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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渐成历史学家的使命。特别由于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之引导，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概否定、对农民起义一概推崇成了社会公论。经过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史学革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不是被说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就是被定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的，才是英雄。正如毛泽东所说：“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时的梁山虽然没有产生马列主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１）于是，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史书上有名有姓的，除开陈胜、吴广、黄巢等几个造反想当皇帝没有当成，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等过了几天皇帝瘾又被赶下台的“农民起义领袖”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之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没剩下几个好人。 在大跃进引发大饥荒、无数人饿死后的一九六一、六二两年间，毛泽东稍事收敛，没搞政治运动，也不再言必称“阶级斗争”。那是他执政二十七年间举国政治形势最为宽松的两年，也是后来所说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两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乘此机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意在扭转那种把中国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的倾向。其主要观点为：“不能因为进行阶级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苍白无色，好象只是一堆罪恶的垃圾。”（２）“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了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地主阶级的统治比奴隶主的统治总要好些……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３）“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其中有些是帝王将相。我们应该以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自豪。”（４）“有些同志简单用阶级成份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５） 可是好景不长，三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刚结束，毛泽东刚缓过劲，就又鼓吹起“阶级斗争”来。从一九六三年起，政治形势又趋严峻。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氛围里，后来在文化革命中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重要成员的关锋和戚本禹，分别写了题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和《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掀起了第二场“史学革命”。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人物、职掌军政大权的将领。在其放弃天京（南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后，他决心死守殉国。被清军俘获处死前，他写了一篇《自述》，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鉴于天朝已覆亡，为免部属被屠戮，他说了些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话，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戚本禹据以指李是叛徒，“认贼作父”。 李秀成既是叛徒，苏州拙政园门口高悬的“太平天国忠王府”的明牌和大厅里描绘李秀成召集军事会议情景的画也就成了为叛徒树碑立传的标记而被摘掉。（６） 对这种“一律骂倒”的“史学革命”，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部分学者开会。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戚本禹“文章的基调是错误的。不能这样否定法，这样否定，历史上的人都没有可以肯定的了。”（７）翦伯赞则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八天之中匆匆写成的，不能由此推断他的一生革命都是假的。”他说戚本禹的文章“给自己的祖宗抹了黑，打倒了自己的祖宗。……如果把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那么，全部中国历史必须重写。”（８）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话剧《李秀成》的演出本已停止。会后，中宣部下指示《李秀成》照旧演出，十月一日国庆演出了三场。戚本禹见形势不利，正惶惶不安打算写检讨，江青召见了他。原来江青将他的文章介绍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９）江青打了气，戚本禹又振作起来，继续写他的革命文章。 这“史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化革命的先声。在“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历史舞台”的口号下，除开几位农民起义的首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足迹的人物几乎都成了反动派。比如王阳明（公元１４７２－１５２８）是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学者。他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当局平毁无遗。（１０） 这“史学革命”的一大成果是：“许多大学取消了历史专业，一些师范学院的历史系被并入其他科系。综合大学幸存下来的历史系，学生所学的也只剩下两个“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１１） 这“史学革命”的另一成果是否定“清官”的存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大厦将倾的王朝末年，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总是少数。两袖清风的官员代代都有。晋代广州刺史吴隐之，任内粗茶淡饭，离职回京时不带土特产。船出广州，发现妻子带了一斤沉香，立即投入江中。后人将他投沉香处命名为沉香浦。宋代的包公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清官。明代于谦，以兵部侍郎巡抚河南，还京时不持一物。人传其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朝回族官员海瑞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带着棺材上朝，对皇帝直言面谏的事迹最为人称道。清朝更不乏清官。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是一个，大学者段玉裁也是一个。段氏告病辞官，从四川巫山取水路回故乡江苏金坛，带回七十二个箱子，除了书还是书。他死后，儿子不得不变卖家产才将其《说文解字注》刊刻问世。一八三八年，林则徐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通知沿途各州、县，“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则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檩遵勿违。”（１２）林的清廉，共产党里大概只有彭德怀能比。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林则徐既是清廷的官员，就属剥削阶级成员：“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对外国剥削者的斗争。”（１３）用这“阶级观点”一套，贪官污吏是剥削者，林则徐也是“剥削者”，清官贪官没有区别。 于是，奉“毛泽东思想”为皋圭的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证“酷吏”和“清官”“都是地主阶级国家的机件，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作出一些努力，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只能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而封建统治存在一天，农民就一天不能翻身。”“‘缓和阶级矛盾’，就是维护人吃人的制度的同义语。”（１４）清官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剪豪梁、除贪官，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麻痹人民的斗志，所以更具欺骗性。“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也油然而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革命的序幕拉开。历史学家吴晗是首批祭品。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持的就是上述论调：“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１５） 吴晗在《论海瑞》中所说本是历史事实：“海瑞在当时，是得到人民爱戴，为人民所歌颂的。……他得到广大人民的称誉、赞扬，被画像礼拜，被讴歌传颂，死后送葬的百里不绝。他的事迹……一直到今天，还流传在广大人民中。”（１６）可是《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将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做的几件事全部否定：修坝种树，是“为自己沽名钓誉”；丈量田亩，“是为了减轻地主阶级的负担”；垦荒移民，目的是“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为地主劳动，不致于把他们‘逼上梁山’。”他荡平山寨、诱杀绿林大王，所以是“一个阴险、狡猾、伪善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一九四五年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修过一条马路，命名为“海瑞路”，这也成了海瑞是个“反动派”的佐证。“海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帮凶，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这就是历史上的真海瑞。”文章的结论则如其标题所言：《历史的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１７） 一九六五年冬，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毫无学术气味，用“天下乌鸦一般黑”和“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打倒一切，可是却大获毛泽东青睐，两次称赞戚本禹，说“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１８） 戚本禹学问虽少，口气却不小。一九六六年春，他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在中共中央办的《红旗》杂志刊登，宣称要“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１９）此时，文化革命之火尚未燎原，但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已经径自行动起来。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属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的晋祠的牌匾和塑像砸烂后，作家慕湘与山西省副省长郑林闻讯赶去，只从厨房柴薪堆里救出一座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２０） 英裔学者戴乃迭（中国学者杨宪益的夫人，二人是《红楼梦》的英译者）奉命将《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译成英文。她见《纪要》将中外文化遗产全部一棍子打倒，翻译完毕交稿时，夹进了一个条子：“你们要挖自己祖先的祖坟，你们挖去。你们不能挖外国人祖先的坟墓。”（２１）的确，洋鬼子暂时还不能横扫，中国大地的祖坟却任由我们挖。 中共自执政起，眼中就不再有祖先。司马迁《史记》载，中国独特的方块汉字为黄帝史官仓颉所造。仓颉墓在山东寿光县，历代都作修葺。可是中共寿光县当局却认为它“解放”了寿光，那是开天辟地的伟绩，仓颉何足道哉。他们在仓颉墓院内建了个“解放寿光纪念亭”，将仓颉墓院改成了不伦不类的“烈士陵园”。一九六○年“烈士陵园”迁出，墓院被挪作它用，完全平毁。刻有“仓颉之墓”的石碑不可寻。（２２）山西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就被改成了一所中学，墓冢挂上了大喇叭。汉武帝四次祭祀、在那里写下名篇《秋风辞》的山西万荣县后土庙，也破天荒地被中学占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指挥“全民炼钢”，扒毁无数古迹之余，又说不应让死人占活人的地，倡议平坟，各地毁坏的古墓不知凡几。譬如山东益都县历史上出过宋代王曾之和明代赵秉忠两名宰相，两人的墓均在一九五八年被拆毁。 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的刨古坟还多少有点经济动机的话，一九六六年的“挖祖坟”运动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以革命的名义对民族文化的大扫荡。 当年五月毛泽东提出“一切牛鬼蛇神”（２３）的新名词后，其助手、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心领神会，口授《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六月一日发布全国。大规模清洗的号角就此吹响，比以往历次运动更杀气腾腾的风暴在地平线上升腾。上海复旦大学名教授周予同痛心疾首地说：“五千年祖国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淹没了！”（２４） 十几年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成果是自幼起被灌输“阶级斗争观点”的一代人。一九六六年时的大学生、中学生，对历史的一星半点知识，不外乎“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工农兵”和“帝王将相”。他们砸祖坟的根据仅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正如当年十一月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女头头谭厚兰等在山东曲阜砸孔子坟前，就孔府、孔庙、孔林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事，给国务院的“抗议信”中所说：“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所谓文物，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２５） 这批文化革命的闯将，唯一的专长便是贴阶级标签。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的口号激励下，他们把与历史人物有关的文物全都当成了“文化革命”的目标，成为毁坏民族文物的尖兵、挖祖坟的主力军。 这是中国历史上文物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这片古老的土地有过洪水，有过地震，有过天火，有过兵燹。可是无一能与“文化革命”同日而语。在一个层层控制了社会的党的号令下，全国同时展开的大清扫，其毁坏力之大，破坏之彻底，使两千年来任何一场兵燹都不可与之相比，几十场兵燹加起来也不能破坏得那样彻底。让我们由远及近，从中华民族的始祖说起罢。 中国人一向自称“炎黄子孙”。据史料记载，炎帝神农氏是我国上古时代姜姓部落首领，晚年巡视天下时在今湖南酃县病逝。公元九六七年，宋人在酃县鹿元坡建殿奉祀炎帝，自此香火不断。中共执政后五年，主殿被焚，未再修复。文革初，“炎帝陵被全部破坏。”（２６） 四千年前，大禹带领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他是夏朝的第一任君主，名列帝王将相，在横扫之列。于是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一九八一年修复）（２７） 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碰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竟也成为清算对象。十月间，已成中央文革大员的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刨孔子坟的历史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包。 十一月十日，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砸孔坟前，他们请示了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十二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２８）他们便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 下面是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的实录：“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２９） 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为尊孔而被千里迢迢解押到山东曲阜，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当孔子的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予同、高赞非等参加过一九六二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被拖在后面，为孔子“送葬”。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３０） 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后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３１） 毛泽东对那个“致敬电”虽未置词，但他后来说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３２）的话，写过“孔子名高实秕糠”的诗句。“毛主席语录”是红卫兵行动的依据，毛泽东思想给他们掘坟的胆量，这是毫无疑问的。由于戚本禹称赞谭厚兰们“造反造得很好！”（３３）掘坟风迅速传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坟。 秦朝末年，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２３２－前２０２）与刘邦逐鹿中原，项羽被刘邦围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四面楚歌中，虞姬自刎。项羽突围至和县乌江畔自尽。刘邦成王，不以为败者项羽成寇，降旨在乌江畔项羽自刎处修筑有九十九间半屋（因没当成皇帝，不配享屋百间）的霸王庙。虞姬死处亦建了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霸王、虞姬不幸成为反动派，“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西汉时，北方匈奴游牧民族频频入侵、劫掠我中原农业地区，我人民生命财产时在铁蹄威胁之下。青年大将霍去病（公元前１４０－前１１７）屡次领兵击退入侵者，为国家北方疆土几百年安定和平奠定了基础。汉武帝要为他营建府第时他的回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两千年来一直是为保卫民族生存而献身的英雄的座右铭。他二十四岁病故后，霍陵香火鼎盛，千年不绝。老百姓以为到他墓前烧香，疾病就会霍然而去。要说这是迷信，与霍大将军并不相干。可是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东汉名医张仲景（生卒不详）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近两千年来一直受国人景仰。他老家河南南阳有个建于明代的“医圣祠”。如今医生也算牛鬼蛇神，“医圣祠”的房屋被破坏，张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随后，好象“医圣祠”已不复存在，当局将祠院所属的大片土地也占用、瓜分了。 本来，对历史上自己家乡出的名人，老辈们一向视为荣耀；相传诸葛亮（公元１８１－２３４）“躬耕于南阳”，对于这“南阳”是在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樊，河南人和湖北人一直在争。但共产党思想灌输下成长的年轻人，却只知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头子，官吏是皇帝的走卒。“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份子。”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的名言。（３４）于是，已建成一千多年的河南南阳“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就成了红卫兵的革命目标。“‘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３５）这是“武侯祠”有史以来的第三次破坏，第一次是元初蒙古铁骑入侵时毁于兵燹，第二次是抗战末期（一九四五年三月）国军驻守武侯祠，在激战中被前去攻打的日军炮火击毁部分建筑（五十年代修复）。这第三次破坏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干的。 “天汉遥遥指剑关，逢人先问定军山。”公元二一九年，刘备在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斩曹操大将夏侯渊，遂自立为汉中王。十五年后，诸葛亮病笃，临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其亮节高风不输当今中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是，坐落在峰顶的“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３６） 书圣王羲之（３０３？－３７９）死了近一千六百年，从未有一个中国人想到去砸他的墓。他虽是山东人，晚年称病弃官后却长住今浙江嵊县金庭乡。他的旧居金庭观、后人祭祀他的祠堂以及墓庐一直被仰慕他的四方人士修葺维护，完好地保存至今。如今文化要革命，嵊县子孙认为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也是反动派，将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３７）（一九八五年，王墓重修。） 红色风暴刮到西藏高原，成果更大。这里遍地是“四旧”，到处都是革命对象。藏王松赞干布（６１７－６５０）定都拉萨，创文字、立官制，迎娶唐文成公主（？－６８０），并引入中原先进技术文化。他死后，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他们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生守护。但如今讲阶级成份，松赞干布是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大地主头子的女儿，都是大坏蛋。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清官”已被批臭，包公（９９９－１０６２）当然逃不脱。一千年来，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不过，“破四旧”的人们辛辛苦苦将石砌的地宫拆穿，却什么也没掘到。原来公元一一二九年金兵南侵时曾破坏包氏陵园，以后重修包墓时误把包夫人墓当成了包公墓。唯有守墓人把包墓的真实所在记在心里，以口相传了八百年。直到文革结束，一位七十多岁的守墓人说出真相，考古学家们才找到了包墓。（３８） 八百年前的民族英雄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虽为昏君、奸臣所害，但他曾经镇压过江西农民的起义，所以也是牛鬼蛇神。岳飞老家河南汤阴县几百年来香火不曾断过的岳庙，如今自然是头号扫荡对象。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汤阴县中学生，不以岳飞为荣，反以为耻。他们开到岳庙，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３９） 当年岳飞父子在杭州风波亭被害，所以历来的杭州人也视岳飞为家乡的英雄。当今的杭州革命青年也要革命，也把岳飞当做阶级敌人，不仅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一九七九年重修）（题外话：一九七三年笔者从岳庙后面的破墙溜进去，对满是荒草的岳坟的坟坑举起像机时，管园子的工人大声制止：“同志，不准照像！”） 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建立蒙古国，西侵欧陆，涂毒生灵，与中国本不相干。他死时，国号并不叫“元”，中国更不是那帝国的一部分。他是英雄是罪人，都与中国无关。红卫兵只知道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内蒙古人民每年祭祀成吉思汗，不晓得中共也曾奉为“中华民族英雄”，一九四○年在延安公祭成吉思汗时，曾将他的像悬挂在中央，马、恩、列、斯、毛的像反而挂在两旁。既然成吉思汗也是帝王将相，便将他的陵园砸了个稀烂。 明太祖朱元璋（１５９２－１５４９）本是江苏人，因幼时随父逃荒到安徽凤阳，遂自认为凤阳人，并在凤阳建了皇城。明末陕西人李自成杀到凤阳，烧了皇城，掘了朱氏祖坟。但他只有大刀长矛，破坏得不够干净。毛泽东时代有拖拉机，可以把巨大的皇陵石碑拉倒；有炸药，可以把石人石马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４０）这才算彻底革了朱皇帝的命。 海瑞（１５１４－１５８７）早被《人民日报》批倒批臭。红卫兵不远千里赶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砸掉他的坟，挖出他的遗骨游街示众，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 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任内改革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应是湖北江陵人氏的光荣。如今江陵的红卫兵只认革命不认祖宗，砸毁了他的墓。 明末抗清英雄、兵部尚书袁崇焕（１５８４－１６３０）被中了离间计的崇祯帝以通敌罪冤杀、弃尸于北京城南菜市口。他的一位佘姓部属冒死收殓其尸骨，并嘱后人世代为其守墓。十四年后，明朝覆亡，清军入关。清高宗乾隆修明史，袁案昭雪，而那位佘姓将官的后人继续为袁守墓，并代代相嘱，一传就是十五代。一九五二年，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世钊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墓加以保护。那时毛泽东曾批复“应予保护”（４１），但如今一切牛鬼蛇神都得横扫，袁氏也不例外。他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京，崇桢朱由检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称帝，号弘光，御史何腾蛟（１５９２－１６４９）总督河南等五省军务。清军渔人得利，俘获弘光。隆武在福州登基，何总理军政，集明军及李自成余部，继续抵抗清军。隆武被俘处死后，何又辅佐永历帝抗清。一六四七年，清军打到贵州，攻陷何的老家黎平，将何氏家族四十余人押往汉阳为人质，企图胁迫何投降。何答以“为天下者不顾其家，为名节者不顾其身。”两年后，何被俘，回答劝降者：“吾头可断，心可剖，欲降不能！”并于即日起绝食。清人知其不屈，遂令何自缢。二十六年后，清廷表彰何氏“忠诚”，将其遗骸迁至黎平故里安葬，并为他建了祠。弹指三百年过去，头脑里满是毛主席语录的黎平中学生，不仅将山里古庙中的佛像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４２） 中国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１５１０－１５８１）的诞生地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４３）了。（一九八二年修复） 山东人蒲松龄（１６３０－１７１５）留下的《聊斋志异》五百篇，只讲神鬼狐仙，不讲阶级斗争，足证其反动透顶。可惜红卫兵掘开他的坟才明白，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亏得一位旁观者有心收藏，如今成了国家一级文物。（４４） 安徽全椒县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１７０１－１７５４）的故乡。《儒林外史》专为“反动封建文人”树碑立传，作者吴敬梓也属反动文人。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也被革了命。（４５）当来客向该县革委会主任打听吴敬梓旧居的情况时，那主任竟瞪着眼睛反问道：“吴敬梓？吴敬梓是哪个公社的？” 山东堂邑（今聊城）人武训（１８３８－１８９６），早年丧父，以行乞事母，母死后继续行乞，终生以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为己任。当地人把武训视作骄傲，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但他不想革命，只想教育救国，毛泽东登台不久就发动批判运动，将他骂得一钱不值，并派江青领队，兴师动众地到堂邑武训老家调查，宣布武训是个“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在那之后长大的中学生，除听说武训是个“反动派”外，对他一无所知。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算是彻底打倒了武训。（４６） 清朝末代丞相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生前用慈禧太后赏赐的钱在家乡河北南皮县办了一所中学。如今该中学的红卫兵在批斗张之洞的后代、焚烧张家书画之余，又决定刨张氏的坟。他们手执皮带，驱使“黑五类”刨开了张氏的坟。不料，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遂命令“黑五类”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４７）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清朝三千多名太监，其中以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最为豪华、壮观。附近小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被学生赶去，凿开墓穴，革了他的命。但老师们费了几天才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历史学家从此又添了个疑案。（４８） 各地在“破四旧”中还有许多主人不甚出名因而不广为知晓的古坟被砸毁。例如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４９）不在此一一赘举。 走入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熟悉的近代人物，大致也成了文化革命的牺牲。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的主角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后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用革命推翻清朝，所以是个“保皇派”。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展览结束，康氏颅骨无人过问，幸得展览馆的美术工作者王集钦悄悄收进木箱，文革后重修康墓时，方得将康氏颅骨收殓安葬。（５０）远在杭州的三潭印月，碑亭里那副“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的对联是康有为撰写的，也同时被砸烂。 一九○九年建成的京绥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铁路。其主持人詹天佑（１８６１－１９１９）去世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京绥铁路同人在该铁路穿越八达岭的青龙桥车站为他建了个铜像。几十年来，从北京来访八达岭的游人到此下车，莫不瞻仰詹氏铜像。但詹氏十一岁赴美留学，二十岁归来，显然属于毛主席划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北京铁道学院的红卫兵觉得找不到他的墓，砸他的铜像也好。他们扛着红旗，举着《毛主席语录》，沿着詹氏建造的铁路而来，砸掉当时政府总统徐世昌颁的碑文，拉倒詹氏的铜像，打翻在地，算是革完了他的命。 在詹公的铜像凄冷地躺在青龙桥车站上时，远在南方的广东，另一位不为很多国人所知的铁路修筑者的铜像也成了革命对象。工程师陈宜禧在花甲之年从美国回到家乡后，发起倡议集资修筑民办新宁铁路。他投入变卖全部家产所得的六万两白银，并得到海外华侨鼎力支持，经十四年努力，终于建成三百里铁路。后人纪念他，铸了个铜像。他十足是个资本家，怎配树碑立传？红卫兵开到，将铜像整个毁了。 一九一一年春，林觉民、喻培伦等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受伤被捕，从容就义。清朝覆亡后，国民党人在黄花岗建烈士陵园，以七十二块巨石组成石旌，以纪念起义中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四九年中共执政后，只砸了石旌顶部的国民党党徽。现在不同了，国民党的烈士就是我们的敌人。陵园内凡有关国民党的标记全被铲除，石刻的纪念碑文也被斫得灭痕处处，无法卒读。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的，当然反动。南京的革命便从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开始。红卫兵在铜像上张贴“勒令”，限南京市委于二十四小时内拆除。市委向国务院请示后，连夜拆除铜像。但拆迁过程中又有人要求就地销毁，不让迁走。市委书记声明按周恩来指示办事、迁移至市郊中山陵保存，才得以运走密藏。九月一日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讲话，说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和我们合作……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像，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他有对的有错误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夫人从合作后，从来没有投降蒋介石……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一个革命的凤凰，不能因为妹妹是蒋介石的老婆就打倒她……”（５１） 宋庆龄因而无恙，但她父母是资本家，还是牛鬼蛇神，他们在上海的墓被砸。宋庆龄请廖仲凯的女儿廖梦醒把情况告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后，周指示重修，上海不得不遵命重修宋氏墓园。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耍了个小动作，新立墓碑时没照原来的墓碑重刻。原来的碑上刻有立碑的宋氏子女、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字，而新墓碑上除宋庆龄外全部被革了命。除宋氏陵墓外，整个公墓的土地都被翻耕，成了农田。 孙中山不久，握有兵权的袁世凯逼孙让位，自己当了总统。后来又复辟帝制，给自己加冕，在国人一片反对声中当过六十天短命皇帝。他死后归葬老家河南安阳。因为是反动派的头子，他墓前的石人石马被推倒，墓则被炸坏。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首举义旗，率队攻打清政府湖广总督衙门的吴兆麟，是辛亥革命元勋。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时，他因病滞留在汉，被日本人发现，逼迫他出任伪军总司令。吴坚不允诺，被日寇软禁，病情加重，于一九四二年去世。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在武昌卓刀泉为他举行了公葬。如今墓被砸开，破土曝尸，只因他是国民党。（今已重修的吴墓在武昌首义公园。） 辛亥炮响时在上海响应起事，奠定东南大局的李平书（１８５３－１９２７）病故后，沪各界人士集资铸其铜像。日本侵占上海前夕，市民恐日寇破坏铜像，曾将其深埋地下，抗战胜利后方掘出重立。一九六六年，铜像被横扫，不久作为废铜烂铁卖给废品回收店，转而送进了上海冶炼厂。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５２） 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政府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当年总部设在湖北南漳县。如今南漳县张公祠的张氏衣冠冢和为纪念他而立的三个亭子均被破坏。广西贵县，“石达开纪念馆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烈士碑被严重破坏。”（５３）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麓兴建“航空烈士公墓”，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牺牲的三十多飞行员烈士的遗骸隆重安葬入土。但后来日寇占领南京，在大屠杀的同时还捣毁“航空烈士公墓”，扬弃未及入土的烈士的遗骸。一九四六年春，国民政府举行公祭、公葬，将八年抗战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一位美国教官、四名苏联飞行员迁葬于此。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的红卫兵开到公墓，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最高指示，将烈士墓彻底捣毁。他们干得比当年日本人还彻底。烈士的骸骨全部被丢弃失散，以至后来重修时所有的坟都成了衣冠冢。（５４） 原国民党师长张辉瓒一九三一年在江西被红军生俘后处死，遗体后被运回家乡湖南，埋在长沙岳麓山。蒋介石题墓碑“魂兮归来”。中共执政后在墓前钉一木板，写明其反动经历。但红卫兵认为张某太反动，留作反面教材也不妥，砸烂了他的墓。 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原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虽因此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５５）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时，外国租界的法院仍执行中国政府的职权。法院刑庭庭长郁曼陀坚不与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合作，多次接到附子弹的恐吓信后仍坚守岗位，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底被暗杀。抗战胜利后，在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县建立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属颁发了有毛泽东签名的“烈属证”。现在，血衣冢被荡平，碑石砸断后不知去向。 国民党军人戴安澜将军一九四二年三月率兵赴缅甸，与英、缅军协同对日作战，曾救出英军一个战车团，五月间战死时仅三十八岁。同年十二月他的遗体运回中国时，毛泽东送了挽诗，周恩来送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两位正副总司令合送了挽联。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将他的遗骸自贵州迁葬安徽芜湖市郊，与其家乡无为县隔长江相望。一九五六年中共更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才过了十年，戴氏墓园就被砸了。（５６） 杭州人文荟萃，也是众多历史人物的的长眠地。如今“大革文化命”，埋在杭州的历史人物的墓几乎都被砸烂平毁。传诵千古的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作者，宋代诗人林和靖（９６７－１０２８）的墓就在被毁之列。公元一四四九年，外族入侵，明英宗亲征被俘，大臣于谦（１３９８－１４５７）拥立景帝，主持抗敌，胜利迎还英宗。后英宗复辟，于谦被诬陷谋反处死，归葬老家杭州。他一向被视为忠烈英雄，如今却因他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也被刨了坟。除此之外，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先烈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５７） 资本家的命不可不革。福建华侨富商陈嘉庚（公元１８７４－１９６１）回故乡厦门办学数十载，出资办了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诸学校，统称“集美学校”，国人称是当代武训。他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以巨款支援孙中山革命；三十年代又积极募捐支援国内抗战。但他是个资本家，他办的学校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王国”。校园被关闭，校产被瓜分。陈氏族亲近千人被强迫迁居闽西山区。他的墓及纪念碑石雕均被砸。（５８） 地主份子更逃不脱。前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祖父杨定九是四川潼南县的大地主。一九五八年全国平坟时，他的墓受杨尚昆荫庇而逃过一劫。一九六六年初，杨被毛泽东定为“反党分子”，不再是“中央首长”。他那地主祖父的坟也就被家乡的红卫兵挖开平毁了。红卫兵战绩辉煌，掘出了“金银器皿四十七件，珍珠玉器七百三十二件。”（５９） 近代“反动文人”的墓都在被砸之列。二十年代诗人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因飞机失事死去，埋在老家浙江海宁县东山麓，因其盛名，徐墓一度是当地名胜之一。中共进城后，徐即被指为“鸳鸯蝴蝶派”、反动文人，著作悉予封存。如今墓园当然被革了命。一九八二年重修徐墓，费时月余才在一块荒地里找到已被砸断了的墓碑。（６０）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蒋介石要发表一个《告全国国民书》，让军委政治部的郭沫若起草，三天内交卷。郭把这事交给了名画家傅抱石。所以，全国人民读到的那份蒋介石“抗战文告”，其实出自傅抱石之手：“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抗战……”。（６１）傅氏一九六五年病逝南京。一年后，他的墓被红卫兵彻底扫荡。 几年前去世的名画家齐白石是湖南人，葬在北京西郊湖南公墓。江青对红卫兵咒骂他之后，公墓附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用镐头、铁锹砸毁了他的墓。但死于五十年代的名画家徐悲鸿并未被批判攻击，他的墓是红卫兵在情况不明的混乱中连带着砸毁的。周恩来说是“被坏人捣毁”，（６２）实在是冤枉了红卫兵。 上海作家靳以死于一九五九年，安葬在万国公墓。为肃清其流毒，红卫兵刨开他的坟，抛撒其骨殖，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靳以有幸，骨殖被一位不知名的有心人收集起，送到公墓保存了下来。同为上海作家的巴金叹道：“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后，什么都没有了。”（６３）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亲自加了一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６４）六月七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时说：“我们农口（即农、林、牧、渔业各部门，丁注）有许多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扫除他们的毒害。……大家都要积极投入这个斗争。”（６５）农口的“反动学术权威”便成横扫对象。原苏北农学院院长冯焕文一生从事畜牧学、果树栽培研究，著述三十余种。一九五八年去世后，归葬老家江苏宜兴。今被追认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掘坟、砸碑、焚尸之灾。（６６）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一位死去不久的副所长，命运与冯焕文一样。他的骨灰被从八宝山公墓取出，当着许多学者的面，砸碎后浇上汽油焚烧。 中共早期领导人、原北京大学学生领袖高君宇（１８９６－１９２５），生前与女作家石评梅热恋。一九二八年石氏病逝后，朋友按其遗愿，将二人合葬于京郊陶然亭。五十年代初，中共兴建陶然亭公园，迁建高、石之合葬墓。红卫兵认为那有违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举砸毁。（一九八四年重修）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的中共红军突围长征前，曾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下台干部”瞿秋白（１８９９－１９３５）要求和中央一道行动。可是当时他已在党内被排斥。中央局大多数人不同意带他走。党的负责人张闻天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留下。（６７）次年二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蒋介石曾派人劝降，被瞿严词拒绝。但他有感于党内斗争之残酷，情绪不高。他集唐人诗句书写了一阕《浣溪沙》赠送狱中的军医：“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６８）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写了一篇长文《多余的话》，动机是“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他剖析自己道：“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６９）六月十八日，他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走到一块草地，说“此地很好”，然后面对行刑者的枪口就义。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谈话时，提及瞿秋白，说：“《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后宣传革命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７０）言外之意，瞿氏是个“叛徒”。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瞿秋白的墓碑，本是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毛泽东既给瞿氏定性，他便跟风转向，在政治局作报告说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叛变了革命。红卫兵得知周恩来报告的内容，便到八宝山公墓砸了瞿氏墓碑。周赶紧表态：“碑上有我的题字。我当时认识不清。”“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７１） 第二年五月，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再登八宝山，并向全国告示：他们“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把瞿秋白的臭骨扔出了八宝山”。（７２） 至此，中国历史名人的墓差不多全被扫了一遍。但这时在毛泽东眼里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的红卫兵渐失斗志，没劲再革古人的命。砸坟运动也就打上了休止符。 殓尸造坟本是“四旧”。可十年后毛泽东死去，中共却把他的僵尸供奉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占据了原来广场上仅有的一块供人休闲的绿地。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历史讽刺吗？ 注 释 （１） 喜民著《魂系中南海》第９２页。 （２）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３）《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４）同（２）。 （５）同（３）。 （６）《钟山》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一三四页。 （７）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宣传部刊印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行录》第七十八页。 （８）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新北大》报。 （９）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六十年代的大批判》第一六六页；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续一）第三一○页。 （１０）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五一一页。 （１１）摘自《四川师院学报》一九八○年第四期。括弧内为引者所加。 （１２）转引自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１３）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记录，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第五十页。 （１４）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 （１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 （１６）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１７）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１８）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和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与康生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１９６２～１９６７）第二○四、二二七页。 （１９）《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 （２０）《钟山》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第七十七页。 （２１）《文汇》月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第九页。 （２２）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２３）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刊印的《学习资料》（续一）第三六九页。 （２４）《历史在这里沉思（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记实）》第二卷第１２页。 （２５）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讨孔战报》。 （２６）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２７）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２８）一九八六年群众出版社《历史的审判》（续集）第二十二页；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等联合汇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以下简称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１２-９、１２-１０页。 （２９）同（２５）。 （３０）同上。 （３１）《新观察》一九八四年第十八期第十二页。 （３２）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埃及副总统的谈话，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四七○页。 （３３）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１２-９页。 （３４）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阎长贵接见邮电科学院两派代表的谈话，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１２-４２页。 （３５）一九八九年版《南阳市志》第７３１页。 （３６）一九八九年版《勉县志》第６２８页。 （３７）一九八九年版《嵊县志》第４６１，４６３页。 （３８）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至五日北美《世界日报》。 （３９）一九八七年版《汤阴县志》第三十七页。 （４０）《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十八页。 （４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集第四四八页。 （４２）一九八九年版《黎平县志》第３８页。 （４３）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４４）《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一一六页。 （４５）《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六十页。 （４６）袁永松、王均伟编著《左倾二十年（１９５７～１９７６）》第二八六页。 （４７）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４８）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美洲《世界日报》。 （４９）一九九○年版《安阳县志》第八十九页；《黑龙江四十年》第３７６页。（５０）江苏《乐园》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５１）北化《参考资料》第三册第９－３页。 （５２）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５３）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一日美洲《世界周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页。 （５４）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５５）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５６）《了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二期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页。 （５７）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美洲《世界日报》。 （５８）香港《镜报》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六十页。 （５９）一九六七年十月国际关系学院革命委员会批杨战斗队编印的《三反分子杨尚昆的罪恶家庭及反动言论摘编》第一至二页。 （６０）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今晚报》。 （６１）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６２）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六集第１３０页。 （６３）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６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第三十四页。 （６５）一九六七年三月北京大学《新北大》编印的《打倒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谭震林》第六十三页。 （６６）一九九○年版《宜兴县志》第八四二页。 （６７）《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二十五页。 （６８）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一○一页。 （６９）《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第二十页。 （７０）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等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三页。 （７１）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的谈话。 （７２）同（７０），第一二八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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