘上了一块封闭伤口的胶布。医生叫回家休息三天，但她只歇了当天的下午，第二天就又上班了，因为各种误工一超过三天，两块钱的奖金就没有了。 伤口还没有完全痊愈，又轮着她上大夜班。熬了一夜下班回家，想睡个好觉，院子里的人都起来了，吵吵闹闹，没法睡。等上完了一个星期的大夜班，凌晨回家时，只觉得路灯的灯光是黄蒙蒙的，路边的树影儿在地上不停地晃动，走在人行道上似乎高一脚低一脚。第二天上白班，雪媛正在摇臂钻上打眼就晕倒了。女徒弟小逯和男徒弟小余，用平板车把她拉到二龙路医院抢救，然后再把她送回家。 从此她在班上动不动就眼前一黑，咯咚一声就晕倒了，晕得人事不省。 每当其时，徒弟们把她送回家稍事休息，她就又去上班了。这时她的血压常常高压180，低压120。工厂医务室左得出奇的女医生不给她开药，说她是“右派老婆”。后来医务室来了一位段联琪大夫，深入车间了解下情，知道了潘雪媛的健康状况，就对潘雪媛说： “潘师傅，你以后回家休息或没有假条了，你不要先急于上班。你先上医务室找我，看看能不能上班。” 不但如此，段大夫还向车间的班组长们说：“潘师傅的健康状况很不好。她以后要再来上班，你们叫她先上我这儿来，可不能再让她动不动就晕倒了。这车间里满地都是三角铁，一旦晕倒了头跌在三角铁上，那可就危险了！” 在段大夫的如此关照下，雪媛一度能够坚持上班了。但在1978年元旦过后，她又一次在车间摇臂钻上打眼时晕倒了，被徒弟们用板车送回家，而且数这一次病重。 当我得知雪媛病重，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酷无垠的荒漠中时，我的心似乎一下从胸膛沉落到肚脐眼，并不禁喃喃自语： “我不去解救他们谁去？！” 经说明情由，在那个四周布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仍然是那位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颇有理智与人情味的管教干事邢凤舞，帮我亮起了立刻回北京的绿灯。 1978年春节临近，我外穿当年与胡志明主席在一起照相时穿过的已补得看不出原来质地的破呢子衣服，内穿补丁摞补丁的衬衣，带着第三次被小车把儿打断肋骨的伤势，风尘仆仆地踏进家门大声呼叫“雪媛，我回来了”的时候，面色青黄的雪媛却静静地躺在床上，痴迷迷地向我直瞪着双眼，似乎我是个她从未谋过面的陌生人。 看样子她是有些神志不清了。两个孩子都穿着打着补丁的棉袄棉裤，两眼汪汪地直流泪。 我早从雪媛的信中得知，尽管她们姐妹俩的学习成绩在各自的班上都名列前茅，但因她们的父亲是个“大右派”，而一直当不了红小兵。 诸如此类的绝情悻理的举措，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天地之遥！我再也忍不住两眶悲泪！ 七 这时，在我的苏北故土传来的讯息也是令人十分伤怀的：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上进心再强，也都因为他们有了我这个“大右派”叔叔而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在我生肺病的姐姐因为我不能再给她以经济援助而去世之后，在我的那个年仅二十在小学代课的患心脏二尖瓣狭窄症的侄儿，因当地政府不愿为他花费招待上峰吃顿饭的钱动一下手术而看着他活活地死去之后，我的老母也在不断思念我的贫苦中长辞人世了，我的二哥戴作霖也被人活活整死。 那是在“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背靠背的批判会。主持大会的小镇干部陈某硬让我的二哥领头喊口号。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是“好话已说尽，坏事都有份”的没安好心的人，对秉性耿直的人都视如眼中钉，遂推辞说他的门牙早掉光了，“说话不关风，怕喊得不清不楚”，不肯带头喊，陈某却说，“没关系，大家会听出个意思跟着喊的”，硬把一张口号单塞到我的二哥手中。 我二哥推不过，只得按照口号单带头喊了第一句：“打倒江渭清！”没想到这五个字音刚出口，陈某就迫不及待地立刻宣布“大会应立即转换方向，批斗‘现行反革命’”。“因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之前，带头呼喊打倒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反革命口号。”“因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大右派’，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明目张胆地进行阶级报复。” 陈某立即命令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准备好的写有“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的大铁牌，挂在我二哥的脖子上，又把拖拉机的一个五六十斤重的一尺多长的大钢管，套在我二哥的脑袋上，强迫我二哥三步一跪地游街示众。 起起跪跪地没出几十米，那吊着几十斤重大铁牌的细铁丝就勒破了我二哥的后脖颈而鲜血直流…… 不久，我二哥就身患绝症饮恨而亡！“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个高抬“伟大旗手江青”而无恶不作的陈某，照样逍遥自在地当他的小镇干部，无人追究！ 这些，都是任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难以忍受的伤痛！ 大小家庭的深重苦难，迫使我不得不一边照料病重的妻子和上学的两个孩子，一边到处上访，力求尽快结束我在漫长隧道的岁月以回到妻儿的身边。 一切生活费用，几乎全靠自己也是“右派”但比我的处境略好的挚友姚昌淦、徐颖夫妇以及我老家的胞兄、堂兄和侄儿侄女们支援。 我上访了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接待站，也上访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群众来访接待站，同时给粉碎“四人帮”之后由我国驻法国大使岗位上调任新华社社长的曾涛同志写了信。 据说这位有胆有识的外交家立即作了批示，要新华社政治部复查办公室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然而这个复查办公室竟有人说：“戴煌是反对毛主席的。如果戴煌都不是‘右派’，那全中国就没有一个‘右派’了！” 这说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亟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才能最后驱散漫漫长夜结束前的黑暗。后来在频频上访的过程中我才耳闻，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托起这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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